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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曰：这篇大事记亦载于《凉州文史资料》第十辑。本贴是根据网上所有的修订而成。
武威地区文革大事记(1)
<转自马酒生先生>
——以武威一中为主线
1、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当时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到县、团一级党委。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亦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开始。一年以后，经毛泽东批准，于1967年5月1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前后，中央报刊开展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甘肃日报发起了对阮迪民、吴坚的批判，武威一中校方安排学生读报学习，并召开相应的批判会。
2、1966年6月1日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全国高校陷入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武威一中校领导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在高中年级各班指定干部子弟或家庭出身好的学生组成所谓三人领导小组，独立于班委会之外，主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掌握汇报学生思想动态。
3、1966年6月18日下午，武威一中高三年级学生马酒生（执笔）、万强、李惠连、温力侠、宋建强等五人，在校内贴出针对校领导的题为《以赵双龙为首的校领导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校办公室全文印发成一期简报上报下发。在其后10天左右的时间里，在校领导指使下，该大字报及其署名者受到了全校声势浩大的围攻和批判，有的反驳大字报还公布了五人的家庭成份和身世，追查所谓的阶级立场。
4、1966年6月 21 日，武威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威一中，接管学校工作和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工作组组长由团地委书记王惠科担任，副组长由武威中级检察院检察长黄振武担任，成员由地区机关和地委社教团临时选调的干部约20人组成。同时，地委也向武威二中和武威师范派驻了工作组。6月23日，地委决定撤销武威一中校长、书记赵双龙的职务，接受批判检查。
5、1966年7月中旬，武威一中八位同学在武威专员公署门口贴出题为《推开大门看本质》的大字报，批判行署修建豪华大门的问题。几天之内，一中和二中不断有学生贴出新的大字报，专署机关干部也写大字报反驳，以大门为题开展了热烈辩论，各界群众纷纷驻足观看，社会反响强烈。这是武威文革开始以来大字报第一次走向社会，被称为七月事件。
6、1966年8月20日，地委文革办公室在武威大礼堂召开城区三所中等学校师生大会，地委书记薛程传达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六条的八项决定并讲话，他强调各单位首先要努力搞好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不要随便走向社会支援别的单位的运动，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别单位的群众。
7、1966年8月21日，兰州传来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作检查的消息。有部分同学开始去兰州了解情况。以后几天，高三年级学生大量赴兰。在兰州车站设有红卫兵及外地赴兰学生接待站。
8、1966年8月30日，一中校内出现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主要由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子弟组成，主要负责人为刘国防、杨代云、彭爱明、张维汉等，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文革运动的主导力量。
9、1966年9月2日，下午地委文革办公室召集城区三所中等学校师生大会，隆重颁发《毛主席语录》，地委副书记吴岳，红卫兵代表和教师学生代表讲话。
10、1966年9月3日，全校以班级为单位讨论推选校文革筹委会人选，按工作组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和当选条件逐一进行讨论。有的班意见分歧很大，争辩较激烈。依照工作组审定的人选，几天后校文革筹委会临时小组宣布成立，主要任务是停课后组织师生学习中央十六条。
11、1966年9月6日，从北京、兰州传来一幅典型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被一些红卫兵和所谓红五类子女追捧，一度横行校园。
12、1966年9月8日，兰州“九、三”事件后，关于省委和兰州铁路局的矛盾分歧公开化和社会化，开始波及到武威。武威铁路分局职工多次来武威城区游行，散发传单，街头宣讲。部分地方干部和地区社教团干部与铁路工人进行辩论，在地委大院和市场灯光球场均发生过几场规模较大的辩论。
13、1966年9月20日，下午武威一中部分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约50多人，会同北京101中学和、兰州铁一中赴武红卫兵，前往地委大院，要求与地委主要领导对话，并解答问题。随后席地而坐，相持到晚上九点许。围观者甚多。翌日上午，这部分学生再次到地委大院提出质疑和抗议，一些地委机关干部与之辩论。这就是最早向地委当权派造反的有名的“九、二○”和“九、二一”事件。后来，参与此项行动的学生骨干林彬、隋复兴、李锦川等成立了“九二○”战斗队，后来成为一中井冈山兵团的核心组成部分。
14、1966年9月25日，在校革筹小组统一安排下，高三和高二年级几个班的学生前往天祝县团结公社参加秋收劳动。至10月6日返校。
15、1966年10月8日，一中学生赴外地大串联陆续开始，首要目的地是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红五类学生先走，随后全校其他学生陆续出走。一部分人持有串联介绍信，大部分人仅持学生证出行。当时的背景是，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接见外地赴京师生，周恩来讲话代表中央支持串联，并宣布全国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到北京来串联。到后来几乎所有中学生都自发参加了全国大串连。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1300多万各地红卫兵和师生。一中大部分学生在此期间赴京受到接见。
16、1966年11月30日，晚七时开始，一中红锋战斗队召集会议，批判校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令工作组组长王惠科到会表态和检查。
17、1966年12月1日，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暂停大中学生乘车串联，提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进行徒步串联。随后又停止了徒步串联。在这期间，一中高66级蒲龙、宋建强、万强、张太渭和高67级王守仁等同学组织参加的两支步行长征串联队伍颇具代表性。回校后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一中红色长征造反团，主要负责人有王守仁、王清德、蒲龙、杨玉新等。
18、1966年2月7日，武威一中革命造反团（主要负责人刘国防、赵北平、黄汉清等）联合二中学生组织，以一二中联合战斗团的名义，捣毁武威县城市红卫兵总部（驻武威县总工会，由县级机关干部组成），摘牌封门，张贴标语和查封告示。并将其桌椅等用品搬至一中，收归自用。
19、1966年12月9日，为纪念“12．9运动”三十一周年，武威一中革造团等联合二中、师范部分学生组织在地委大院集会，批判地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0、1966年12月15日，一中少数学生赴兰州，参观兰州大学举办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览。
http://www.minqin.ccoo.cn/forum/thread-6338194-1-1.html
21、1966年12月25日，当晚，一中学生马酒生、石学仁、张锐，二中学生谢奎等商议成立红卫兵战斗队，一致同意取名为武威地区突刺师团，并跨校和面向社会吸收成员。
22、1967年1月5日，晚七时，武威一中某教室。一中学生马酒生、石学仁、张锐、侯均、张德生、王立平、龚亮、崔素媛、邢印珍等，二中学生谢奎、严林章、李玉玲等人，具体商谈成立突刺师团的筹备事宜。次日又去二中，与高66届学生徐福、谢冬生等商谈跨校联合行动的设想。
23、1967年1月7日，根据讨论意见，大家一致推举马酒生起草突刺师团成立宣言。宣言草稿经讨论后，由张锐、张德生抄写大字报和刻印传单。
24、1967年1月7日，以李象阳为团长的农大赴武“五、四”造反团联合一些社会群众组织，在武威师范操场召开批判地委当权派大会。下午，一中突刺师团成立宣言的大字报及传单在校内和街头张贴、散发。同时印制突刺师团袖标。初期成员50多人。
25、1976年1月9日，突刺师团学生开始分赴城区各企业单位，了解文革运动开展情况，串联发动群众。重点串联的单位主要有武威县印刷厂，亚麻厂，铁工厂，地区水利局，邮电局等。
26、1967年1月11日，拥有成员40多人的一中全无敌战斗队负责人古和平、张月仙提出，今后与突刺师团联合行动或整体加入。与此同时，一中其他一些学生组织先后陆续成立，主要有以白淑萍、李惠连、冯桂兰、王淑兰为负责人的劲松战斗队，以刘宗德为团长的红旗兵团，以田植杰、李占勋、杨代云为负责人的毛泽东思想警卫团，以郭体功、宋振林、彭爱民为负责人的一二三杀杀杀战斗队等。
27、1967年1月15日，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发生。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上海的夺权事件，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走资派夺权的最新指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文章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28、1967年1月17日，突刺师团负责人马酒生接通知前往和平饭店农大五.四造反团驻地，会同一些工人和干部组织，共同商谈筹备成立“总司”，初步确定发起和召集单位，“五.四”造反团、武南铁路“二.七”和突刺等列入其中。决定次日召开武威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通过。
29、1967年1月18日，下午在专署后院大会议室召开各战斗团队负责人会议，有80多个群众组织参加。武南铁路“二.七”总部和农大“五.四”造反团代表主持会议。武威一中突刺、全无敌和“九.二Ｏ”战斗队参加，会议首先讨论当前成立大联合性质的“总司”的必要性和条件，形成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赞成意见认为大联合是当前的大方向，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九.二Ｏ战斗队等持反对意见，认为武威地区运动刚刚兴起，群众发动不充分，阶级阵线不清楚，现在大联合即是大杂烩。赞成派占上风和多数，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当即提名推选11个单位组成筹委会，其中包括武南铁路“二.七”，农大“五.四”，地区运输公司红运，地区物资局永红，一中突刺等。九.二Ｏ战斗队等提前退出会场。
30、1967年1月19日，下午二时在地区物资局会议室召开总司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物资局强来琦、一中马酒生、农大“五四”刘建国主持。议定总司全称为武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并就主要任务，机构设置，议事规则，联络方式等进行讨论。决定近期召开各团队负责人会议。
31、1967年1月20日，鉴于最近几日一中九二Ｏ，革命造反团，长征团等发起驱赶农大“五.四”造反团的行动，总司一些所属团队要求筹委会立即开会讨论，设法予以制止。当日下午及晚上，筹委会在东街县手工业联社会议室分两批召集部分团队负责人开会，讨论统一认识。与会各团队一致表示坚决反对驱赶农大“五.四”的行动，认为这是幕后有人指使的一个阴谋活动，地处武威地界的农大学生参加武威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可非议的，总司筹委会及其所属团队应表明态度，旗帜鲜明地支持农大“五、四”。次日，总司（筹）贴出关于反对和谴责驱赶农大“五、四”造反团的严正声明。
32、1967年1月22日，星期日。下午在武威城内东小南街县委大会议室，召开总司所属团队负责人会议，选举总司领导机构。参加单位预先报到120个，实到80多个。经提名、表决投票，按得票半数以上当选，选出常委19个，其中工人组织13个、学生组织3个、机关干部组织3个。包括汽运“红色工人”，汽修“红联”，铁路“二.七”，农大“五.四”，一中“突刺”，地区物资局永红，专署机关联合战斗队等。
33、1967年1月23日，上午总司常委开会分工，商定由铁路二.七总部主要负责人任总指挥，由农大五四刘建国、一中突刺马酒生、专署物资局强来琦、和平公社胡兴祖等四人任副总指挥。设置宣传处，联络处，专案处，秘书处等工作机构。从几个较大的所属团队中选调十多人充任总司工作人员。农大五.四造反团派出李巨庭任秘书处负责人，掌管总部印章。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张月仙、石秀兰、石万鲁、龚钧等。
34、1967年1月24日，总司进入联系确定的正式办公处——武威东小什字县农行院原址。这是一处宽敞的长条四合院，两厢和临街二楼及门廊有14间办公室，南上房为四开间的会议室，总司团队长会议即在这里举行。各部门分头抄写张贴和散发总司成立宣言，制作书写总司名牌，联系刻制公章。
35、1967年1月25日，武威一中“九.二Ｏ”、革造团、长征团等“游斗”地委书记薛程副书记吴岳等。事后薛程到军分区见司令员王保生，要求军队协助抓好地方治安。
36、1967年1月27日，武威军分区及武威驻军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成立联合支左办公室，开始“三支两军”工作。当日驻军部队在城区举行武装游行。总司按照原定计划，出动十多人去县广播站“夺权”，遭到军分区及县武装部有关负责人阻止，称广播站将实行军管，不许群众组织夺权。总司人员撤回，双方未发生冲突。
37、1967年1月 28日，一中突刺师团在石学仁带领下对地委宣传部实行“夺权”。宣传部长袁浩表示“交权”，双方未发生冲突。1月30日发布声明称：突刺师团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夺了地委宣传部的权，赶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吹响了武威革命造反派大夺权的号角，并为全面夺权作了准备。“掌权”持续一月时间，张锐、张德生、王立平、陈振华等参与其事，期间会同宣传部干部做了两件事：一是封闭了已成危房的武威大礼堂；二是按省上要求，具体安排武威印刷厂承印《毛主席语录》。2月28日，自认为宣传部夺权不符合三结合的要求，遂发表声明宣称将一切权力交给宣传部的革命造反派，即自行撤出。
38、1967年1月29日，总司在武威师范学校操场召开成立大会，90多个各界战斗团队成员参加，到会近万人。会后在城区举行列队游行，围观群众甚多。总司总指挥及工人、农民、学生、干部代表作大会发言。驻军支左办应邀派出观察员参加。
39、1967年2月25日，一中井冈山兵团及二中、武师和社会上支持其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促春耕”动员大会，到会约三千人。军分区支左办明确支持这个大会。
40、1967年2月26日，总司动员全部所属群众组织，在武师操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誓师动员大会”，到会约六千人。会后组织武运司及县汽车队几十辆卡车，搬运社几百辆架子车向武威县各公社、大队免费运送所配售的化肥。武威专区供销合作办事处（合办处）干部郗定华，胡圣方等具体组织筹办。这次会议最早由总司提议和筹备时，总司曾派人与一中井冈山等组织联系，希望联合召开，一度达成一致，后在军分区支左办王仲武等授意下，井冈山兵团等另行筹备,抢先于2月25日召开支持春耕生产大会，同一个会演变成了两个会。从此，以“2.25”和“2.26”两次大会为标志和界限，武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开始公开化和明朗化。
41、1967年3月5日，总司在武威师范学校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揭批武威地委专署主要负责人的所谓“罪状”。地委书记薛程，副书记吴岳，专署专员毛迎时到会接受批判。会议主持者安排他们在台下第一排落座。大会开始未及一半时，一中井冈山兵团会同二中、武师部分学生约200多人，突然冲进会场，冲上主席台，齐声大喊：坚决砸烂保皇大会！坚决采取革命行动！大会被迫中断，一部分群众与之进行辩论。少数冲会者还动手抢夺广播器材，被工人群众加以制止。同时，在城里街道贴出大幅标语：“三.五大会假批真保罪该万死！”“坚决揭穿总司三.五大会的大阴谋！”“坚决支持对三.五大会采取革命行动！”接着总司贴出“严正声明”，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冲砸大会的行为提出 “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几天内围绕“三.五”大会的是非之争，两派群众在街头巷尾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大什字贴出的一张倾向于支持“三.五”大会的大字报上，军区支左办干部刘汉章署名写下这样的批语：足将进而趑趄，言将进而嗫嚅。众多的观看者由此感知到军分区对待“三.五”大会的立场态度。
42、1967年3月9日，为回应“三.五”大会的挫折和所谓“明批暗保走资派”的指责，总司所属的工交系统群众组织立即筹备揭批地县工交口当权派。当晚，在广场灯光球场举行揭批地县工交系统当权派群众大会，到会约2000多人。会程顺利正常，晚九时散会。散会后有少数一中学生和秦剧团职员进入会场，与群众进行辩论，发生轻微的推搡。
43、1967年3月10日，上午十时许，武威军分区派出数名持枪战士，在县公安局干警的配合下，同时拘捕昨晚聚会的三个主要工人组织的负责人，分别是武威县搬运联社工人郭铎，武威运输公司五队工人巴虎，武威县农机公司工人吴伯忠。三人均被反铐押解，公然过街示众。同时，铅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威卫戍区布告张贴出来，布告称三月九日夜发生的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政治事件”，指称郭铎等三人是“破坏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一小撮坏人”，予以拘留审查。一时，总司及所属群众组织受到巨大的压力。直至3月19日总司被迫解散后，始将三人予以释放。
44、1967年3月中旬，根据中央和兰州军区关于军队要抓生产的指示，武威地区生产指挥部成立。军分区副政委贺应祯任主任，指挥部常委、委员、各办公室正副主任大多是“井”派或“井”派观点的，工作人员中“突”派即支持“总司”的不足五分之一。各县先后也成立了相应的生产指挥部。
45、1967年3月12日，一中井冈山兵团等再次采取升级行动，驱赶农大“五.四”造反团，该团在和平饭店的驻地和宣传车被砸。这一行动得到军分区某些人的暗中支持。农大“五.四”造反团被迫撤回本校。此前，因兰州铁路局系统实行军管，武南铁路二.七总部已撤出武威地方文革运动。总司总指挥经常委会推选由地区建设银行干部王全兴担任。
46、1967年3月16日，一中井冈山兵团来人到总司门口及两侧街道书写大标语：“总司是二月逆流的产物！”“总司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薛程、吴岳的御用工具！”等。
47、1967年3月18日，上午军分区副政委贺应祯召集地县中级干部会议，安排生产指挥部工作，分区司令员王保生到会讲话，他说:“在座的没有三反分子”。下午三时许，一中长征团，革造团，一二三杀杀杀战斗队，九.二Ｏ战团等联合行动，出动一百多人砸“总司”，总司人员猝不及防没有任何反抗。部分办公桌椅、用具和文字材料被抄走，总司标牌被摘下踩碎。一部分人同时在门口和院内书写大字标语：“彻底砸烂保皇大杂烩组织——总司”，“坚决支持砸烂总司的革命行动”“彻底肃清总司的反动流毒！”当晚十时，总司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同意总司宣布解散，今后以各大系统为单位自行开展活动。后来事实证明，总司的被迫解散是军分区支左办王仲武等人主使和支持的结果，所谓“总司是大杂烩”“是二月逆流的产物”“是薛程的御用工具”等都是他们提出的。总司解散后王仲武还提出“肃清总司流毒”的口号，打算把总司下属组织完全搞垮。从此，对总司的看法和评价，成为武威地区两派群众对立的分界线和区分武威文革基本是非的关节点。
48、1976年4月5日，突刺师团回校与其它观点相近的学生组织联合行动，当日早八时前往东关园艺场烈士陵园扫墓，共约200多人参加。
49、1967年4月6日，突刺与劲松、全无敌、红旗等5个战斗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近期行动。决定搞两次大的社会活动，一是召开全县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二是联合社会工人组织，召开一次有声势的批判大会。当晚，串联了原总司所属的十几个工人组织，在武威运输公司红工总团开会讨论，一致同意开一次批判大会，但首先须争取军方的支持，否则就暂时不开，以免再形成“2.25”和“2.26”两次大会那样的对立。决定推选马酒生、白淑平、刘宗德等10名代表，次日一早去军分区支左办汇报。汇报结果是军分区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劝说暂不召开为好，理由是四月三日一中井冈山兵团等已召开过一次批判薛吴大会，火已经点起来了，再开就要更深一步，因此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按照事先的约定，因军方不支持，即告作罢。
50、1967年4月23日，上午，以武威二中大部分学生为主导，在原总司所属部分工人、干部、学生组织的支持下，在二中操场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动员大会，到会5000余人，会后在城区举行了游行。这次大会标志着支持总司的这派群众的再次兴起。下午，一中井冈山兵团及部分工人、干部组织在武威专区建筑工程队院内集会，宣布和庆祝该队三结合（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军方和群众代表6人作大会发言，其中4人在发言中有批判总司的内容。专区建筑队大部分职工持反对总司的观点，军分区派出军方代表，率先在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实际表明了支持井冈山一派的立场。武威军分区的这一立场，随运动形势的变化，日益明朗和坚定，贯穿支左的全过程。
51、1967年4月24日，上午，地区外贸局仓库。马酒生、胡圣方召集原总司的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30多人秘密集会（包括三所中等学校、汽运公司、汽修厂、县亚麻厂、地委及专署机关、地区合办处、邮电局等单位），听取省供销社赴武威同志介绍兰州地区文革形势及军区支左情况，接着讨论了恢复活动，再次联合的问题。大家认为，总司坚持联合的大方向没有错，不能向暴力和压力屈服，要在立足本单位的基础上，寻找时机开展联合行动，逐步形成新的大联合组织。尽管军分区支左立场已趋明朗，但仍要耐心争取军方的支持，避免与之对立。这实际是总司解散后举行的第一次不公开的团队长会议，对以后“突派”的形成和联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52、1967年4月26日，根据武威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安排，驻军部队派出支左人员，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近期先后进驻学校。空军020部队进驻一中，军分区进驻二中。主要任务是组织学生进行政治学习和军训。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较明显的倾向性。与学生辩论和对立的只是个别人，如军分区干事董××向二中学生扬言：你们肯定联合不起来，你们要联合了，我就从你们学校倒爬出去。从而激起学生强烈反响。一月后，两大派群众公开形成对立后，驻军宣传队即自行撤离学校。
53、1967年5月16日，武威二中两大学生组织红八一战团（负责人蔡林贤、冯天民、马玉海、张元、蔡玉莲、鲁镇、张书茂、马子昌等）和以高66届学生为主组成的迎春到兵团（负责人徐福、王立中、谢冬生、马立文等）会同其他几个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以占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总数90%以上的优势率先实现大联合，取名红色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主要负责人有徐福、冯天民、蔡林祥、张抗、马里文、谢冬生、张禄甲、石秀兰、蔡玉莲等。当晚，在校大礼堂举行成立庆祝大会，一中突刺，汽修红联，武歌千钧棒战斗团等几十个社会群众组织应邀参加，并派代表作祝贺发言，受到热烈欢迎,武歌郝凤歧的发言多次被掌声打断。5月中旬，武威军分区对专署公安处实行军管。
54、1967年5月26日，原总司所属的大部分组织和支持总司的一些群众组织，经过自发串联沟通，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革命批判大会，以显示新的联合阵容。为不致影响企业的生产，大会当晚在城内灯光球场召开。一中突刺、全无敌、劲松、红旗等6个战斗队，二中红革会和武师部分学生组织都应邀参加。到会总人数约5000人。这次会议向全社会公开显示了原总司一派（后称突派）的再次恢复和兴起。会议顺利结束后，不料却发生了惊动全城的变故。武威一中200多参会学生在整队返校到达校门口时，被在校的另一派学生阻止入校，前头已进校的于巨川等几人被群殴致伤。其余学生掉头前往军分区支左办，派代表交涉，请求军方出面干预以保证这些学生得以入校和人身安全。交涉一时未果，除几名代表外其余学生退至军分区附近的大什字等候。不久，二中、武师返校的学生闻讯后陆续赶来，也在大什字陪同一中学生等候消息。并增派几名代表继续与军方交涉。军分区支左办接待人员以种种理由拒不接受学生请求，商谈从晚上九时许持续到十一时半，迄无结果。消息传来，等候的三校学生500多人群情激愤，一场自发的静坐事件由此爆发。
55、1967年5月27日，凌晨，静坐一夜的六位女学生结伴回到一中宿舍，打算取出衣物和洗漱用品，不料当她们匆匆收拾东西准备出校时，被一帮在校学生打手发现，惨遭毒手。伤势严重的高三女同学白淑平、李惠连、王淑兰三人整个后背血痕纵横，鲜血淋漓，几无完肤，实为武威文革以来学生被重伤的第一例。鲜血、暴行和军分区的听之任之，强烈刺激了武威市民的神经，是与非的界限摆在了善良人们的面前。许多市民自发前来声援和慰问静坐学生，有的还在晚间陪坐。静坐开始的第三天傍晚，大雨突降，一些工人和干部迅速找来篷布和木杆，很快为静坐现场搭起雨篷。最初几天，军分区也派人给静坐学生送来一些稀饭和炒菜、馒头。一些群众组织临时成立了“声援静坐小将火线联络处”，负责安排静坐学生的吃饭和饮水等。
56、1967年5月28日，联合九.二Ｏ、革造团、毛泽东思想警卫团、一二三杀杀杀等学生组织一中井冈山联合兵团宣布成立，主要负责人为林彬、隋复兴、王守仁、王清德、柴尔利、田植杰、张维汉、潘素芳等。次日上午，一中井冈山联合兵团在大什字贴出一大幅标语：“突派一小撮人策划静坐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决没有好下场！”第一次公开提出突派的称号和概念。另一方则同时指称对方为“井派”。从此，持续文革全过程的武威地区“井”“突”两派正式形成了。武威专区所属的永昌、民勤、古浪、天祝等各县也依照县武装部支左立场，前后形成与突井两派相似相通的两派对立组织。为了宣扬各自的立场观点，围绕静坐的喇叭仗从第二天起即告开始，双方竞相增添喇叭，步步升级。两派的广播站以大什字静坐现场为中心，分设南北两边楼上，最多时双方共有高音喇叭40多只，以致静坐学生不堪声浪困扰，不得不两小时轮换一次。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柳彬和宣传科长王仲武亲自指挥井派大打喇叭仗。当天成立了三校学生静坐前线指挥部，由三校学生、干部、工人代表组成，设立于专署内南小院，负责宣传联络和后勤保障，主要成员有常建国、高旭东、马酒生、蔡林祥、周志勇等。
57、1967年6月24日，学生静坐依然持续，其间学生代表与军分区支左办的谈判时断时续，主要还是要求军方主持正义，保障学生安全返校。军方始终没有明确态度。井派利用广播、大字报力图瓦解静坐阵营，突派则针锋相对。最典型的对白是井派曰：静坐只能触及屁股，不能触及灵魂；突派曰：静坐不但触及了你们的嘴巴，同样触及了你们的灵魂。武威一中突刺、全无敌选派侯均、张德生、王立平、陈振华等几名学生，在地区建设银行办公楼创办静坐现场小报《战地黄花》，刊发五期，每期印200多份，各界争相传阅。因天气转热，静坐日益困难，且持续历近一月，已很难为继，此时指挥部内的两种意见渐趋一致，决定近期内撤出静坐。同时决定立即派出两名代表赴京，直找中央军委文革接待站反映武威文革情况和驻军支左问题。一中学生马酒生和二中教师文立中为代表即于次日离武赴京。
58、1967年7月8日，北京三座门一号，中央军委文革联络站。经过多日等候和插队叫号，赴京汇报武威文革情况的两名代表终被安排接谈，自上午九时起至十一时共两小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军人接谈，虽不肯暴露身份姓名，然而谈话直率，态度明确。他说，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可以明确地说，军分区听任少数人打人，容忍一部分学生把另一部分学生赶出校门，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背离了支左的主要任务。我可以负责地向兰州军区、省军区转告武威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问及对兰州地区三派鼎立的看法时，竟出乎意料地被告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条件已经接近成熟，省军区在支左中肯定犯有方向性错误，兰州军区所坚持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对甘肃问题的基本看法。并说，你们要心中有底，不要盲从，善于随时检查自己的立场，转到正确的方面去。在认识不清的时候，要敢于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些谈话内容，两代表返回后立即向突派新成立的总部班子作了传达，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9、1967年7月11 日，上午，大十字静坐现场。突派召开各战斗团队成员参加的群众大会，主持者常建国等做主题讲话，强调说明静坐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取得的巨大成果，各阶层群众代表相继讲话，最后宣布静坐结束。静坐历时 46 天，在武威城乡群众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中突刺等六个学生组织约200多人系少数派，被迫离校，辗转于二中、东关等处，直至过了一年又两月，武威文革问题得以解决后方才返校。
60、1967年7月15日，静坐结束后，突派的主要活动场地转入二中，七月中旬成立了武威地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革筹），接着又将所属群众组织按系统归口成立各个分部，如工交系统联合分部，中等学校联合分部，财贸系统联合分部，地区机关联合分部，小学联合分部等。武威一中六个学生组织转入二中后，立即实现了联合，成立武威一中革联总部，主要负责人为石学仁、张锐、李惠连、白淑平、刘宗德、古和平等。有的教师在这时也参加进来，如语文教师李正官、龚心光夫妇，青年数学教师贺新民及张振民等。七八月间，武威文革形势相对平静，一些学生组织都撰写并油印各自的所谓文革战斗史，一中井冈山兵团编写了大事记，革联总部编写了《在血火中奋战的一中革联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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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5 07:3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