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读 《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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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曹冶
时代文献出版社, 2014


无名伟业——读 《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张光


干革命真的不容易

曹祥仁15岁参加革命。当年，干革命是个危险活儿。参加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提着脑袋”拼命。共产党员入党宣誓：牺牲自己，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因此，大致只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忠于党忠于革命就算是很有觉悟了。

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就拿“不怕牺牲”这一条来说：曹祥仁当过战士，上过战场，负过伤。他受过真正的战争考验。在长征转战云贵期间，工作紧张、体力透支的曹祥仁在一次行军中掉了队。当时，四周都是民团，他们抓到掉队红军格杀勿论。曹祥仁觉得，这回要牺牲了。关键时刻，曾任红三军团红八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骑马赶来，发现了躺在路边不能动弹的曹祥仁。他把曹祥仁扶上马。半路上，又遇到一位走不动路的团长，曹祥仁迷迷糊糊地看到他跪下来求黄克诚：老表，行行好，驮我一段吧！黄克诚只能二选一，他狠狠心丢下了那位团长，将曹祥仁带回部队。

黄克诚救了曹祥仁一命。《破译科长》说：曹祥仁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总要伤感地说，那个团长多半是被民团杀了。牺牲，还是活下来，很偶然，简单也不简单。

共产党员忠于革命，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但名誉又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把握的。抢渡金沙江前，二局译电科的陈仲山落入敌手。二局从敌人的电报通信中得到消息：敌人从陈的身上搜到已经译成电文的国民党军密电，并报告了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急电龙云，要他每日调换密码，辅以晴天时的空投通信，屏蔽共军侦听。

《破译科长》说：陈仲山在二局曾任党支部书记，颇得二局领导与同志们的好感。据说他在云南被俘后惨遭杀害。他究竟是被俘还是叛变，至今无法查证。

邹毕兆坚持认为：陈仲山被龙云抓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排除陈可能是跑到龙云那里去了的看法。现在证明陈仲山同志是被龙云抓去的，而且工作没影响，也没有从敌人方面传出任何不利于二局的材料。

即使决心为革命牺牲，也不一定能被革命所承认。这是参加革命时没人能想得到的，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情况下又是很难避免的。

坚信陈仲山没有叛变的邹毕兆的遭遇很令人唏嘘。

解放战争初期，邹毕兆任中原军区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中原突围时部队被打散，邹毕兆一个人在大山里转了一个月，吃野果，喝山泉，最后把手枪藏在山洞里，在一个黄姓老乡的帮助下养好伤病，北上找到部队。刘伯承说，我认识他。邹毕兆这才被收留。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履历中，最怕有“脱队”“脱党”环节。无论你在失散期间如何坚定，如何积极地寻找部队和党组织，这一段经历都是你一生中的包袱。如果找不到可靠证明，那就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光凭忠诚，是捍卫不了自己名誉的。

邹毕兆的这段经历，就是因为没有可靠旁证，其工作任用和升迁都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说。“文革”期间，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邹毕兆被当作“叛徒”审查批斗。他在侦听破译工作中为党和革命作出那么多贡献，统统不算数了。

1972年，邹毕兆在战友的帮助下重返湖北寻访故地，幸运地与当年救助他的老乡重逢，还从山洞中找到了埋藏的手枪。《破译科长》说：“他顽强地挨过煎熬，有幸生存下来。”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

曹祥仁是一位心直口快，坦荡无私，对人对事既严厉又热忱的革命者。曹祥仁的老部下李培基评价他：他人是绝对的好，脾气是绝对的坏。在延安谈话时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气得他要关我的禁闭！这一生中他仍是我最信任、最佩服、最敬重的长者！曹祥仁知道自己的毛病，他把自己和曾希圣对比，说：曾希圣脾气不好，在长征时和王稼祥吵架，拔出手枪对王稼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多吃了两年洋面包！老子毙了你！但曾希圣不对我发脾气，他发脾气，我脾气比他还大。有一次他向我拍桌子，我把桌子都踢翻了。

彭富九说：曹祥仁同志是个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人，最讨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邪门歪道，最容不得对工作的懈怠和不负责任。碰到这类事情，他毫不客气，不讲情面。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千人大会上，曹祥仁对“抢救运动”提出了公开批评，直言“如不纠正对革命危害极大”。许多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而且他真的得罪了康生。曹祥仁自己也承认“有些后怕”。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直率、忠诚和效果之间并不成正比。曹祥仁明白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在此后曾想有所收敛，但毕竟“本性难移”。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以大使身份出使保加利亚，回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先后任黑龙江和浙江的省委书记。1964年前后，曹祥仁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鼓足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就党内民主建设，成立政治学院训练青年干部，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对外可不公布），成立畜牧部发展畜牧业等跨度很大的八个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不久，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到杭州，在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对曹祥仁说：你提的那八个建议，我看了。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以后不要再写这些，这样对你不好。

曹祥仁是一位侦听天才。取得全国政权后，他得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和待遇，但在这些岗位上，曹祥仁虽然很努力，却总是找不到在二局那样游刃有余的感觉，还常被组织上认为“骄傲自满”“右倾”“不安心工作”等。

1962年，曾有一个机会与曹祥仁擦肩而过。当时，二局局长彭富九因病需要治疗，林彪想到了曹祥仁，在杭州当面告诉他，将要让他回部队重掌二局，补授中将军衔。曹祥仁很愿意干老本行，但事后他回忆：后来才听彭富九说，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块儿找彭谈过话，说还要他搞下去……

“文革”中，曹祥仁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康生算老账，指责曹祥仁“反对延安整风”。1967年2月，周恩来将各地受到冲击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其中包括东北的黄火青、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湖南的张平化，湖北的张体学，江西的杨尚奎，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浙江的江华、曹祥仁等。相比之下，曹祥仁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曹祥仁受到这种待遇，应当与他的侦听情报工作经历有关，在大乱时节，这样的人需要保护。曹祥仁说：接我走，还不是因为我以前是干那个工作的，运动那么乱，卷进去，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的保护是有限的。1969年“战备疏散”，重病在身的曹祥仁从北京“疏散”到了湖北省潜江县城以南15公里的总口农场。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患有重症类风湿的曹祥仁高烧尿血，危在旦夕，逼得他掀开被子，悲愤地高喊：“死了算了！”

曹祥仁又是幸运的，他熬到活着返回北京。在北京医院病房里，邹毕兆来看望他。当年红军中最杰出的破译英雄曾、曹、邹，曾希圣已于1968年离世。看到曹祥仁的病弱之躯，邹毕兆一番宽慰鼓励，却忍不住在病房外失声痛哭。

1975年8月24日，曹祥仁逝世于北京。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送了花圈，纪登奎主持追悼会，罗青长致悼词。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追悼会的消息。

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7081_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