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生 广阔天地三十年 ——一个老插队知识青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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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三十年


——一个老插队知识青年的回忆


王金生


一、平凉青年政治学校（1962年1月—6月）


具体地说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切时间是1962年6月23日。要了解这次“史无前例”大行动的始末，就须从“甘肃省平凉青年政治学校”说起。


1961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早在此前半年父亲就因患病而撒手人寰，后来的日子全靠我在课余时给茶馆供水，日担两三缸水，挣四、五角钱，维持我和老母二人生计，并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毕业之后，无力升学，就仍靠打短工维持艰难的生活。


平凉青年政治学校的《招生简章》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美好图景：甘肃省在平凉开办“甘肃平凉青年政治学校，以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模式，招收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习时间一年，学员学习期间由国家供给生活、学习费用，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多好的机会，真乃苍天不负命穷人！我心里盘算着，只有一年时间，母亲的生活我可在供给的生活费中节省几元就足够了，苦撑一年便可得到一份固定工作。我自信我的能力和努力，一定会取得好的结果！


接下来就是报名、复习、考试、阅卷、填表登记，一系列人所共知的程序，至发放录取通知时已到了国庆节后。青政校在泾川百多名报考者中录取了30余人，通知书上叫我们1962年春节后（正月初八日）到校学习。     


平凉青政学校设在市东郊平凉卫校斜对面，西兰公路北侧，和平凉艺校、平凉军分区所属的单位共挤在一所大院子里，显得“人稠地狭”。学校有学员300名，分别招自四个地方：兰州市180人、平凉县60人，静宁县、泾川县各30人，共分为6个班。课程分政治、业务两科，政治课教材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六十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毛泽东对重点文章所加的按语。业务主要是学习财会知识、财经管理。学习方法是大会辅导、分班分组讨论，并完成各科作业。校长是秦铭晓，副校长是陈富生，据知情的同学说这两位领导都是当年的“红小鬼”，但这时已都四五十岁了。   


开学约一月吧！青政校迁至解放路南端小巷内原平凉商干校旧址，这里是某大商人的住宅，深宅大院，如蜂巢般精巧，密而不挤，且互相连接。这里每班占一个院子，宽敞多了。校后就是王保保城墙，上边十分宽阔，学校就发动学员在那里种上了蔬菜。


初夏我们在农村社队实习回来后，有消息说：“学校要撤了，全部学员要到乡下当农民去！”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在“困难时期”求职，谋生，倍加不易，这一消息所带给的沮丧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事情发展很快证实了传言，首先是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大政方针的颁布实施；其次是把侯隽、邢燕子等人的下乡上山事迹列入教材。到大约五月中旬，我们六班班主任王钟鸣(宁县新庄人)开始分批找同学们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了，不愿到农村插队当农民者，可以申请、经学校批准后返回原籍，报上城市户口。前景已经十分明朗，但学员们都表决心愿意向邢燕子、侯隽学习上山下乡（我们班只有两位同学回了原籍）。大多数同学不愿回家的原因我想有三个，一是逞血气之勇，中途回家，怕人笑话；二是肚子饿怕了，农村有粮吃；三是有小道消息说插队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要安排工作。


6月初，提前发了毕业证，接着就填表、报册，着手进行本地区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宜的安排。


上山下乡具体地点（县）是这样安排的，兰州学员，在平凉地区七县中自选要去的县份，学校予以协调；其余平凉、静宁、泾川三县籍的学生，原则上各回各县。省委决定由地委组织部以安排脱产干部渠道，把这批“知青”安插到各县去。


二、战天斗地三十年（1962年6月—1987年6月）


1962年6月15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分配到泾川插队的50多名平凉青年政治学校毕业生（群众称为“抗大生”）来到泾川，县委组织部接待我们驻在县委党校（现糖酒厂院），整休7天后，分到全县各公社去。


分配到泾明和罗汉洞两个公社的近20名同学，按组织部的安排于6月23日早10点带上行李，在党校门口同坐一辆马车到公社去。我拜别了病卧在床的白发老母与同学们准时出发，于当日下午约三、四点到了城西沟（泾明公社驻地）。


公社主任雷唤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先安排好我们的吃饭、住宿，再召集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领“知青”（泾川籍笔者一人，其余各位都是兰州人) 。


公社把我们这次来泾明插队的9个“抗大生”，本着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减少知青的困难的思路作了分配，吕家台大队2人：王金生到马家沟生产队，王成林到雷家沟生产队；井沟门大队2人：高莲芬、林秀珍；紫荆大队2人：张福臻、王仁玲；城西沟大队2人：崔爱荣、张翠屏；傅保安被安排到山底下大队。6月24日早饭后，我们便随着来作向导的大队干部，到自己要去的生产队了。


我跟着吕家台大队长（后来知道这位老人叫袁俊德）到马家沟生产队的麦场上，当时正是小麦打碾时节，全队人都在这里劳动，队长冯凌根是一个精干、清瘦的中年人，听了袁大队长对我的介绍后，很热情地问寒问暖，马上叫人把我的行李背到队部去，叫我先在队部休息、住宿，在干部灶上吃饭(夏秋大忙为驻队干部办的灶)，至于劳动问题，就帮场倌武老汉看场晒粮好了。我上山下乡，由学生变农民这一生的重要一步，就在1962年6月24四日这一天中午，在马家沟生产队的麦场里完成了。


马家沟处于泾河川道最宽处，那时人们都在山沟内东洼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对面西洼为雷家沟生产队，我的同学王成林就在那里)，沟口东岸便是大场，一座三开间的戏台矗立在场北正中，遥对村后山顶上的药王洞殿宇，此时戏台便是场房。戏台往北粮田越过罗长公路，直延伸到泾河岸边，一马平川，都属本队地盘，在整个泾明公社，是自然条件最好的生产队之一。


我于是每天日出而作，到麦场里帮70多岁的武老汉立立麦，晒晒粮，把扬净的麦衣叫孩子们用背斗背到饲养站窑里去……干着诸如此类的活；日入而息，天黑了在队部里等社员们记完当日的劳动工分离去，我才在小窑土坑上，在老鼠吃储备粮的吱吱声中入睡。腹饥而食，从场里上个小坡，沟口第一家便是干部灶，户主马忠武是队里保管，识字不多却极其纯朴善良，我在这里一日三餐一直吃到场活完毕。


大约一月过后，夏粮入库，场活终结。冯队长为了既不违背上边的指示，又让我在本队有个立足点，便安排我到瓜园里帮马老汉务瓜。


瓜田在村北端的泾河南岸边，隔河与罗汉洞公社麻黄嘴相望。土肥水足，马老汉又是本队务瓜好手，六七亩瓜田里躺满了滚光溜圆的西瓜和清香四溢的梨瓜。瓜园周围是葱郁的护岸林和茂密的高粱、玉米，环境真和“世外桃源”一般。


我在土坎上削土为灶，在小树林里拾柴为薪。瓜地的“人汉”（人仙菜）、“灰条”为菜，在地头小溪取水，上顿菜疙瘩，下顿连锅菜面，当起“常驻瓜地特派代表”（马老汉每天回家吃饭，看瓜的社员晚上来早上走），夜晚就在庵棚歇息。


虽然队长安排得很周到，但还是有发生问题的时候。8月的一天早上，大家起来一看，离庵棚口不远的处的几个醒目的留作籽用的大西瓜看不见了，初以为被风吹卷瓜蔓掩盖了，走近一看踪迹全无。这才意识到西瓜被盗了。赶快请队长来，一过数，丢失大西瓜三十多个，梨瓜不知其数。在瓜园周围的高粱、玉米地里，我们还发现了四五堆鸡蛋大小的鹅卵石，看来是“窃贼”准备的“凶器”，如果有人喊叫或追赶，偷盗者就以石头为凶器打人。可见偷盗者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案子终究未破，对我来说却是一堂生动的社会科学课，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瓜地生活虽然恬静如“隐者”，但一遇雨天我就如“难民”、“乞丐”了。每逢这种天气时，柴湿、面湿、床铺湿，火生不着，饭做不成，想睡也没个地方，只能在地里转，一两顿不吃饭是常事。马老汉吃饭毕来地时，从他家里带一两个馒头给我，我才可充充饥。沮丧、无奈之余，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几句，来记录我当时的生活状况：


雨润万物独害我，柴湿灶潮火不着!


嘴作风箱烟刺眼，泪若涌泉呼“奈何”。


8月底，瓜事完毕，我又住回队部，冯队长把队部院里一孔面积不到1平方米的小箍窑指给我作灶房，我用土块垒了一个小灶，吃了几顿少盐无醋的饭，便向队里请了假回泾川看望母亲。这次回家一两天，恰逢共青团甘肃省委派代表团到泾川来慰问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当时的泾川县长杨云峰和团省委慰问团负责人在县委组织部接见了我和在泾川插队的全体同学，在县武装部看了电影《飞刀华》，并给我们每人赠送手帕一条，搪瓷缸子一个。开了座谈会，共活动了两天时间。


由城里老家返回马家沟，已是9月上旬，冯队长告诉我公社通知我到公社里去，雷主任有话给我谈。第二天我就到了公社。雷主任告诉我，公社党委决定安排我到卫生所当会计，口粮由马家沟生产队供应，我交钱打粮，卫生所每月给我发16元工资，并鼓励我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并吩咐文书马上给我开了介绍信。我立刻到卫生所报了到，当天从马家沟搬来了行李，就在泾明卫生所上班了。


泾明卫生所，由南河村分下来（原先罗汉洞和泾明是一个公社，公社驻南河村，1962年初分开），暂时凑合在西坪半山的一所废弃了的油坊院里，有三孔土窑，卫生所修葺了其中两孔（一孔是药房，一孔作灶房），另一孔放着杂七八货的油坊用物。整个卫生所当时包括我只有4名职工，所长兼坐堂医生L院长，J医生，再就是和我同时入所的所长儿子小L，他兼任药剂，我兼任会计，我们两个每天在柜台卖药、收费。一到饭时其他三位或出诊或回家用餐，这时也就是我的做饭时间。炮灸药用的炉、锅、瓢、盆就成了我的炊具。马家沟生产队供应的30斤高梁面便是我一月的主食。常有来买药的老大娘老大爷见了我的生活境况，连叹“可怜，可怜的城里来的大学生娃”的时候，我也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坚持住了。


先生告诉我，卫生所现住的这个院子，以前是西坪上一户人家的住宅，本来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因为这家的一个刚娶来不久的小媳妇横死在这个窑里，因此经常闹鬼，这家人就弃掉庄子搬走了，再后来才做了油坊。有一天一个“油大师”独自睡在这炕上（药房的炕），半夜里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向他跟前“趁”，这“油大师”吓得要死，口里一边连连喊着“你来!你来!”一边把两只手掌在炕沿上拍打、拒挡着，直到鸡叫，女子才隐身而去，而“油大师”则双手青紫，后来还病了几个月。


我知道这是J先生有意吓唬我，因为十天里有九天我是独自一个人睡在这炕上的。但结果是把我没吓住，倒有一次把他J先生吓了个半死，但吃亏受损的却仍是我。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春节，我回家陪老母亲过年去了，J先生守药房，他怕冷，把炕烧得很“烙”，半夜里分明听见有人在室内地下走来走去，他马上想起那个小媳妇闹鬼的事，于是心情紧张、冷汗直流，用我的被子把他全身裹起来，爬着打颤。第二天有人打门要买药J先生才起来，首先看到的是一只大老鼠死钻在他的鞋里面，两只后爪还在地上蹬着，原来是老鼠吃了鼠药后，错把鞋子当成鼠洞，顶着鞋子满地跑，最后死了。陪我十年寒窗的被子已被烧红的土炕把三分之一烧成灰，J先生当时只感到冷气攻心，鬈成一团，连火烧屁股也没觉察到。


在别人看来卫生所的工作是满惬意的，但工作一年后我却感到了内疚：一是卫生所虽为国家事业单位，但经营方式却连“公私合营”的规格也够不上，只是私营药店换了招牌而已，经营管理都是旧的一套；二是药价比县城要高几倍，根本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比如“40万青霉素”和“100万链霉素”县城每支售一角八、九，而我们所一支都要售一元，但当时进货价每支才一角四。


1963年冬，“面上”社教运动展开，县委组织部把我们这一批“平凉青政校知青”都规划入“积极分子”行列，作为工作队队员参加运动。我虽然梦想不负党和人民希望成为一名好医生，也背了不少“汤头歌”、脉诀药性，买了数十册医学书籍，但基于“随大流”的思想和卫生所的种种现状，我放弃了学医，投入了社教运动。


三载社教


到1963年底，在泾明公社插队劳动的10名平凉青政校知识青年（包括后来的完元贵）大多数已离开泾明：林秀珍在到队一月后就因结婚而返城，完元贵参了军，王成林、傅保安、张福臻、王仁玲都在1963年夏秋间先后离开泾明回了兰州。总之参加社教的只有高莲芬、张翠屏和笔者（崔爱荣虽还在泾明，但未参加社教）。


从1963年12月开始到1966年10月结束，这3年时间我是在社教运动中度过的。前后参加过本县高平、本省张掖、本区平凉、本县红河四期社教。


在高平“社教”开始之初的1964年2月，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含着无限希望，在贫病中抛我而去了。她老人家含辛茹苦，操劳一世，未能得到唯一儿子的滴水之报，使我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还存有不尽的遗憾和悲哀、歉疚。


我被工作队分到黄家铺村寨子坡生产队，在这个生产队8个月的驻队时间里，我亲身体验到农民群众的淳朴、善良，对天灾人祸却“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


张掖县小满公社，地处黑河沿岸，渠道纵横，旱涝无忧，但10来岁的学童，不论男女，光着屁股的多的是。在这个公社的中华大队第四生产队，20几户人家就有10多户没有炕席。这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有一个妇女，刚从“劳改队”回来，她被判刑的原因是因为在1962年生活紧张时，吃了自己亲生的、已饿死的儿子的肉。“农村的情况大体是同样的”，这个观点被我后来调到工作队生产办公室，到小满公社各大队统计生产数字时所见的情形所证实。


但张掖城里和农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街道宽敞，古迹众多，居民生活水平不在兰州、西安之下。城乡差别在此处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反差。1964年的元旦及春节是在张掖过的。到1965年6月份，张掖“四清”结束。这次“远征”式的战斗把我锻炼成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这一年的七八月，我又随队投人平凉“社教运动”，我被抽调入“地区试点工作队”，在平凉“整训”后，提前三个月进人试点，以取得经验，指导随后在平凉全面展开的运动。我加入和灵台、平凉的同志组成的四十里铺公社庙庄大队工作组，组长是灵台县副县长王建民同志。我和灵台县政府干部任守义被分驻庙庄大队第四生产队。


这里的人民极具中华传统美德，厚道、善良、纯朴、直爽。自然条件也不错，一道不大、不小的溪流从南向北流人泾河，经过千万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把南塬一分为二，制造出一条七八里长，四、五百米宽的沟坝小平原来，整个庙庄大队的社员便生活在这个谷地平原上。这条小溪不但可供灌溉、饮用，还足以启动立轮水磨搞粮食加工。一个五保户孤老头，由四个生产队供养，无论哪个队分清油、粮食、柴禾什么的，总少不了他的一份。我们在清仓查账时，多方核对，结果确实是这样，真让人惊叹、钦佩，这个孤老头五保户自“核算单位下放”以来一直享受着四分供养，从没有缺吃少用的困境。而广大社员也认为这种分配是合情合理的。良好的民风自然会结出社会和谐之果，四清结束定案时这个大队贪污盗窃等重大经济问题在生产队干部中极少，充其量只是些多吃多占。


这年10月我们原在四十铺下片的“地区四清工作队”，在遇生智队长（平凉地委副书记）的率领下又转至四十铺上片开展“四清”工作。原在庙庄大队的工作队员现移驻上甲大队。


上甲大队是甲积峪村的沟西部分，这里人烟稠密，文化较其他村庄发达些，当年此村的农村业余剧团在泾河川很有些名气。


上甲村除了得天独厚的川地、水利设施等农业条件外，烧制的白石灰在平、庆两地区也很有名。这里的石灰石，不需到山上采，也不需到河滩拾，只要在甲积峪内沟滩上任意掏，便会有篮球、碌碡大小的纯净石灰石出来，掏完石头，坑也不需埋填，等秋天山洪一发，大水带着大大小小的石灰石块，从峪内一涌而出，填平了坑，等待着辛勤的人们再来掏出它们去作石灰原料。正因为这个原因，上甲大队的石灰账到“四清”结束也没算下个眉目。很多的石灰销售后只记下车号，当时未付款，现在大队生产队干部说款项一直未付，社员们又埋怨账目不清，试想区区几个工作队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该怎么样去查清这姓名没有、地点不明的糊涂账，简直无法可想。


待到1966年3月工作队组建好上甲大队各级领导班子，帮助他们熟悉了工作，展开了春季“改土”，工作团便离开平凉，转战泾川。


3月下旬我随着平凉地区工作队到泾川县红河公社龙王桥大队，这一次和我一起工作的多数为平凉市抽调的同志，龙王桥大队工作组长是刘富儒同志，当时任平凉地区民政处副处长。


在泾川县近20个人民公社中，红河是较小较闭塞的一个，交通不便，地域偏僻，人们接受新思想较少、较慢。例如公社和龙王桥大队的驻地水磨坪庄，是泾川红河公社和镇原上肖公社插花地带，两县居民或同住一院，或比肩为邻，但却属两县。有一次我们访贫问苦走入一户农家，主人很客气地说“州里搞社教县里没搞，我们是县里管的!”后来我才弄明白，州指泾川，县指镇原，清朝时泾川称泾州直隶州，管辖灵（台）、崇（信）、镇（原）三县。这还是清朝的行政区划，这种体制和称谓，在民国初年就已废掉，但时过近百年这里的人们却仍这样说呢!


龙王桥村纵横红河两岸方圆二、三公里，有7个生产队。红河是一条石底石岸的小河，绝少泥沙和卵石，千万年的水流涌动，造成诸多奇观，著名的龙王桥，就是在深深的峡谷两岸，相对伸出一个3米多宽2米多长的石嘴，似桥却未接上，中间断了四五尺，人们便在石嘴架木为梁，上面铺上树梢秸杆，再垫上泥土，便成了一座小桥。1966年雨水特多，红河发洪水，满了峡谷，冲走小桥，村人便用一个上粮囤的小木梯搁在两个石嘴顶端，胆大的踩着木梯来往，胆小的手足并用爬着来往了几个月后才架了木桥。


红河公社，风气淳朴，社队干部的经济问题并不太严重，还出现了像田赵大队党支部书记田永润这样“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模范基层干部。但这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却十分复杂，龙王桥大队光河北一个生产队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有六七个，有的还十分年轻。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这些人都参与过1960年12月发生在荔堡镇的“骚乱”事件，才被戴上帽子的（其首要分子吴崇教就是本公社吴家村人）。


这一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并和“四清运动”交叉进行，工作队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扫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我们的组长刘富儒同志是一位很有见识的领导干部，他嘱咐我把各生产队抄没来的旧书画，进行一次细致的“翻阅检查”，凡内容淫秽、反动的加以处理，古典文学如《三国》、《水浒》等则加以封存交大队文化室保管。国庆节过后，工作组撤离了红河公社。


苗圃临时工


工作队员生活结束了，我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3年“四清”工作中曾有几个得到一份工作的机会，但因为我舅父是地主分子，政审关总过不了，所以无论你在工作中怎样得到同志、领导的交口称誉，无论你怎样力出尽、汗流干“积劳成疾”，但到头来却仍是一个农村积极分子。这时的我并没有非分的奢望，只想有一个劳动场所自食其力，但却求之不得。马家沟生产队冯队长已在“四清”中亡故，现班子向我关上了大门，城里的家因母亲的去世已化为乌有，城关公社说是“泾明人”，泾明公社领导已靠边站，夺权的造反派热衷于“争权夺利”，正忙着“文攻武卫”，对我这样的事不屑一顾。这时候倒是三个“走资派”救了我，我找了平凉地区民政处处长刘富儒，刘处长给县民政局长王永福挂了电话。王永福局长对我的遭遇倍感同情，也较了解我（和我一起搞过“四清”），在数次介绍我招工难过政审关而失败后，又介绍我去泾川县苗圃找张璧良（老地下党员，时任县委委员，负责苗圃工作），张老答应我在苗圃干临时工，这才使我不至于成为“饿殍”。虽然刘处长我至今再未谋面，听说文革中也受冲击。王、张二老后来都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如今皆已作古，但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


苗圃的工作和生产队一模一样，但要较生产队重的多。五六个工人每天不是把宫山洼饲养站的厩肥用架子车拉到大操场，就是在泾川古城墙上拉干土到苗圃粪场，早饭后便是锄草、剪枝。春夏育苗、媷草的忙了还要到生产队请帮工。当时瑶池沟、王母宫都归苗圃管，我们还要经常到宫山上种庄稼，轮流到瑶池帮朱敬义看山务花 (朱敬义是商人出身，务花很有一套)


我于1966年腊月结婚，一年后大女儿在武斗声中出世了。每月顶多30元的工资来维持3口人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更要命的是口粮还要在自由市场上买。文革时期市场关闭，一家3口就一顿稀一顿稠地艰难度日。我对苗圃的一只吃着国库粮的狗也感到羡慕，曾写过一首五言小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诗内容如下：


东邻官家厨（我家院东连商业局大灶），飘来菜肴香。三月未见腥，唾沫充干肠。出勤果园内，心中自悄怆。回首看花狗，羡慕生悲伤。我守苹果园，你卧大门旁。职责两相近，待遇差天壤。我无隔宿米，你有国库粮。我骨显嶙峋，你皮油亮光。畜欢人却愁，黯然见凄凉。死当告阎君，莫赏人皮囊。或作猪与狗，或为马牛羊。饿了人饲食，冷了毛自长。休学此一生，只为衣食忙。


1968年10月革委会成立，泾川造反派“五一六”联委得势，夺了张璧良的权，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派造反派头头来苗圃走马上任。我因为和史中藩（泾三司副司令）关系较好（他是我的老邻居），加之拒绝参加“五一六”等事由，备受已得势的造反派殴打、围攻。恰在此时，中央关于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布，造反派们便以此文件作依据，不管于我合适不合适，对我假惺惺地开了“欢送会”，以一把铁锨、一部《毛泽东选集》把我打发到泾明公社去。在瑶池务花的老职工朱敬义因为对造反派行动反感，在会上说“不要看你们（造反派）现在红得和辣子一样，将来会黑得像茄子”，批斗几天后被迫自杀了。


练家坪上二十年


我现在已是3口之家，把妻子和女儿安顿到岳父家后我便踏上去泾明的路。


马家沟生产队以种种理由拒不接纳。好在如今各级革命委员会总算成立，有人管事了。公社革委会为我多方联系，最后确定我一家到练家坪大队吊庄山生产队落户。


练家坪大队是泾明公社10个大队中唯一的纯山区，北濒泾河，南接飞云，坪面比泾河川高出140多米。吊庄山队就吊在坪的西坡上，人100多口，地600多亩，虽广种薄收，但人少地多，每年人均口粮在全社60多个生产队中居前10名。


在一所废弃了的窑洞里，吊庄山生产队的邢队长率领几名社员给我盘炕、垒灶，帮我一家三口安下了家。


队长名邢德才，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善良忠厚长者，他告诉我，人只要勤劳，不沾染抽烟、耍钱坏毛病，成家立业是很容易的。他本人就是解放前由平凉四十里铺的五老沟（今吴岳村）老家来到这里给人拉长工，攒了几年长工价，买了十几亩地成了家，就落户到这里了，土改时定为下中农成分。他非常关怀我一家，我也把他当长辈对待。


我的家安好后，大队领导到队召开了社员大会，一是欢迎我这户新社员，二是主持社员投票选本队会计。到会的四五十人全数同意选我任吊庄山生产队会计。这个结果我感到吃惊、不解。


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本队原会计在夏收后就躺倒不干，现在秋收结束，决算在即，大队、生产队都急切盼望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大队刘支书在公社答应我到吊庄山插队后，马上把消息告诉了生产队，并讲明了大队意图。于是我就在这一年11月的一天接了账，当起吊庄山会计来。


邢队长的呵护、广大社员的支持使我感动，决心把在学校学得的财会知识和技能奉献给吊庄山的父老乡亲。


我当生产队会计为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不错一笔账，不记亏心工”。除预、决算必须在办公室干的事外，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劳动场所处理公务。一年下来，我的劳动技能提高了，农业上一些技术活例如犁地、扬场、提耧、撒籽技术全不比其他男劳力差，账务也清清楚楚，在社员中威信提高了。几次改选，父老乡亲一直不让我离开会计岗位。这样一干就是3年，此期间大队多次组织所属生产队的财务人员到吊庄山开财务现场会，请我介绍经验，推动全大队财务管理向良性发展。


1971年春，我对会计工作有些厌倦，打算拜本队一位木工为师，学些木活技术，事已谈妥（师傅送我的一把刨子至今还在）。恰在这时，大队文书职位空缺，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又报批我担任大队文书、革委会委员。


1973年春，由于大队所属的练家坪小学缺人，大队决定报批我担任练家坪小学民请教师并负责学校工作。在进大队和到学校工作中间，还有两段同一人为主角的小插曲，挺有意思，这个主角就是大队副支书薛世荣同志。大队当初要让我任支书，薛支书提出质疑，国家为什么给王金生不安排工作，而下放到我们这干山苦岭来插队，我敢肯定，若不是他本人问题，就是家庭问题，他们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不能让这样的人到大队工作。但我还是进入大队工作了，如今我又要离开大队到学校工作，薛支书在欢送会上却老泪纵横极力挽留：“金生同志到大队办事公道，工作勤恳，敢坚持原则，我希望他留在大队工作，如果留不下来，请他对大队工作经常协助指导。”并吩咐接任的文书遇到问题多到学校向我请教。


教学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我的父亲就是民国初年兴办新学校时师范讲习科毕业，后来从教数10年的老教师。进校后我坚持“教学相长”的信念，与同事、与学生、与社员互教互学。两年下来，教学有了一点成绩，本人的学识也大有长进。


此时，我已是6口之家的顶梁柱，当民请教师，经济上有和大队干部一样的工分补贴作支柱，称盐、倒油、零支使有国家每月补贴的15元钱作后盾。这境况比起1968年秋才到练家坪时真不可同日而语， 还报批申请修了庄基。我感到惬意、满足，觉得一生能这样过下去就不错了，所以虽听说上边有为“知识青年”安排工作的消息，我也没有去打听接洽。


1974年夏秋开展的“路线教育”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地委派以刘瑛同志为组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练家坪大队。刘组长年龄近50，戴一副近视镜，清瘦文雅，吐谈不俗，调查研究访贫问苦之隙，他常到学校来和几位老师拉话，当时我作为校长，刘组长和我谈话似乎比其他二位老师要多。正在此时我已递交两年之久没见消息的入党申请书也批下来了，实现了我的夙愿——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全大队刮起一阵风：“王金生要当大队支书了!”这股风使我困惑、不安。但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它的传播。


传言后来被事实证实了，在组织建设中，我被全大队党内外一致推举为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的人选。路线教育结束，工作组离村，我就成了这个大队的最高领导。


上任之初，我就为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以自律：“不取一分非分之财，不做半点害民之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折不扣按政策工作。”两年的大队工作中，我自己时刻注意保持清白本色，也教育妻子不要以干部家属自居，不挣人情工。因此妻子何川香虽是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在队里连村学教师、记工员等轻巧省力的事也没干过。记得有一次，公社通知我到县开会，但大队没一分钱借我作车费，妻子就把9斤麻油拿到长庆桥上卖了10元钱给我去开会。我之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妻子功不可没，而她却于2000年先我而逝，使我终生悲痛。


这年秋天，县委发出“宁在川里巧绣花，不在山上抱金娃娃”的号召，全县发展农业的重点也跟着转移到了川区。这样一来，作为泾明公社没有一分川地的纯山区大队练家坪可就  “惨”了。你们山区工作再好，一镢头刨出个“金娃娃”上级也不稀罕。在川区“巧绣花”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你山区队都背了任务，而且“义不容辞，超日完成”。分配任务时，又不按人口、劳力多少和受益情况斟酌，只按10个大队平分，这就形成了客观上的“平调”。耗费了多少粮食、劳力，却无一毫收获，到头来仍是自家地里那点收成来填肚子，正如社员所说的“油背上唱灯影子哩”!我曾多次向公社领导反映这个问题，但领导却用“全国一盘棋”、“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思想应该学习!”等大道理来给我上政治。但我认为，现阶段分配方式还是按劳分配 ，在集体所有制时期做全民所有制的事与理不合。我思想上的疙瘩到底没有解开。


我知道我无力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事情，于是我决心在工作作风上破除“骑在人民头上作官当老爷”的陋习，和人民打成一片，以不辜负乡亲父老对我这个“外来户”的信任。


绿化大队范围的荒山秃岭吃住在工地；庆丰渠改造我率本大队民兵连续奋战三昼夜累倒在四方沟工地；泾明牛角沟植树大会战中公社管林业的干部按沟、坡、山头分任务，练家坪大队劳力少、任务大，社员议论较多，我硬是憋住气和社员同吃同住，早上工晚下工，拼死拼活完成了任务。一次又一次与本村本大队无关的大会战使川区受益队更富，山区投劳无收入的队越穷，任务虽按上级要求完成了，但我一片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做一点贡献的热情却有些冷了。


1975年秋季，雨特别多，又传将有地震发生，这种种自然气象的小插曲，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霪雨兼旬，业已黄熟的秋田作物，长在地里的发芽，收在场里的也发芽。公社安排把玉米棒、高粮穗连粮带杆分到社员户里，让社员设法弄干，脱成净粮，再交粮到队，记工分。队里也务必留下一定数量的标准，将这些标准弄成净粮，然后将社员领的毛粮按比例折算。这本来也是一个抗灾救粮的办法，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公社派驻练家坪大队的脱产干部在向公社汇报本大队秋粮产量时，却把毛粮数报成了粮食产量，这就惹来了一系列麻烦，公社分派当年征购任务、批示公共积累、社员口粮等都以毛粮数为基数，也就是说把衣、秸杆都当成了粮食，社员们叫苦连天。加上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粮食过长江的时候，我向公社领导谈过几次，不但无济于事，还批评我“思想右倾”、工作谨小慎微、没魄力等。甚至后来连参观也叫我的副手去。于是我向公社提出了辞职的要求。


1976年夏收结束后，公社党委免去我练家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职务，调入泾明中学担任中学社请教师。


我被分派为语文专任教员，担任初中语文教学。教书，是我已故的老父早年从事过的职业，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语文课本是我学生时代的强项，因此，我干得得心应手，成绩也较为显著，得到师生、学校领导的赞许。


泾明中学革委会主任刘天保(生前曾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75年调泾明中学工作)先生，也看重我的学识，对我十分关怀，他藏书很多，经常借书给我，同他的交往使我读到了好多当时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书，受益匪浅。


在刘天保先生的关怀下，1978年2月我通过考试被教育局选拔到平师文史提高班进修一年，于同年12月毕业并取得了平凉师范毕业证书。返泾后仍在泾明中学工作。此时刘天保已调任县教育局长，王志玉同志接任泾明中学校长。


1979年夏，由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一次全地区规模较大的民转公的教师录用工作，我参加考试，被录用为公派教师，分配到当时归地区管理的泾川一中工作，同时调入一中的还有马立明、薛凯林、徐秉杰几人，都是这次录用选拔考试成绩优异者。


我吃上了国库粮，拿上了中教行政13级的工资(月39．50元)，就我个人来说，下乡插队的历程算是画了句号，但我已不是1962年下乡时的“单身贵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已成过去，如今已是6口之家的掌柜的。我的妻子和三女一子都还在练家坪，当然我的家也还在练家坪。屈指算来，我本人已把近20年的青春和汗水，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我的第二故乡——泾川县泾明公社。


我在县城、泾明乡间60多里的路上穿梭般地来往奔驰了两年。到了1981年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家里按人口承包了近20亩地，女人娃娃是完不成这艰巨的耕种、收割任务的，加上泾明中学的王志玉校长也向教育局一再要求调我回泾明中学来当语文教研组长。于是乎我申请调回到泾明工作，在地区教育处办了手续后，于1981年回到泾明中学工作。不足40元的工资，要6口之家吃饱穿暖是不可能的。要达到丰衣足食，种好承包地是第一要务。我买了牲畜、犁、耧、耱等大型农具，节假日便和妻子一头扎在承包地里。而大部分时间家里活、地里活、抚养儿女便都由妻子一人担负。一年劳动下来却也衣食不缺、熙熙而乐，只是人忙了些罢了。当然这也得力于我以前担任农村基层干部时，时刻注意努力学习农活技术，从不脱离生产劳动，现在包产到户，我才能把锄地、耕地、扬场、摞垛、铡草、摆耧这些较复杂的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独力完成。


1986年落实知青政策，文件规定：历年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已参加工作的，工龄由下乡之日计算，未参加工作者政府应予以妥善安置。于是乎我的工龄便加了11年，到1962年6月了。政策的落实虽然在经济上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但我的工龄达到了25年。


按当时的户籍管理政策，报城镇户口的职工，工龄25年，年龄45岁，工作地点离家50里，这三条必须具备。现在我的条件具备了，我向县公安局申请，要求为妻儿申报城镇户口。


妻儿的城镇户口终于批下来了，时间是1987年5月，此时我已调玉都中学工作。我们一家回到了阔别了近30年的泾川县城故居，下乡上山这一幕在我一家这就真正成为历史。


这以后我还在教育界干了11年，于1998年退休于王村中学。如今，儿女皆已成家立业，相濡以沫的老伴已于6年前去世，只有60多岁的我在家留守，度着孤寂的晚年。


40多年前一起到泾明插队的“抗大”同学现在在泾川街头能见到的只有崔爱荣和张翠屏，他们也都年过花甲，早已退休，正享受着和谐的天伦之乐。





                                                           2006年3月6日



泾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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