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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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作者：薛攀皋

历史事件有时会重演。18世纪40年代，普鲁士执政者曾因错误地下令扑灭麻雀，自酿苦果。19世纪60年代，法国重蹈覆辙。谁会料到，在世界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为历史和科学证明是错误的消灭麻雀的事件，竟在新中国重又发生。

现在50岁以上的人，对我国50年代的轰轰烈烈的全民灭雀运动记忆犹新。那场空前规模的灭雀大战是毛泽东发动的。部分生物学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消灭麻雀。他们执著地为麻雀翻案，走过了近五年的漫漫长路，直到毛泽东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除名时止。

听信农民经验，毛泽东决心消灭麻雀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高潮，预计到全国农业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并将转而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着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955年冬，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来自农村的毛泽东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这一年的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1]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但是，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1955年12月2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给中共上海局、各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的《农业十七条》中；在1956年1月间，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的《农业四十条》中，都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中。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是这样表述的：“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2]

随着《纲要草案》的通过与实施，麻雀成为“法定”的被消灭对象，与“过街老鼠”同处于“人人喊打”的命运。

事实上，消灭麻雀运动在1955年冬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

尊重科学，部分生物学家呼吁为麻雀缓刑

在全国上下众口一声要消灭麻雀的时候，也有少数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他们认为定麻雀为害鸟，根据不足。

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尽管不少人由于灭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还是有几位同志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坦陈麻雀不是害鸟，反对消灭麻雀。

首先发言的是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他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雀害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鉴于座谈会上也有人拥护捕杀麻雀，而且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3] 会议过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

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与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鸟类与鼠类不同，就老鼠来说，它有百害而无一益。在鸟类中要找出一种和老鼠有同等资格的害鸟，实在是不可能的。[4]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也从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角度，主张“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他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特别就青岛中国动物学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专家因为“扑灭麻雀”已订为国家政策，而不愿发言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5]

在争论声中，《纲要修正草案》

为麻雀网开一面

赞成并拥护消灭麻雀代表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刊于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

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周建人最后强调：“今日已明白地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能够改造的，人们也有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信心。人类是能支配自然的，决不是顺民。”[6]

周建人陈述自己赞成消灭麻雀的见解，无可厚非，但他给反对消灭麻雀者扣上“自然界的顺民”，“均衡论者”的帽子，未必是实行百家争鸣应有的方式和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到，部分生物学家为麻雀翻案，不仅要冒犯上的风险，还难免受到某些同行的指责。他们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

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7]

可能是接受了中外生物学家的部分意见，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8]

这同1956年的《纲要草案》比较，不仅基本消灭四害的期限，由“五年、七年或十二年之内”改为“十二年内”，最重要的修正补充是提出了可以不消灭城市和林区的麻雀。

大跃进殃及麻雀，城乡大打灭雀战

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麻雀问题的修正墨迹未干，很快就被大跃进、浮夸风所否定。

进人1958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随着大大地提前。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

2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称：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争取在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3月17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与卫生部联合召开除四害、消灭疾病竞赛会议，口号是：“争取提早成为四无国”。

在中央号召之后，决定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辖市就有：北京市（定为两年）、河南省（定为三年）、上海市（定为三至五年）、江苏省（定为四年），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定为五年），安徽省（定为五至八年）。

随着全国上下头脑发热，除四害的牛皮也越吹越大。12月30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上，谈到1959年的除四害任务时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争取在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实现‘四无’，迎接建国10周年”。

麻雀也许在“四害”中被认为是最好对付的，因而，从1958年3月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纲要修正草案》曾经作出的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1160只。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 29日捕杀麻雀505303只。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 .6亿只。对小小的麻雀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屠杀。

全国各地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新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咒麻雀》诗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诗曰：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郭沫若同许许多多人一样，只能紧跟形势，他无法站在科学一边，却去咒骂无辜的、小小的麻雀，歌颂错误的灭雀大战，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国际友人唱反调，韩素音等谴责中国捕杀麻雀

国外舆论与国际友人对我国灭雀大战的评论，与国内的评价大相径庭。

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为新中国不知唱过多少赞歌，替中国人民不知说过多少好话的老朋友，在捕杀麻雀问题上同我们唱了反调。

1958年3月19日，正在新加坡的韩素音接到父亲在北京病逝的噩耗，3月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房上树上真人齐声呐喊、假人随风摇摆，撒开天罗地网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她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看到许多鸟自由飞翔时，情不自禁地发誓：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9]后来，她在《韩素音自传》中又提及此事。她写道：《纽约客》杂志接到她关于麻雀的文章后，编辑罗杰·安吉尔曾建议她把结尾部分删掉，说它会使许多中国人不高兴，然而被她拒绝了。[1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顾问、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以同样的心情评价北京市的灭雀战。他目睹下榻的西郊友谊宾馆，所有的人被动员起来参加灭雀战斗。他写道：“整个运动首先是由党内某些头面人物发动的，他们认为麻雀糟蹋了太多粮食”，他们不懂得“麻雀虽然吃粮食，但它们也消灭了许多害虫，而这些害虫要比鸟糟蹋更多的庄稼”，并说“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11]

不计得失安危，生物学家继续为麻雀翻案

在《纲要修正草案》中规定“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之后几个月，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围剿麻雀运动，生物学家对有关部门的言而无信很不理解。

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动员全民扑灭麻雀之后，由于缺少了抑制条件，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是，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发动消灭麻雀的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尽管如此，特别是八届八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以及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一些生物学家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为麻雀翻案。

上海的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尖锐批评上海市不执行《纲要修正草案》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朱洗说：国外，德、法等国是保护麻雀的，日本是春天保护秋天打，苏联也保护麻雀，除了麻雀成群危害作物外，一般不打麻雀。中国历史上没有有组织地打过麻雀。吃虫的鸟类很多，但到城市里生活繁衍的种类不多，如白头翁、喜鹊和麻雀，但前两种数量相对较少，最多的是麻雀。麻雀可以打，但要在适当时间和适当地区打，如在秋季打一批，不是打光，不能全城动员打。

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冯德培认为，麻雀对人是害多抑或益多还是个问题，而老鼠、苍蝇、蚊子对人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等看待，列为四害之一不公平。

脑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张香桐说：麻雀在果园和森林地带益多害少。即使对农作物来说，益害比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只麻雀吃的粮食有限，而它吃了害虫可以减少庄稼的许多损失。如果算一笔账，还是保护麻雀为好。

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说：为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12]

毛泽东终于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由于许多生物学家强烈反对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算写一个报告向上反映。经请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决定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报告。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13]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14]

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部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于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召开麻雀问题座谈会，酝酿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尽快制订计划并组织力量分工协作，开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由有关国家机关和诸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并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任负责人的协调小组于3月4日正式成立。[15]

就在“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开展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6]

1960年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谈到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成绩之大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之后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7] 报告虽然没有直面当年定麻雀为害鸟并予以消灭的决策是错误的，但总算有一段巧妙的文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为麻雀恢复名誉。麻雀终于解脱了整个家族将在中国灭顶的厄运。

毛泽东最终还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虽然这个过程显得长了一些。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纠正自己的失误，总是令人高兴并受人敬重的。

一些生物学家从1955年冬开始为麻雀的命运而抗争，在跨六个年度近五年后的1960年春，才成功地翻了麻雀冤案。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为了真理敢冒风险、锲而不舍进言的精神，难能可贵，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功勋。

问题并未完结，麻雀一案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生物学家，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因为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消灭麻雀的决策而受到冲击，但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1962年因癌症谢世的朱洗，因为首先提出要以史为鉴，吸取外国灭雀的教训，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被认为胆敢把人民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鲁士腓列特大帝下令扑灭麻雀类比，公开反对毛泽东，而受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直到1978年11月26日，人们才为他重新安葬，并按原来的墓志勒碑，纪念这位为我国实验胚胎学、细胞学的理论研究卓有建树，对经济鱼类人工繁殖和蓖麻蚕驯化研究也作出重要贡献的生物学家。

郑作新作为鸟类学家是反对灭雀者中唯一亲自研究过麻雀的生物学家。从灭雀运动还处于酝酿阶段时起，他就明确提出：对麻雀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依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和环境区别对待。在反右派斗争运动席卷全国时，他又在学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麻雀全年食性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他及其同事们对从产果区和农作区采集到的近千只麻雀，进行逐个解剖和研究的结果。报告充分印证了他的论断。然而，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文革”中也成为弥天大罪。他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为此，他挨过没完没了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始得平反昭雪。他的事迹被编入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试用教材的“为麻雀平反”的课文中，教育儿童向这位正直的科学家及其无私的科学精神学习。

麻雀的冤案，随之而来的一些生物学家的冤案，至此都一一平反了。捕杀麻雀高潮的1958年已过去了整整40年。然而，回顾历史，仍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反思。例如，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如何正视少数人的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如何正确处理经验与科学的关系，真正尊重科学，以科学论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如何正确看待已有的历史事件，真正引以为训，不重蹈前人覆辙；一旦决策失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馈系统，及时纠正错误；如何为广开言论，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重人治的时候难以做到，即使在强调法治的时候，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做到。


〖附记：笔者作为当年参加麻雀益害问题研究的一名科学组织工作人员，写过一篇题为《为麻雀平反的一些情况》，刊载于1993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去年，首都某大报记者未经该刊同意，又不注明出处，先后据以写成《麻雀的故事》和《毛泽东与麻雀的故事》在报刊发表。《炎黄春秋》杂志得知，约我充实内容，重写这一题材。感谢海内外的几位热心朋友，又为我提供资料，使我得以对50年代的我国灭雀运动，从酝酿、决策、实施到最后撤销的过程，按时间顺序整理成此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0—263页。
2．毛泽东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3．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记录（1956年10月，青岛）。
4．薛德焴：再谈麻雀问题，《文汇报》，1956年12月3日。
5．张作人：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文汇报》，1957年1月30日。
6．周建人：麻雀显然是害鸟，《北京日报》，1957年1月18日。
7．苏联生物学家米赫罗夫答记者问，《文汇报》，1957年5月9日。
8．《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
9．韩素音：麻雀即将灭亡，（美国）《纽约客》，1959年10月19日，第43—50页。（英文）
10．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第255—256页。
11．米哈衣尔·阿·克罗奇科著、赵宝骅译：《一位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6）：43—45页。
12．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的不同看法，《科学简讯》新第28期，1959年9月26日。
13．张劲夫：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党组档案（长63—19）。
14．毛席的批示，参见[13]。
15．两次会议记录，参见[13]。
16．征询对农业17条的意见 一文的注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263页。
17．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 第8期：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