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庆：祭奠-怀念几位北师大去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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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
师大周报/1986-12-13/ 第2版面/ /作者：刘锡庆 【 大中小 】
















谭丕模先生遗像








刘盼遂先生遗照








李长之先生遗像




刘锡庆


我是一九五六年九月由西安考入师大中文系的。那一年真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个年头，也是师大中文系的鼎盛时期。系主任是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任研究部主任（相当现在的研究生院院长）。同志们把当时的名教授称作“十八罗汉”：有黎锦熙，刘盼遂，钟敬文，黄药眠，谭丕模，穆木天，彭慧，陆宗达，肖璋，李长之，王古鲁，启功，俞敏，王汝弼，叶苍岑，梁品如，葛信益，程秋帆。而对其中的钟、黄、彭、穆，则尊为“四大金刚”。这个师资的阵容的确是相当硬的，在国内简直是首屈一指。我考到师大前对这些情况全然不知，知道后非常满意、自豪，很庆幸自己能投身在这学者如林的最高学府，能得到这样多的“名师”、“大家”的传授、点拨。


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迎来了“整风”运动。“鸣放”了一个月多点，反击右派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就铺天盖地而来。当时师大很“左”，中文系又冲在了最前头。没用多长功夫，钟、黄、彭、穆这四大金刚全成了大右派，李长之、启功、俞敏、程秋帆等先生也成了右派教授。“十八罗汉”损失了近半！伤筋动骨、元气大减啊！可当时的说法不是这样，说是这次“动了大手术”，“成绩很大”，由此系里才能“大治”。此后，果然相当平静了，老师们和学生都相当谨慎。我们学生这边也揪出了二百多个右派，四年级有一个班除了三、两个“逍遥派”没划之外，党小组、团支部、班委会、积极分子竟无一人漏网，整个班都烂了！就连我们一年级，不大了解校、系情况，并没有怎么贴大字报的新生，也揪出了十好几个右派，那能不平静吗？能不“形势大好”吗？


真万幸，反右当中在老师那面竟没有死人。


其实，“斗”他们还是斗得很厉害的。


那原因，我猜想可能是这样：那时候还是允许“辩论”的，右派也可以发言，可以申辩，还有说话的一点儿机会；当时，人并不知道右派这顶帽子的份量，不知道他们竟排在地、富、反、坏的后面，是“阶级敌人”、“十恶不赦”（这之间确有一个戏剧性的演化过程）。


不过，我还是感到了我的这些蒙冤受屈的老师们的坚强！


我当时十九岁，典型的小青年，也是十足的大傻瓜！我站在人群中，第一次看老师们挨斗，而且是这么有名气的老师们挨斗，第一次看学生们斗老师，而且是这么发狠地斗老师，心里总是有几分同情，几分惶惑，还有几分新鲜。


庸人啊，我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头脑、没有勇气、没有良知的庸众！潮流推着我往前走，我懵懵懂懂地往前走了，却不知道我失去了多么好的时机，多么好的条件，多么好的老师！


在我的老师中，较早去世的是谭先生。


他是教古典文学的，记得给我们讲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


他很有学者风度，派头也足。身材比较高，微微有些胖，脸盘挺大，头发修剪得很精细，前面有点谢顶，但两鬓及脑后的头发花白细密，配着红光满面的容颜，褐色圆框的眼镜，使人感到可亲又可敬。他的衣服也很讲究，中山装，料子大概很好，不仅裤线笔直，而且周身都极挺括。裤腿很长，翻出一道宽边，露出盖在下面的擦得很亮的皮鞋。他的这身装扮，在我们系的老师中显得很突出。许多老师大约都是鲁迅所说的“随便党”里的一员，不讲究的居多，但他却不如此，雅好整洁，这就显得很突出了。他走路、动作也很沉稳、庄重，一看就感到气度不凡。


他当时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能给我们低年级上课，大概还是提了意见要求来的。一走进教室，身后跟着的必是他的助教石弘。她替先生拎包，有时也擦擦黑板，非常恭谨。


当时讲课不兴坐，都是站着讲。讲台很高，但那个教室由于是台阶教室，我们坐在后面的，还是得向下俯视。他上课，除了在黑板上写字外，动作不多，依然相当沉稳。但他的普通话实在很不高明，一口浓重的湖南祁阳地方的方音。如讲汉代辞赋家枚乘时，“枚”还听得清些，“乘”他就总念作“信”的音。这样，有时就听不懂了，他就只好写板书。他的字，清秀、漂亮，看起来很舒服。


听惯了他讲课，多数人还是能适应，能懂得的。湖南籍的一些同学，还觉得竟是一种享受。


我非常佩服他的教学方法。他讲授时用的书是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可惜那时书不好买，我们发的是刻印的篇子，用片页纸油印出来，一张一张发下来，自己再去装订。要讲哪个作家或哪个章节了，他要求我们先预习，先看作品；讲的时候便不再照本宣科、重复教材了，而是或提要重点，或补充、发挥，或介绍争议，要言不烦，条理相当清晰。大家一听他说“这个问题，我原来在书上讲了三点，现在又有一些新的看法，下面作些补充”时，就都拿起笔来准备记录了；一听他说“我的看法书上已写明，下面介绍一下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时，教室就相当活跃，大家的神情就相当专注、集中了。讲完了便布置自学的要求，然后下课。有时尽管下课铃还没响，还剩下些时间，他也照样下课，绝不拘泥于这些细枝末节，没话找话地去填满时间。这使大家感到很惬意，觉得这才象大学里的上课。


我的自学的能力和谭丕模先生的这种引导就很有些关系。


一直到现在，我的印象里关于他的记忆最深的还是：非常会讲课。口音差点，办法极佳。


五八年上半年我们系编了一本杂志，刊名叫《东风》。创刊号上想请他写篇文章，好象责成我去向他约稿。我那时不知怎地竟当了我们年级的编委，可一向胆小，不善活动，接到任务后很斗争了一番，不得已才去敲了他楼房的门。进去后，我现在的印象是他正在吃饭。一个人单独就餐，小小的碗，小小的盘，品种并不多，质量相当好。我说我来的不是时候，请他慢慢吃，吃完再谈。他好象也同意这个提议。


趁着这个空儿，我用眼光巡视了一下房间，四壁书橱很多，玻璃擦得很亮，里面满满地装着整整齐齐的书籍。床上，桌上，一切都有条有理，干净利索。


他其实是相当热情的。还没吃完，大概是看我挺不自在的样子吧，就边吃边和我谈起来。等他弄清了情况后，便一口答应下来，说写完后让石弘老师带给我。


过了不几天，稿子真的带来了，还有一封信，说明了写作情况并请我们改正。我们看着那篇专为我们刊物写的文章及如此客气的信件，真是很感激，很动情的。我记得那文章叫《论柳永的词》，对柳词相当肯定（特别是其艺术性），这在现在当然并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颇大胆、颇解放的。


就在这一年十月，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赴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和郑振铎团长等不幸同机遇难。消息传来，举系皆惊，大家都很悲痛。我记得，丧礼很隆重，我还作为学生代表去他家里吊祭过亡灵。


他逝世的这年才五十八岁，正值盛年。


他二七年就入党了。著作也很多，《新兴文学概论》、《文艺思潮之演讲》、《新兴文学之比较研究》、《宋元明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纲》，一直到《中国文学史纲》，涉猎得何其广泛！特别是他观点的正确，方法的科学，在老一辈学者中实为难得。但他却去得这样早，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祸也？命也？天道何在？？


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一掬。他去了，化作了云，化作了风。


刘盼遂死得最惨。他是被“文革”初期“红色恐怖”的恶浪无情地卷去的。


盼遂先生是全系师生都极尊重，被称为刘老或刘盼老。他是河南淮滨刘套楼人，因刘套楼村原属息县，所以他在著作中往往自称“息县刘盼遂撰”云云。要说籍贯这点，我还算是他的“老乡”呢，我是河南滑县牛屯集人。


刘老是全系的骄傲。他是王国维、章太炎、黄侃、陈寅恪的得意弟子，博闻强记，学问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不论什么难题，谁向先生提出，他都能即时应对，论证确凿，使人疑团尽释，满意而归。他的博大精深的旧学造诣被我们这些无知学子尊为活字典。


他在给我们上课时，我才认识他。


他个子挺矮。也比较瘦。几乎全秃了顶。不看书并不戴眼镜。穿得很不入时，中式的便服，旧而干净。裤子是宽腰系布带的那种，鞋是自家做的圆口鞋。总之，他的样子是太普通了，普通得象个农村的小老头，象个小镇上的干干净净的老居民，象个北京小胡同里退休居闲的好外公——就是不大象知名学者，大学教授！


他走路很轻，也较快，象毫不费力似的。从他步履上看，他身体蛮好，很精神，一点也不显老。


他就是刘老？就是赫赫有名的活字典？就是连知名专家、学者都一律叹服的名教授？


看不出来。真不大象。


记得他讲的是古典文学“作品选”课。好象是魏晋那一段。上的时数也不算多。他操地道的河南乡音，读诗读得很特别，轻重分明，很有韻味儿。我记得他讲曹操的《蒿里行》，读“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时，“争”字已有些重，但“自相戕”三字间隔开来，“戕”字念得低沉有力，特别地重。然后笑着插话说：“自己打起来啦！”看看同学们，接着低头读下去。讲《苦寒行》时，一上来两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他第二句念得既慢且重，很富于表情，把山高、难上的感慨色彩表现得颇为传神；特别是他讲到“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两句时，“对”是地道河南念法，“蹲”读得极重，“啼”拖得稍长。还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也是这样：”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窟”“骨”相押，用河南味儿读起来，沉郁、凝重，很有苍凉、悲切的气韻。因我也稔熟河南话，所以在宿舍曾学着刘老的念法读这些诗，大家嘻嘻哈哈，都说我学得挺到家。我得到这种鼓励，心里头着实高兴。


他讲课不吊书袋，不赶时髦，相当通俗、浅显。解诗的话并不多，说的你明白了就不再多说一句。讲典故也是通俗化了的，就象跟你聊天一般。我记得他讲王粲的什么作品时，顺便说了个小故事。说潘安长得很美，是个漂亮的小伙儿，他坐车出去，街上好多妇女见着了，都往他车上丢花，以示好感或求爱之意；王粲却相反，他长得很丑陋，他坐着车子上街，妇女们一看见，便纷纷往车上丢石子，“女同志都不戴见”。大家听了都挺乐儿，王粲这个人的形象就记得挺牢了。他讲话有时很有风趣。记得有一次他说一个女子，说是“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爱人。”下边“哈”地一声就笑起来了。这话本也平常，但和作品的特定情境一对照，一从他这位轻易不说新词儿的饱学之士口中说出，就显得很有趣了。他给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讲课真有点象用牛刀杀“鸡”。不久便换了启功先生讲“六朝”作品了。


我留校以后，记得有一年系里办了一个壁报，叫“笔苑”，要请刘老写点东西。写什么呢？大家当时都着急业务上不去，都想读点书，于是想起了囊莹映雪、悬梁刺骨的故事，可谁也说不清这前一个“典故”的确切意义、出处。都是一帮青年教师在办报，当时业务实在很差。这样，就去找刘老了。他很工整地写了介绍的文字，把原委讲得一清二楚。我现在想，他当时一定很感悲凉，我们的大学助教们，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搞“运动”倒行，业务素质是多么低下啊！整天讲又红又专，“专”就是这等水平吗？多么令人汗颜——可这是真事！


觉得不行了，才感到老先生们的可贵。于是，提出了“抢救遗产”的口号。要先生们“献宝”、带徒弟。可谁跟刘老去学呢？先派去助教，不行，觉得隔着好几个层次，没法学；又派去讲师，还是觉着不行，怕学不到真东西；我记得最后还是请郭预衡先生去的。


其实，刘老是“有教无类”，对谁都悉心传授。


只是他近于“述而不作，”著述很少。解放前他并不这样，《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长蒿县志》、《太康县志》、《汲县新志》以及几十篇论文，显示了他坚实的根柢，过人的才气。解放初期，他也写了极重要的著作《论衡集解》。可为什么自五七年后便绝少撰述了呢？我们当时都很纳闷，许多人以系里的老先生们封建性忒强故不擅写文章作解，以为说中了“肯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若不是那样严峻的政治气候，若没有“左”的绳索的綑绑，象刘老这样早年就著述颇丰的学者会这样的自甘落寞吗？笑话！


但“文革”却水到渠成地爆发了。


开始，刘老还常常来学校“学习”、看大字报呢。他大概没有一点预感：这场运动能整到他的头上。他历史很清白，没有树过一个敌，历次运动检验的结论是：“政治上没有一点渣儿”。


谁料想，八月来了个“破四旧”！


他不住在校内。他家附近的三十四中的“造反派”按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召唤，手持棍棒，拿着皮带，突然闯进了他的院落。


抄他家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家净是“四旧”，那书多的“老”了，都还是装在套里、盒里的老古董呢。全是“封资修”黑货！


他家还有《参考消息》呢（那时还是控制发行，刘老批准订了一份），看这种东西不看《毛主席语录》，这不是想“变天”吗？


街道好多老头儿都爱往他家跑，聊个没完，这不是“牛鬼蛇神”的大聚会吗？


“造反有理”！这个“臭老九”准不是好人！


跟这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们，有什么理好讲呢？你纵有八张嘴也休想能说清！


审问。呵斥。责骂。呼喊。


不老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写文章，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打！狠狠地打！


后来，刘老的儿子、女儿分别被他们工作的单位“保释”出去了。他们一出来，就直奔师大，对当时师大领导运动的筹委会头头们哭诉情况，请他们火速去“营救”父母。


可这帮头头们，谁也不理，竟坐视不救！


经过不几天轮番的拷问、折磨，刘老的夫人被打死了；极度虚弱的刘老被头朝下摁在水缸里给活活地溺死了！


财产被洗劫一空。藏书被戚本禹派人用大卡车拉走了——几万元藏书，连同宋版《十三经》这样的“国宝”，都是刘老省吃俭用一点点地攒起来的呀！


一代鸿儒，就这样惨死在水缸之中！


他的老师王国维还可以跳湖自尽，赶上了好时代的他却连这也不可得，被强溺在区区缸水之中了此一生，这是为什么？？


当时，我们听了这悲惨的消息，个个唏嘘不已。我总想，他太冤了，太不幸了，太凄惨了。他的溺魂怕永远不能平静！


对他，我只有怀念的份儿了。


“文革”中惨死的还有彭慧、穆木天两口。彭慧是在大操场中被人“押解”着，边催（嫌她走的慢）边踢，一个跟斗栽下去当时就倒毙的。穆木天死在家里，好几天后才发现，尸首都有味儿了。他们火化后连骨灰都没留——没人愿领。这种下场在当时并不为怪，现在想来直令人震悚、颤栗。


我想说点对长之先生的怀念。


我们入学后，最早教我们“文学史”课的就是他、沈藻翔先生讲“作品选”，他教“史”。


他一点儿也不神气。个子中等偏低，黑瘦黑瘦。脸上的颧骨突出着，鼻子上架着一个式样旧、价钱贱的泛着古铜色的眼镜。头髮不多但散乱着，象是从没有好好梳过。嘴，似乎总有点干的样子。身上的衣服很随便，皱巴巴的象总也平展不了。冬天，他穿的竟是一件黑灰色棉袍。鞋是中间系带、孔眼很多的黑棉鞋。那样子，给人的整个印象就是邋里邋遢。走路也不对劲，一拐一拐的，速度慢，很吃力——他患着类风湿的病。不仅腿脚不灵，肘关节、手关节都紧缩着，略异于常人。


可他很善于讲课。山东味儿的普通话，从他微微发干的嘴里流畅地吐出来，每句话挺快，但话和话之间却有些停顿，听起来还真舒服：它很有节奏。他用的书就是他著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每册不厚，但分装为四册，封面上的字很显豁，里面是竖排的文字。当时这本书很畅销，社会上对它评价颇高。我们能听他亲自讲授，个个都很得意。我就没有买到这本书，看到人家有，羡慕得不得了。他讲的神话起源、衍变，象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我至今还有点印象。他讲《诗经》，分析得很精要。不久出了他的《诗经试译》，我一看他的译文，来了翻译的兴趣，找来余冠英、高亨的几个本子，对照着也译了起来。当时，我跟同班同学赵振平相好，他是山东人，对长之先生佩服得不得了，他看我译，他也今译起来。我记得我译了二十来首国风，诗味儿自觉比长之先生的好点——当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后来，记得还译了一些屈原赋，觉得郭老的译诗还是厉害——他毕竟是大诗人。于是，从此罢手。但我一直“好古”，对古典文学学习可说是不遗余力。这些，都是李先生给予我的影响。


当时，在文艺界李长之的名字也叫得很响。记得他那篇《论文学史家的鲁迅》就发表在改刊的《文艺报》某期的头一篇，排印得很气魄，洋洋洒洒，宏篇巨幅，反响相当大。听说他这篇东西写得很神速。说是他一个晚上就能写一万多字。这使得北大的吴祖缃教授都佩服之至。他这时担任北京作协评论组组长，老舍先生是主席，文艺界的许多活动他都参加，发言很多，文章写得也很多。你只看看他这几年的成果就知道他是如何活跃了：五一年他写了《李白》一书；五三年写《陶渊明传论》；五四年出了《中国文学史略稿》；五七年出了两本书《诗经试译》、《孔子的故事》。我觉得那是他一生中学术的黄金季节，精力之健旺，才思之敏捷，文笔之洒脱，成果之丰硕，都是惊人的！当然，他解放前的著述就极多，但这段时间他在思想、观点上前进较大；又值盛年，趋于成熟了；事实上，他也意气风发地阔步走在了当时学界与文坛的前列，引人注目地红了起来——这种势头要是能够再持续下去，他，“长之先生”，该会作出怎样的成绩，怎样的贡献啊！


但反右开始了。


李先生并没有怎样在学校鸣放。他无非在一些请他参加的座谈会上发过点言。他忙，没有多少闲功夫去讲演、贴大字报。但他写过一篇叫《墙倒众人推》的杂文，事情就坏在这上面。他的右派帽子的定性材料——那时叫“钢鞭”材料——就主要是这篇所谓“白纸黑字、铁案如山”的“反党”杂文。这篇东西后来我仔细研究过，觉得没有一点问题。真的没有！它无非是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三害”是横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间的墙；整风就是要拆掉这堵墙；怎么折？党和人民群众携起手来，一起把它推倒。这不挺对吗？不，那时可不这样分析。首先，党、群间就没有墙，说有墙，这是恶意挑拨，离间党群鱼水关系；其次，要说有墙，右派感到的墙，那不是什么“三害”，而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墙倒众人推”，这就是公然号召人们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右派利令智昏的反革命心声！这么一“层层剥笋”，一“深入分析”，好了，李长之是大右派的结论就铁定了。


这种掛辩证法羊头卖诡辩论狗肉的把戏，不知毁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身家性命！


李先生是清华哲学系毕业的，他对诸种哲学流派不会不熟悉，但他这次却被引蛇出洞的“阴谋”韬略弄得人仰马翻！


自从他的名字和“右派分子”联系起来之后，他的困难时期——而且是漫长的困难时期就到来了。


他被剥夺了教书上课的权利。


他被剥夺了研究著述的权利。


他甚至被剥夺了思想乃至行动自由的权利。


分配他的“差使”是打扫楼道、清扫厕所。


这是一种最重的、带有侮辱性的惩罚措施。因为，他认罪态度差，“不老实”，被划为了极右分子。还有一个“极右”分子，是俞敏先生，他被指派为管理劳动工具，推粪车积肥。


这样，你每天都可以看见他了：拿着条帚簸箕，扫啊，扫啊。扫完了楼道，就去扫厕所。倒垃圾，倒大便纸。一趟，一趟。一瘸一拐地更加吃力了。


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扫楼梯。大约是雨后吧，楼梯上积着很多泥巴，踩的久了，都变硬了，条帚扫不净，他象是拿着小铲子在一点点地“咔哧”泥痕。腰弯得很深。有时简直象跪在那里。行人走过，他就停下来，以免弄髒了人家的衣着。他每直起腰时，就微微喘气，脸憋得很红。我看着他这辛苦而认真的样子，走过来时就就对他说：


“算了吧。扫也白扫。外边不干，泥还得带进来。过两天再说吧。”


他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再有再扫嘛。这样干净一些。”


真没办法。还这样叫真儿。改造得真够“可以”了。我当时心里只觉得他老实的有点可怜。


可据说他的表现仍很坏。时不时的要由“监改”小组人员“敲打、敲打”他。


这些都做完了，就给他再找些活儿干。不能“便宜”他、让他闲着。那样、不利于“改造”。


开始还派点外面（室外）的活儿，但他类风湿确乎在渐渐加重了，行动迟缓，没有啥劲儿。于是改为查资料、抄稿件，关在小屋子里按时上、下班。


后来，我从系里另一个患类风湿病的教师那里知悉，她晚上经常疼得睡不着觉。我推想：病得比她厉害得多的李先生，那些年不仅精神而且肉体一定相当痛苦！


就这样，迎来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


可一直到这时，他（还有俞先生）还牢牢地戴着右派的帽子！他的帽子算是戴到底了——最后落实右派错划、平反问题时，他才得到解放


时来运转了，他却明显地不行了。


那时学校来了新的书记。他们非常看重李先生。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关怀。想让他搬到学校住；想给他配备助手；想让他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想让他带点高水平的研究生……可一切都太晚了：李先生已病得相当厉害，体质虚弱，手变形得握不住笔，再也不是当年一个晚上写出一万多字的李长之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他的命真是不济。很象是鲁迅在《墓碣文》里所说的那样：“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他是由高峰一下子跌到深渊中的。及至他爬到了平地，眼看这新的高峰在向他招手，他却一步也爬不动了。


他到底被病魔紧紧地擒住了。


说是肺炎。住到了北医三院。


我想，肺炎不过是最后的併病症而已。不是肺炎也会是别的什么。实际上是他的老病把他拖垮了。以前‘他大概就从没好好地看过病。没有看病的时间、条件！


病情险恶。他已昏迷不醒。需要系里派人日夜守护了。


我想去医院守护一次。我虽不是古典组的，但我觉得应该去一下。那时，我身体尚好。


我怀着沉重、虔诚、肃然的心情到了病房。房间很小，只他一人。他躺在病床上，盖着白被，一只手伸在外面打着吊针。


他闭着眼。有时有点很痛苦的表情。脸很红很红。嘴唇的皮干裂着。他已睁不开眼，说不出话了。昏迷。发热。


他的姑娘从家拿来熬的鸡汤，给他灌了几小勺。他不知道要吃。嚥一点，流出好多。


医生来打针时掀开了被子。这时我才看清，他赤着身，什么也没穿。全身红通通的，比脸还红。好象是病痛的消魔吧，他瘦极了，只剩下薄薄的皮肉包着骨头。长度也好象缩了好多，他蜷缩在床上，就象一个八九岁的小孩那样大。


看到这种情景，我鼻子一酸，眼泪竟簌簌流了下来。


医生叫我帮她给先生翻身。我胡乱抹了一把眼睛，赶紧去帮她的忙。我不敢搬先生，不敢动手，只是瞎忙活地比划了一气。先生的臀部已生了“褥疮”，躺得太久，也太瘦了。


我出来时，在门口站了一会，又回头望了一眼。我这时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怕不行了。我要再看一眼，记住它。这可能是最后的一面了，我不会再见到活着的先生了。


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先生的一生是个悲剧。是个不应发生的悲剧。他在喜剧的氛围中结束了他漫长的悲剧，使人更加感到悲凉凄苦。


他比盼遂先生的死，更让人惋惜。盼遂先生死时，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岁月；而长之先生死时，却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啊！


我希望，这种悲剧再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我用这种愿望来祭奠我的几位老师；也用这种愿望来庆祝我们的教师节。


“教师万岁！”他们在人们心中被怀念着，被尊崇着，高高地矗立着一座心造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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