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在8月18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后建立起来的。据媒体报道,“当‘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抵达桂林时,桂林所有大中学校几乎都不约而同成立了以红卫兵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
在这一天,刚好也是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当一张张红卫兵手捧毛主席语录欢天喜地聚首北京的照片见诸报端,用当时媒体的语言来说是“极大地鼓舞了桂林红卫兵”。
对于刚刚起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来说,当时的北京已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所有令他们振奋的革命指令都是从那里发出的,它就像中心点串联着每一个革命的细胞,如果能在那里得到最高首长的接见,那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所以一开始的串联,几乎都是奔着毛主席去的。
当时桂林所有的大、中院校,中学,甚至小学都已停课。许多学生北上去串联了。
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涌到火车站,只要开来一辆火车,也不管它开向什么地方,从车门挤上去,从车窗爬上去。座位上挤着人,行李架上吊着腿坐上人,座位底下躺着的也是人,在车门边,在列车员室都是人,甚至,连厕所里也全塞满了人。
每到一个车站,茫茫人流上上下下,场面蔚为壮观,让很多老人直感叹,“即使是现在的春节民工潮,都比不上它的十分之一壮观”。
59岁的李慧芳当年在恭城莲花中学读初二,16岁的她为了去见毛主席,就加入了茫茫北上潮流。
用她的话来说,当时火车几乎被挤成了“沙丁鱼罐头”。
“人挤人的,清一色全是年轻学生,很少有几个不是学生的,一路歌声,一路笑声。”
“我不记得喝过水没有,吃了点什么东西,也不记得怎样去方便。只记得坐着不能离开,要不就很可能没有坐的地方,也有可能再挤不回原来的地方。当时一块出门挤车走失的人太多了,好多人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
“当时的火车根本不按规定时间开车和停车,也没有信号告诉你,车上也见不到列车员,站台上很少有服务员,说开车就开了,你连问的地方也没有,因此也不敢下车买东西吃。那时到北京的火车要几天几夜,也许是兴奋,也许是激动,反正是记不得怎样熬过来的。”
“到了北京,那可是人山人海,满目都是人头在动和各种小旗,就是接待学生的登记站。只要就近找个登记住宿的地方,登记完就会有车拉你去住的地方,一般都是中小学校的教室,地上铺上麦草和棉毯,领上一床棉被,你就可以独立去闹革命,毛主席接见会提前通知。”
李慧芳当时和其他上百名广西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学教室里。
简单休息后,她就和广西红卫兵到北京各处去转。
“故宫、博物馆都去了,当时只要每天按时回到住地,到食堂就会领到饭吃,有白菜、萝卜、粉条,吃得还不错。”
“几天后,也就是10月18日早上,天还没亮,突然来了很多工作人员叫我们马上起床,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我们。”
“大卡车把我们拉到指定位置,学生们按接待站排成方队,整齐原地坐着等待接见。天亮后,我才发现,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等待时间很长,各个方队就相互拉歌,此起彼伏,歌声不断。”
“后来毛主席来了,穿着军装坐在吉普车里,向我们招手,那情景就跟电影上演的一模一样。整个广场顿时沸腾,红卫兵都像发疯似的,拼命向前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慧芳说,当时由于自己个子比较矮,挤着挤着,她就看不到毛主席了,只能在人群后面跳来跳去。没看见毛主席的,有哭的,叫的,吵的,怨的,那热闹的场面,一辈子都难忘。
因为太过激动,很多学生在挤推过程中把鞋子掉了,所以接见完后,丢鞋的都蹲在地上找鞋,由于丢失的鞋太多,学生后来干脆找两只相似的鞋子穿上就算了。
说到这,李慧芳“扑哧”一声,笑了。
李慧芳坦承,尽管文革那段岁月有太多痛心、荒诞事,但对北京串联的那10多天,回忆还是美好的。这就是特殊时期人的特殊际遇。
今天,虽然很多人在谈起文革时,有这样那样的埋怨和说法,但当提及串联,很多过来人其实都有李慧芳这种兴奋的感觉。
那是一段没有父母的管制,没有老师的约束的日子,走到哪里,都有地方免费吃住,坐车也不用掏钱,自由自在,所以,后来很多学生都把串联当成了旅游。
当时南方的学生基本选择北上,北京依然是首选,而北方的学生则大多南下。这种南上北下的人流迁移,形成了1966年中国最独特的风景。
据中国文革史资料,从8月份起,当时中国所有大城市和名胜景区,几乎人满为患,大专院校住不下,就住机关企业,机关企业住不下,就住街道居委会。各地政府基本动用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就是为了满足串联需要。
桂林作为全国有名的风景区,当时自然吸引了不少南下学生。
很多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保守估计至少有十几万人来了桂林。我们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证明,但局部的资料还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当时的盛况。
据《桂林市志》及一些回忆录描述,1966年8月后,就有很多北京来的串联学生到桂林,桂林红卫兵组织当时为了接待这些学生,先后动用了广西师院、桂林中学等几十所院校,后来还是住不下,不得不把一些单位会议室腾出来,给学生打地铺。
《兴安县志》记载,为了接待来来去去的红卫兵,该县还成立了文革接待办公室,发放经费,接待经过兴安的红卫兵吃住。截至当年年底,就花去了40多万元。
40多万元在今天看来数目不是很大,但在当时鸡蛋只要几分钱一个,一斤肉才几毛钱的物价背景下,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串联的规模。
桂林有不少学生仅这一年就北上串联过好几次,后来有学生想效仿,但因为年底中央开始发通知,要求停止大串联和红卫兵返校复课,都未成行。
至次年2月,轰轰烈烈的全国大串联终结。
http://news.guilinlife.com/n/2009-08/25/68799.shtml |
发表于 2020-7-24 22: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