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情缘 批判王实味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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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至1942年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刊载于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4期.《野百合花》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与此同时，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萧军发表了《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发表了《还是杂文时代》。这引起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注。由于王实味的文章语言尖苛，辛辣率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1942年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对王实味的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以下是批判要点。

    毛泽东：“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胡乔木：“《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李宇超：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说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其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

    罗迈（李维汉）：王实味的立场与我们的党相对立，是对党采取反对的立场，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李言：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并与之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李又常、潘芳、雪苇等：王实味企图用“硬骨头”这个名称拉拢一部分同志，用“软骨头”等辱骂的言辞打击另一部分同志。

    温济泽：对王实味动机是否纯洁“这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再说他的动机是纯洁的。王实味思想的错误与我们的偏向的根本区别，在今天已经明确地被暴露出来，暴露出他的一切挑拨性的言行，都是恶意地有计划进行的，绝不能与我们的自发性的偏向同日而语”。“他是一个这样顽固的人，不愿意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他将走上一条多么危险和不可救药的道路啊!”为了继续“挽救王实味”，6月3日晚上，中央研究院的几个同志又找王实味谈话。?

     陈伯达：“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茨基主义”。“像这样的人绝不是‘硬骨头’，他正像水里的蚂蝗一样，是没有骨头的东西!这样的人也绝不‘伟大’，他正藐小得像一个白蛉子，这白蛉子悄悄从纱窗飞进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
    艾青：“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丁玲：“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罗迈（李维汉）：这次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就是通过彻底揭发王实味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大家的思想改造提高了一步。

    范文澜：“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就知道了。不过我们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挽救他，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全面的。6月9日，《解放日报》同时刊发了3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40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的要求，会后，文抗理事会即召开会议，开除了王实味的会籍。6月22日，边区文协及所属文化团体在文协俱乐部召开讨论会，出版整风墙报“关于托派王实味”的专号。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这篇由毛泽东亲自审阅的文章，结束了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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