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 析“人民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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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民文革”

刘自立  原载《记忆》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１日第1５期


纳粹，是指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反纳粹，是不可能涵盖在纳粹这个名词中的另一个概念。没有人可以用纳粹这个概念来涵盖反对纳粹的历史，而制造一个“两个纳粹”，或者“革命纳粹”、“人民纳粹”的说法。
同理，我们定位文革，应该得出类似的判断。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文革，即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包括在文革的定义之中，而应该纳入“反文革”当中，它与“人民文革”无关。

文革爆发的前提

人民，是跟着毛，跟在他后面叫嚣和杀戮的——这些杀戮者，最小的是小学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杀戮的暴力——而这个暴力目的论是毛炮制的。“要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都是宣扬暴力的。
在文革中，人民被欺骗和被利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被欺骗的内容所在——就像今天说的，人民没有知情权。知情权的被褫夺，使得文革发动者轻而易举地一呼百应，万岁遮天。
这一知情权的被褫夺，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那时，非党文化被消除殆尽。1957年早些时候尚存在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被埋葬。十年洗脑，中国变成世界上愚民数量最众的国家。中国人从此丧失了党语言之外的语言。
正是在这种文化整肃和思想灭绝的前提下，文革得以爆发。文革的思维——人民的思维，人民文革的思维得以在1966年产生。令人惊异的是，它一直延续到今天“人民文革”论者的鼓噪之中。
在没有非党文化的中国，人们只是在党文化的两种政治信号中判别时政，选择对错是非。一个是毛式信号，一个是刘式信号。而所有的反对派，基本上只能获得这两种信号。一些伟大的沉默者，或者被打死，或者继续沉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们无法向社会提供信息，对社会没有影响。
套用一句邱吉尔的话：民主不好，专制更坏——至少在六十年代，刘的政策虽不算好，但是毛，则更加糟糕（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可能言及普世价值）。
于是，我们说，文革反对派，是在刘，毛之间滑动的，其依附的是两种“正统”，而非1957年的非正统。个中原因，极为简单。因为1957年的右派——我不是说那些“第二种忠诚者”——其政治思想资源，不是毛，也不是刘，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这个思想到了1966年，基本上，只是外星球的语言了。中国人的政治语汇中，再无三权分立，制度治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之类。
基于这个大背景，认为文革中有“人民文革”也好，“两个文革”也好，“异端思潮”也好，这样的推导都抹煞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国人的愚昧是发动文革的基础。一些遇罗克一样的先知先觉者，尚且要搬用毛式语言，而藏其利器，何况庸常之辈（惟有林昭除外。她是圣女，其思想精神资源，来自神，来自圣经，自然不关乎毛、刘）……
这个革命是毛发动的，而其载体是人民。毛高呼“人民万岁”，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就是人民——罗伯斯庇尔这样说过——“我就是人民”。

析“反对官僚”

“人民文革”的主张者说，人民借文革之机造反，反对官僚和体制。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他们的造反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行为，是不是人民的自主之举？此举何以在一个专制体制之内，造就了某种专制首脑认可的群众运动？
那时的中国，经济上的全面匮乏，思想上的全面禁锢，生活上的蓝蚂蚁化，个性上的党化扭曲和狼奶毒化。刘少奇为了维护官僚体制，采取了“不”杀鸡取卵的相对良策，致使毛丧心病狂地予以反对。于是，毛利用人民对于这个体制本身的不满，散布毛式造反意识，成为那个时期的一种政治生活特色。也就是说，独裁者和官僚体制之间发生了个人龃龉和权力争夺。
我们要强调的是，毛，作为一个独裁者，和刘发生矛盾以后，他的政治资源导向了人民。他需要利用人民的不满。只要独裁者继续玩弄政治，利用人民就成为他屡试不爽的游戏。而玩弄这个游戏的不二法门是，在此之前，他允诺他的官僚们对于人民进行驯化，洗脑，从而使他在发动群众时没有任何顾虑。因为人民已经沦为他的工具。无论是希特勒的反对兴登堡，还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拿出人民进行辩护，而人民，在那个体制里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毛要打倒刘，他一方面组织中央文革，启用他的一些亲信；另一方面，他诱惑中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且装作一个反对官僚者，进行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的炮制——同时，他破坏国家和党政系统的游戏规则，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实行无法无天的实践，这个实践的结果，是使毛成为一个超级官僚，而不是反官僚——文革始终没有取消官僚的特权，这不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吗？
毛盗用克鲁泡特金的无秩序论和怀疑一切论，以达到破坏官僚体制之秩序的目的。因为，他知道，八大以来的秩序，无法为其所用。在这个假巴黎公社原则下行事和思考的人群中，就有时年十六、七岁的笔者。我们以为文革的伟大梦想是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平等。
尽管，独裁者反对官僚的做法，和人民籍此发出的，本来就怨恨于这个体制的反对之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令人无法分辨的是，究竟是毛在反对官僚体制，还是人民获得了某种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权利，被允诺和毛一起玩此游戏？
事实证明，是毛在利用和控制人民，而非相反。因为毛控制了一切资源——他的革委会、他的两报一刊、他的文革小组、他的周恩来、他的林彪……都在虎视眈眈地监视那些遍布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和他们的小报。如果在这些所谓人民的言论和行为中，稍有越轨，就马上取缔（刊登遇罗克文章的《中学文革报》就是一例）。这个局面是文革过来者都一清二楚的。
更有甚者，那些基本上按照毛的意志“闹革命”的人，如果他们的思维触犯了毛规，或者和毛的正统又不正统的思维发生抵触，就立即成为牺牲者，哪怕他其实也是一个毛体制内的思想者。
也就是说，只要独裁者高高在上，拥护独裁者的，由独裁者发动和领导的“人民革命”，就是子虚乌有的神话。
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杀人合法的时代，什么人是可以被杀戮的？官僚吗？“黑帮”吗？“反动权威”吗？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被杀死呢？或者说，共产党的大小官吏们，官僚们，是不是也像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一样，可以先被革命道理杀死精神，再被革命者杀死肉体呢？
这个“反对官僚”的文革，是不是因为杀死和反对了干部（当权派）阶层，就带出人民性了呢？
我们还要问：要打倒和攻击的官僚，你如何辨别之？是不是也有一个官方式的级别定义呢？你要打倒的，是所谓十三级以上的，还是以下的？在北京，十三级以上，才是官僚和准官僚阶层；而在外地，在县市，十三级，可以说是大官了。按照“人民文革”者的说法，你们是要打倒所有的十三级，还是以上者？你们如何区分“打击官僚”这个定义呢？你们对待准官僚，享有高等艺术级别的人，原资本家、后来的民主人士等等，又如何处理——他们是官僚吗？是新阶级吗？是特权吗？
革命，是有对象的，是对准一个个阶级和阶层的，“人民文革”究竟要对准什么阶级和阶层呢？王洪文，张春桥一类货色，是什么级别，什么官僚？对待李素文、陈永贵一类新贵，又如何定义？
比如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这个举动，是不是反对官僚之举动呢？因为卞仲耘是十三级干部。按照反对官僚的革命是人民文革这一逻辑，你们是不是说，这个杀人案件是革命事件，是人民文革，是造反有理呢？
其实，文革岂止是“反对官僚”！文革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摧残和杀戮。

析“大民主”

“人民文革”论者的一个辩解是，毛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在利用他——比如人们利用了“大民主”来反对官僚阶层。
但是，笔者始终不知道人民是如何利用毛的，却只看到毛利用人民。因为，毛在六月七月八月……直到九大，打倒刘，就回到体制之内了，就不再提什么“大民主”了。这和他在此之前发出造反有理，形成一个硬币的两面。于是，此一时之真理，变成了彼一时之反动言论。“人民文革”之虚妄在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来判断“正确”与否，更无权提出任何怀疑。
说到宣扬“大民主”时鼓吹的巴黎公社原则，文革中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和巴黎公社之主张非权威化的无政府主义，哪里有任何一丁点共同之处呢？毛所谓的巴黎公社，不提布朗基主义、巴枯宁和普鲁东主义，更不敢提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权威的核心精神。
毛的假无政府主义，只是撷取其无秩序一招，来达到他天下大乱，冲开刘邓壁垒，实行其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之目的。当年的青少年相信毛式巴黎公社尚可理解。而经历过文革且年逾近耳顺者，仍把污物当作圣品祭拜，则令人不可理喻。
毛号召人民施行“大民主”，但实施民主必须的条件，如多党竞争选举、司法监督、新闻自由等等一概免谈。总之，民主ABC在“大民主”里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个镇压一切反对派和潜在反对派、假想反对派的“公安六条”。这个“大民主”是什么货色呢？是他一人的皇权式民主，是他操纵的多数暴政——这个多数，于人而言等于一，于民主而言等于零。
于是，人民踢开党委，自立门户，自封红卫兵、造反派，开始了革命和杀人——我们知道，他们批斗那些共产党干部，甚至打死“走资派”（比如煤炭部长张霖之，山西省委书记卫恒），行使暴力，满腔正义，一往无前……其实，都是毛的意志和企图。
我们认为，人民以“大民主”对于所谓人民之敌的杀戮和斗争，是枉顾法治和信仰原则的——我们这里说的，是博爱和宽容的原则，不是毛信仰。其中一个最为简单的原则是，当权派的罪恶，是不是可以用斗争、批判或者杀死这样的方式处理？（虽然，这个处理方式更多地表现在官方的镇压和杀戮中）换言之，在没有法治框架和思维的文革时期，中国人是不是想得起来，建立一种法治定罪制度，对党的干部进行量刑和治罪——如果这样做了，毛的意图是否还能付诸实施？
我们认为，对毛、对刘、对“走资派”的清算，不是进行N次文革，而是要将他们带进法庭——带入普世意义上的法庭，而不是带入大批判、大斗争、打死人如打死一只蚂蚁的斗批改大广场。
正是因为人们不假分析地给出一种“反对官僚即为真理”（正如水浒“杀赃官即为替天行道”）的毛式革命论——加上他们完全误解的巴黎公社精神（尤其是他们误解毛式公社说的真正意图），文革研究，才会出现今天如此荒唐的局面。

析“趁机造反”

“人民文革”论者说，因为造反派“趁机造反”，于是，和毛的文革形成对峙，造就了第二个文革。这个说法接下来的推理则是，那个造反和“人民文革”，是后来发生四五运动乃至八九运动的最初尝试，其意义之高要足够估计。
这个说法是不是合乎逻辑呢？
文革中造反派的"打倒"，是在何种意义上的革命，应该廓清其内涵。
暴力革命，在1789年和1917年都曾经发生。那种血流成河的场景被无数作家记述和分析。多数作家，除去定义其历史的必然性之外，都对暴力带来的屠杀，毁灭和虚无主义给予批判。其中，暴力败坏人性，中断传统，制造仇恨……是他们否定的主要根据。在法国革命以后的岁月中，法国本土和英国的一些作家，对之进行了汗牛充栋的著述。其中恢复法治和重建信仰，是革命后做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的复旧，有赖于其先前的存在。法国的基督教重建，当然是捡回被丢掉的东西；而拿破仑法典的建构，则是对于英国反革命派的的妥协。这两件事情的完成本身，就是对于革命的清算。
没有人说，革命的发动和避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但是，也没有人主张，要在西方再次发动一种枉顾法治和信仰的革命。法国1968年发动的革命，没有提供取代法国现存制度的理论实践，它不曾动摇其根本的民主和宗教，只是左派不断地做出他们的貌似伏尔泰的批判，在不会被镇压，更不会像遇罗克和林昭一样被枪毙的前提下，提出他们的乌托邦梦幻。
所有这些，和文革的前提及背景，没有任何一致性。
文革是在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的框架里进行的。于是，在此游戏中，民主的、法治的、文明和文化的因素，根本就是一场虚无。一百年来，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只是在纸上谈兵，从孙文到胡适。而党文化，在两党的革命大业中却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党文化，分为蒋和毛的两种。蒋介石是有文化的专制，毛是无文化的集权。这个比较和区分，是我们估价百年中国的尺度。去除这个尺度，就无法了解一些极为本质性和常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就无法了解民主的有无和多少的问题。
在这个基本前提确定以后，我们再看文革的游戏规则。
这个规则的产生，是在不具备任何民主宪政传统的革命现场中制定的，这个规则的反规则性，其实非常浅显，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就是法律。在这个规则面前，革命人民进入革命场景，立刻转化为对革命对象的杀戮和侮辱，甚至可以吃掉敌人的肉体——据说，这个吃人的法则是有国粹传统的，但是，这个吃人的法则，更多来源于1966年的“无法无天”。打人，杀人，成为文革的革命方法和革命意志。杀人狂的基本根据，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好人打坏人，活该！”
1966年红卫兵成立以前，毛就在《人民日报》刊登“造反有理”暗示了现代水浒大戏就要开场。清华附中红卫兵心领神会，马上炮制造反有理——实为杀人有理的前奏曲。毛见到欢喜若狂，说，我支持你们。于是，杀人游戏在杀人理论的蛊惑下，正式拉开序幕。
1966年，在这个杀人游戏的第一场戏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毛为了“天下大乱”，发表十六条，宣扬巴黎公社无政府主义，同时假惺惺说，要文斗……可是，“八一八”，他却改口，直接说 “要武嘛！”于是，北京城，成为杀人屠场。
人民，是在谁的赋予下进行造反的？“趁机”之说所指的这个“机”，是人民权利的恢复，还是人民被当作了毛的一只枪（江青说，我是他的一条狗），狼奔豕突了一回？在毛把你当枪（或曰“铁扫帚”）使的时候，也就是你被劫持，甚至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后，你的权利，人身，心思，究竟是获得了愉悦，还是感到了不幸？
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文革，是毛借助人民之手进行、完成的。文革的主体，人民，被当作一种毛式力量任意驱使之。这是主流，其他抑或存在，也无关大局。
那个短暂的造反时期，毛在其革命历史上运作过无数次，调动过千千万万人众，你以为是意外获得机会了？
你以为你关在笼子里的自由，就是自由本身的一部分了？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被毛玩弄的那种耻辱和羞愧吗？
毛在《红旗》1966年十三期以后的作为，就是又一次引蛇出洞——人民，也是他的蛇，因为，那个时期，他必须造成他四十年代在重庆鼓吹民主的效果。
毛，没有预料到吗？这个胸有百万兵者。难道他不知道他镇压的地富反坏右，一时间，也会枉顾经验，“趁机”起来利用之吗？
毛，不知道你广西，广东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压迫吗？他不知道造反会产生类似他们打倒蒋介石从而打倒他本人的革命吗？他知道。但是，形势需要他放出这个许诺，而不是形势造就了造反派出来“维权”。
毛要放开政治空间，造成一个“大民主”的乌托邦时空。目的达到，他再收回许诺——而有人却以为这个被释放的时空是一次革命。
在此前提下，究竟你为螳螂，抑或他为黄雀，还不清楚吗？

析“造反维权”

又有人认为文革中的造反，即“人民文革”，是人民在奋起维权。
毛会容忍任何“维权”运动吗？实际上，毛只是释放了“人民可以维权”的假空间。人民被他操纵，然后表演，然后下台，“向毛主席请罪”……难道不可以想象，毛何以给出这个空间吗？利用这个空间，究竟是毛意，还是民意？难道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
我们看到，当美国人登月，宣告人类新使命的时候，毛在做些什么，国人在被迫或者主动做些什么——他们云集在一起大唱革命赞歌，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亲，说，他们又打倒了一个害人虫刘少奇。又粉碎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可悲竟至可笑。他们和登月时代真是天地、人兽之隔。
毛对于造成他独裁地位的功臣，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林，尚且可以任意打倒，不准辩护，不准“维权”（刘曾在遭到造反派批斗后徒劳无益地拿出《宪法》），他会把人民放在维权和解放的地位予以重视吗？
他，俨然一个世外之人，或者去南方游逛，或者写诗造文，或者游泳戏水，最后，写大字报。他当然不但懂得人民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而且懂得人民丝毫没有任何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言——他知道，革命形势是随时存在的，因为，正是他本人，造就了这个民不聊生之局面。然而他说，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刘、邓（以后又是林），是他们危害了革命，损害了人民利益，要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他摇身一变，成为鼓动革命之第一人——而那些“人民文革”者，却无人敢于指出，全部罪过，应该由他负责。
他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毛选里没有的“造反有理”的语录；他给中学生写信，鼓动他们造反，不学习，搞空头政治，培养狼之精神。他策动中学成立合法的假民间组织——红卫兵。他写大字报，然后在政治局印发——哪有大字报在衙门里传阅的道理！一个完全由毛发动的“维权运动”，在笔杆子们的蛊惑下，成了气候——焉有不成气候的道理！毛即朕，即国，即“人民”。毛，当然希望无论是“经济主义”的反对派，还是政治主义的反对派，在他未实现政治目标时，都群起而乱之，乱倒刘少奇，为止。
“人民文革”论者，看到在毛的鼓动里出现的造反派中，有若干似乎是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存在——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正好是毛本人，在号召造反。他希望人民起来反对那个刘邓官僚体制——毛，甚至于几乎是义愤填膺的。他好像上帝一样，一夜间，成了人民的耶稣。
而当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以后，一切造反，一切经济、政治权利之维护，一切人民之所谓，就都滚蛋了，滚到毛式粪坑里去了。
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起来造反，而获得毛恩赐的任何权利——他们本身的造反，也同样没有任何逃脱毛掌控和左右其意志的可能性。经济主义被镇压（被称作“反革命经济主义”），政治主义同样被镇压（被称作“现行反革命”、“五一六”，等等）——人们看到蒯大富，聂元梓已经被毛抛弃，造反派的命运，其实在毛时代就已经结束。
文革，是毛捡回其拙劣的痞子运动理论，将《水浒传》里的杀人场面，再呈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地上。
这是一个绝对倒退和无耻的政治伎俩。无论从政治手段，还是从思想方式上，都是国人蒙受和遭受的一种亘古未有的耻辱和灾难。
正像有人指出的，文革是“国耻”。是中国的大面积杀戮和迫害——而且可悲、荒诞的是，不是杀戮敌人，而是杀戮无辜！
“人民文革”论者，和拥护文革者，只差半步之遥。其中还派生某种连带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人民”的旗号下，遮蔽一个基本事实：文革实在是一种毛式游戏，愚弄和侮辱了愚昧和疯狂的国人。
所以说，“人民文革”就是毛文革，“人民文革”也是镇压和杀戮——只是，它决不是反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