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化：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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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与瑕疵——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

作者: 黄化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1作者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看完《红太阳》，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高华是一位典型的独辟史学门径的学者。"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见萧功秦评《红太阳》）。

一、《红太阳》是一部真正的名著。

萧功秦在《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中提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有很多个档次，但我们似乎可以以"名著"为起点来探讨《红太阳》，其名著特征他人已有详细叙述者，本文不再作为重点。笔者以为，他还有以下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体例的天然浑成。《红太阳》打破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又融汇了多种体例，且天然浑成。现在的史学著作，能打破传统体例的很多，但能有效整合的却很少。单以对古今体例整合的效力而言，说《红太阳》为史学名著也是一点不过份的。比如，对纪传的融汇。第一章第三节写到邓发，"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页42、43）此处寥寥几笔，就把邓发的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若辑录本书有关邓发的语句，完全可以整合成一篇科学与美感相结合的邓发小传。本书涉及人物有数百之多，凡稍微重要之人，几乎都可从本书中辑出其几近传神的小传。虽然本书大量参考传记、年谱、回忆录、人物传集等，但在书中看不出纪传的痕迹，然而大多数人物皆能生动传神，由此可见作者融汇纪传于无形的深厚功力。其他体例的融汇，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举例。

其二：细节入微与结构的恢宏

有些以科学史学标榜的著作，几乎因过分实证而繁琐到了让人无法阅读的程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说张荫麟"他已认定史学既是科学亦是艺术"，"他连写考证文章也讲究修辞炼句".2艺术美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细微处见精神，《红太阳》的细节描述比比皆是。仅举一例，第十四章第二节写到，"他（博古）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页581）这短短几句，博古憋屈、恐慌、谨慎，又急需情感宣泄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有言"良史莫不工文"，又有言"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3《红太阳》极富文采，但是否"工文"，稍后再述。然而，就本书的结构而言，用气势恢宏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第1，"本书涵盖面颇宽"（页655）。延安整风以1942-1943年为核心年份，但本书叙述的时间跨度却达百年左右，材料跨度也约百年之久，且涉及中苏美日等多个国家、政经军文外交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基本材料以及共产党方面公开发表的各种材料。并在实证基础之上把延安整风的前世今生来世都深入浅出地涉及到了。

第2，注重组织机构和制度史的研究和融汇。钱穆认为"不通制度便不能通历史".4《红太阳》对中共的组织制度之来龙去脉及相互关联研究得颇为深入，虽未单列章节论述之，但把它巧妙地融汇于全书当中，而且起到纲举目明之作用，使本来纷繁的人物、事件在与组织制度一搭配就立即繁而不乱了。"大间架则须大学问"，5这是一般学者难以做到的。

第3，中共革命团体的文化史、社会史、心理史、人际关系史，国共关系、苏共与中共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共关系，传统文化与中共革命的关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而且比较好地与本书融为一体。钱穆言"惟其存心只要做个史学家，因此他的理论和见解都狭小了。"6但《红太阳》不仅是史学著作，她还是兼具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等多学科方法特色的著作。

二、《红太阳》还是一部有些瑕疵的名著

萧功秦评《红太阳》"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确实，第一遍读她，我感到震憾，第二遍我对她结构之缜密与恢宏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遍我体会到一种破缺之美，她似乎仅仅够得上一般名著的标准，"史诗之作"则可能有些过誉。

现在值得读几遍的书已经不多，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对《红太阳》提出几点浅薄的商榷意见。

其一，人物脸谱化。第一章第三节，"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已的嫌疑。"（页49）"无任何个人的动机"似乎把周恩来公而忘私的形象过于脸谱化了，如果真无任何个人动机，则较难解释江西时期邓颖超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也较难完全解释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约半个世纪长驻不倒之因。熟读历史的人均知，真正毫无个人动机的人能在核心权力部门长驻不倒古今罕有，黄仁宇《万厉十五年》中描述的海瑞，虽有公心，但生存也极为艰难。

其二，推论有些牵强武断。第七章第一节，"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页262、263）如果男子担任妇委和女大职务是明显羞辱，那么邓颖超承办最机密的工作，是否也在羞辱她不像女人？又如，第十章第四节，"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主管，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页382），往下几页又写到，"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页387）。看来彭真被毛挑中并非"答案只有一个".

其三，语言过于文学化与前后矛盾。选材和行文似乎过于文学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书实证的严谨性。如果说张荫麟《中国史纲》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那么《红太阳》只是实证与文学的通贯。如，第九章第一节，"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因而只有先脱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页316、317）。又如，第七章第一节，"毛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马上又写到"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页265）此处既作出某种善意，又何来毫不领情。

其四，常见材料未予恰当运用。对《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似未加以恰当运用。第七章第一节，"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页267）。《红太阳》几乎一开篇就把毛的性格定型并脸谱化，但其性格的早期成因则未多谈及。如，《毛泽东传》说毛父是严格的监工，性情暴躁，常打孩子，使毛干活非常勤快并仔细记帐，免得其父有把柄来批评他。"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7这可用来佐证毛性格的早期成因。第十一章第二节，"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页397）。其实这并非独创，《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都有以日记示师友的记录，以便交心，以示君子坦荡荡，是促进相互学习、个人言志，以及维系良好友谊的一种手段。8另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有，"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家长制的定义是——"，"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9这对毛重视历史手段来整合队伍，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关注团体成员的出身来源，都有溯源解说的价值，毛自己早期的话，应该是解说毛的一手材料，但《红太阳》在选材上对此忽视很多。

其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渊源未完全理清。第八章第一节，"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页304）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斯大林版，斯大林主义有"形而上学、天定论、极权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10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比比皆是，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毛还能娴熟地运用两分法，由此上溯斯大林形而上学、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还可找到欧洲玄学的影子。11而影响毛颇深的"湘学士风"12中的理学，是援佛道入儒的新儒学，其中也含玄学成分，以西方玄学与东方玄学相通，也就有了其内在的桥梁。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特点，似乎更多的是中国思想披上了西方的外套。但《红太阳》于中国传统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之论述忽视较多，仅举一例，如墨家思想的影响就几乎未涉及，"墨家学派主要是靠他们师徒刻苦自励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滋长于并一直保持在传统社会的下层，形成礼教以外的一种社会制裁力量"."儒墨同以救世为终身职志，儒者为传统社会建立了师道，墨者则以其侠义精神遗爱人间"."墨子反对宗法，反分封，以兼爱代替亲亲尊尊的差等之爱，以尚贤铲平了贵贱之别，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这些思想实无异否定了传统的贵族政治和家族组织的价值"."墨团的成员与巨子之间，有服从的关系。此外，墨团还有一种互助的关系存在"."其行动则为豪迈刚强，信义不苟，轻视生命".13以上墨家的特点，中共革命团体几乎都有。中共革命是下层革命，传统的下层思想能说明很多问题，不知缘何不用。

其六，影响毛集权的其他因素。高华在后序中提到，"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页655）。陈彦评《红太阳》则说，"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让我们放宽一下视野看毛集权的其他因素：第1、国家发展阶段的影响：后发国家在自强过程中，多走相对集权道路，德日意俄概莫能外，中国近代之袁氏蒋氏毛氏莫不如此。第2、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大背景的影响："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政坛和文坛上以'保守'形态出现的思潮纷纷登台亮相"，"围绕'政府模式'而展开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以"胡适为主将的'民主论'者对'专制派''新式独裁观点'的反驳是异常软弱无力的"，而"代表着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潮却都在论争中取得了自己的阵地"14.第3、中国走向"内在"的程度加深之背景的影响："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金人灭国，"文化屈辱从未如此突出"，"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只有成功地建立了道德社会之后，他们才有可能给国家注入新的动力".15中国近代遭列强入侵，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华，这是中国转向"内在"的大背景。中共除了承受这个大背景之外，还遭遇了被国民党"围剿"而长征的小背景，因此在当时，中共转向"内在"的程度似乎超过了其他国内团体。比如，在延安整风中，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的人一般不是整风重点对象，而是集权行为的执行者。另外，为何是南宋理学而非汉儒对国共都影响甚巨，其中有一重要因素是，当时的中国与南宋相似之处太多。

其七，毛斗争手段中的中国历史经验。更多的是披上苏联方法外衣的中国传统手段。如，"道术势"、收会议笔记、运用元老的资历、意识形态解释权等，在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是。另举一例，第七章第一节，毛对王明为首的"国际派"的分化，用田余庆《拓跋史探》中的专用名词，叫做"部落离散".16这仍源于中国传统。

其八、气不平。章实斋《文史通义》言，"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17可能由于著者本身的经历，使其在著《红太阳》时，想"不虚美，不隐恶"（页655），但潜意识里还是情不自禁，第七章第二节，"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页279），作者的经历可能也有类似情形存在。"气平情正，是史学家走向客观忠实的坦途。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忠实。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大凡曲解都是如此"，"仇恨是史德的反面，亦是史德的大忌".18"气不平"可能是《红太阳》不能著成传世名著的最大硬伤。

以上八点商榷意见，归纳起来可能主要只有一点，那就是有心做一个独辟门径的学者，其选材、行文、心境可能也就多了几分鼓动和宣泄般的诱人，但同时可能也就多了几分不自觉的偏颇，以致于影响到"新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严谨性。

三、满头白发意气风发的史学家

第一次见到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此时的他已经教授博导几年了，虽然满头白发，但却意气风发，讲课当中，他不断地抽烟。透过那历史的迷雾，我又想起《红太阳》第十三章第一节中的一些话，"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许多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页506）。当年青年的白发是外在力量对个体的强加，而眼前教授的白发，却更是一种个人的执着追求所留下的对刚毅性情的纪念。

注释：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655.后此引自本书的内容均在正文中注明页码。

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页6、65.

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页267、72.

4 同3，页141.

5 同3，页72.

6 同3，页15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16、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19.又见朱东安：《曾国藩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页27，"（曾国藩）经常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阅读，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64-65、73、74-75.

10 （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之《作者的话》，孙凌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页15.

11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伍德增补，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505，"费希特和谢林都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精神是知识的本原；一切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精神的哲学，黑格尔在费希特和谢林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哲学。"

12 同7，页19.

13 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109、113、116、119、123.

14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第七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429、441-442.

15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7、49、118.

16 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目录页1、2.

17 《文史通义全译》卷三内篇三《史德》，（清）章学诚 原著，严杰 武秀成 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页259.

18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87、283、288.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4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