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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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马龙闪

苏联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对于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选取这一阶段的批判和斗争来加以论述，大体就可以把联共（布）党史文化的面貌及其主要特质呈现出来。由于联共（布）是由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基并为其早期阶段，论述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概略地涉及该党初建及其早期阶段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一、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奠基及俄共阶段的思想文化斗争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沙俄这个专制农奴制国家，主要是在地下秘密斗争的环境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在深入研究、认真吸取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奉俄国“土地与自由社”和“人民解放协会”等革命民粹主义组织“为楷模”，以全新面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其主要的建党理论著作《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一书中，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建成一个“绝对需要有集中化”的、具有“高度秘密性”和“严肃组织原则”的、“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组织”。列宁曾用“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等等短语来界定、称谓这个组织。列宁要求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必多，但务必精干、坚强，是经过考验和严格训练的“职业革命家”，他们要“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并“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人，比如“‘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手里，但围绕着这个组织的，“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这样的外围组织应该尽量的多，“必须遍布各地”。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列宁就是通过他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完全新型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洗礼，由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个只有2.3万人的党，在“土地、自由、面包”这一口号的召唤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迅速发展到十月革命时的近10万人，通过发动工兵武装起义，一举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剥夺资本家的资本，没收地主和寺院土地，实行以粮食征集制为主要措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粮食征集制严重伤害农民利益，引起以坦波夫为规模最大的各地农民起义和民众骚乱，特别是引发反映农民不满情绪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感到政治事态的极端严重性，因此迅速改变方略，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了以粮食税为中心、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从原先的由落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改变为通过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它是把工作重心由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组织“文化工作”的战略性大转移和重大改革。

1917年以后，列宁在党内主要进行了对“军事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斗争。这些派别大多从“左”的方面对党的路线提出挑战，在反对任用旧专家、拒绝签署布勒斯特和约，反对个人负责的一长制、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等问题上表现出来。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除1922年曾进行反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斗争，往国外放逐约170位文化知识界著名教授、专家和学者外，主要进行了反对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从1920～1922年，列宁亲自领导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1923～1925年，俄共继续列宁的路线，进行了同以“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以亚·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给“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中心口号是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即产业工人才能创造出来；为了在创造这种文化时保持其“纯洁性”，必须通过“净化的”、“特殊的人工实验室”，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种机构来从事创造。他们宣扬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血统论”，认为只有在工厂机器旁工作的产业工人，才能有最纯粹的“文化血统”，只有他们才能创造最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粗俗的、一眼就能看穿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但在当时却吸引着、并迷惑了成千上万的左翼知识分子。列宁在1920年和1922年曾两度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最后改组了他们的组织，取消了他们对文化的领导权，并限定了他们活动范围。但紧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之后，另一种极“左”文化思潮的变种——“拉普”产生了。它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带迷惑性的、以同样极端革命面貌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拉普”鼓吹把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式搬到和平时期，在文化艺术战线进行“阶级战争”，主张以直攻近取、军事命令的方式夺取文坛领导权；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庸俗化，宣扬文学即政治，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要求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则。它宣扬的实质上是比“无产阶级文化派”经过更多加工的、更为精致的庸俗社会学理论。通过1923～1925年的文学大辩论，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制定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6月18日通过。这个《决议》重点批评了“拉普”加剧阶级斗争的极“左”文艺路线，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虽没有停止”，但“其形式则已改变”、逐渐趋向缓和，因此，应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决议》纠正了“拉普”打击“同路人”作家和文化人的“左”的政策，指出应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和利用的政策。《决议》反对“拉普”以行政强制手段，一派独占文坛的做法，提出党主张在这方面实行“各种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反对在文学事业上企图采取“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

最重要的是，《决议》在理论上指出了艺术阶级性的“无限多种多样”和极端复杂性，反对在文艺上把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和庸俗化，反对把文学等同于政治、让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这实质上是对苏俄和俄共队伍中长期存在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是对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的庸俗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刻而系统的清算。

这个文艺政策决议，是由苏联“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亲手制定的，它对苏联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年代苏联整个学术文化的良好状况，同这一文献所阐发的文化艺术政策和以批判庸俗社会学为内容的理论方针，是密不可分的。

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决议》产生未久，很快就发生了联共（布）路线和思想文化方针的“大转变”，使上述几乎所有思想文化成果都付之东流。这一转变的起点，是斯大林1928年发动的所谓反“右倾”运动，其后果是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发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面“大转变”的背景下，斯大林于1929年2月28日发出《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指出“只有你们，唯独你们”，即“拉普”，“才配领导文艺战线”。这就等于在事实上把文化艺术的领导权正式委任给了“拉普”。

联共（布）思想文化路线从此逆转，开始了联共（布）党史文化的新时期。

二、30年代思想文化批判与联共（布）党史文化的演化

在斯大林同其反对派进行的所有斗争中，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堪称是最困难的一场斗争。莫洛托夫作为紧跟斯大林30年、与之长久共事的同僚，最了解斯大林的心迹；他用“十分困难”一语来形容这场斗争，道出了斯大林的一个心结和秘辛。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布哈林是斯大林最强大、最难对付的理论对手；布哈林作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领悟最深，阐发最力，是列宁逝世后捍卫新经济政策最得力、最顽强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而斯大林要打倒布哈林，欲在理论上取而代之，扭转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对他来说，是最为棘手的。正是这个缘故，在1929年10月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之后，斯大林一经从政治和组织斗争中腾出手来，就立即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着手发动一连串的大批判，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布哈林。

1.意识形态“大转变”和经济理论领域的大批判

1929年11月7日，值十月革命12周年之际，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亮出了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底牌，宣布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化、以集体农庄为导向的全盘集体化，在向“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的“大转变”。

12月27日，斯大林50寿辰举行持续整整一周的全苏规模盛大庆典刚刚落幕，在一片歌颂“英明天才领袖”的声浪中，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发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的动员令。这是他拿布哈林经济理论开刀祭旗，首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的一场大批判。

这个讲演的重要之处在于，宣布“集体农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已经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农村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这实际上是对集体化的全面动员。

这个讲演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当时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需要，要求“理论工作必须赶上去”；必须对流行着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理论，给以“应有的反击”。他说，“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这实际上是号召思想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和取消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全面转变。

2.哲学批判

正当经济学理论批判方兴未艾之际，在斯大林讲话的号令下，哲学界又拉开了“哲学辩论”的序幕。

1930年初，两个“小人物”，一个是刚刚在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留校的马·米丁，另一个是还在那里当学员的弗·尤金，很快响应斯大林的号召，首先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著名哲学家德波林及其学派发起攻击，指责“哲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当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责任。

米丁和尤金等人最初也承认德波林“路线基本正确”，但仍对他们有诸多责难。德波林学派对论敌的批判进行了有组织的反击。双方论争一浪高过一浪。米丁、尤金等人当时仅是“哲学新兵”，论战中表现出的学术造诣和理论水平难于同德波林学派相比拟，但他们以斯大林的讲话为论据，直指哲学战线理论状况“落后”，没有同党的步调保持一致，脱离现实政治，即没有联系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等等。他们特别指责德波林学派强调哲学的“特殊性”而忽略现实政治，指责该学派不了解当前哲学战线“转变”的“全部实质”在于，应“把哲学问题‘政治化’和‘现实化’”。由此出发，米丁等人对德波林学派罗列了许多政治罪名。

“小人物”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支持。——这无疑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出的信号，“小人物”一下子受到莫大鼓舞。到1930年夏，他们开始把哲学争论变成政治批判，不仅揪住德波林学派对待托洛茨基和“右倾”的态度问题不放，还指责德波林及其学派贬低列宁，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主义阶段。这就开始将学术问题转变为重大政治问题。

如果说在“哲学辩论”前期还带有20年代某些“遗风”，允许答辩，属于一来一往的学术辩论的话，那么到这年夏秋之交，形势便急转直下，开始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打压和斗争。10月14日，具体领导这场批判的联共（布）红色教授学院支委会经过改组后，虽在通过的决议中承认，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路线“基本正确”，但仍对它罗织了一系列矛盾百出、令人费解的政治罪名，诸如其错误具有“反党性质”，“政治上”有“机会主义表现”等等。

10月17日～20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就“哲学辩论”举行的会议上，论辩双方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当该院副院长B.米柳京发表讲话时，德波林对其蛮横做法强烈不满，插话打断报告，两人一来一往，展开唇枪舌剑，出现戏剧性场面。正当冲突处于难解难分之际，由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党史学家、官方理论权威雅罗斯拉夫斯基出面，当场公布了德波林早在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由“流放难友”H·斯克普尼克出头揭发德波林在20多年前流放时的政治“老底”。这种显而易见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一举挫败了德波林的理论锐气，立时逼他放下武器，承认了“政治错误”。

很显然，“小人物”响应斯大林号召而开启的这场哲学批判，代表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立场和观点。在这场批判中形成的米丁学派实际上是一个官方哲学派别。在该派取得对德波林学派的决定性胜利以后，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以该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的详细内容半个多世纪来始终秘而不宣，只是通过米丁的讲话和此后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透露出了主要精神。60年以后，苏联学术界才从米丁死后送藏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的笔记中得知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言论，得以公之于世。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他继1929年12月27日讲话，发出意识形态“大转变”动员令，发动哲学批判之后，亲临前线的一次再发动、再动员。所以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问题讲得更具体、更透底、更尖锐、更集中，打击和进攻的目标也更明确，其主要意图也表述得更清楚。

概括起来，斯大林这次谈话的主要之点集中如下：

第一、进一步指示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理论阵地展开“全线进攻”，并且强调，为此可使用“各种武器”。斯大林告诉米丁等人：“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斯大林对他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方面的劣势地位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说：对方“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他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状况也表示极大怀疑，号召“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倒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可以把史登、卡列夫打掉……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

第二，号召不仅要清除德波林学派，还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批判迄今有碍于斯大林理论地位的一切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梁赞诺夫、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本人。斯大林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还有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等等。现在应当把他们的全部著作都翻腾出来。……”接着又说：“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

布哈林作为他的政治对手和理论劲敌，他更不肯放过，因此要求“把布哈林的著作彻底翻腾一遍”，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最后，斯大林还特别提醒“别忘记梁赞诺夫。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这里同我们离得相当远”。

斯大林这些指示实际上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界进行大清查，扫除不利于树立斯大林理论权威的一切障碍。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要“为他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匹斯山扫清道路”，把斯大林奉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和最高理论权威。德波林后来在“解冻”年代给赫鲁晓夫的信，证实了这种说法。

第三，明确提出要把学术问题看成政治问题。“谈话”说，在任何抽象理论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政治意义”。所以，由此推定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错误具有“反党性质”。

以斯大林这次谈话为转折点，开始对德波林学派进行毁灭性打击，即“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们所写、所做、所说的一切”，并进行组织处理。

斯大林谈话第三天，红色教授学院支委会再次通过决议，完全抹去了过去对德波林的肯定性评价，转入对其学派的政治大批判。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正式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斯大林的谈话，做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解散杂志原编辑部，撤去德波林主编职务，批准成立以米丁、尤金为主要成员的新编委会。后来又给德波林学派一些成员扣上“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帽子，在“大清洗”中甚至将卡列夫（在哲学界的地位仅次于德波林）指控为“死硬的反革命恐怖分子”、“谋杀基洛夫的直接组织者之一”，把他同德波林学派的其他成员史登、卢波尔等一块判处监禁，尔后予以枪决。

这场哲学批判，在哲学上对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由于哲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占据的特殊地位，由于这场哲学批判是在斯大林亲自发动、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一场斗争，这样，通过这场斗争，就为以后的大批判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批判模式，因而发挥了样板示范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把矛盾斗争绝对化；将一切抽象的理论问题都视为政治问题，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形成了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官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派，由它干预一切学术理论争论。

正是根据斯大林《谈话》中要对过去党内理论家“全部著作”“彻底翻腾一遍”的指示，1930～1931年，联共（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党内、加强书报检查的制度，对上述理论家和反对派的著作一一进行清查，把它们统统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与此相关联，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和文献，凡要公开发表的，必须报总书记批准。这样，也就屏蔽了列宁晚年的有关文章和书信，把有关马、恩、列著作和文献的发表权、解释权，全部操控于斯大林一人之手。笔者1987年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亲眼看到一件档案，是当时任该院院长的弗·维·阿多拉茨基给斯大林的一个专门报告，申请公开发表恩格斯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在该报告上有斯大林批示同意的亲笔签字。这使我们联想到为什么列宁晚年的有关文章和书信，在斯大林时期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中全文发表。

3.文艺批判

“拉普”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多数派领导，原本接受中央政治局1925年文艺政策决议的批评，开始认识原先的某些“左”的错误，少许有些进步，但斯大林写给“拉普”的《信》肯定其路线之后，一下子让“拉普”翘起了尾巴，并且借布哈林倒台之机，去翻1925年《决议》的案，他们甚至掀起一片鼓噪，要求撤销这个重要文献。在这种由反“右倾”引起极“左”思潮反弹的形势下，“拉普”原来“左”的病症进一步复发：对作家重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故伎；继续搞宗派主义，打击一大片；在文坛发号施令，对创作大搞行政干预；宣扬庸俗社会学，以政治代替文艺，等等。

斯大林计划以“拉普”为基础，组建全苏作家协会和有关文艺团体，让“拉普”全权领导文艺界，但消息一传出，苏联文艺界立时炸了锅，作家和文化人纷纷投书党中央，投书斯大林，表示激烈反对。面对这种局面，斯大林正进退维谷之时，发现原先曾任莫斯科共青团书记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同苏联共青团中央原书记沙茨基有牵连，后者被揭发倾向布哈林，有“右倾投降主义”。这样，斯大林就失去了对阿维尔巴赫的信任，指示《真理报》发起对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拉普”进行批判。于是，一股风起，猛批“拉普”的所谓“右倾”。“拉普”原本“左”病复发，现又批其“右”，这更把“拉普”推向极“左”的方向。1931年就是在对“拉普”的这种批判中度过的。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大一统”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个艺术团体。

至此，苏联结束了20年代各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争的局面，在组织上都统一到了全苏范围的各中央协会中来；原先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都遭到批判，唯独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各派原来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按中央决议精神相继停刊，改由国家官办刊物一统天下。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的文学艺术结束了20年代活跃发展的局面，走上了30年代单一的规范化道路。

其实，重要的不在解散“拉普”，而在于解散所有文艺团体和派别，将其置于“大一统”组织的统一监管之下。至于对“拉普”，也只是着重于组织上的解散，着重于掐掉阿维尔巴赫这个“不可靠”的头目，对其文艺路线（即所谓“总路线”），对“拉普”多数领导及其骨干力量，都一一保留了下来，并加以提拔重用。此后，斯大林和联共（布）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质上推行的仍是“拉普”路线，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只不过修正了它某些表面上的错误，而1925年中央政治局《决议》所指出的主要错误，则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4.从史学批判，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

历史对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教化作用，对确立当政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斯大林是深悟真谛的，因此，他对史学尤其是现代史和党史及其研究动向，一向十分关注。清除党内反对派以后，斯大林要确立自己在党内和国家的绝对威权，是不能允许20年代那种对领袖人物可以议论评说的宽松状态的。为此，他首先要制止学界对列宁的学术讨论。

1930年12月，《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帝国主义研究室副教授斯卢茨基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作者对列宁对待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中派的态度问题有所评论。按照20年代以来学术讨论的常态，这是极为正常的。但正是这篇文章，为斯大林直接发难，干预党史研究和学术争论提供了借口。

1931年，斯大林以《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写信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声色俱厉，对该刊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坚决抗议”，指责作者是在“反党”，是“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还给一系列史学家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和“伪造者”之类的政治帽子，并指斥该杂志刊登此文，是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问题”、“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问题”拿来讨论，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

问题一经这样严厉地提出，史学界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最后，开除了斯卢茨基的党籍和公职，处分了与他有关联的所有人员和机构，甚至连他兼课单位的教研室主任也被列入解职之列；对于发文的刊物，除改组编辑部外，还停刊整顿一年；所有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历史著作都遭到审查，一切史学机构都按《信》的精神进行清查，实际上扩大成了对史学机构和所有史学家的一次全面大审查。其间，被点名批判的人不计其数。外省的批判运动更是变本加厉。1932年初有一份报告说，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斯大林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史学批判，显然是有多层深远用意的。首先，是禁止对领袖人物的一切议论，违者严惩不贷。其次，是把矛头指向一系列“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史学家。革命后苏俄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党史学家，他们多是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参加革命，作为亲历者，对党的历史了如指掌，这些人有安·谢·布勃诺夫、Д.Б.梁赞诺夫、В·涅夫斯基、А.Г.施略普尼柯夫等。他们作为老资格的党内干部，对斯大林的革命根底和经历十分了解，他们也都有党史或革命史著作问世，不可能参与改写历史，无原则地歌颂斯大林。斯大林对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即使被斯大林视为“自己人”的，如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紧跟斯大林的史学家，因其著作没有歌颂到位，也是不肯放过的，必须悔悟，必须认识著作中的“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其三，这样整肃史学和史学家，是为了下一步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为改写历史、改写党史做准备。

但重编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从1934年5月16日发布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编订历史教科书的决定之后，几经延宕，进度缓慢。为把重编历史教科书纳入确立斯大林历史地位和个人崇拜的政治轨道，还遇到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及其史学体系这一障碍，这样，由审订历史教科书，很快又发展成了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一场批判运动。

决策者表面上的要求是，“教科书和教学本身”应克服过去的“抽象化和公式化”，而底里却是要求写英雄和领袖人物，写斯大林，并要求大大加强苏联史的现代部分，不是“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即列宁时期，而是“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即大写特写斯大林执政时期，为歌颂斯大林服务。

许多史学家没能领悟决策者的这一意图，编写的教科书难以到位，经多次审查均不合格而被退回。他们一遍一遍地改写，也总是一遍一遍地遭到申斥。最后，大批史学家被扣上“史学界的暗害集团”，“托洛茨基的思想掩护”等政治帽子和刑事罪名，把其中不少人作为“人民敌人”，给予逮捕、监禁、流放，甚至判处死刑。经过这一系列残酷的思想批判、政治斗争，甚至刑事处分，方才有少数人领悟到个人崇拜真谛，把史学纳入到斯大林所要求的思想政治轨道。而这时，斯大林体制模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已基本形成；这样，才从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编订联共（布）党史教程。

实际上，编订党史教程的过程，也是一个整肃、批判的过程。经过了一番曲折而复杂的斗争，连编撰者自身都经受了一场场清洗淘汰，有的被批判，有的遭逮捕，又有的被镇压，最后由领悟个人崇拜真谛的少数几个人执笔撰稿，他们在斯大林提出分期纲要和哲学部分章节的基础上撰写成篇，最后又由斯大林捉笔定稿而成。

这样，于1938年上半年成书问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对列宁创建党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这主要表现在：1）按斯大林分期法，认为1912年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大会为布尔什维克党建党之始，这样就贬低了列宁1903年建党的功绩。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此次党代大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就制造了斯大林在建党之始就领导党的神话。2）按照斯大林的分期法，新经济政策阶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党史之外，这就基本否定了列宁的这一创造性政策。3）按斯大林的分期，制造了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用伪造的史实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宁并列的地位。4)把一部丰富生动的党史变成了一部干瘪枯燥的党内斗争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斯大林是除列宁之外提供正确路线、方针和正确理论的唯一“源泉”。5）编撰者以种种手法歪曲历史，或借助斯大林的言论为历史事件定性，或者通过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夸大其历史功绩，甚而通过伪造史实，制造斯大林同列宁的“伟大友谊”，以抬高其历史地位。这样，通过这部党史，就开启了以官方建制的形式，经党的最高机构审查核准，在充满教诲箴言的郑重党史中伪造史实，公然编造假话的风气。

三、大批判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

斯大林以反“右倾”斗争为起点，在经济学、哲学、史学和文艺等领域进行的几乎所有批判，都导致了“左”的错误，造成了极大的、长远的消极后果。这样，经由这些批判积淀而最后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就由这些大批判的后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集中体现出来。对此，可以大体集中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在经济上，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超阶段”的“直接过渡”；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强制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政治上，实行形式上的人民民主、实质上是个人崇拜、领袖个人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泛化并扩大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实行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镇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变成了主要是针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镇压。

在文化上，提出“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消灭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就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文化。同时，以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整肃的手段，肃清包括中间思想形态在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封闭环境中培育无产阶级意识；以垄断的方法，通过哲学粗暴干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在学术文化上导向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造成思想理论上的僵化、凝固和教条主义，带来了学术文化和艺术的萎靡不振。

以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为标志，斯大林实际上抛弃了1925年通过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文学政策决议，修改了20年代列宁—布哈林的文艺路线，由重视清算极“左”文化思潮的方针，转变为不断对所谓“右”的倾向的批判。“拉普”路线原本为“左”，斯大林不仅对其加以肯定，后来又批判其“右倾”，这样就把它推到了更“左”的道路；而且，他把“拉普”的“总路线”加以吸纳，变成自己的文艺路线；这一文艺路线又进而推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甚至推向整个政治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十分广泛而又严重的后果。

通过袒护“拉普”的政策和在文艺界的批判，改变和添加了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如下内涵：

1）不是实行对文化艺术“有分寸感”的“总的领导”，而是进行事无巨细的“管束”和“行政干涉”；

2）放弃了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文艺阶级性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转向“拉普”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把文艺的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教条化，主张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

3）不是按照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逐渐缓和的规律，采取正确的阶级路线，对同路人作家实行争取团结的政策，而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对作家和文化人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4）放弃提倡各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的政策，解散所有文艺团体和流派，建立“大一统”文艺组织，将创作方法统一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来。

5）不是遵照列宁主张的对文化艺术事业不做“过多的管束”，实行民主地、内行地、协商地、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感召力，有说服力地领导文化艺术，而是对文化艺术事业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

通过一系列批判，特别是哲学批判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出版，在理论思想上形成的突出特征是：

第一，确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其理论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以他所解释的马列言论为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这样一来，他不予公开发表的列宁晚年著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列宁全集》第43卷），从337～392页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未收入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文集》，这些文章只是在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决定才公开发表，后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36卷），他所屏蔽或提出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被完全排除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外。

第二，否定商品经济，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从落后的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奉行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这是联共（布）最基本的理论特点之一。

第三，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这是联共（布）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四，在哲学上，违背唯物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一方面，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宣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另一方面，却把对立面的统一“斥之为形而上学”，只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否定矛盾的统一性，这便导致将斗争绝对化，在实践上引发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煽起阶级斗争，搞“大清洗”，引爆社会、分裂社会、发生大斗争、大破坏，以致自毁江山。

第五，把一切抽象的理论争论都视为政治斗争，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艺术观点与政治问题的界限。

第六，形成了一套大批判的模式：从发起学术论争着手，直接上升为政治批判、政治斗争，接着进行行政处理，改组刊物和机构，最后逮捕、判刑。

第七，在批判中形成了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官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派，即斯大林学派。其特点是：1.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把一切问题政治化。简单化和政治化是其思想理论的最大特色。2.借哲学的特殊地位，用哲学干预一切，代替对各学科的具体研究，为伪科学学派在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3.挥舞棍棒，乱贴阶级和政治标签，在思想理论界全面复活了20年代“拉普”的幽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通过专门决议，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运动，召开各级宣传干部和宣传员大会，开办各类学习班，向广大党员和群众灌输教程的思想。这就使教程凝固的教条主义、左倾急进主义和空想主义深深地刻入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意识，从而使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以体系化、模式化的形态，得到了十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官方评定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成了推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成了斯大林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集大成者，这样，它就使联共（布）的党史文化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最终不仅在苏联国内各条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文化艺术各部门，甚至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以完备的形态呈现出来，而且很快远播国外，深深影响到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后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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