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白介夫日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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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白介夫日记摘录

白若莉　整理

　　这里是按着时间顺序摘录的父亲的日记。父亲当时在东北长白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长白县的土改工作。
　　发表日记的目的不是为了树碑立传，也不是为了评论土改的功过是非，而是为了用这些日记作参考，尽量地还原在东北长白山地区有关土地改革这一段的历史真相。“史”要以“实”为证，为了让读者对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东北长白县的土改运动有个真实而简要的了解，我抱着尽量客观的态度，选一些有信息量、有代表性的段落，即使今天看来有明显的错误，也尽量摘出，决不扬善隐恶。
　　日记中的一些段落我做了一些注解和说明。

　　1947／2／13
　　积极分子互相包庇，互相支持，他们分到的东西较其他群众为多。为了纠正干部分果实太多的偏向，进行了个别谈话，我找李彦林，还好，李彦林愿意把太多的东西拿出来。群众中有一种落后意识，总觉得官大了说话管用，因而有长字的干部容易镇得住。
　　1947／2／14
　　突击分地，能否不发动斗争？单纯分地。不解决春耕中的困难，群众会不满意，如果分地后要组织生产，那就发生了耕牛、种子、农具等一大串难题。这些困难只有在地主身上找出路。长白县当时不缺土地，到处都是荒地，想种地，出去开片荒地都可以。所以所谓地主，除了占有土地，主要是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地主也是当时农村生产的组织者，解决生产问题还要靠他们。
　　1947／3／15
　　马鹿沟今天分斗争果实，召开村民大会。新选的农会长，妇会长都登台讲话。一个俘虏兵讲他原来是国民党兵，以后被俘，希望大家不要盼国民党，国民党来了穷人遭殃，不要抱地主的粗腿子。从工作以来，今天的马鹿沟要算最热闹的，锣鼓喧天，在三面大旗后面拉着一里路长的群众队伍，接着是十六辆大车，十张扒犁，浩浩荡荡向赵四家的窝铺前进，“群众要给赵四搬家了”，搬他一块木头，一个破缸都是愉快的。谁看到这样一群人的动作不害怕呢？赵文郁躺在床上默默不语，我想像不来他是什么心情，几个大的女孩子围在一圈涕泣，最小的不懂事的孩子仍在玩耍。农民们是自私的，一进院子先找自己分得的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的先搬上车去，一个破钉子也愿意浑水摸鱼拿去才称心，有好几次把应留的东西搬出来，搬上大车，以后又给抬下来。赵家的人忙着留东西，在他们，并没有“打烂账”，还是竭力往回抓许多，一块咸菜也要请求一次。拉着一满车东西送到医院去，有精米、黄菜、咸菜、留声机等，院长真的被感动了，不知怎样招待我才好，不知给群众说什么话才能表达出他的兴奋和愉快来!
　　这里可以看到地主在群情激昂，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中的顽强反抗和无能为力，可以看到贫苦农民的忠厚与自私，保守与贪婪。
　　1947／3／16
　　下午，吕梦会同志来冲动地提出，马鹿沟给十九道沟的果实太少，据他们听到的消息，有200石谷子，几十匹布。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多。
　　我深感吕的个性太强，主见太强，对自己工作的自信也太强。
　　1947／3／21
　　老关的病越来越严重，他惦记着我和刘部长，说“老白和刘部长来，我的病就好了。”发高热已使他神经完全错乱，一开口就说胡话，但今天下午还能认识人，我去看他，他模糊地知道，我从肖政台那里回来又去看他，他似乎又更明白些。也许是回光返照呢，我不敢想，我自欺欺人，所以听了医院说“不要紧”就回来了。
　　1947／3／22
　　还没起床，肖满样从病房打来电话。没过一分钟，小马又来电话，关部长已经死了。我不愿意相信。只要熟悉他没有不敬爱的老关与世长别了。我匆忙的去，进门看到他还是盖着我已经熟悉的那床红被子，脸上盖了白纱布。我不相信，不觉得他是死了的人。有好几次似乎明显地看见他呼吸的震动，像以往我每次看他的时候一样，可是老关毕竟停止呼吸了，那只是足以引起伤感的错觉罢了。当年领导和参加土改的干部，大部分是从延安派的，在那种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不少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1947／7／25
　　昨晚住在赵吉昌家，佃农，经营小商。今天上午搬到曹家来。赵是第一次斗争崔伪村长时的积极分子，胆大，敢讲话，对分地、分果实、干部，都不满意。据他说，只要开大会，一定可以搞起来，我和黄燕同志也是这样了解。群众不至于太胆小，不敢讲话，目前要注意的是如何稳住地主，不至把浮财弄光，群众无所得。下午赵吉昌又来，越说劲越大，从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如无大问题，可成积极分子。但不要忘记，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有落后的基本群众参加，否则又造成少数积极分子的活动，几个人的包办代替，其后果是恶劣的。
　　1947／7／26
　　昨晚农会大会有不少腿子，甚至有地主参加，仅此已足证这里的工作情形了，和第一天来时所受的冷淡相符。全体同志分头去了解情况，抓不到劳而又苦的，只有从无吃粮为入手条件。根据村长的反映，再加上刘学南、赵吉昌的反映，已大致发现了一批真正的缺粮、困苦的农民。下午去毛田发地里。
　　毛田发，一个极纯朴的农民，穿着一件破到不成样子的短裤，比裤子历史更长的一顶礼帽，代替草帽。浑身上下污垢。拘谨和恭敬的态度，表白着他的苦难历史和忠厚简朴的思想作风，黄燕同志替他去耪地，我和老大爷坐在地头唠嗑。他的生活很苦，前些日子打短工，赚钱买了三斗五升粮食，掺杂着菜，勉强度日。他计划要维持到新粮下来。今上午只煮豌豆角吃，凭着豆荚充饥，支持一天的体力，情况甚凄惨。老毛大爷一家五口人，来这里四五年，一辈子没干过轻活。他说这里的地主比海南家的还“磕碜”（音）。问起他分地分粮的事他没有很多意见，他知足，他满意了，他心眼里感激共产党，他说“要不是光复来了八路，我们一家不会饿死也得坐拘留（交不出苛粮）”。痛苦的回忆把他拖回到伪满时代。和现在比较，他觉得他已经翻身了，当我给他讲地主压迫穷人，讲一个人的好景不由天命决定，讲要翻身非要打倒地主的时候，他沉浸在深远的思索里，然后看着我说，“就得那样？那样行？”“行。”我这样回答，“非这样不可……”他觉悟了。我送给毛大爷一条裤子，他送来一盆豆角，我只看见他忠恳感激的表情，而没听见他说出什么好听的恭维我的话，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农民。
　　1947／7／27
　　我到西门外李常胜家去。住在一家矮破的茅房里。地中央安了一盘磨，更显得房子阴暗窄小。他家穷得出名。听了特地找他，老头上山去捞柴火，和一个十二岁的伶俐小姑娘谈了谈家庭经济情况。(略)
　　我问：粮户有粮能不能问他要？
　　答：那他会给？
　　问：给他讲道理，有粮大家吃，他还能不给？
　　答：人家不会给，我爹说菜瓜下来了，能凑到菜瓜下来的时候。
　　问：咱借地主的粮吃不好？他的粮放着也无用？
　　答：我爹说，宁肯饿死也不能拉饥荒。(意为借债)
　　1947／7／29
　　地主鬼办法很多。他们到处藏东西，顶棚上，厕所里，坑洞里，草垛里，无处不有。高丽一家，甚至着急了把大米、衣服，丢在水缸里，搞得水湿，结果也被群众翻了出来。毛田发最高兴，说起翻身，乐得不由自主地拍起手来。
　　1947／7／31
　　下午由群众自己决定去把韩、张的东西搞回来。满院子被挖，搞出不少埋藏的东西，接着一涌而进马世玉的大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妇女会搞得轰轰烈烈，打了韩蚬田家，又打张进汉老婆，接着打了张秉忠家，接着押了张秉忠。她们成绩不少，起出很多东西。
　　1947／8／11
　　诉苦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基本群众的团结。白天小组长与骨干讨论从哪个地主开刀，有人主张先杀(吃)肉，吃肥的(意指最富有的地主)，有人主张先啃骨头(不太富有的地主)，然后再来狠的。最后意见，先整一个半拉子的，讲理，要东西，没有就揍，给那些肥瘦的看看，晚上召开基本群众会议，分组讨论，情绪十分高涨，在斗争中群众已经基本摸索到真理，“粮户都是一个娘生的，有一个算一个”，“压迫了穷人就当压迫了自己”，已从仇恨个人逐渐转到仇恨地主。如此下去，想不致使工作失败。
　　1947／8／11
　　昨天随便说了一句要来第二次，并通知献东西的快送去，今天天不亮就有人往公所抬东西，另有不少自耕中农也纷纷献东西。估计明天开始处理地主，又可能造成一度紧张与恐怖。
　　1947／8／13
　　我认为一般群众已有了相当高的阶级觉悟，和地主阶级处于一不做二不休的状态。每斗必打，以孙海权与陈尚明最严重，特别是陈，群众恨之入骨，当时真担心他被打死。
　　1947／8／14
　　一般群众已经完全敢讲话了，并对地主阶级仇恨到了相当高度，这应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诉苦教育。明天要吃肥的了——斗争韩蚬田，晚上小组会开得特别热烈，为了要东西，大家主张不要一下就打得太狠，但最后可听群众处理，有人主张毙了。有人主张节省子弹，砸死了事。有人主张抬到腰岭上葬以鱼龟，连麻袋也不给装……走着看吧，恐明天一天不能结束。要出东西后，尚有第二次处理。
　　1947／8／15
　　原计划失败了。上午开纪念会下午继续闹秧歌，因为群众的欢乐情绪影响斗争中的悲愤，故把斗争会放到明天上午。三班秧歌把半截沟闹得锣鼓喧天，每家(农会)都分了大米与肉，有不少老乡说，几年来，过年都没有落着猪肉吃，这比过年还热闹，痛快。毛田发乐得扮起装来。给工作队同志作揖，敬酒，在街上天真地扭着秧歌。他们的愉快也就是我们的愉快。
　　1947／8／16
　　酝酿已久的韩蚬田，今天上午讲理后被打死了。其七弟也因被打与害怕，傍晚时死在拘留所里。群众为了讲理要东西，早有准备，先轻打，后致死，开始的情绪竟使部分同志担心，每隔四五个人讲理后，拉下台去打一通，以后追要东西，又是接二连三的暴打。继续将近一点钟后，情绪突然转烈，有人喊出“不要东西了，干脆打死拉倒。”随着情绪高涨，张新会、倪长茂无意识的进行着鼓动工作，群众激动着他们，他们的口号又鼓动着群众情绪。主席台上站满了人，又接着喊口号，最富有鼓动性的是“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在斗争会上是一句听惯了的口号，但在今天这种场合下，却具有更大的作用。此外，不少人振臂高呼“穷人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有力量”……打、叫继续了四十多分钟。终于使韩蚬田得到他的归宿，情绪之热烈、动人，在我的群工史上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1947／8／25
　　下午基干队追捕逃跑的坏蛋。郝宏义(地主成分，伪满的腿子，压迫剥削人的罪恶很多，光复后曾多次贩大烟，真是人所痛恨的家伙)，郝被追急，跳下江去，钻入石崖，好一个保险的地方，从上面用枪打不着，从旁边又去不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整出头。一脸凶恶像。但是多么不幸啊，过分勇敢而没有警惕性的宋文清，被郝用手枪打断了腿，基干队同志乃至全村群众为这件事激起了最大的愤怒，恨不得立即把他砸死，为了搞出更多材料，我们决定不要他马上死，但从岭上到家里，已被打了四五次。
　　宋文清的伤势甚重，晚上去看他。在他的母亲和姐姐看来，我去一趟是多大的安慰啊!可恨郝宏义打伤了这样一个忠厚、本分、劳苦的农民，斗争要死人，要流血，越来越尖锐了。宋文清的伤使我无比难过。
　　1947／8／26
　　宋文清送到长白去医治，下午拷问郝宏义，是群众提出的要求。他们要发泄最大的仇恨，施以火刑。我痛快极了。在这样的场面，我能有这样的心情，不能不说是党教育了我。
　　1947／8／27
　　(欢送新战士)第一次看到这样动人的场面。新战士已成了久经锻炼的队伍，早饭后整队入操场，准备好的彩布、鸡子、光荣花在台上堆满了，村长把会场加以整顿，新战士在第一排，家属在第二排，简单讲话后，响起锣鼓……嫂子们找到了她的弟弟，选了一块最鲜艳的红布给披上，青年情人们忘记了羞愧，在广大群众面前放射着离别与留恋的视线，多么甜蜜又多么有趣啊。
　　据辽东日报1947年12月3日报道：至1947年末，长白县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军，占全县总劳动力8117人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占男性青壮年5619人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冬去春来，四保临江战役纪实，277页)
　　1947／9／5
　　开始群众工作汇报。王平同志谈干沟子情况，证实了我上次去干沟子后的感觉是正确的。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他们第一次斗争了11户，内有地主亦有伪字号的中农，大致上不错。第一次斗争后有28户献东西，19户是中农，这已够说明问题的严重了。但，他听了“酝酿诉苦，组织二次斗争”的意见，又斗争了十三户。自然情节没有第一批重，但搞得却比第一次更苦。据王平同志说是由于诉苦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可惜，他方向引错了。我们要求把苦集中到已扣已斗的大地主身上去，而不是硬在群众中找。假若说第二次斗争群众情绪特别高涨，那么蛮干将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第二次斗争后，又有十户献东西，中农。从干沟子的问题证明自流问题迫切需要指导。十八道沟，二十道沟，城区继续汇报。
　　二十道沟斗乱了。老李头讲得不明不白，听不出头绪来。十八道沟打死了四个人，如果对斗争作有计划的领导，那么这四个人都可以不打死。就死论死，至少是有两个人是死错了。假如不正视这方面的错误，就等于放弃领导，迁就了干部的缺点与偏向。城区在外村的影响下已动起来。粗略计算，已扣七十余人。如何掌握挖特斗争是大问题。
　　1947／9／6
　　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以下决议：一，坚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带伪字号者除极个别，极特殊的罪恶昭彰者可以斗，但只能搞政治，经济部分只能搞出依靠剥削欺诈出来的那一部分。一般的村长、伪职员等，要在政治上给以打击，要他们谢罪，赔不是。二，小商人稍有与伪官商有关者一律不搞，即与中小地主有关的小床小铺从此也不再搞了。人的处理，视其剥削之轻重决定交乡下或交城里。三，非人所痛恨，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恶霸兼特务者不能打死。应以全区为标准，而不能以村为单位，并在打死前必须经县讨论批准，群众则需酝酿成熟，成为有计划的行动。四，被斗地主必须在家底挖光后给留以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土地，锅，碗，破房子……一般中小地主维持贫农生活水平。对整个长白群运，现在已经是收不是放的时候。因之不仅要向群众进行政策教育，而且要把地主之大中小加以区别。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主席）
（责任编辑　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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