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习仲勋传》作者贾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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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对《习仲勋传》作者是如何从军人转身为一名党史专家，是如何从事中共历史人物研究，又是怎样写作完成百万字的《习仲勋传》等诸多疑问和好奇，记者叩响了渭南师范学院一所专家公寓大门。

    初次相见，贾巨川略带歉意地说：“半年前学校就说市报记者要来采访，还真的有点‘怯’。一是也没有做出什么说给媒体的事情；二是当时刚好接受了一个经中宣部领导批准学习出版社承担的出书选题，这个30万字‘活’儿，签约要求在两月内完成，任务紧迫。但生于斯，长于斯，总对脚下这方土地总是心存感念之情，还是很乐意与家乡的媒体交流。”一句直言，一席释语，虽值隆冬，尤感如春。

    出生于我市合阳县的贾巨川，也是从家乡走进部队，有着18年军旅锻炼和考验的人生经历，而后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过中共渭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承担《习仲勋传》研究和写作之前，他参加了省、地12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省级以上报刊图书发表论文、研究文章、专题综述、人物传记等13篇，计10万字。其中获省级二等奖1篇。独立执笔完成了24万字《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渭南地区大事记》一书的撰稿工作，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纪念毛泽东百岁诞辰，他主持编著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论文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他撰稿并编导了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渭南市委合拍的43分钟的《雄兵东渡》电视专题片，再现了八路军总部及其主力师在陕西云阳、富平一带誓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重要历史场景。

    “能够进入一所大学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学习，是幼时曾经的梦想，对有正规的上学机遇就分外珍惜。因而在校攻读中国语言文学期间，还强迫自己挤压出精力和时间参加了全国高等自学考试。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专业、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并开始了法律本科的学习。我在三年后走出学校的时候，已经拿到了3个文凭。也就是在学校里集中精力读了许多书，写了不少笔记和文章。”贾巨川的孜孜不倦、顿学累功精神以及在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领导机关的肯定和社会同仁的认可。1990年，他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联合评为“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其事迹收入聂荣臻元帅题词的“水滴穿石，绳锯木断”的《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人物》一书。1996年7月，贾巨川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受到了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或许正是这些成绩和荣誉，促使他被调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从事《习仲勋传》的研究和写作工作。

    《习仲勋传》是中央办公厅下达的重点课题，当时确定要编三本书，一本是《习仲勋文集》，即习仲勋的文章、讲话编选成集。一本是《习仲勋革命生涯》，内容是辑录对习仲勋的回忆文章。再就是《习仲勋传》，由陕西省委牵头，具体参与单位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东6个省和中央档案馆。

    接受研究和撰写《习仲勋传》任务后，贾巨川开始多方搜集资料，梳理征集线索，联系有关单位个人，确定采访名单，拟定编写纲目。贾巨川说：“我初去时，‘习传’才搭架子，当时组织了一个传记组，七八个人分头采写，在后来的工作中队伍越来越小。领导给我谈话说，谁谁不弄了，你就给咱担起来吧！最后剩了我一个人。”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任务，我还是有信心的。回顾个人学习工作走过的路子，心里有底气，觉得能把这个传写好。特别是和习老相处了一段时间即有所见，翻阅了不同馆藏资料有所思，研读了多种人物传记有所悟，更有了做成做好这件事的信心。”

     如何将《习仲勋传》写成精品？目标在那里？贾巨川盯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和与之相关的《彭德怀传》等优秀作品。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他看了大量的中外名人传记。“我把当时出版的十大元帅传记买齐了，都看了。国内外的毛、周、朱等人物传记，都买地看。把不同人物的标题、语言，以及精彩段落都分门别类摘录整理，悉心研究。”

     贾巨川认为，写书人要为自己定个高标准，攀高品位，求高水平。“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凡事没有高的目标，就不会朝着高的方向努力。把《习仲勋传》写成一部精品传记，是我的初衷，是我的梦想，也是和传主家属及出版单位形成的共识。”

    记者看到，在这所公寓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齐心老人倾听贾巨川说话的合影照。贾巨川告诉说：“这是2000年6月，我陪大姐回访革命老区时在甘肃省环县的河连湾照的，这里是陕甘宁省委旧址。1936年秋，习仲勋由环县县委书记调回党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时，省委书记李富春就是在这里跟他谈的话。”

    回访结束后，贾巨川为齐心起草了给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的报告，写出了《追寻流逝的岁月》一文（4万字），2001年在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第9、10期连载。

    历史研究和传记写作，离不开大量的特别是馆藏档案资料。贾巨川说：“查阅档案是一件非常枯燥的活儿。如果没有耐性，倘若不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发黄破烂的纸页，难以辨析的字迹，连接不通的句子，勾勾画画，涂涂抹抹，看不了几页，就心灰意冷，无心浏览。习老基本不谈自己，而且留下的个人手记极少，许多事情都是在别人的书里或材料中找有关他的资料。因此，传记资料准备是工作的最大困难。”

    贾巨川初到省委，住在楼梯旁一间办公室兼宿舍仅15平方米的耳房内，他形象地说：“一张桌，一把椅，一沓稿纸面朝西。”忙碌紧张的工作仿佛让他忘记了个人生活工作的条件需求。他索性把自己找来的有关习老的资料和从单位档案室借来的资料都放在椅子上。一天看一沓子，然后把一些疑问记录下来，归类集成“习仲勋传疑问录”，然后一一查寻，一一释疑。贾巨川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倒查法”，即不漫天寻访，而是带着问题有目的地查资料。手边的资料看完了，贾巨川决定沉下身子泡省档案馆，此时是1997年。当时他还没有从渭南搬来。周一天不明坐班车，一下车直奔位于建国路的省档案馆。在这里，他一蹲就是40多天。这里没有专门的客饭食堂，也没有查阅人休息的地方，中午他就在外面简单吃点东西，铺上一张报纸坐在档案馆门口，一边看抄录的资料，一边等着下午档案馆开门的时间。

    中央档案馆、中组部档案室、广东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贾巨川也去过多次。单在中央档案馆就待了四五个月，有两次都值隆冬季节，贾巨川住在城内招待所，档案馆在城西四五十里外郊区，每天天不明，他就在夜色中迎着寒风，有时踏着积雪去赶馆里的通勤班车。馆里有严格的规定，有一盯一的专人监查，所查内容要经过批准，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不许把包、水杯带入室内，抄录要用专用笔纸。摘抄前后，都要经过审查批准，通不过抄了或不能带走，或被剪除。他一本一本，一张一张地翻阅，涉及到习仲勋的有关资料，哪怕是一个片段，一句话，一个细微之处也不放过。“我觉得不让复印也好，就大量地阅读心记，增添感性认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400余卷近300万字的资料，也在允许下作了必要的摘录整理，阅览了相关的书籍和报刊百余种。”

    值得一提的是，贾巨川还参与审读修改了《习仲勋革命生涯》《怀念习仲勋》等书稿，参加了习仲勋治丧活动，并执笔撰写了新华社播发的习仲勋同志生平和《习仲勋碑文》，使他对传主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传记写作的水平提高大有裨益。

     随着百万字《习仲勋传》上卷的出版及下卷在他手中脱稿，对《习仲勋传》的评论和贾巨川的名字即见诸各大媒体和网络，同时也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肯定。新华社2008年4月21日专门播发电讯通稿。该书参加了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全国十七大以来党史优秀图书一等奖。《青海湖·视野》等多家的报刊连载或选载该书内容。全国权威核心社会科学期刊《新华文摘》刊载了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习仲勋传〉的五大看点》长篇书评；《光明日报》刊发中央党校教授祝彦《生动再现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评〈习仲勋传〉》说：“由贾巨川执笔撰写的《习仲勋传》，是近年来关于陕甘宁边区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之一。”陕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张祥初评论说：“丰富翔实的史料，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清新的写作风格以及精雕细刻的文字锻造，使历史人物走出历史。使传主的生平事迹、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启迪。”西南大学教授余纪撰写书评：“值得称道的是史家的笔墨纵横捭阖，以历史的原本为纲，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勾勒得清晰可见，同时又不放弃历史的细节和相关的人物刻画，构成一幅由无数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的‘清明上河图’。”陕西新闻出版局一位领导读后让转告作者：“文品如人品，人品出精品。”

     《习仲勋传》出版后，新华社有位记者采访贾巨川时问道：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什么？他回答：“要说最大特点，就是我没有把传主推向神坛，而是作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有个性，有特点的常人来记述。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在半个多世纪革命斗争实践中，凭着个人信念的坚定不移和艰苦奋斗，加之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戴，领导集体相互配合和战友们的帮扶，党组织的领导和领袖栽培，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有着客观的内在发展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为传主作了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如果当作一个神童，一个超人，事事处处都有先见之明，都有过人之处，既坚持原则，又正确决策，老抵制错误。世界哪有这样的人，如果写出是一个高大全，就离开了传记作者的道德遵从。”

    “全书一以贯之地使传主没有离开人民群众，没有离开领导集体，没有离开不同时期的客观环境。他既是一位运筹帷幄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身处复杂生活中的普通人，不可能超越现实，不可能天生神明。这就是对传主的历史定位，是唯物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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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传》后记

　　《习仲勋传》是习仲勋系列丛书之一，一九九二年四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立项，由中共陕西省委牵头，有关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对收集整理、编写工作给予支持和协助。张勃兴任《习仲勋传》编委会主任，上卷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出版。二〇〇八年一月《习仲勋传》（下卷）编写工作启动后，省委决定增补魏民洲、王改民为编委会副主任。

　　《习仲勋传》（下卷）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赵乐际，省委原书记、编委会主任张勃兴，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魏民洲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汇报，审阅书稿，提出要求，解决困难，保障了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习仲勋传》（下卷）是集体创作完成的，从编写到成稿历时四年时间，十易其稿。

　　贾巨川在原来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于二〇〇八年十月提供了十四章二十七万字的初稿，卢荻提供了广东部分两章八万字的初稿，形成第一稿。按照编委会的要求，王改民对广东部分作了修改扩展到九万字，贾巨川对其提供的部分作了修改扩展到二十九万字，于二〇〇九年十月上旬形成了第一次修改后的十六章六十六节三十八万字的工作稿。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为了加快编写进度，成立了由王改民牵头并与辛拴明共同负责，姚文琦、贾巨川、梁月兰、柴云、李方参加的编写组，对全书进行集中修改。王改民、辛拴明、姚文琦、梁月兰、柴云集中对工作稿进行修改，中央文献研究室王双梅于十一月十五日参加修改工作，张志功等撰写了“家庭生活与家风”一章。同时，贾巨川对他提供的工作稿部分继续修改，李方协助贾巨川工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王改民、辛拴明、王双梅、姚文琦、梁月兰、柴云修改出送审稿十七章七十三节四十二万字，并印成样书于二〇一〇年一月送出征求意见。以后各次的修改直至出版，均由王改民、辛拴明、姚文琦、梁月兰、柴云集体在此书稿基础上修改并增写完成，期间王双梅重点补充修改了西北局和广东部分，把西北局部分由原来的四章扩充到六章，广东部分由两章扩充为三章，并修改补充了蒙冤部分。全书共二十章七十七节四十九万字，五十七帧图片。

　　在以后的八次修改过程中，为了丰富内容、核实史料，编写组先后派出王改民、辛拴明、王双梅、姚文琦、余少松、王顺铭、尹行智、梁月兰、董强、江南、柴云、刘东、李方、许洁锋、钟雪斐、李元、高子果、缑昱健、苏维等十九人八十余次在中央档案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资料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图片社、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等查找资料三千余卷，复印九百余万字，摘抄卡片五万多字；赴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广东、浙江、陕西等地走访三百余人次，形成文字资料二十余万字，丰富了史料。

　　编写组在多次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提纲，调整结构，吸收使用了大量新的资料，对工作稿作了必要的删减和增加，编写了新的章节，选定了照片，使书稿框架更加符合逻辑，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史料更加丰富翔实。【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习仲勋传》（下卷）编委会在西安召开会议，审定通过了《习仲勋传》（下卷）书稿。

　　《习仲勋传》（下卷）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档案局、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档案局、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省图书馆、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城墙管委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张德江、令计划、曹志、胡启立、阎明复、李立功、尹克升、张邦英、黄静波、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张帼英、梁广大、江平、田进、张蒙纳、张汉青、张志功、曹志斌、徐联升、俞惠煜、陈清、夏蒙以及袁广才、史凡、孟德强等在不同方面给予了热忱帮助和支持。在征求意见稿形成时，宋登作了文字校核工作。陕西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陕西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对编写工作提供了方便。对上述单位和个人为本书付出的辛劳，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谓十。

　　习仲勋夫人齐心及其子女十分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作，多次认真审阅书稿，提出意见和建议，对编写好本书起了重要作用。

　　本书参阅了大量书刊资料，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胡耀邦传》、《彭德怀传》、《贺龙年谱》、《王震传》、《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习仲勋主政广东》、《怀念习仲勋》、《习仲勋画册》等，谨向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谢忱。

　　由于编写组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习仲勋传》（下卷）编委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

http://www.dushu369.com/mingrenzhuanji/HTML/89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