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内活埋戴鹏案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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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高按：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还会记得，“六一”是1966年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的日子——那是毛泽东称誉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这一天，就是“文革”从党内高层权斗转向社会群众蜂起投入的转折点。

　　有武汉故交给我转来署名为“商欣仁、彭祖龙”的“文革”回忆录《六渡桥的黄昏》中的一章。彭祖龙这个名字很熟，是四十年前武汉“文革”造反组织的活跃人物之一，而“商欣仁”这个名字，很像笔名——“伤心人”的谐音。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看来不错，“商欣仁”看来很可能就是彭祖龙本人。

　　这篇回忆录所写的事情——“文革”中的造反派戴鹏，被保守派在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内活埋，此前我也有耳闻，但了解不细，更不太知道后来还有涉嫌杀害他的凶手落网时拒捕而被枪杀，而后又被追认为“烈士”的种种曲折。虽然本文文字并不是很顺畅，但是对“文革”后成长的年轻读者了解“文革”中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具有参考价值。承蒙武汉故交帮我征得“商欣仁”认可，转贴于此，原文甚长，我略做了一点点删改。
　　“文革”中的造反派，年龄轻的如今也都已经年过花甲甚至古稀，都是退休老人了。当年的战友后来思想变化也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当年彭祖龙的战友、“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吴焱金，对彭祖龙及其所写的《六渡桥的黄昏》就相当不以为然。这里我也附上吴焱金所写的《彭祖龙其人》一文的摘录，供读者更全面地反思“文革”经验教训。
　　我重申一点：转载文章，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其观点和认定其所述的事实；而只是认为它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的资料，或者开拓讨论的思路。



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内活埋戴鹏案件始末

商欣仁、彭祖龙，选自《六渡桥的黄昏》书稿第25章

　　提要：戴鹏：三十岁，共青团员，汉口青岛路人民仓会计，文革时任“工造总司”二号勤务员，被“百万雄师”抓进设在武汉市委的“百万雄师”总部，未死就活埋在市委大院内树林中。
　　汤忠云：共产党员，武汉渔猎公司干部，文革时任“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戴鹏案主凶，1967年“720”事件后，因戴鹏案被公安机关抓捕时被击毙，毛泽东死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其平反，追认为烈士。

一，案情简介

　　文革期间，1967年6月12日，武汉市发生了一件活埋人的刑事案件，这一真实无误的案件，由于介入文化大革命这个政治主题，其处理结果却让人百思不能其解。
　　不能其解之一的是：
　　戴鹏被活埋一案，人证、物证具在，当事人都一一承认。法院却以疑犯是受人指使杀人为由，将凶手一一无罪释放。那么，既是受人指使，那指使人应为凶手也应治罪，法院又认为指使的具体人无法确定，也就是说：“戴鹏确实是被人活埋，却没有凶手”。
　　不能其解之二是：
　　当年奉命侦破此案和抓捕凶手的三名公安人员，共产党员彭海如、刘祖清、王振友三人，却以非法拘捕他人罪被判三年、六年、八年徒刑。
　　不能其解之三是：
　　毛泽东死后，他指定的接班人，坚持二个凡是，被当局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主席，却为活埋戴鹏的主犯，主凶汤忠云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这一奇怪的案件，在现在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平常。
　　这一案件，三人均不服，经二十几年上诉。从中央到地方法院，人人都认为是冤案，但个个都不能解决。
　　湖北中院一位老资格法官×××（隐其名），说了实话，“经我手办的这样冤案多得很，一个都没法解决，劝你们不要跑了，任何案件一旦沾上“政治”的边，就只有等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中央有人说话才能解决，例如右派、又如胡风案件、又如芦山会议案件，政治案件如此，刑事案件一样如此。碰上“政治”需要，或者“杀头”，或者“升官”。历来如此”。
　　那么，这是一桩什么样的和政治沾边的刑事案件呢？

二、政治背景

　　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刘少奇为首的当局首先提出了打倒彭、罗、陆、杨四个党内反革命。武汉马上响应，由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提出打倒李达、武克仁、何定华（武汉大学正副校长），说他们是武汉三家村，一时间从上至下，每个单位都有三家村，武汉市一下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批斗，游街，抄家。支持当局的红卫兵们大扫四旧，武汉市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
　　按党内规定，任何一个运动必需是由党来领导，由上而下进行，这种方法本来是党的一贯做法，但此时；却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为刘少奇的“反动路线”，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毛主席路线党内外从未听说过，原来在文革中制定了“十六条”，要自下而上地搞运动，群众可以不通过党组织，自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发、这一来麻烦了，全市大乱。乱的原因是前阵子以党的工作组，专案组整人的当权派（时称走资派）骨干份子，反过来被他们整过的或正在挨整的人批斗、抄家、游过街。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时间全市大乱，工厂停产，学生停课。
　　为了保住自己，当权派们又找一些曾经得到好处的人来保护自己，这就在群众中形成了两派。挨过整的人一般叫“造反派”，专门整人的又去保护当官的人叫“保皇派”。“保皇派”在当时是不合法的，他们不可能公开自已是“保皇派”，因为运动中明确规定要整“党内当权派”，所以他们也要找一个当权派来斗，例如在湖北省造反派要斗省长张体学，说前段整人是他叫搞的。保皇派要斗孟夫唐（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各单位也一样，保皇派也斗当权派——他们当时也自称“造反派”，只是专捡一些不起眼，出身不好，职务不高，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来斗，而造反派尽找些有实权的、显赫一时的人来斗，因为这些人曾整过自己材料，所以有一种报复心里。
　　这样一来，全市上下各单位都形成了二派，当权派也形成了二派支持造反派干部和支持保皇派干部，公安局、法院、检查院也不例外。全部成了两派。
　　问题就出在这里。
　　从1966年保皇派和支保、当权派要红卫兵扫四旧时，就撞上了大祸，66年底到67年初，全市停产，全国大乱。此时，中央老干部谭震林等对毛的这种运动方法不满，觉得这样做不妥，于是上报毛主席，要求停止这种由下而上、不在党委领导下运动的（方法）路线。
　　毛让步了，为了及早纠偏，毛让部队党委介入，全国实行军管。军人当权，可想而知，这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只认阶级成份，其它什么都不管，一下子将斗党内走资派又改成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落后分子，这即是所称“二月逆流”。
　　此时，前段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的当权派（走资派）及其骨干们马上又神气起来。
　　戴鹏案件就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
　　此时，武汉市已宣布军管，湖北省军区在3月21日，发出了通告（即3.21通告），要求工厂复工，学生复课，撒消群众组织山头，并对武汉最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宣布为非法组织，将其第一号负责人朱鸿霞逮捕法办，对其它群众组织做思想工作要求解散，将当时所强占办公地点归还原单位。对参与斗当权派的群众只做教育不追究责任。
　　军方没想到的是，武汉群众组织都自称“造反派”组织，连保皇派也称自己是造反组织，例如保皇派“红武兵造反大队”等。军方一时拿不准，又不能都像对待“工人总部”那样对待这些群众组织，这样一来，群众山头一个也撤不了，不但撤不了，这时有这些山头群众组织还要为“工总”翻案。
　　武汉市政府人武部负责人牛怀龙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了解武汉“职工联合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由于军人都是农民出身，他只认一个理，凡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占多数的组织就是好组织，职工联合会符合这一标准）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工总”打垮，所以他要依靠这个组织来支持军方，协助军方将这些乱七八槽的社会残渣赶回工厂。此时，武汉机械局武装干部俞文斌（一作喻文斌——高注），正好不谋而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毛主席要大家积极参加运动，人人都应积极参加“工人总部”凭什么说自已是“保守组织”，要把职工联合会砸掉？该组织共产党员都是贫下中农出身，都是党的依靠对象，历次运动的积极份子（其它群众组织头头中党员很少）。看看“工人总部”是些什么东西？出身不好还不说，都是各单位掉儿郎当，不务正业，流氓阿飞，五类份子，资产阶级意识较强的人组成，运动能依靠这些人吗？所以，俞文斌、牛怀龙想以准军事组织 “民兵”名义参加文化大革命，协助政府和军方将生产搞上去，业余闹革命，这个组织命名为“红武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武兵将市委作为自己办公总部，协助军方整治社会，武汉市社会情况开始好转，工厂开始开工（学生未上课），每个单位“红武兵”在厂门口值班清点人数，生产基本恢复。
　　但问题又来了，那些曾砸过保皇组织的“造反派“打手”们，砸过文革领导小组，抢过“黑材料”的人，冲击党委办公室的人，斗过当权派又抄过当权派的家，抓当权派游过街的人。一上班就被“隔离反省”不准回家，有的被保皇打得鼻青脸肿，有的写检讨，此时军方并不干涉红武兵，红武兵代替了党委和工作组，这样一来，自然有一些人不上班，四处躲藏，上京告状，逃向农村。工厂表面开工，实为半开工——牛怀龙也只需要这表面现象。
　　此时，武汉另有一些单位造反派人数众多，控制着工厂，红武兵头头和打手不敢回到造反派占多数的工厂去上班。
　　社会上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前期是军方承认的合法组织如“工造总司”、“红教工”、“红侨兵”，“红工兵”、“二司”、“三司”等，为了拨掉这些据点，牛怀龙认为红武兵以准军方组织名义不合适——不能使用武力，便要求他们改名。而俞文兵认为，这些据点就像国民党蒋介石王朝的南京，必须以“百万雄师”之势而攻之。1967年3月底，群众组织“红武兵”改名“百万雄师”，杀入社会。
　　百万雄师在8201部队的帮助下，制定了拔掉全市八大据点的方法和步骤，江岸区“百万雄师”总部决定将攻占当时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工造总司”（总部在汉口友益街16号，现武汉市文化局内）的任务，交由二七区（即江岸区，“文革”中的改名高潮中改为“二七区”——高注）自行解决，火线指挥部设在第30中学内，汽车运输由第30中对面的汽车运转二站担任。
　　此前，为了不打无准备的仗，先派人了解工造内部“文攻武卫”防卫布署，一是设法抓到工造主要头头，并由市公安局消防处，以消防总队检查消防设施为由进入工造总部内实地勘查，据武汉市儿童医院“百万雄师”武斗干将董继斗后来介绍，8201部队派专人在30中讲解攻战、退战术，并决定在工造旁边韩家巷留一空口，让工造人员好逃亡——可惜工造内部，无人知道这一信息，只是死守，最后被杀死23人。8201部队只是想逼工造退出，也并未想到最后会死那么多人。
　　1967年6月4日，省军区发表6.4公告，百万雄师加紧了拔据点步伐。
　　6月11日，百万雄师作战部得到情报，一个叫胡崇远的武汉邮局工人，“四清”挨过整，所以参加了造反派，并在工造总司担任主要头目，但他和该组织二号头目戴鹏关系不好，退出了工造，组成新工造，愿投向“百万雄师”保皇派一方。胡被请到百万雄师总部，介绍工造内部情况，汤忠云（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对他说：“你离开工造已近二个月，这二个月内部情况一定有变，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办法搞个头头出来，或者你找，或者我们抓”（以上为胡在7.20后交待材料）。当时胡就想到了对头戴鹏，说戴鹏人很忠厚老实，每天离不开老婆，按时上下班，抓他最方便，但胡不能出面。至于其它头头，像吴焱金，彭祖龙、龙梅生、潘洪斌，周围警卫人员很多，难得下手。
　　戴鹏的命就这样完了。
　　6月12日，在胡崇远的指引下，汤忠云派江岸区红五兵头头王明荣、陈昌录为首7人等在青岛路人民仓库，将戴鹏抓住。戴拼命反抗，并大声喊叫，司机非常紧张，加上吉普车并不隔音，路上行人中造反派又多，他们很害怕，此时，司机×××将一毛巾丢给王明荣、陈昌录，将戴鹏口堵住，二十几分钟后，车到市委，当时戴鹏已不醒人事，昏迷过去，他们将他放在长椅上，交给另一组专门审讯的班子，抓捕组人员就离开了。后来，戴醒了，又反抗，大骂百万雄师“保皇派”，于是打手们大打出手，将戴鹏打伤，戴鹏仍不服，继续大骂“保皇派”你们没有好下场，随便抓人是违法的，我又不是走资派，又不是反革命，你们有什么资格抓我——都是学的电影中革命者不怕死的英雄场面，也都是党一贯教导的结果。
　　头头们无法，一个叫王明荣的头头担心戴鹏叫声“影响不好”，仍然叫人将口堵上，让送到一楼办公大楼地下室，等汤忠云（作战副部长）回来再说，这样戴又堵上口，拖到市场地下室。
　　当晚，汤忠云回来，陈昌义向他汇报情况，汤想找戴谈一谈，但此时问题发生了：地下室看管人员说，戴已经没气了！这一下大家都害怕担当责任，七嘴八舌乱成一套，有人提议在市委大院后树林中挖一土坑埋了算了，称所有在场人员一律不准外传。最后，汤忠云说：“那只好这样办”。
　　夜晚，坑挖好，众人将戴抬进市委左侧小树林内土坑前——突然戴鹏又出气了！此时马上报告汤忠云，是否送医院，或丢在马路上？经研究，当时医院都被造反派控制，（当时凡文化高，知识份子多的单位，造反派就多），觉得去医院怕不行，丢到街上也不行，六月份满街都是人，若运到郊区去的话路上人多，要叫造反派抓住就没命了，后来又来消息，说戴鹏又没出气了。
　　这样折腾了几小时，最后听说没气了，有人提议：干脆埋了算了！最后也谁没点头，却七手八脚地埋了。（以上为7.20后，对百万雄师头头审讯材料）。
　　可怜的戴鹏，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埋了！

三、追捕凶手

　　6月24日，“百万雄师”按计划血洗工造总司，当场杀死23人、伤200余人。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三千余手持铁矛的武斗人员围攻时，工造总司曾向武汉部队、省军区、人武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支左办公室连连呼救，无一响应，武汉工造总司后面是市无线电厂，驻厂军代表将工厂大门打开，让百万雄师战斗人员持械汽车从厂中进入，从后面攻打工造总部，工厂军代表站在高处看血腥战斗场面。被造反派称为“亲人”的解放军的行为，伤透了造反派们的心。
　　血洗工造后，下午2时半，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办公室宣传车开过来，开始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
　　戴鹏失踪后，工造总司总部，及戴鹏妻子陈景莲（他们有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报案。当时，武汉公安局由保守派组织“武汉公安”控制，军管会由人武部牛怀龙将军控制，报案当然石沉大海。
　　1967年“720”事件后，牛怀龙一派受到毛泽东的打击，8201部队解散。百万雄师涉案人员纷纷投案自首，戴鹏被活埋一案浮出水面。有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为了立功赎罪，将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描绘说，戴鹏活埋前还在与人说话！后经深入调查，反复论证，互相印证，有些话并不可靠，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决定抓人、打人、埋人的主犯为汤忠云。
　　“720”后，公安局已由造反组织“公安联司”接管——保九处处长彭海如是其头头。
　　8201撤出后，8199部队百忙中急于上阵，全权委托“公安联司”负责武汉治安和刑事案件侦察，并临时成立军警联合七人领导小组，军方三人、警方四人。
　　戴鹏一案自然是故意杀人重案之一。
　　（未完待续）




武汉三镇日新月异，有多少人还记得，林立的高楼下面埋藏了什么样的往事？


附：吴焱金《彭祖龙其人》（摘录）
（吴焱金，原武汉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

　　彭祖龙的书《六渡桥的黄昏》部分在网上发表后，有许多网友发表十分中肯的批评，为此我有必要谈谈彭祖龙这个人，试析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及其缘由。
　　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中是武汉橡胶厂技术员，曾在“四清”工作队干过一段时间，后参加《工造总司》，为勤务员和宣传部长。
　　实事求是地说，在投身文革的过程中，彭祖龙是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在“工造总司”被陈再道之流指挥的“百万雄师”包围并血腥屠杀时，他义无反顾地充当现场总指挥，与“百万雄师”的刽子手殊死搏斗并负伤。
　　“720”事件后，他主办的《工造总司》报和《不忘六·二四》战报及时详尽地揭露了陈再道之流杀害无辜造反派群众的血腥暴行。《工造总司》有一支青年人组成的《铁军》，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唯恐他们出事，又是彭祖龙自告奋勇出任《铁军》政委，并为此遭到曾思玉、刘丰打压，在武汉警备区被关近一年。毛主席逝世后，彭祖龙作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被投进监牢，最后被判刑六年。当局原本对彭“免于起诉”，但彭竟索要“毕业证”，后因“态度恶劣和坚持反动立场”，发了“毕业证”——判有期徒刑六年。
　　吃够了苦头，走出牢门的彭祖龙一无所有，凭借刻苦钻研技术，拿到工程师职称，在武汉市科委编外的一个摊子里办搜集科技情报的杂志。以后跑遍湖北农村去支援乡办企业，以此糊口。1987年回汉碰到我，我当时正办民办科研所（后破产）。彭听说也想办，我就告诉他如何申办明详细情况，彭祖龙立即办起了民办科研所（后发展为公司） ，并以此为平台开始了他的小康之路。
　　他跑到内蒙古，找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的王群（从武汉调去的），王群见到“家乡人”，又是工程师，热情接待。彭祖龙果然不负王群所愿，在内蒙古改革开放中帮许多化工厂走出困境，并为他们打开销路。
　　有此契机，彭祖龙一步步走上小康之路，思想上也就逐渐起了变化。
　　……彭认为毛主席没选好接班人，致使造反派被打到永劫不复的地步，故自嘲为“伤心人”（商欣仁）。
　　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彭祖龙，政治态度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逐渐在变化，“邓小平好，胡锦涛好，温家宝好”，这是他经常对我说的话。
　　由于彭祖龙当了老板，接触的精英们也多起来，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多是挺邓反毛的，本不反毛的他在那个圈子里也逐渐在思想上和老板们打成一片。
　　再后来，彭祖龙能自由出入香港，成了香港摄影记者。后游历了欧盟十一国，欣赏西方的繁华和民主自由，思想上逐渐“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
　　造反派的同志和网友都认为彭祖龙文章杂乱，思想混乱，这与他不断接受各种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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