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佐：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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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

周伦佐  原载《记忆》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１日第1５期

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事实陈述问题，而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事实明摆着——客观陈述时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理论认识就不同了：它要求放眼更大的范围来进行纵横对比，而且还必须服从观察者的价值判断。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区别问题，可能因此而复杂化，甚至出现理论与事实抵牾的局面。考察国内1980年代以来文革话题的非历史语境，一些理论上的误断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希望通过与一些不同观点的商榷，使这个问题的结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第一，应该将造反派与保守派放在什么历史范围来认定？
第二，两类红卫兵共同的青春期叛逆行为有无道义评价上的区别？
第三，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认定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历史范围
造反与保守，在这里特指中国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两种相对不同的政治倾向。
从二者“行为的实质”看，他们都完全是体制内的，不仅保守派自认为永远紧跟、无限忠于、誓死捍卫毛泽东，造反派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双方都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并不存在什么造反派，绝不能与中国历史上和西方同时期那些反体制运动中本义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相比。于是难免出现一种脱离特定历史范围而忽视二者相对区别的观点——认为二者都是保皇派，无区别可言。很多非体制知识分子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蔑视，大多来源于此。
1990年代起改写杂文并以理性分析见长的诗人邵燕祥，曾在一篇专论红卫兵的文章中论及于此。他认为：“先是红卫兵，后来加上成年人的群众组织，在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其实是忽略了彼此的共同之点。就上述的意义而言，除了个别的例外，大家都既是造反派，又都是保皇派，无分轩轾，也无分高下。大家都是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的嘛。”（李辉编《残缺的窗栏板》，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82页）
这种看法当然非常正确，但与辨析文革中相对而言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完全属于两个层面的论题，不可混同。这里说的两种倾向和两种称谓，只是针对文革这段历史中的两种群众组织而言，超出这个范围便毫无意义。徐友渔也深入阐明了文革中“造反”这个说法的名不符实之处，但明确指出：“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0页） 邵老在同一篇文章中曾感慨人们很少对造反红卫兵和保守红卫兵作哪怕稍稍细致一点的区别和分析，并本着这一代人中罕见的良知作了简要陈述，其前提同样是限定历史范围并承认二者相对而言的差异（《残缺的窗栏板》第70—86页）。
另一种脱离特定历史范围并忽视二者之间区别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认为二者都是造反派，并没有多大区别。前一种看法主要着眼于二者“行为的实质”，这种观点却主要着眼于二者“行为的方式”。
的确，在这方面保守派与造反派并没有什么区别，不仅文革中常见的打、砸、抢、抄、抓、杀等野蛮行为是北京保守的“老红卫兵”首先发明的，而且在保守派和造反派长期并存的地方，保守派不仅同样要斗争和打倒那些不支持本派的领导干部，而且同样要全副武装地大搞武斗。从这个角度看，保守派并不保守，有时甚至比造反派还要造反。
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在20世纪80年代那篇引起争议的作品《未完成的埋葬》中，干脆将两派分别称为“‘保守’的‘造反派’”和“‘造反’的‘造反派’”。（刘小雁编《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西安，华岳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77页）
如果忽略两派人员构成的差异和斗争对象的不同，而只注意双方行为方式的一致，这种观点未尝不能成立。因为拿文革时异态社会状况下人们的变态行为与文革前常态社会状况中人们的正常行为相比，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非常过激，不属于造反才怪。
问题在于：现在考察的只是文革这个异态社会状况下两派群众组织因人员构成和斗争对象的不同所表现出的政治倾向的相对差异，而不是他们与文革前常态社会状况中人们行为的对比。当时约定俗成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称谓，仍然是唯一成立的限定。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观点，主要表现在对北京“老红卫兵”的两难认定上，以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为代表。虽然文革中人们对北京“老红卫兵”的保守派性质从无疑义，但进入理性认知层面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这是因为：文革之初那响彻中华大地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是他们最先喊出，政治性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创立，自下而上群众运动的具体形式是他们最先发明，批判斗争“敌人”的基本方式以及打、砸、抢、抄、抓等暴力行为是他们最先采取，而且他们还在运动初期遭受过学校官方和刘少奇所派工作组的压制。无论就他们对于文革中群众性造反的首创意义而言，还是看他们那惊世骇俗的极端姿态，不承认他们是造反派似乎说不过去。徐友渔因此说他们是“最早的造反派”，并将他们和后来的造反红卫兵相提并论：“在局外人印象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1966年所谓‘红八月’中烧图书、砸招牌、改街名、毁教堂、挖孔坟，以及抄家、斗争‘黑帮’、‘牛鬼蛇神’。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干的事，对于后起的造反派而言，还有查抄‘黑材料’、揪斗‘走资派’、围攻军区、真枪实弹地武斗，等等 。……种种行为，毋需分类和作进一步描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造反’。”（《残缺的窗栏板》第132页）
按官方的说法，文革的时间是十年，但属于群众运动形态的时间不足三年。就全国范围而言，这是以“路线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三年，这是以整党内“走资派”代替整党外“阶级敌人”的三年，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瞩目的三年。群众组织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实际只存在于这段时间。民众之所以大分化、大对峙，只是因为这时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各级当权派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正是围绕这个轴心展开。离开当时两派群众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来谈论造反或者保守，难免会失去实际的背景。
前面我把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限定在文革这个历史范围，这里则要将这个历史范围进一步限定为文革中的这三年。
按照是否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标准，北京的“老红卫兵”肯定属保守派无疑。他们那些“造反”创举并不属于这个时期造反的本义。虽然他们19666年6—7月曾受过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但1966年8—9月，他们取得政治主流地位后疯狂推行的“血统论”，又构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造反派正是在批判这条整人路线时崛起的。1966年8月“老红卫兵”兴起并独霸天下时，全国还没有出现红卫兵分成两大派的局面，所以无论称他们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还缺少“相应的对立面”这个两大派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称他们为保守派，只不过是造反红卫兵走上社会舞台之后，根据他们在“血统论”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而给予的指认。他们退出社会舞台中心后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的保守政治倾向，最终证明了这个称谓的有效性。
1966年10月北京中学造反红卫兵兴起后，北京中学生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主要不是取决于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而是取决于对“血统论”是反对还是拥护。围绕“血统论”展开的大辩论，完全暴露了“老红卫兵”的保守派嘴脸。
徐友渔明确指出：“在1966年10月之后，不论是当时社会上所有的人，还是他们自己，都不否认他们是保守派。”（《形形色色的造反》第79页）
四十年后的今天，没有必要将一个名不符实的“造反派”称谓强加给他们，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这个常识问题还经常出差错的时代，尊重常识仍然十分必要。
将“老红卫兵”排除在造反派之外，难免会给今日已经习以为常的文革话语习惯造成某种紊乱。因为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其以群氓运动为特征的造反，而“老红卫兵”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更属于必须否定之列，如果把他们排除于造反派范畴，如何将其纳入“文革=造反”这个等式中来加以否定？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每个文革研究者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比如人道、理性。分析文革中的各种派别，无论官方的极端派还是务实派，也不管民间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行为只要属于反人道、反理性的就一概给予否定。不因其属于文革中的失势者就曲意袒护，也不因其属于文革中的得势者就严词声讨。由此，既可克服因能指与所指的矛盾而导致的概念混淆，又能避免实际认知中的观念障碍。
这样一来，难免会给客观评价造反派留下一块余地。然而这不是后人强行挤占出的，而是历史早已为后人的评说留出的空间。只要尊重历史并尊重常识，就不会感到有什么意外。

两种红卫兵在共同青春期背景下的行为区别
在探寻红卫兵运动的多种原因时，徐友渔特别注意到了“青春期动荡而反常的心理”。他为此写到：
“大多数学生是在他们的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在这个时期，他们由少年走向成人，他们急于向人证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不再需要家长、教师的监护，能够独立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长期生长在高度政治化和禁欲的环境中，当文革把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外力撤去，他们体内洋溢的青春潮水不是按其本性自由发泄，而是由坚实的政治堤岸导向既定的方向。在这个阶段，他们充满激情和想象，常常不能区分梦幻和现实，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战胜任何邪恶的东西，也可以创造各种美好事物。他们缺乏生活经验，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极端，把世界看成只有黑白两色，对人对事抱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态度。他们需要偶像并崇拜偶像，乐于将自己的理想、热情乃至一切奉献给某个偶像。”（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2页）
是的，要想理解青年学生——特别是特权等级家庭出身青年学生的造反，只从社会层面去找原因是行不通的，他们造反的原因更多存在于心理层面——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中。
徐友渔对红卫兵青春期心理特征的描写及其被强行“导向”的揭示，准确而深刻，只是未能进一步分析——在共同的青春期背景下，两类红卫兵的具体行为是否一致。
按我的理解，青春期叛逆心理外化为青年人的非制度化个性表现。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是每个人一生中的两种个性倾向。强烈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为青春期的年轻人所共有。此时的青年人，大多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和自我表现欲望，个性锋芒直指旧的权威和旧的束缚。心理学所称“人生的反叛时期”和“青春期的叛逆”、文学理论所说“狂飙时代”和“叛逆时代”，即指青年个体和青春群体特有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
人在青春期的非制度化倾向，由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所规定。这是生命里程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紧要时期，人生急待完成来到世间后的第二次断乳和第二次站立。同样是要改换食品和摆脱搀扶，但不再像第一次断乳和站立那样是物质性的，而是变成了精神性的。这之前，精神生活无不依傍于家庭和学校的严格监护，精神之乳是其灌输的行为准则和知识谱系，人的精神个性完全不能站立。此时面临要以成年人的身份独立步入社会，他们必须断弃无选择强加的精神炼乳而自行选择适用的精神食粮，他们必须放弃过去的精神依傍而另寻今后的精神依傍。这是一个放弃和选择共存的时期，这是一个断裂和链接同在的时期，既反对依傍又需要依傍，既反对权威又需要权威，既反对偶像又需要偶像。人在心理层面处于从未有过的怀疑、对抗、寻觅、迷惘之中。
非制度化倾向只存现于青春期心理逆反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努力寻求新的制度化皈依。叛旧皈新——青春期心理的双重指向。
个人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一般只局限于家庭范围——以父母所代表的权威存在和制度约束为反叛对象。现代社会通过学校实施的同化教育，会将超出家庭范围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稀释殆尽。在这个范围内，“反叛家庭”——便成为青春期最突出的口号和最显著的现象。这很常见。
罕见的是群体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因为这需要历史机遇及其所搭建的社会舞台。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社会转型、高层争斗……都属于这类机遇。这时社会急剧动荡，秩序严重紊乱，人心极度不安，统治权力失控或者削弱，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多。广大青年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性变动的信息并迅速作出行动的抉择。青年群体的聚集场所——城市中的大学和中学校园，自然成为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为的主要策源地。
青春是勇敢的。他们以群体的姿态走出校园、走上大街、走向广场，大胆地向旧的权威和旧的束缚宣战。
青春又是胆怯的。他们在向旧的权威和束缚挑战时，还必须同时寻求新的价值归属——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主义的、领袖的。这不奇怪。他们正处在人生转变期，心理定势和行为模式尚未最终成型，在社会不信任的目光中还属于边缘人，寻求具有最广泛意义的价值归属及其抽象或具体的权威依附，正是他们克服心理不安全感的本能之举。他们结队行动所凭借的具体理由也要力求能激起社会最普遍的共鸣，目的也无非是获取自身行为最广泛的合法性认同。
中国近代以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1989年的“六四”运动，都是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的典型事件。
不是每一代青年都能拥有群体性表现的历史机遇。
群体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并非都是荡涤社会污浊的革命暴风雨，它有时也充满破坏性，对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只有否定的意义。这主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境遇——那足以引发群体性青春期事变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
构成特定历史境遇的因素很多，而且分不少层面，但至少包括六个具体要件：①什么样的社会背景、②什么样的时代要求、③什么样的事发起因、④什么样的行为动机、⑤反对的旧权威和旧束缚是什么、⑥推崇的新价值目标和新精神偶像是什么。
六个要件中，中间两个是青年叛逆行为的触发点，前两个是其历史坐标，后两个是其价值目标。在历史坐标俯视下的青年叛逆行为的价值目标，自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目标错了便一损俱损，目标对了便一荣俱荣。
功过对错，虽然事发时即见端倪，但最终的评价只能是在事后做出。评价的标准早已包含在俯视着青年叛逆行为的历史坐标之中——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如何？对人性要求的体现如何？这两方面并不等同，有时甚至相反。两方面都能获得肯定性评价的群体性青春期表现是一种类型，只有一方面能得到肯定性评价的群体性青春期表现是又一种类型，两方面都遭到否定性评价的群体性青春期表现是另一种类型。
这纯属他们恰巧碰到的历史境遇给定的，而非青年群体的自由选择。
青春的眼睛因四处寻觅而明亮动人；但青春的眼睛同时又迷惘而盲目：只要遇到群体性表现难得的机会，他们往往来而不拒，甚至不惜饮鸩止渴——特别是为了替自己的非制度化个性表现寻求安全保障和合法性认同之时。如果说他们还有一点清醒之处，那也只是特定的等级地位和利益指向对其行为的暗自牵引。
难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青春是可怕的”。
在《玩笑》中他曾沉痛地写到：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装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
这一番议论所针对的，自然是受到完全否定评价的德国青年纳粹的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为，尽管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青春的确有可怕的一面——当他违背了社会进步和人性潮流的时候。
中国作家巴金却认为“青春是美丽的”。他看到的显然又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类型的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其中自然包括青春个体那昂扬向上的特质：敢于怀疑、勇于反抗、勤于探索、富于幻想、长于追求、甘于献身。青春的确有美丽的一面——当他顺应了社会进步和人性潮流的时候。
有的西方学者试图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权威人格”概念来解释中国红卫兵的性格特征。剔除其中包含的弗洛依德性压抑理论的内核，倒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它至少看出了红卫兵在现实中的态度：既有反抗权威的一面，又有接受和屈从于权威的一面。但它认为这是极权主义国家群体性青春期表现独有的特征，那就错了。这其实是一切群体性青春期表现的共同特征。中国20世纪前期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同样接受和依从了一定的权威——民族和国家，只不过是抽象的至高存在者罢了；20世纪后期的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六四”运动，接受和依从的权威才变为具体的至高存在者——活着的毛泽东和死去的周恩来与胡耀邦。无论依附抽象权威还是具体权威，都是为了群体性青春期行为的安全性需要和合法性认同，并没有其他需要挖掘到童年时代去的更深奥原因。从抽象权威到具体权威的演变，只是说明在极权主义的强力控制下，群体性青春期表现所依附的权威必须是统治阶层的政治领袖，否则便难以获得必需的安全保障和合法认同。
徐友渔从“相同年龄段”的角度，将中国红卫兵运动与德国青年纳粹运动相比较，并没有错。第一，二者都属于体制内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第二，二者都被最高权力者鼓吹的荒谬而反动的观念所导向；第三，二者都狂热地追随于一位身为至高无上者和最高统治者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然而二者的区别仍然很大：青年纳粹运动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反动，红卫兵运动却包含了反对封建性官僚体制的内容；青年纳粹运动是对弱势民族的灭绝性迫害，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人群，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青年纳粹运动的危害遍及整个欧洲，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只限于国内；青年纳粹运动没有分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红卫兵运动却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潮流——而且前者的参加人数更多、存在时间更长、政治作用更大。看不到这些具体差别，任何角度的类比都极易陷入简单化。
我关注的重点是在共同的青春期背景下，造反红卫兵和保守红卫兵的行为有什么分别。
让我依照前面归纳的六个要件来进行考察。
社会背景——
整个国家在解放的欢呼声中被暴力和强权统治了十七年。这种统治虽然自认为是比“资本主义”高出一头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比“资本主义”还要矮半截的“半封建专制主义”和“半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个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思想权利，被一个个整治真实或假想敌人的运动剥夺殆尽；知识界和统治层中有异议的人士被悉数清洗；民众被折腾得饿殍遍野；几亿人的头脑被彻底洗白然后涂成红色。分明是一个挂着理想社会招牌的神权社会，却被吹为“世界革命的导师”所领导的“世界革命的根据地”。靠着“阶级斗争”的高压威慑和“革命思想”的愚民教化，社会生活的水面上仿佛风平浪静，但水面下早已波涛汹涌——至少潜伏着四种矛盾。其一是极权主义所导致的个人无权与国家专权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荒唐的“阶级划分”所制造出来的黑色人群与红色人群之间的矛盾，其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所激化的挨整者与整人者之间的矛盾，其四是政权高层务实倾向与极端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并愈演愈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红卫兵运动总的社会背景看似相同，但在前三种矛盾关系中，保守红卫兵的成员多数处于矛盾的上方，造反红卫兵的成员却多数处于矛盾的下方。
时代要求——
“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变革提出了民族和民主双重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族任务的完成，民主任务也同时从后位推到前位。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民主改革的浪潮，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也以“大鸣大放”的方式做出响应。毛泽东却倒行逆施，认为以苏联赫鲁晓夫为首进行的民主改革是“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在以“反右派”之名镇压了“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之后，他高高举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两根杀手锏，前者用来恐吓渴望变动的下层民众，后者用来威胁企图改良的高层政要。民主进程虽被再次阻断，但人们与历史暗相呼应的思变心理并未平息。
思变心理尤其为青年人所共有，但两种红卫兵的思变心理却差别很大：保守红卫兵倾向于加强现状，造反红卫兵倾向于打破现状。
事发起因——
红卫兵运动总的起因，自然是毛泽东为了阻止名为“修正主义上台”实为民主改革进程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两种红卫兵的具体起因却大不相同。
保守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时兴起的，造反红卫兵却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兴起的。虽然批判的对象都是“资”字号，但前者实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现代人文资源，后者实为社会等级中一贯整人压人的官僚阶层。
行为动机——
红卫兵青春期行为至少包裹着四层动机：最外层是为最高领袖提出的“反修防修”的伟大目标而战；第二层是等级利益的驱动；第三层是改变个人无权状态；最里层是青春期对旧权威和旧束缚的反叛。
在第一个层面，两种红卫兵的行为动机大体相同。但在这层表面现象背后的另外三个层面，两种红卫兵的行为动机就有了明显差异。
等级地位规定的具体行为动机，二者的差别非常分明：保守红卫兵是为了清除“阶级”异己和“血统”异己，造反红卫兵是为了改变等级地位和政治处境。
同是争取个人权利，保守红卫兵想争的纯粹是特权等级的垄断权，造反红卫兵想争的只不过是无权等级的平等权。
同是青春期叛逆冲动，保守红卫兵心目中的旧权威和旧束缚是管束自己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反红卫兵心目中的旧权威和旧束缚却是迫害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反对什么——
两种红卫兵都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导向，认为是在“砸碎旧世界”，但是各自反对的具体对象又不相同。
保守红卫兵主要反对的，是政权系统之外所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黑五类”人群及其“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中的所作所为，全部围绕打击“旧社会残余势力”这个目标。他们组织原则上疯狂推行的“血统论”，仅仅是这个目标的自然延伸。甚至后来反对“中央文革”，也是为了捍卫这个目标。
造反红卫兵主要反对的，是政权系统之中所谓妄图复辟旧社会制度的“走资派”，及其所派遣压制群众的工作组和所操纵阻碍运动的保守派。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夺权”甚至“武斗”中的全部作为，都服从于这个目标——尽管武斗实际上偏离了这个目标。
推崇什么——
看起来，两种红卫兵都是在忠于、紧跟、捍卫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路线。实际上他们各自追随的是不同时期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路线。
保守红卫兵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个毛泽东和他们的等级利益完全一致：维护他们掌权现实和特权地位的合法性，证明打击黑色人群和知识分子的合理性。他们追求的正是伟大领袖过去宏图中这个理想的现实。
造反红卫兵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后的毛泽东——及其“路线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这个毛泽东和他们的等级利益比较吻合。因为他不仅否定了工作组压制和打击非“红五类”子女的行径，还支持这部分青年将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无形中宣布了“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时代的到来。他们追求的无疑是伟大领袖未来蓝图中这个现实的理想。
综合评价——
即使从群体性青春期行为的角度看，两种红卫兵的分别也很大。
无论在中国社会隐存的矛盾关系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潜在的时代要求面前，保守红卫兵成员都属于惰性或消极的一方，造反红卫兵成员都属于活性或积极的一方。
落实到具体的事发起因、行为动机、攻击对象、追求目标，双方的分别就更明显：保守红卫兵的作为，无不是为了纯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化极权主义的统治威权，从而维护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造反红卫兵的作为，却客观上淡化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威权，进而冲击了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尽管后者所体现的还不是自觉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行为，但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民主冲动——距离民主主题并不遥远。
正因为存在这种分别，1968年以后，保守红卫兵成员很多得到重用，造反红卫兵成员不少遭到清洗。1976年结束文革后更是如此。

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
在理论层面，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问题是一个难点。
徐友渔基于对此问题的观察和总结，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和对立，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第二，支持还是反对“血统论”；第三，回避还是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四，维护还是反对各级党组织；第五，“二月镇反”中是帮凶还是挨整；第六，主要斗争对象是党外“阶级敌人”还是党内“走资派”。（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9页）
当然，他所关注的已超出校园范围而包括了各行各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为何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特征有六个之多？因为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用一个特征概括。例如：是否反对工作组本来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特征，但是对于反对过工作组的北京“老红卫兵”就不适用。“二月镇反”中是受害还是帮凶这个区别特征很重要，但当时许多地方除了保守派之外，稳健造反派也扮演过帮凶的角色。是否造“走资派”的反——这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具体对照时同样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在保守派与造反派长期对峙的地方和单位，保守派后来也积极参与了斗争“走资派”和夺权，分歧已不再是斗不斗“走资派”，而是具体斗哪一个“走资派”的问题。
因为存在不少与普遍情况相异的特殊现象，徐友渔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各种区别概括为一种根本性区别呢？”他没有立即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转述了两位西方学者的观点。其一：造反派是没有特权的人，他们极力改变现状；而保守派与优裕的社会集团有联系，极力维持现状。其二：保守派力图捍卫中国体制化权力的基础，即党组织，造反派恰恰集中攻击这个权力基础（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这两种观点看似都能成立，但前者略嫌抽象，后者略嫌空泛。
徐友渔所说的“根本性区别”，应该是指一种原生性区别，它能派生出其他区别特征，而不能被其他区别特征所派生。
究竟哪一种区别是根本性的呢？
不妨先来看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生”，再去找它们的“命根”。
1966—1969这三年，政治气候瞬息万变，但到了1967年“二月镇反”被否定后，形势就完全明朗化——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如日中天。中国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个性历来就很弱，在全国形势的裹挟下，广大群众对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在不断进行调整，人们理知层面的分歧渐趋模糊。因此，对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认定，必须追查到它们的“出生”事件。
群众组织造反或保守的性质是由最初的“出生”事件育成的。群众组织赖以“出生”的政治事件近似于它们的母体和相应的时空环境。它便是1966年6—12月围绕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事件所发生的群众性冲突和分化。这是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变的时期，这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路线斗争”为纲转变的时期，这是从整党外“阶级敌人”向整党内“走资派”转变的时期，这同时是社会领域和思想领域大动荡、大紊乱、大调整的非常时期。尤其在各级当权者仍然掌握着运动领导权和“老红卫兵”疯狂表演的1966年8—9月，人们对运动性质及其斗争对象的认知，还完全笼罩在十七年来的意识形态之下，反对什么和维护什么，更多从现实处境和等级利益出发，较少其他因素的牵引，真实的政治倾向暴露无遗，造反或保守的站队也更本真。
徐友渔所归纳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六个区别特征，除了当时尚未发生的“二月镇反”，全都在催生两派群众组织的这个事件中表现出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血统论、党组织、阶级敌人、走资派——这些抽象而又具体的对象，在群众组织诞生之时就已尖锐地摆在它们面前。它们因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而决定着诞生后不同的性质和走向。是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就是此时因为自己不同的站队而领到了不同的“出生证”，同时深深打上了不同的“出生胎印”。
法国学者华林山认为：1966—1968年中国先后存在过1949—1967年1月的原政权、1967年2月后的支左军人政权、后来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凡是对这三套政权持反抗态度的群众就称为造反派，凡是对这三套政权持维护态度的群众就称为保守派。（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这很像是没有亲临过现场的人做出的主观推断。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实是在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政治事件中一次性确定的，其后，要么是保守组织解体，多数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造反组织——如上海、北京、四川、云南等地，要么是保守派一直坚持与造反派对抗——如广东、广西、新疆、西藏等地，从未发生过因对待后来政权的不同态度而多次分化成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事。“二月镇反”时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全面反击，完全属于此前势不两立格局的正常延续，并没有出现新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它只是对于造反派划分为激进派与稳健派起到了关键作用。全国大多数地方，对待革委会的不同态度主要发生在分裂为两大派的造反派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形态的“出生”只有一次。此后，或者夭折，或者合并，或者改头换面，或者自成气候，但在独立存在时，它们“出生”时自我获得并由“出生证”规定的性质和走向一直不曾改变。
寻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命根”，就需要对它们的各种区别特征，进行追问式推论。
保守派为什么要站在工作组和党组织一边并热衷于斗争党外“阶级敌人”和宣扬“血统论”？因为这样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对自己有利。他们大多家庭成份好，档案记录清白，政治身份可靠，亲朋好友没有黑色牵连，正在受到或者希望受到领导重用，其中的上层红色子女更处于养尊处优和颐指气使的特权地位，在维护工作组和党组织并整党外“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正统框架内，他们不但可以避免任何损失，而且会使自己的优越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更加巩固。
造反派为什么要反对工作组和党组织并坚持批判“血统论”和党内“走资派”？同样因为这样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对自己有利。他们要么是黑色家庭出身，要么档案中有污点，要么政治身份是杂色，要么亲朋好友有黑色牵连，在现实中被视为有嫌疑而深感压抑。只有在反对工作组和党组织并批判“血统论”和“走资派”的“路线斗争”新型框架内，他们才可能避免遭受损害，并得到改变不利政治处境和社会地位的好处。
不难想象，最初形成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人群，若不本能地选择这样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还能选择什么？
这就涉及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命根”——各自不同的等级地位和现实处境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等级利益。
徐友渔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这样解答：“文革中，不论上层领导和下层群众，他们在立场和观点上的区别可以说是对于现存状态的态度不同。刘少奇和各级被打倒的当权派，以及保守派力图维护当时的现状，这包括上层政治权力格局的现状，也包括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低下者的现状。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改变现状，他的目的只是改变‘大权旁落’的现状。但是，他不可能单靠上层权力斗争实现这一点。为了争取和动员群众，他偶尔暗示他的目的也包括改变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现状，以争取广大对现实不满的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这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
保守派为什么倾向于维护现状？因为只有维护现状，他们现在有利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就可以继续保持。造反派为什么倾向于改变现状？因为只有改变现状，他们现在不利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才可能发生变化。都是由各自的等级地位和现实处境所产生的等级利益决定的。
这就是两派完全不同的“命根”。
他们那些表现在政治主张、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上的区别特征，正是由这个“命根”派生出来的。
当然，从全国范围逐层缩小到一个个具体的学校和单位，社会等级的构成和含义必不相同。例如：在全国范围，自然是官僚人群及其子女属于最上层，“黑五类”人群及其子女属于最下层；在首都高校的学生中，“高干”子女属于上层，平民子女属于下层；在工厂，管理干部、党团员、模范先进、积极分子属于上层，黑色子女、政治嫌疑者、落后分子属于下层。但是无论在不同的圈层里等级的构成和含义如何不同，处于上层者倾向保守和处于下层者倾向造反，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这个“命根”所派生的多种区别特征中，最集中体现其等级特性的，又要数他们的“组织路线”。
围绕“血统论”发生的大辩论，波及面之广、激起的热情之高、引起的冲突之大，都实属罕见——就是因为它尖锐地触动了人们最为敏感的等级神经。难怪这个时期，对待“血统论”的不同态度，成了北京中学生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主要区别特征。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我们曾经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其实正是这个特例反倒具有更深层面的典型意义。虽然后来随着全国形势的明朗化，两派原来的区别特征，有的事过境迁，有的逐渐模糊，惟有“组织路线”的对立始终未能消除。在这个问题上，要数保守派最顽固，不仅坚持不改初衷，而且从未放弃对造反派的敌视。
例如：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部分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血统之纯正、等级之森严，可见一斑。这与造反派名义上以工农兵子女为主，实际上什么子女都兼收并蓄的组织路线，大相径庭。
再例如：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湖南道县保守派在武装部一手策动下对“黑五类”及其家属进行大屠杀，同时下令将造反派“湘江风雷”的成员一并收拾。1968年7至10月，广西保守派在军队全力协助下对造反派“四二二”进行大屠杀，更是将成千上万的“黑五类”混在一起一并消灭。虽然这期间也发生过造反派对保守派的武力围剿，例如1968年四川造反派在三次“武装支泸”中对泸州市保守派“红联站”的进攻，但造反派并没有把“走资派”与保守派混同起来一并杀害。
这两个实例充分暴露了保守派与造反派在各种虚假理由的掩饰下等级利益的对立和冲突。
这当然只是发生在北京“老红卫兵”和湖南与广西保守派身上的极端现象，其他地方的情况要温和得多，但同时也更复杂。
明明造反派与“黑五类”并不是一回事，保守派为何要将二者混为一体呢？
美国华裔学者宋永毅对此指出：他们明明知道文革中“黑五类”分子都被《公安六条》严格禁止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事实上这类人也从不参加任何派性斗争），保守派杀戮“阶级敌人”，只是为了表现他们无可争辩的“正统性”。在他们“血统论”的潜意识里，确实认为出身不太好的造反派和“黑五类”有某种“血缘关系”，因而“黑五类”是造反派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7月版第20—22页）
“造反派被阶级敌人操纵”，“保守派被走资派操纵”——这是当年两派互相攻击时经常挥舞的钢鞭。从被对方认定的“阶级倾向”中，不难看出双方“组织路线”的完全对立。
造反派队伍中家庭或本人有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很多，特别是随着保守组织的解体，其成员大量涌入造反派后，这批人的相对数量更为减少。为什么保守派还是要攻击造反派里“坏人”多呢？嫌疑主要来自造反派的政治主张。一味强调与己无关的党内“路线斗争”（许多造反派并非中共党员），一心批判历来被视为中共化身的“走资派”，对民众中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却不闻不问，甚至故意回避。这不是因为自己组织中“坏人”多而蓄意为“阶级敌人”张目是什么？何况“走资派”无论怎样坏，他们当时还保留着党籍，至少还是合法公民，“黑五类”却是法律早已写明了的专政对象，应该重点打击谁不是很清楚吗？
保守派之所以敢于在屠杀造反派时将“黑五类”混在一起杀害，就因为他们心中拥有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理支持。造反派在围剿保守派时之所以不敢杀害“走资派”，就因为他们心中缺少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理支持。
面对保守派的质疑，造反派也自感心虚。专讲“路线斗争”和“走资派”的继续革命理论，虽然是伟大领袖提出的，但它与马克思所创立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比，毕竟属于异端，在大多数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根基更不牢固。而且，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下面，造反派内部确有不少家庭或本人有问题的成员。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已足够使造反组织产生连锁性过敏反应，就像一个人有时会为亲朋好友的罪衍而产生被牵连的心理感觉一样。造反派因此而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员成份缺少充分的自信。
事实上，造反派对组织中的黑色子女并非一律倚重，除非造反资格老、活动能力强、社会名气大者，对一般黑色子女难免持审慎态度——因为保守组织老是攻击“阶级敌人操纵了造反组织”。加入到造反派组织中的原保守派人员一般本性难改，虽然其中的多数人因当过“老保”自惭形秽而有所收敛，但也有少数人一旦有机会担任了“武斗司令”或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之类职务而得势，便会下意识地表现出对黑色子女的敌视。
反之，造反派对“走资派”子女却从不歧视，甚至还把他们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视为本派“阶级成份”纯正的资本。我所在地区卫校学生L，其父为某地级市副市长，运动初期被作为“走资派”打倒，L本人在校期间不仅一直担任造反红卫兵组织“炮打司令部”战斗团团长，而且还被推选为地区造反红卫兵司令部二把手，直到毕业离校。现任北京某中央级刊物副主编的著名诗人Y也属此类：其父母均为从延安鲁艺出来的“三八式”老干部，因与文艺沾边，运动之初被作为“黑线人物”打倒。他不仅首批参加了造反红卫兵，而且长期担任我所在地区最大中学生造反红卫兵组织“一○•一八”战团的宣传部长。我所在地区几位被打倒的地委主要“走资派”的子女，1967年“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都参加了学校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他们不仅从未遭到排斥和歧视，反而对于所在造反红卫兵组织与自己父亲之间的对立关系，取到了某种微妙的缓冲作用。这要算造反派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员成份缺乏自信的另一种表现。
保守派对自己组织中少量的黑色子女，却不仅不歧视，反而非常信任和重视。我在农场时的好友Z，颇有文才，出身“资本家”家庭，两个哥哥还是“右派”，运动初期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三类”，平反后吸取乃兄教训而有意识地参加了保守派。1967年“二月镇反”时当上了全县最大保守组织“贫下中农造反总部”的二号头目，深得保守派群众的信任和拥戴。看起来不可思议，其实毫不奇怪。这恰好说明保守派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员成份非常自信。在他们看来，黑色子女既然站到他们这边，就表明已经彻底背叛了“反动阶级”而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毫无嫌疑可言。
有趣的是，保守派对“走资派”子女却十分忌讳，往往采取规避的态度。自然是为了避免“走资派通过子女操纵保守组织”的嫌疑。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组织路线”——这个从各自等级利益的“命根”直接延伸出的主要区别特征，一直保持到双方最后退出政治舞台。

2005年5月1日写于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