霞飞 “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黄金海

reading · 发表于 2020-11-28 01:43:03

“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五: 黄金海

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黄金海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本人是工人出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后来紧跟王洪文，当上了高官，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看家人”之一。粉碎“四人帮”后，他在上海参与搞武装叛乱，1982年被判刑。他的人生起伏，给人们以镜鉴。

工人出身

黄金海祖籍并不是上海，而是江苏镇江。清末，上海开埠，临近上海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大批经商者、失地农民等流入上海。黄家也是那个时候流入上海的(一说是30年代流入上海的——笔者注)。黄家流入上海后，没有发过大财，世代为下层劳动者。黄金海的父亲，也是做工出身。黄家一家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生活，仅靠做工为生，其家境可想而知，是很贫穷的。

1935 年，黄金海就出生在上海这样一个靠做工为生的家庭中。由于经常挨饿，黄金海小时候即患上了胃病。黄金海懂事时，即目睹社会的不平等，产生了对旧制度的仇恨感。家庭的贫苦，迫使他从小就懂得帮助家里干些零活，养成了能吃苦耐劳的习惯。黄金海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但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这种情况，对于当时上海大多数贫苦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司空见惯的。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特别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下一代，采取各种办法，让工人子弟读书。当时，黄金海已经14岁了。由于文化基础差，他只能从小学读起，很快就进中学。这种快速学习的方式，不可能使他有更好的知识积累，但也比那些老区的 “扫盲班”、“识字班”出来的人要强得多。因此，说黄金海有中学学历，也算合乎情理。黄金海在小学和中学各读了一段时间，正赶上50年代上海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特别是要在上海发展早就有棉纺织生产传统的轻工业生产，需要扩大招收青年工人。因此，50年代初，刚刚十六七岁的黄金海进入一家棉纺厂当上了工人。因此可以说，黄金海是正宗产业工人出身。

公私合营后，上海的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规模，工人也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到50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国营棉纺织厂，黄金海所在的棉纺织厂，成为国营第三十一厂，简称为国棉三十一厂。这个工厂处在上海杨树浦长阳路上，比王洪文当年所在的上海国棉十七厂要大，职工有一万多人，在上海轻工业部门中，算是比较大的工厂了。在这个工厂中，主要工人是纺织女工，男工主要是钳工、车工等，从事的是机械修理和保障工作。黄金海是一名车工。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大多数是积极向上的。黄金海也受时代和环境影响，对于技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钻研。许多机械方面修理的活计，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工厂里的有些技术难题，也找他参与解决。那个时候，工厂里经常组织工人参加政治学习和其他政治活动，对此，黄金海也积极参加。讨论中，他的发言，还是有一点见解的，因此受到其他工人的另眼看待。

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许多工人有困难，他主动帮助解决。自己能力不够，不能解决的，也要去安慰一下。工人中间难免有些小矛盾，他也出面调解。对于和他交往较多的人，他也以诚相待。这样。一来二去，他在工人中也积累了一点小威信。黄金海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爱好，一有空，他喜欢看书。《毛泽东选集》在当年是很多人爱读的，他也不例外，自费买来，读了不少遍。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一套一套地准确背诵《毛主席语录》与他在这个时候的积累有关。但他身上也有许多要命的毛病，如：较为散漫。有时说话粗鲁等等，这是他当时没有被工厂党组织看好，没有成为工火中的党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当年的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是个表现也算好，但身上也有许多毛病的普通工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可能终生当一名普通工人，直到退休。

带头造反

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关心政治。他毕竟读过几天书，有一定文化基础，平时爱看书看报，也爱听收音机。因此，他对于国家大事是清楚的。

1965 年，上海工业领导部门向国棉三十一厂派出了“四清”工作队，在该厂搞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在“四清”初期，工作队发动工人给厂领导提意见。黄金海是提意见较多的一个。从厂领导人的工作作风、生产管理、对工人福利的关心，到工厂领导人平时的吃穿住，他都提出许多意见。随从他提意见的工人也有一些。但是，黄金海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他平时的一些缺点也让厂领导和其他一些工人抓住了，也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厂领导和“四清”工作组批评黄金海的许多意见，还是很尖锐的。一时间，黄金海自己觉得，在国棉三十一厂，有点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这使他对厂领导和“四清”工作组产生了仇恨心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向关心中国政治动向的黄金海觉得政治风向变了，便带头开始造反。

当年夏季的一天，黄金海在工厂里贴出一张从政治方向到业务管理等多方面攻击厂党委和厂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同于此前他向工厂方面提的意见。一是这张大字报是从政治上全面批判厂领导人的：二是这张大字报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厂党委的；三是以大字报这种形式公开的。这在当时，是极少有人敢于这样做的。何况，大字报所提问题是十分尖锐的。“一石激起千层浪”。黄金海的大字报一贴出，工厂里的干部和工人即议论纷纷。有人说，黄金海是发疯了，敢于给厂党委贴大字报，这是反党，他不要命了。有人说，黄金海贴大字报，是对厂领导此前批评他的报复。也有一些人对他的大字报采取支持态度。

第二天，反对他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但黄金海不示弱，接连贴出了几张反击的大字报。又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串连工作。这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工人。不久。黄金海和支持他的工人秘密酝酿，成立了国棉三十一厂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黄金海被推举为这个造反组织的头目。

但是，厂里也出现了另外一个较大的工人群众组织。这个组织较温和，对黄金海的过激行动和言论批评较多。厂党委和工作组也支持这个组织。黄金海虽然有组织能力，但也架不住这个组织和厂内许多干部群众的“合力”。在自己的造反组织日益陷入困境时，他内心很是着急。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就在黄金海内心焦急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拉起了工人造反队伍，为首者叫王洪文，此人很有能力，在厂里呼风唤雨，不仅成为左右工厂“革命形势”的强大政治力量，还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与北京红卫兵也挂上了钩。黄金海想，何不去国棉十七厂一趟，与王洪文见一面，一来交流“造反经验”，二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一天，黄金海乘八路有轨电车，来到了国棉十七厂，打听到王洪文所在的办公室后，直接叩门进去，见到王洪文后，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摆出非常虚心的态度，说是要向王洪文“取经”。王洪文一听说是兄弟厂的造反派头目，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向黄金海介绍了自己在工厂里拉起造反队伍的情况，还向他介绍了自己此前北京之行见到北京大学造反红卫兵组织头目的情况。黄金海虚心听着，不由得从内心里对王洪文肃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也向王洪文“控诉”了本厂“走资派…压制工人阶级革命”的“滔天罪行”，也介绍了自己的一些造反“经验”。二人越谈越投机，最后一叙年龄，二人竟然是同一年出生。这更加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从此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亲密战友”。

王洪文又介绍了他和国棉三十厂造反组织头目王秀珍串联的情况。二人马上去国棉三十厂见王秀珍。这样，黄金海由王洪文介绍，结识了王秀珍，此行真是收获不小。三人就在国棉三十厂共同商定，从今往后，三个工厂的三个造反组织，要相互支持，互相通气，共同与“走资派”和“保皇派”斗争。这就是后来王洪文自己得意地称之为“三点一线”发迹史，即：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厂、国棉三十一厂三个点，通过联接三厂的八路有轨电车相互串联。

黄金海结识王洪文、王秀珍后，在他们二人所拉起的造反组织支持下，把国棉三十一厂中与自己对立的造反组织压了下去，拉进了许多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他拉起的造反组织日益壮大，成为厂内最大的造反组织。

1966年11月6日，首都造反组织“红三司”和“炮司”驻上海“联络站”决定召开“上海工人串联交流会”，请一些工厂的造反组织头目去参加。结果王洪文和黄金海都参加了。

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和黄金海被推举为这个组织的核心组成员。

1966 年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黄金海被正式推为“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当时进入“工总司”核心组的，除了王洪文、黄金海外，还有潘国平、叶昌明。连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岑麒麟都没有进入核心组。可以说，黄金海是名副其实的“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后来在王洪文搞的宣扬他造反“功绩”的材料中，黄金海在建立“工总司”中的作用，被重重写上一笔。

当时，进入“工总司”核心组的，都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头目中较有影响，较有组织才干者，黄金海能够进入核心组，自己觉得与其他核心组成员比，差一截，但有王洪文当司令，他的心里也算踏实一点。

大胆之举

黄金海进入“工总司”核心组，便不仅仅是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了，他也是全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多如牛毛，较大工厂的较大工人造反组织头目，都是有一定煽动和组织能力者，也都是一些胆子大，有一定头脑的人。黄金海居于他们之上，自己也觉得要急于干出一点“名堂” 来，否则难以服众。正好有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大显身手。

原来，参加“工总司”的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曾率先在厂里造反，并且拉起了一支造反队伍。但在厂里，反对他的人势力不小，厂党委也抓住他一些重大问题，将他打成反革命。确定他为反革命的材料，有一大叠，锁在厂档案室内。这是谢鹏飞的一块心病。谢鹏飞参加“工总司”后，就向核心组“控告”厂党委迫害他的罪行，然后单刀直入，提出要“工总司”帮助他把厂档案室中关于他是反革命的“黑材料”抢出来，销毁。王洪文一口答应了。在一旁的黄金海自报奋勇，说他要率领一些人去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办这件事。王洪文答应了。

说干就干。黄金海从自己手下的国棉三十一厂造反组织中挑选出几十个能闯敢干的工人，乘上他们抢来的厂里大卡车，带上谢鹏飞，直扑江湾。卡车一直开进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在谢鹏飞的指点下，卡车停到厂部档案室门口，几十人跳下卡车，在黄金海的指挥下，抡起手中大铁锤，砸开档案室的门，把谢鹏飞的档案材料全部抢走。

黄金海带着这批材料，回去向王洪文报功，得到了王洪文的夸奖。王洪文曾经将这次行动称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重大革命行动”(第一次是指王洪文亲自率人抢一些布店的红布做袖标——笔者注)。王洪文亲自下令，将谢鹏飞的反革命档案材料立即烧毁。

黄金海率人到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抢谢鹏飞的档案，是在1966年11月中旬。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展，虽然造反组织不少，但都知道档案室是机要重地，还极少有人敢于抢档案。黄金海此次行动，真可谓大胆之举，使他在“工总司”内得分不少。许多工人造反组织头目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有“革命魄力”，有胆有识，敢闯敢干。“司令”王洪文对他更加信任了。

王洪文手下“五虎将”之一

黄金海得到王洪文的信任后，便死心塌地跟随“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砸抢。当时，王洪文手下有五个能打敢拼，能够在打砸抢中率领一帮人冲冲杀杀的人。这五个人是：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时人称之为王洪文手下“五虎将”。

11 月9日，在“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时，黄金海率领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大会。会后，王洪文等煽动揪出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冲击市委，黄金海即率领手下造反兄弟冲在前边。他高举造反大旗，走在队伍最前边，不时领头高呼“革命”口号。在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的情况下，王洪文煽动部分加入“工总司”的人到北京告状，黄金海也是冲在最前边的。无奈，就在他率领手下造反派冲击火车站时，他突然肚子巨痛难忍，浑身冒虚汗。他知道，自己的胃病犯了，只好向王洪文请假。王洪文批准他回去休息、吃药。这样，黄金海没有能够赶上冲击上海火车站事件。这使黄金海遗憾了很长时间。

王洪文率“工总司”部分造反派在安亭卧轨拦车时，黄金海听说了。他弯着腰，双手捂着疼痛的胃，到国棉三十一厂他的造反指挥部，写出控诉上海市委的材料，连夜指挥人刻钢版，印出三大捆传单，亲自率手下造反弟兄带着传单。跑到安亭火车站，增援王洪文，当场散发攻击上海市委的传单，为卧轨拦车的“工总司”造反派打气。他本人也不顾胃痛，加入到卧轨拦车的行列中。王洪文当着“工总司”造反弟兄的面称赞黄金海是“不怕死的革命英雄”。

安亭事件之后，黄金海挺着胃痛，跟随王洪文左右，指挥手下的人，按照王洪文指令，冲击市委，周攻市委领导人，被王洪文称赞为负伤也不下火线的“造反英雄”。

在王洪文等拉起“工总司”大旗的同时，上海也出现了另一个力量很强的群众组织——“赤卫队”。该组织与王洪文对立，提出了取消玉洪交与张春桥在安亭事件后签订的“双五条”(“双五条”，即张春桥与王洪交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订的五条协议，主要内容是：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安亭事件责任由上海市委来负，今后对“工总司”的活动提供方便——笔者注)、打倒张春桥的口号，使张春桥很难受，王洪文的“工总司”也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王洪文决定踏平“赤卫队”。在围攻“赤卫队”中，黄金海是帮助王洪文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在王洪文指挥“工总司”抓陈丕显，并将其关进上海国棉十七厂时，黄金海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在王洪文指挥“工总司”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的时候，黄金海参与了谋划的全过程，并且在“斗争”中指挥手下人冲杀在前列。

黄金海在王洪文手下，率领他组织的造反队伍冲冲杀杀，很有～套。他在与对手“斗争”时，擅长一段一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并且总是用时兴的“革命道理”攻击对方，显得口才很好。他处事果断，下达命令简短有力，说一不二。在危险情况出现时，他表现得很冷静。在复杂情况出现时，他也能准确判断出利害得失，使他在攻击上海市委的“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各种政治势力较量中，从不吃亏，他手下的队伍也不断壮大。虽然他下达命令时，经常骂骂咧咧，带有不少旧上海时阿飞们常有的“脏字”，但仍然有不少造反派愿意跟随他冲冲杀杀，还称他为“黄司令”。而反对他的人则给他送了一个外号——“阿飞司令”。

黄金海虽然得到了“阿飞司令”的外号，但从总体上看，他表现得与粗鲁的陈阿大十分不同。他有头脑，有计谋，有预先的策划和组织，每次都能够按照王洪文的意图办事，并且每次都能够得手。可以说，王洪文在与“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各路造反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能够独占鳌头，黄金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因此，他深受王洪文信任。即使后来王洪文因为陈阿大多次救了自己的命而对陈另眼相看时，仍然看重黄金海，并且把黄作为自己的亲信骨干。

1967 年1月，上海搞一月夺权，建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时，黄金海成为“上海人民公社”委员、常委。1967年2月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人民公社” 成立大会，黄金海登上了主席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登上这样万人瞩目的主席台，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当上“大官”。在造反派控制的《文汇报》上发表的长篇新闻稿《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成立》上，写有这样的话：

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财权，当时就是由“上海人民公社”委员、常委黄金海掌握的。因为王洪文在张春桥支持下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时，黄金海是被派去夺财政贸易大权的指挥者，自然也就顺势掌握上海的财政贸易大权了。

扣押耿金章

黄金海在王洪文手下，是既有胆量，又有智谋的得力人物。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黄金海扣押耿金章这件事情上。扣押耿金章，为王洪文在造反派内部除掉不听自己话的异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耿金章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市产生的造反组织头目。他与王洪文比，资历一点儿也不差，也是中共党员，也是复员军人，也是干部，也是“工总司”的发起者之一。而且，耿金章有一定政治经验，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也受到过张春桥的信任，与张多次晤谈。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组织能力强，他担任“司令”的“工总司二兵团”的人数，占了“工总司”全部人员的一半。

早在“工总司”建立不久，耿金章就与王洪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张春桥虽然从中多次调解，却不见效果，二人分歧越来越大，直到耿金章率“二兵团” 要与王洪文分庭抗礼时，王洪文才觉得事情严重。为了不让“工总司”分裂，王洪文对耿金章采取了一些让步态度，但却始终不信任耿金章，耿金章也不服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耿金章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空头常委，手中没有任何实权，而且，在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根本不告诉耿金章。连“上海人民公社常委会”也不让耿金章参加。耿金章火了，决心与王洪文分道扬镳。

就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不久，耿金章就开始与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上海大联合委员会”串联，打算另外成立一个“第二上海人民公社”。耿金章此举，很快就被王洪文得知，张春桥自然也知道了。与“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这还了得!张春桥恼怒，王洪文发火。

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和王洪文商量，由他把二人叫到一起，先做一做耿金章的工作。但是，当张春桥把耿金章和王洪文叫到一起，让二人商量一下“工总司”内各兵团合并问题时，耿金章根本不买账。耿金章知道，王洪文已经得到张春桥的绝对信任，合并也好，“联合”也好，都是王洪文吃掉自己。他决不能放掉手中的实力。张春桥见做耿金章工作不成，即暗示王洪文可以对耿下手，除掉他。

除掉耿金章，并不容易。耿金章不仅手中有占“工总司”人员一半的“二兵团”，还与“一兵团”、“三兵团”保持联系，与反对张春桥、王洪文的上海一些造反组织串联在一起，势力极大。如果动耿金章，很可能引起上海全市武斗，被张春桥吹得天花乱坠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就“穿帮”了，“上海人民公社”也肯定会垮台。怎么办?王洪文脑子一转，立即想到足智多谋的黄金海。他把黄金海找到自己家来，二人关起门来密谋了一整天，一个扣押耿金章的方案形成了。

第二天，王洪文把耿金章请到“工总司”，对耿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和耿金章叙谈起造反的“革命友谊”，赞颂了耿的“革命精神”和“造反功绩”，还讲：“工总司”发展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走资派”，我们要认清主要斗争对象，“工总司”内部一定要团结。然后，话锋一转，提出，明天我们谈一下内部团结和联合的问题。耿金章见王洪文情真意切，就答应明天和王洪文一起谈一下。耿金章的打算是：通过这次谈话，摸一下王洪文的底，在这个“工总司”“司令”面前，为“二兵团”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

耿金章毕竟有一定政治经验。对与王洪文交谈的地点十分在意。他知道，在王洪文势力范围内谈，自己将十分不利。他便问道：在什么地方谈?王洪文作思索状，说：在国棉三十一厂谈怎么样?耿金章想：国棉三十一厂，不是国棉十七厂，不是王洪文的老窝。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头目是黄金海，是黄控制的势力范围，而黄金海在“工总司”内，也和自己一样，是核心组成员。平时，黄金海对自己十分客气，十分尊重，没有做过任何不利于“二兵团”的事，在造反时，与自己也配合得很好。他认为，黄金海与自己，与王洪文，是等距离的关系。在国棉三十一厂谈，黄金海绝对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可以放心，便一口答应了。

隔日上午八点，耿金章率负责保护自己的手下几个亲随弟兄，分乘小轿车、越野车开到长阳路1382号国棉三十一厂门口。耿金章从车窗中看清：黄金海正满面笑容地在厂门口迎候自己，更加放心了。黄金海亲自指挥耿金章的车队开进厂里，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耿金章的车队全部开进厂里时，黄金海下令：关上大门。他手下的弟兄立即将大门紧紧关死。耿金章仍然没有回过味儿来，以为是为了保密。便下了车，把手伸向迎过来的黄金海，想和他握手。没有想到，黄金海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变成了怒容，一把将耿金章伸过来的手抓住，对耿金章说：你今天来了，就走不了了。黄金海话音未落，埋伏在厂区内的黄金海手下造反队员们一下子涌出，将耿金章和他手下的人全部绑了起来。耿金章大喊：我是来和王司令谈大联合的事的!黄金海笑道：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你是反革命!耿金章知道上了当，当了俘虏，便大骂黄金海：“你是个阿飞司令!”黄金海回道：“你反对上海人民公社，你就是反革命!”他回头命令手下人，把他们拉到车上去!手下人七手八脚将耿金章等几个人推上事先预备好的大卡车，拉到杨树浦区公安局，戴上手铐，关进了监狱。耿金章这个常委，再也别想参加常委会了，与他手下的弟兄也失去了联系。黄金海把耿金章关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和王洪文一起，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把耿金章手下的“二兵团”全部“收编”到自己的造反队伍中。两个月之后，张春桥得知耿金章手下人已经被“收编”完毕时，假腥腥地找王洪文谈话，说耿金章在与“走资派”斗争中有功劳，在造市委的反时有贡献，要释放他，今后就把他当作新的“统战对象”。王洪文不敢不听张春桥的话，马上找到黄金海，在黄的陪同下，来到杨树浦监狱，笑容可掬地和耿金章谈话，说春桥同志十分关心你，要我们释放你，你出来后要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斗争。在监狱中受够了罪的耿金章对张春桥十分感激。他被放出来后，仍然担任“工总司”常委和“上海人民公社”常委。不过，他手下的人已经极少了，再也掀不起任何风浪了，更谈不上与王洪文抗衡了。黄金海为王洪文除掉了最大的敌手，王洪文对他更加器重了。

受到“四人帮”的重用

就在上海一月夺权不久的1967年2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指示》，指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好”的话，随之，“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且于2月24日召开有百万人参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张春桥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成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金海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常委、革命委员会财贸组负责人。

当上上海军委会常委的黄金海，地位高了，身份变了，也坐上了轿车，住上了高干房。但仍亲自指挥武斗，曾亲自指挥手下除掉上海青浦县与“工总司”对立的一派。黄金海管上海市的财贸，有点儿“独特”。他对业务并不懂，但手下配几个懂业务的秘书。许多业务方面的事，都由秘书们拿出办法，写出材料。由他签字。他只问几个大的数字，好应对开会时别人的提问，或者应对上边的查问。他特别注意听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只要他们一发话，他立即执行。

他当上大官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到各单位检查工作，经常在自己的小汽车上，放一支小口径步枪。还预备许多子弹。一有空，就到靶场打上几枪。他这是和王洪文学的。因为王洪文就经常自己带枪。黄金海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他知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打杀杀，树敌不少，他预备的这支步枪，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出许多的造反派头目，他们或者在派系斗争中被打压下去，或者受到重用之后不久，就不再受重用了。黄金海则不同，他一直受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重用。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张春桥、王洪文十分效忠，对于他们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执行。

1968 年下半年，王洪文亲自到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目的只有一个——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又是召开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会议，又是在党员中串联，讲了黄金海一大堆 “功绩”。他还提出了一个奇特的理由：黄金海已经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在王洪文的操纵下，黄金海在1968年下半年即入了党。后来，当上海市建立市委领导班子时，黄金海又成了市委常委，他分管财贸的官位没有动，还增加了一个头衔——市总工会常委。

党的九大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黄金海即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他唯“四人帮”之命是从。这样，他也就一直受到“四人帮”的信任，不仅他在上海市的官位一直保持，还在“四人帮”的“力荐”下，差一点儿没有调到中央来当外贸部副部长。

据一位原国务院领导人回忆：1974年，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住在锦江饭店，已经投靠“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的马天水前来拜访，实际上是奉“四人帮”之命，提出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当时“四人帮”已经在操作把他们在上海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官。这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即答复马天水：自己调中央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游说这位国务院同志，直到深夜才走。这位国务院领导同志返京后即找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柴树藩商量此事。李、柴均认为，黄金海如真的塞进来，卡在他们中间，不好办。他们不同意。这样，黄金海没有调北京当外贸部副部长。此事得罪了“四人帮”，也得罪了上海管财贸的黄金海。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

黄金海虽然没有当上外贸部副部长，但他在“四人帮”心目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粉碎“四人帮”后查出来的“四人帮”准备上台后的“组阁”名单中，黄金海赫然被列为“副总理”人选，并且在“四人帮”拟定的十三个“副总理”中，排名第八。

获刑15年

1976年10月，在上海的黄金海的“副总理”梦没有圆，却得到了“四人帮”在北京被抓的消息。他焦急，他紧张，他愤怒。他知道自己是“四人帮”的人，与“四人帮”有荣辱与共的关系。因此，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孤注一掷，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中去。

1976 年10月，黄金海在焦虑中度过。他参与了策划、组织了向上海工人民兵突击发武器和准备武装叛乱的重要活动。从9日到12日，他每天按约定时间去总工会和王秀珍、徐景贤等人碰头。特别是10月12日下午，他和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他的老窝——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还策划制定了叛乱用的21条标语。同日晚，他和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萧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秘密会议，进一步提出停产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叛乱方案。

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果断而又策略的行动，粉碎了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顺利向上海派出了中央工作组，控制了上海。黄金海的好日子结束了。不久，黄金海被隔离审查。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黄金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党史博采：纪实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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