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高华先生的对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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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虽然并不认同，但对作者高华先生还是有几份敬佩。对他的人格、学术操守、历史高度。当然做为一部巨著，自然也少不了遗憾。

第一，他首先承认化七年心血而成的这部历史著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无法得到更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事实上，正如他所讲的，有关延安整风的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都没有公开。就是俄罗斯已经公开的四十年代档案，与延安整风有关的也极少。此外，由于此书不是研究课题，仅是他个人的兴趣，所以他也没有能力对曾经参与延安整风的在世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

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往往是敝帚自珍，袒护有加。但高华先生却在自序中率先坦承自己的著作是建立在缺少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从学术上等于自我否定。至少在可信度上是要大打折扣的。但高华先生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并不隐讳。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对他的著作采信，但对他的人格、学术伦理却不会质疑。

第二，正如高华先生自称的，他是有立场的，而这个立场就是他认为的“五四精神”：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尽管高华先生的立场是“五四精神”，但他对共产革命却持客观历史的观点。正是这种客观历史的学术精神，超越了他的“五四精神”。所以当我们读到如下一段他的自述时，就不会感到意外：“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意价值和意义”。

应该说，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尽量摒弃自我主观立场是每一个严谨学者的追求。但毋庸置疑，完全做到这一点又是不可能的，高华先生也然。所以，他虽然也承认共产革命是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有历史上的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但纵观全书，仍然存有不少可议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延安整风运动的时代背景。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自1941年至1943年，也就是延安整风期间，华北日军反复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扫荡，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解放区人口由一亿降至五千万，八路军由四十万降至三十万，新四军由十三万降至十一万。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因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至14日），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艰苦。

根据台湾陈永发先生（台大历史学教授）所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部，329页至367页），抗战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37年7月至38年年底为止。这一时间以国民党抗战为主。第二阶段(39-41年),第三阶段(41到44年),这两个时期日本的注意力都在敌后，而且明确讲日本是以中共为主要的敌人。第四阶段(44年春到45年夏)，日本再度以国民党控制区为重点,国民党再次出现溃败高潮。

也就是说当中共承担着主要抗战压力的背景下，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接这一时代挑战：通过整风运动达到统一党内思想，以抗击日本的入侵。这也是为什么高华先生把共产革命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的重要原因。 而最后的历史也证明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效。陈永发先生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部第400页）有这样的评述：“由于整风可以加强党员的共识和忠诚，使得中共能够成功面对日军的残酷军事镇压，而内战再次爆发后，更能以劣势军队取得最后的军事胜利”。

显然，是抗战的迫切需要，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进行了一场整风运动，所以不管整风运动过程中发生过多少问题和偏差，从目的和成效来讲，都是必须首先要预以全面肯定的。这才是我们理解整风运动的切入点。就如同，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国民党不得不把黄河口炸开。除使得日本损失精锐上万，也令中原地区多守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日本也由此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同时嫁祸日本人的轰炸，掀起举国对日仇恨和民众参战热情，更令日本受到国际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当然在达到目的同时，也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但在面临必须在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做出选择，只有“两害取其轻”，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是高华先生只承认整风运动对于打败国民党的重要作用，却回避了对于抗战的积极作用。事实上，整风运动首要标准是回应抗战的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失误是不可原谅的。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讲，我还是想问一句：高华先生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又身为南京大学而且还是历史系的教授，难道忘记南京大屠杀了吗？

其次我们来看整风运动针对的对象。当时中共存在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流派。中共此前的历史已经证明，国际派由于不谙中国国情，教条主义盛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被清除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站在国际派背后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实际成为苏联控制和影响中国革命的工具。中国如果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也必须清算国际派。恰在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全力抵抗德国的入侵，无暇他顾，为中共清算国际派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条件。

为了清算国际派和他们的教条主义，中共甚至借用了自由主义。但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却把矛头对向中共最高层。如果按照自由主义者的方向，不但国际派无法清算，甚至党内团结也难以实现。整风的失败则必然的，哪么放到抗日大背景下来看此时的自由主义，其随后被清算，也是必然的，是符合历史合理性的。

应该说，从高华先生来讲，清算国际派他并无异议，但清算自由派却令他无法接受，这自然和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关。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历史客观性、学术伦理未能超越自己的立场。

第三，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元独尊的地位，也奠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导核心地位。这虽然是历史的需要——在哪个时代，毛泽东思想是确实是唯一正确而且行的通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符合中国实际。但也一直被后人所批评，认为是走向个人专制。高华先生的错误在于，他把这个责任归于毛泽东自己。确实，毛泽东通过他创造的思想改造、审干、肃反等手段，达到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和事实上的个人崇拜。但其做法仍不脱中国长期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绝非其凭一已之力所能为。可资对照的是，就在中共进行整风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起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一个政党”的主张，蒋介石更发表《中国之命运》，试图掀起个人崇拜。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政治理念不同，但却受共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影响甚至左右。只不过国民党的运动失败了，中共却取得了成功。以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榜样，重新整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有相对团结和有执行力的政治力量，也才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

就是历史行进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的众多企业，为了凝聚共识，形成有执行力的企业核心，依然效仿延安整风运动。如阿里巴巴的马云。2009年出版《马云管理日志》，许多地方直接与毛泽东思想挂钩，如“延安整风”。2001年至2003年是阿里巴巴最为关键和和最为艰难的三年，他就以“延安整风运动”来统一价值观和统一理想。华为的任正非则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攻占市场，仿效《鞍钢宪法》搞出《华为基本法》。

高华先生除了忽视政治和文化传统外，还非常令人遗憾的没有把国民性纳入他的视野。中国著名的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在抗战期间出版的文集《英人、法人、中国人》有这样的评述：“中国人只知一已而不知他人，只知独行其是而不知与他人协力合作，所以中国的社会散漫而不凝结，松弛而不严密，只有一时的集合而不易有经久的组织，只有小规模的经营而不易树立大规模的企业，人民的能力总是分散而不易集中，不能发挥出庞大的威力”。这种国民性，在和平时期最多是导致发展缓慢，但在面临外敌入侵之时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延安整风能够把这样国民性的中国人凝聚起来，确实是挽救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第四，高华先生把建国后的许多问题归因于延安整风。这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错。延安整风运动发轫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是因应抗战需要。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有许多延安整风的影子，但绝不可由延安整风来承担责任。正如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做为靶子，把中国的落后归于孔子，但儒家学说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怎么可能会为二千年后的中国问题负责？只能是后人因循守旧，不知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革新。再比如西方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时，纷纷推出国有化和行政干预，假设危机过后，仍然不进行调整，出现问题，就把责任归于危机时代实行的国有化和行政干预，可否合理？做为一名历史学者，高华先生的失误同样不可原谅。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延安整风被后世许多知识分子所批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期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从道理上讲，艺术当然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在一切为了抗战的背景下，它是有其合理性。至于到了和平年代而仍然将之绝对化，就扼杀了艺术的生命。不过就是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许许多多的自由派艺术人士，他们的作品仍然重复演绎着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逻辑。不妨看看今天中国的所谓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能够在西方获奖。比如艾未未，比如高行健。历史都走到今天了，许多自由派艺术家还在搞艺术为政治（即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服务，我们怎么能苛求八十年前的毛泽东呢？其实就是高华先生这本学术著作，也屡被外界质疑为政治著作。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高华先生虽然力求“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而不是理论分析和解析，而且他也一再声称“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但此书从头到尾都充斥过多的主观性用语和阴谋论的判断。比如说毛泽东刚愎自用（另一个词就是英明决断）、桀骜不驯（另一个词就是有骨气，不畏强敌），对政敌睚眦必报（另一个词就是坚持原则）。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的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语严重损害了一部历史著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对其他领导人也是如此，称刘少奇为毛泽东炮打王明的马前卒。而炮打一词，往往令人想到文革时的炮打司令部。再如书中结尾称“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这种把历史人物动物般的丑化之举，和学术显然是沾不上边的)。、

不仅如此，高华先生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也是只字不提，事实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来就是延安整风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高华先生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而史学界公认在1957年之前，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和正面作用都是第一位的。但在高华先生的笔下，几乎是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这也完全不符合历史。这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实在是不应该犯的、不可理解的低级错误。

高华先生近日于英年早逝，确实是史学界一大遗憾。他去世之前，恰逢南京大屠杀七十四周年——据外界猜测，日本首相访华也因此被中国推迟，中国最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大片《金陵十三钗》也在全国上映——还引发了韩红怒骂日本事件。这个背景确实是理解高华先生及其作品的钥匙。不管如何，高华的试错和教训还是有相当多的正面意义，以为后来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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