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勋和 我这个“红色种子”怎么被逼成了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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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红色种子”怎么被逼成了造反派

胥勋和 原载《记忆》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１日第1５期

当今中国有两个说不清的问题，一是毛泽东，二是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问题说清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正如在黑夜里有灯不准点，灯一亮，周围的事物就现原形了，是方是圆，人们自会有公论。
宋永毅主编的《21世纪中国丛书》中有一本周伦佐写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宋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文中说，该书“不仅仅是目前为止的由大陆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文革造反派研究的著作，而且是一本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命中注定此书不能在国内出版，所以它飞身海外了。中国人看不到中国学者“有份量的”书，不知是中国的悲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
我有幸读到了这本书，确实为它叫好。“一架疯狂的飞机突然撞毁，庞大的机体炸裂成碎片。记录事件经过的黑匣子丢失了，无人知道其中的真相。——这就是今日眼中的昨日‘文革’。”
灯亮了，将黑匣子找来，打开，让真相一一扑进眼中，我们才知道自己还不是瞎子。

我怎样成了造反派

造反派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没有造反派还有文化大革命吗？那场轰轰烈烈的有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唱主角的是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是从彻底否定造反派开始的。时至今日，“造反派”不仅是百分之百的贬义词，而且成了千古罪人。我看到无数篇文章，众口一词地称他们为无法无天的孙悟空。但谁也没有解一下：那“法”是什么法？那“天”是什么天？
我不讳言，我就是造反派，而且是一个大县的一派组织的一号负责人。我为什么造反？
我祖宗八代都是贫下中农，我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中专毕业后，干过挖煤工人的活，坐过干部办公室，到省干校接受过培养，在“四清”工作团任过副队长和秘书，还写过入党申请书，支部讨论后听过几次党课。可是一夜之间我成了“阶级敌人”，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批判斗争，长达半年之久。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那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下午三时许，地委书记李占林，在西昌人民广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当时我在西昌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工作。县级机关热烈响应李占林的动员，可以说每个干部职工都连夜写了表态大字报。第二天县委办公室通报点名说县林业局纹丝不动，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叫县委、县人委的干部去促进一下。县人委的干部们在政协小会议室给县林业局写大字报，我在会议室门口给知青农场的会计们讲会计知识（当时我是知青办会计）。室内大字报写好了，有人叫我去签名，我说自己有事，叫他们代我签一下。后来才知道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在正中，而且字也格外大。我在县林业局工作过，局长任彪是我当年的顶头上司。他看了大字报很生气，说要写大家写，便动员全局人都来写我，几百张大字报同时贴到了县人委大院。工作组（四清工作组还未撤）立即找我谈话，说我是四清积极分子，提拔对象，对大字报要正确对待。又说我过去写过文章，发表过诗歌，叫我把稿子拿去给他们看看，以便替我向群众解释。
我当时二十四岁，心地纯真，对党忠诚，认为工作组是代表党的，于是就将发表和未发表的，完成和未完成的两纸箱稿子交给了工作组。谁知当晚他们就成立了七个人的专案组，全是党员，集中审查我的稿子，采用砍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卑鄙手法，将从中专门摘取的句子用大字报公之于众，然后无限上纲地进行批判，逼我交待反动根源。无论大会小会，我都一笑置之。接着就是万箭齐发“打态度”，斗争没完没了。为了“教育群众”，他们以县委的名义，印制了《胥勋和毒草集》（先后七集）发到全县每个支部组织全民批判。在机关秘密“划线排类”中把我排为“四类”，是敌我矛盾。
一夜间成了敌人。我不造反行吗？我造反是被逼迫的。在那场运动中，这不是少数。周伦佐在书中分析造反派成份构成时说，主要是长期遭受社会压制的黑五类和麻五类子女，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还有我这样的“红色种子”。

我的“三条黑线两个关系”

几大捆严密封存包藏祸心的黑材料，到底说了我什么问题呢？概括说来就是三条黑线，两个关系。
三条黑线：
A、周扬黑线——依据是我爱写文章，一定是周扬文艺黑线在西昌的代表人物；
B、李亚群黑线——依据是李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他主管《四川日报》，我在该报发表过文章。李被揪出，我肯定也有问题；
C、“三家村”黑线——依据是我曾委托人在成都为我代购《前线》杂志。
两个关系：
A、港台关系：依据是有人检举，我曾说过要寄小说给香港一家杂志发表；
B、胡耀邦关系：胡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大黑帮”。这个关系很重大，要多说几句。
一九六六年四月，共青团中央的某部部长来我县考查知青工作。他听取县委汇报后，要下农村看知青，知青办派我陪同前往。时间有十多天。他很喜欢文学，我们谈得来。我有意无意地谈到我县开展的长达一年多的“知青整顿运动”，关押了多少人，判处了多少人，跳楼自杀多少人，打伤致残多少人，如何用开水烫女知青的头发，如何逼女知青脱光衣服捉虱子，如此等等。这位部长回城后就叫县委召开常委会，说西昌县知青工作问题很严重，他要向周恩来总理直接汇报。他同时通报说，周总理曾经处理过一个类似的县，问题远没有西昌县这样严重、这么突出，而处理的结果是全县一锅端，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都被撤职查办。他要求县委首先自行检查处理，然后等待国务院来人。县委给了知青办主任M党内记大过处分。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位部长不知下落，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而M却记在心上，一腔怨气向我发来，批判斗争我，他首当其冲，大会小会几乎都是他在主持。
这三条黑线两个关系，今天看来都是笑话，当时却是可以打死人的钢鞭，我险些儿被它埋葬。
还有一条钢鞭一直挥舞在我的头上，那就是说我污蔑民兵。我写有一首题名《稻草人》的儿童诗，内容非常正统。“文革小组”却说从诗名上看就知道是以稻草人隐喻民兵，进而认为伟大领袖说民兵是胜利之本（注：实际上毛泽东说的是“兵民是胜利之本”，但当时许多人都将“兵民”误读为“民兵”），我竟说是稻草人，同领袖唱反调，罪该万死。又批道，赫鲁晓夫污蔑我们的民兵是一堆肉，而我竟说连一堆肉都不是，是一把稻草，结论是我比赫鲁晓夫还坏。
然而这些黑材料我一直没有能要回来，也未曾烧毁。不知藏在哪里去了？但一定还在，因为后来另一派群众组织，还多次将其中某些内容抄成大字报张贴街头，借以证明我是坏头头，说明黑材料那时还在起作用。以后呢，谁知道？！

从医院揪上批斗台

运动初期划线排类的依据是被张贴大字报的内容，因被人贴大字报而一夜之间成了敌人的，县人委机关有三个半。一是副县长妥善（回族），划为四类。二是计委主任赵耀华，划为四类。三是一般干部的我，划为四类。还有一个一般干部马思顺（回族），划为三类，算半个。我们被罚去劳动，干重活。用架车拉砖头，我年轻拉中杠，妥、赵拉左右飞边，马负责记数并汇报我们在劳动中的谈话和表现。我当过工人，力气大，干活认真，每顿要吃十个馒头。
两个月后的一天，发生了工伤事故，我被倒塌的旧墙击倒，打落了两颗牙齿，打断了下牙巴骨，住进了医院。医生用钢丝将上下牙巴骨锁起来，让其自然愈合。我爱人每天熬稀饭送来，从落了牙的缝穴注入嘴里，借以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才两个星期，县“文革小组”来人将我从病床上拉回机关批斗，说我是为了躲避劳动而自造的事故，是为了逃避运动而躺在医院不回机关，是为了个人利益在病房里看小说，是为了……他们重叠起两张方桌，叫我站到桌上去回答问题。我上下牙巴骨缝锁着，不能张嘴，只能打手势以哑语同他们对话。我爱人走来与他们讲理，说有天大的问题也要等伤好了再说，不能如此不人道。他们一轰而上，将我爱人打翻在地，造成流产。我每天依然要站桌子，打哑语。
三个月过去，我的伤口拆线了，我多么高兴，好像开始了重生。在以稀饭保命时，我想起一个很大的遗憾，那就是没有吃一回小笼包子。小笼包子原来西昌没有。这家卖小笼包子的综合小吃店，是从成都支援三线建设来西昌的人新近开的。拆线后，我大步走出医院直奔小吃店，叫了一笼包子来，然而我顿时哭了，因为包子送到嘴边，张不开口。原来是口腔肌肉萎缩了，失去了活力。我想到人多么脆弱，在自然面前如此无能为力，活着是多么不易。又想到人多么残忍，人为地制造敌人，还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偏偏自己成了牺牲品。
这是我第一次伤心，第一次哭泣，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朦胧的觉醒。

一个人的战斗队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但我们当时都叫它刘邓路线。通过首都红卫兵和川大八二六来西昌串连，到机关造反，我读到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才知道原来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是红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毛的司令部是斗走资派的，而刘邓司令部是整群众的。我属于被整的群众，整我的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必须起来造它的反，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中解放自己！
其实那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可那时自己却将生死命运和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是革命者的天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跟毛走，当时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批资反路线，就是要求平反，要求烧黑材料。工作组已经被“文革领导小组”取代，工作组走后，“文革领导小组”就是本单位的领导。他们说材料要封存，叫我等候运动后期处理。当时怕“秋后算账”，我当然不能同意。为了有个合理的名义批判资反路线，于是我成立了个造反组织，名叫“双枪战斗队”。做了旗帜，刻了印章，还到大街游行了几回。其实整个队伍就是我一个人。背后有毛主席撑腰，我一点也不怕。
在庄严的批判会上，向毛主席敬礼，读最高指示，呼口号，一样也不少。我请“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坐下，听我读《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然后回答我的问题。尽管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但每次还是无果而终。有什么办法呢，权在他们手中，我是弱势者，是在向他们乞讨平反。当然也没有白费功夫，因为每次批判都会引来了不少人观看，除县委、县人委的人外，还有街上的人，基层单位的人，进驻机关的红卫兵，他们也来帮我说话。“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副县长张文才最先有所触动，认为我有礼有节，讲政策，说道理，先前对我有些过分。我写了《我听到张县长前进的脚步声》的大字报表扬他，为其后争取到干部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形成全县一大派组织打下了基础。

西昌县的两大派

两派对立不好，造成了许多乱象，也是造反派被妖魔化的原因之一。那么当时为什么有两派对立呢？我们西昌县对立的两派是怎么形成的呢？
1967年“二月镇反”时，我逃到偏远的母猪湾知青农场躲了起来。机关镇反主要是镇压《鲁迅精神战斗团》。这个组织是以县级机关中层领导干部和县委各部、县人委各科的得力干部为主要成员。其一号头头叫彭洪明，是县水利局副局长，也是该单位“文革小组”副组长，运动初期执行资反路线，只有十多个人的单位，被打成三四类的就有五人，其中一人后来自杀。县委说他造反有野心，想当副县长，所以镇反时第一个被抓。另外两个负责人尹奇辉和李锐都是县委秘书，也同时被抓。他们都是一、二类人，当局认为他们造反威胁最大。四月中央处理安徽问题文件下达时，他们还在狱中。
此时我回到城里，在红卫兵的配合下，发动、组织一些群众，大造声势要求释放他们，同公检法军管会谈判，到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他们出狱后却让人失望，有的说要去北京告状，有的说再也不干了。而当时被关着的基层单位的人还很多，他们不仅不去营救，反而还警告我要老老实实，等候运动后期处理，说他们跟我性质不同，要与我划清界限。这不等于还认定我是敌人，要剥夺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吗？
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要解放群众，包括所有三四类，在批判“二月镇反”的同时继续批判资反路线，烧掉黑材料，平反受迫害者。我组织人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系列大字报，全城张贴。我八方串连，将县级机关的三四类发动起来，把“双枪战斗队”扩大，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农村都有人参加，知青也不少。下属组织还包括县铁工厂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西昌分团，这是一支纯工人的队伍，人也众多。我们同时得了到地区一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成为他们在西昌县的下属组织。两大派格局就此形成。
在我们开展的继续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中，“鲁团”的主要头目都成了我们的批判对象，黑材料就在他们手中，勒令交出，还要检讨。若算打“派仗”的话，派仗就此打开。在这过程中，另一派主要负责人彭洪明十分被动，他只好辞去职务，隐藏到幕后。

不曾有过“造反派掌权”

以西昌县的实情而论，所谓造反派掌权的历史，一天也没有过。县革委的成立完全是支左部队背着两派造反组织到一个叫桃核村的小村子里秘密炮制的。成立后两派组织都持反对立场，没有任何权威性。
先前，尽管我们这派把文化大革命干得轰轰烈烈，支左的人武部却不予承认，反而公开支持另一派。究其原因，一是武装部在“二月镇反”中镇压了他们，内心有愧；二是认为他们干部多，人员纯——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大多数部长，都成了他们的核心成员。而我们这一派都是普通群众，属于领导干部的一个也没有。后来虽然对我们也表示承认，那是人武部受到军分区领导的严厉批评后被动地改变态度的结果。
在筹建县革委前，县人武部将两派组织的头头都送到省革委学习班，并叫两派各提方案，报结合干部的材料和群众代表的名单。然而在军方主持下多次讨论，时达一月之久，毫无结果。最后决定双方回县上后继续讨论。当我们回到县里，西昌县革命委员会已经“胜利”诞生。而结合的干部、群众代表，全是由人武部指定的。尽管两派反对的大幅标语贴上大街，集体抗议多次，然而生米已成熟饭，谁能奈何？
本派勤务组成员七人，三人红色出身，三人家庭出身不好，一人有“历史污点”，一个也未进革委会。被指定代表我们这派担任副主任的李永荣，原是团县委干事，转业军人，是先前全县最大的保守组织的头头之一，后来参加了造反组织也很少活动。即使他任副主任，在革委会里也没有上过一天班，连办公桌都没有一张。

我这个“五一六分子”

“批清”运动开始了。“批”是批极左思潮，“清”是清“五一六”、“三老会”。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组织问题，本来风马牛互不相干，之所以连在了一起，是因为运动中多次传达周恩来的话：“只要是思想极左的人，不管他们与五一六集团有无组织关系，都要算五一六分子。”周的话为什么如此离谱？因为这场运动的起因是他，北京造反的大学生们联合成立的“五一六兵团”是反周的，此时毛、周彼此需要，有了个“蜜月”期。
县上的运动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进行。一开始，我就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批斗。第一次受迫害时，我是站高桌子，这一次是坐“喷气式”了。首先被人揪上台，然后低头弯腰，反背两手，手臂直伸朝天，像喷气式飞机似的。让你血脉倒流，头昏眼花，天地不辨。每天两次、三次。县委多次研究要逮捕我。学习班负责人叫陈树屏，是前公安局长，他说，此人问题很严重，牵涉面大，上下左右关系复杂，同许多人许多案件搅在一起，现在此人在我们严密控制中，跑不了，说抓就抓，不过抓了关起来，要提审十分不便。我意不妨将大鱼放在后面，方便办案。幸好我受了这放长线策略的变相保护，最终未进铁屋。
由于林彪事件发生，学习班结束，我又回到知青办上班。工作认真积极，常常下乡，与知青们同吃同住，教他们看书学习，搞文艺创作。但同时我也反复思考我的人生道路。那个年代每个人的道路都是很窄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个问号，一切都成白费。只不过我的头上还是显出一缕曙光：因为自己有一定的文艺基础，可能被调到地区文艺单位搞创作，从而走出西昌县。
情况总是这样，当我提出调离时，我又成了“宝贝”：办公室主任M对我称道不已，什么年轻，能干，有文化，一人顶多人干活，知晓情况，舍不得，不能走。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说我写过入党申请，支部有过讨论，县委的安排，任宣传部副部长或知青办副主任，由我选择。我想，这是我应当走的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的坚持下，到了西昌地区京剧团搞专职编剧。到剧团后我就申请下乡，参加地区“基教”（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去到米易县的一个边远山区，三个月才能回城一次。

打倒“王张江姚胥”

在遥远的山区，我依然知道毛死了，四人帮垮了。一九七七年春节后的第一天，西昌县来了三个人，揪我回县上接受清查和批判。走在大街上，从大幅标语上知道，彭洪明和我由地委批准点名批判。他们将我关在县委一座白楼上，楼下有十人看守。叫我交待如下问题：
一、篡党夺权问题；
二、打人致死问题；
三、上山打游击问题。
我非常明白，三大问题中若有一个成立，都将置我于死地。但我不怕，我比谁都知道我自己，所以定能从容对付。第二天同彭洪明在大礼堂接受县级机关群众批斗。接着到各区、公社游斗，沿途呼喊的口号是：“打倒王张江姚胥！”后来他们还组织了十万人批斗大会。
当时的西昌，只有惟一的一个广场，最大容量是一万人，这十万人的大会如何召开呢？他们将主会场设在西昌，各区、社设分会场，以有线广播连接，同时这有线广播还要连接到在西昌的中央级单位、省级单位、地级单位。机关、矿山、工厂、街道、商店、学校、军营、监狱、农村生产队，都必须收听。这是迄今西昌县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大会。
在如此浩大的声势面前，我却看到了虚假的一面。比如说，白天在台上批斗我，县委书记晚上却来白楼同我谈天，谈有关电影的有趣情节。他问我如何开展农业学大寨，我说解散公社；问我如何搞计划生育，我说打开国门。伙食团每个职工只能打一份回锅肉，我却因为他的关照可以一次打三份。有一次他走时还送我一条金沙江香烟。我问看管我的人这是为什么？有的说是怕运动翻盘我报复他；有的说是安抚我，怕我自杀。
三大问题是我脖子上的三把刀子。
关于篡党夺权：
在批判会上我问他们，自己一未占县委办公室，二未抢公章，篡党夺权从何说起？他们说我写有篡党夺权纲领文件，叫《三条十五款》，并有文字为证。我看了文字，记起是我的一次谈话。有次我从米易回家拿生活费，在西昌呆了三天。一日一个女人上门找我，她还是个党员，她的丈夫叫姜百通，在“批清”运动中被公检法军管会枪毙了，同案被判被关的尚有数人。最高法院接到家属申诉来昌调查后，对家属明确表态，此案全属错案，给予平反。但当地有关部门，以怕挑起派性为借口，久拖不决。经我了解，原对立派对姜案平反，反对声浪很大，然而原对立派也有几桩错案基于相同理由解决不了。姜百通原是小学教师，原我派勤务组成员。由于我当时已离开西昌县，显得超脱，便召集原两派的一些人，在县委小楼会议室座谈。我在发言中，谈了形势、原两派对立造成的恶果、当前原造反派的处境，希望在落实政策时，排除不必要的派性干扰。我讲了三个问题，每个问题又讲了五点，被人记录了下来，又交到县领导者手中，被概括为《三条十五款》。这个记录，现在定性为我篡党夺权的纲领文件，县领导者将它上报省上，下发支部，交全民批判，闹了将近半年。到了运动中途，省检查团来昌，说篡党夺权纲领只能是“四人帮”制定，且《三条十五款》的用语都是当时《人民日报》的公开文字，不能以此定罪。还说“王张江姚胥”的提法与中央精神不符，“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不能搞成五人帮了。此事就此打住。
他们又弄出另一个问题来要我交待。那就是西昌地委第一书记辛易之在一次县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说，西昌县不用胥勋和是没有发现的眼光，他当县委书记比你们都强。他们说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而辛易之已经调走了，逼问我辛为什么要讲这个话。我长时间无言以对，后来我说，你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是我叫辛讲的，就与我无关，你们要问就去问辛本人好了。想来真是笑话。
关于打人致死：
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我说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没有县级武斗队（基层组织有，是自行活动，或随地区组织活动），我没有摸过枪，拿过棍，打过谁一耳光，戳过谁一指头。问他们我打人致死之事从何说起？他们说在某次事件中，我派打死了对方一人，要我负责。我问负什么责？当时我不在场。他们时而说是我的策划，时而说是我派人抓的，是我叫人打的。总之与我脱不了关系，但又拿不出证据。闹了多时也就无果而终。
关于上山打游击：
这是钢鞭的钢鞭，一旦成立就要上断头台。我在米易山上断续住了一年，是地委“基教”工作团安排去的。我是工作队成员，搞调查不是个人活动。再说那里的人很穷，一百多户人家，过年只有两家有肉吃，有十多家没有床、被，有三家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出门时轮着穿，他们一年到头没有吃过一顿白米饭。我的调查报告得到工作团的认可，还表扬了我的工作。怎么成了上山打游击的反革命活动呢？
本来这个天大的问题已经解决，其它问题亦不存在，眼看我将返回单位了。忽然一声惊雷——有人检举我：在毛死后，曾到成都与原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头头、时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邓兴国策划上螺吉山打游击，以对抗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我又被批斗三个月，最后证明全是子虚乌有。
经过半年多的隔离审查和批判斗争，最后不了了之。
我们的社会现实是一代人渐渐觉醒的现实。在时间前进的脚步声中，将有更多的人觉醒。在文化革命的大背景下，全国上下每个人的真实面孔都被逼着显露了出来。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像是一盏拨亮的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一幕幕场景，知道了造反派的一回回受害是怎么回事，那打人的手是从何处伸来。第一次受害——资反路线，整造反派的是刘邓；第二次受害——二月镇反，整造反派的是“支左”军人；第三次受害——批清运动，整造反派的是周毛；第四次受害——揭批查运动，整造反派的是华国锋和元老们。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命运，这就是一个时段的历史。
一个造神时代过去了，“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疑虑，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的探索追求”（李泽厚语）……一道道思想之河，历经千难万险，一刻不停地在神州大地涌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年了。它留下的遗产，足够很多世代慢慢消化。不管黑暗还是光明，都暗暗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影响着我们的步伐。对这座规模宏大的炼狱，应该像周伦佐这样，用思想的灯光去探照！
让我们都来拨亮思想的灯。

2006-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