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文：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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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崇文 (1930-2014)，编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兼刘少奇研究组组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参加编辑《刘少奇选集》下卷、《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担任《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年谱》主编。共同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画册）。担任《刘少奇研究文集》、《刘少奇一生》、《刘少奇风云岁月》等书的主审。多年来，在报刊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
　　

　　 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我告诉耀邦同志，有件事对我们这代人启迪和影响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国相继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在当时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人们惶恐不安，担心中国的天会塌下来。结果，不仅天没塌，相反在毛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崭新时期。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代胜过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根据我的经历、感受、了解和观察，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总觉得年轻人（实际很多人都不年轻了）不成熟，怕他们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地位又使人留恋难舍。耀邦同志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探索前进的，你总不能只许前人犯错误，不许后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这里，我想起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那是耀邦同志亲自指导起草的。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耀邦同志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不同意给那么多。耀邦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总之，耀邦同志不遗余力推进废除终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来后“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为了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1987年春节，也就是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文怀沙教授突然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后来德平（耀邦的长子）去拜访了文怀沙，才知道这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文怀沙对德平说：一叶知秋。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钟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钟书，认为他学识渊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李锐送给耀邦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书的扉页题写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诗句。耀邦认为李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兼任毛泽东秘书时敢于当面直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尖锐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后写出并出版了《庐山会议纪实》；他还写了《论三峡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耀邦后来写诗赠他：“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狂歌妖雾扫，拨乱尽同俦。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调反三峡坝，言诤九派流。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耀邦下台以后，中央办公厅突然给他送来一幅刘海粟的画，原来是刘海粟专门为耀邦画的，而且早就画好了，交给中办转交，在中办压了将近半年。耀邦说：我和刘海粟没打过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访问欧洲四国时，在法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和他见过一面。他那时也正在法国，人家也邀请他参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估计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访问欧洲四国的讲话，我修改了十遍，那个反应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从来对自己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构思、亲自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词，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绝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或讲话，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又要有生动的语言文字。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耀邦同志告诉我，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乔木看了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耀邦说，他写东西，是先有个总体设想，然后一段一段构思，想好一段写一段，最后总括而成。有时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来又写。他还说：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他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

　　 耀邦下台后，邓力群多次提出要编辑出版耀邦的文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事业上，他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邓力群自认是胡耀邦的反对派，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对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和钦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界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首先当然是由于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独特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和福泽。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洁、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人们反对独断专行、弄权枉法、贪污腐败，期盼政治民主、社会宽松、官场清明，把真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希望，寄托到胡耀邦的身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危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压抑后，在经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觉醒和迸发出来的强烈心愿。这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切希望，对党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贵信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党内党外，人们对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表示不平和同情。毕竟世界已站到21世纪的大门口，时代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1988年9月，耀邦写了一首《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的诗，共六句。

　　 辇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衰翁。

　　 胡绩伟是在耀邦逝世后才看到这首诗的。他说：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两句诗，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训。

　　 这里，我步这首诗的韵，写了一首和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世事无常若转蓬，劬劳心瘁两袖空；

　　 但求人间皆乐土，岂顾身后影无踪；

　　 生杀予夺决一人，民望饥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领袖。

　　 2009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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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0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