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访谈：走出显学的光环

reading · 发表于 2020-9-7 20:47:53

田炳信：杨继绳：走出显学的光环
作者：杨继绳时间：2020-09-01 来源：微信公众号“ 田炳信大遛脑”

　　大江东去，是河流的指向；追富趋利是今天社会的又一种指向，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追富，慕富，夸富，说富，耀富，成了一种流行，一种时尚，更是人们心底的一种欲望的外化和一种心理停留长短、关注的平台。

　　1984年春节前夕，《中国青年报》在报眼位置登出了“恭喜发财”，一句过年语，中国舆论、民间震动的情形不亚于一场精神地震。那是一发升空的信号弹，那是北京厚厚的红墙中透出的一种既清晰又含混的信息。从那开始，也许比这更早，更多的人群涌上了追利逐利的跑道，在世界商业发展史上，从来还没有这样一场人数密集、响动巨大的马拉松赛。有人用脑，有人用汗珠，有人用血水，也有人用唾液和墨水，为长跑的大军提供营养补充液。

　　杨继绳是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采访者和研究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当记者时好路见不平，拔笔相助。例如，1972年他和另外一名记者合作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并作为《中共中央1972年第28号文件》转发全国，全军立即退出在支左中所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39万平方米，群众皆大欢喜。他写的调研报告有30多篇得到中央领导人（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重视，有两篇作为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有一份作为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下发。他对记者职业看得过于崇高，舆论监督之笔不指向县乡以下，而是动辄批评高官，他在一个城市当记者不到20年，就撰文批评过三任市委书记的工作和政策。因此在当地官场积怨甚多，招来不少麻烦。1998年底调回总社以后，三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他的文章和著作。他是中国新闻届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的追求毫无改变。

　　田炳信：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名言“每过七、八年来一次”，他讲的是一种时空观和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至少中国的政治运动，在他手里大体是这样一种规律。其实，把社会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范畴来观察，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研究，你像在计划经济年代，哲学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显学”。从上到下，产生了不少的“哲学家”，从马克思到列宁，从黑格尔到杜林，人们满嘴都在跑一些哲学名词。最有意思的是，毛评价雷锋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此人懂哲学。

　　杨继绳：在毛泽东时代哲学是不是显学我没有研究，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显学。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指他所处时代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显学就是经济学。

　　田炳信：海涅说过一句话：换一个时代，换一副歌喉；换一副歌喉，换一双耳朵。如果不讲时代，抽象地讲显学，你认为应有什么样的主要特征？

　　杨继绳：显学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学科，受到当权者重视。从事显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比其它学科庞大，有一批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群星灿烂。学术活动多，学者们十分活跃。显学的出版物覆盖全社会，比其它学科的要多得多。显学的理论掌握了较多的群众。

　　田炳信：显学实际上就是上面认同，老百姓也接受，对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价值观、人生观都产生较强的影响，同时对政策的制订者也有很大的启示和诱导作用。

　　杨继绳：显学并不是长显不衰的，在它显赫的时候就潜存着危机。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理，任何学科一旦偏离了真理，就会走向反面。显学其所以能成为显学，就是因为它掌握了部分真理。但当它成为显学以后，又容易产生一些偏离真理。显学一旦进入权力中枢，为掌权者所重视，就有可能用权力来推行其成果。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权力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显学一旦被更多的群众所接受，就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态势。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多数人的看法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开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显学一旦占有统治地位，就有一个如何处理显学和非显学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压制和取代其它学科，从而有可能偏离真理。显学一旦成为显学，人们趋之若鹜，就难免泥沙俱下，队伍庞杂，左道旁门奇出，有可能把真理引向歧途。显学一旦占有重要地位，就可能承担不应由这门学科承担的任务，就可能成为万能科学。像能治百病的药不是好药一样，万能科学也不会是真正的科学。

　　田炳信：某个学科一旦在中国处于一种显要地位，一定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原素联在一起。从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原素，各行各业都开始向这里靠拢，也就像渔塘里扔了一块面包，大鱼、小鱼、红鱼、星鱼统统快速游过来。人们改换门庭，寻找新的名词和概念。有的都对自己原先学的专业自觉和不自觉中进行了否定和扭曲。有这种现象吗？

　　杨继绳：这种现象很普遍。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队伍是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队伍，因为省一级社会科学院绝大多是改革以后才成立的。这支队伍的理论基础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3年，我在经济采访中遇到很多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到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去求教。当时几位经济学讲师（到八十年代后期大都成了经济学家）接待我。当我问到如何减少当时实际存在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时，一位讲师回答说：“剪刀差是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你说的剪刀差是不存在的。”我提到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等和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时，一位讲师不作回答，却说：“我们是教师。我们的责任是帮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位讲师后来在这座城市甚至在全国都是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他们不可能讲心里话。上述回答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经济思想。

　　田炳信：摇身一变，与时俱进。总之，在中国学界，特立独行，有独立见解的人很少。加上以往的社会环境也很难让独立思考的学者生存下去，在变形、变态和变色中出一堆学者，特像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中的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又像现在电影娱乐与节目中经常出现的脑筋急转弯。很有意思。

　　杨继绳：学术研究应当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学者很难保持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自由地思考。回到刚才的话题，改革以后，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人觉察到原有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所承袭的和多年宣扬的理论体系进行急转弯。例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文革中主编了一本批判前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灰皮书），这本书中收集了前苏联六、七十年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强调利润、经济核算，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等改革主张。我们这位经济学家，除了写了一篇很有战斗力的“前言”，对这些文章大加挞伐以外，还在每篇文章前都写了一篇“按语”，批判人家的“修正主义”。在当时那种政治条件下，也许这位学者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这些有改革气息的文章。到八十年代初，这位学者发表了很多倡导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不少看法是他所批判的这本书中的观点。他也就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田炳信：听你这么一讲，我有种拼积木的感觉，很多半生不熟，七棱八翘的经济理论，很快在中国登陆，有点生吞活剥的味道。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是生猛海鲜，就像当初在北方吃惯了死鱼冻虾后，到广东猛一看，遍地是生猛海鲜。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中，如果从根本上找的话，很多人的学术修养、涵养，基础是相当差。而时代的发展冲力又太大、太快，没办法，就出现了许多二传手，小商贩和云游四方的托钵僧。

　　杨继绳：这些年，国门洞开，各种思潮涌进，而经济学的鼻祖又大多在西方发达国家，眼睛瞄向这些国家，本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别人已有的成果。任何科学原理都是有条件的。水在摄氏100度沸腾，这是人们公认的规律。不过，这个规律是以一个大气压为条件的，气压变了，水的沸点也随之变化。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它的原理、定律，必须以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为条件。社会科学没有国界，但社会科学原理的运用要依据国情。因此，我写过批评“舶来经济学”的文章。

　　舶来经济学，其要害就是脱离中国现实。它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从国外引进的原理出发。它用国外的经济学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所以又称为“套学”。“套学”，其低级形式是，在外国的原理中，加上中国的事例，在外国的公式中，填上中国的数字。较高一等的是，用外国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用外国的逻辑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似乎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听起来也言之成理，但一到实践之中，他那美妙的理论就被中国的现实撞击得面目全非。

　　田炳信：这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带有洋标签的错误理论一旦被某个大人物相中，再用权力的推力推全国，那可是祸国殃民了。

　　杨继绳：现实中，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只不过很多场合，一笔代过，成了交学费。

　　田炳信：交学费，也要看怎么交，投入少，产出高，这是一种交学费；投入高，产出少，那就不是交学费的问题了。一个人一旦和权力结合，办好事能办一大片，办坏事也是一大片。

　　杨继绳：许多经济学家，恰恰是知道权力的作用，知道权力的魔法，投机钻营，写取巧的“奏折经济学”，就成了一些学者狐假虎威看家护院的一大本领。所以，我也写过批评“奏折经济学”的文章。

　　田炳信：你碰到过这类人吗？

　　杨继绳：怎么没碰到，还是在十几年前，我同国家机关的一个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闲谈，他介绍经济学界的某些情况使我不胜惊讶。原来，有的学者在选择研究题目、确立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时，先揣测中央领导人最关心什么问题，最爱听什么意见。他搞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写一篇能引起中央领导人重视的论文。当然，如果能得到中央领导人对他的论文的批示，那就达到研究的最高目的了。

　　田炳信：其实，这是一种很江湖气的行为。回首这25年，他们中已出现了三种人，一是登堂入室，已和权力溶为一体，成了官员，有的还是不小的官；二是贴身服务，成了商枭的智囊人物；三是继续在学府里贩卖那些摇摆不定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杨继绳：历史怕回顾，雄辩怕细节。“奏折经济学”它虽然也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也运用各种现实数据和事实，但这些现实问题，是他认为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材料，大都是以他所揣摩到的领导人的意图而选择的，都是为论证这一意图的。“奏折经济学”虽也充满了经济学的名词、术语，有时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它缺乏科学的灵魂——追求真理的精神。它的研究结论不是穷究事理的结果，而是为了迎合领导人的意图。“奏折经济学”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它当然得不到真理。“奏折经济学”误国害民。它既对领导人产生误导，它对经济工作者产生误导。这些误导是以科学的名义、科学的形式、科学的语言进行的，因而危害极大。

　　田炳信：我们常说，做人要有人格，做学问要有风骨。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最高宗旨，经济学也不例外。迎合是科学的沦落。

　　杨继绳：如果科学成为权力的恭顺婢女，则科学就不成为科学。如果权力在科学面前俯首称臣，则权力是英明的权力。奏折经济学就是权力的恭顺婢女。它既玷污科学，又玷污权力。我在批评“奏折经济学”妹子篇文章中写道：”从事奏折经济学的人们，你如果曾经是科学工作者，那么，请你从匍匐在权力的宝座下站立起来，挺直科学的腰板，理直气壮地宣布：真理高于一切！”

　　田炳信：我上大学期间，曾写过一首比较偏激的小诗，什么是真理？真理是狼，谁也养不长，不过，谁抓住了，都能吓唬对方。我觉得，许多事物都怕放远了去观察，零距离观察大多是看不清，看不透的。

　　杨继绳：在经济学的研究的“左道旁门”中，除了上面说的“舶来经济学”、“奏折经济学”以外，还有“论证经济学”。

　　所谓“论证经济学”，就是专事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进行论证。当中央领导人提出某种看法时，他们就立即引经据典，说这一看法如何科学，如何有根据。如果领导人的看法不完善，不园满，研究者就费尽心机地从内容上加以充实，从理论上加以润色。也就是说，把领导人的思想火花、只言片语加以理论化，使之能自园其说。所以论证经济学又称“园学”。

　　田炳信：这特别像封建社会里被称作“师爷”一类人干的活。

　　杨继绳：师爷的工作和现代领导身边的秘书工作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秘书工作和“园学”工作有根本区别。秘书为领导人的言论进行理论润色，甚至代为起草讲话稿，是以领导人的名义发出的。这言论的社会责任在领导人。秘书是名正言顺地为领导服务，他仅是领导人的助手。他没有借用科学的名义从旁加以论证。

　　田炳信：有句俗话说，羊和狼各有两类，一是披着羊皮的羊，二是披着狼皮的羊，这是指着羊；指狼，一是披着狼皮的狼，二是披着羊皮的狼。为什么有披着羊皮的羊和披着狼皮的狼，有的羊是病羊，残废羊，弱羊，有的狼也是同样。披上一件色彩斑斓、鲜艳、毛色好的皮，一吓唬同类，二吓唬另类。我看你说的这类人，特像披着狼皮的羊和披着羊皮的狼。

　　杨继绳：“园学”的悲哀在于，它并不是用科学的尺度去分析、去检验领导人的讲话，而是不加分析的为领导人的讲话盖上科学的“图章”，把一些本来不是真理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推销。“园学”只能给领导人的讲话涂上科学的色彩，它本身不是科学。科学必须有创造，“园学”不会有创造；科学有风险，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园学没有什么风险，它在领导人的保护伞下苟且偷安。

　　田炳信：他肯定也有说不园，做不园的时候，我们通常讲的，露出马脚的时候。

　　杨继绳：有啊，有尴尬的时候。过去某领导人在台上提出某种看法，“园学”有根有据地论证其如何有理，如何科学。后来，某领导人失势，他的看法受到批判，“园学”又振振有词地说它如何，如何。“园学”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科学工作者所必须的独立思考。他的脑袋长在领导人的头上，他的思想仅是领导人思想的延伸和完善。

　　田炳信：综观我们这几十年，社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高烧。清醒的时候，人们需要五谷杂粮，高烧的时候，需要名医、名药，但更多的时候帮你退烧、开药的是庸医和假药。在这种清醒和高烧的反复中，中国人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前不久，我看到何新曾反问：中国有经济学吗？我觉得问得好，中国现代生活里，有许多好的元素，但有一个好的元素，批判二字，恰恰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

　　杨继绳：“中国有经济学吗？”这是个伪问题。没有经济学，我们今天还有必要对话吗？中国不仅有经济学，而且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重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学几乎涵盖了一切领域，它几乎左右着各行各业的方向，支配着千百万人的行为。工厂、商店、医院、学校、文艺团体，都在谈论着“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代替了其它规律。教育界为创收，可以出卖文凭；科研单位为讲经济效益，重视“短平快”项目，轻视基础研究；医院为了增加收入，不顾病人的需要乱开贵重药方；出版社为了尊重经济规律也得自负盈亏，不得不出卖书号；报纸为了经济效益，大搞有偿新闻。这些都不是经济学的过错。过错在于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万能了。在于人们把经济规律用于不应当通行的领域。

　　田炳信：“包治百病”是中国人最早对权威、迷信提出的一种质疑，可是生活中，现实中人们还是愿意追求“包治百病”的感觉。这些年在经济学的跨界旅行中凸现的最赤裸裸。

　　杨继绳：这也是经济学的一种悲哀。经济学没有这么大的马力，也拖不动这无边无际的车箱，经济学的功能有限。这二十多年来，经济学同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社会各方面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这么样密切。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各方面的人对经济学寄于过高的期望。各行各业都想从经济学那里寻找锦囊妙计。这样，经济学就承担了很多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经济学常常替代了其它学科，成为包打天下的万能科学：用经济学原理来设计社会，用经济学原理来观察国际关系，甚至用经济学原理设计人生道路，把人生的种种选择归结于对功利的权衡。

　　田炳信：经济学该归位了，经济学家该收敛了。

　　杨继绳： 1997年我曾发表过[显学的危机]的长文。指出了经济学的危机。对某一学科来说，其理论出现了危机不是坏事，是学科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我们都知道，经典物理学经历了几次危机才发展为现代物理学。19世纪末期，牛顿三大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学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中的物体运动、热、声、光、电、磁等一切物理现象。人们认为物理学已经进入了完美的状况，达到了“顶峰”。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有两个发现，一是美国人迈克尔逊和莫雷的试验，证明绝对静止的空间是不存在的。而牛顿力学的前提是物体的运动与空间和时间没有关系，即时间和空间在牛顿那里是绝对静止的。二是高温物体辐射形成的光谱分析，即黑体辐射问题。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光谱分析中所发现的现象。这两个发现使得经典物理学在新的实践面前无能为力，原有的严密的体系出现了漏洞。因此被人们称为“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但是，物理学的危机促进了物理学的飞跃。第一朵“乌云”动摇了经典物理的时空观，却导致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第二朵“乌云”在经典物理的完美苍穹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却成了通向原子物理学的通道。

　　田炳信：你的意思是经济学面临飞跃的前夜？

　　杨继绳：某学科出现危机，就是表明社会正在急切地需要新理论。而社会需要是发展科学最大的动力。危机是飞跃的前夜。有危机就会有飞跃。谁把这门学科引出了危机，谁就是伟大的科学家。

　　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是我国经济理论飞跃的新契机。也是预示着将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条件。

　　田炳信：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学家离诺奖很远，有的网友提出“中国的经济学只有代表土的权贵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和代表洋的买办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家。共同点是没有理论只有利益，所以没有经济学家，只有代言人。”

　　杨继绳：“没有经济学家，只有代言人”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但这种倾向是存在的。这些年来，能潜心研究作学问的人太少了，真正的学者太少，不求名、不求利的，不求短暂的赏识，不求老板的厚待的很少。

　　田炳信：这支队伍人数多，来源广，鱼龙混杂，也出现了一些投其所好，根据上面的“风向、风标”来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然后制造新的名词和概念，而后博取更大的名誉和地位？

　　杨继绳：有。前年我出的经济文章专门讲了这个倾向，知识分子认为趋炎附势是可耻的，但经济学界趋炎附势大有人在。我曾著文指出：从“趋权”到“趋利”，都是趋炎附势。过去包括奏折经济学、诠释经济学、论证经济学都是“趋权”的，奏折也好，诠释也好，论证也好，这三个经济学都可以解释为是“趋权经济学”。说到“趋利”，是指经济学家傍大款，有一批经济学家，他一屁股坐在老板这边，专门为老板说话。当然，我并不是说，为老板说话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有，但是，你必须担诚地说：我是代表老板的。不能一边为老板说话，又宣扬这些话是代表全民的。

　　田炳信：你能点一些名字吗？不好说？

　　杨继绳：不点的好。他的言论、行动、政策及文章都是为老板说话的。

　　田炳信：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有哪些人？

　　杨继绳：也有。

　　田炳信：有哪些人呢？

　　杨继绳：实际上现在都为弱势群体说话，也成了一种时尚。这也是一种时髦。

　　田炳信：换句话说，这个群体应有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东西，太少了，然后自己创造性的东西又太少了，有一种自己经过深思熟虑成熟的观点，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的，太少了。

　　杨继绳：不怕坐冷板凳，不求名，不求利，为真理而献身的学者太少了。

　　田炳信：是这样，求名、求利、求位的人太多，很多学者，如果求名的还好，有的人是名、利都要。

　　杨继绳：有的学者他急于求名啊。急于求名的人比急于求利的人更糟。名利，名利，名在利之先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你应该知道的，曾说过“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说的是做人要有远大的目光。

　　田炳信：不要求巧名，不要求短世的名。我曾经琢磨过“客”与“家”的区别，何为“家”？何为“客”？先看家和客在汉字里含义的区别。“家”是房底下有“猪”才叫家，意思是世代居此安身立命；而“客”是房子里偶尔来坐一坐的人。我们现在叫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美食家、企业家、文学家、野心家等等，以此罗列全世界能产生上千种家，自己的一生为着一个信念、一件事做到底，而且不但自己干，自己的父亲、儿子、孙子也干这件事，子子孙孙。客偶尔为之称之客，可以三五天、三五年、三二十年也为客，政客、骚客、乘客、墨客、嫖客、食客等等，往往是浅尝辄止，打个过场，跑个堂，不能叫做经济学家。

　　杨继绳：有时候，咬文嚼字也有意思。你像经济学的经济两字连用，最早出现于隋代王通《世说·礼乐》：“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该处“经济”大概源于东晋学者葛洪《抱朴子》：“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这些都有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李白诗：“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杜甫诗：“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以及《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子劝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都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译英文“ECONOMY”时，借古汉语中“经济”一词，却赋以财政经济之意。19世纪末期，中国人又将它从日本移植过来。社会上不少人还是把“经济”理解为经世济民，经邦济世。当时译为“博物学”，后来发展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当时译为“格致学”，后来发展为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开始翻译过来时范围都很大，由于这门学科发展了，前进了，分化出一门又一门研究范围比较小的新学科。而“经济学”自翻译过来后没有改变。有没有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没有。只有多门科学协同起来才能经邦济世。说哪一门科学能经邦济世，那一门科学就成了万灵药丹。

　　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常常遇到“度”的问题。如，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治理整顿的紧缩力度，“适度从紧”的度，等等。有些“度”，单纯用一门学科难以确定，只有同另一门学科的交叉点上才能确定。社会问题像一个座标系，一门学科在这个座标系上只能划出一条曲线，它没有确定的点，也划不出“域”。两线相交才有“点”，三线相交才有“域”。“域”是指一个范围，社会问题的“度”多数是“域”，而不是“点”。单靠经济学是找不到“域”的，改革中很多问题举棋不定，就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点”和“域”。

　　经济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太重了。对经济学过多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化为对经济学的抱怨和轻视。

　　田炳信：经过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浸泡、修炼，你说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会不会出现中国的大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经济学家，会不会产生？因为我们这么大一块的试验活动和实践活动，这在全世界应该是空前的。

　　杨继绳：应该有，虽然你扎根在中国这块富沃的土壤之中，一定要有世界眼光，有深厚的知识功底，在研究上不求名、不求利，这样中国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学家。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经济学家。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有一批学风很好的学者。他们扎根于实践，切实地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以追求真理为最高职责，不随波逐流；他们安于寂寞，不追求一时的风光......

　　但是，我们也遗憾地承认，中国经济学界也存在一种不太好的学风。有一种浮躁情绪。相当一批学者静不下心，坐不下来，深不下去。愿意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不愿意年复一年地坐冷板凳。不过，这不要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伟大学者。当多数人浮躁、随波逐流的时候，就可能有人作出石破天惊的创造。

　　一门学科的发展除了理论创新以外，方法的创新也是重要方面。提起方法创新，年轻学者马上强调数学方法。运用数学是必要的，中国的经济学过去都属文科，经济学者大都不懂数学。所以，过去经济学的研究缺乏量的分析。但是，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是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是方法。工具是为方法服务的。有的学者在论文中列出大量的数公式，以为是方法的创新，其实不然。1980年，某大学一位经济学教师发表了一篇长文。整篇都是用线性代数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再加上满纸矩阵计算，很是吓人。不懂数学的人感到高深莫测。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懂了这篇文章。遗憾的是，这么大篇幅的数学分析却没有得出任何新的结论，只不过是把人们常知的理论进行一番数学推导而已。

　　数学模型只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数学模型不是研究对象的本身，而是研究对象的简化。经济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经济现象时，简化什么，如何简化，就要靠研究者对这一经济现象本质的把握。定量分析应当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当然，定量分析会加深对事物性质的认识。

　　田炳信：我们确实需要一批人沉下心，坐下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不是浮皮撩草式，赶集式，客串似的搞研究。应当拿出我们自己的成果，不是制造，而是创造。

　　杨继绳：写论文、搞研究，关键在知识增量，你写这篇论文，为这个领域提供了什么知识增量，有什么创新，提出了什么新思想、新资料、新方法。如果不努力创新，只在表述形式上“接轨”，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真正有创新，形式上和外国人不一样，那就不愁没人和你“接轨”。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想到和中国接轨了吗？但全世界不得和各它“接轨”。有些人写文章生怕外国人看不懂，就不怕中国人看不懂，甚至以外国人看不懂为耻，以中国人看不懂为荣，与其说这是与国际接轨，不如说这为了让外国人引以为“知音”，成了外国人的“知音”，外国人就会邀请他去讲学，外国人就会给科研经费。有些学者把主要精力不是花在研究学问上，而是成年累月到外国去讲中国，回中国讲外国。看起来很风光，实际是提供不了任何知识增量。

　　田炳信：换句话说，很多人挂着经济学家的桂冠，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高级的思想打工者，打着某些大的集团的外脑、参谋的名衔，再嫌钱。

　　杨继绳：如果这些思想打工者是企业的外脑、参谋也可以，社会上应当有这个行业，即咨询业。但必须做一个诚实的打工者，不能投机取巧。

　　田炳信：您前面说的“趋权”是不是主流？

　　杨继绳：不是。但是，看权力的脸色行事的学者大有人在。

　　田炳信：那现在会不会有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看两种脸色，一个是看权力的脸色，一个是看金钱的脸色？

　　杨继绳：有的。我曾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一仆二主”。

　　田炳信：但很少是看社会的脸色。真正的脸色，是弱势百姓的脸色，说这个的话很少。

　　杨继绳：对。看百姓的脸色不好看。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这大概是原因之一。我手头上有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中国经济学界“露怯”大事记]，记录了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判断失误。

　　田炳信：他们“露怯”是因为他的投机心理，还是因为他的功力不足？

　　杨继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的投机心理，“趋权”心理；第二个呢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具备，数据不真实。以各级官员提供的数据来作判断，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田炳信：江山代有才人出，您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人才状况的变化？

　　杨继绳：经济学界最早登台亮相的是五十年代毕业的一批人，这些人现在75岁以上，多数人已经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但他们中的少数人上中学时学的是英语，大学继续学英语，八十年代初，他们有机会出国进修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跟上了时代。第二批人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学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我曾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老师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他帮学生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这批人当中有一些人经过学习还是跟上来了。第三批人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毕业生，他们学的是西方经济学，而且相当多的人都出国进修过，有的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学。他们现在如鱼得水，但对中国的国情了解不深。

　　田炳信：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焦距自然会相对集中于一个大目标，相对关注、研究、参与、议论，评价的人就多，按理说，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从中国的下一个走向来看，你觉得今后什么学科会成为关注的焦点、目标，或者就我们所说的新的显学呢？

　　杨继绳：我们的谈话中对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很多批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从历史的歧路转向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这件大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有着不朽的历史功绩。众所周知，在改革初期的中国，揭露和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倡导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有经济学知识，还要承受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冲破了重得障碍，顶住了巨大压力，使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接纳了市场经济体制。

　　田炳信：就像一个合唱团，经济学家扮演一个领唱者的角色。但领唱者不是独唱者。什么事情出格、出位、出圈，到一定程度都有一个归位的问题。

　　杨继绳：如果说，过去20年经济学是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登堂入室的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学大概不会再有登堂入室的辉煌。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各行各业也不会都向经济学家索要灵丹妙药，经济学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势烈。今后，经济学将真正回到自己的本来位置，更多是以一种专业性的学科为社会服务。

　　田炳信：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学又成了热门。

　　杨继绳：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在跨世纪前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在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当一个国家需要重新选择道路时，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对的道路，像一面纵横交织的网络。在有限视野之内，人们不可能对复杂的道路网络作出鸟瞰式的判断，他们只能沿着目所能及的一条路走下去，他可能由此走入历史误区。历史这门科学就可以给人们以广阔的视野。当我们选择一条新的道路时，如果研究一下历史的座标，看一看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就有可能避免进入历史误区。所以，近年来，历史学又成了热门学科。现在关于历史的期刊就有数十种之多。

　　总之，一度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在它的头上，将摘去过去20多年加给它的过多的桂冠，它将成为一门真正的专业学科。这个专业以外的人不会像前20年那样对它趋之若鹜。

　　人群的来源复杂，色彩浓重，身份不一，雅俗相混，高低相错，黑白相交。每个时代都有领跑者，每个时代都有鼓动者，每个时代都有裁判者。有一大批学者既是奔跑者，也是鼓动者。时代疯狂时，他们也喊出了疯狂的口号；时代浅薄时，他们也咀嚼浅薄的果仁；时代深刻时，他们也开始皱紧了眉头。那气喘虚虚的嘴巴不时地喊着简洁、复杂、高亢、低沉的口号，他们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们是清醒者，又是糊涂者。矛盾，痛苦，兴奋，苦辣酸甜，像是喝了一杯没有调到位的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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