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生回忆录 第一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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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生回忆录 第一章 节选 我必被囚禁 我不愿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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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被囚禁 我不愿跪着

1964年我开始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两年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人至高无上，生灵涂炭，面对红的海洋，我感到困惑，八亿人高举红小书，高呼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航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感到十分的反感与厌恶。

1966年10月我实在忍受不了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连，在北京到
西安的火车上，我与一些清华学生同坐，我说：“现在全国上下到处乱斗乱打人”，清华学生李大成说：“这要怪群众不好”，我说：“这样混乱的局面不是群众造成的”。
李大成回校后即到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告发了我。66年12月，我的同班同学“红旗大队的金济启、张玉霞、顾逸群到贵阳抓我，他们是根据另一位同学提供的情况得知我在贵阳的。在回北京的路上，他们三人日夜轮流的看守我，尽管这样我仍有逃跑的机会。但是我并不想跑。

67年1月6日早晨9点，在我到达北京后的5个小时，我们法语系开大会批斗我，揭发我恶毒攻击江青三十年代是演员，攻击毛主席信了迷信。在大会上我说：“林彪吹捧毛主席，只是投毛主席所好！好把别人都打下去，自己篡夺权”。
会上还揭发了我的所谓大量“反动日记”，“反动言论”造反派已经抄了我在学校的所有东西。尔后，每天开大会小会对我进行批斗，戴高帽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方晓生”。在我的名字上打着红××，校院里铺天盖地的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还有我1月6号在大会上的发言，有我的“反动日记”，有编造出来的有关我私生活的花边新闻。一时间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了众矢之的。同学们议论纷纷，他们说：“你自持是高干子女天不怕地不怕，真是丧心病狂”，1月6日大会后我已不会多说一句话，大会批小会斗时，我只重复一句话：“我无罪”。
我心里说，我知道我必被惩罚，现在亿万人民都匍伏在地下对毛泽东顶礼膜拜，那是因为敢于站着的都被除数除掉。我必被关押，因为，我不想跪着。

67年1月24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公安部，在那里警车把我押送到西城区半步桥44号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是根据当时的公安6条被镇压的，公安六条是：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反对林彪副主席；
三、反对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 四、反对中共中央文革；
五、反对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 六、反对社会主义。
凡犯以上六条罪行的一律坚决镇压。
象我这样在公共场合“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统帅”的被视为大犯要犯而单独囚禁。

囚室饿鬼

监狱是星形二层建筑物，一层是女牢房，二层是男牢房，每个牢房大约六平方米，囚室内没有任何家俱，一块木板占了房间的80%供囚徒晚上睡觉，白天坐着，一只铅桶供囚徒使用的，每天早晨可以去一次厕所大便倒便桶。
这里每天开三顿饭，早晨九点，下午4点半，进去的头二天，我看着窝头实在难以下咽，我用筷子把窝头插在上面，手里捏着筷子，在囚室内来回的走来走去，想以卓绝传移注意力，不要去想窝头有多难吃，就这样半个小时还咽不下一个，在外面我的粮食定量是33斤，按比例有20%的玉米面。我每月吃20斤粮食就足够了，所以尽管我人上海来北京已有二年，我几乎没吃过窝头。
还不到半个月，每到吃饭时，我就捧着窝头狼吞虎咽，二个100克的窝头不到二分钟就吃得一干二净。难以抑制的饥饿感与日俱增，早晨九点那顿还不难捱。起床二小时后就开饭了。下午4点半那顿可真难捱，望着投在墙上的太阳光影，久久地也不能移到4点钟的位置上，时间似乎停止不动了，真是望眼欲穿。唉！饭怎么还不来呢？

饭来了，手里捧着还冒着热气的窝头，一碗漂着4-5块菜叶子的酱油汤，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一再嘱咐自己慢点吃，尽量多嚼，不要咽下去，以便尽可能延长这美好的享受的时刻，但我这不争气的嘴巴，我的嘴唇才碰到窝头，我想嚼一下，但窝头已经咽下去了，喉咙里似乎有一只手，只要窝头进了嘴里就被这只手抓下去了。饭后还可以再分到一碗白开水，似乎没有一个人放弃的，没得吃用水充饥也是好的。
在我被囚的六个月中，只吃过一次肉，一次面粉作的馒头。那是67年的春节的除夕之夜。
那天下午4点半，我们每个人发到二个馒头，每个100克，一碗白菜肉片汤，白菜也不象平常的菜帮子，量也不少肉丸是猪肉和面粉作的，当然肉末少，大多是面粉，但对我们这些肚里没一点油水的囚犯来吃，那真比以往吃过的山珍海味还香，每个人大约有100克猪肉。那是我在监狱中渡过的最快乐的夜晚。

为了减少消耗，我在板上尽量少动。有时感到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有血，脑子无法运转，身子象根羽毛轻得似乎可以被人一把抓起来。
我并不是受饥饿煎熬最堪的，我庆幸自己中等身裁，是个小女子，我们楼上是男牢房，经常听见有人重重的摔倒的声音，立刻就听到几个男囚高声呼叫：“报告管教，有人昏倒了”。不管你是小女子，还是大男人大家吃饭是一样的，对男囚来说就更难熬了，碰到囚犯饿得昏过去，看守可能给他的只是两碗白开水。每天早晨我们去厕所，拉出来的大便，如窝头黄黄的，只不过是淡黄色的，日日如此，月月如此。一样的体积，一样的颜色，没有一个人例外。
据吃没有人能在这里呆二年的。凡是关在这里的都盼望早点判刑，去劳改，可以吃得饱一点，能活动活动手脚，久关了的人，一年后必得肺病，二年后必死于肺病，用囚徒的话说：“饿毙”没进来之前，在学校里天天挨打、挨批斗，觉得受尽折磨，到这里才知道饥饿这条鞭子比世上任何鞭子都厉害，只要让我吃饱饭，我愿意天天挨打、挨批斗，那怕是打得遍体鳞伤，也比挨饿好。

我们学校另一个反革命学生刘令凯，与我同岁，也是法语系学生，比我低一届，其父是空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文革初期，他就写大字报“外交部里有大鬼”，反外交部派来的工作组。66年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邓路线受到批刹，反工作组的立刻都成了英雄，造反派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刘令凯在外语学院组织了“6•16”反对周恩来，取名6•16是为了纪念他66年6月16号组织人赶工作组，尔后工作组为此把他打成反革命学生，1967年1月5号，刘令凯在天安门前贴大字报“周恩来，你要干什么”，次日清晨世界各国都报导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文革中反周恩来的第一张大字报。他被“红旗大队”扭送到公安部，当时“四人帮”正是上升兴旺之时，他立刻就被释放了。

回校后，刘令凯与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等紧密勾结，在67年反陈毅、周恩来的活动中，他是个干将，批斗陈毅，火烧英国代办处，都起了重要作用。到70年四人帮林彪逐渐失势。周恩来逐渐站稳，全国掀起了抓“5•16”运动，刘令凯这时才被投入监狱，他虽然是受中央文革控制的，入狱后，他拒绝作出任何交代，被关入狱中一年后即生肺病，为了留住活口，由周恩来亲自批示提高他的伙食标准，5年后他仍死于肺病。刘令凯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如果不是遇上文革大革命，他的才干或许会发挥在利国利民的事业上。不幸他生逢文革，成了四人帮的炮灰，葬送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为了追求思想上、精神上的自由，我失去了人身自由。

透过铁窗，我仰望蓝天上飞翔的小鸟，啊，它们是多么自由，春天了，一只苍蝇穿过铁栅栏，飞进牢房，我看着它在囚室内飞来飞去。它能飞进来，可我的头却无法探出去，是啊，这铁栅栏本是为禁止人的自由而造的，苍蝇绕了一个圈子又飞了出去。它来去自由。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热爱自由。而我却被囚禁在这五步见方的牢笼里。
每个囚室门上都有个小窗。看守站在走廊里通过每个小窗子就可以监视每个囚室内的一切。有时，我会站在这小窗前，呆呆地望看我前面的这条走廊，窗子只有几寸大，我的视里只能看见4-5米的距离，可我的想象力并不差。我想只要我能走出这房门，我就能走到走廊里，只要到了走廊，沿着它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到厕所（每天早晨起床后，看守打开囚室，让我们上厕所，一次只限一个囚室，锁好前面一个的门，才打开第二个。开饭时，到走廊上取领时也是这样，从来不让二个囚室的人同时呆在一起），这种想象令我着迷，我时常久久地想象这种快乐的滋味，夜深人静时，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的嘶鸣声，我对自己说：高墙外面的那个大千世界还存在吗？那里车水马龙，有公园、有商店，有朝一日，我能离开这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跑，拚命地跑，跑遍北京城，直到累死倒在路旁。

我们是极少放风的，在我关押的半年中，也放过三次风。每次10分钟。在园中几米宽的地方走走。有时我感到自己6平米的牢房，犹如一个盒子，它真小，真结实，我想起童年看过的童话故事“有一个国王头上长了个角……”如果我的头上能长出个锐利的角，我有足够的力量跳起来，把房顶戳穿，使我得以逃之夭夭……。然而残酷的现实，永远不会有童话世界中的奇迹出现，这时我才理解动物园里的老虎，在笼子里，从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到这边。来回、来回地走来走去，那是因为它焦躁不安，那是因为它感到愤怒，感到寂不可耐，一个被囚者的无可奈何。文革中半步桥监狱关押 的都是政治犯。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他们知道我的行为仅是我个人的，后面没有任何组织，为了图省事，他们就把我和别的囚犯关在一起，在我的同室难友中有“联动”分子，最小的不到16岁。“联动”全称为“北京市高级干部子女联会行动委员”。文革中除少数几个最高领导人，象中央文革等几个人之外，极大多数的部级干部，都受到冲击。那些在文革初期，挥舞皮带到处抄家，毒打地、富、反、坏、右的干部子女，后来改变了态度，他们认为文革中的一切坏事都是江青瞒着毛泽东自己干的，他们不愿相象，或者说根本不敢想毛泽东对文革因负什么责任。一方面他憎恨江青，一方面他们常望江青能慈悲为怀，把他们从狱中放出来，67年月有的一天，所有“联动“分子都被释放，释放前江青接见了他们说：“你们无罪，你们不是要将功赎罪，只是要将功补过……”。文革中的红卫兵是被利用，被遗弃的一代。

狱中有很多的规矩，女提审员可以审讯一个女犯，但男提审员不得一人审讯女犯，必须二人以上。工作人员永远不得背对囚犯。我们每二个星期洗一次澡，很少旋风，汉我们离开囚室去洗澡、放风，或受审时，总是我们在前，工作人员在后，他们从不会背对着我们。

管我案子的是二个男提审员，年青的叫邵江海，当时20多岁，岁数大的叫宁培儒，当时40多岁，有一次审讯中邵江海出去了，宁培儒站起来，走蛭窗前，背对着我说：“好好想想，这些事，这些话，是不是都是你说过，作过的？现在推翻还来得及，否则就太晚……。”如果是一个老于经验的人，必定会心神领会，知道外面还没有人能证明你什么。但当时我才21岁，天真幼稚，并没有理解他的意图。只是经过10年文革，我才知道为了保护无辜，他要冒多大的危险。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文革后，我再次遭受迫害，被打成疯女。
1985年，他已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我曾恳求他再次帮助我，他却婉言拒绝了。他似乎觉得我总不“安分守已”。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中他自己也是受害者，而邓小平时代，他是个受益者。
与我同室关押的有个叫孙逊琳，她的父亲孙大光，是中国煤炭部部长，孙逊琳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她是“八一纵队”成员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反对“中央文革”，“八一纵队”里还有几个部长级的孩子，苏晓前，李明清、董良翮 ，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曾两次遭到逮捕。董必武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
李明清，其父亲李井泉是四川省省长。在我被释放回校后，在漫长的8年中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天天打扫厕所、走廊，挨批斗，遭造反派的毒打，没有任何人理睬我，谁见了我都避得远远的。我有一个幼年时代的朋友，当时在北航读书，我有几次对她流露，这种日子不知何进是个尽头，如果只有死了才能到头的话，真不如早点死，她对我说：“比你惨的还有的是，在学校里，一般女生不打人，而男学生打女反革命学

生时，下手不算狠。67年的夏天，李明清从狱中出来，才一个星期，就被同学活活打死在学校的一颗树下。10年，20年，这种不正常的疯狂残暴会成为过去，你要活到那一天作为历史的见证”！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青年人。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毛泽东的红色恐怖中渡过的。李明清因为是走资派省长的儿子，就被与自己同龄的同学乱棒打死。北京航空学院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最好的最高学府。在它的校院里聚集的是中国的精英。文革时代的大学生星，知识精英，在毛泽东思想的鼓惑下，丧失了人的本性，复归到最野蛮的兽性。
在我囚室的对面，有个姓杨的女人，她因反对聂元梓而被捕。聂元梓当时只是北大的一个职工，是她第一个贴大字报“火烧”北大校党委的。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安报支持她（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借此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聂元梓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狱中看守百般的折磨她，甚至不给她手纸。因为她一个人关一个囚室。看守懒，就同时让我们二个囚室的人一起上厕所，我看见她没有手纸只得用手擦屁股，尔后用水洗手。我们是禁止说话的，更不可能递手纸给她。
我旁边的囚室，关的是一个疯子，夜深了，她还喊叫不止，开饭时，我到走廊上取饭的时候，经过她的囚室，门半掩着，我看见她蓬头垢面，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双手固定在腰上的一个约有5寸宽的皮带上，我不知道为何抓她，为什么她被关在这里。

还我自由，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67年初夏的一天早晨，女牢房被通知放风，出了牢笼，站在园子里，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沐浴着和暖的阳光，我是多么快乐。我的同室难友孙逊琳对我说：“你看见那窗子吗？那个男学生就是苏晓前。”我看见二楼男牢房一个男囚正看着她，孙逊琳抬头仰望，不觉吟出了一句毛泽东诗词：“万花纷谢一时稀”而在此时看守说：“孙逊琳你在干什么”？ 孙逊琳回答：“我没干什么”。看守说：“你给我立刻回去”。我对看守说：“她是在念毛主席诗词”。看守说：“方晓生你也立刻给我回去”。我们极少放风，我实不想回去，就顶了看守一句：“我没违犯什么规矩，凭什么让我回去”。看守说：“你给我立刻回去，今天早晨你不得吃早饭”。我一边往牢房走，一边说：“不吃就不吃”。九点早饭来时，轮到我们囚室，看守打开牢房，同室的三个难友拿着碗到走廊上去打饭，我坐着没动“方晓生打饭去”。看守说，“你不是说不让我吃饭的吗？”我说：“你说话只是恫吓人的吗！”我反唇相讥。看守气得啪的一下子锁上了门。看着她们三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后悔了，顿顿吃了还饿得饥肠辘辘，这顿不吃如何才能捱到4点半那顿，看着她们啃着香喷喷的窝头，真恨不得能抢一个过来，唉，我这倔脾气害我吃多少苦。我闭眼睛决心不听也不看，希望她们能早点吃完。早饭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听见看守室里有人大声说话的声音，看守室是在走廊的第一间，我们似乎听见是我的提审员宁培儒的声音。我想大概是看守在告我的状了，随它去了，我已关在这里，他还能把我怎么样，顶多不给我放风罢了，总不见得杀我的头吧。

门打开了，看守对我说：“收拾你的东西。”我想是要我换个牢房与孙逊琳隔开，就胡乱地把东西堆了堆，拿在手上，看守说：“好好理理，放你出去。”我实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些反中央文革的，反聂元梓的都关着不放，会放我？我把东西理的稍整齐了些，跟看守走到看守室，见宁培儒已等在那里，走到院子里，宁培儒对我说：“今天要放你，看守就是不同意，说放了你，以后很难管理牢房，你不遵守监规，对管教傲慢无礼”。 宁培儒在车子上再三的嘱咐我说：“你的错误是严重的，看你还年轻放你回去，回学校后不能再犯任何一点错误，否则将来是旧帐新帐一起算。”还我自由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想我至少要关三到五年，也许就象其他的犯人，二年后生肺病“饿毙”于牢房中。出狱后不久，我才知道为何会放了我。原来67年4、5月间，全国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上海也不例外，我父亲是张春桥亲自点名的，进了领导班子，报上都有他的名子。我是沾了他的光，才从狱中放出来的。67年底，他再次被打例，因为他不愿忠于张春桥。他被送到上海郊区奉县，上海市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至到四人帮例台。

一个敢于站着，而未受惩罚的女学生
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是外交部的附属学校，学校里的教职工是外交部的干部，学生都是未来的外交官，所以入学时政审都很严格。我们上面三届的66届67届68届或成份最不好的就是职员了。家里亲属中有被杀、和、押的是绝对进不了我们学校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论“唯成份”论，到64年65年更是登峰造极。我们69届及下一届70届的学生，成份连城市职员都没有了，许多同学出身贫下中农来自偏僻的农村，同学中98%都是共青团员，不是团员几乎成了大罪，压力极大，每当他们要开会，让非团员出去时，我一个人走出教室，真是羞愧难当。

因此文革初期，全国乱斗黑五类时（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学校还很平静，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红玉类。北京外国语学院聚集了许多的干部子弟，部级干部子弟多如牛毛。文革中他们的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们对反革命的反感是必然的，只是从小生长在官场圈子里，他们说话作事都比较小心。
谢汉平是众多干部子女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她的身材具有东方人的苗条娇小，又有西方人的曲线美丰满，干部子弟给她起的外号是“外院的凤凰”，有多少男同学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是她对我说，她对男人只有猎奇感。只要她得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对她不再有神密感时，她就没兴趣了，跟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实在太乏味了。这种思想在毛泽东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谢汉平的养父周大鹏文革是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生父原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后被共产党策反搞特务活动，被国民党发觉后关入监狱。49年前死于苏州监狱。她母亲是苏州有名的美人也死于狱中，她及她弟弟谢小宝，是在中调部的幼儿园里长大的。周大鹏夫妇没有子女，经常在周末时把她们姐弟俩领回家。久而久之产生感情，后领养他们。

周大鹏，五级干部，身为中国共产党间谍机关的头头，在文革中仍不能幸免。67年初周大鹏夫妇被发现双双自杀在府上。根据医生的判断，夫妇俩不是同时吃安眠药的。周大鹏老婆比他晚吃5个小时，而且根据衣着的判断，周大鹏对自杀是有准备的，他洗过澡，穿着浴衣，而老婆并没思想准备，穿是的外出的衣服。显然他平日就对妻子谈过对文革的看法，妻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周大鹏服药自杀，她没有违背丈夫的意志，送他去医院抢救，而是随着他也吃安眠药自杀。死时甚至连睡衣也没换上，就急急追他而去了。

养父母自杀对谢汉平姐弟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又再次论为孤儿，家被封了，无法回去。生活到不愁，即使养父母很有钱（周大鹏的工资是400多元，是当时普通工人的10倍），中调部仍按烈士子女的标准给他们发生活费，每人每月25元。谢汉平并不因为养父是走资派而成了黑帮子女，她始终是烈士子弟，周大鹏自杀后，她和弟弟靠中调部发的25元烈士子女抚恤金生活。谢汉平对毛泽东十分仇恨，经常公开在同学中咒骂毛泽东。我从狱中释放回校后，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怕受牵连，她却经常与我接触。她是我所看到的唯一一个敢于站着而未遭惩罚的人。也许是“烈士子女”这块护身符使她免于受罚的吧。73年分配时她分在外交部。

不愿离者而离者，不愿合而合者
文革时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低到科长处长，高到部长省长，统统都是走资派，干部子弟看清了自己是运动肃整的对象，大家心里十分沉闷，整天消遥，什么事都不作。
刘松云，俄语系70届学生，父亲刘晓，文革前是中共驻苏联大使。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后，刘晓就成了刘、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刘松云身材修长，气质高雅，虽不像谢汉平有令女人妒忌，男人频频回首之貌，但她高贵而冷漠，不愧是外交家的女儿。干部子弟中她为北外唯一“满分”的女生。男同学为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父亲打倒后，刘松云的命运也随之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昔日的朋友都避的远远的。她形单只影，我时常看见她在校园中走过。她双眼低垂，毫无表情的面孔上，仍能察觉得到那种与众不同的高雅气质。

全康康，出身上海的工人家庭，是我系70届学生，像大多数的上海人，有点小聪明，小市民气味十足。他爱追逐女学生，目标不时更换，为了追求一个女同学曾在系里闹得满城风雨。73年我们分配的前夕突然传出大冷门，刘松云与全康康结婚，两人分配到上海，他们两人是什么时候谈“恋爱”的，谁都无从知道。一双无形的，强大的手——政治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了。政治可以把两个难解难绝然不同的男女捆绑在起来成为夫妻，也可以把恩爱夫妻活活拆散，52年的镇压反革命，57年的反右运动，多少人的妻子为了划清界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前途不致毁灭，而强忍着泪，在离婚书上签字，共产党建国后，在各次运动中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放大西北，身陷囹圄，不愿离而离者，不愿合而合者，他们那种伴随终身的苦痛是难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抚平的。马兴平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同住一个宿室，她父亲在部队里是少将。

她的面孔五官端正，轮廓分明，有如一座大理雕的西蠟女神像。马兴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会弹钢琴，拉手风琴，她家里的条件十分优越，但从她睡的床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十分刻薄，被子褥子都很溥，枕头又小又硬，在这么一张又硬又冷的头上睡觉，一般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别人问她时，她总是说她不冷，她喜欢睡硬板床。我心里清楚，她是为了使自己不恋床，一醒来就立刻跳下床，她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刻苦读书的。她的分数几乎没有4分都是5分数。
我很尊敬她，她不像一般高干子弟，贪图享受，志大才疏，好逸恶劳，她是想干实事，也能干实事的人。她端庄秀丽的容貌，显赫的出身，优异的学习成绩，使许多男同学倾心，但真正敢于追求她的人并不多，我们法语系几乎没男生敢追求她，追求她的大多是外语系那些对她并不了解，而又自不量力的男同学。

仲全华是西班牙系四年级学生，父亲是南洋华侨，文革中仲全华参加刘令凯组织的“6，16”是刘令凯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在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70年代在“新文革”与“归政府”的斗争中“新文革”逐渐大势所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抓5，16分子的运动，整肃反对周恩来的势力，由于当时我校中央文革插手很深，学生的造反组织中反陈毅，反周恩来的势力很大。

69年毛泽东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进驻我校，刘令凯早在一年前就被捕入狱。8341进校后天天大会批小会斗。6，16的大小头目没有一个放过的。仲全华是67届的毕业生，67届都早已离开学校，仲全华因是6，16第二号人物没有被分配。马兴平与仲全华经常来往，从秘密到半公开，从半公开到无所顾忌，经常看到他们同出同进。随着运动的发展，对仲全华的批判也逐渐升级，经常召开全院师生大会批斗她。批斗会一结束，仲全华就往我们宿舍。我和别的同学看见他来就主动离开宿舍。经常在走廊里，人们能听见从宿舍里传来的吉他和手风琴的双重奏。有东南亚民歌，拉丁美洲民歌、苏联民歌。而这些外国民歌在文革中都是属于禁演禁唱的“大毒草”。从悠扬的琴声中，人们能感受到火辣辣的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不决于耳的飘荡在走廊里的情歌，与刚刚结束的批斗大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大礼堂里三千人群情激愤高举毛泽东语录，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仲全华”“仲全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

宿舍里吉他，手风琴对弹，异国情调的小夜曲，是对爱情的倾述，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情嘲讽。不久马兴平接到父亲在石家庄病危的通知。马兴平赶到石家庄，才知道这是8341部队与父亲合作的圈套。她被父亲关在石家庄。几个月后仲全华被公安局押走被判了二年徒刑。马兴平回校后人显得十分憔悴，她沉默寡语，同学们也没有一个敢问她的。不久她与一个只认识了一个月的部队干部结了婚。73年分配时，她分配在总参外事局。 少年时代的超越阶级的爱情破灭了。马兴平重新回到父亲为她准备好的社会界层里。

文革中现行反革命的亲属与朋友都是受到株连的，我有一个同学【杨**】，其父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我亲眼看到在一次批斗她父亲的大会上，她把一桶浆糊倒在他父亲的头上，并给他父亲戴高帽子，以示自己已划清界线，如对批判对象抱有同情心的话，自己也难逃恶运。
文革前陈丕显是上海市市委书记，他的秘书因不愿揭发他而夫妇双双自杀身死。在批斗某某走资派时，必定揪他老婆心腹部下（称知情人）陪斗。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在中共的统治下表现得更充分。这种封建制度扭曲人性，抑制了人善良的天性。而将恶的一面让其充分发挥。江青一句“文攻武卫”使武斗合法化，为利益之争，人们拉山头，结宗派，文革中在武斗中丧生的人不下与国内战争。就是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1千4百万”。道德的沦丧，对前途的望，已达到顶点，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人们期待邓小平出来扭转乾坤，振兴中华，但邓小平辜负了人民对他的期望。“6.4”死难者的鲜血再次告诉人民，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健全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把10亿人民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开明的君主的出现是愚蠢的。一个优秀的人在罪恶的制度下也会胡作非为。一个再坏的人在健康的制度下，也无能为力。
1979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外国语学院，给我单位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来函，为
我这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正式平反。但我并没有像千千万万文革的受害者，就此得以解脱，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我有如一个麻疯病人，人见人怕，成了30多岁没人要的老姑娘。文革的结束，并没有结束我的悲惨命运，只是另一个更为恐怖的恶梦的开始，因为我拒绝匍伏在地下敬拜毛泽东，触犯了皇上毛泽东的尊严，而获罪下狱。文革后因为直言，冒犯了土皇帝，而被扣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达10年之久，曾被多次强行关入疯人院。我奋斗了10年，直到我去国离乡，都未能为自己正名。

只因为他是副市长，就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加害一个人
1973年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校是外交部的附属学校，90%的毕业生都分配在外交部，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分配的还算不错，回到了我生活了20年的上海。当然不能从事机要工作（所谓的涉外工作），我分配到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做翻译工作。76年四人帮倒台，我满以为历时10年的苦难算到尽头，然而要否定文革阻力却很大，有些身居要职的人并不愿意否定文革，身为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外事办主任的赵行志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所决定的。文革中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以风派人物恶称。在毛泽东与周恩来，新文革与归政府的斗争中，他见风使舵，文革初他组织人写大字报坚决保陈毅 --当时的外交部部长。

陈毅是周恩来一手培养提拔的亲信，因此炮打陈毅成了四人帮倒周的必要手段，在文革中期四人帮得势时，赵行志就大整保陈保周的同事，以此讨好江青，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政治嗅觉灵敏，善于利用他人，文过饰非。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我对外交部的运动是有所知闻的。文革结束后，赵行志在上海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全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一个人在上海，我作为文革的一个受害者，当然很反感。在家里，在干部子弟中，朋友中，我谈论过对赵行志的看法。我的弟弟李效仆小名李小浒，文革中当父亲受到冲击时，曾参加过联动的活动而受整，72年回上海后，他思想消沉，每天吃喝玩乐玩女人，我对他说：“我们失去整整10年时间，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学些东西。”他听不进，一方面他在上海玩女人，一方追求北京一个部长的女儿。该女孩是我的好朋友，上进心很强，又有正义感，我从监狱中出来后不久，她便来学校看我，这在当时是要早风险的，出于对这女孩的友谊，我把李小浒的情况告诉了这女孩，小浒就此种下仇恨的种子，把我在社会上谈论关于赵行志的看法传给赵行志。赵行志有四个儿子与小浒都差不多大，小浒经常去他家玩。1976年我父亲官复原职，父亲从60年供起就一直是上海市财贸部部长。他利用父亲的关系进行官倒，牟取暴利。在我劝阻不成时，我写信给上海市最高检察院，要求查处，没想到没触到他一根汗毛，而他竟然会知道我曾写信告发。在家里李小浒指桑骂槐，说下次再告发就打断我的脊梁骨。

李小浒读了6年小学，2年初中，他厌恶读书，但却精于吃喝玩乐，他的赌技当时在上海的干部子弟中是有名气的。77年一次他在上海永嘉路赌博，被警察局发现，逮捕了在场的10多名赌徒，由于赌资巨大，赌徒多是累犯，10多人都判了2到10年不等徒刑。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只有李小浒例外。他甚至连一份检查都没写过，就出了公安局。事后我父亲知道此事，对我母亲很不满。李小浒写了三页的检查交给我母亲，奇怪的是交给我母亲而不是公安局。在大陸中国官与法的关系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