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

tuffy05

真实的历史藏在人们的心里――文革亲历者访谈录


　　一、个人出身及早期工作经历

　　１９２８年出生于武汉郊区黄陂县，祖父一辈状况还是不错的，兄弟五人
在武汉一起开了一家很大的粮食行，还有两条自己买的船，从江西和湖南运粮
食到武汉。抗战前船在鄱阳湖遭遇大风浪沉没了，因为要赔遇难船工的损失，
结果粮食行也变卖了，就这样破产了。父亲是书呆子，读了十几年的书，什么
也不会，最后靠拉人力车过活。因为落拓不得意，最后成为酒鬼，４０几岁就
死了。
　　我打小由父亲教导，后来读了两年书，开始就读初一，所以算是初中毕业
生。叔叔当时说要资助我读书，我父亲说读书没有什么用，自己读了十多年还
不是靠拉人力车过活吗？所以还是去学手艺好，１９４１年我１３岁就被送到
石灰窑（今天叫黄石市）去学手艺，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学车工。在那里
学徒的时候，进出要搜腰包，有一次一个师弟跟我开玩笑，把一把车刀放在我
的口袋里我又不知情，结果出门的时候，被搜出来了，结果就被送到日本人的
宪兵队，一顿鞭子打得皮开肉绽，在那里被关了一个礼拜，出来的时候路都没
有办法走了，从此对日本人恨入骨髓。
　　在我学手艺期间，我父亲去世了，父亲是大吐血死的，临终前说不能给我
写信，说他回来之后手艺就荒废了，没有手艺就无法生活。１９４４年我回到
武汉，回家就看到父亲的牌位，怪母亲不通知我，姐姐说是父亲生前再三嘱咐
不能告诉我的。因为家里困难，姐姐嫁给一个小商人做小，我去石灰窑学手艺
时铺盖还是姐姐帮助置办的。我还有一个小妹妹，也死了，就是因为穷活活饿
死的，我回来之后就挑起养家的担子。我开始是在汉阳的一家修船厂工作，后
来就上船开轮机，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我一直在船上工作，解放的时候，我
在私营的昌安公司，老板名字叫左玉廷，有几条船，算是武汉一个比较大的资
本家，我是副司机。
　　１９４９年元月，我们拖了一条驳船去南京，装的是杂货黄花木耳等，当
时江里面走的船已经很少了。我们的小老板随船，想要在南京接点货回来，呆
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就放空回来了。走到安徽青阳县界的时候，国民党就
封了江不让走了。我们听到打了一个晚上的炮，都是北岸向南岸打炮，第二天
下午国民党驻军就整个地撤了。船老大说不好了，共产党要过来了，我说共产
党过来也没什么呀，船老大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凡是先锋部队总是有点不规矩
的。因此我们就把船开到青阳湖的一个山洼里弯着。我们船开行的时候，还差
点挨了两炮，因为我们的船漆成灰色，与国民党的兵船颜色一样。我们在那里
停靠的时候，有三个人穿着青灰衣服，说是要上船检查有没有国民党的军火，
他们在船上检查了个把小时就走了，船长要大家清一下自己的东西，结果我在
南京买的新皮鞋不见了，他们人还有丢了手表和金首饰的。
　　第二天就来了两条小炮艇，架着机枪，说人民解放军部队要大量地运输，
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船长和小老板你望我我望你，我就接嘴说我们就是靠
运输吃饭的。他们说那就随我们走，跟我们接洽的是一个张参谋，是山东人。
我们要装的是汽车和大炮等辎重，他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装，这个我们有经验，
就两个驳子一扎，上面铺上木版，汽车和大炮就可以开上来了。我们在那里运
了三天三夜，我因为年轻，就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张参谋就跟我吹，说解放军
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这个人个性是向来不讲场合，说当兵的
不都是那么一回事，有人把船上的东西拿了，船长朝我鼓着眼睛，怪我不该说
这个话。张参谋就说付廉是对的，追问怎么回事，我就那三个人上船搜查的事
情说了一遍。张参谋说你们等着，我叫人带你们去认人，在大通的海军油库关
了几个人，驳子老大的老婆眼尖，认出了其中一个，结果一问，果然是他们拿
了，他们几个是当地的游击队，不是正规军。东西被他们迅速就处理掉了，没
有办法追回了。
　　张参谋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军，我说自己很想去参军，但是家里母亲和妹妹
没有人养，他说那也是，参加解放军确实没有办法养家。船每个小时烧１２公
斤油，小老板说要烧５０公斤油，最后我们船上堆了二三十桶轻质柴油，本来
我们船上的机器是烧最差的柴油的。本来我们船上只有十几个人，小老板报了
二十多人，解放军按照营级干部给我们发给养，每个人每天两斤肉，二两油、
２５两米，给边币支付，当时真是不愁肉吃。因为柴油多，我们拿一瓶柴油给
农民点灯，农民给２０多个鸡蛋，江边打鱼的也拿鱼跟我们换油。我觉得共产
党干部蛮好，就告诉他小老板虚报给养的问题，张参谋当时来不及处理，就要
我回武汉市到军管会去汇报。在运完辎重后，又要我们运粮食去南京。最后，
张参谋给我们出了一个奖状那样的东西，说我们的船对解放战争起了帮助作用
，盖的长条形的章子，章子上落款说是二野的。小老板拿了奖状，当作圣旨似
的捧着。张参谋蛮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和他们解放上海，我就想去，我二
父说你去了还不是要参军，家里老母亲怎么办，这样才没有去。我回武汉之后
，去了军管会汇报小老板冒领给养的事情，第二天左玉廷就找我去，对我说，
现在公司事情不多，你先回家去，把我解雇了。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去了黄冈
军区，他们有两条船，后来这个船交到省航运局，我就跟着到了省交通厅下属
企业工作。
　　１９５２年，我被提拔当干部，管人事工作，因为我对汉江船上的人都很
熟，谁的技术怎么样都很清楚。当时要送我到北京学习两年，我不愿意去，因
为自己刚刚结婚有个孩子。我这个时候的工作都已经移交了，结果就把我调到
机务科工作，管修配站，１９５８年兼机务科副科长。
　　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水，我带领航运局突击队１８人，在四官殿一片参加防
汛工作。７月份的时候，四官殿附近出现管涌险情，连中央都惊动了，我们在
那里奋战了一夜，垒沙袋围管涌，第二天专家过来一看就笑了，说你们垒的沙
包里面的水位比堤外还高两公尺，不用垒了去找自来水公司看一下水管。我们
一想确实有道理。第二天大风要护堤，因为新做的堤经不起风浪，最后拖木排
来压浪，木排不能直接靠在大堤上，需要支撑起来，支撑的地方要有人守护。
我在那里看护，一共六天六夜泡在水里没有上岸。我回到家里洗完澡，局里党
委就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书火线入党，当时跟我一起入党还有五六个人。
　　那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汉江结冰了，上面可以走人。局党委找我谈
话，说汉江结冰了，沔阳上面有许多船冰在江中间，要去想办法救船。我很小
看这个事情，说那又什么大不了，冰融化了船就没事了。他们说东北的经验，
冰融化的时候相互积压，前锋会有几公尺高把船吞进去的。当时在家里想的办
法是找一条船，把蒸汽大开去融冰，再把其他的船一一拖到岸边，结果发现融
冰的方式无法生效，蒸汽融化了一个洞之后，移开不久冰有结上去了。最后还
是用人工敲打的方法，冰层大约有二十多公分厚度，这样大概半天时间一只船
就靠了岸。在那里的１４条船都按照这个办法拖到岸边，把所有的钢丝都用上
，尽可能把船锚固在岸边。第三天冰层就融化了，汉江中间冰层有四五公尺高
，边上就要低得多，声音就象千军万马一样，几分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水了
。回来之后说要给我记一大功，我说这是应该做的，这个时候大概是１９５５
年的元月份，最冷的是时候是零下十七度。
　　那个时候，我觉得工作比较顺心，心情很舒畅，人吃一点亏没有什么，自
己本来就是工人出身，没有事情干才会不舒服。１９５９年抽调我去筹建青山
船厂，筹建期间我是厂长，工厂建好之后，我仍然回到机务科工作。

　　二、从四清到文革

　　我个人因为在日本人和资本家手下都做过事，相比之下，自认为是得了共
产党的好，所以对毛泽东有一颗热爱的心，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防汛的时候泡
在水里六七天，身子都泡肿了，也没有怨言。船上有什么困难，我总是跟工人
一起干。
　　因为自己后来也提了干，慢慢发现共产党当权派不是毛泽东原来要求的那
个样子，有的人官做的越大，犯了大错误反而没有事，群众和下级是他们的垫
脚石。我这个人因为脾气犟，看见当官的做坏事，一样起来指责，因此就埋下
了祸根。在四清进点之前，交通厅厅长张进先开大会讲话，说干部要正直，不
能任人唯亲。我当场就站起来，说你自己就不这样做，说龚金保这个人在家里
打骂父亲，这样的人怎么能提拔当厅团委书记呢？你说不任人唯亲，自己就没
有做到。这个龚金保原来蛮好，当了干部就变了，他在抗战期间只有两三岁，
是流落街头的孤儿，他的养父把他拉扯大的。
　　三天之后，四清工作队进点，航运局书记李树棠把我找去，说你嘴巴不好
，这次你准备挨整，要老实一点对你自己好，叫你检讨就检讨。我说自己是做
工的人，大不了就回自己的花果山，不当干部回去做工算了。
　　工作队一进来，就如临大敌，第二天就要我把工作移交给副组长易连生，
说我全部任务就是交代问题。厅党委副书记朱晓亲自领队进点，张进先在大会
上说，四清运动就是反对四清四不清干部，你们局四不清干部多，有些人跟右
派打得火热，两年不进车间一步，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我又要站起来反驳，一
个同事把我死命按住。在我们车间开大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书记是个四不清
干部，政治上、思想上不清，经济上我们正在查，你们要大胆起来揭发，不要
有什么顾虑。搞了一个多月，开会要我检讨，我就说自己说话口气冲，有些骄
傲，讲了两个小时，工作队长没有沾边。后来一直整了我九个月，做了八次检
讨，都不能过关。
　　当时揭发和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我与右派打得火热，另外就是批判我革命
意志衰退信奉活命哲学。因为我姐姐的儿子１９５７年在南昌学校里被打成右
派，另外我的表兄在黄陂文化局也被划成右派，我跟他们有些来往。我的活命
哲学证据就是每天起来打太极拳。后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说的都对我错了，
干脆再也不写检讨了，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他们所依靠的力量，就是原来查
出来的两个贪污分子，一个叫黄汉鄂，因为管搬运工贪污１０００多元，另外
一个熊良定，贪污是按２８８元定的案，因为３００以上是要判刑的，黄汉鄂
没有判，是因为检察院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他有老娘还有三个小孩，把他抓
进去那怎么办？检察院又去找局里的书记李有让，这个人是个老红军，他又回
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黄家里的情况，李有让说那就撤职降级，不抓。他们
后来的四清工作队就是依靠这样的人做积极分子。
　　后来朱晓又来找我谈话，说你怎么犟成这个样子呢？我说自己没有贪污，
也没有对工人不好，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他要我写个千把字的检查，我坚决不
同意写上不尊重领导，最后我写了两页纸，大概七八百字交到厅里去，第二天
就宣布，付廉同志检讨深刻，宣布解脱回到机务科。再过了一天，就通知我参
加去随县的四清工作团，我对书记说自己哪有资格参加工作队呢？书记说你是
二类干部，我说自己不是三类吗？他说二类、二类。这个随县的工作团是张体
学亲自当团长，邓强是县机关分团的团长，先在省里集训了半个月，大概在１
９６６年１－２月份到随县。因为自己的经历，知道这又是要下去整人的。
　　下去的头一天，张体学在随县县委礼堂给我们做报告，说整个随县县委及
所属企业的领导班子都烂掉了。我当时心里就在嘀咕：如果基层组织都烂了，
那共产党不是要垮台？回来我们晚上就讨论，同单位李树棠说你莫要又放炮，
怕我直言遭祸。在这个会上宣布我是县交通局汽车保养厂的工作组长，我说自
己当不了，他们说已经决定了就要服从，当不了也要当。第二天来了一个省物
质局的老谭，说也是当组长，正好我就要他当正的。
　　这个保养厂一共３００多人，我们下去的工作队有４２人，完全是人海战
术，要我把这些人都用上。邓强的秘书夹了一大包资料过来，说整个保养厂都
烂掉了，厂长是国民党，书记是阶级异己份子，车间里地痞流氓成堆，可把我
吓了一跳。他把资料交给我，老谭没有什么文化，就要我连夜看。我一看档案
资料，才发现这个厂长姓禹，原来是傅作义部队起义的国民党，原来他是国民
党部队的汽车连长，这个国家是有政策规定的。书记夏鹏举１０岁的时候讨饭
来到武汉，依靠他姐姐和姐夫，因为他姐姐家也很穷，孩子也多也时常挨饿。
一次他倒在一个周老板的汽车边上，老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己饿的厉害，
老周就给他买了一碗热干面，吃完了他还不走，老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想要
留下来帮助周老板做事情，只要有饭吃就行了，扫地擦汽车的事情他都能做。
老周没有儿子，旁边的人就起哄说要他拜老周做干爹，按住他给老周磕头，老
周说要跟老婆商量，没有答应。老周看见这个小孩蛮懂事，也勤快，就留下他
在修车店子里帮忙，做工学手艺，一直干到１８岁解放后才给他开工资。他在
店子里干活，就是学徒工的待遇，也没有改姓周，也没有享受小老板的待遇。
在三反的时候，老周因为犯了些法，车子就被没收了，夏就到省汽车运输公司
下面的车队当修理工，他板金、车工、电焊样样行，１９５７年就提了干当车
间主任。当时有人检举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在他入党之前已经做了结论，这
样就把他称为阶级异己分子。车间有几个年轻人，技术方面比较行，就有些淘
气，因为能做所以有些调皮，根本不是什么地痞流氓。因为我是这样一个认识
，再加上刚刚挨过整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运动就没有开展起来，邓强批评我
，限我在几天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我只好叫工人给他们提意见，工人说夏书
记对工人态度不好，他自己也在车间与工人一样干活，看见工人不行就把别人
拨拉到一边自己干，这样工人就提意见说他爱骂人。但是对禹厂长，这个人是
个知识分子出生，说话细声细气的，对工人都蛮好，工人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我这里工作还是打不开局面。
　　大概过了一个月，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我们集中起来在县委礼堂开会读
文件。会后讨论如何由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再后来十六条就下来了，在讨论
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与毛泽东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而且有些事
情完全是捕风捉影，保养厂的夏书记是个孤儿，禹厂长也没有任何不好的迹象
，普遍反应他工作负责，技术上也可以，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我讲完
了就回去睡觉了，晚上一点钟，就有人拍我的门，说邓强找我去，我已经忘了
会上谈论发言的事情。我到县委招待所找到邓强，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
我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第二天电话打到保
养厂办公室，是张体学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哪个？”我说我是付廉，他说
“个咯日的快来”，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劈头就说：你还反了，叫工作组
撤，你当了这是航运局，他们姑息你。我说自己只是开会说意见。他问我思想
通了没有，要我写检讨。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李树棠说张体学说你没有
资格当工作队员，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他没有公布，也没有人遣送我，要我
自己回去算了，我８月１５日回武汉。他对我说你回去还要挨整，老实修船。
我回到单位门口，就看见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付廉。我去找机务科找陈科
长，他对我说，老付你脾气要改，将来还要吃亏。我说自己说违心的话说不出
来，他说不违心的话不说行不行？陈科长要我玩两天再来上班。
　　八月底的时候，长航的当权派搞牛鬼蛇神大游行，头上带着高帽子，帽子
上写着走资派、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女的还要人家把皮鞋脱了提在手上，
赤脚在柏油马路上走。押送的人臂上带着红袖章，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字
，后来造反派就把他们叫做三字兵。第三天我到单位门口去，航运局门口跪了
一大排，都是什么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费子升望着我流眼泪，还有一个右派
姓张的共有六七个。费子升是武大毕业的，还是共产党员。局组织部的干部许
绍洁和保卫科的几个人在那里维持秩序。我赶紧走开，怕他们把我也弄在那里
，晚上我就一夜睡不着，想不通，认为这个不对头，与毛泽东的十六条不符。
　　那个时候，北京南下点火的学生赵桂林他们在红旗大楼门口演讲，我同意
那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观点。华工的聂年生也在那里讲话，他说当权派组织
三字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名义上是整黑五类，实际上是保自己，整小干部是
为了保大干部，那些押着别人游街的人是走资派的工具。我在那里碰到邓泽民
，他是机床附件厂的，聂年生在他们厂去点过火，所以认得他。邓问我的观点
，我说学生们说得对，邓又问我是不是与聂年生见一面。见面时聂年生只跟我
说了一句话，说明天到华工来找我。第二天聂年生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我们的
行列，我说自己是个干部，他说你算个什么干部？完全可以当头起来造反，谈
了几次要我成立组织，说交通厅象一潭死水一样，不发动群众走资派就挖不出
来。
　　当时有余林生他们来串联，酝酿成立交通系统的组织，我说可以。这样经
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
想红色造反兵团”，简称捍卫，开始有三局两厂参加。

　　三、文革初期的活动

　　我们成立了总部之后，就要求进驻交通厅，与他们进行谈判。张进先说你
们进来好，我心想我才不担你那个担子呢。不到一个月，张进先和史维汉（商
业厅的党委书记）一起出面成立了交通系统的先锋队，这个组织是跟我们唱对
台戏的。就是由熊良定和胡宏文出面牵头，这两个人的底子太差，熊从前贪污
，胡是个小偷也乱搞男女关系，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乐于成为当权派的御用工
具。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在航运局臭得很，群众看见这
样的人当头，也不愿意参加他们的组织。他们也要进驻省交通厅，我们没有同
意，他们就不敢来。在单位内部他们始终没有成气候，７２０之前百万雄师大
打大杀，他们参加了百万雄师。
　　文革初期，厅里面抛出了方贤华、魏文焕和杨家新三个人，打成三家村。
后来他们分别参加了工总和捍卫。成为造反派。
　　１９６７年元月我们准备夺权，陈静先说担子重，担心停运怎么办，我说
权要夺。我叫张作忠去把厅长们找来，对他们说，你们革命不搞，生产也没有
搞好，张厅长你怎么说，张进先连说：有错、有错、有错。我说你去写检讨。
张大成是个老红军，他第一个表态说赞成我们夺权，他原来是贺龙的部下不是
五师的，在厅里也是长期受排挤的；接着朱国华也说付廉夺权我们欢迎，他也
是老红军。我说对他们说，权夺过来后，由我们监督你们抓生产，你们想要享
清福是不行的。结果还是他们负责，章子我们夺过来由一个党员张作忠管，我
对老张说有人要盖章的话，你先去问一下厅长，他们点了头你才盖。就是张进
先靠边站。夺权之后，生产上升，群众都牺牲春节三天假期照常上班，生产秩
序非常稳定。
　　很快长江日报就出了二八声明，本来里面许多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二
司的小家伙不该骂新派是哈巴狗，我们就反对他们。这样造反派就分裂了。这
个声明总的东西是对的，不能把个人利益加进去。工总一抓，感觉就要抓到我
们头上来了。
　　二月逆流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个感觉，有人给我们打招呼说要注意。
接着军区抓了工总的陈祖文他们，他是省航运局的头，说他父亲出身不好，自
己也乱搞男女关系，要我们出面来整材料，我说我们是群众组织，无权整别人
的材料，这是你们保卫科的事情。
　　在二月逆流的时候，省军区副司令员赖振华带军人到交通厅摸底排队，办
了一个说捍卫搞反革命活动的展览。在二八声明之后，当权派对捍卫不敢公开
批判，就造谣说生产和人的思想都被我们搞乱了，我就写了一个捍卫大事记，
有时间地点和活动内容，刻好印成传单到处撒，这样谣言就熄了，我原来都留
有底稿，因为办学习班抄了三次家，就片纸无存了。
　　当时还有一个省里面的人过来，说是要找付廉，他问我现在形势怎么样，
要我表态，我说大好。他说你们不是说反攻倒算吗？我说说直点你们不应该抓
人，他问你还是这个观点？又问我们有什么活动，我说毛主席叫我们活动，我
们就活动，他说你们还听毛主席的话，我说怎么样？不该听？他连忙说，我不
是那个意思。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整个靠边站了，叫张作忠交章子，我说交了是放包
袱，这个时候完全体会到夺权不过是个游戏，没有盖章的事情，厅长签了字一
样管用。
　　四月底又回到厅里，重新树旗，小报也恢复了。在夺权之后，新派成立了
一个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与工总唱对台戏。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军区
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接到总理的指示，要明天早上８点之前，把张体学送到王
家墩机场，准备送到北京去。我打电话找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张体学在哪里
，最后我找到黄金善，他说他知道张体学在赤卫军手里，这个组织多数是复员
退伍军人组成，许多人没有单位。黄金善和宋厚智两个人把张体学送到飞机场
，差点与工总的人打起来了，工总的姜诗臣他们要争着要送张体学去北京，军
区的人说，总理没有说要群众组织的人护送，只是叫帮助找人，由军区的人送
到北京去。
　　黄金善回来对我说，张体学很客气，说付廉可是个好人呐。这个黄金善抢
材料很积极，后来没有什么事，就是他把张体学解救出去的这一过程有关。
　　再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开始搞进攻，我们勤务组开会，都说不同意按照军区
的要求把组织解散，最后商定讲究策略，内部各个兵团自行活动、定期碰头，
对外按照军区公告的精神捍卫停止活动。那个时候，我们成了逍遥派，上街看
热闹，看钢八师和横扯公社的人在那里辩论。钢八师的产生，是当时中央有个
文件说要坚持八小时生产，他们就说要在八小时之外来闹革命，所以叫做钢八
师。我老婆把儿子塞给我，我就抱着儿子去六渡桥看热闹，有个老太太正在那
里与保守派的人辩论，当时军区发通告要学生列队去军区请罪，她说学生有什
么罪，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有什么罪？有人就说哪里有走资派，
那个老太太说得斩钉截铁：省委市委的干部都是走资派。
　　我们认为抓工总就是镇压造反派，到四月的时候，我们又串联起来，要为
工总翻案。我们进厅里的时候，先锋队还在那里，我们进去他们就走了。

　　四、７２０之后到斗批改

　　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之后，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武汉还很不太平，我们
没有敢直接回到汉口的单位里，从孝感下火车，坐一辆中吉普直接开到华工。
　　我们捍卫总部决定组织一场批斗会，把赖振华拉来陪斗。我在三楼的会议
室里跟赖振华拍桌子，批他们反攻倒算，关键是批判张进先制造两派，挑动群
众斗群众，是镇压群众的急先锋。当时把厅里朱一枫整的黑材料拿出来了，这
个材料包括１８或者是２８人，是准备逮捕的，因为中央来了文件不许抓人，
他们没有来得及执行。赖振华说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他是不同意抓的，是你们
的保卫处要抓的。赖振华到的时候，我接待他，对他说，我们是讲政策的，你
那个时候发的獗词我不计较，你在交通厅犯有错误，要到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
，他连忙说有错、有错、有错。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我们主持批斗会，批斗张进先、朱晓，拉赖振华
来陪斗，因为他在交通厅支左期间，与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这在湖北是第一
个批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后来被列为湖北省十大专案之一。我们认为批斗是
应该的，但是不应该架他的飞机，在下面群众喊口号的时候，赖振华有一个下
跪的镜头。后来说我们打掉了他的门牙，衬衫上满是血，排骨打断了两根，这
些都是他老婆告诉专案组人员的。张进先确实是跪在地上，流了一淌子汗，木
地板上一摊水，这个人是我们批斗的重点。这个人也许思想上有所触动，后来
我们挨整的时候，张进先始终不肯写材料。
　　张体学从北京回来，在洪山礼堂接见这些造反派的头们，他拉着黄金善的
手哭。还跟我们讲，在三年困难时期，接到下面饿死人的电话，接到几个这样
的电话，他说自己头脑都糊涂了。当时王任重在上海开粮食会议，问他要湖北
省的高产数据。他说现在已经接到好几个饿死人的电话了，王任重说他瞎说，
要给他带个帽子。他赶紧给武汉市粮食局长打电话，局长说全武汉只有４天的
存粮了。他急得没有办法，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哭着问怎么办？李副总理
说哭什么，武汉这样大的码头还想不出办法。他就组织拦截四川下来的粮食船
，搞了１００吨粮食。湖北当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王任重还在那里吹，毛主
席不相信干部相信谁，那些在困难时期虚报产量，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的浮夸风干部，四人帮一跨台就一股脑儿都上去了，那个王任重在湖北搞皮畔
倒是要挂帅。
　　当时就有一个五师的叛徒网问题，许多人就想要来抓这个事情，我说不要
把方向搞错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走资派。我们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原
来的厅保卫科长卢介海负责，清查张进先的问题，这个张进先开始是钟祥民先
队的，后来加入五师，在七七报社工作，与陈英在一起。中间有一个多月脱离
了队伍，而且没有合理的解释是个疑点，有个材料说他变节。张进先这个人平
时滑头滑脑，参加革命就是投机的，表面上一派道貌岸然，其实是一肚子臭水
，跟一个姓邓的女秘书乱搞，被厨房的朱胖子发现了一次。看起来还是装着很
朴素，平时挽着裤脚，提着一个布包，骑车上下班。在工作上作风霸道，喜欢
排斥异己和打击不同意见，好整人，在文革之前的四清和文革初期，利用一些
有污点的人来整人，还组织保守派来保护自己。
　　第二个人重点审查的人是厅党委副书记秦钟，张体学说他的问题你们好好
查一查，突围后他离开部队一年多，他自己说是回老家种田去了，张体学说直
到王震部队南下的时候才通知他归队一起南下，还有在红安被抓的人当中，有
一个名字叫秦中的人，有国民党县档案的自首材料，找当时一起被捕的人，没
有能够找到，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无法定案。我们当时都是非常认真去取证和落
实，绝对不象当权派后来整我们那样捕风捉影，甚至强加罪名。

　　五、大联合与三结合

　　在结合之前，我对张进先说：你批判我说我革命意志衰退，我总还是革命
的吧？你依靠的是些什么人，都是一些贪污的和小偷，这是变质吧。他说是的
是的。我说不是毛主席号召，我们也不会提着脑壳起来干，我也知道我将来的
结局不怎么好。
　　张体学要结合张进先，要张立国来找我谈，这个小家伙没有什么水平，他
对我说：你不结合张进先，交通厅的领导小组组长你就莫想当，这大概是张体
学的口气。我说我不想当，你去叫张体学来当。第二天张体学就叫他的秘书来
找我，他亲自跟我谈，说要结合张进先。他对我说你不能再错；我说我怎么错
了，造反错了，他赶紧说造反没有错。他又转而对我说，结合张进先对你大有
好处，我说不谈好处，要谈对共产党有没有好处，要谈政策。他就问我张进先
有什么问题，我就告诉他，张进先在历史上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假党员，他的
档案说他是党员，但是他提供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不承认介绍过他；另外就是
他有一段脱离队伍的历史没有搞清楚，他说自己是在哪个村子治病，老百姓说
没有来过伤员。张体学说在战争年代有哪个提着脑壳去冒充共产党呢？我一想
也有道理。张体学还说那个入党介绍人卢秀华是个叛徒怎么能相信呢？他问我
要结合谁，我说结合陈英，张体学不喜欢陈英。就对我说：个咯日的，算是把
你犟赢了，以后张进先要当副省长的，我说哪怕当主席那是该他的。
　　这样湖北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就成立了，时间大概是１９６８年９月，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不舒畅。陈英是组长，我和杨爱国是副组长，朱国华、张
大成、熊宝田三位老干部是成员，还有就是余明生、吴瑞林、王信、陈静先等
１１个人。我们捍卫总部管厅里面的，这些参加结合的群众代表也基本上没有
权。下面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成立之后，报到厅里领导小组批。
　　１９６８年底，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我当时在孝感花园，谢青云
是团长。他找我谈话，说：老付，你根子正，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
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你有时候没有头脑，容易动肝火，这次本来是对你们
有利的。安排我在机关组，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固定的组，团部可以
随便进出，我进去他们就谈天，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我在那里的时候，就
是玩了几个月，说我是个幽灵，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梧县城玩，车子
可以随便借。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权都在他们手上，当时都听军代表的，这个权力
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开
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我
说都回去。在反复旧的时候，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不要
穿新鞋走老路。厅里的干部对我说，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把那么好的一
个斗批改搞散了，他要喝你的血。

　　六、钢新之争

　　７２０之后我是倾向加入工总的，我已经说服了勤务组的人。我设想捍卫
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我当时确实不想搞了，因为自
己水平不行，军区三办的徐剑说你不搞不行，交通厅乱了不好办。那个时候工
总有点张牙舞爪，在运输局的楼上谈判，工总那边有个司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
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交通系统我们组织的人多，工总
的人很少，大概不到５００人，是新派起主导作用。胡秀娟说不是参加不参加
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他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这个老大姐说话也
真是的，这样我就冷了，联合没有搞成，那个时候确实有派性。
　　后来我们就树交通联司的旗帜，我们的组织一亮相，就引起工总的注意。
我们的人有些加入工总把他们的袖章搞来，再加入交通联司，青山船厂和民管
局都搞了这样的板眼。
　　有一次在汉口饭店开会，谈大联合的问题，朱鸿霞也在场，他在那里大模
大样地坐着，军区三办也有人在那里。他们当时拿了一套大联合方案，我说你
们的东西没有理由，我说好戏还在后头。这个时候工总的小家伙们就不耐烦了
，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刚刚好工造总司的刘麻
子跑去抓朱鸿霞的领口，朱鸿霞一脚把他踢开了，这样刘麻子就又冲上去打了
朱一拳，这样旁边的人就打了刘麻子。当时军区朱鸿霞极力克制，我也极力克
制，军区的人还打电话去，要派兵过来弹压，当时大家手上都有枪。因为发生
了后来这些事情，我的那句话就被理解是人身威胁性质的，这样工总把矛头对
准付廉，说我是黑手。
　　第三天，我们在运输局四楼开会，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军宣队，一起研究抓
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时工总的小哥们进来抓住我就打，谢青云拿身体护着我
。这一顿打得重，出来之后先是藏在武汉歌舞剧院，后来转移到陆军总医院去
治疗。到总医院后我人就清醒了，仆着写条子给余明生和陈静先他们，说这个
事情肯定是有人在搞鬼，要冷静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怕打起来了要停产。在
那里住了四五天。
　　在钢新两派联合失败之后，社会上都潮得要武斗，当时除了新派和钢派势
力之外，还有百万雄师死灰复燃的一股势力。我们在华工和湖大开了几次会，
最后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这个名字是彭油嘴起的。
　　一次我们在航运局礼堂召开新派会议，工总航运局的头席其中把机枪架上
四楼，坚决不要我们开，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向他们示威。我们这边的一个黄
金善也带着敢死队过来了，这也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我自己倒是不怕，但
是群众组织是兄弟伙的，不能互相残杀，我上去找他，工总的一个人说他喝了
点酒，他不肯下来见我，说这个会一定不能在这里开，工总知道了也不好交代
。这样我就说换个地方开算了，大家都走了，很多说我胆子小，这个礼堂的隔
壁就是侯船室，万一出了事那可是不得了。
　　后来的抢枪就是与这样的钢新之争背景有关，公安厅的刘有必，说他知道
公安厅在丁字桥那里有一个枪械库，我还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三面是水，只
有一条独路进去。我还特定去看了一下仓库周围的情况，又有人公安厅仓库里
没有完整的枪，一进去就拆散了。结果工总的人把公安厅仓库的枪抢了。
　　李先念的侄儿李良金是个电工，跟工总航运局的伍斌超抬杠，伍斌超说话
象个姑娘，李很匪，伍斌超威胁要向他开枪，李就上去抢吴的枪，结果争夺过
程中枪走火了，打断了吴的三根手指头。再后来交枪的命令我举双手赞成，平
时我的手枪放在抽屉里是连膛都不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他们
工总说我们是“老机”，我们说他们是“强权”，我说抢席位的不是敌人，反
对毛主席的才是敌人，我们和工总都是拥护毛主席怎么会是敌人呢？公路局和
地质学校住在隔壁，曾经围了一次没有打，那时学生比较冲动一些，把李金祥
的脑壳打破了。
　　最大的一次钢新之争，是１９６８年发生在新中原机械厂”的“五三事件
”，开始好象是厂子内部两派发生了分歧和争执，结果发生了冲突，外面的人
就去声援他们，后来是工总二七分部的何永清指挥人马包围了新中原，当时双
方手上都有枪，也开了枪，没有对着人打。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才把这个问
题说清楚。

　　七、挨整与抗争的经历

　　后来撤消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党委，我就回去了。航运局成立革委
会，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召开什么党委会、行政会
都不通知我参加，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完全是名不副实，我还算好给我安排
了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坐的地方，牟登第也是副主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张
蓉是主任。一次别人喊付主任，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
说我骂他，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一直悬到坐牢为止。
　　我在副主任任上，决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拍板购买一套龙门吊，因为当
时报建港口，国家在计划里就安排了一部龙门吊给我们，等到计划下来的时候
，胡树亮就不想要，张蓉说去找付廉。我就说没有龙门吊还叫什么港口，眼光
太浅了，财务科的姚科长来找我，说没有钱，我说他们那些人眼光太钱，以后
要向集装箱方向发展，没有龙门吊是绝对不行，有困难你也要支持一下，就当
是支持我，结果就把这笔钱付出了，今天这部龙门吊还是在舵落口当家。
　　在造反派内部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叫“红工”，好象是工总分化出来的
，主要的一些人是余正莲、周望生、丁哲生、徐业创，每一次学习班都没有他
们的份，许多人后来都还受到相当的重用和提拔。徐业创本来是工人，后来当
了相当一级的干部才退下来的。四人帮垮台也没有他们一点事情，就是他们没
有挨整，周望生常常参加新派会议。
　　以前我们在政治斗争上太天真，造反派也是一哄而起，当权派采取各种方
式进行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陈螺钉也是一个神秘人物，发言的时候比谁都
左。他们可能就是打进造反派组织到现在。
　　我总共进过三次学习班，就配合三次抄家。
　　１９６９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在复兴公司，先抄家再搞
五不准，他们１２个人对我一个，侯善生负责。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
自顾自大瞌睡，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
烟，不让他们谁。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他们
一凶，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是对目标
对准谁，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给他讲故事。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
了一顿，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做做好事不要
讲故事好不好？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
整人起家的，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
　　１９６９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就把我解放了。张体学找我谈话，
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你和杨爱国担
任副指挥长。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我问赖指挥
部设在哪里，他要我不要管，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派一个胖子盛工来
协助我。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找交通
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人蛮随和。我们跟他
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他年纪又大，就开始担心
怕他出什么事，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在这个指挥部里，实际上也是
对我们不放心，到１１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里，开始的架势蛮大，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说你
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这
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个性很刚，不怕他们。后来逐渐
地松了，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利用小头揭大头，我们不是重点，还
是他们利用的动力。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
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的军代
表是个小孩，拿我们没得整，成天就是谈天，肉包子要吃十个，回来的时候大
家都吃胖了。我们１９７０年６月回到武汉兵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
来，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在
兵站住了几天，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
就各自回单位去了，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
　　１９７２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
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
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
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
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１９７４
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
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
。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
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
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
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
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
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
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
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咬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
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
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第二天钡餐做完一看，不是胃病，但总是
胃疼，后来等到我坐监狱出来，才知道是胆结石。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
，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
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１９７３年要我去供应科，因为在机务科我市场大些，仍然是当副科长，
也是悬着。我就对科长说搞点工作给我做，他说我知道，党委有个意见。我催
了几次，他就分配我管计划和财务，我说计划应该是科长的职权范围，但是他
要我来搞。后来听说是党委说把重要的工作都给他，搞不好找他算帐。过了三
四个月，汽车的出勤率都已经到了白分之九十几，因为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
知道对底下的干部和工人不能压，他们有怨气就会跟你别着来，我自己是做工
的出身，知道工人的痛苦，车队有几个淘气，也都盘得蛮好，最后车队的和会
计都喜欢我。科长去对张德咬说，叫付廉当科长算了，张德咬说那怎么行，原
来说付廉没有搞过供应，准备要看他塌台的。最后他就派保卫科来调查我，说
我把做跳板剩下边角木料拿去卖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底，我们参与了从湖北省和武汉市清办取材料的事情，这
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
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
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
，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
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
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
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
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
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
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
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
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
助是当然的。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
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
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
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
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
，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
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
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
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
了。
　　大概１９７４年４月，就要我去宜昌，先到地委组织部报到，然后要我宜
昌港务局。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在招待所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来跟我接触。
我在那里没有安排什么事情，武汉的熟人的船到宜昌之后，就喊我上船去跟他
们一起去巴东、重庆玩，玩了几个月，他们通知要我去第三作业区帮助修理港
机，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只会修柴油机，港机不会修，而且我是行政１７级干部
，把我降为工人使用要有个理由。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局长都怕见你，你要是不
做事怎么拿工资，我对他说停工资可以，今天停了我明天就回武汉。后来我也
不想在那里呆了，陈建文的船下水回武汉的时候，我叫他去几个人帮助把我的
行李搬到船上，就回了武汉。回来之后，我也不去单位，玩了四个月，这四个
月没有拿工资。后来中央来了文件，才把我的工资补发了。我对党委的人，我
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犯了法，你们凭什么降我的职，流放我。这样我又回
到供应科，直到毛主席去世。

　　八、毛泽东去后看文革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想这些干部如果不用群众运动冲击一下
，就要彻底腐化。把那些腐朽的干部冲击一下，把学生搞些上去，政权才有点
生气。今天看就更清楚了。
　　文革时间长了一些，主要是有干扰，高层的斗争很激烈。毛主席的指示下
来，当权派就搓反索子，他们就是要把生产搞瘫痪。只有造反派执行毛主席指
示，当权派总是不执行，往往是等到造反派看到了指示。起来造反当权派才执
行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
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
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
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９个月，很容
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
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
命言论。
　　１０月２７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
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
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
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
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
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
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２２４。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
，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
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
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
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
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
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
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
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
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
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
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
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
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
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
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
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
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
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
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


http://a.1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