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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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
市委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会上，诬陷上海市委
“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声言“我们要夺权”。会前，王洪文等人
强要市委书记曹荻秋等到会。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即《十六条》）等文件的精神，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决定采取“不赞
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这一正确态度，被王洪文等人诬为“压制革命
造反”、“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１１月１０日凌晨，他们煽动一部份“
造反队员”（“工总司”的成员）冲到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要到北京“告状”
，中午，又在安亭车站（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站）卧轨拦截了１４次特快列车，
造成沪宁线全线停车。
　　事发后，上海市委立即要求并组织人员去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１
１月１１日，陈伯达发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动员工人回厂，又发电致在安
亭的工人，要求他们回厂。当天晚上，张春桥乘飞机赶到上海，直奔安亭，向
潘国平等头头出示了陈伯达起草的电文原稿，要工人们返回上海，有问题回上
海去谈。１２日，大部份“造反队员”由各单位派车接回，上海市委还专门发
了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
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１３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要张春桥参加。张在去文
化广场前，参加了市委常委会，研究了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并同曹荻
秋一道，打电话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一致意见：不承认“工总司”
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而张春桥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到文化广场后，即擅自签名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一
）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１１月９日大会以及工人去
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
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工
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由此，“工总司”成为在上海主宰一切的太上皇。
　　中共上海市委确定“三不”（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是有根
据的，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办事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第１３条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
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在农村
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
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第１４条规定：“……保证
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４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第３
条说：“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
工，都应当坚守岗位。”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复安徽省委１０月１６目
的请示，并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
题……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８日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
行车的情况》：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凌晨，自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
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６０２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
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６０２次列车扣在安亭站。
６０２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１４次沪京特别快车也
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１１月１
０日上午９时２０分至１１月１１日下午１６时５４分止，共中断行车３１小
时３４分。
　　据档案材料，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６月５日被讯问时说：“我虽然不主张他
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传说王洪文
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
　　◇陈伯达态度明确，要工人返回上海。他在“安亭事件”事发当日致电在
安亭的上海工人，电报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１０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
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韩是华东局第三书记）请他们功你
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转。刚听
到消息有部份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据说还有些工
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
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再三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生
产岗位，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
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
世界的一切人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动态。工
人同志是为我们国家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
。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
革命也不会搞好的。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这样那样的
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
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
一部份利益，因为一部份人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
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
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
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
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
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陈伯达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时）
　　（以上抄自北京大学新北大“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十一月份）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据档案，陈伯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９日被讯问时说：是周恩来、陶铸派
张春桥去处理此事的。
　　陈伯达又说：“张春桥到上海后给我打了第一个电话。他问：‘是先到上
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我答复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
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看来张春桥到上海后即去安亭，不是自作
主张。
　　安亭的情况，幸好在现场的甄文君（当时名义上是《解放军报》记者，实
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当时作了报导。下面是甄文君１９６６年１
１月１２日下午５时１０分致周总理的电话的记录（据档案材料）：
　　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
　　张春桥同志昨晚９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９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
中间有波折。９人中有３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６个不同意。一直谈到
天亮，未达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７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
报）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
进行控诉。
　　现在看，有少教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
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５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⒈承
认工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⒉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⒊此次事件的
责任在市委；⒋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⒌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
位。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
单位来的人很多，有３００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
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己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
　　◇张春桥接受“工总司”的“五条”
　　糜欣祥（原为曹荻秋的秘书，后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日在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中写道：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张春桥从安亭回到市区，准备与“工总司”继
续就承认不承认这个组织问题进行谈判。下午，华东局和市委的负责人在康平
路办公楼１０３会议室碰头，张春桥也参加了。碰头会刚开始，曹荻秋同志要
我挂电话给陶铸同志，有问题请示。在１０４室，荻秋同志同陶铸同志通话后
，电话没挂断，又要我叫张春桥出来听了电话。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一方面的话
，明确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事后证实确是这个精
神）。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一致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张春桥当面并无异议
。约３点多钟，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后台谈判，突然违背了中央、华东局和市委
的精神，个人签名同意“工总司”的第一个“５条要求”。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潘国平同一些
红卫兵草拟的５条要求上签了字，５条要求是：⒈承认上海“工总司”是合法
的组织；⒉承认１１月９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以及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
；⒊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⒋曹荻秋
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⒌对上海“工总司”后勤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张春
桥在第二条后面加了个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以上抄自
“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１９６７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斗争纪要》）
　　张春桥签字后，又在大会上讲话。据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
中央首长讲话》，张春桥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守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
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
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１１月９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
是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
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
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
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
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
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
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
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
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
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
录音机、照像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
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时
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
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
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
同在工业上一样。
　　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张春桥还为“造反队员”题了字：“１１月９日上海
市工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是革命的行动。”“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好得很。
”
　　据档案，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３，徐景贤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在“安亭事
件”中的罪行。徐景贤写道：
　　１９６９年，王洪文曾带我去看过“安亭事件”的现场，他还说：１９６
６年他们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开过大会以后，到北站乘火车去北京告市委的状，
列车到安亭被阻止以后，他们无法可想了，就决定拦住京沪线的快车，这样可
以把事情闹大，让中央出来表态。当时他们拦阻的快车上还有外宾，交通中断
以后，果然震动了全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期间，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张春桥
在文化广场后台化装室内，和潘国平、徐美英等工总司成员以及一些红卫兵代
表谈话，潘国平等说了一通以后，张春桥讲：原来在北京听到上海市委汇报安
亭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中央文革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伯达执笔写了一份
电报；他自己赶到安亭以后，听了工人们的发言，觉得上海市委是有责任的。
至于有人现在对电报里的一些措词有意见，那是因为起草时听了上海市委的片
面汇报。张说他是同情工人并站在工人一边的。
　　潘国平一听张春桥这样讲，就说要求张春桥签字同意由市委发一个文件，
承认工总司，承认到安亭去是革命行动，一切要由市委负责等。张春桥这时根
本不和当时在市委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同志等联系、商量，就向潘国平等表示可
以。潘国平看到张春桥点头了，再和在场的几个红卫兵商量，由其中的一个起
草了５条，张春桥当场签了字。随后，潘国平等把张春桥簇拥到文化广场台上
，当众宣布张春桥已经签字同意５条，聚集在场内的造反队纷纷向张春桥欢呼
鼓掌，张春桥又在掌声中发表讲话。
　　以上活动，我都在场目睹的。
　　◇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做法：
　　据档案，姚文元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被讯问时说：
　　“安亭事件”是张春桥处理的，他走了后，我留在北京，在毛主席那里讨
论过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事。是在游泳池或一·八，毛主席开会就是这
两个地方。当时我在电话里听到张春桥汇报的主要问题是签字问题：要承认造
反派是合法的。在会上毛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
事实，然后才有这个组织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当时是张春桥给陈
伯达打的电话。毛主席说了后，陈伯达给张春桥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
了张春桥，陈伯达讲完，我也说过几句，就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是
个核心问题。
　　“安亭事件”处理完后，张春桥回到北京，在毛主席主持的会上，详细汇
报了“安亭事件”的经过。
　　◇张春桥的自供状
　　张春桥多次洋洋得意地讲到“安亭事件”。这里且举出一次。据浙江大学
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６日
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上海“工总司”部份工人时说：“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
了我的意见。……我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
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
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
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５条协议以及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
５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
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
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的阴险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拙作《对上
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收入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下
册）（见本刊ｚｋ０２０５ｂ——编者}中有所分析，敬请参看。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２年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