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蟠：“左派”民主人士廖六如

reading · 发表于 2020-9-25 03:34:13

作者系湖南师大离休教师李蟠，曾是八大文件英译翻译者

　　廖六如先生我是1948年就见过的。那一天，廖先生乘坐一辆装有足踏铃铛的高级人力车来到韭菜园衡湘里。他大概是来看望一位在衡湘中学工作的朋友。经打听，说车上坐着的那位矮胖的人，是广益中学的英语教师廖六如先生。我来湖南师院工作时，他也在这里，于是慢慢地熟悉起来。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很好：他说话多，而且说得直率，毫无顾忌，说明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不像其他的老教师说话那么吞吞吐吐、顾虑重重、瞻前顾后。
　　有人告诉我，说廖先生思想很进步，政治上靠近党，是高级民主人士中的左派，民盟省委负责人之一。朝鲜板门店谈判，廖先生担任我方的翻译，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翻译家。
　　但没过多久，廖先生就调到石家庄解放军外语学院去了。在那里工作不久，他因不习惯北方的气候，1958年又申请回长沙。当时湖南师院正在发展、扩大，原来的外语组要扩大成为外语系。1957年开始筹备招本科生，1956年已经招收了三十名俄语专业三年制专科的学生，英语本科生又即将入校，像廖先生这样高水平的教师，自然欢迎。又因为原来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的罗皑岚教授在1957年 “大鸣大放”中，写了一篇《春风吹到岳麓山》的鸣放文章，向党“射出了第一颗子弹”，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他所担任的职务，正需要有人来接替，廖先生的归来，正好可以取代罗先生。于是他一回来，便成了外语系的负责人。因为他不是教授，只有副教授的头衔，按规定不能担任系主任，只能任副主任。廖先生对此十分理解，愉快地接受了任命。他工作热情很高，天天按时上下班，虽显紧张，心情却十分愉快。
　　自从解放以来，廖先生就是我省的党外著名左派，省委宣传部和统战部曾经称他为“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红得发紫。早在解放初期，他就以军代表身份，去邵阳接管了一所著名的中学。虽不是军人，却戴上了军代表的臂章。几个子女又在抗美援朝中先后参加革命工作，使他成了送子参军、参干的先进人物，胸前戴过大红花。1956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他是大会文件英译翻译者，足见共产党对他的信任。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响，他鼓足干劲紧跟，一点也不落后，他甚至一夜间写出一份教学法的大纲，虽然显得粗糙、草率，那高涨的工作热情，还是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称赞。

“四清”时他成了批判对象
　　大跃进的失败，全国性的大饥荒，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有所不满，到了比较宽松的1961年，他在民主党派召集的神仙会上，经常发表一些接近实际的发言，引起某些领导人对这面“左派旗帜”的怀疑，有的人甚至大呼廖先生这面红旗，已经褪色，快要变成白旗了。
　　1964年,我校来了上百人的省委工作队搞四清。“四清”是什么内容，弄没弄清楚，并不重要，只要知道它是一个政治运动就是了。以前的运动，土改、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胡风、批《红楼梦》、批《武训传》、反右、交心、拔白旗、反右倾……等等，廖先生没有一次不是轻松过来的，不仅没有挨整，而且在运动中受到锻炼，成为积极分子，但“四清”运动就不同了，他成了批判的对象。不过他还算幸运，没有成为斗争的对象。
　　指导“四清”工作的二十三条规定，“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廖先生不是党员，终究离党内走资派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系没有党内的当权派，所以廖主任还是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其实，凭心而论，廖主任手头的权力非常有限，教师也好，职工也好，完全听他的人很少，说得客气一点，他是领导；说得难听一点，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摆设而已。
　　真正的左派就不同了，尽管他们的心里不见得尊重廖的领导，但他们的口里却硬说外语系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夺过去了，而夺了共产党权的，正是以廖六如为首的资产阶级，压得他们那些革命分子抬不起头来。于是起来揭发、控诉，义愤填膺。廖六如被迫“下楼”，“洗手洗澡”，当众“脱裤子，割尾巴”作检讨。
　　外语系的“四清”工作组组长，叫张扬，是当时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她对廖六如先生的历史和解放以后的表现，都是非常了解的。她对廖先生还算客气，在廖先生作完检讨的大会上当即表态说：
　　“廖主任多年来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有错误，但能接受批评，提高认识，加以改正。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还能带头自觉革命，认识、批判自己的错误，很不容易呀。同志们，我们工作组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成反革命嘛！”
　　有了张扬的保护，廖先生总算安然过了“四清”这一关。“四清”以后，廖先生的系主任职务没有丢，但工作的劲头已经有所减弱，他不再那么张扬，而是处处小心翼翼了。

“麓山黑话”使他成为湖南师院的“三家村”
　　小心翼翼就能保证平安么？不见得。不到一年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四清”工作队还没走，现在马上增加人员，并从零陵调来一位副专员，出任文革工作队队长。廖先生成为工作队进校以后的第一批斗争对象。他被揪斗以后，便被隔离起来了。他的家里住进了好几名学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据说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又叫监护小组。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材料，无非还是“四清”中大字报上写的那些东西。“文革”是要斗“走资派”，可他连党员都不是，这顶帽子对他不合适。那么算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吧，也相当勉强。学术权威总得要有本把专著吧；没有专著，篇把文章总该要有吧。廖先生都没有，怎么办？查他的讲稿，看他的教案。廖先生讲的不是理论课，没有讲稿。他教学经验丰富，教的内容不深，他连教案也没有。有的人说有，但都是写在烟盒上，或者废纸片上，多是上课一完就扔掉了。怎么办？找他教过的学生来对听课笔记。这很容易，他教过的学生留在系里当老师的不少。经过精心策划，把他上课时举的例句集中起来，于是一部“麓山黑话”便赫然出现在外语楼的楼梯口墙壁上。这批大字报一出来，马上聚来不少的观众。
　　有了这部“麓山黑话”，廖六如便有口难辩，只能自认是“三家村”的村主了。
　　自从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三家村”见报以来，全国各地不知出了多少“三家村”，我们外语系就有这么一个。
　　他被揪出以后，不知为什么斗争突然停了下来，大家成天坐着给被贴了大字报的人“梳辫子”，划分类别排队。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一类是好干部；二类是有错误但并不严重的干部；三类是错误严重，推一推就是敌我矛盾，拉一拉也可以成为内部矛盾；第四类就是阶级敌人。“辫子”还没梳完，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工作队要撤走了。1966年8月3日正式传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讲话——刘少奇承认工作组是他派的，错误由他来负。
　　两天以后，宣布成立系“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同于后来的“革委会”）。工作队于夜里偷偷地溜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我们系、我们师院马上就像砸了锅，岳麓山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已经挨了斗的廖六如先生被他的学生拉出去游街示众，他没有反抗，但吓懜了。
　　8月8日下午,他被叫到系里，给他挂上一块三尺长、两尺宽的铁牌子，上面写着“黑鬼”二字。挂牌以后开始抄家，然后带上被子去学生宿舍。他被关起来了。同他一起被关的有九人，分别关在三间房里。我也同时被关，而且和廖先生同关一室。
　　第一夜廖先生睡得最好，不到十点就酣然入梦。我们其他三人不同，都睡不着，其中一个还在流泪。廖先生最难过的时候大概已经过去，不怎么害怕了。
　　从这一天起，我才近距离地同他开始接触。我们共住一室，长达四个多月，对廖先生的了解比以前多了。

廖先生不是完人，也有缺点，甚至也有错
　　廖先生是19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他是我的长辈，他的小儿子廖道维，比我只小一岁，但他对我却不摆长辈的架子，到了“牛棚”里，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我喜欢打听各种消息，他就想方设法去打听。他儿子是新华社驻长沙记者站记者，从他那里弄来不少上层斗争的消息。他的一个女婿是长沙市委副书记，尽管也进了“牛棚”，但他们对省市情况的了解，还是比我们多。在打听消息方面，他夫人做的工作最多。他夫人虽没正式参加工作，但政治方面的理解能力，显然不在廖先生之下。她经常来“牛棚”探望，一来总会带来许多消息，够我们讨论好久。他们夫妇感情很深，每次来不是送穿的，就是送吃的，夫人还不忘我们这些“难友”，送的吃食，多半也有我们一份。
　　廖先生是益阳人，家庭情况如何，没听他说过，只知道他的堂叔，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参加革命后改名换姓叫高文华。解放前当过中共北方局的书记，解放后是水产部的党组书记。部长许德珩是民主人士。
　　廖先生平易近人，对地位比他低的人很随和，也很关心。师院里开小车的司机陈师傅，一谈起廖先生，就有说不完的话。他说给廖先生开车最好，他总会记得你，请你吃喝，给别的领导开车就不同了，你得准备着挨饿。廖先生关心人，我也有体会。过苦日子时，他享有高级民主人士的优待，粮食、油、烟等必需品，他都不缺，比如高级烟票，他都送给了别人，因为他不抽烟。粮油票，他吃不完，也常常送人。他几次很关心问我要不要粮油烟酒票，我不要，他又给我塞点钱，我说我不缺钱，你送给别的人吧。好像他不止对我一人如此，对别的人也如此
　　廖先生不是完人，他也有缺点，甚至也有错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几乎每年一个的运动中，他也伤害过人。比如在反右倾运动中，他就揭发党委书记苏镜。苏镜是我院的党委书记，有水平，关心人，联系群众好，在师院做了不少好事，至今还有不少干部教师怀念他。但在反右倾运动中，她被诬陷为彭、黄、张、周的黑爪牙。廖先生同她关系本来很好，廖夫人同她还是早年周南女中的同学，现在又是对门对户的近邻，不知道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还是为了邀功请赏，他们夫妇竟然检举揭发了苏镜书记。苏书记倒是很大度，她说“廖主任是民主人士，听党的话，他出来揭发批评我，我不怪他。我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取决于他的揭发，而是另有原因。”
　　“文革”中，由于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由文斗转为了武斗，红卫兵已经对我们这些“黑鬼”失去了兴趣。到1966年年底，“牛棚”宣布撤销，我们终于回家了。
　　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27日止，湖南的武斗步步升级，先是“湘江风雷”和“长保军”斗，后来“长保军”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士崩瓦解。随后是“湘江风雷”被取缔，代之而起的是“高司”和“工联”斗。双方的武斗组织“红色怒火”和“青年近卫军”一见面就打，先是用棍棒，后来发展到用枪用炮。我们这些“黑鬼”都是文弱书生，哪敢乱说乱动？于是躲在家里逍遥。这样逍遥了半年，终于等来中央表态，以华国锋为首的省革委会（筹）宣告成立。
　　“天有不侧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廖先生不久就病倒了。经检查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胃癌的晚期。我冒着危险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昏迷不醒。他儿子廖道维怕我看了难过，催我快走。我走后的当晚，廖先生就告别了人世——时为1967年8月初某日。
　　廖先生的追悼会，是在1979年平反以后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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