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振：西安文革狂潮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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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 (六):赴京学习搞革命

九月，是西安革命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不断分化瓦解的时期。至九月下旬，西安市的造反派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各大专院校绝大部分是造反派，各中等学校、工矿企业和其他行业的造反派也由少数派逐渐发展为多数派。但在市郊农村，由于消息闭塞，很少有造反派组织，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学生的革命造反行为不理解，仍然相信省委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学生们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行为，是牛鬼蛇神闹事。

9月25日，我校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帮助农民秋收，时间3天。我们系分到长安县杜曲公社东风大队，学校只派两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由于车少人多，我们把行李装在车上，然后空手步行。吃过早饭后，我们就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一路上，我们不时高唱着革命歌曲，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路边田野的各种秋庄稼，并互相议论着。进入长安县，有的同学累得跟不上，有的同学热得把外衣脱下来抱在怀中，队伍变得稀稀拉拉。到目的地时，已经12点多了，许多同学疲惫不堪，也不顾地上干净与否，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候分配住处。

我们满以为社员们会欢迎我们，没想到热脸碰上冷屁股，竟然没有人理睬我们，只有一些小孩站在附近痴痴地傻望着我们。大队和小队干部没一个人来和我们接头，一直把我们晾在那里。同学们议论开了：“肯定是省委搞的鬼，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了，谁敢接近我们啊。”“人家不欢迎，我们就不应该来，真是自找没趣。”有的同学嬉笑道：“牛鬼蛇神下乡来，吓得老百姓躲起来。”…

等了好一会没有人理我们，系领导只好无奈地把各班分到生产队，让先遣队员领往各自住处。我们班分到第六生产队，从汽车上找着背包，我们跟着先遣队员来到北边山坡下的一个破窑洞。窑洞的门破烂不堪，四周的墙壁黑乎乎的，地上堆着一堆麦秸，大概是让我们铺。我们又饥又渴，也不管这些，立即把麦秸铺开，把背包往铺上一扔就坐下来掏出自带的凉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刚吃几口，门口跑来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喊道：“敲钟啦！上工啦！”我们仔细一听，不远处果然有“当、当、当”的敲钟声。我们大老远来帮他们干活，他们连理都不理，却叫小孩催我们下地干活，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赶快把一个馍吃完就和张云忠一块到山坡下找生产队长，准备和他商量一下怎么安排。我们下到村里转着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场里找到他，他冷冰冰地给我们找了些镰刀，领着我们来到一大块稻田地，交待我们割这块地的稻子就忙去了。

我们觉得，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可能是听信了省委的宣传，把我们当成下乡劳动改造的反革命了。每天，他们给我们安排的劳动量很大，催得又紧，总是干到天黑才收工，几乎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许多同学手上磨出了血泡、腰疼得叫苦不迭。幸亏时间短，29日上午，我们终于结束这劳改犯般的劳动，和来时的兴致相反，满腹牢骚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懒懒散散地回到学校。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西安市要组织全市游行，午饭刚吃过，学校就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操场集合训练。我们都已加入红卫兵，到操场集合后，先分配任务。我和张云忠被分到全市的仪仗队，任务是抬“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分配完，我们先徒手训练起步走和正步走，因为入学时搞过军训，所以训练了两个多钟头就基本上整齐化一了，最后又抬着巨幅标语训练了一个多钟头。

晚饭后，仪仗队又集合开到新城广场，和全市3000人的仪仗队在一起试演。仪仗队的人都是我们造反派的，光我们学校就有540人。因为大家没有什么矛盾、心齐，试演时互相配合比较好，效果基本可以。之后，又训练了两天，虽然很疲劳，但大家都为能参加仪仗队自豪，心里很兴奋。

10月1日早上四点鈡，我们参加仪仗队的同学就起床吃饭，然后集合奔赴市人民大厦前，游行需要的巨幅标语牌已经全部运到那里。等待中，我看到好几个外国人，其中有一个肤色红白、身材高大、满脸胡须的外国人，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正在拍照一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和人民大厦的铁栅栏。铁栅栏里有许多人向外看他，当铁栅门一开，他不拍照了，笑了笑向西走去。我猜，他可能是美国人，没安什么好心，是为制造分裂、造谣污蔑我们而专门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和人们在铁栅栏里的镜头的。

我们一直等到10点，庆祝大会开始了。市委书记徐步讲了大约10分钟的话便开始游行。仪仗队前面是打着红旗的方块队，接着是我们抬着巨幅标语的方块队，第一幅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然后依次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走到新城广场后，稍停一下，再踏着“解放军进行曲”通过主席台，把标语牌抬到另外一条街道上就回校了。

我们学校去北京的时间确定在10月4日，在北京要呆半个月，大家都高兴地做着准备工作。学校让同学们讨论给毛主席带什么礼品好，同学们的意见五花八门。最后，学校采纳大多数意见，决定给毛主席送一面大锦旗，上面绣金黄色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由我校的红卫兵亲自写、亲自绣。

10月4日，我们学校开始分批乘火车去北京。10月5日上午，我们系乘坐11：05的火车离开西安。一路上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不时唱起《北京有个金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革命歌曲，晚上9点多到郑州。

国庆前夕，我先后收到家里和叔伯大哥的两封信。他们听说我参加了绝食斗争非常吃惊，劝我不要再参加类似活动，认为那样会影响我的前途，让我赶快给他们回信详细说明情况。大哥比我大一岁，1964年考入河南农学院园林系。他和我的观点不一致，他劝我不能造党和政府的反，那是反革命行为。他认为，只要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和政府，不会有好结果的；说我肯定是受蒙蔽了，赶快醒悟，以免铸成大错。他还埋怨人家骂他是保皇派了等等，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我立即给他们回信，劝家里人不用担心，我自己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做；又给大哥讲了很多道理，让他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不要和造反派作对充当保皇派等等。为了省四分钱邮寄费，我先寄走了给家里的回信，给大哥的信贴邮票，准备去北京路过郑州时再寄。

火车只在郑州停16分钟。我怕时间不够用，就托付一个在郑州下车的旅客，帮我把信带去投到市里的邮筒里。快过黄河时，同学们都挤到窗前，争相一睹黄河的风采，但是天黑看不清，很快就过去了。黄河过去之后，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大家兴致渐减，有人开始打旽，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我却一直很兴奋，脑子里乱七八糟地考虑着到北京的事。

北京有我高中同班同学7个，我很想见见他们，尤其想见和我最要好的邰俊峰。他在北京林学院，在家排行老四，同学们都称他邰四。他是我入团时的介绍人之一，对我帮助很大。还有考入天津大学的李宗林、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乔定国(外号乔五)，我们四人非常要好，亲如兄弟。毕业前夕，我们四人专门照了合影照。上大学时，我们本来约好一起走，结果七差八差，也没见面，我一直思念着他们。我迷迷糊糊地胡思乱想了一夜，天快亮时，火车进入北京市区。同学们一个个醒来，车厢里又恢复了热闹景象。

9点多鈡，火车到达北京市永定门车站，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体育馆里，吃住都不要钱。接待站的大客车拉着我们到学院内时，已近中午，只看到路两边尽是大字报，人潮涌动。我们都饥肠辘辘，安顿好后就去食堂吃饭。饭后自由活动，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去校园里看大字报、熟悉环境。

清华的文革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毁学校的牌坊“清华园”(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来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了解这里是如何搞文化革命的。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一进北大校园，路两旁同样全是大字报，看的人很多。北大的师生们对以聂元梓为领导的革委会有不同看法，形成两大派，并因看法不同成立许多战斗队，互相贴大字报批判对方，还有许多揭发批判中央某些领导的大字报。吃午饭时，我碰到我们班同学蒋宜昌。下午，我们俩一起来到清华大学，这里正在针对“8.24”血洗清华园事件和王光美问题开辩论会，他们要求王光美在9日以前来清华作检讨。

原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清华园中的大学生纷纷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以刘少奇为首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那些高干子女们一直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没想到搞来搞去搞到自己老子头上了，怎肯善罢甘休。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引领清华附中等12所中学的几千名中学生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分头进入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二校门。他们先推倒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然后占领广播台，用高音喇叭向全校反复播放：“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同时反复播放“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他们又把大字报区戒严，撕光所有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搜捕写大字报的学生、干部、教师，甚至逐家挨户搜查“打扫战场”。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身着退色军装、手提军用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把搜查出的人赶到学校“生物馆”殴打折磨；有的押到二校门的废墟旁用铜头皮带殴打后再关押起来。校园内一片杀气腾腾、白色恐怖、惨不忍睹。这就是轰动北京的清华大学“8.24”事件，据说著名作家老舍就是在这次事件中因受不了残酷的折磨和殴打而投湖自尽的。

http://www.inxian.com/20121214/4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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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 (七):北京见闻


10月8日，我准备到北京林学院找高中同班同学邰俊峰和王田民。早上5点多，我就起来去乘车，但迷迷糊糊坐错了车，一直到新安里才发现，又赶紧下车又转车到清华大学门前，再乘5路车到林学院。我找到邰俊峰的宿舍一问，他到体育场开会去了，下午4点回来。下午4点，我再去找他还没有回来，只好给他留言明天再来找他。打开留言薄一看，原来我校八系的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璩金生也来找过他，也是没有找到留言说去北京石油学院找李聚泉同学了。我从留言中得知他们八系住在北京工业学院，便决定晚上去找他。

我从林学院出来，乘车又到北京农业大学找高中同班同学田文来，仍然没找到，同宿舍的同学说他到广州串连去了。我奔跑一天，一个同学也没找到，扫兴而归。

晚饭后，我乘车来到北京工业学院，总算找到了璩金生。他幸运得很，昨天下午他到北京农业大学找到了田文来，今天不仅找到了北京石油学院的李聚泉、李太安，还碰到从我们南召一中来北京上访的女同学罗鸣欣。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他们的情况。我和他约好明天到北京林学院找邰俊峰后，就乘车回北京航空学院了。

第二天，我和璩金生先后来到林学院，没想到很幸运，遇到7个高中同班同学，除林学院的邰俊峰、王田民外，还有石油学院的李聚泉、李太安，西安交通大学的谷玉海和西安公路学院的毛振宇。王田民一直是造反派，邰俊峰原来参加了保守派组织，后来觉悟过来，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现在，我们都是造反派，观点基本一致，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谈了一天，仍然意犹未尽。分别前夕，本来想照合影像的，因为时间晚了光线不行，就约定明天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集中拍合影。吃完晚饭，邰俊峰和王田民把我们送出校门就互相道别回各自学校了。

北京有三个司令部，都是各大学的联合组织。第一司令部是中间派，也是动摇派；第二司令部是保守派；第三司令部是造反派。北京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谭立夫的讲话一度被第二司令部吹捧上了天，特别是林学院的红卫兵大量印发，还加上编者按，说什么“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

谭立夫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 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一副“鬼见愁”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谭立夫立即贴出一份《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称赞这幅对联“好得很”，甚至把党的“重在表现”政策说成是“修正主义”。他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的大辩论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系统的“血统论”论点，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家庭成分就决定了个人的立场和表现等。他的讲话一炮走红，立即得到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与保守派们的极力吹捧，甚至传遍大江南北，声名超过了聂元梓。各地红卫兵组织都把他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作为组织路线，只许“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加入红卫兵，并把斗争矛头指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大搞“打、砸、抢、抓、抄”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行为。但是，他们却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对造他们当权派老子反的造反派，极力反对和破坏，最典型的就是“8.24”血洗清华园事件。

下午，第二司令部在北京体育场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假批判真包庇、形“左”实右的会议。大会主席团不让西安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发言，却让西安的保守派红卫兵司令部代表发言。当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坚决要求发言时，大会主席团不答应。在我们学校和西交大等西北地区的革命师生齐呼口号的支援下，大会主席团不得不让红旗战斗队的代表发言。他发完言后，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争相要求发言，会场一下混乱起来。大会主席团无法制止，干脆都不让发言了，改为播放“周恩来、江青在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我听了半截就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一点了。

我走出北京体育场时，因为没有看清站牌又上错了车，一直到天安门时才明白过来，立即下车，但已经没有到北京航空学院的公共汽车了。和我一起的还有许多学生，没办法，我们就一起到北京市委找他们解决。市委的一个接待员倒很热情，他给我们找一个房间住下。

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太阳已上老高。我赶快起来到饭堂草草吃完饭后就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经有很多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在参观和照相，熙熙攘攘、三五成群。我四下游走、东张西望，没有看到高中同学的影子。于是先照了一个单身相，然后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等他们。没多大一会，璩金生、谷玉海、邰俊峰、李聚泉、李太安、王田民、毛振宇和罗鸣欣7人都陆续赶到。当我们准备照合影相时，却意外地碰到青海兽医学院的魏厚纯和空军技术学院的陈留定。他们俩原来都是我们班的同学，二年级时，魏厚纯转学到青海他父亲那；陈留定原来是我们甲班的，重新划分班级时到丙班了。遗憾的是西安石油学院的尹笃春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李丰有没来，不然我们班在西安的都来齐了。听罗鸣欣说，昨天她在体育场参加大会，散会时无意中见到了李丰有，就冲他叫喊。李丰有看到她时非常激动，慌忙下台阶找她，谁知一脚蹬空，倒下时本能地用手一撑，没想到手腕竟然骨折。我们这十一个同学久别重逢格外高兴，都觉得太巧了，一起在天安门前合了影。之后，我们边走边谈来到北海公园游览。

罗鸣欣告诉我们，我们南召一中的文化革命形势很糟，革命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经常遭到保守派的围攻和殴打，他们要写大字报学校不给纸，上山拾柴卖钱买纸，县领导却发通知不让群众买他们的柴，否则以勾结、支持“反革命”论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刘福明老师一直被关押着，经常挨批斗，甚至戴高帽子游街、游乡示众，他偷跑几次没有跑掉，抓回去就是一顿痛打。罗鸣欣是偷偷跑出来的，很幸运没有被发现，她绕道北大山的回龙沟后先到了郑州，郑州的造反派比她们的遭遇更惨，只好又从郑州来北京上访告状。

我们都很为罗鸣欣惋惜。她是我们班的班花、学习尖子，一直担任学习委员。高考前夕，她在校园的花果山上捏块小石头在地上默写俄语单词时，从院墙外扔来一块石头，不偏不斜砸到她的食指上，石头对石头把食指砸破，红肿得很难捏笔。她仍然坚持翘起食指写字，论她的才华，完全可以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但可惜的是，我们一起到南阳参加高考时，只参加了一场她就退出了考试。原因是学校领导找她做工作，想让她留下第二年再考，那样更有把握考上清华大学，她也就同意了。想不到，第二年快高考时遇到了文化革命，高考暂停，她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苗子受到学生们的批判。为此，她一直后悔不迭。

我们听了她的介绍，都很关心家乡和母校的文化大革命，更担心造反派的命运。有人提议在外的同学们联合起来回母校串连，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大家都很拥护，准备回校后就想办法打回母校。

11日这天，我专门在北京航空学院看一天大字报。北航红旗战斗队写的大字报很多，也很有理论水平，如“论两条路线的斗争”、“目前形势的十二点看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表现”、“《怀疑一切》是革命的战斗口号吗？”、“论红卫兵、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突变乎？不变乎？”等等。据说，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叫韩爱晶，很受中央领导的青睐。中央领导经常召见他，称赞他们的战斗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得心应手的铁拳头。因此，他们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很了解，形势跟得很紧。可以说，他们的大字报体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

国家军事博物馆记载着我党我军辉煌的发展史，是我早就想去参观的地方。12日早上，我很早起来，专门到天安门广场参观军事博物馆。展览馆很大，展出的东西很多，内容非常丰富，我从头挨着一气看了七个馆。午时已过，腹内饥肠辘辘，为了节省时间，我到馆外花两毛钱买一个大面包，狼吞虎咽地吃完后又进入展览馆内继续参观。看到下午两点多钟时，感到累了，而且再这样看下去，回住地就来不及了，只好走马观花地把剩下地看完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13日，我又在北航看了一天的红旗战斗队大字报。晚上，学校给我们传达西安的文化革命形势。10月11日下午，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从下午5点一直开到晚上12点，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许多工人、农民纷纷争先恐后地发言，揭发“8.14”“8.15”“8.16”流血事件的主谋和策划者，讲得非常生动，发言的学生不得不停下来让他们发言。

随后，学校又告诉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在京的革命造反派也要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学校还告诉我们，12日下午，西安的保守派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们打击、围攻革命造反派，执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贼喊捉贼，把参会的工人、农民激怒了，纷纷起来谴责他们，把大会主持人赶下台，会议中途夭折。

14日忽然变天了，阴沉沉地还刮着西北风，气温骤然下降。下午，在京的西安革命造反派按计划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红卫兵提前乘车到体育场门口担任纠察任务。我穿的衣服不多，冷得缩着头站在门口维持秩序。参会人员正在入场时，忽然来一伙西安的保皇派，他们不进会场却堵在门口企图阻挠参会人员入场。我们手挽手组成几道人墙，把他们挡在后面。参会人员入场完毕后，西北大学临委会的一帮保皇派骨干又企图进会场捣乱。我们立即进入会场，把铁门关了起来。他们进不来，在门口高呼了一阵抗议口号后灰溜溜地走了。

天气虽然很冷，但参加会议的革命师生热情很高。会场上秩序井然、斗志昂扬，“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批判大会开得很成功。会议快结束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及成员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到会祝贺。张春桥还发表讲话，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讲话时，与会人员不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张春桥表示，一定把同学们的心情转告给毛主席。

这天下午，西军电临委会的一千多保守派师生和西安的其他保守派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头两个人发言时，污蔑我们造反派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西军电筹委会的造反派学生立即要求发言批驳他们，他们死活不让筹委会的学生发言。筹委会的学生们便起来造他们的反，抢占了主席台和广播等。双方互相争斗，闹得不可开交，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11点。党中央和周总理知道了，立即派吴德来处理。他可能也不好表态支持谁，便建议这个会不要再开了，两派组织只好散会。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西安的文化革命形势正在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发展，大部分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群众已经站到造反派一边了，保守派已经没有活动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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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 (八): 见到毛主席


15日这天，天气晴好。下午，我到林学院找高中同学邰俊峰，想和他好好谈谈心。可惜找到他，却没有好好谈，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高中同学张同洁也来找他了。我们三人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走出学校在大街上逛了一下午。张同洁说，我们南召一中母校又来了十几个同学，和罗鸣欣在一起，都住在六一小学。临分别时，我们约定明天一起去看望他们。

说起张同洁，他也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文章尤其写得好，人长得又帅，和罗鸣欣简直是一对金童玉女。高中一年级时，张同杰就开始公开追罗鸣欣了，经常在日记里表达爱慕之情，把日记给罗鸣欣看。他的痴情打动了少女的芳心，罗鸣欣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他，但也没有公开拒绝。张同杰的老爸是北京某部门的干部，原来一直不同意他们谈恋爱，但他家出身是地主，罗鸣欣家是贫农，思想进步学习又好，在张同杰的一再劝说下，他爸也就默许了。张同杰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后，两人仍然热情依旧，来往书信不断。没想到赶上文化大革命高考停止，罗鸣欣上清华大学的梦想破灭，给他们俩的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张同杰他爸又不同意了。但是，张同杰仍然痴情不改，待罗鸣欣依然如初。

第二天下午，我随张同杰来到六一小学，邰俊峰、李聚泉、尹笃春、谷玉海、王玉申也来了。罗鸣欣和从南召一中来的十几个学生和教师见到我们异常高兴。他们也是受不了保守派的打击迫害，冲破层层封锁绕道回龙沟来北京上访告状的。我们交谈了一下午，对他们非常同情，鼓励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继续战斗，曙光就在眼前。晚上，我们陪同他们一起来到国务院接待站。这里上访告状的人很多，一直等到12点多才轮到他们。但他们谈得很不好，抓不住重点，几个人七嘴八舌啰里啰嗦。我坐在一旁的地板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们一直到深夜两点多才结束。

我们在国务院接待站一直呆到天亮。早饭后，我们7个同学邀罗鸣欣到天安门广场照合影相。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又碰到了考入郑州大学的同班同学王定献。他原来在学校是支持校文革和工作组反对党言川的保守派，后来两次来北京串联学习，观点慢慢改变，准备回去后退出“校文革”加入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我们九个同学的观点基本一致，互相交谈融洽了许多。

在天安门广场照相时我们吃惊地发现，这里到处贴满了北航红旗战斗队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标语。特别是广场南面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地方，放着一副非常醒目的巨幅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纷纷猜想，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又有什么新举措了。

果然不出所料，10月18日，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就要接见我们了。我们天天盼、夜夜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无不激动万分。当日下午，我们这些住在北航的来京师生在大操场集中，准备接见时的编队。据北航学生说，党中央内部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以毛主席为首的少数派与以刘少奇为首的多数派正在进行激烈斗争。昨天晚上，周总理把北航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韩爱晶叫到国务院谈话，让他们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地方张贴大标语，大造舆论。为此，北航红旗战斗队昨天晚上写了许多大标语，连夜贴到天安门广场及周围。我校和西军电从侧面了解到此情况后也写了许多这样的大标语到天安门周围张贴。

10月1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亲眼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天，天气非常好。早饭后，北航派车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东面的一条街道旁。因为来京的师生特别多，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下，所以这次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方式改为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发，围绕天安门周围的街道慢慢行驶一周后再上城楼，以方便街道两旁的师生近距离地目睹毛主席的风采。

我们站在大道两旁焦急地等待着，不时走出队伍伸头向街道两头张望，觉得时间过的特别慢。为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学校组织我们不时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万岁毛主席》等。即将见到毛主席的我们，和平时唱的大不一样，个个充满了激情，嗓音格外嘹亮。

下午1点10分，街道东面扬起一片尘土，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十几辆由军人驾驶的摩托车排成人字形缓缓驶过来，后面紧跟着一辆又一辆的敞篷吉普车。毛主席和林彪身着绿军装在第一辆车上并排站着，昂首向前，表情肃穆，不停地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致意。路两旁的革命师生和群众挥舞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瞪大眼睛一直紧盯着毛主席看，后面的中央领导人还没看清面孔就过去了，毛主席后面好像是周总理和朱德，第三辆车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扳着面孔，面部表情非常严肃，机械地挥舞着手中的语录本。我猜想“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指的就是刘少奇。大会的口号中就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他肯定看到了那些大标语，心知肚明都是冲着他来的，怎么会高兴起来呢。

毛主席检阅完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紧随其后。广场上空飘着许多红色大气球，下面挂着印有大标语彩绸。下面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个个挥舞着红色语录本，一浪接一浪地狂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喜笑颜开地不时走到栏杆边，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好大一会儿，广播中传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宣布大会开始。”接着陈伯达宣布道：“同学们，今天，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接见各地来的同学，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在一阵接一阵的“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中，林彪开始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毛主席非常高兴地接见你们。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相信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取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经验，今后会更好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讲话完毕后，陈伯达宣布游行开始。广大师生和红卫兵队伍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通过天安门。毛主席和他的语录本不离手的“亲密战友”林彪，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毛第五次、第六次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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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 (九): 郑州见闻

10月19日下午，我们乘5点多的火车返校。我在去北京时给大哥的回信中交待要拐到郑州看望他的，便决定在郑州下车。我们班的另一个河南同学李双亭也很关心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想和我一起到郑州看看，就一起开好了介绍信，早晨5点多到达郑州时，我们一起下了车。

走出火车站，我们先到接待处办理公共汽车免费证。这里有许多外地串连的学生，排着长队，大部分是中学生。我们排了近一个钟头才轮上。

办好免费证后，我们坐6路公交车来到河南农学院。接待室师傅告诉我们，学院有许多组织，但总的说来是两派。我们俩是造反派的，便找到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人员听说我们是西工大的学生后，非常热情地给我们端茶倒水，很快安排好了住处。当我问起我大哥田玉印时，他说：“我知道，是园林系的，人很老实，但参加了保守派组织抗大战斗队，现在名字改成田卫红了。”他还告诉我大哥宿舍楼是哪栋。

大哥的母亲(我叫五婶)是明媒正娶用花轿抬到我们家的，特别受奶奶宠爱。我母亲是买来的，深受奶奶歧视，一直当丫头使唤。本来我母亲早在大哥之前就生了一个哥哥，产后母亲患病发高烧，奶奶不管不问，父亲成天下地干活也没时间照顾。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烧得迷迷糊糊，把小孩放在身边睡着了。我父亲睡时没听到小孩哭，以为小孩也睡了，没有看。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去抱小孩准备喂面汤时，发现小孩的身子已经冷冰僵硬，不知什么时候死了。母亲一想起这件事就伤心落泪。五婶生下大哥后，奶奶非常偏爱，盼望他长大后能做官就起名玉印。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俗气，有点“四旧”的味道改成了卫红。

我们来到大哥的宿舍楼，不仅找到了大哥，还见到了高中同学黄庭恩。他也是“抗大战斗队”的，得知我们俩是西安造反派组织的，他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也没有让我们进他的房间，在楼道里说了会儿话就离开了。我看到楼道里有新砌的墙，问大哥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不同观点的学生住在一起都很别扭，经常吵吵闹闹，甚至打架，他们便自己动手把宿舍楼的楼道砌砖墙隔成一个一个单元，同一派的住在一起，两派互不来往，这样能避免互相冲突。

大哥的衣服上沾着许多浆糊，个头又矮，活像个小丑。他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他很少写大字报，战斗队经常让他到外面贴大字报或标语，最近忙得也顾不上洗衣服。他心眼太实在了，看着他那脏兮兮的样子，又可怜又可悲。他不善言语表达，给我们介绍学校和郑大的情况时，罗里罗嗦，并有点诉苦的味道，一直谈到吃午饭。不过，我们还是基本都搞清楚了。

大致情况是：他们学院的一些师生要造校党委的反，提出“炮打校党委”时，他们认为校党委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造反”“炮打”的词只能用在敌我矛盾上；学校的造反派提出要罢校党委书记毛克忠的官时，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学生老师根本无权；当省委作出罢毛克忠官的决定后，他们说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落实，是造反派瞎汇报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坚持为毛克忠翻案。别人说他是保皇派，他接受不了，并以多数派自居，认为大多数群众支持他们，他们肯定是对的。他们竭力反对郑大学生党言川等揭发批判省委的问题，说他们放着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不搞在外面瞎胡闹，是反革命行为。他们还把北京钢铁学院谭立夫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讲话视为香饽饽，复印很多到处散发张贴。

我告诉大哥，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都在声援、支持党言川等造反派。大哥硬说我们都受蒙蔽上当受骗了，说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领导，是反革命行为，把党言川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右派的学生等活该，是罪有应得。他们还大量印发造谣中伤党言川等学生的传单到外边散发。他的观点和认识明显有问题，不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但是我们刚见面，我又不是很清楚这里的情况，所以也没和他争论，一直耐心地听他介绍。

第二天晚上，我找着大哥一起到学校的体育场边坐下交谈。开始，他仍然说我被蒙蔽了，给我谈了许多问题。我一一驳斥了他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他无言以对。但在关键问题上，他总是不正面回答，一滑而过。后来，我劝他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最后，我说他心是好的，主观上是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但客观上起了保皇作用；还说他消息太闭塞了，对外面的许多事情不知道，别人把你蒙在鼓里了，诚恳地劝他出去看看，或到北京或到我们西安。他也答应了，后来听说他去韶山和井冈山了。

第三天上午，李双亭去找他的同学了，大哥一直没来找我，我也不想去他们那个保守派单元找他，便到大街上转，想买一个挎包。我转了许多商店也没有买到一个如意的，后来在百货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商店看到一种军用挎包，大小合适，两块多钱，就买了一个。之后，我又到人民剧院门口看豫剧三团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剧中的银环妈、栓保妈和二婶是电影中的老演员，而主角银环和栓保是新演员。栓保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演员演的，和电影上的差别太大了，唱腔也不好，我看了两场就走了。

下午，我找着农学院红卫兵的接待人员，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们学校和郑州大学的文化革命情况。他很高兴，我们几乎谈了一下午。听完后，我明白他们学校保皇派的观点和做法了，和西安一样：一是打死老虎，装怯作勇；二是别人打活老虎，他们反对、指责，甚至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或错误抓住不放，肆意歪曲攻击；三是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他们出来保，攻击造反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四是骂造反派是一小撮右派学生翻天；五是强调要落实材料，说造反派太过分了，没有事实就提出罢官、改组等。

郑州大学的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接待人员给我讲了许多。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7位教师写的大字报后，在郑大引起了很大反响。中文系的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立即贴出全校第一张《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压制群众，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接着，政治系7个学生也贴出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校园。

校党委慌了，当夜派宣传部长祝一清向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汇报。杨说：“郑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陆平，你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根据省委指示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1、立即组织人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和出发点；2、下边的人不准进行串联活动；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宣传。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大作报告，公开提出对有问题的人要组织批判，同时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反击。一霎时，整个校园贴满了 “誓死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对王培育就是反党”的大字报。他们对写大字报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召开大小斗争会，让写大字报的学生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在强大的压力下，6月5日下午，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第二天凌晨，数学系青年教师刘光武也跳楼身亡。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这时，校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团支部书记以上会议，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说他们“人虽死，心不死，鬼魂还在”，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派人到王相海的家乡濮阳开批判会，声讨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那贫农出身的老父亲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说不成一句话。他妹妹哭喊着说：“俺哥啥时候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没几天，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也相互拥抱着跳楼自杀，引起众多师生的恐慌和不安。

这时，政治系学生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共同向党中央发电报，说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王培育组织反击写大字报的师生，造成4人跳楼，自杀的根子在省委。这下捅了马蜂窝，省委急忙派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带领工作组进驻郑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大亲自坐镇。他们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竭力包庇校党委，采取种种手段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一是利用学生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二是翻查邵维均等三名同学的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三是召开全校各系各班代表会，开辟专栏大字报，号召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施加压力。同时组织全校师生批判邵维均、贺长有和李春兰，继续压制学生，把斗争矛头对准写揭发批判校党委大字报的学生。他们还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他们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等。结果，4名团支部书记被撤职，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张凤芝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张凤芝写好《绝命书》决定走和王相海一样走上自杀的路，但被同学发现未遂。

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激起许多学生的不满。6月18日晚，中文系学生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党若平”。在他的带动下，反对工作组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整个校园。同时，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带领一些学生自动聚集在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他们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郑州大学“8.18”事件。

第二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改组校党委，并准备撤出省委工作组。在即将撤离之际，工作组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由他们提出负责人，仓促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郑大文革)。

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的问题，郑大许多同学认为他们犯了严重的右倾思想错误。为此，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38张纸的《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贴在行政楼前的大字报栏内。信中从二十个方面揭发批判省委及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接着，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和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提出要追查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同时，郑大文革的学生们则贴出“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的大字报，两种对立观点和认识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

8月6日，党言川得知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消息后异常激动，感到毛主席的话句句说到了心坎里。他立即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的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同学也来到北京。他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向首都人民系统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得知后，在北京前门饭店专门接见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刘建勋主动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并“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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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 (十): 从郑州到西安

8月15日，刘建勋和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一同离京返回郑州。一回到学校，党言川他们三人便串联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当天晚上，他们又组织召开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几万人前来参加。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也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前，郑大文革的人强行要主持会议，郑大联委的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推推拉拉。最后，郑大联委的人把郑大文革的人轰下了台。会上，方复山、党言川、刘松盛介绍了北京红卫兵大串联、炮打司令部和高校的运动情况，气氛热烈，群情激昂。

第二天上午，郑大文革召开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郑大联委的汇报会是“黑会”，还说“郑大联委的人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然后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郑大联委的同学进行了围攻斗争。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听取双方意见，听完后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就走了。次日，他们再次来到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刘建勋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在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且还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

他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了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汇报会上，公开表扬刘建勋和他发表的大字报：“全国省委书记只有刘建勋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郑大联委由一百多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千人，但也引起了郑大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了《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顶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这时，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了最后一口米饭至19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这张大字报在郑大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9月3日，他们发出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他们接着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主要负责人任延庆带领十余人去广州揪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但没有抓回来。

9月5日，郑大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参加了大会，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表态道：“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

9月7日，郑大文革也针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却说：“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我们要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会后，郑大文革成立一个红卫兵战斗师，负责人是郑大文革的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

9月11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由于吴芝圃未到场，他们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批斗。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正在两派互相激烈斗争的时刻，省公安厅披露出来党言川的一封“反革命”私人信件，成为反击党言川等人的有力武器。郑大文革红卫兵战斗师立即抓住把柄不放。

原来，新乡师院的保守派组织“八·三一”的学生，得知该院造反派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便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搜查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拍照后送给学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后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由公安厅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在郑大红卫兵战斗师的重炮猛轰下，郑大联委不得不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狠批猛攻。

但是，郑大联委中的数学系学生张书震等同学对党言川的信件中关于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有不同意见。于是，他们决定另起炉灶，宣布退出郑大联委成立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郑大造委)，负责人是张书震、马鸿勋和杨钦宝等。接着，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又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这两个组织都宣称和郑大联委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要和郑大联委并肩战斗。

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郑大文革等对立派认为，省委一味支持郑大联委，“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就这样，两派互相攻击对方，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

10月24日，我本来想找大哥再和他谈谈，让他赶快认清形势，尽早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但他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也不愿去他们的战斗队找他，便决定回西安算了，当天就到火车站买好晚上6点21分的直快火车票。

火车站里人潮涌动，大部分是串连的中学生，我和李双亭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车厢里更是挤得要命，不要说坐，连站都站不住。我们一直站到灵宝站，1000多人下车后，车厢里才不太挤了。从车上那些中学生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是打着串联的幌子出来游山玩水的。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什么地方风景优美，什么地方好玩，问他们是哪一派的、什么观点？竟然说随大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观点。他们参加的战斗队，都是平时能玩到一块的要好同学，一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串连，学校几乎走空了，怪不得到处都有他们在挤着上汽车、挤着上火车、挤着吃饭。早上吃饭时，有一个中学生拿着一个馍，没吃几口就扔到火车下，被一个红卫兵抓住，大家批评谴责他时，他的态度非常蛮横，许多人骂他太混蛋了。

上午9点多，我们回到西安，西安的文化革命形势很好，大街上很少有保守派的标语和大字报了。10月23日，我们革命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赴京师生汇报经验并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两千多个单位参加，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人人喜笑颜开，对搞好西安的文化大革命信心十足。

但不知省委要耍什么花招，下午社教地区各工作队来了一个负责人要给我们作检讨，平反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师生。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说：“光检讨一下不行，我们要打回洛南去造工作团的反，追根挖线，让那里的群众彻底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第二天下午，西安的造反派要在陕西日报社召开“声讨陕西日报社的罪行”大会。我和黄炳球一起冒雨到陕西日报社参加大会，但参加大会的人太多了，大院里挤满了人，门外还有许多人往里挤。我们俩正准备离开时，听说省委发生打人事件了。我们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又冒雨往建国路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