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夹叙夹议李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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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叙夹议李平心（上）

小引

　　我是很想写写李平心的，五、六年前写过一篇，不过没展开来写。真要展开来写是很难的。因为历史是曲折的，是按肯定否定律运动的。上下左右涉及的人太多。人又是很复杂的，做好事的人也做过不好的事，做过坏事的人也并不全做坏事。说好人除了做好事还是做好事，容易写；说坏人净做坏事，没做过一件好事，也容易写。就是说好人做过不好的事，最难。难一点也就算了，有的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不是吗？如今有多少宇航员活跃在青云之上，可是“为尊者讳”的毛病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说实在的，李平心以及同李平心有瓜葛的人，无不有二重性，因此都有难写的地方。既然答应写了，就只能秉笔直书了。不过“直”中还得有点“曲”，对有些人的名字就不提了，敬请读者原谅。

　　李平心（1907-1966，江西南昌人）原本不叫李平心，仅从其可考的作品来算，他就用过循钺、圣悦、青之、李鼎声、邵翰齐等好几个笔名。据曾在生活书店当过编辑的艾寒松老人回忆，1931年底到1932年初李平心用“赵一萍”的笔名为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写文章，经过数次修改后方才刊出。邹韬奋见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静气，便给他取名“平心”。

　　可是，在我看来，李平心乃性情中人，或者说是一位洋溢着学术激情的人。他平心不静气。他在理论上有才气，豪气，甚至还有点牛气，但在政治运动面前却有时又显得稚气；在学术辩论中有浩然之气，但也会不时地流露出迂气，傻气；他遇到挫折能忍气，憋气，但在私下里也有冤气，在别人不为他伸张正义时，他会有怨气；他在敌人的电刑面前十分有骨气，但是对来自于自己人的不断加压时又会垂头丧气，要不，他在建国后怎么会自杀两次呢？

　　百批不倒的李平心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批判他的会议上

　　1960年3月底，在我交出本科毕业论文，用一首表示“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打油诗填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以后，就被突然宣布“留校”，留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4月下旬，接到参与批判李平心“唯生产力论”的任务。于是，找来59年和60年李平心所写的《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章看，似懂非懂。接着，又在导师指引下借来“唯生产力论”者雅罗申科和波格丹诺夫的书，对照着看，也是半懂半不懂。几天后，学习室主任庞季云要我和顾伟如（20世纪80年代为上海财大教授）到南昌路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市社联召开的批判李平心“唯生产力论”的一个会议。

　　参加的有高校、党校、社科院、社联的专家，大约二十来人。我们几乎都不认识。年龄最小、水平最低的就是我和顾伟如了。会上都发了言，独有我与顾没说一句话。大家发言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李对每个发言都有回应，都有反驳。反驳措词最尖锐的是对市委党校王先生的反批评。因为年轻气盛的王先生有把李平心往修正主义那边推的意思，激怒了李。李说：“小同志啊！你马克思主义没学好，你把马克思的话理解反了。马克思的原意是……你回去再好好学习。”与会者听了，有的微微点头，有的微微一笑。没有一个人为王先生帮腔。我虽不知道究竟，可从大家表情上判断，可能是王错了。

　　批判会开到中午12点了，还很热烈。李平心也表示有话要说。他对大家的批评一点也不接受。于是，主持人提出：下午继续开会。与会者便到食堂排队买饭。我和顾伟如是被派来参加上午会议的，无权自行决定下午继续参会。刚毕业的学生最听话，也最守规矩。顾伟如对我说：“今天的会蛮有意思。是不是打个电话回去请假，下午留下来接着开？”就在我尚未回答时，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对顾伟如说：“小妹妹！上午的会很有意思是吧？下午留下来吧！”我俩回头一看，说这话的不就是那个正在挨批的李平心吗？我们朝他笑了笑，便伸手端饭去了。吃饭时，我仔细端详李平心理直气壮的样子，打心底里佩服。有句名人名言叫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他李平心如此“所向披靡”，是不是因为他“抓住真理”了呢？可是，又一想，我这是不是右倾呢？因为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两年（反右延续到1958年），反右倾还没完全结束，心有余悸啊！

　　对李平心的批判始于1959年。别人越是批他，他越是反批评。到1960年8月，他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七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表现在生产关系性质上，还表现在生产力的性质上。他认为：假如我们只是注重到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而忘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变化规律，忘记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的矛盾与联结，那就会走上另一个错误的极端。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发展因素，除了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运动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动力。他强调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性质外，同时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与自己的运动。他自信：那种以为生产力完全受生产关系规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可以明确地说了：当年李平心反批评的恢宏气势足以压倒批评。这一点，上面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曾考虑不再同李平心纠缠下去了，有组织地撰写三篇说服力强的重头文章：一篇由上海社科院承担，一篇由复旦大学承担，一篇由市社联承担。三篇发表后，批判告一段落。可是，后来没有一篇发表出来。由市社联大秀才执笔的那篇，初稿都印出来征求意见过，记得是用米黄色的纸印的。为什么都没发表呢？这，轮不到我这号人知道。可是思想的野马还是会乱跑的。批李这么重要的会，室主任庞季云（庞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兼国际所副所长、学习室主任。在于光远任中宣部理论处长时，庞是副处长）他自己为什么不参加，而要我和顾去滥竽充数呢？我实在不敢深究。很久很久以后听说，对批“唯生产力论”问题，在领导层中也有不赞成的。另类的意见认为，充分注重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其积极的一面，可是，如果把生产关系的作用讲过了头，变成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脱离生产力，那也会对生产力带来破坏。事实上，农村吃不饱的情况这时已经蔓延到了城市。是不是生产关系跑得太快了，已经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觉悟水平呢？正确答案可能在李平心手里。于是，上海一位曾任中央山东分局委员的理论家向他的老领导、主管全国理论工作的那个人直接反映了批李平心的情况，经主管全国理论的那个人同意，批李的事戛然而止。事情就是那么奇怪，那个在这之前和之后都做过错事的主管全国理论工作的人，成全了李平心这件大好事。

　　作为孤家寡人的李平心日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又像过去一样，跑书店，跑图书馆，在床头写卡片，在马桶上留卡片。别人的卡片是抄摘他人观点的，他李平心却是把自己的突发奇想记录在卡片上。他床头、窗台上都有卡片。到一定时候，他把卡片收成一缧，来个集零为整，就是一篇大文章。点点滴滴的火星就燃成熊熊烈火。

　　一打就倒的李平心

　　——“文革”一开始他就自杀

　　李平心的好景不长。他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他可能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二位名人。第一位自杀的是邓拓。

　　因为我住在高安路19号，市社联在高安路61号。社联里既有教过我的老师，又有一位我的大学同学。这位大学同学还同李平心是亲戚，因此我在李平心自杀后的第二天就听到了他的噩耗。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实在是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在批他生产力论时，他那么坚强，怎么突然经不起打击了呢？后来知道，这是我不涉世事，不知深浅的想法。

　　在当时的斗争会上，不论是在红卫兵嘴里，还是后来在造反派的大标语里，常有，不是“常有”，而是每会必有这样一句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像李平心这样重信仰的人能投降吗？当然不能！不投降，剩下的只有“灭亡”了。像李平心那样刚强的人，能不顽抗到底吗？如果顽抗到底，除了“死路一条”，还能有什么呢？也许还有个“周旋”啦什么的，可李平心这种书卷气十足的文人，既不会两面三刀，又不会八面玲珑，更不会趋炎附势，那怎么办呢？

　　过去说自杀是“背叛”，现在称自杀是“脆弱”。殊不知，自杀的缘由还有个与外界压力成正比的函数关系。即使是钢铁战士，在自己人的特大压力下，说不定也会走上绝路的。李平心在“文革”之初所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想像的。他的压力，在时间上有四个“早”，在强度上有五个“大”。

　　第一，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前，姚文元等人在1966年4月就给李平心扣上了“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这比4月16日北京日报的“批三家村”还要早几天。原因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引起李平心的反驳。从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年1月20日），《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年2月3日）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年3月31日）等文中，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应兼顾历史科学和政治两条标准。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甚至“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在姚文元用批《海罢》揭开“文革”序幕时，连发三篇批姚的，平心可能是国内唯一。平心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光芒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写了《欢迎“破门而出”》，攻击李平心，还指使手下的人，以“康立”（武康路历史组之意。当时的写作组在武康路2号）、“伍丁”（历史组四人，再加姚文元一人，为5人）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视李平心为敌人了。严酷的现实，使平心既感困惑，又觉痛心，他曾忧愤地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不幸被平心言中了。在继续下去的“文革”中有多少“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今天整人者，明天被人整。岂止是今天、明天！我都多次目睹过整人的发言刚结束，马上就被人整的场景。包括主持和参与制订“五·一六”通知的人，又何尝不是被人用“五·一六”通知当棍子把他们打倒。

　　第二，早在1966年4月，华东师大党委就在上级的授意下，从文科各系抽调了不少教师、学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组。其任务主要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问题，准备“炮弹”，射向李平心。

　　第三，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标志着对史学界的冲击势头进一步加剧。作为史学界领头人的李平心自然是在劫难逃。

　　第四个“早”，是早在6月10日上海市委便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委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根据市委集体决定，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点了8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其中包括李平心、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艺界的王西彦。自点名后，他们8个人中就有好几位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士可杀而不可辱”，刚烈的李平心能忍受住“辱”吗？

　　李平心除了四个“批得早”，还有五个“压力特别大”。

　　一、市委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就在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在题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社论中指出：“李平心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挨批的人和事从前不是没有过，可登上“社论”这一级的在当时怕是不多。这是多少吨的压力啊！

　　二、学生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在华东师大校园里，贴出了针对李平心的一万多张大字报。大字报数量之多，为八个人的前几名。6月14日，李平心自杀前一天，有一位同学在李平心门上贴了一幅漫画，意思是李在负隅顽抗，要对他斗争到底。学生是老师的命根子。学生出来，那么多学生出来打压老师，尽管学生是奉命而来，给老师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三、朋友给他的压力大。李平心的学术秘书曾跑去告诉李平心的老朋友、市委的一位部长，说李平心有轻生的念头，希望部长注意。不知道部长是不肯帮忙，还是政治艺术地推托，说：“党的政策是打倒了以后还要给出路，李平心大概不至于自杀。”人一倒霉，鬼也不上门，形势严峻到了如此地步。

　　四、亲人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当李平心的学术秘书发觉李平心神色不对，劝李平心的前妻、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去安慰安慰李平心时，他前妻说：“李平心是华东师大的一面黑旗，我怎么能帮他的忙？假如华东师大组织上要我去斗争李平心的话，我要和他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李平心与他的元配是1928年在春野书店相识，并结婚的。李平心曾有对不起元配的地方，50年代提出同元配离婚。元配坚决不同意，拖了好几年。后来他元配看李平心在政治上每况愈下，才勉强同意离婚的。元配与平心风雨同舟二十多年，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可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面前，她也不肯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他儿子，也曾迫于政治需要，写材料揭发过李平心，并因此而受到上面的表扬。凡此种种，使得李平心心碎了，绝望了。

　　五、情人的遭遇给他的压力特别大。李平心在香港有个情人，困难时期给李寄过吃的、穿的、用的，还寄过写文章的稿纸。此时，有人指其为“国际间谍”。情人是间谍，那李平心算什么？这还用说嘛！李平心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压下，李平心选择了用煤气自杀。死前李平心留了几封遗书，解释了自己不是托派，又通情达理的声明自杀与校党委无关，还表示要把留下来的四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学校。在写给儿子的信里，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李平心留了六部书给儿子（俄文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大部头），还给秘书留了三部。每部书都写明估价，并说明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变卖。平心有善心，平心死了心。平心本不该选择自杀，可是他笃信欧阳修“士有死不失义”。他把践行“不失义”放在了第一位。

　　李平心自杀后，儿子既不敢、也不肯回来料理后事。他给党委写信说：“我相信党会妥善处理一切后事。他的手稿、书籍、信件、物品全部交给党。”“文革”的政治形势决定：李平心死了也不能让他安宁。自杀当天，全校召开了李平心批判大会。几天之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同时发表了批李的长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给李平心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资产阶级大右派”，“修正主义应声虫”，“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几顶大帽子。

《上海民进》 >> 2011年第二季度

(◎邓伟志)

　　（《夹叙夹议李平心（下）》详见下期《上海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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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叙夹议李平心（下）

　　从李平心的年表看李平心一生

　　李平心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反动”还是“进步”？在1986年以前，我的答案是有的，不过只是一知半解。1986年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民进会员不能不读点会史。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李平心是民进创始人之一。作为民进的后来人我如饥似渴地找来了李平心的书。李平心的藏书现在还在华东师大。有次向师大借书，发现在好几本书上有李平心的批语。一翻李平心的履历，知道他1925年曾在上海大学读书，与我父亲同学，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他的亲近感。读了李平心的书，方才知道他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是社会学家。我作为社会学界的后来人，也应当认真研读李平心。为了“还”1960年参加批李会议这笔“政治债”，我与顾崇智合写了《生产力学是创新的学科——评李平心教授的生产力论》一文，发表在2005年的《云南大学学报》上，心灵稍稍得到安慰。可惜的是，编辑为了突出理论，删去了有关史料。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研究李平心的作品与日俱增。我从几位同仁已发表的李平心年表中，删繁就简，略加改动，收录于后，可以看出平心一生的粗线条。

　　从1914年起，李平心到南昌市读私塾、小学和中学。五卅运动爆发后，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来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先进思想熏陶下，平心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用于社会学的研究。入学不到半年，他就写了《现代妇女与现代家庭制度》一文，对封建旧思想大张挞伐，谋求妇女解放。

　　1927年1月，平心根据党的安排，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与曹亮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建立一个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献身。“四一二”政变后，李平心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遂由临海转道上海，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从事宣传工作。6月2日，他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惨雾〉的描写方法及其作风》一文，呼吁文艺工作者“打起精神来描写一般被压迫的人类”。他力图在革命低潮时期，从文学战线上鼓舞革命士气，激励广大劳苦大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1928年2月，平心加入蒋光赤、钱杏邨等领导的太阳社。他响应创造社、太阳社提倡的撰写革命文学的号召，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巴里亚的胜利》。小说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题材，歌颂了无产阶级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告诉无产者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1928年1月至3月，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特点及农村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阶级与他们的总代表——军阀官僚，像铁链一样结成一条联合战线。因此，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应结成巩固的联盟去锤碎这条铁链。他在文章中宣传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主张，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原则及其具体方案的设想。

　　1928年5月，因叛徒出卖，李平心在上海被捕入狱。10月，经保释回南昌。在故乡，他翻译了《政治思想史大纲》一书（1930年5月出版）。1929年6月，重返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7月，他与光华书局订约译《资本论》第一卷。后因光华书局毁约未能出版。1930年6月，他根据《资本论》的理论，并参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编写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一书，对社会学的性质、对象、范围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

　　1930年，平心在上海经恽代英推荐，在党中央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其间，他在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林育南等人的亲切关怀下，参加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后因苏准会遭到破坏，李平心等与党中断了组织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平心著书立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1931年秋，李平心参与发起现实周刊社，负责《现实周刊》的编辑校订工作，撰文宣传抗日救亡，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联盟的活动。1932年以后，主要为《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撰稿，相继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和青年修养等方面。其中，《现代学生与经济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形式逻辑》、《论真理》、《论思想》、《论道德》、《论文明》等文章，不仅对旧的社会思想、研究方法、道德观念等一一进行了批判，而且启示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

　　1933年，正当中国文化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诸问题激烈论争的时候，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正式出版。平心在“绪论”中说：“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历史，“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该书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叙到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为止，创造性地提出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总结了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说，这是我国较早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它问世以后连续再版，曾被解放区翻印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教材。

　　1934年开始，平心又致力于传播和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是年，他编辑出版了《现代语辞典》。次年5月，又负责编辑《读书与出版》。他在《创刊漫谈》中讲办刊宗旨时说：它是要把“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读书与出版》作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播音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35年11月，生活书店刊行了李平心编辑的《全国总书目》。这是我国现代目录学史上较早而有影响的一部全国总书目，收录了1921至1935年间出版的书籍约二万种。所收书目不论学派，惟以内容严正为尚，对黑幕书、诲淫书、低级趣味的读物以及宣传宗教迷信之书概不收入。该书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填补了我国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总书目这一空白。

　　1936年，平心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并为会刊《中国农村》撰文，探讨乡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他又连续为《世界知识》杂志主办的《国际问题基础知识讲座》撰稿，所发表的文章后来汇编成《国际问题研究法》一书。是年，他还编写出版了一部介绍和指导读者学习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社会科学研究法》。书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想，指出：“学习和实用，理论与实践，不是机械地可以隔开截断的，它们必须要统一起来，唯一面努力学习理论，一面随时参加实践，才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有用的知识。”其用意是反对那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和否定理论的所谓“实干家”，从而启发读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以便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存”；培养和锻炼读者“变革现实的能力，以便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创造新生活而努力”。因此，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列为重点查禁之书。

　　李平心很注意青年的智能训练和意志培养，发表了许多关于青年修养的论著和文章。他倡导自我教育与自我训练，倡导启发、商榷的方式，力避“说教布道”，同时还选引了很多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革命家的奋斗事迹。作为青年自我修养与生活言行的范例，以鼓励他们百折不挠，积极向上。

　　1936年秋，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平心又着手主编了《自修大学》。它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的通俗读物，又是传授科学基础知识的自修读本。不久，《自修大学》就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查封。

　　七七事变后，李平心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先后编写出版了《抗敌战略论》、《民族统一战线论》、《战时的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等著作，在理论上就如何开展抗日民族运动进行探讨。他编写出版的《各国革命史讲话》（再版后改名《各国革命史》），特点就是用史来为抗日服务。他在“序言”中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发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和教训。”

　　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就地组办“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补校”）的名义出面，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聘请陈望道、周谷城、李平心等进步教授、学者担任教师。平心主要负责哲学部分。他的哲学讲座深入浅出，长于说理，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四补校的《现代知识讲座》实际上是党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有“上海抗大”之称。它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

　　1939至194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武装封锁，并发动皖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这期间，平心为《民族公论》、《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求知文丛》等刊物撰稿，无情地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危害团结、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状，驳斥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诬蔑。为了“有助于大众对于祖国进步的认识”，他挥笔疾书，又相继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和《论新中国》（又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实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旨在“总结中国近百年的民主宪政运动，描写民族自觉的生长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使读者看到“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争取民族解放与民主过程中所创造的业绩，所积蓄的经验和所遗留的教训。”《论新中国》既是一部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政治论文集，也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它“就新中国的生长过程，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并着重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证明了抗日的重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

　　1941年，李平心所著的《论鲁迅思想》（再版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出版。这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的研究鲁迅思想的专著。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要地刻画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从受进化论、尼采主义的思想影响到成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并以鲁迅的这一思想发展反映中国现代史的转变与进展。1956年，许广平同志曾推荐这本书，认为这是了解鲁迅、研究鲁迅的第一本著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李平心被捕入狱。他在日寇监狱中遭受各种酷刑，以致留下了宿疾（头昏病）。经地下党和朋友们的营救，他被保释出狱。后住上海法藏寺，大量阅读和整理经史资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初稿百余万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顽固地推行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上海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李平心等进步人士，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从1947年2月起，他就是民进的九名理事之一。李经常在《民主》、《周报》、《文萃》、《时代》、《文汇报》、《联合晚报》等进步报刊上撰文，或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集会演说，严厉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内战阴谋，坚决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一时期，李平心先后写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论党争与统一》等十余篇文章，后汇辑成《从胜利到民主》一书，以实际行动投入了当时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一些“幼稚病患者”仍然对美蒋反动派存有幻想，企图以“第三种人”自居，在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独裁、正义与邪恶之间搞折衷。为此，平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剖析了“第三方面”的社会性质、政治地位、特点与弱点、任务与前途等问题，批评中间路线的幼稚和糊涂，呼吁广大人民为争取一个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上海解放后，李平心以火热的激情、绚丽的文采，写下了《上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满腔热忱地歌颂新中国，并表示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担任《文汇报》编辑时，他配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可是，在平心欢欣之余，上海市政府一位副市长在大会上不指名地说：“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做过坏事。”随后，副市长就把李平心的所谓托派问题告诉市委统战部和民进领导人：“李平心在托派刊物《求真》上发过文章。”接着民进就有人在会上批评了平心。平心辩解无效，因为领导的话份量总是重的。平心就叫入党比自己还早的、地位比自己显赫的妻子向副市长解释。《求真》上的文章是友人自行拿去发的。发表后，平心还同友人发了火。可是，组织观念极强的妻子不肯去为他解释。争吵时，丈夫说妻子“政治投机”，妻子说丈夫“政治软弱”。政治上的压力导致了平心第一次自杀，用刀砍自己的脑袋。

　　孰料，轻易冤枉平心的副市长等人后来蒙受了更大的冤枉。历史证明，对他们的冤枉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可对平心个人来讲，却带来了好处。平心的日子好过了。这一年，二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平心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几年，平心的产量也提高了。

　　“李平心现象”引发的思考

　　一、人生之路不可能不是曲折的，可是能不能少一点，从“九曲十八弯”变成“三曲十二弯”呢？无疑是可以的。即使办不到，那“曲”、那“弯”的幅度能不能小一点呢？我想那是必须办到的，万万不能忽而为友，忽而为敌。树敌过多只能是孤立自己。认为周围很多的人在180度大转弯，说不定是自己脑筋不转弯，或者自己在“向左转弯”。

　　二、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在斗争中是不是也可以讲点人性论呢？甚至是，斗争越残酷越要讲究人性、人道。不要在“神”不上门时，也不许“小鬼”上门。感情的慰藉，不论是亲情的慰藉还是友情的慰藉都会降低自杀率。自杀率高、精神病发病率高与社会文明度成反比。政治与感情有联系，也有区别。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

　　三、误会、冤枉古今中外都有，可是，只要注重调查、冷静分析，误会、冤枉就会减少。不能不容许领导“不惮于恶意来揣测人”，可是，事情是复杂的，当头的也得从“无罪推定”角度去想一想。“听到风就是雨”，是当领导的大忌，是“左派幼稚病”。

　　四、“从众心理”人皆有之，要不平心怎么会吃一万多张大字报。可是，我敢说，当时除了历史系学生，不会有多少学生读过平心的书，甚至也没有见过李平心的面，那怎么能知道平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遇事也要有点逆向思考。群众运动是好，导向有偏差的群众运动就不好，如果是“运动群众”那就更不好。不要把“从众心理”扭曲成“从‘上’心理”。陈云讲：“不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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