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 1969年：风急天高猿啸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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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党报旧闻”
     
　　党的九大前后，“文革”极左路线导致内外交困，国事危殆，党内外有识之士忧心如焚，苦思良策以解危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在“九大”所念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反映了当年国内外肃杀的形势。在国内，强调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地“斗、批、改”；在国际上，既反“美帝”也反“苏修”，“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这是江青和林彪按照最高指示联手搞掉刘少奇、邓小平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文化大革命”受益者全面占上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维系着党和国家政治运转。

　　翻检1969年全年的人民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2328篇，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859篇，批判“美帝”的文章1350篇，批判“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923篇，批判“封资修”的文章103篇。受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影响，国内“全面专政”，国际敌意包围。

　　一大批老干部、开国将帅、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挨整，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九大”召开半年后，刘少奇光着身子裹在棉被里从北京押解到开封，不到一个月孤零零死在那里。尸体装在一辆戛斯69吉普车里送往火葬场，小腿和脚露在车厢外，嘴巴和鼻子变形，下颌一片淤血，白发足有一尺长。

　　中国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关系全面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倒向前苏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中国周边编织了“新月形包围圈”，逐步形成从日本、韩国、台湾到东南亚、澳大利亚针对新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企图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文革”狂热中，“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让中国外交蒙羞，周总理出面向英方做了正式道歉。“九大”一年后，毛泽东主席发表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另一方面，前苏联集结80个师，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3月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苏军T-62中型坦克被缴获，至今还陈列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1969年国庆期间，天安门城楼后甚至准备了可以紧急疏散毛泽东等人的直升飞机。幸有周恩来与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首都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共识，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此外，我们也与一些已经建交的亚洲、非洲国家发生外交冲突，如强迫非洲人接受“红宝书”。

　　国事危殆，党内外有识之士忧心如焚，苦思良策以解危局。

　　毛泽东主席尽管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上江青、林彪的推波助澜，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了十年浩劫，但正如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言，毛泽东晚年还有清醒的一面，“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

　　“九大”开幕前夕，毛泽东对老战友陈毅等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九大”闭幕后，即正式委托陈毅牵头，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元帅研究国际问题。显然，最高层意识到从“九大”路线到日后的“5.20庄严声明”作为公开的宣传，可以高亢如云，鼓舞人心，但实际的国策和外交运作还得审慎考量。

　　据熊向晖回忆，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恩来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在中南海紫光阁，从6月7日到7月10日，四帅进行了6次讨论。由陈毅主导，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尼克松出于对付前苏联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不妨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头号敌人。陈毅早年留学法国，“文革”前做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尽管在所谓“二月逆流”中被批判，仍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坚强人格和坦荡胸怀，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摆脱困境的战略性建议。他可能是党内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第一人。

　　在这个乱云飞渡、国运多舛的年代，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在痛苦而真诚地思考。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通知离开北京，秘密遣送广东肇庆。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做过党的一把手，庐山会议落难，虎落平阳被犬欺，在肇庆甚至受到基层军分区干部老婆的呵斥。夫人刘英很生气，张闻天拉着她的衣服就走，说倒了霉就倒了霉吧，和这种人争什么呀！然而，独坐在书桌前，张闻天自有一份党内思想者的尊严。

　　在肇庆6年时间里，他以0.2的视力，写下10多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后来被称为“肇庆笔记”）。张闻天提出：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相当长时期必须坚决贯彻而不能取消；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不能采用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家长主义来解决，这样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张闻天曾落寞又神情坚定地对刘英说：“写出来发表看来不行，那就藏之深山。如果有机会让我讲讲更好，看来是不可能了。”

　　也是在1969年10月，邓小平一家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住在原南昌步兵学校的“将军楼”。据女儿观察，父亲有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在这条小路上，邓小平“文革”后震惊世界的改革开放设想已经在酝酿之中：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978年9月北方谈话）

　　关于中苏关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看，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人民相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接受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学位时的讲话，1979年1月31日）

　　邓小平回忆说：“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它使我有机会冷静总结经验。因为有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一家在江西）

　　1969年1月，上海华东师大学生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王申酉因为近十年的日记被同寝室同学举报，当作“反革命罪证”，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当年4月释放回校，监督劳动。刀斧加身，王申酉仍然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后来，他给在无线电厂工作的女友未发出的6万字长信中，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为“打倒刘邓”忿忿不平，说“文革”使“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王申酉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130年前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王申酉于1977年4月被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执行。1981年王申酉冤案平反昭雪。

　　“文革”后，人民日报派出资深记者金凤采访报道作为“思想犯”被杀害的王申酉，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然而直到金凤退休，也没能公开见报。金凤晚年痛心地写道：“真诚地向读者介绍这位二十多年前为了苦苦求索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地剖析当时社会弊病，发出忧国忧民心声，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爱民赤诚之心的年轻人。”

　　1969年11月，在河南息县牛棚里，顾准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再三要求与汪璧见一面。顾准是解放后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两次被打成“右派”，妻子提出离婚，五个子女宣布与父亲断绝关系。军宣队负责人只得以实相告，汪璧已在年前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身亡。顾准当天的日记写道：“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息县，被全世界抛弃的顾准没有就此消沉，默默地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他清醒地指出：没有什么“地上天国”，要“让人民群众有表达其选择的意志的机会”，防止“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顾准阐释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严肃思考。

　　顾准1974年12月在北京病逝。据中信出版社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临去世前，顾准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嘱咐他“待时守机”。所谓神武景气(Jinmu boom)，是指1955至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用这个概念欢呼这个神话般的繁荣。

　　也是在1969年5月，南京市八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写下《我的家乡》，表达了一代“知青”从城市下乡无望的挣扎和苦涩的乡情：“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是与北京“知青”食指（郭路生）几乎同时发出的坎坷命运下苦难心声，虽然文学性逊于食指的《相信未来》。革命军人子弟“食指”倔强不羁的个性，据说连江青读到也感到震惊：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任毅笔下的扬子江，被各地“知青”替换为嘉陵江、黄浦江等自己家乡的河流。“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这年8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江青、张春桥批示追查。任毅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差点被判死刑。当时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看到报上来的案卷，说一个知青娃子，怎么能说杀就杀？任毅才得以枪口逃生。

　　觉醒后的“知青”，成为“文革”末年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前卫力量。

　　从高层“不合常规的想法”，到青年人的“憧憬的明天”和“相信未来”，知识分子相约的“待时守机”，人心不死，天不灭曹。正是凭借体制内有识之士的正直和明智，和体制外草根民众的觉醒和担当，合力推动了僵硬的传统体制改弦更张。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叶剑英元帅辅助周总理接待，新中国走出了闭关锁国的局面，开始向西方社会打开国门。

　　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习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新中国重新获得了腾挪发展的有利空间。从党员干部到老百姓，在“文革”狂热的喧嚣和困顿中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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