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大跃进时期的江西政局

reading · 发表于 2020-11-26 10:47:35

激进与务实：大跃进时期的江西政局

云从龙
　　

　　 1958-1960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这场运动背离了社会基本发展规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是一场巨大的倒退。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1958-1961年间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根据学者的统计，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3250万1，江西作为华东重要省份和革命老区之一，亦未能幸免，但相较之下，江西受大跃进贻害甚少，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与一线之隔的安徽相比更是天上地下2，即便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江西仍然是全国粮食最为充盈之地，不仅努力自给，还不断调拨外省，缓解各地缺粮困局。本文以这一时期的江西农业政策为切口，以这一时期主导江西政局的几位高级领导人为观察对象，尝试讨论江西在跃进时期相对平稳之政局的原因。限于篇幅以及相关文献的暂时性缺失，本文仅仅限于对一二位江西政府高层干部的的主政理念进行粗浅讨论，而对与之相关的大量中层和基层干部则没有被纳入研究视野，同时，也撇开了1959年召开于江西的庐山会议对地方时局影响的探究。严格来说，本文是一个纷繁而复杂话题的开端，或者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

　　内参中的赣南

　　 1960年，适逢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之期。对于江西省赣南行政公署来说，这一年并不能算是太平无事。在一般的年份，春天是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节，各县各村都在忙着春耕生产，家家户户的牛马牲口定然喂的膘肥体壮，随时听候使唤。但这一年有些反常，在行署下辖18个县的一些人民公社里，陆续出现了耕牛和生猪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比如广昌县，在1-2月间，非正常死亡的耕牛就有306头，生猪4176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牲畜死亡呢？行署公安处认为主要原因是社员存心破坏生产。对此，公安处在内参《情况汇报》中做了详细记录：

　　 3月7日至17日，南康、乌寻先后发生私宰耕牛、牲畜、破坏春耕生产事件9起，被杀耕牛4头，猪20头。2月7日晚南康县麻桑公社松江大队居民蔡周汗趁社员去看电影的时候，偷偷进入生产队的牛栏内，杀死小牛一头，砍伤壮牛一头，等人们发现时周已经将小牛拖回家中煮熟吃了个干净3。

　　 4月11日，《情况汇报》通报了一季度"耕牛、生猪被杀害和死亡的现象"，内称："定南县一月至三月中旬，被私宰的耕牛有2头，生猪89头；死亡的耕牛192头，生猪1009头。广昌县1月至2月10日死亡耕牛306头、生猪4176头。死亡的306头耕牛中，能耕田的占80%，小牛占20%.从死亡的原因来看，因管理不善跌死的占60%，病死占23%，杀害占17%。死亡的生猪中，病死的占76%，私自杀害占24%."在很多生产队，社员们都故意不让牲畜吃饱，设法将其饿死，有人甚至残忍地用铁铲、石头等利器将牲畜活活打死。但是，对于这样的行为，社员们并不感到心痛，反而说："我们的粮食这么少，看着都伤心，还有饲料给猪吃？"

　　在机械化程度低下的农业社会，耕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对生产力往往起着关键作用。以一个家庭为例，有耕牛的家庭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可能是无耕牛家庭的数倍，耕牛数量锐减，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幅衰退。生猪则是除去农作物之外能给农业家庭带来额外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家庭养殖生猪，既可以保证自身蛋白营养供给，还能够将猪肉兑换为货币，进而取得其他商品。另一方面，由于耕牛、生猪在养殖中都需要消耗大量饲料，养殖成本较高，一旦发生食物供应紧张、如饥荒，便会出现牲畜与人争食的局面，这时候，牲畜自然得不到妥善照料，或病或死，在极端情况下，牲畜还会成为人们免受饥饿的补给品，宰杀、偷杀、故意致死牲畜便在所难免。

　　赣南地区耕牛和生猪出现异常死亡可能不是一个孤例，统计显示，在1958年到1961年中，江西主要牲畜（耕牛与生猪）饲养量都呈逐年下降趋势。1958年，江西耕牛、生猪总饲养量分别为212.9万头和532.0万头，到1961年，这两组数字下降为181.9万头和412.3万头5。如果说在某一公社、某一村"社员存心破坏生产"导致牲畜大量死亡，或许真有其事，但全省牲畜饲养量都在逐年下滑，难道全省人民都要存心破坏生产不成？这显然说不过去。

　　除了发生牲畜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外，春耕期间，赣南各地还出现了农民抢粮风波，带头者往往是公社或村里的干部。有的地方，甚至还发生了害人性命的刑事案件。《情况汇报》记载：

　　 1960年2月，瑞金、南康、寻乌三县先后发生粮食被盗案件17起，损失粮食5540斤，喂牛饲料红薯2000余斤。2月20日，瑞金县岗面公社、壬田公社张宏棋、陈育机、罗敬楷、邓石寿、朱仁辉等人带领村民将大队粮仓封条撕掉，先后私分早稻谷种1400余斤，喂牛红薯2000余斤，并说："宁愿被打死也比饿死好，不但现在开仓，将来还会抢粮。"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带头人都是各大队的队长和干部6。

　　 3月8日晚上11点，全南县龙下公社村民黄世英独自在家，忽然遭到四个陌生人的攻击，他们将黄拖到院外捆在树上，暴打一顿，然后冲进黄的屋子，将仅有的100余斤粮食和一只老母鸡抢走。第二天，该案便被当地公安机关侦破，四个人分别是1959年从广东窜入赣南的邓广福、邓广清兄弟以及龙下公社的陈玉初和钟素鸿，他们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强硬地表示："只要能吃饱，就算死了也愿意。"7

　　相比牲畜死亡、抢粮等现象，各地居民"恶毒攻击人民政权"的不满情绪以及蛊惑人心的谣言或许是最令官方感到不安的。在公安处的《情况汇报》中，记载了从这一年4月到11月发生在各县公社、工矿中的数起不满言论，以及危害甚大的数起流言蜚语，这些"起事者"，有的是一般村民，有的是企业职工、基层干部，还有所谓的"地富反右坏分子"，他们的怨言五花八门，足以诋毁社会主义"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

　　 4月11日，在大吉山钨矿五里亭豆腐加工厂门口，赫然出现了一条六百多字的"反动标语"，标题是"要想吃饱饭，大家一起干，打倒共产党，人人有希望。"88月某日，赣南冶金修造厂干部黄泽万在学习会上说："大跃进搞坏了，肉吃不上，粮食又不够吃。"，工人蔡思辉则说："粮食不够吃，猪肉又吃不上，油又少，拿起钳子来手都发抖。"赣州居民晏福利说："政府说话不做效，放屁一样，说八月每人有猪肉供应，现在又讲没有了，以后政府讲的话我就不相信了。"911月23日，赣县湖边公社蟠龙大队妇女主任李秀清愤怒地说："现在政策落实落实，命都要短10年"。副队长胡万东说："现在搞自留地下放，人都死了，下放也无用了，饿得农民没一点气了。"10

　　 10月初，在赣县、大余、定南、宁都、上犹、南康、于都、赣州等八县市先后发生了25起谣言。赣县吉埠公社村民吴有发造谣说："下放的干部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好干部，没问题的就不会下放。"兴国城关公社村民钟利生造谣说："四面都打起来了，我们有出头日子了，希望快点好，像炒青菜一样炒他几下功夫就好。"宁都县石上公社村民黎广新、杨金秀等人造谣说："庚子之年人吃糠，虽有大斗无米量。"定南县三亭公社村民黄善政造谣说："月子公社有一个人生下一个小孩，一出世就会说话，那个小孩说：今年粮食少，明年骨头多，后年粮食多。"还有一个村民造谣说："毛主席到了赣州，戴着黑眼镜、口罩，到百货商场去密查，当时遇见很多小学生，毛主席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意见？学生们说，别的没有什么意见，就是粮食少，吃不饱。结果毛主席就批评了赣南的粮食工作搞得不好。"11

　　这些不满情绪和流言蜚语显然令赣南行署公安处高度紧张，但是，在具体的应对中，却常常既粗暴而又简单。在他们看来，人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做出诋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妄图复辟，推翻人民公社，攫取社会主义革命果实。基于这一认识，他们认为"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特别是其中的死硬派，更会采取各种凶恶的手段来进行破坏。"务必"斩断敌人的魔爪，更好地保卫三面红旗。"

　　人们为什么不满

　　然而，不满情绪似乎无孔不入，更不局限于赣南大地。相关机构往往刚刚奉命查处了一起"不满言论"，另外的事件又紧接着发生了，颇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态势。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江西水利水电学校的老师梁修伟因为"个人主义"观念强烈，而被迫向组织写了"自我检查"，在检查中他坦言，对于过去的生活，他充满了怀念，那个时候"最穷的人也有三餐饭吃，可是今天有时吃两餐稀粥，肉一年到底还吃不到一点。"他因此而对当局产生不满，并写下了"反动诗"："忆当年，努力芸窗，学成了本领一椿，怀才不遇，心中惘怅，罢仕途，归转家乡，奈何身在他邦。""讲言论自由，大兴维民所止，说政治民主，实行一党专权。"12除了这些，他还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告密、走后门、形式主义等现象十分不满，在他看来，所谓的进步就是"巴结领导，当留声机一样去唱党调"，自己空有一番才华，却无法施展，因而情绪低沉，消极退步。在最极端的时候，他居然打算和亦师亦友的汪韶华一起组织十几万武装力量上山去打游击，当土匪，首要目标是要占领粮管所，抢了粮食，分给饿肚子的人，这样就会得到大家的支持13。

　　在政治高压年代，梁修伟的做法将会为他个人带来灭顶之灾。不过，在将近一个甲子之后，当我们抛却一些荒谬的政治因素再来衡量上述事件的时候，或许能找出这些"铤而走险"之举的真正原因。我们发现，不论是社员私宰牲畜、抢劫粮食，还是借机制造各种紧张舆论、抑或像梁修伟那样"图谋不轨"，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一点：粮食。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够吃饱肚皮，可能就不会再做出这样危险的举动。倘若这一点仍旧不能令人信服，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认同官方说法的基础上提出更为尖锐的疑问：社员们为什么要存心破坏生产？为什么要存心诋毁社会主义制度？除非这种生产模式、社会制度令他们得不偿失，今不如昨，或者集体否决这种生产模式之后他们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人们不可能这样极端和"死硬"。既然人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粮食，说明在这一时期，粮食生产和供应出现了问题，基本生活资料存在匮乏，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粮食短缺，或许是引发上述一系列社会事件的根本原因。相关数据显示，江西省粮食产量从1958年开始，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到了1962年，粮食总产低至603.44万吨，创1949-1989年历史极值，而当年江西省人口为2039.91万14，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95.82公斤，每人每天供应量连一公斤都不到。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人们自己尚且吃不饱，哪里还有心思去照料牲畜？面对这一组数字，上述问题的终极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官方批驳社员存心破坏生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谎言也不攻自破。

　　事实上，从赣南各地心存不满的人们到"图谋不轨"的梁修伟，他们在1960年前后的生活无不笼罩在一场大饥荒的阴影之下。根据一些统计数据，从1958年到1961年，全国"被饿死"的人口高达3250万，其中以四川、安徽、湖南、贵州等省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根据当代研究者的统计，仅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人口就有1200万之多。在四川的一些村庄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县死了一半人的现象，有的村庄全村死光，只得去邻村请掩埋死人的人，结果埋人者也由于体力不支而死掉了，最后只好再从其他村庄调人来埋那些埋人的人15。

　　 18.1万和633万

　　不过，相比四川、安徽、湖南、贵州等灾情极端严重的省份，江西的情况要相对乐观一些。根据曹树基的研究，在1958--1962年间，江西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1万，仅占灾前总人口的1.06%16，与此同时，在环赣六省（指皖、浙、闽、粤、湘、鄂六省）中，仅有浙江死亡人口小于江西，其他五省均有高出，其中安徽死亡人口高达633.0万，占总人口的18.37%。粮食方面，在江西及环赣六省中，江西粮食人均拥有量高居第一，比最低的安徽高出9公斤/人均每年17。

　　除了满足江西本省人口需求之外，江西还连续向其他省份调出粮食，缓解一些地方的粮荒（见上表）。"一五"（1953-1957）计划期间，江西共调出粮食25.3亿公斤，平均每年调出5.05亿公斤。"二五"（1958-1962）计划期间，共调出粮食24.65亿公斤，年均调出4.9亿公斤，此后调出粮食数量逐年增长18。不仅粮食调出，连食用油料也在保证本省最低消耗的情况下有所调出。在1958-1961年间全国普遍出现饥馑的情况下，江西却还能从牙缝里挤出粮食为国家分忧，由此看来，江西当时的情况确实要乐观一点。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人们纷纷来到江西寻活路，他们说，到了江西就会有米吃，情况果然如此19。

　　大饥荒期间，江西和其他省份相比，情况何以乐观一些呢？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意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特意将安徽和江西在大跃进时期发生饥荒的情况做了一番比较研究20，大致认为三个方面原因使得江西有别于邻省：一是根据1958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江西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可以被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和'贫瘠山区'"，因而享受了公共政策上的各种倾斜和保护。其二是在《农业税条例》保护下，江西在1957-1959年由邵式平和方志纯等省政府高层领导直接挂帅，先后大规模建成了349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农场、林场、果园场、茶场和渔场，总共耕作230万亩农业土地，生产了大量粮食。以1959年为例，"国家在江西征购了200万吨粮食，而农场的产粮量（112.5万吨）则相当于国家征购量的56%"。其三是江西在1950年代形成了以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和刘俊秀四人为主的一个"集体性的现实主义态度"政府。在这三点原因中，他着重解释了第三种因素，他认为，"在大跃进开始时，邵式平和方志纯带领了一大批下放干部去了赣东北，在两人当年开展游击战的大茅山地区建立农场垦荒，杨尚奎走访江西82个县进行实地调查，或静默地远离大跃进的热潮、或专致于老区的经济建设，杨、邵和方事实上回避了对大跃进推波助澜。"这种"集体性的现实主义态度"对江西避免出现大饥荒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陈意新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集体性的现实主义态度"是怎样驱驰权力机构运行的，或者杨、邵、方、刘四个人怎样通过微妙的关系来进行权力博弈，进而保持公共政策的相对稳定？这一点在以个人意志为政府治理基础的公权力体系中，意义非常重大。简单来说，就是"清官理论"，即一个地区民众幸福指数高低，完全取决于地方主官的意图，如果他励精图治，辖内可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反之可能饿殍千里，民不聊生。

　　在下章中，笔者依据杨尚奎、刘俊秀二人在1960年前后的几份公开讲话文稿以及相关传记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些粗浅探索，也算是对陈先生研究观点的补充。另需说明的是，有关赣省与其他六省在大跃进期间非死亡人口相对较少的问题，还牵扯到气象、土地、垦殖、农业等众多领域，纷繁而深刻，限于本文主旨，将不做细致的考察，我们的重点将是对这一时期江西大政方针的讨论。

　　激进者刘俊秀

　　在由杨、邵、方、刘四人组成的"集体性的现实主义态度"政府中，刘俊秀可能是在政治上较为激进的一位领导人。这一点，从他在1958年12月7日召开的江西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先进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就能得到证明。

　　在这次会议上，刘俊秀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回顾1958年的农业发展成就，二是部署1959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在谈到1958年取得的农业成果时，刘信心满满地说这一年实现了"粮食、棉花及其他农作物的空前大丰收。"其依据是：

　　据十一月下旬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统计，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到290亿到300亿斤，比去年增长一倍以上，按全省耕地实收面积计算，平均亩产接近千斤，超额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指标。如按全省城乡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有粮食1600斤，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1800斤，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21

　　 1958年，江西省粮食总产量132.48亿斤，人均632.7斤22，刘的报告比这一数字高了2倍还多，这是明显的虚报和浮夸。设想如果当年江西粮食人均产量达到1600-1800斤，那便意味着江西一年生产的粮食不仅自己管够，还能养活当年安徽的大半人口，这哪里是叫"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大丰收。

　　在汇报其他农林渔副的产量时，同样存在巨大的浮夸，比如，刘认为1958年"全省油脂总产量可达2.2亿斤，比去年增长35%".皮棉总产量可达到80万担，比去年增长57%；生猪生产达到920万头（包括公猪、母猪和小猪），比去年增长52%；水产总产量将达到4.8亿斤，比去年增长3倍。除了这些"巨大的成绩"之外，刘还特别罗列了1958年各地放出的高产"卫星"：

　　今年农业生产，不仅保证了大面积丰收，而且还先后放出了许多高额丰产"卫星"。一次栽成的早晚稻放出了亩产4、5000斤，6、7000斤，9000多斤，最高达到16000多斤的"卫星"；晚稻有不少地方采用寄秧、移栽或倂坵的办法，亩产达到了6万、7万、13万、15万、16万、19万以至20多万斤；红薯放出了亩产5万斤、9万斤的"卫星"；棉花放出了亩产皮棉1600斤、1700斤、1800多斤的"卫星"；黄麻亩产皮麻6000多斤、35000多斤；甘蔗亩产15.5万多斤，最高29万多斤；芝麻亩产4800多斤；油茶（茶桃）亩产10万、11万、13万多斤；茶叶亩产1400多斤，最高达到2800多斤；池塘养鱼亩产25000多斤、30000斤、49000斤，一网捕捞鱼53000斤的"卫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这一组数据里得到了再好不过的印证。刘俊秀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变得如此激进并过分高估江西省取得的成绩呢？该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人民公社运动推进情况，并首次发出"人民公社好"的指示。8月15日，江西修水县三都、联盟、杨梅三个乡合并成立"太阳升人民公社"，成为"江南第一社"。当日，公社近万名群众举行了隆重集会，人们自编歌谣：" 一道喜讯传到村，建成公社太阳升；工农商学齐合一，共产主义早建成。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八旬婆婆也歌舞。唱着公社上天堂。"表示对人民公社的热烈欢迎。8 月19日，江西日报以《修水县升起红太阳》为题对太阳升人民公社的成立做了报道，不久，刘俊秀便来到公社考察，公社党委书记赖怀寿问刘《江西日报》对太阳升公社的成立怎么会如此重视，刘俊秀回复说："他湖北放卫星，我江西升太阳嘛!"23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决议颁布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江西紧跟大势，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堪称神速24。刘俊秀或许正是被这一"伟大成就"所蛊惑，头脑发热，对诸如"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仿效外地推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现象大加赞赏。当有人不太赞同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时，他则坚定地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大跃进事关全局，必须争取全面胜利，同时指示全省在农业战线上要看站以"高指标"和"高产竞赛"为主要内容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25。

　　激进的政治态度最终带来了可怕后果。由于高层干部带头对浮夸和虚报产量这一行为（即"放卫星"）表示了支持，使得地方政府毫无顾忌地公开扯谎，并以此作为牟取政治利益的筹码。虚假的农业生产数字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筛选，在层层汇总之后支撑了国家层面的公共决策，最终国家认为农业形势一片良好，从而一再地提高农业税以及粮食征收的标准，但实际上粮食产量并未上去，反而由于各种因素而出现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负担剧增，为了完成国家税收及粮食征购任务，很多家庭中最后一粒余米都被强行征走，饥饿由此滋生。此外，人民公社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平均主义，背离"按劳分配"、科学耕种等基本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各类问题和矛盾日趋严重。以太阳升人民公社为例，当时各地大搞"卫星田"，认为密植会大幅提高亩产，实际上这根本不符合科学规律，农民也对之大加反对。但作为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必须大力推行。赖怀寿迫于无奈，拿出5分水田来试验，社员们小心翼翼地将别的田里的禾苗移栽到"卫星田"中，禾干密不透风，厚如毛毯，最后居然搬来鼓风机往田里吹风。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颗粒无收。这种情况，即使连正在兴头上的刘俊秀也看不下去。刘第二次去太阳升人民公社考察的时候，专门查看了5分试验田的情况，赖怀寿担心自己搞的太少，战战兢兢地向刘汇报，他只安排了这么一点点，远未完成省里的任务。刘听后一言不发，掉头便走。赖紧追上去，继续请示，相差的数量是否一定要完成？刘答复道："你就搞这点吧。"26

　　刘俊秀默认了赖怀寿的做法，他显然明白问题所在，而直接原因甚至就出在他身上。7月份，《江西日报》连续十天报道了鄱阳、乐平等地出现的"高产卫星"，最高亩产达到9195斤，紧接着，《江西日报》又报道了"山高、水冷、风劲、地寒"的星子县"丰产事迹"，称该县早稻亩产达到802斤，堪称奇迹。刘受到这些"喜报"的鼓舞，当即向江西省委请示在早稻丰收的基础上，争取晚稻更大的丰收。"实现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88-300亿斤。平均亩产达到800-833斤，一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粮食指标。"27这些激进的行为，无形中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农业形势。

　　相关材料显示，在1958-1960年间，刘俊秀经常前往各地县进行工作考察，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和杨尚奎一样，走遍了全省82个县28。就农业系统的领导经验来说，刘也不可能是个外行。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发动农民成立农协，并亲任主席。建国之后，他又是江西省推进土改运动的主要负责人。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刘为江西省委第二副书记，主管农村和农业工作，次年春，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改为省委农村工作部，刘兼任部长29，到1959年，刘与"三农"打交道已差不多快十年了。由此揣测，对于各地农业的真实情况，刘定然心中有数，绝不至于空白一片。

　　但是，在一颗又一颗"农业卫星"面前，他还是放弃了理性判断，盲目跟从。在谈及1959年的农业生产时，刘俊秀继续鼓励人们大力推行"少种、高产、多收"方针，粮食总产量"要求在1958年的基础上，增长到450亿至500亿斤，全省城乡人口每人平均有粮食2400至2600斤。"其他如棉花、黄麻、油料等农作物的产量同样要大幅度提高。如何实现这一任务呢？刘认为，必须依靠"水、肥、土、种、密、害（消灭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八字宪法，与此同时，他特别提出要在全省开展大面积高额丰产运动，其具体做法就是继续试验"卫星田"，"在产量指标要求上，水稻'卫星'田最少应亩产万斤以上，高额丰产田亩产3000至5000斤，一般丰产田亩产1000至1200斤。"30

　　刘俊秀大概想不到，从去年开始，老百姓就已经被这种盲目的政策害的苦不堪言，在一些地方，农民为了反对人民公社，不惜偷杀集体的耕牛和破坏生产工具，以抵制严重掠夺农民劳动成果的"一大二公"，更多的人，虽然未曾付诸行动，却都像梁修伟那样在心中对政府产生了强烈不满。这种错误极其危险，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可能要"断送革命"31。

　　居中周旋的第一书记

　　虽然刘俊秀是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对全省的农业生产具有决断权，但在这些决断具备实际效力之前，必须得到更高层领导的同意。1958年，刘俊秀的顶头上司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一个是省长邵式平，从中共干部的组织结构来看，杨尚奎是刘的直接领导，从某种角度来说，刘俊秀的工作，至少要得到杨的支持。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1月7日，江西召开了第五届全省党代会第三次会议，杨尚奎出席并做了题为《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这份至少被修改过三次的报告中32，他对当前和今后的工作部署态度极其谨慎，甚至在努力纠正一些已经跑偏的社会政策。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杨尚奎对刘俊秀在一个月前部署的农业生产任务发表了不同意见，但从杨的讲话中，却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这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一些激进行为的抵制。

　　杨尚奎的这次讲话，主要围绕人民公社这一炙手可热的话题展开。他首先阐述了过去一年全省工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人民公社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去年仅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全省2.3万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要求下，改组成为191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到了402万余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同时，"全省共创办了10.8万多个公共食堂，19.4万多所托儿所，1.6万多所幼儿园，使长期束缚在家务方面的妇女劳动力得到彻底解放，为工农业生产增加了一支庞大的战斗队伍。"总体而言，"我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应当说，速度是很快的，基本上也是健康的。"33

　　 "基本上也是健康的。"这是杨尚奎对全省人民公社发展形势的宏观判断。但是，这并非是一个包含肯定态度的表达，而是欲抑先扬式的表述。在大跃进开始之初，杨就主动到各个县里搞实地调查，应该说，对于省情、社情、民情，杨比任何人都心里有底。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对人民公社的"成就"并未大肆鼓吹，而只是点到为止。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设法让各级干部认识到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甚至多次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向与会者宣贯具体的工作方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人民公社在较为正常的道路上运行：

　　 "过去一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充分估计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也要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性，使之建筑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之上。我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建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从而推动了大跃进形势的迅速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地方也出现了某些忽略客观实际可能性，甚至出现了某些虚夸和形式主义现象，这也是必须注意纠正的。过去一年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有纲就要有目，要突出重点，又要全面安排，要用两条腿走路。我们在工业上抓住了钢铁生产这个重点，以钢为纲带动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在农业上抓住粮、棉这个重点，以粮为纲带动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由于经验不足，在纲和目的关系上，曾经出现过某些失调现象，钢铁元帅迅速地跃上去了，但有些方面却跟不上去，有些方面被挤掉了一些；粮食抓住了，但有些地方对于多种经营却注意地比较不够；生产抓住了，但有些地方队生活却注意不够。这些虽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也是必须注意纠正的。如果这些问题不妥善加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就必将受到影响。"

　　 "目前由于人民公社成立不久，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刚一成立就忙于秋收、秋种和全民炼钢铁等紧张工作，来不及巩固组织，健全制度，系统解决公社成立以后有关生产、分配、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新问题，再加上我们的经验不足，因而目前人民公社中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认识上曾经出现过不少糊涂观念，政策上曾经出现过某些错误的作法，作风上也出现过某些脱离群众的现象。……"

　　 "应当看到，目前在我们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还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化一经实现，就'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或者'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们认为'只要实现了供给制，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大家拉平就是共产主义'，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曾经出现了某些不正确的、庸俗化的解释和做法……"

　　 "从目前我省的情况来看，在人民公社工作中，右倾保守思想和急性病的倾向同样都存在，都必须注意纠正。但是当前的主要偏向，则是某些地方所出现的急性病和平均主义的倾向。例如：在处理公社的生产问题上，只强调统一调度和集中领导的一面，忽视因地制宜和分级管理的一面，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数量过多，生产计划的安排限制太死，甚至出现了某些形式注意现象，等等；在处理公社的分配问题上，只强调供给制的一面，忽视工资制的一面，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在现阶段的积极意义，想一下子全部实现供给制，甚至简单地强调'一律拉平'等等；在处理公社的生活福利问题上，只强调大集体的一面、忽视小自由的一面，只抓生产，不抓生活，等等；在处理组织制度问题上，只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一面，无视管理民主化的一面，完全用军队的一套组织形式代替生产管理组织，用命令主义代替说服教育，等等。"

　　 "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我们许多同志，包括省委的同志在内，都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出现一些模糊认识的原因，主要是：对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划分不够清楚，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划分不够清楚，对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界线划分不够清楚，对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比较模糊。"

　　 "目前有些人认为，人民公社化实现以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应当废除了，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应当指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确实具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目前有些人以为，人民公社化实现以后，个人的生活资料也要归公了，大家的生活都要一模一样了，家庭也要消减了，这当然也是一种误解。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向前发展，社会产品愈是丰富，分配给个人的生活资料也必然是愈加丰富。我们要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我们要建立民主、团结的新家庭。我们的原则是：大集体，小自由。"

　　 "任何一个干部，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以平等的态度同群众见面，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坚决反对强迫命令作风，反对以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对于目前在少数干部中所存在的命令主义的作风，借口'组织军事化'在群众面前发号施令，把'大辩论'当做整人的武器，甚至打人、骂人、捆人、吊人，不给饭吃等错误办法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必须及时认真处理，坚决加以纠正。"

　　 "我们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合乎实际的计划，规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反对浮夸骄傲的情绪，例如：把敢想、敢说解释成为可以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遵守上级党委的决定，把破除迷信解释成为不要科学根据，甚至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提出一些锦标主义的竞赛口号，等等，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杨尚奎的这份报告，涉及人民公社化的内容，大约占了全篇80%以上的内容，而就人民公社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几乎贯穿了全篇，成为重中之重。杨没有像刘俊秀那样感到形势大好，极力为人民公社化运动背书，而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指出了问题所在。虽然在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杨的措辞都十分委婉而诚恳，甚至一再说明这些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还是能让与会者清晰的领会他的意图--在内心深处，杨尚奎可能是反对大跃进的，但面对云诡波谲的政治环境，他不可能完全公开地进行抵制，更不可能直接要求下属同他一样保持清醒，如果这样去做，后果会是非常可怕的。

　　杨在报告中多次从公有制、按劳分配、工农业发展比例、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等方面对人民公社化问题进行深入论述，每一个举例都极具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实际情况的切实掌控与对这些问题长久而深入的思考。早在1957年，杨尚奎就开始有计划地对各个地县进行工作考察34，到了1959年，江西82个县已经有一大半被他走遍了，其中不乏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在高安东方红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里，一位绰号"皮老头"的老农当着他的面抗议公共食堂不如家庭单干好，杨并未迁怒，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公共食堂的问题所在35。在临川湖南公社，当看到公共食堂的大铁锅里煮的全是红薯叶子而没有一粒米的时候，他难过地想到了游击战争时期陈毅在赣南写下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随后，他向抚州调集了数万斤粮食，迅速使当地摆脱了困境36。为了掌握更为准确的民情，杨甚至经常乔装打扮，出现在菜市、街巷以及等待施舍的难民队伍中，倾听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当了解到从全国各地逃荒进入江西的难民数量一度达到50万时，他明确地告诉民政厅长谢象晃，不论难民们来自于哪一个省，都是中国的百姓，共产党的亲人，必须设法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而不是任其饿死道旁37。一时间，江西全省铁路沿线、沿江码头都设立了收容所和粥棚，专门接济不断涌入的难民。

　　大量事实证明，大跃进时期的杨尚奎在农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一点他与刘俊秀截然不同。尽管刘在大跃进中也频繁下乡，进行实地考察，甚至亲眼目睹了抚州、吉安、赣州等地很多公社大队"三分之二的人每天三餐连稀饭都吃不上，一些人不得以野菜、米糠充饥，致使浮肿病人大增"的危险状况38，但在具体工作中，刘依然断断续续地保持着激进主义的态度。从逻辑上推敲，刘不应该是这样的领导人，但实际上却令人十分费解。

　　长期实地调研的所见所闻，促使杨尚奎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了与刘俊秀截然不同的判断，他时刻提醒地方领导人不要过于激进，以避免形式主义的发生。在对农民和农业的个人感情上，杨似乎也比其他人要深厚得多。1960年，周恩来在北京以私人身份会见了杨尚奎，言辞恳切地希望江西能再调出2亿斤粮食缓解其他地方的灾情，杨表示十分为难，当谈到农民食菜叶、喝清汤的情景时，杨数度哽咽，泪水在眼眶中打转39。这或许是秉性使然，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领导人，他对农民的苦难感同身受。

　　因为这些务实的立场，促使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极具原则性。比如在所有制问题上，他明确指出，"企图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对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必须有很大的发展。""在年度计划的时候，应当按照国家的计划（主要是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本社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包括储备的需要）和本社与别社交换的需要，制定出生产计划和相应的措施计划、投资计划、劳力安排计划。"在分配制度上，他提出"必须坚持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他给出了细致的指导性意见：

　　供给制的范围，目前不宜过宽，主要是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可根据各公社的具体情况确定。原则是：要尽量做到不使劳动多而人口少的户减少收入，做到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的社员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

　　对社员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社员个人的存款，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八届六中全会的规定，宣布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的多余房屋，在征得社员本人同意的条件下，公社只能借用，所有权仍归社员。应当允许社员保留宅旁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猪、羊、兔等）和家禽。社员与社员之间或者是公社与社员之间的债务，一律不宣布废除，有条件偿还的应当偿还，一时不能偿还的可暂时保留。

　　人民公社，必须妥善安排社员的劳动和休息的时间，组织有节奏的生产。在平时，一般每日实际劳动八小时，学习四小时，吃饭、休息四小时，睡觉八小时；在农忙的时候，一般每日实际劳动十小时，必须保证八小时的睡觉时间和四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实现每月休息两天的制度。

　　公共食堂的规模，应当坚持以生产队和自然村相结合的原则，大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小村以自然村为单位，某些过分分散的零星胡和不愿参加公共食堂的社员，应当允许他们自己起伙，并按照供应口粮和油、盐、蔬菜。公共食堂还要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防止浪费现象。公共食堂建立以后，原来各户的小锅灶还应当保留，以便利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

　　这些指导性意见已经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政治态度"了，而是近乎公开地抵制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年开始，国家机器逐渐进入了癫狂状态，集体扯谎与激进已经成了一种风潮，在此背景下，个人意志与国家目标步调不一，尤其是高级干部顶风排斥"大气候"，随时都会面临被残酷清洗的悲惨后果。但是，杨尚奎并不担心这些，他是一个十分懂得拿捏分寸的政治家，虽然他严厉地告诫干部们不要过于激进，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人民公社。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雷池，一步也不能迈进，最好的办法就是谨慎地迂回，与多数干部达成默契，然后付诸行动。在这一点上，邵式平就差点栽了大跟头。和杨一样，邵也是不大赞成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但他却表现出了过分的莽撞和冒失。就在杨的这次讲话结束不久，邵在一次会议上，当着省直干部的面直接了当地批评公共食堂："食堂不解散，社会主义就永远建不成。"邵并未意识到这样做的巨大风险，他甚至还打算在庐山会议上将一份以私人名义写好的报告递交给中共中央，有人劝阻他不要这样做，他自信地说："怕什么，无非是打几下屁股嘛！无数革命烈士砍头都不怕，我们还怕打几下屁股？"40如果说刘俊秀太"左"了，那么邵式平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太"右"了，只有杨尚奎，居中周旋，艰难地拉扯着局面。

　　没有直接资料表明杨的这次讲话干预了刘俊秀此后的农业政策，但在1959年3月的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刘却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不是一开始思想就通的。在省委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看'简报'，与干部交谈，感到农村问题严重。而这些问题几乎件件与自己相连。心情沉重。"又说："我的错误有两条：主要是高指标，其次是'拔白旗'。我提过高指标，赞扬过高指标，高指标导致'浮夸风'泛滥。看来，高指标要彻底降下来。在'拔白旗'中，我否定了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随之刮起'共产风'，而且越刮越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41随后，他又以调整的名义解散了8万个食堂。对于杨、邵等人在大跃进及农业政策上表现出的不满与担忧，刘俊秀显然有强烈的感受，并在很大程度上尊重和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此外，就个人关系而言，刘俊秀在内心深处应该对杨充满了尊敬和信任。1954年8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按照惯例，华东各省的第一书记都被内定为全国人大代表，但杨尚奎却以江西老同志多为由婉拒了这一身份，转而将其让给刘俊秀42。两年后，杨尚奎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办高级合作社过程中出现的冒进行为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要求一些地方"不要离开实际与可能勉强去赶"、"条件不够的地方，进度和速度可以慢一些"，这显然是对农村工作的直接干预，但是，刘俊秀愉快地接受了这些意见，并予以支持43。这些微妙的关系不仅是领导人之间权力博弈的重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杨尚奎的现实主义态度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

　　在大跃进时期，地方政府中存在一个激进与现实主义相对持平的权力架构，是比较罕见的。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整个局面有了博弈与平衡的可能，进而避免了江西发生大规模的饥馑。以杨尚奎为代表的"清醒者"，在危难关头表现出的正义感和责任意识，如今想来，令人无比唏嘘。

　　功过后人说

　　平衡与合作、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政府遏制了极左路线，但并不意味着江西没有忠于毛、没有狂热地执行大跃进方针。事实上，在1958-1962年，江西各行各业都在迫不及待地贯彻"伟大导师"的指示，就连公安这样的武装机构，也不例外。在1960年赣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印发的内参《情况汇报》中，随处可见公安内部会议上夸张的工作指示："号召全体干部实现1960年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而奋斗"、"实现开门红、继续鼓干劲、保证月月红"，各县为了贯彻这些会议指示，花样百出，有的地方居然在一夜之间就破获了所有积案44。在工业领域，狂热的大跃进同样存在，以南昌市制革厂1959年度总计为例，该厂成立于1958年，到1959年底，共有工人235人，4个生产车间，其中仅有一个车间实现了半自动化，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但是，在1959年的生产报告中，无论是产量、产值、工资、成本、利润、技术创新，与1958年相比，都取得了巨大增幅，其中总产值就有330万元，同比上一年增长221.61%，还有一些统计指标，增幅之高，居然达到500%以上。厂方在总结报告中认为，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拜"政治挂帅，思想当先，鼓起勇气，干劲冲天，大破难关，个个当先"、"大战星期天、晚上再加班、计划要超额、红旗插遍天"等大跃进思想所赐，尤为荒谬的是，在提高效率技术创新方面，"利用牛胶作填充剂"、"清灰池增加石灰"、"化石灰用热水"等都被视为重大突破45。

　　不切实际的激进主义漫入社会各个领域，导致了各行各业的迅速畸变，戕害最深的当属"三农"。通过一大二公公社化运动，农民的私有财产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被没收，甚至连衣食住行都被严格管控起来，最终生活质量不仅没有得到提高，还渐渐地不如从前，甚至出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除了默默忍受，也开始铤而走险，以各种形式抵制和反抗大跃进政策，本文开头所引事实便是证明。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农村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地步，所幸的是，江西并未像安徽、四川那样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噩梦。尽管农业政策时有激进，但也没有过分地脱离实际，而是像一部赛车一样，向前狂飙一段之后，又稳稳地刹住，调速重启，始终没有跑偏太多。即使像刘俊秀这样的激进者，对于粮食问题的认识也极为深刻。早在1953年，他就不断地告诫干部：农业搞不上去，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搞什么建设都是空谈46。1960年五、六月间，当他在抚州、吉安、赣州等地调查时发现当地正在发生饥荒后，迅速调集3000万斤大米前往赈济，并说："我也是省委书记之一，救人搞生产最为要紧。搞错了我负责，要杀头，先杀我三分之二的头。"47可见，在当时江西省委的整个领导班子中，主要的领导人始终视民生为头等大事，初衷并无不善。

　　不过，也不能因此认为江西在"三年困难期间"出现的18万非死亡人口是一个很小的数字，那仅仅是相对而言。如果从江西灾荒史的角度去考察，这一死亡数字很可能是巨大的。这正是令我们感到异常尴尬的地方。一方面，我们为大跃进时期江西未曾出现大规模的饥馑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面对18万个鲜活的生命，一点也不能认为那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恰恰相反，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到底应该怎样去公正地评价大跃进时期江西的公共政策以及具体领导者的功过得失呢？或许还得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唯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江西有一个不错的政府，它的主宰者，不论激进还是务实，都比较体恤民生，关照桑梓，没有过分地迎合和追捧最高决策者的错误意图，最终给老表们留了一条活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全文完。2014-1-20）

　　

　　附：

　　一生事业归何去——梁修伟写于1961年的"思想检查"

　　云从龙整理

　　【编者按】这是1959年江西共大一位怀才不遇的老师梁修伟留下的"思想检查"。从另外一份《自传》中我们了解到，1938年梁修伟出生于乐平县杨安村一个拥有28亩土地的小地主家庭，1944年入私塾，1952年入乐平高级小学，1953年入乐平中学，1956年毕业，考入南昌水利学校，1959年毕业，先在万年县水利局工作，后调入江西共大。写这封检查的时候梁正是韶华之年，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狂热的年轻人不同，梁对大跃进充满了怀疑，对自己的遭遇尤为不平，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注定会是"另类"，会被"特别对待"。我们无法知道在这份检查之后他的命运走向了何处，但却能看到，他在1961年的艰难处境，他一会儿自视甚高，一会儿又去揭发别人以求自保，字里行间，流露着恐惧和无奈，一个时代的荒谬直逼眼前，令人透不过气来。

　　笔者将这份"思想检查"原文抄录，仅将个别错别字词、病句做了不损害原意的修改，并自拟了一个题目，附在本文后面，帮助读者更为具体的认识真实的大跃进。

　　通过同志们的耐心帮助，和党委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思想觉悟有大提高，另外几年来由于自己抱着与党对抗的思想，因而处处碰壁，这也促使我产生了应彻底向党交代的决心。

　　自从58年受处分以后，自己开始对组织不满，对先进的同志不满，认为靠近组织先进的同志很危险，只要稍微一说话不小心，他就备报去了，因而对待先进的同志是"远而避之"。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世界上，既然先进的同志不愿与之入流，就只有去与后进的同志入流，好人能把坏人带好，坏人也能把好人带坏，正如黄书记所说与这些人在一起，总没有什么话好说，起先在一块是互相吹嘘自己，而又互相来加以捧场，这样子双方才是知己。互相谈谈自己不满意的人，谈完了又扩大一些范围来谈，这样谈来谈去，虽然明知不起什么作用，但认为可以出出气。

　　来万年之前，自己思想上也很苦恼，想到自己受过处分，再自己又不愿去巴结领导，整天的去说党的好话（那时在我看来进步就是巴结领导当留声机一样去唱党调），因而思想不可能进步，本打算不来报到，但户口已迁来了万年，迫不得已矣。

　　明知自己没有前途，而不得不来，在我心中的处世妙诀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思想进步不了，又走不了，那么就只好忍受，一切摆布了，骂也好，批评也好，争取"横眉"不理，一个人当然翻不了天地，也没有这样的胆去反对党。

　　去年受批判时，因自己坚持错误立场，被马县长大骂，说我再不老实（就）送去劳改。我想完啦，前途一点都没有了，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白生了吗？因而想到想自杀，但一想不能，父母未死，我何以要先死，我死了，对他们再苦也没有的了，所以我写了一封信去跟朋友）诉苦，那朋友回信说："自杀没有好处，生活的道路是没有平坦的，只有自己勇敢的过去，道路还是广阔的。"从他的信中，整个意思是暗指我要从事反革命活动，我一看危哉！这切不可，要这信落入他人之手，两人都脱身不得，我以后就与他中断了通信。来到"劳大"以后，本来没有什么，因为我到哪里都是争取混光阴的态度，受批判之后，使我产生了去年的旧思想，想逃跑回家。

　　在与汪老师接触过程中，起先是一般谈谈，谈到爱好、学识、前途上，触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我指着一张照片说：

　　 "这几个朋友都到过北京，可我还蹲在山沟里，这几个人在学习上，一个也比不上我。"

　　说着我拿出一张成绩报告单给他看，说："您看这上面有一个4分吗？全是5分啊。"他说"的确是好"。

　　我说："这样的成绩，在科举时代可以考上一个秀才吗？"

　　 "秀才？举人也可以。不过这是原则性问题，你是在跟我说，要是在跟别人说，人家提出来你吃不消，我是不会说你的。"这样我对他非常感谢，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有一次我到他房中玩，他拿出屈原的《惜诵》读给我听，并边读边解，读完之后，他问好不好，我说"好"。

　　 "这真是我们有才能的人写照，有本事的人，总是受人尖薄。"

　　我说："一点都不错！"

　　受批判以后，有一次出去玩，他说："老梁，今天我们到水库内去玩。"我说："去吧"，走到茅屋跟前，他问我："老梁，你会叛变不？"

　　我说："不会"。

　　他说："我不叛变的，你看我在批判你时，我提了你的意见没有，你对我说的话我一句也没说。"

　　我说："这个我知道，我也不会说你的。"

　　他望了一下前后，对我说："我们也有出头之日不？还不是这样过一生吗？"他说："要是我们能有十万来军队，也可以干得一番不？"我说："十来万军队有什么用，蒋介石几百万人不也被消灭了！"

　　 "现在解放军哪里抵得上以前解放军的战斗力？我们盘踞一个地方，他又耐得何我们？"

　　我说："这不是要受四面包围？"

　　他说："我们不知道向西南山区撤？那里靠印度，外国人还不会支持我们？"

　　我说："印度老是与我们国家卵七卵八，为什么打不起来，要是打起来了，要好办一些。"

　　他说："打起来了，你发得动地主阶级不？要是能组织一支以五类分子为骨干的军队，打共产党，真是攻无不克的呐！"

　　我说："不要扯远了，组织十几万人，这不是空想，要是能有几个同心的人，搞两支手枪，到山上去打游击，来无影去无踪，倒还可以支撑。"

　　他说："这不是要饿死？"

　　我说："不可以抢粮管所？"

　　他说："叫起来怎么办？"

　　我说："用枪逼到他，他还敢叫？不要命吗？"

　　他说："你看现在社会上还有反革命集团不？"

　　我说："我们又没有联系，晓得有没有！"

　　他说："不见得没有，57年富林还发生过一次起义呢！"

　　我说："就算有反革命组织，也发动不了几十万人。"

　　他说："我们不知道做宣传吗？"

　　我说："这个是不行的，像我班上的人这样大，都有社会经验，稍微说错了一句，脱不了身。"

　　他说："我农业班人小，要好些。"

　　我说："回去吧，要自修了。"

　　有一次晚饭后，他说："老梁，你说你要回去，家中站得住脚吗？"我说："站不住脚，我不会向外跑？逃到香港去，有世桃（世外桃源--笔者注）在那边，还找不到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我也会去写文章呀！"他说："他们不整我就算了，整我我这次也要来一次硬的。"

　　以上是我主要的思想发展过程，当然其他一些较琐碎的故事无法一一谈过程，综合我几年的思想，在我思想上有如下几点反动言论：

　　一、说大跃进是吹牛，人民生活没有以前好，这一论点在学校的时候谈得最多，一坐下来不是扯一些无稽笑话，就是谈以前生活如何好。"说"以前最穷的人也有三餐饭吃，可是今天有时吃两餐稀粥，肉一年到底还吃不到一点。"所以说今天生活没有以前好，生活没有以前好，东西又买不到，所以就说大跃进是吹牛，再加之自己看到或听到一些真的吹牛的事，就对大跃进是吹牛一点没有反驳意见，经常找一些党再工作中的缺点来嘲笑党，骂党，这一论点在我身上从58年以来是经常谈的。

　　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对党不满，由于脑子中存在着人民生活苦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该走集体所有制，这种制度是与人民私有制观念相违背的，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认为就是52年那种"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最好了，大跃进是吹牛，人民生活不好，就产生了对党不满的心理，尤其对现在党的提拔人才，要党员，要工农出身不满，一些售货员卖货存在舞弊也认为是党造成的，说"党教人大公无私是骗人的。"

　　三、认为党对自己大材小用，无前途，无出息，不愿干工作，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是中专毕业，学习又好，党不该分我到一个小县里来，又无大工程，又无工程师，局长又不识几个字，全凭一点积极当局长。自己本领看不到，缺点说得清清楚楚。去年批判之后，更认为前途无望，曾产生厌世心理，这又更加使自己对党不满，抱着为党打长工的思想，反正做什么对自己都没有好，29元还是29元，不要当干部就种田地也不紧要。

　　四、写反动诗。一年多来，认为前途无望，大材小用，当汪老师把他写的自白诗给我看后，我也有所感触，就写了一首"忆当年，努力芸窗，学成了本领一椿，怀才不遇，心中惘怅，罢仕途，归转家乡，奈何身在他邦。"写成后，怕被发现受批判，我又扯了。在检查教学当中，领导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批判，又激发（原文为为"激动"--笔者注）了我对党的不满思想，随即想好了一对："讲言论自由，大兴维民所止，说政治民主，实行一党专权。"这都是反党的词句。

　　五、要去当土匪。认为在今天没有前途，又受批判，当汪提到要组织军队时，我说不如找几个人去打游击（当土匪）。

　　六、打算脱离革命队伍去投敌。打算回家，家中住不了，就逃到香港去，那里是国民党范围。

　　七、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识：在我眼中不过又是一个大跃进中的笑话而已，大学学生又小，又有文盲，水平不及小学，设备一点都没有，老师大部分字的错别字都一大堆，点不懂点，写不会写，这样的大学岂不笑话？自己在这里当老师是晦气，不过反正是混光阴，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至于备课，认为只要自己脑子中记的、工作中的经验，还要费什么事去备课。对于怎样才能使学生更易懂，很少考虑。

　　以上这些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大大超过一个右派分子的论点。如果行动起来够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已走到了悬崖绝壁的最后一步，再走一步就会粉身碎骨。我的这种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呢？检查起来是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结果：组织上给予处分，认为是打击了自己，不肯去改正缺点，反而想方设法远离组织，在平时只看到自己，看不起别的同志，总认为自己了不起，是大材小用，经不起政治上的考验，受了批判就害怕，有问题又不敢谈，怕脱不了身。有靠技术吃饭的思想，认为有技术就有一切，思想不好也得要教导，都是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发展，对社会产生了不满情绪。去看古书，看到古书上一些有毒素的东西，反而认为是对的，如看到古书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看到古书上讽刺一些无耻之徒，反而认为是今天社会写照，自己思想堕落，不求进步，看到"一生事业归何去，花谢春深老杜鹃"诗句，就心安理得。古书看得多，毒素吸得多，阶级立场就完全改了。对待一些正确进步的东西，也用反面立场去分析，结果得不到教益，如看《马克思哲学原理》，看到"资本主义言论自由实际上是没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言论自由就只有拥护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就没有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认为这一句与今天的社会也适用，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换上一个"社会主义"而已。看到毛主席的选集上，46年的谈判条款与49年的谈判条款，认为党所讲的和平、民主是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说话的，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和平、民主。其次是阶级出身的影响，以前受批评，受批判，不从自己主观上去检查自己，改正缺点，而总认为是自己阶级出身不好，所以被人瞧不起，而不是自己本身的错误，这三方面就是自己思想发展情况。

　　通过党委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第一个是冲破"怕"的关，第二个是明白了错误的道理，明白犯错误的是自己，是自己的个人主义，反面看法、反面结论不是事实，而是自己立场观点错了，站错了立场，看问题就大不同。现在我这样想过：我犯了这许多错误，有这么多错误思想暴露出来，党还是这样如此亲切的教导我，帮助我，同志们还是这样对待我，假如换一个方向，在台湾有我这样一个人，反对国民党，思想上与共产党一致，如果向国民党暴露出来了，国民党还会对他帮助教育吗？才不会的，早就抓去关了或杀了、我虽然没有到过台湾，但在解放以前听到的可多啦，莫说还是你自己说的反对国民党，而是有"共产"嫌疑都要关起来或杀了。从此使我体会到党是多么仁慈，多么正确，多么伟大。再说我这种反动思想不改对自己是绝无好处的，反对党那么就只有投国民党，就算我到了台湾，又有什么呢？国民党高级官员尚且有自杀事件（报纸上常登的），对我来说，除了去当奴才之外还有其他前途吗？没有的。对于一个没有改了个人主义的人，当奴才也当不甘心，那么反过来可能还会被国民党杀了。

　　通过这一次检查我思想上是不打算隐瞒一点，唯恐自己想漏了，有一点尾巴没有割，今后思想上都是会苦恼的，而且很可能被坏分子利用。

　　另外，我提议波阳饶丰垦殖场的我那位朋友，从去年的来信中，他的思想也是很反动的，现在改了没有，我不知道，领导上是否可以向该厂反映一下，使他能得到党的帮助，不至于今后落入反革命途中。

　　梁修伟

　　 61.5.28

　　

　　注释

　　 1、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统计，说法各一。杨继绳在《墓碑》中认为是3600万，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认为是3250万，也有学者认为真实的死亡数字远远高于或低于这些。本文采用了曹树基的研究结果。

　　 2、根据曹树基的统计，1959-1961年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3万，江西为18.1万。

　　 3、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14期，1960年3月16日编印。

　　 4、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22期，1960年4月11日编印。

　　 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476页。

　　 6、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15期，1960年3月5日编印。

　　 7、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14期，1960年3月16日编印。

　　 8、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14期，1960年3月16日编印。

　　 9、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46期，1960年8月30日编印。

　　 10、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59期，1960年11月23日编印。

　　 11、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51期，1960年10月6日编印。

　　 12、维民所止：典出雍正四年"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在此意指言论专政。

　　 13、梁修伟：《思想检查》。

　　 14、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464页，第475页。

　　 15、南方人物周刊：《廖伯康：我的大跃进3小时等于20年》，2012年第16期，第49页。

　　 16、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17、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环赣六省数据统计。

　　 18、江西省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江西省粮食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101页。

　　 19、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15页。

　　 20、宋永毅，丁抒：《大饥荒，大跃进：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与思辨》下册，【香港】田园书屋出版，2009年8月，575-600页

　　 21、刘俊秀:《巩固胜利，争取明年更大跃进更大丰收》，1958年12月7日。本节所引材料如无另外说明，都来自该讲话稿。

　　 22、江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江西粮食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23、党史文苑：《是非曲直任凭说：太阳升公社诞生记》，2009年11月，第43-46页。

　　 24、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

　　 25、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66页。

　　 26、党史文苑：《是非曲直任凭说：太阳升公社诞生记》，2009年11月，第43-46页。

　　 27、同25。

　　 28、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51页。

　　 29、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39页。

　　 30、同21。

　　 31、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73页。

　　 32、笔者收集到的这一报告，其上标注有"三改稿"字样。

　　 33、杨尚奎：《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三改稿，中共江西省第五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秘书处印。本节所引材料如无另外说明，都来自该讲话稿。

　　 34、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07页。

　　 35、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08页。

　　 36、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09页。

　　 37、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14页。

　　 38、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71页。刘在目睹了这一情景之后，迅速要求相关部门调集了3000万斤大米，组织赈灾。

　　 39、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10页。

　　 40、张志勇：江西大跃进运动研究

　　 41、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68页。

　　 42、杨佩瑾：《杨尚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378页。

　　 43、同36.

　　 44、赣南行署公安处：《情况汇报》，第1期，1960年1月5日编印。

　　 45、南昌制革厂：1959年度总结。

　　 46、危仁晸、李希文：《刘俊秀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50页。

　　 47、同38.

　　其他参考文献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江西省农牧渔业志》，黄山书社，1999年8月第一版。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江西省土地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轻工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农垦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1988年11月第一版。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1997年2月第一版。

　　【法】罗克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56-1957》，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李约翰等：《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水静：《特殊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富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刘勉玉等：《方志纯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李国强：《邵式平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江西省气象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江西省气象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马巨贤，石渊：《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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