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解读《陈伯达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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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的迷障 ——解读《陈伯达遗稿》

胡平

    在苏联有过这样一个政治笑话: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问起坐牢的原因。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了党书记彼得罗夫；另一个人说，我因为支持了彼得罗夫；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
    在中国也有同类的笑话。讲的是某些倒霉的中共干部，在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指挥下被揪出来，打成反党黑帮；後来刘少奇被打倒，这位干部又被说成是刘少奇黑司令部的爪牙；林彪爆炸後，他被扣上林彪反党集团别动队的罪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他又被归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组织基础；最後，华国锋登基，四人帮垮台，但是他依然不得翻身，这次，他又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同伙了。
    读《陈伯达遗稿》，使人想到这两个笑话。
    1.文革的第一手资料
    由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整理、编辑、注释的《陈伯达遗稿》，很值得一读，因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若干内幕。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一书收录了陈伯达在生命最後十年(陈伯达死于1989年9月)在监狱中所写的文稿，共五十七篇，按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自述，主要是对自己经历过参与过的一些事情的回忆、辩解或说明；另一部分是学术文章，涉及文艺评论、哲学和经济学。
    陈伯达是中共著名理论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六六年十二月陶铸被打倒後，陈伯达在名义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号人物，但是好景不长，在七零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批陈整风”，从此陈伯达消失于政坛。
    在我的记忆中，陈伯达的垮台并未引起什么震动，因为早在六八年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就已经不象运动前期那般显赫了，而陈伯达的淡出还要来得更早一些。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无疑是文革的主犯之一，但如果要问起我们老三届这批人对陈伯达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数人印象最深的倒是陈伯达在六六年十月下旬所作的题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内部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陈伯达对横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严加批判，指其为“反动的血统论”。
    照我看来，《陈伯达遗稿》中的自述部分最有认真研读的价值。这些文字是陈伯达以戴罪之身在监狱里写的，当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四人帮已经垮台，文革已经被否定，整个政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文革中、以至文革前所定下的各种案件，包括某些由“伟大领袖”亲手定下的案件，此时似乎都有了重新审理的可能。陈伯达认为自己其实是文革中一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当初给他安上的那些罪名，有的是莫须有(如“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有的已经过期作废(如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过去是可怕的罪名，现在却成了“正确路线”)，他或许不敢有翻案的非非之想，但很可能抱有希望得到从宽处理的侥幸心理，至少也想把一些问题说清楚，所以才写下这些自述自辩的文字。
    2.历史的复杂性和写作的隐晦性
    陈伯达想为自己辩解，这就要求他必须坦率地讲出有关的事实真相。既然陈伯达已经被整了十来年，罪状已经多得不能再多，罪名已经大得不能再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讲出全部事实真相，几乎已经不可能再对自己增加什么危害，倒有可能反过来减轻自己的罪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假定，落到这步田地的陈伯达是很愿意实事求是的。然而问题在于，因为陈伯达一度位于权力核心，其所作所为都和其他大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纠葛关联，而这些大人物至今还供在神龛子上冒犯不得，这就使得他在讲真话时不得不有很多顾忌。换句话，陈伯达这些自述的问题，倒不是有多少话讲得不真实，而是有多少真话没敢讲出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雷区。
    比如说，一方面，他必须让主事者知道他做的有些事其实是奉了毛泽东的旨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让主事者认为他在把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毕竟，中共当局没有象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当局还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维护毛泽东。这意味着陈伯达这个替罪羊的角色还得继续当下去。此外，陈伯达做的有些事情还和周恩来、还和邓小平等人物有关联，这些关联该说不该说，该说到什么程度，都是很不好把握的。更何况陈伯达系狱多年，对外界的情况了解有限，摸不准当政诸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他的自述，每到节骨眼的地方，往往是含糊其词，吞吞吐吐，欲说还休。除了小圈子里的极少数人看得懂以外，别人想来都读不明白。一部涉及中共高层秘辛的书，读起来十分沉闷，乍一看去也没有爆出任何惊人内幕。这也是无奈的事。
    伯达有子。我以为，陈晓农之所以要把他父亲的遗稿整理出版，一方面是为了给世人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陈伯达洗去若干不白之冤。
    在书前的说明和书中的注解里，陈晓农引述陈伯达的话——“有许多事，我都自己一人吞下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後的发展”(5页)。陈伯达还说过，对运动中的事，他持忍辱为党，忍辱为国的原则，承当一切责任，不牵连其他人。对无法说明和有可能牵连他人的事，他只能以“自己发疯了，精神错乱了”一类话来解释(161页)。这就是说，凡当陈伯达声称“发疯”、“精神错乱”之处，必涉及最高层不可告人之玄机。
    为了让读者尽可能地理解陈伯达自述中的难言之隐，陈晓农写下了大量的注解。可是陈晓农既然还生活在那个制度之下，他也很难把话都说明说透。即便如此自我审查，《陈伯达遗稿》还是不能在国内出版而只能在海外出版，这本身也说明有关陈伯达的问题在目前的大陆还是一个在政治上敏感、犯忌讳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格外需要我们认真解读细心研究。
    3.陈伯达是怎样垮台的
    现在我们大体可以认定，陈伯达是林彪与四人帮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陈伯达与四人帮——其实主要是江青——的矛盾由来以久。在六六年八、九月间，陈伯达因病住院休息，对来探望者讲到江青的飞扬拔扈，触怒了江青，病还没好就被江青叫关锋要他出院(82页)。在六七年二月初，毛泽东在内部批评中央文革，批评陈伯达、江青，陈伯达感到压力很大，向别人抱怨江青太霸道，说他受不了要自杀(参见王力回忆录)。尔後很长一段时期陈伯达都不如先前活跃，看来也主要是江青的关系。“陈伯达在九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曾对陈说:“我没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114页)，可见其地位早已不稳。九大後，林彪一派与四人帮争权夺势，矛盾激化，陈伯达自然容易站到林彪一边。
    按照陈的自述，在庐山会议之初，陈伯达还并没有加入林彪阵营。庐山会议前，陈伯达感觉到林彪与江青正在暗中较劲，于是，陈向毛请示并向周报告，“到华北各地看看”，事後还向毛和中央写了报告。从这段叙述的口气看，陈在初期还没有公开介入林江之争，甚至还有意回避。
    在庐山大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与毛谈话，时间并不很短，然后大会开了，原定康生先做报告，但林彪抢先讲话，提到天才问题。“林彪讲後，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散以後，我觉得要闻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118页)。再以後，才发生了军委办事组请陈伯达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语录的事，陈答应了。在自述里，陈伯达对他答应找语录一事很後悔。为了表明他最初并无此意图，他特地讲到他上庐山来时只带了列宁选集，还是托别人临时从山上才找到马恩斯的书。
    由此可见，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帮忙鼓吹天才论，不但没有针对毛泽东之意，而且还是在误以为毛泽东本人认可天才论之後才放言鼓吹的。
    这里有个小插曲，在九大闭幕後修改宪法的内部讨论会上，林彪手下干将吴法宪曾就天才问题和张春桥发生争吵，“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所以他发火了”。如此说来，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帮助鼓吹天才论，一来是他本来就赞成，二来也是因为他想借机打击张春桥，压一压江青。陈伯达当然知道江青是倒不了的，不过趁势压一压她的风头倒不是没可能。
    庐山会议上，林彪开了头炮，陈伯达在华北小组的会上表态拥护林彪讲话，接下来发言附和者想很多。“小组把我说的，也有别人说的,作成了简报，对所指的人没有明言，但措辞尖锐”(136页)。“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象是汪东兴说的”(118页)。江青、康生读到华北小组简报，有些恐慌，先找到毛告状。然後一干人等在毛那里开会，但江、张未到，因为他们“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雪峰和我虽出席，却是处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来的(应是指汪东兴——引者注)，也没有事”(121页)。
    林彪享有九大党章明文规定的正式接班人的地位，鼓吹毛泽东是伟大天才的论调又不是什么新口号，而且正是林彪的注册专利，长期得到毛的默认以至鼓励，所以很容易得到与会者的附和，少数知内情者知道是在向四人帮发难，故而跳得很起劲，因此把四人帮搞得相当被动。对于这种局面，毛想来十分恼火，所以他後来指斥林彪“搞突然袭击”。毛知道四人帮在党内根基尚浅，不受欢迎，但他唯恐林彪一派借此事件势力更加膨胀，所以采取了保四人帮抑制林彪的态度，可是在当时，毛还不能一下打倒林彪。于是，毛一方面稳住林彪，他在那篇《我的一点意见》(有人称之为毛在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特意强调“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则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陈伯达身上。就这样，陈伯达垮台了。
    毛泽东明打陈伯达，暗压林彪。林彪与四人帮的矛盾遂转化为与毛的矛盾。这是庐山会议的後遗症。
    4.文革中的“刘盆子”
    从陈伯达自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情况。
    关于汪东兴，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积极参与打压四人帮的行动，可见彼此间结怨甚深，後来他参与逮捕四人帮一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让人弄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何以偏偏放过了汪?你说是因为汪东兴“反戈一击有功”吗?以毛的猜忌心，为何直到临终都不曾除掉汪，还交托重任?
    张春桥为什么早在九大後修宪讨论时就明确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这种观点(这当然不是否认毛的伟大，而是否认毛的伟大来自天生，强调来自实践)?看来，张春桥对林彪也早有不满，或者说意识到九大後林彪势力膨胀对毛构成威胁，而这种意识或者出于先意承旨的心理，或者可能来自江青，甚至直接来自毛。
    当然，我们从陈伯达自述中可以了解最多的还是陈伯达本人。虽然在表面上，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实际上的处境却可怜得很，正如他私下所说，在中央文革里，他只不过是刘盆子，是傀儡而已(参见王力回忆录)。这很可能正是毛的本意，毕竟，毛不大好让自己的老婆直接出面当中央文革的第一把手。刘盆子的命运就是先给别人当傀儡，然后再给抛弃。陈伯达以刘盆子自比，看来他早就预感到自己下场不妙。
    也许，陈伯达从一开始就知道文革小组组长一职不是什么好差事，所以在起初，周恩来向陈伯达提出担任文革组长时(陈以为周是奉毛之命)，陈一连三次推辞不受，周发重话:“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陈只好接受。陈奉周之命提出文革小组名单，完全是揣测毛的意图。其後，陈又直接向毛表示自己是“书生”，不胜任，毛要他把“书生”二字去掉，于是，陈只好就任。上任不久就与江青发生矛盾，陈也曾设法对江青略加约束，其效果可想而知。以後，毛多次表示他已不信任陈，“并和一些同志打过招呼”(见中共批陈整风时的文件)。“从六七年以後，中央一些重要事情并未按常规通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陈晓农注，97页)。可见陈失势已久，再到最後干脆打倒了事。
    5.共产党的权力-话语系统
    陈在一处写道:“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上批评我:‘不干，也不辞职。’这证明我的无原则性，也说明了我不能割舍一个虚假的名位”(139页)。这恐怕话中有话，主要还是想表白自己在文革小组中只是担虚名，并没干什么事。
    说到辞职，共产党的职是想辞就能辞的么?陈伯达当初还只是不想接受文革组长一职，就招来了“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吗?”的指责，若是当上後又提出辞职，岂不成了“分裂党”、“向党示威”、“向党罢工”、“向党抗议”了吗?赵紫阳可是辞职的，下场如何呢?何况那还是二十年之後、还是党重新变得“伟大光荣正确”之後的事情。
    共产党有如黑社会。在共产党那里，入党、当官固然不易，退党、辞职同样很难。想来想去，大概只有以健康为由辞职或许安全一点，但也未必，如果党不体谅，大帽子也是现成的——“党员的身体生命都是属于党的，别人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却只顾保命而不肯革命，该当何罪?”
    福柯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其实，权力也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在共产党的权力-话语系统里，领导永远正确，永远能用一套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说法把你套得牢牢的。
    6.一出尚未终场的荒诞剧
    陈伯达是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到了“新时期”“拨乱反正”，当年的罪名几乎全成了讽刺。在八零年十一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公审”中，陈伯达又被定上若干新的罪名，其中一条是“反革命煽动罪”，并举出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例证。
    对此，陈晓农忍不住装傻提出“疑问”，在编者注里写到:陈伯达是五月三十一日被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当时毛不在京)派进人民日报的，从时间上也来不及主持撰写这篇社论，他只是审定了文章并将原标题改为现标题而已。陈晓农问到:“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最卓越、最有责任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说对于六月一日社论的反革命性质没有识别力和判断力，作为中央常委，不能说对于中央机关报上出现公开的反革命煽动没有制止与纠正的责任和力量”，等等，等等，“这该如何解释呢?”(163-166页)
    答案是很清楚的。记得在当初“公审”时，北大正在展开竞选活动，不少同学就对这场“公审”的公开性、公正性以及若干结论提出严肃质疑。这一代大学生饱受文革之苦，坚决认为文革必须否定，文革的领导者——首先是毛泽东，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罪责必须追究。但是，中共的所谓“公审”与定罪，由于它违背法治，在若干问题上也违背事实，因此也必须批判。如果说文革是一场荒诞剧，那么，可悲的是，这场荒诞剧至今尚未终场谢幕。
    陈伯达作为文革的重要角色，他的回忆录是有研究价值的。对了，据中共官方消息，江青在狱中也写有回忆录，但在“自杀”前“自己”全给销毁了。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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