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其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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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教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為史語所、人社中心合聘研究員，學術專長為明清社會史，近世社會文化史，並為中國醫療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之一。目前梁教授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並擔任該系副系主任、歷史講座教授。今年梁教授榮獲第53屆教育部學術獎，並於年初發表新書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教授於教研繁忙之際，仍熱心地接受了我們明清研究通訊的訪談，暢談她自1982年進中研院開始研究工作以來的點滴心得，並與通訊讀者分享教授的學術研究成果與期待。

新書研究的緣起

梁其姿老師對於痲瘋病的研究興趣源自於《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一書的研究工作。明代中期之後，約十六、七世紀時，有一種專門收容痲瘋病人的特殊機構在中國南方如江西、福建、廣東、湖南這些省分廣泛地出現，明清方志中亦有記載。梁老師當時雖然已經意識到這個議題的特殊性，但未有時間收集資料，故先擱置。當時，梁老師寫了一篇關於明清時期長江下游的醫療機構的文章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1987)，開始注意醫藥的議題，也依稀意識到南方醫療文化的研究很值得發展。《施善與教化》這本書完成後，梁老師便以從醫療機構來探討疾病的視角，開始了對於痲瘋病的研究，並發表文章〈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0.2.，1999，頁399-438。摘要）。上述的研究課題，從蘊釀到結集研究成果已屆十年，梁老師認為到用如此長的時間把一個課題思考清楚，並好好地處理，是恰當也是必須的。

東西方社會中的痲瘋病議題

西方痲瘋病議題可說是源自於基督教教義。十二、三世紀以前，西方城市裡有一些教會成立的機構，專門收容痲瘋病患者。最近的研究指出，其實這些機構的成立並非是為了制止痲瘋病傳染。聖經記載中，痲瘋患者被視為社會所拋棄之人，被稱作「活死人」，沒有合法的社會身份，故只能等待教會的拯救。教會特別收容這些人，出發點是宗教性的關懷。此種態度一直到十九世紀還是主流，也解釋了為何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最關注的疾病之一便是痲瘋病。西方社會以公共衛生的理由來隔離病人，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態度的改變取決於人們對於「痲瘋是否會傳染」的判別與認知，並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引起了許多爭論。一八七三年，挪威醫生韓森 (Gerhard Armauer Hansen, 1841-1912) 發現麻瘋桿菌 (Mycobacterium leprae) 之前，這類的討論方興未艾，即使在桿菌被發現之後，此疑慮依然存在，這些疑慮與當時個人的經驗以及對於身體醫學的認識有很大的關連，很多人不相信這種桿菌有很強的傳染力。

遲至一八九零年代左右，人們才普遍地相信痲瘋病有高度傳染性且需隔離。與此同時，中國、歐洲或日本也都出現這種觀念，這種跨國的隔離意識也顯示出人們害怕痲瘋成為全世界流行的傳染病。

在中國，痲瘋是種傳染力強的疾病的概念，早在明清時期便已形成，不待西方的知識理論引進。梁老師在進行《施善與教化》研究時就體會到，當時中國南方省份痲瘋病院的成立，跟宗教因素無關。當西方認為痲瘋病人需要隔離的概念進入中國時，中國人其實很容易接受，因為這與中國當時的普遍觀念不謀而合。當時隔離患者的有效度，並非醫學上的觀念，而關乎政治實踐的能力。清末吏治敗壞與政府行政效率不彰，民初更甚，無力將病人有系統地隔離；相較與此同時的日本明治政府則嚴格地進行隔離痲瘋病患的政策，兩者高下立判。這也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指控政府沒有辦事能力、認為中國亟需現代化的指標之一。

從宋朝到明朝，痲瘋病大體上都被視為落後地區的疾病。雖然痲瘋病在中原從來未曾消失過，但痲瘋病在中國傳統的記載中，往往被北方的文人視為南方地域的風土病，福建、廣州等地之「過癩」（若有女子得到痲瘋病，只要找來男子發生性關係，痲瘋病就會傳到男子身上，女子的病則消失，是為「過癩」）等南方的風俗更被看做蠻夷式的、非儒家的行為。同樣的，當西方帝國主義進入亞洲及中國，看到當地的痲瘋病後，他們也覺得這是原始落後民族的表徵。這不是醫學學理的問題，是文化認知的問題。

輕視痲瘋病，也表現在中國的醫療實踐上。當中國人逐漸瞭解痲瘋作為一種傳染疾病時，當時的主流醫生及儒醫並不太診治此疾，蓋其認為這是種很髒、不入流的病，不太願正視並處理，因此正式醫籍、醫案的紀錄也少。實際醫療痲瘋病人的，都是地方非主流的醫生與江湖郎中。雖然十九世紀時的廣東確有一些號稱專治痲瘋的醫生，但亦多屬此類。事實上，這些醫生無法完全治療痲瘋，頂多也只能表面地減輕病徵。

對於痲瘋病的嫌惡，還延伸至病患原來的生活圈。這些患者的家屬親友被歧視，若家人鄰里要拋棄他們，患者也只能接受。在現存判案的檔案記載中，便有許多由此而起的刑案與判例。出於這種嫌惡與害怕被傳染的心態，當時不待政府來處理，民眾就會自動地將痲瘋病人隔離。這些被放棄的人，其命運與棄嬰、失孤老人不同，因為在城市裡成立育嬰堂、養老院，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同與讚揚，但是痲瘋病會傳染，並不受歡迎，相關的機構都得蓋在沒人去的偏遠郊外，只有政府願意接手處理。

世界上對抗並治癒痲瘋病的有效療法，在一九四零年代才出現。即使如此，至今痲瘋病仍普遍被認為可怕且容易傳染。傳染的概念其實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非一開始大家都認知到痲瘋病會傳染。對於傳染的概念隨著時間逐漸增加，到近世又轉弱，其中的過程及轉折非常有趣，不僅牽涉到醫學的理論，也與宗教、社會對於此病的反應有關。

中英文學術出版的心得

以中文或英文出版，各有利弊。梁老師的第一本出版品《施善與教化》以母語中文寫作，比起英文，在寫作上較無阻礙。中文書出版的過程較為順暢，編輯較不複雜，審稿者亦較少會給予尖銳的批評與意見，相對來說便較少有思想上的刺激與反饋。以英文出版，狀況就相當不同，審查者不會考量作者的身份，通常會提供很多不同角度的專業意見，作者必須做相當幅度的修改和調整。不斷反覆修改是常有的事情，出版過程也因此冗長而費勁，但能從評審的意見來重新思考許多其他的議題與觀點，得以改進補強。

若從讀者群與出版品的影響力來說，以中文出版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能獲得較多的讀者回應。相對來說，英文的出版品較不能與讀者建立廣泛交流。明清史不是當代史，只有專家才會閱讀，所以影響就更小。用英文寫作，每寫完一篇文章，學習到的東西較多。

因此，梁老師認為必須考量研究成果的讀者不同，而決定書寫的語文種類。如 Leprosy in China 一書以英文寫作是因為醫療社會史、疾病史研究為新興的研究議題，在中文世界比較少人關注，以英文書寫更能推廣。誠然，台灣在這個領域中可算是例外，台灣的醫療社會史、疾病史研究已發展許久，累積了許多的醫療史資源，像是中研院史語所設有醫療生命史研究室，院外也有不少學者研究，呈現活絡的氣氛。但在大陸、香港等地，這個學術領域都才剛起步，甚至還沒開始。反觀英語世界，醫療史研究行之有年，研究成果相當成熟豐富。痲瘋病在歐洲、印度，也都已有人研究，而中國的痲瘋病研究，尚未出現有系統的論述，故希望以此書來填補這個空缺，期待吸引一些相關領域的專家，與之對話。

目前的研究規劃方向

由痲瘋病研究向外延伸，梁老師目前正在關注中國南方腳氣病的議題。腳氣病的概念在明清時期與隋唐時代不盡相同，呈現出歷史、文化與醫學思想轉變的現象。此外，梁老師也因為研究痲瘋病時接觸了清末民初嶺南、兩廣、香港地區的研究資料，進而對當時、當地的醫療文化產生學術興趣。其中有一些富有張力的因素值得深究。例如，廣東是西方醫學最早進入中國的地方，一八三零年代西方人開始在廣東開設醫院，用西方醫術來治病。而在香港，則出現西方醫學養成的系統。廣東因地處江南，開發較晚，到清朝後期終於發展出自己的醫療傳統與風氣，且後來證明，這個傳統的韌性很強。傳統醫學與西方醫學的角力，在清朝同治年間之後尤為明顯，透過廣州人士如何選擇就醫，又如何看待、想像自己的身體等思想議題，呈現出多元活潑的醫療文化。在理論層面之外，梁老師也希望能藉由腳氣病為觀察途徑，實際地去瞭解當時文化中的各種醫療面向。

梁老師基於諸多客觀考量選定上述議題。首先，梁老師認為當前廣州醫療史的研究成果還不多，不比上海、北京地區發達。然而廣州實為西方醫學最早進入的地區，因此想試著開展。再者，梁老師是廣東人，實地進行研究時口語無礙，再加上之前研究時有當地的人脈基礎，更能增加研究之便利。

年鑑學派的影響及中研院時期之經驗談

梁老師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s) 攻讀博士學位，該研究院為二戰後年鑑學派的大本營，院內教授皆擅長社會史，梁老師也因此養成了社會史的思維習慣與專長。梁老師的論文指導教授 Lucien Bianco 之專長為中國近代社會史，尤其擅長從農民的生活為切入點來討論共產黨的崛起。另一位 Philippe Aries 教授之專長為法國童年史與生老病死等議題，對她的影響最大。梁老師於一九八二年歸國、進入中研院服務時，決定要做類似的題目。從早先的中國善堂研究到現在的痲瘋病議題，梁老師對於社會底層的人們與不幸者的關懷，一路走來不曾改變。她回憶到，小時候讀書覺得歷史教材中只記錄英雄或帝王將相的事跡，下層的人們都沒有發聲的機會。所以，給予這些人公正的機會，對她而言變得非常重要，儘管替這些人發聲並不容易。許多材料都被忽視，或者淹沒，但是梁老師認為若欠缺了這一塊，歷史就不完整。而且，她發現這些人的歷史其實也很有趣，比起英雄事跡毫不遜色。

梁老師剛歸國進入中研院時，仍屬戒嚴時期，一般人對於中研院的認識有限，這讓研究員們在做研究時，有很大的空間，能自由研究有興趣的課題。尤其在明清史方面，研究時無政治干預，院內明清史研究的資源與史料都很豐富，許多被視為禁書的大陸出版書籍，在院內都可供閱覽不受限制。另外，當時的研究氛圍較為輕鬆，研究人員初任職便是副研究員，沒有現在年輕學人升等、續聘的壓力。因此，在這樣相對來說較輕鬆的氣氛下，研究員們有不少研究成果。梁老師也覺得當時自己的研究進行的相當順利，現在想想仍然覺得相當幸運。那時許多明清研究題目還有待開拓，加上在國外習得的社會史研究方法，年輕的梁老師，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熱情而快樂地進行研究工作。

不過，這樣的研究方式，是單打獨鬥的研究，直到參加了當時杜正勝老師所主持的研讀班，梁老師才真正開始與各所研究人員交流（當時梁老師在三民主義研究所服務，即後來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當時研究人員不多，大家相處融洽，舉行會議也都相互支援。在研讀班上大家各自寫文章後互相討論，隨後出版，時常刊登於《食貨月刊》。「當時的《食貨》，其實也是做社會史」，梁老師回憶道：「而且當時不論所師為何，大家的研究討論之間，並不見很多隔閡，溝通也都很好。」當時院內中生代的學者，如杜老師（當時的梁老師仍為新生代），都有開放的態度與意願，加上歷史研究的深厚底子，不同世代研究員在溝通交流時氣氛都很和諧。

而在研究案方面，以前的研究經費大都是依靠國科會。直到李遠哲當上院長後爭取到很多經費，中研院開始提倡鼓勵研究員們合作的主題型計畫。這無疑讓人文研究增加了很多變化的機會。梁老師第一次提出主題計畫，是在一九九九年。而二零零二至零四年的主題計畫為「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院內提供很多經費給團隊研究，且使用經費有很大的彈性空間，梁老師當時找了院內、外更年輕一輩的學者共同執行。歷經三年的研究，並舉行了國際會議，預計將計畫的成果收入論文集（該論文集預計在明年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相當令人期待）。計畫結束之後，該研究團隊成為人社中心常設的計畫研究人員，並定期舉辦活動及研討會，也持續進行研究及出書。梁老師認為，團隊研究是相當難得的機會，能體會與同領域研究者交流的快樂，與個人研究的快樂完全不同。

對臺灣學界明清研究的看法

醫療史或許可說是台灣在全世界明清研究中比較特出的強項。不僅投入研究的人力多，研究議題也比較豐富──尤其以清末到民初這段時間為範圍──甚至連美國都比不上。又例如法律史、家庭史、制度史以及婦女史等等，台灣的研究人員的訓練也都很紮實，研究議題也都很有潛力。若能加強對於當地實際的研究，落實到以具體的地區（如城市）為對象，不偏向太抽象的理論，呈現的研究結果應該會更精彩可期。

台灣從事明清研究的學者很多，研究面向與成果也很豐富。但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若是研究大陸地區，最好儘可能地去做田野調查，實際看一看當地的樣子、感受當地的氛圍，多瞭解當地的文化，那怕只是去走走，對當地也能多一些瞭解。若只是依賴紙本的資料，進行遠距研究、紙上談兵，有一些核心的問題就容易錯過。過去因為我們去不了大陸，於是習慣在圖書館找資料，就這樣完成研究。現在時空改變，前往大陸相對地容易很多，不能再只是慣性地閉門造車做研究。

田野調查之所以重要 ，也因為許多材料只有當地才有，若不到當地，我們無法想像，也無法取得。這些史料可能是當地檔案館的地方文獻資料（不僅僅是地方志），也可能是一間房子、一幅畫、一個物件。尤其是一些較低層次的地方性資料，如十九世紀時廣州地區西方人訓練醫師所用的課本、中醫學院裡的醫學善本書，又或是報紙雜誌，若研究者不到當地，幾乎無法取得。此外，只有到當地才能做口述歷史研究，遠距研究做不到。梁老師說：「總之，不能隔著大海想像中國，只有當你去過那個地方，寫出那個地方的東西才會像那個地方！」

大陸學者本身在研究上就佔了許多地利之便，倘若我們不願實地探勘，研究成果可能很難與他們溝通、無法競爭，更遑論超越他們。若學生在美國研究中國史，負責任的教授一定會逼著博士生申請獎學金去中國，就地考察一年。現在台灣也有一些基金會獎助研究者與學生去大陸考察數月，但梁老師覺得台灣目前的獎助期限還不夠長。若「蹲點」的時間能長達半年或一年，長時間在地觀察、蒐集資料，成效會更好。而且，若要持續研究某一地域，培養當地的人脈，或與當地人建立起友誼關係，對於研究都會有直接且正面的影響，這些都需要時間。希望教育部、國科會能規劃設置這類經費，讓研究世界各地的學生、學者都能去到當地住上一年半載，相信這對台灣的學術研究一定有正面的啟發效果。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建議

為了突出台灣或中文世界裡明清研究的特色，並將台灣相關的研究力量凝聚在一起，出期刊或許是個不錯的想法。梁老師認為，期刊應重質不重量，一年一期或二期就已足夠。若能加上舉辦學術活動，如講演、會議，以此培訓學生，並配合期刊的出版，並設計能突顯台灣明清研究特色的主題，效果會更好。用幾年的時間來執行一系列不同的主題，並且發行專刊，就能為台灣往後的明清研究打下一個穩固的底子。若舉辦工作坊，應培養學生對國際間明清研究現況的視野，教導他們什麼議題值得發展，這能讓台灣的明清研究既延續傳統，又能創新。

另一方面，因為研究員總是忙碌，缺乏時間，要大家在繁重的工作中再擠出時間參與活動並非易事。因此，藉由電子報、Blog、網頁或是 Forum 的形式架設一個平台，提供學訊、出版資訊或是主題式的討論，讓老師們各自決定何時參與，對大家恐怕是最好的。

教育部第53屆學術獎 (2009) 得獎感想

「感覺很榮幸」，梁老師說。得獎的人都經歷過一番努力，但做研究做的好的人很多，總覺得自己有點幸運。得獎雖然開心，但也帶來一些壓力，希望自己能維持研究的熱誠，不斷地有新的想法、研究題目、新的寫作成果。相信很多得獎的老師，也都有相同的感想。


後記：本次的採訪在溫暖的斜陽、老師帶來的美味傳統糕餅與閒話家常中結束，我們不僅感受到老師濃濃的人情味與治學的熱情，更感受到老師對於這片土地與學術圈的認同與關懷。最後，感謝彭琪庭小姐協助攝影等相關事宜。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孟安 咨玄 整理報導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