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温相：《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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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温相：《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将一段刀光血影的惨烈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

该书的作者温相认为，笼罩在重重黑幕下的陕北“肃反”，既是从中共创始前后就肇始的党内恶斗的延续，又是高层后来交锋乃至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无论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1954年 “高饶反党联盟”，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以小说《刘志丹》为导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这场“肃反”的引申和变异；要认识“文革” 中毛泽东先后整垮刘少奇和林彪 ，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必须在陕北“肃反”中找到解读的钥匙。这本书沿着两大条线索——陕北肃反和高饶事件展开，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做出了颠覆成说的解读。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出版之后，温相书面回答了高伐林的采访提问。


听多了“光辉”历史引起疑问

高伐林：你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机缘的触发下，对“陕北肃反”感兴趣的 ？

温相：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收到刘志丹烈士陵园送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基本都是碑刻图片，内中有周恩来一首诗的拓片：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周恩来一生写诗不少，留下来的不多，陈毅说过，能做好总理，不一定能做好诗人。周恩来就在这句“讽劝”下笑着接受了陈毅的意见（据陈昊苏回忆）。但周的这首诗不但留下来了，还被一部分记忆锁定，其中包括我。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人叫做刘志丹，而且记住了周恩来的这首诗，上中学写作文专门引了前两句，还受到老师的称许，说引用得当。

我认识的长辈当中有几位同西北闹革命和肃反的重要人物郭洪涛、张秀山 、张明远、郭峰、张劲夫等人关系不错，有的甚至和他们一道共事多年。比如说郭洪涛，我就很早便得知他的大名以及他的“光辉”历史——这需要加引号：这“光辉”是在历史真相没有完全揭开的情况下自我塑造的光辉。

高：我是读了你的书才知道这个名字，得知他虽然资格很老，1935年2月就担任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秘书长，陕北省委书记；1936 年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但他却是陕北“肃反”的最主要干将之一，迫害了不少中共干部。

温相：“光辉”历史听得多了，反而引起了疑问。

看看刘志丹陵园提供的图片，就知道这位“人民的英雄”死后哀荣是不得了的：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李维汉、朱德、李富春、叶剑英 、贺龙、陈云、徐向前、王稼祥、李鼎铭等党内党外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有题词。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共还只是在野党，但如此之多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革命首领的身后竟然这般大动干戈的纪念，本身也说明了这位地方首领的不同凡响。然而，这位不同凡响的刘志丹到了建国以后反而沉寂下来了 。

刘志丹的先见之明

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认定的西北三位主要领袖分别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高饶事件以后，刘志丹也受了牵连，回忆他的文章、文字屈指可数 ，阎红彦写了一篇《纪念刘志丹谢子长》，里面还不点名的影射批判刘志丹，可见刘志丹当时的实际地位。这时候的刘志丹和鲁迅差不多一个样子 ，都是表面上尊崇，其实是冷落……

高：对鲁迅并没有冷落啊？“文革”前到“文革”后，书出了不少，研究和纪念文章、活动也持续不断，按照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重新发现”鲁迅。

温相：对，利用他的光环打击对立面，但实际上避而不谈其一生追求的精神实质。“文革”结束以后的30多年，可曾有过一部专门描述刘志丹生平活动的影视作品？只有两部电影《北斗》和《陕北牧歌》里面隐隐约约的露了一点：其中《北斗》中有周恩来解救刘志丹的那一小段而已。据说这个片子在上映之前就打政治官司，上映以后官司一直也没有断过。再后来就是电视剧《刘志丹与谢子长》、《延安颂》。其中《延安颂》里面有个插曲，有刘志丹主动自投罗网的那段。

高：恐怕1962年小说《刘志丹》的文字狱，让人们不敢踏入这个雷区，是原因之一。

温相：唯一一部描写刘志丹的小说给打成了“反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本身就是一大发明。刘志丹是西北革命的领袖，可刘志丹生前最信赖的战友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黄罗斌分别成了建国后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祭坛上的牺牲品——你看看鲁迅信任的那些人：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等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可谓异曲同工。从这些表面上看似乎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就可以发现刘志丹到底在某些高层人物心目中处于何等地位。

那么，是不是讲刘志丹得罪了谁？得罪了某些决策的最高首脑？也不是。毛泽东对刘志丹还是有些好感的，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至于邓小平，恐怕同刘志丹都没有谋面，更谈不上直接的好恶了。
　　
高：你如何解读这种表面尊崇、实际冷落的原因？

温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刘志丹本人的印象如何，而在于对刘志丹这个人思想上的认同与否。刘这个人虽然是中共的地方首领，但在他的言行中，能看到某些思考或者说主要精神是比较“前卫”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刘志丹死前同习仲勋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

“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我觉得刘志丹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算作一句“政治谶语”，中共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历程几乎一点不差的走上了他生前最担心的极左路途。

你看，刘志丹说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这点和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信中提到的一模一样，而且这句话也最让毛泽东忌讳，为什么忌讳？无非是触到了痛处。

还有这句：“ 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 这句话活脱脱地映射出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种种蛮干。据李锐考证，毛本人虽然自奉是马克思、列宁在中国的传人，但其本人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屈指可数，大约只精读过那么有限的两三本，而且毛始终在经济建设等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刚愎自用、任性而为，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冒进等等，给中国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深远的灾难，至今没有完全肃清。

刘志丹是在东征之前同习仲勋说的这些话的，指责的矛头不可能是针对毛泽东，那时候的毛泽东还不具备领袖全党的地位；刘志丹也不可能预知几十年后中共会走这样的险途。但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他从陕北肃反中得出的切肤之痛，得出的血的教训。这与刘志丹一生反感“左” 的东西，反感 “宗派”，反感利用宗派情绪来打击异己的“肃反”有着直接关联。刘志丹说 ：“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种种作为不正是给这句话做注脚吗？毛本人最后不正是“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吗？刘志丹骨子里的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反封建 ，其实鲁迅也是一样。惟其如此才会与毛的思想格格不入，而他们的信徒也才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毛的清洗、清算。毛泽东对罗稷南不是说过，假如鲁迅活到建国后无非沉默和坐牢两种可能吗？

法官和历史学者靠的都是证据

温相：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刘志丹两个关系比较亲近的战友习仲勋、张秀山在建国后的命运多舛，也就很好理解了，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么个道理。中国号称“反资本主义”，喊了差不多一个甲子了，可是，这几十年下来拿的是什么东西来反资本主义呢？李维汉晚年，1980年5月24日，同邓小平有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谈话，也是他的个人反思：

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制度那篇讲话中也吸收了李维汉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所喊的所领导的“反资本主义”（或者说“反修正主义”）正是用封建主义的那套东西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非但不会领导大家走到一个比较光明的地带，反而越来越走入死胡同，越来越走向反面。而毛的这些东西，不要看他打着什么“反特权、反官僚”等等旗号，究其内里，早在三十年代的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肃反以及陕北“肃反”过程中就已经先行试验过了的。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百代都行秦政制”。

高：你在研究、写作当中，接触了大量史料包括很多人的回忆录，这些材料不仅彼此矛盾，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你判定真伪的依据是什么？

温相：历史研究者有时候与法官一样，所谓“天道无亲、史笔无情”，法官要把一个案子办成铁案，依靠的是证据；历史学者要把历史的真相铺陈开来，依靠的还是证据。有些事情法官可能做不到，而史官却能够做到。

高：你研究这段历史并写出来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温相：就是为了“揭盖子”，揭露真相、揭穿谎言。

这里我说的“揭盖子”，有揭“大盖子”、“小盖子”之分。先说 “小盖子”：党史研究中的为尊者讳这类现象非常普遍，比如说陕北肃反这件事的缘起其实与谢子长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因为谢子长早在延安时期就被党内树立为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所以，后来的党史教科书中是绝口不谈他与刘志丹之间的是非恩怨的。再比如朱理治这个人，中共党史介绍他的篇幅很少，说到肃反这段往事，也没有直接点他的名字，只是含糊地说 “中央驻西北代表团领导同志” ，近年以来，朱理治的一些事情逐渐披露出来，可一样也是为尊者讳。

我举个例子，最后抓捕刘志丹是谁决定的？《朱理治传》的作者喋喋不休地为他辩解说：朱在审讯张秀山的时候便发现情况有异常，乃决定停止杀人，停止审讯云云。那么，这是什么时候？是1935年10月3日，可两天以后刘志丹仍旧被诱捕，这说明了什么？1955年4月，“高饶事件”之后中央再次召开有关西北历史问题的座谈会，地点是北京饭店，当时高岗已经死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当事人也都承认，抓刘志丹的决定是三个人做出来的：朱理治、程子华、戴季英。起主要作用的或说主要拍板人就是朱理治。这个座谈会的内容，《朱理治传》作者不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专门提及？是健忘若此？显然不是。

那么，“大盖子”又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中共政治肌体中两个根深蒂固的毒瘤，一个是肃反，一个是宗派。这两个毒瘤始终缠绕着中共，它们是同恶相济、朋比为奸的。正因为有了宗派，才会有肃反；正因为搞了肃反，宗派才会顽固生存下去。中共党内肃反和宗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要首推王明、张国焘，但他们在对“肃反”的融会贯通上则远不及毛泽东，或者说他们对于肃反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而毛则把肃反这种形式挥洒自如地融化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

还将写一部苏区肃反史

高：揭70年前陕北肃反的盖子，对于21世纪的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温相：毛泽东曾经有一段语录： “ 国民党怎么样？看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看国民党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段话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史的某些人物和事件。陕北肃反可以说集江西肃反、鄂豫皖肃反、湘鄂西肃反之大成，实行时间最短危害却最为酷烈、打击面最大，不但差点要了刘志丹、高岗 、习仲勋、张秀山这些人的性命，如果延续下去也必然要了中共的性命。

然而，就这么一段悲惨的历史长期得不到真实的解读，长期以来被一些人用双手掩盖，不但掩盖，而且还采用了“瞒与骗”的手段蒙蔽大家，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 2004年2月第一版 ）中有个叫做马韦谨的干部（ 县级市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曾经发出一段感慨：“ 世界上最坏的人怎么会进了共产党？又怎么会当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该书第84页）

同样的质疑如果放在“肃反”这件事上也同样可以发出类似的感慨：“为什么每次党内肃反杀掉的几乎都是有本事、有能力、有才华、有见解、有道德的人？而那些本身劣迹斑斑的人却能挥舞着屠刀随意对别人砍杀却不受到任何有力的指责呢？这种悲剧为什么会绵延不绝的始终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长期上演呢？” 比如说鄂豫皖肃反杀害的许继慎、曾中生，湘鄂西肃反杀害的段德昌以及陕北肃反即将杀害的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人无不如此。难道说这样沉重的话题不值得我们今天做认真的思考吗？所以，作为后来者，我自觉有必要把这段历史搜检出来，告诉大家，让读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它，判断它，反思它。
　　
高：你下一步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温相：我准备写一部苏区肃反史。《高层恩怨与习仲勋》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头，只是叙述了陕北肃反；而江西苏区肃反、湘鄂西肃反、鄂豫皖肃反包括湖西肃托我都将在下一部书《苏区肃反史》中详细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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