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何匡与《人民日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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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匡与《人民日报》理论版

汪子嵩 《百年潮》 2000年 第01期


       《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何匡同志因病逝世,我们这些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十分悲痛。

       建国初期,全国干部和群众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教材主要来自苏联。何匡同志是当时重要的俄文理论翻译工作者,由他主持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读本是干部必读书,我们许多人都是从这本书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他又担任当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讲课时的口语翻译,现在许多老经济学家都听过他的翻译课,和他结下了友谊。后来何匡同志又在中共中央编译局负责《列宁全集》第一版的翻译,为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不少贡献。何匡同志在这些工作中勤奋学习,不仅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并且培养成简练明确的文字风格。加上他从1938年在延安抗大参加革命以来,曾在八路军总部、公安、外事以及山东大学等部门工作过,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所以在担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期间,他能坚持理论原则,坦然陈述自己的意见,反对错误的理论观点;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修改编发稿件,偶有失误总是自己承担责任;善于团结理论界和部内同志,组织重要稿件,注意发现和培养理论人才。他是理论部的好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匡同志一再遭受迫害,1974年“四人帮”诬称报社内有“一股邪气,一股力量”,加以打击,何匡同志和理论部同志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粉碎四人帮以后,何匡同志重新担任理论部主任工作,人民群众和理论界同志多么希望迅速将被歪曲的理论纠正过来,而当时的领导却提出“两个凡是”,还要宣传那些已经被人民群众唾弃的种种谬论。在这种情况下,何匡同志毅然坚持真理,顶着来自某些领导的各种压力,在理论版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为当时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近年来许多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向他建议,应该将当时理论部的工作写出来作些介绍,但是何匡同志认为这些都是作为理论工作者应当做的事情,历史俱在,他不愿意动笔。现在他去世了。我们这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有些人对历史已经淡忘,许多年轻同志对当时情况不甚了解,而且这些理论问题对当前现实也不无可以借鉴之处,所以想将其中几个重要的问题作点简略的介绍,表示我们对何匡同志的悼念。

       1977年初《人民日报》等刚开始批判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当时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却认为这些文章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看过的,不能批判。我们查对了第一次发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些要点并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商量起草定稿的,其中“全面专政”的提法,也是他们要排成黑体字的。我们将这个材料在内部简报上刊出后,反受到批评。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不少分歧,最突出的是:宣传四川、安徽农材经济体制改革和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竟被批评为“宣传资本主义”、“同学大寨对着干”;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假错案问题上,有人坚持“这是某某批的,不能改”,不让解放老干部,等等。

       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就集中到所谓“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个理论,则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而文革的种种错误的方针政策都还要继续推行下去。因此当时人民群众最迫切要求的几件大事,如要求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要求为1976年“四五”天安门镇压群众事件平反等,也都根本无法解决。大家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冲破这“两个凡是”的束缚,中国将无法前进。
       1978年初何匡同志提出: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理的标准?任何理论都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也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也觉得不大能理解,经过讨论大家思想一致了,决定要写一批文章,拨乱反正,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就是《标准只有一个》。这篇文章最后是由何匡修改定稿的,1978年3月26日在理论版上发表。就我们所知,这是在中央报刊上最早提出实践标准问题的。但因为这篇文章很短(何匡一直提倡写短的理论文章),并且只刊登在理论版上,又是署名文章,没有像后来那些文章那样,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头版头条,并且由新华社转发全国,所以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是发表后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其中部分表示赞成这个观点、多数是提出问题,说明当时多数读者还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论点,所以后来又专门组织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胡福明同志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光明日报》理论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修改后,于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日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当天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就接到一位原新闻界权威人士打来的责备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人民日报》顶住了这种压力,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就此展开了。几个月内全国各省市、各理论刊物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邓不平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订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全会从根本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确定了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为全党全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这些情况现在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我们不再重复。现在只想指出两点:第一,这场讨论是在胡耀邦同志亲自指导和主持下进行的,许多重要文章的选题、确定主要内容、修改直至最后定稿,都有耀邦同志参加,并且往往是由他提出并最后决定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动态》组是协助他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机构,做了许多文章的写作和修改工作,几乎所有重要文章都是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篇文章应该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纸、以及在什么时候发表,耀邦同志都要再三斟酌才作出决定。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原来是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因为它直接回答了当时代表中央提出责问的意见,分量很重,最后是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审阅后,他愿意承担政治责任,决定交《解放军报》首先发表,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耀邦同志经常召集有关同志讨论问题听取意见,何匡和理论部有些同志也参加过这些会议,做了应该承担的工作。第二,当时中央报刊除《红旗》杂志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都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形成强大的宣传力量,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坚持”的方针,他当时的讲话原文是这样说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但这样一段话,后来被被删改为“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当前要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这样就将小平同志提出的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而且主要是反左的方针变成为“着重是反右”;于是在群众中引进普遍怀疑:是不是四人帮那一套又重新有理了?是不是又要“收”不要“放”了?是不是又要陷入从反“左”开始,以反“右”收场的怪圈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部请一位当时曾参加起草小平同志讲话稿的人写了几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是要向群众说明:小平同志提出的这四项原则是和林彪、四人帮的“四个念念不忘”根本不同的,是应该重新正确理解的,以此来消除群众的疑惑。这些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但也遭到当时主管理论宣传的领导的严厉批评。他对文章的理论内容实在挑不出任何毛病,只能在题目上做文章。他说:“这些文章都是从反面提出问题,不是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制造了思想混乱。”并且下令其它报刊不许转载这几篇文章。这真是十足的理论霸主的作风!其实,制造群众思想混乱的正是他自己,是他删去了小平同志讲的不能放松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的批判,是他笼统地提“坚持社会主义”,而对要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不许作分析和辨别。以后二十年来的实际情况证明:正是在“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迫使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了”,党也一再修改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提法。实践证明:“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类问题,不仅是当时应该提出来研究讨论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今后随着改革和开放不断发展的实践所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前进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有正确的目标,才能不断发展前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时候不先讨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而只是笼统地“积极宣传”坚持社会主义的话,以当时的普遍认识水平说,所坚持的便只能是以前学习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或是四人帮所宣扬的那种社会主义,中国便只能走回头路。

       人们原来以为经过实践标准这场讨论以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了;但是客观情况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一段时期内,理论版上发表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几乎都被当时主管理论宣传的领导批评和扼杀。比如:1979年理论部在内部动态上刊登一篇《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提出我国经济调整中需要正确解决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应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纠正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问题,胡耀邦同志看到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写了一篇《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发表,由此在报纸上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和反应,却被权威人士批评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讨论很快被扼杀了。1981年胡耀帮同志作了一次讲话,强调建设四化的根本问题是要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为此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可是当时理论宣传的领导人居然在一次会上公开宣称“人民也会犯错误”,斥责一些人是什么“人民崇拜”,他还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人民会不会犯错误的问题,而是党和党的干部应该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应该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无论我们宣传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是工业体制的改革,他总要找种种藉口,加以批评和阻挠。此外还有许多问题,如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等等,也都受到他的批评和指责。在反左和反右问题上,他总是只要反右,不许反左。如此等等,许多是理论界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说了。

       从1977年到1983年何匡同志重新担任理论部主任期间,我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这样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进行过来的,何匡同志坚持理论原则,对来自上面的种种批评压力,只要是涉及理论是非的,他总是丝毫不屈服和妥协,一定据理力争。因此他在理论界具有较高威信,在他领导下的理论部成为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今天回想起来,我们还以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所有重要的理论文章俱在,我们回顾认为:由于某些实践尚未展开,我们自己的思想解放还不够,所以对有些问题论述得还不够,甚至显得有些保守。但是在总的方向上,我们当时提出的问题,许多已经为实践所证实,为群众所接受,成为现在上下公认的原则;还有些问题,现在也为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来,成为逐渐引起讨论和重视和问题。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当时坚持的理论,经过二十年的历史,已经可以证明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为此耗费了晚年心血的何匡同志无愧为坚强的正直的正确的理论工作者,愿他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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