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 再说“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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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二月逆流”



大家都知道，发生在1967年初（文革期间）的所谓“二月逆流”，是叶剑英、谭震林等几位中央老同志与“四人帮”的一场尖锐斗争。有人称之为是“大闹怀仁堂”，也有人说是“大闹京西宾馆”。一些资料称，“二月逆流”发生在1967年2月。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所谓“大闹京西宾馆”，是发生在1967年4月份。

说实话，虽然我亲身经历了“文革”，但是对“二月逆流”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至今也说不清楚。出于兴趣，最近我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包括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军科院出版的《叶剑英传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谭震林传》、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0号）、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初步理出一些头绪。归纳一下，谈几点看法，供读者参考。



一、“二月逆流”是两次“大闹”：



据考证，所谓“二月逆流”是对两次“大闹”的总称。

第一次“大闹”，是指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间为1967年1月19日、20日两天。第二次“大闹”，是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时间为：1967年2月11日和16日，16日达到了斗争的高潮。



二、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概况：



1、会议参加人员：叶剑英（主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肖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关锋、王力、戚本禹，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蒯大富在江青的指使下到会，但被拒绝入场）



2、会议议题和争论焦点：



（1）关于军队开展“文革”的方式。叶剑英等老帅们主张，军队领导机关和部队担任着保卫国家安全的任务，只能搞“正面教育”，不能采取“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江青一伙则坚持说，军队不能搞特殊，也应开展“四大”。其目的是要搞乱军队，篡夺军权。

（2） 关于刘志坚（军队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和肖华（总政治部主任）问题。会议一开始，江青一伙首先对大会拒绝蒯大富参加十分不满，然后又诬陷刘志坚是“叛徒、特务”。实际上是因为刘志坚在负责军队文革领导工作期间，维护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成为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进而，“四人帮”又提出要“揪斗”肖华，指责肖华是刘志坚的“后台”。

（3）双方的论据。在会议上，老帅们陈述了“文革”对军队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叶帅指出，全军军分区以上单位有80%受到冲击，70%的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两百多人被打死。总后、总政工作陷于瘫痪，总参已部分瘫痪。而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关锋等人则说：“解放军被资产阶级腐蚀了”，“反对文革就要严厉惩罚，打死几个反革命算什么？”等等。“四人帮”后来又提出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抓军内一小撮”等口号。

（4）叶帅、徐帅拍桌子。会议的焦点最终是“揪斗”和“保护”肖华的冲突。1月19日会议结束后，“四人帮”即派人去抓肖华，并抄了家。肖华逃往西山，被叶帅保护起来。在20日的会议上，江青要追究“窝藏”肖华的责任，而肖华当场站出来揭露了19日晚被抄家的经过。徐帅听后，十分惊讶和气愤，拍了桌子。叶帅更是刚正不阿，拍案怒斥江青道：“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盛怒之下，把右掌骨震开，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3、“大闹京西宾馆”的成果：



（1）“军委八条命令”的出台。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在“二月逆流”前后，他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于军队机关和干部不断受到冲击，他深感压力很大。于是在1月24日晚，他强行到林彪家“闯宫”，并向林提出，要求搞几条规定，稳定军队。林彪同意了，并由林口授，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并得到叶帅、聂帅赞同。后经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干部子女”一条，形成了“八条命令”。1月28日下午，林彪和徐帅将“八条命令”送毛泽东审批，毛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2）“八条命令”的关键词。“八条”明确提出了“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以下作战部队和特殊单位采取正面教育”。这两条命令恰恰是“大闹京西宾馆”所提出的“关键词”，也是老帅们战胜“四人帮”的标志和战果。“八条命令”对于保证军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同时，也粉碎了“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为他们最终的失败埋下了“定时炸弹”。

（3）林彪的历史作用。尽管林彪最终走上了叛党叛国的道路，在“文革”中也干了不少坏事，但是在制定和出台“八条命令”的问题上，他支持了老帅们的意见，这也是事实。按照徐帅的说法，“林彪当时是国防部长，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所以，在“八条命令”和稳定军队的问题上，林彪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应当抹杀。



三、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概况：



1、“政治局碰头会”参加人员：周恩来（主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康生迟到，江青“请假”。



2、会议议题和争论焦点：



（1）“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帅指责张春桥、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擅自改变名称。你们要干什么？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无理扣押陈丕显？不要党的领导，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

（2）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陈毅、叶剑英、李先念指出，现在是全国范围的“逼供信”，诬陷干部。

（3）要不要稳定军队。叶帅责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政府搞乱，把工厂、农村搞乱，还要搞乱军队。难道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3、毛泽东的表态：



2月16日晚，王力根据“四人帮”的旨意，起草了一份会议纪要，把谭震林等人的意见定性为“反党言论”，上报毛泽东。2月18日夜，毛泽东在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参加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报送的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老同志们被扣上“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政治局。



4、林彪的表态：



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二月逆流”上纲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林彪还颠倒黑白，诬蔑“二月逆流”的成员——把破坏军队稳定的责任“嫁祸于中央文革”。充分说明了林彪的两面性，他既有与“四人帮”争权夺利的一面，也有与“四人帮”相互勾结的一面。



四、对“二月逆流”的平反：



1、毛泽东再次表态：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叶帅和在场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还委托叶剑英，把他的上述“平反”意见转达给病重的陈毅。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指责“四人帮”，而是把责任归咎于王、关、戚。可见，毛泽东的“平反”是有保留的。



2、邓小平的表态：1981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



五、叶剑英是扭转乾坤的元帅：



1、他给军队院校的“文革”泼冷水。

1966年10月，全军院校开始以“四大”的形式开展“文革”。为了把“文革”对军队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叶剑英和几位老帅几次接见了军队院校的学员，苦口婆心地要求大家保持军人的纪律性，搞好本单位的改革，不要冲击领导机关，不要搞武斗。他还劝阻军队院校不要成立“红卫兵”组织，他说：“你们是军人，已经是革命的卫兵，没有必要再成立红卫兵！”叶帅给大家泼冷水，也引起了一些学员的不满。但是，他敢于公开抵制“文革”极左思潮的大无畏精神，确实使许多年轻学员冷静下来。军队院校的“文革”之所以历时比较短，损失比较小，正是由于“二月逆流”和老帅们的坚决斗争，使“四人帮”直接插手军队院校“文革”的阴谋未能得逞。



2、他敢于抵制对刘邓的冲击。

1966年11月29日，一些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提出要销毁军事博物馆内的刘、邓的历史照片。叶帅坚决拒绝，并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妥善保存历史照片。为此，叶帅被扣上了“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和“为刘邓树碑立传”的帽子。



3、他是扭转乾坤的元帅。

叶帅是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元帅。他的历史作用，不仅表现在“文革”初期和“二月逆流”前后的历次斗争中，而且在粉碎林彪集团和抓捕“四人帮”的重要历史时刻，都发挥出了扭转乾坤的重要作用。例如，他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授命调查陈伯达，与林彪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在林彪叛逃之后，他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并协助周恩来、邓小平搞“整顿”。尤其是，他领导和具体部署了抓捕“四人帮”，推荐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最终结束了“文革”动乱，彻底扭转了乾坤，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六、“二月逆流”的潜台词：



从表面上看，“二月逆流”的斗争焦点是“党的领导”、“保护干部”和“稳定军队”等问题。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二月逆流”成员的斗争，不仅是针对“四人帮”和林彪的阴谋，而且也是针对毛泽东本人的“左”倾错误。其中的“潜台词”，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左派幼稚病”。



叶帅常讲：“如果跨出真理一步，就是谬误”。其实，他的这句话来自列宁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叶帅就清醒地察觉到，“文革”中的许多做法和提法，与列宁批判的“左派”幼稚病如出一辙。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到新的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成为错误。”叶帅不仅反复阅读列宁的这篇文章，而且还让秘书们摘编列宁的其他有关论述，深入研究和学习。一次陈毅来访，看到秘书们正在整理列宁的这些论述，连声说：“好啊！好啊！”可见，老帅们敢于与“文革”中“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斗争，与他们学习列宁批判“左派”幼稚病的论述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二月逆流”不仅是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而且也是在批判毛泽东本人的“左派”幼稚病。

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还在另一篇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尖锐地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学习“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样表现出一种“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效仿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还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的这些论述说明，当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向社会主义时，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国家资本主义”是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必然途径，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列宁的观点，恰恰证明了“文革”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充分暴露出了列宁所批判的那种“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也批评了“左的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周恩来和老帅们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分歧和斗争，恰恰就在于此。



2、关于“刘邓路线”。



林彪说，“二月逆流”是“刘邓路线的继续”，这也是一句“潜台词”。实际上，“二月逆流”中的老同志对于批判“刘邓路线”，都是持抵触态度的，当然也包括周恩来。“文革”中之所以给刘少奇扣上头号“走资派”的帽子，是因为他在建国初期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资本家能够多办一些工厂，即使有些剥削，也是有功的，对国家有好处”等观点。其实，这些看法完全符合列宁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的论断。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进一步证明，刘少奇的上述思想是正确的。



3、关于“四人帮”。



在“二月逆流”及其后的多次会议上，有个现象很有趣。在会议的座位安排上，总是“二月逆流”中的老同志坐在一边，“四人帮”等一伙坐在另一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就为日后的决战，埋下了伏笔。“二月逆流”被批判以后，老帅们“靠边站”了，大家以为只有林彪与“四人帮”来争夺天下了。但是没有想到，林彪中了“四人帮”的“激将法”，先跳出来，出局了。不过“四人帮”也没有想到，这反而为老帅们创造了机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四人帮”最终没有逃脱被“带枪的刘邓路线”消灭的下场。据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才是真正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分子。所以，“四人帮”的兴亡史，确实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潜台词”，让后人去推敲和品味。



4、枪与笔的较量：



打倒刘邓，批判“二月逆流”，是“笔杆子”的胜利。然而，“四人帮”的垮台，是“枪杆子”的胜利。“二月逆流”和“文革”的历史，可以“浓缩”为是“枪杆子”与“笔杆子”斗争的历史。或许，还可以“简称”为是老帅们与“四人帮”、乃至是叶帅与江青之间的斗争。当然，这绝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而是一个阵营与另一个阵营的决斗。



七、后记：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10号），公布了关于江青、张春桥历史问题的证据和审查结论：



1、江青是叛徒：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密切，并在戏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1937年7月，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



2、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是发起人之一。1935年5月到上海，在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7年9月，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特务赵福成掩护，于1938年1月混入延安。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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