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毛泽东、梁漱溟争论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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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梁争论的来龙去脉

谢燕

在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在京委员梁漱溟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梁漱溟发言认为，当今中国“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毛泽东听了很生气，当即予以反驳。梁漱溟不服，仍坚持己见。于是，两人就在大庭广众之中，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争论起来。

新华社当时没有报道这件事。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们从中看到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批判梁漱溟的主要部分。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反动透顶”。当年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如果单讲“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这两句话，梁漱溟的问题似乎没有像毛泽东说的这么严重。事后也没有撤销他的政协委员职务，仍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对象。也许其中有我们不知道的重要原因，我们又不便提出我们的疑问。

现在，我撰写此文，试图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梁漱溟其人，我们只听说他有“中国当代最后一位儒家学者”之称。抗战以前，他一直自觉自愿在农村从事所谓“乡村建设工作”。抗战期间，慕名到过延安，和毛泽东相识，成为老朋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理论界思想很活跃，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过去党中央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大胆进行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薛暮桥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并没有一句话说到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而是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向苏联学习，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我们在苏联援助下进行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其中主要是重工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为着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重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不主要来自农民。那时我国的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八，不可能提供多少积累。轻工业表面上提供的积累比较多，但是它的原材料主要来自农业，它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买进生产原料，再向农民高价卖出成品（例如纺织业），通过不等价交换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农民提供的农业税数量不很多，但通过不等价交换所提供的积累比农业税多几倍。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粮食、棉布和副食品的供应开始发生困难。为着保证城市供应，国家不能不实行粮食、棉布的征购、统购，后来又加上肉、蛋等副食品的派购，并实行粮食、棉布和某些副食品的定量供应。征购、统购、派购限制了农民自己的消费，有几年征购粮食过多，农民口粮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薛暮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的了解，国内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这本书，文字朴素无华，事实确凿俱在，观点也实事求是，令人读后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梁漱溟说的农民生活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革命战争年代，大家都相信，战争胜利结束，新中国诞生，就会过上好日子。可是，全国解放以后没有多久，日子便渐渐使人感到紧张起来。从口粮、蔬菜、到日常生活用品，几乎全部都按人头或者按住户定量供应。在全国各类人口中，确实是以农民的生活最苦。数以亿计的农民常年累月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工人的生活比农民的生活只能说略好一点：工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不同于农民按工分计酬。每人每天平均得到一斤上下的口粮，也比农民有保证。梁漱溟发言为农民叫苦，显系夸张之词。薛暮桥没有说明梁漱溟看到的问题，在他的书中只涉及这些问题产生的经济原因。其他方面的原因当然会有的，限于他的书的研究范围，而没有说到。

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的要求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将来将会过上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同时发扬党的政治优势，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在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明智者则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老干部出生入死，历经艰难险阻，革命终于取得胜利。面对政治上和物质生活上日渐困难的状况，有的人认为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不应是这样的。这种说法遭到批判，甚至被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他们不服，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就下定决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胜利了，革命精神还应继续发扬，但在物质生活上，政治待遇上，新社会总应比旧社会好，决不应这样“每况愈下”。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曾写道：

“毋庸讳言，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工作中是有缺点的。……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一再‘加速’、‘加快’，以致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过渡，‘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改’的工作也做得很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后来在建设和工作中，多次发生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和其他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也不能不说与此是有关联的。倘若按照原来测算和确定的时间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全面精细地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情况可能要比提前完成好得多。”（上卷229-2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薄老作为当年国家经济机关的重要领导者，在这本书中写下这一段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他写到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缺点时，指责了执行者，似乎与决策者无关，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是谁要求加速、加快？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起源在哪里？他就避而不写。

党中央的理论权威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写一本《回忆毛泽东》的书。1991年8月28日，他召见写作班子成员，谈了他对写作这本书的总体设想。其中说到了当年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他说：

“薄老的书（指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没有提。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毛主席发火不对，但为什么发火？当时关键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漱溟争论主要在这里。梁漱溟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作不可的事。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毛主席气得很。”（《胡乔木谈中共党史》37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胡乔木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两个职务自然使他对毛泽东日常最关注的问题了解，超过了其他人。他说到当年毛、梁争论时毛泽东最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工业化，这是无可非议、不用怀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胡乔木只强调毛泽东用心之善良，而不提到他决策上的错误，他的这些话，就不成其为“公道话”，而显得为尊者讳了。

说起来话就长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真正懂得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的干部不多。全国解放以后，既然要建设工业化国家，毛泽东便下定决心，“一边倒”，学习苏联，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克服我们的困难。大家知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这当然都是对的。问题是学什么？这样学？毛泽东也早就要求我们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全党在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为此和王明进行过长期的斗争。这些话如今已成为老生常谈，尽人皆知。不过这时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的实际工作中，似乎忘记了这些话。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导致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共产，又称共产国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苏共前身）内部也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列宁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十月革命期间，列宁作出了一些英明的决策，取得胜利。但难免也犯有一些“左”的错误。列宁的伟大之处是知错必改，发现了问题随时解决。从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列宁体会到，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何等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太多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足造成的。经过深思熟虑，列宁下定决心，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

所谓新经济政策，首先就从农业着手，不再实行余粮搜集制，不再派布尔什维克党员带领城市工人到乡下去，挨家挨户搜查，发现余粮，都收归国有。这种粗暴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农民的愤怒和反对。列宁深知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他下令用征收粮食税取代余粮搜集制。由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向农民征收粮食税。对于农民家中贮藏的粮食，由政府收购一部分，而不是没收，更不是全部。剩下的余粮，都让农民自行处理，这就受到农民的欢迎。

列宁考虑得非常周到。他预见到这样一来，必将引起苏联全社会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既然允许农民自行出售余粮，苏维埃政府就得开放市场，允许商品、货币合法流动。既然市场开放，城乡里的工商业者就可以将他们生产的或掌握的日用工业品拿到农村市场上来，和农产品进行等价交换。这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深受农民欢迎的做法。但也不用赘言，这将不可避免的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应运而生，并日益活跃起来。列宁又认为，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工人阶级更有利，党的领导人不用为此担心。列宁还发动布尔什维克党员下海经商，和资本家竞争，看谁战胜了谁。他们也可以从中学会经商，增强管理经济的能力。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苏维埃政权当时所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否则就没有出路。结果，不只是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工农联盟有所改善，布尔塞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有所提高。可惜好景不长。列宁生病过早地逝世了。斯大林继承了“大位”。我们原都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正确理解、更不坚决执行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他错误地认为新经济政策不过是党处在经济上十分困难的时候，不得不对敌对势力采取的一种妥协退让的策略。他看不出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些重大意义。所以，当列宁逝世以后，过不多久，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他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宣布退让已到终点，必须重新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起冲击。新经济政策到此可以说半途而废。

斯大林这时仍然继续执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制定的方针政策。但是，自从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以后，有些方针政策，已被弃置不用了。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态度更为粗暴。他下令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强迫驱赶到集体农庄中去，即号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建成了社会主义。可想而知，苏联的农业为何一直上不去，苏联的农民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直到1956年苏共召开的十九大，苏联每年的粮食产量还不如沙皇统治俄国的时期多。俄国每年都有余粮出口。苏联每年都要进口粮食，否则人民就会挨饿。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是自从党的二大提出来，并一直得到后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承认的战略部署。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就面临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个前途是必然存在的。问题是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实现。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以后，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要求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十五年，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这时中国经济只恢复到1937年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水平，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经济前提条件相距甚远。本文上面引用薛暮桥、薄一波的书中所写的问题就由此而逐渐发生。

薄一波当时是国家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据他回忆，为了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曾奉命测算过苏联实现工业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实现三大改造用了七年时间。我们中国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还是打了机动时间的。1952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命他乘此机会，给斯大林写一封信，介绍中共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打算。斯大林看了这封信，接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全团成员，表示完全赞同。

斯大林是不会不表示赞同的。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实行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从斯大林那里学习、照样搬到中国来的。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翻版。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党中央还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都应以《苏共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第十二章为重点，这四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苏联当年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

为什么如今我们说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而不是列宁斯大林模式的？这两者有何区别？薄一波在他撰写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揭示了中共中央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影响深远、不为人知的事件。他写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测算有不足之处，是机械地生搬硬套。那时，我们还只是注意测算苏联1924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如果能同时注意对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效果，也从政治上、经济上认真加以‘测算’，可能会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保持更清醒的头脑，在改造的进度、步骤安排上可能会更谨慎更稳当一些。”

我认为这一段话，在薄一波写的长达三十五万字的回忆录中提供的历史事实最为珍贵了。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在中共中央研究确定党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制定方针政策的时候，唯独没有研究学习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是生搬硬套在这之前已被列宁否定的一些建国主张，以及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梁漱溟和薛暮桥、薄一波所揭示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其根源可以看出来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毛泽东不想再走了。充分表述毛泽东当时认识的是下述一些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这些文章对于解决我国当年学习苏联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足之处是没有涉及党的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仍然维护和坚持斯大林的一套社会主义模式。

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深入研究了我国近代历史和现状。他认为毛泽东领导我们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而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不合格”。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合格的呢？又怎样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呢？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在这个具有纲领性的口号指引下，薛暮桥在他的书中指出的那些问题，经过改革开放，就消失不见了。不管梁漱溟的言词如何尖刻，他所说的中国“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情况也不再存在了，农民最起码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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