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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李易安
李昭醇（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
父亲李易安，广东新会人，1921年农历正月初二出生于广州市汉民北路李白巷一幢二层木楼。据老人们传说，唐朝时诗人李白曾在此巷下榻一夜，故名李白巷，广州城以古代名人命名的小巷并不多。这里是新会李氏家族在省城的聚居处，也是参加乡试学子们的落脚点。这个建筑群自成体系，祖宅二楼敞窗开阔明亮，视野极佳，蓝天白云、皓月繁星尽收眼底，靑龙位有一幢高约四丈的魁星阁，白虎位是一座建造精美的李氏宗祠，巷道由白石板铺砌，巷尾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洌甘甜，冬暖夏凉，滋养着一巷几十户李姓家庭。此地遥接番山文脉、近得禺山余绪，钟灵毓秀，寄托着李氏列祖列宗对后代子孙读书显达的厚望。
曾祖李玉满是码头工人，祖父李殿临从小在机器厂学开车床，祖母目不识丁，全家对父亲刻意培养，竭尽所能供其读书。父亲六岁入私塾，读了四年“四书五经”后，就读广州市立师范附属小学，再入勷勤附中读了三年，终因家贫，失学在家，一度随祖父到广和兴机器厂做学徒。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父亲17岁，他随广州《新华日报》撤至桂林，入新知书店，1939年到宜山书店。自1940后二十余年间，他历任曲江新知书店主任、桂林实学书局经理、成都实学书局经理、广州实学书局经理、天津新中国书局经理、郑州中南新华书店业务主任、汉口中南新华书店业务主任、广州三联书店经理、广州中国图书公司经理、北京中国图书公司副经理、国际书店总店国内部副主任、北京新华书店副经理兼邮购书店经理、北京外文书店经理、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审读编辑。
父亲自1938年进入书店工作起，即对古籍版本产生兴趣，桂林图书馆及各地古旧书店，都成了父亲闲暇自学版本知识的“学堂”。1953年调到北京时，父亲已薄有名声，曾给康生新藏的善本作过鉴定，获署“鲁赤水”题赠一帧；又得版本造诣深厚的齐燕铭垂青，公谊私交，偶有版片切磋之聚谈。返粤后，父亲负责岭南古籍出口的鉴定。王贵忱先生评价父亲：“早年致力图书事业有成，以精研版片之学著声于时。”父亲淡薄政治，谢绝一切党派劝进，无论是党组织多次动员，还是其他党派许以待遇，均以“没兴趣”三字回应，父亲这种个性表现，在当年政治氛围浓厚的京城绝对是个异类。
1961年9月，父母自北京调回广州，父亲李易安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母亲余詠茜任该馆参考研究部副主任。父亲在京工作八年，买书不计其数，铁路托运时，书重3.5吨，而行李只两皮箱。父亲博览群书，爱书如命，他高度近视，却常嫌眼镜碍事，干脆摘下，左手持书，右手执镜，鼻子几乎触到书上，脑袋上下左右移动，像是在用鼻子闻书，他能这样几小时保持同一姿势，真是聚精会神、物我两忘、书人合一了。
父亲刚到任，即接到广东省委下达的一项任务：收购徐信符（也称徐舜甫）遗港藏书。徐信符南州书楼藏书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广州解放前夕，伦敦东方图书馆馆长曾开价200万港元收购，并表示可委托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全部运往香港，此事提醒了徐信符后人，即将其中较珍善的部分抽出，自行运往香港。几年后，徐信符故旧傅斯年奉命到港，动员徐信符后人将这批精品出让给台湾；此前林语堂受命筹办新加坡大学，来港搜购古籍，亦想收购这批藏书，这些均为徐信符后人拒绝。1961年此事之所以列入广东省委议事日程，是由于有日本人到港开价20万港币收购，而徐信符两个女儿意欲卖给日方，如果一旦成交，会造成我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损失，故亟需尽快抢救这批珍贵古籍。所幸徐信符留在广州的儿子徐汤殷先后得到过广州市长朱光的“面嘱”、省人委文教办主任饶彰风的“训诲”、广州市文化局苏乾的“说服”，深明大义，他专程赴港，说服两位姐姐耐心等候大陆筹款收购。
自1962年1月4日起，围绕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先后有文化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北京图书馆、广东省委、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省文化局、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外贸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州办事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广州市文化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众多单位介入协商协调工作，历时近两年，可谓当年一大文化事件。之所以这样费时耗力，主要在于国家经济困难，外汇紧缺。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明确批示“今年(1962)我省没有外汇，不能购买。”广东希望北京图书馆收购，文化部则含蓄表示“文化部处理此事是有困难的。”建议广东省或香港工委解决。
父亲在徐汤殷提供的书目基础上，参照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及广东省馆的藏书目录，逐条核对，重新编印了《徐汤殷家藏目录》，并于1962年11月20日再次完成校对、勘误，于封面注明：“明清刻善本已在书目标以三角号（共54种），罕见粤人著述在书目标以圈号（共30种）”。末页注明：“以上仅按京、沪、穗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核对，国内各省馆目录因时间关系从缺。”内页《明音乐选》、《桂轩稿》两种注明“（稀本）”。又于1963年7月2日审定运回省馆的清单：“这次共选七十五种，连第一次所选的四十七种，一共是一百廿二种。第一次所选的都是国内少有的版本，第二次所选的则是本省各图书馆所少有的。香港收购书的精华，已是无遗漏的选收了。”
父亲当年审阅书目、居间操作，发挥关键作用，除了职责所在、专业所长因素外，也与广东省委指定的香港承办者唐泽霖有关，唐泽霖是父亲1938年在桂林结识的老战友，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稽核，总揽大陆在香港出版事务，两人都经营进步书店多年，熟稔经济套路，他们对久拖不决的事态进行了风险评估，认为一旦徐氏藏书为日方得手，相当于在文化上打了一场败仗，会造成我国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应该不惜经济上的代价进行抢购。他们经过缜密思考，拟出既收购珍善古籍、又出口普通古籍，既暂时垫支外汇、又创收外汇补偿，由“中商”香港办事处垫支10万元港币先行收购、最终由省财政兜底的权宜方案，后获得省委批准，向省人委、省计委、省财厅申请拨款42，900元人民币购买10万港币（折1.74万美元）归还。
高炳礼先生在其《中山图书馆百年华诞》文稿中写道：1963年9月27日，这批古籍从香港运回广州。28日在省馆开箱时，省文化局派社文处干部赵瑾良同志到现场逐册验收，古籍书共119种1050册；其中善本98种877册，广东文献21种173册。经李易安副馆长鉴定：“徐氏生平藏书很多，此批书又为徐氏所藏之精华，多是明代旧刻本，一部分为清代精刻本和清代毁禁本，不少属海内罕见之书。例如：《桂轩稿》10卷，（明）江源撰，《明史·艺文志》、焦闳《国史经籍志》俱未著录，此为海内仅存之本，殊足宝贵。《文山先生集杜诗》前后卷，（宋）文天祥集，元刻本，较台湾所藏明化本尤早。《明音乐选》12卷，（明）黄佐编，此书国内仅一部。《广东文选》40卷，（清）屈大均编，乾隆悬为禁书，今日存本极少。其他都是较好善本和广东文献。”这批古籍经我馆整理后，李副馆长请示省文化局批准，于同年12月下旬在北馆专门组织一个小型书展。1964年1月上旬，齐燕铭同志到广州，齐老是文化部的领导，又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专家，对古籍版本有深厚造诣。李副馆长邀请他到馆参观，齐老检阅这批古籍后，特意将陆士衡《文赋》中的一段话写成条幅赠送给省馆。
齐燕铭同志这次南来广东，还专程偕夫人到文明路6号北轩4号寒舍与李易安夫妇叙旧，海阔天空，话题仍离不开收购南州书楼善本。齐燕铭同志除与父亲切磋版本外，对父亲与唐泽霖同志的应对策略大为激赏，题赠墨宝一帧给父亲留念，父亲则请齐燕铭到自家院子里，挑选他最心仪的一个“福建茶”盆景相赠以为回报。齐燕铭同志与父亲的缘分，可上溯抗战时期，当年齐燕铭在延安主持出版工作，李易安经营的桂林实学书局是延安出版物的重要发行阵地。
1963年是中山图书馆的丰收年。叶得春馆长安排父亲专责奔走协调、力争在北馆建一座三层书库，这一任务得到落实。中南局计划委员会、中南局财政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分别三度发文，同意批准把省中山图书馆书库基建工程列入1963年自筹基建计划，从省1963年机动财力拨款30万元，兴建建筑面积为1，872平方米的三层混合结构书库。该项工程1966年投入使用，竣工面积2,100平方米，使馆里增加了可容50多万册图书的书库，缓解了当年省馆的藏书压力。
1963年12月13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公布了省委同意饶彰风等31人组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件，文管会成员包括胡希明、商承祚、容庚、冼玉清等，李易安也在其中。父亲主要负责古籍版本鉴定，重点把关古籍出口。
1962年，台海形势紧张，根据省文化局指示，省馆要将馆藏最珍贵的文献运到河南省博物馆作备战寄存书，李易安受命负责选书。据张耀年和李花回忆，当时运送到郑州的备战图书有：拓本《唐拓云麾将军李元秀碑》等甲种善本120种1916册；明嘉靖《广东通志》等甲种志书35种733册；《广东省政区图》等甲种舆图118种269张；清道光《广东通志》等乙种志书355种2567册；明刻《大明一统志》等乙种善本400种4321册；清亁隆《岭海名胜记》等乙种文献138种639册；《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乙种革命文献85种106册；日本印本《大清历朝实录》等乙种清史2种1714册；清光绪大字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乙种丛书1种4979册。分195箱装运。
1965年中苏关系紧张,据高炳礼、张耀年等人回忆：3月，经馆务会议决定，备战书库抽书之事由李易安副馆长负责，成立整理备战图书工作小组，以参考部中文组为主力，采编部派人协助，组长是陈雪薇，最后由李馆长审阅。李馆长将馆藏善本划分为甲、乙、丙三类，甲、乙类都划入备战范围，每种图书都经他审阅过，所以挑选出来的书质量较高。通过这次重新挑选备战书，也把馆藏善本书做了一次审查和清理，提高了馆藏善本的质量。李馆长在审查过程中鉴别了两种书，例如《贞观政要》一书，过去卡片著录是明成化内府本，这次经李馆长审查，该书只第3～8卷是内府本，书内有‘广运之宝’章，而1～2卷、9～10卷是仿刻本，书内没有‘广运之宝’章，而且纸质相差很远；另一种是《六艺纲目》2卷，卡片著录为元至正甲辰刻本，经李馆长鉴定是清翻刻本，纠正了著录上的错误。经过3个多月工作，到7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选出的书有：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湖海集》等清版书63种459册；清康熙五十二年刻《纬萧草堂诗六卷》等乙种善本37种570册；清乾隆九年《大清一统志》等清史68种9087册；1913年《中华民国元年邮政事务总论》等旧中国史207种337册；清同治二年《广东文献初集》等广东历史920种1895册；1965年影印本《广东通志》等影印广东志书10种199册；清嘉庆八年《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全志475种5422册；《五万分之一广东地图》等地图12种51册（幅）；《上海博物馆藏画》等艺术书66种111册；《广东省海南湛江合浦地区热带亚热带资源开发方案（草案）》等内部资料329种640册；《江西政报》等旧刊39种1504册；《珠江水利》等广刊65种973册；《科学报》27箱（袋）；《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等解放前革命文献202种302册；《珠江流域水文资料》等解放后内部资料702种1355册；《广东铁路史料》等复印资料稿件56种58册；《辽史》等善本372种2808册；《新潮》等广东杂志1094种3097册；《广东省地图》等广东地图1996种3133张；《广东渔报》等解放后县报499种2109册；外文化学资料1种596册；外文工具书102种102册；中文工具书519种762册。1970年又将文革期间收集的全国各地小报传单一大车送往连平备战书库。
正当父亲处于事业巅峰,母亲却于1965年3月20日病逝，终年42岁。母亲英年早逝，震动了图书业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东川路殡仪馆，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的战友比中山图书馆的同事还多，杜埃部长也前来吊唁。葬礼既简朴又隆重，母亲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仪容端庄、神态安详。承上苍眷顾，母亲躲过了即将来到的文革劫难，此乃不幸中之万幸。而父亲则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一度沉浸在悲怆哀痛中不能自拔。家里客厅正面墙上挂着母亲的遗像, 下面大枱上安放着昂贵的绛红色大理石骨灰盒，还有一个装着母亲一缕青丝的锦盒，旁边供着鲜花。父亲每天早晚祭奠,幽明挚爱，隔世情深。在六十年代，父亲这样的举动，显得极为另类。同年底，父亲的老领导老朋友曹健飞自京来粤公干，上门探视，见此场景，深感不安，认为这有碍父亲重新振作，劝他撤去灵堂。但父亲不听，执意保留与母亲对话的这个平台，作为精神支撑，故此母亲不能入土为安。
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父亲来说无异雪上加霜，冲击首先来自北京亲友的坏消息。某漆黑夜，刚离任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上调北京没几天的侯甸自京返穗，他头戴夹帽，帽舌压至眉头，围巾把脸裹住，微露双眼，径直走进北轩4号李宅，对父亲说：“大哥（陈原）不好了！被打倒了！大姐（余荻）受不了了！”说完转身遁去。父亲呆坐着，半天回不过神。“破四旧”开始后，馆里的红卫兵来抄家，父亲收藏的郭沫若、齐燕铭等人的字画、家庭相册、陈郁省长签署的委任状等悉数被席卷而去，继而私人藏书也荡然无存。大字报上，父亲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为“封、资、修总代表。”1966年7月中山图书馆文化革命工作组在《总结材料》上写道；“李易安虽然长期坚持工作，但未改造好，来馆后抓业务，贯彻党的方针不好，热衷古、洋书籍，厚古薄今，封资修的书大量买，经党长期教育，但仍不变，是一个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8年9月22日广东省文艺系统二连学习班资料组在《9月21日学习情况向上汇报》中记录：“三班李易安说：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习班，我估计也是最后一次，我缺乏生活勇气、斗争勇气，我是思想包袱老大，船沉了，我也不会去拉跳板，我眼睛不好，脚亦不行，将来到书店当售货员，或摆摊卖报纸都可以。”
父亲1969年1月到英德茶山“五.七干校”受教育，返穗后被从北轩4号扫地出门，逼迁北斋14号之一，又被遣至南馆看门，可谓斯文扫地殆尽！父亲不甘受辱，但求速死，割腕自杀，血流满地，所幸省馆军代表郭永田和司徒礼闻讯飞奔而至，用担架送医院抢救。郭永田同志将此事上报省革委会，陈郁主任亲自过问，秘书打来电话了解情况，省文艺办副主任徐尚前即刻上门慰问父亲，极力安抚，加强看护，总算熬过一劫。父亲从此经常借酒浇愁，遂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
父亲经常失神呆坐，一动不动像一座泥胎，仿佛灵魂出窍。最经典的场景：每当北斋13号芳邻罗明燏先生（华南工学院首任院长）来家里看他，在父亲病榻前，两人紧握双手，相对无语。这是一代知识分子悲苦灵魂的写照。
文革期间，父亲曾在日记本上摘录蒲松龄的一段文字：“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以此自况。可见父亲对当时国人变态心理和言行的极大反感和鄙视，他只好从《聊斋异志》那些心灵纯洁、和霭可亲的花妖狐魅的虚幻世界获得精神藉慰。
父亲也许还算幸运，当子女不在身边、孤苦零丁的时候，一位叫毛湘玲的小姑娘因弟弟毛湘生的引见结识了李易安，两人一见如故，特别投缘，建立了感人的忘年之交。小巧玲珑、美丽可人的毛湘玲简直像神话故事里的下凡仙子，每周必来寒舍两次，带来父亲喜爱的食品，看望病入膏肓的老人，她给父亲讲“革命形势”、讲“最高指示”、讲“小道消息”，父亲给她讲自身经历、讲历史循环、讲世态炎凉。毛湘玲说李易安讲的最多的是妻子，大事小事，点点滴滴都是永恒话题。她感叹父亲傲人的骨气，感佩他渊博的学识，更感慨他对妻子的深情。毛湘玲的出现，使父亲心灵的创伤得到些抚慰，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文革期间，各单位均组成所谓“三结合” 领导班子，李易安有几点“优势”：第一工人出身，所谓“根正苗红”；第二非党干部，不属于“党内走资派”；第三熟悉业务，埋头实干。他被列为业务领导的不二人选，对于一个一度沦为看门人的副馆长，能够有机会提前被“解放” ，重返领导岗位，对常人来说求之不得，但是父亲说“不”！态度非常坚决。广东省文史馆原馆长胡希明先生称李易安是“狷介之士”，可谓名至实归。
1971年12月10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革委会以《请批准我馆叶得春等十二位同志退休问题》上报省文艺战线革委会。内称：我馆应该退休处理的老同志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以来都未有进行妥善处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工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我馆叶得春、黎沛霖、涂祝颜、黄艺芳、林淑贤、崔景衡、周碧泉、余励群、简礼兴、王汉垣、钟雄亚等十一位同志符合国务院规定的退休条件，应予退休。另按国务院对知识分子政策，我馆李易安同志属知名人士，不办理退休，作养老处理，工资按规定发给。
这份报告使李易安晚年尚能在政策庇护下享有一点尊严，总算从南馆看门人的窘境中缓过一口气。张声兰同志后来多次讲述父亲看门期间的一件“逸事”，也可反映父亲当年既愤懑又豁达的心态。某日，一群环卫工人拖着几辆清糞车鱼贯进入南馆，父亲见状，在门卫室悄声对张声兰说：“他们是进去‘揭盖子’的。”开始张声兰反应不过来，当她终于明白这一语双关时，笑得几乎岔了气，遂终生引为谈资。张声兰在馆里有“张飞”绰号，颇有几分侠气，但她粗中有细，对落难的父亲心存同情爱戴，李易安在她面前才有“雅兴”幽“文革”一默。
叶得春馆长与李易安副馆长自1961年起相遇相知，叶馆长是老八路，延安鲁艺出身，与父亲颇谈得来，叶馆长充分信任父亲，放手让父亲主管业务，每每言听计从。尤为难得的是，父亲是非党干部，按规定不能看党内文件，叶馆长常常“违反纪律”，私下单独传达文件精神，父亲听后，必从史籍中引经据典，分析形势，时有言中，让叶馆长大为受用。如是日深，引为知己，无话不说。父亲重病时，叶馆长经常送食送物，探视聊天，关怀备至。父亲去世后，叶老爱屋及乌，对我不时赠书、题字、教诲，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深挚情谊。
1972年1月23日至2月28日，重病中的李易安给馆革委会负责人写信六封。摘要如下：
我病至后期，有些事不讲，知而不言罪也。我在死之前讲，死了没人讲的。陆续写些，仅供参考。1962年我除了亲选备战外，还到红楼普通书库，在一季度之内选出清善本二百余种，除破损待修者外，都运到郑州了，这些普通书库藏的，我选了达到北京上海国家标准水平，有两馆善本目录为证。 （在北京图书馆）一下子搞了旧中外刊几百种，两吨，北京图书馆长请吃饭，言下选得多了，我说人家只拣新的，怪不了我。新刊大量印刷，补充极易，我为什么要。 然后钟应时叫我去天津买旧书刋，穷数日之力，只能选到两百册，后来要我去上海，我心脏病发了，不能去了。 武斗之际，我每周回馆几次，大家说街道孩子爬进红楼，窃取期刊卖钱，我叫人打开红楼一看，刊到处散着，连地板楼梯都践布满了，主要是从北京选回的，损失太大，我付健康的代价，一看我大哭了一场，我这个人不易哭的。李易安 1月25日。
不见李洪六七年，今年一月连续上我住的地方两回，坐下来说1～2小时话。细听之，有奋然保护古书之意，对前途又秋意过甚。保护古书殊足嘉尚。李洪说，南馆有一套《医宗金鑑》，虫蛀严重，大有修补之意。古书保藏通过换线，可收除虫、去尘、通风之利。藏在后方的古书殊难得，断线又多，因正需要急办。李洪钉线还可以吧？那么让他带一个她去换线，每日定额200本或少一些，但要钉得平正，拉线不得过紧或过松。按后方藏古书前后超万册，断线多，就从后方开始。不过三几个月，通搞好了。三几个月后，让李洪返转带徒弟，从丛书库开始换线，仍是：一定定额，三要条件。如此，李洪按其能有个安心工作，不再茫茫然，对他对图书馆都好了。李易安 1月23日。
我的病有发展，生活不能自理。疗养禁忌：凡肝性病、心脏高压病、内出血病，我统而有之，多谢领导好意，去疗养人家按禁忌不会收。入医院吗？一要长期，二要地下单人房，要一个人半天帮着，否则没有人送饭、没有开水、洗面水，没住过医院不知道。医院为人民服务，但人少而事多，又先急工农兵患者为当。因此长期住医院也不好。这是我考虑过的，感谢美意，党的关怀。让我安息吧。李易安1月24日补
一写又收不住笔。我馆要贵重日本排印本《大藏经》，以后绝难得，只少两本，华南师院就有这两本，请他们贡献出来，这样，过去几万元一套的日本排印《大藏经》就会师。1954年朝鲜要求就是这套《大藏经》。中央卫生部有一套，大藏有卫生资料。1961年冬我来图书馆，听人说花八千元从北京买回来，放在地面。晚上忽大雨，水渠倒灌，红楼下层被淹半尺，抢救何及，可叹。古书浸过硬如饼，晒到马路上，给党丢脸。我看了以后，书不足惜，乱化几千元可惜。我问当事人，为什么收这样货色？他回答价钱便宜呢。图书资料贵在有价值，见便宜低价买之，花钱得一堆垃圾。官僚主义加上乱充内行必坏事。我不再说了，心里难过。 我又提一个意见，供参考。我馆日版《大清实录》，我在1965年已备战去了连平，请查备战登记册。此书价值重大（各方面），一定要保管好。国内市场多年已绝迹。有钱再多买不上。李易安 1972年1月24日再补上。
可以请建筑公司摸个底，离马路二丈，建个二层楼，（免影响主楼容貌）作个阅览室，要注意通风采光。南馆危楼加固之法，利用建筑学，特种建筑及材料是也，我已疲极，书此为止。李易安2月2日
我来之前，南馆积存的胶卷，建议每页晒成一面，相当于32K书，然后仍买黑相纸，加以硬套。这是很有好处的，端的是广东方志。这件事交给凃祝颜上套，其它相片，硬壳要供给。周瑞莲帮助最好。请给我二月份到昨天的《参考消息》。 李易安2月28日
父亲病重中，仍萦怀图书馆工作，这批信件不啻“事业遗嘱”。其中为书刊遭劫的一场大哭，令我心酸动容。印象中，父亲早已被锤炼成宁流血不流泪的铁石心肠，家庭巨变，何曾滴泪？割腕自杀，何曾偷泣？唯独为公藏图书痛哭！他视图书如生命，甚至超越了生命！
同年，李易安通过分析社会上传播的“小道消息”，认定江青一伙恃势乱政，迫害周总理，是国家人民的祸害，于是不顾政治高压和个人安危，在北斋大院里公开指名痛骂当年权倾天下的江青，为周恩来总理鸣不平，很多平日敢怒而不敢言的人听了纷纷叫好，但也有人揭发，称李易安呼喊反动口号，遂掀起轩然大波。情况上报到省文化厅革委会军代表石磊同志(我馆韦巧琪同志夫君) 处，石磊同志来省馆保卫科找到主持保卫工作的潘继炎同志研究“案情”， 潘继炎同志尊敬且同情父亲，他决意保护父亲，将事件性质模糊化，认为没必要小题大做，两人决定不上报，遂把此“性质极为严重” 的“政治案件”压了下来，李易安因此逃过大狱伺候。在党同伐异、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等现象司空见惯的非常年代，石磊和潘继炎两同志的耿直正义与悲悯情怀令人深深感佩！
1973年9月29日，父亲李易安去世，终年53岁。余时在狱中，未能亲视含殓，以尽人子之孝, 悔之无及。人生苦短！纸寿千年！中国第一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李聃在《道德经》里说：“死而不亡者寿。”这个颠覆死亡的理念和语境，一定是这位智者在管理阅读庋藏典籍时悟出的，只有把生命融入图书、留下精神和思想，寿与书齐。信哉斯言！
父亲在中山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对广东省图书馆事业建树受限。但父亲以言传身教、书札遗稿熏陶我的爱好，造就了我对图书馆的钟情，立志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忠贞不二。
余忝为馆长期间，最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者，是在父亲对馆藏古籍保护、整理、充实的基础上，承乏编纂《广州大典》、《清代稿钞本》机遇，使千秋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士林。且馆舍日臻完善，母本得以静养，再续春秋，膏泽子孙。父母乃儿九思亭，子为考妣墓志铭。一门两代，三瓣心香，生死相许，亦不负千年古巷、百年母馆呵护化育，成就一番事业，服务万千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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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6 18: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