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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2 06: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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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拉叛乱
1949－1952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昂拉部落千户项谦，长期被反革命特务土匪煽惑，与人民政府对抗，先后经反复争取，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归向人民政府。
中文名
昂拉叛乱
时间
1949－1952年
地点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相关组织
昂拉部落千户项谦
目录
1摘要
2基本信息
3背景
4叛乱经过
5和平努力
6军事解决
7战斗经过
8和平解决
9尾声
10新华社电讯
背景
昂拉乡，位于青海省尖扎县县境东南部，距县府驻地9千米。人口0.2万，以藏族为主，占总人口的89.3%，还有汉族、回族。总面积60.2平方千米。辖尖巴昂、措加、牙那洞、东加、牙子盖、河东6个村委会。1953年设昂拉乡，1958年设昂拉公社，1984年设昂拉乡。
1949－1952年，昂拉部落千户项谦，长期被反革命特务土匪煽惑，与人民政府对抗，先后经反复争取，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归向人民政府。
项谦(1904一1959)，男，藏族，清光绪三十年(1 904年)出生：今尖扎县王凸扯乡尖巴昂村藏族世袭干户家庭。27岁承袭其父兰宫太的千户之职，至解放时辖昂拉8庄57个自然村，1346户，6761人。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昂拉千户本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为了守卫边卡和征税，相传公元5世纪中叶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公元1657年清顺治皇帝封他的后代祖多杰为昂拉千户，世袭至第七代子孙项谦。昂拉地区在解放前属该地千户管辖，千户为封建世袭官职，直属省府辖制。据1950年统计，青海共有千户26人，总千户1人，副总千户6人。项谦本人于1933年继承千户职位，时年28岁。千户府设在尖巴昂。昂拉又称昂拉八庄，每个庄有1个百户，一个百户管辖几个自然村。昂拉共57个自然村，1100余户，约5500百多人（一说8000余人）。该地区除少数回族、汉族外，均为藏族。昂拉地区是农牧交错区，以农为主，农业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牧业只占百分之二十。
尖扎滩北有黄河天险，东面和南面被高山环抱，西临黄河的松巴峡谷，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隘。 昂拉北靠黄河，与化隆隔河相望；南及东南与同仁、循化相接（中隔隆务河）；西靠大雪山及尖扎草地。区内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山间仅有小道通行，山沟两侧多为密林、岩石、陡坡，行走困难。
项谦继任千户后，曾组织属民抗税，马步芳曾三次攻打昂拉均不克，攻之不克则笼络，先一面坚持武力威胁，一面又许以物质利益，请藏族总千户华宝藏和活佛古嘉赛等前往疏通，后送枪支子弹，终将项谦请至西宁，并与其结为兄弟，委以省政府参议。从此，项谦与马步芳交往甚密。民国24年(1935年)6月24日委项谦为保安第六区(贵
德、共和)下郭密保安团第三营(现尖扎县)营长，下辖八个保安队。
1949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从循化渡河进至化隆县时，项谦即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表示欢迎解放。9月18日，贵德县解放并组成贵德县人民政府。青海解放后，昂拉划归贵德县管辖（属贵德六区）。1952年7月设立尖扎区，次年6月2日由贵德县析置尖扎县，辖原尖扎区。党和政府考虑到昂拉地区的民族关系和历史特点，承认项谦的千户职位，让其仍然管理昂拉地区，且拟安排更高的职位，由于其尚未理解党的政策，几次邀请均未到县。1950年8月6日，在省人民政府再三争取下，始去西宁参加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先生的吊唁活动。在宁期间，专为项谦来宁召开座谈会，表示热忱的欢迎。项谦一再表示拥护解放，坚决靠拢政府。实际上仍然举棋不定。在西宁期间，项谦并向省府诸首长汇报当地情况及解放后的藏族生产生活情况；同时，省府也曾召开座谈会，对项谦来西宁表示热忱欢迎。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今天的反动分子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看到各族人民翻身了，就要破坏。尤其蒙藏同胞老实忠厚，住的地方分散，匪特更容易隐匿，容易钻空子，你们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上他们的当。”项谦在发言中也说：“解放后，我对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后来看到解放军和土匪打起仗来，怀疑解放军、共产党要走，尤其我听了坏人的谣言，就对党和政府发生了误会。今天来到政府，蒙各位首长热情招待，诚恳讲解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我认识到党和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的重视，真是以兄弟民族看待。今后我一定要坚决靠拢政府。”总的来看，当时，项谦对党和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举棋不定，阳奉阴违的。
叛乱经过
青海解放前，项谦与马步芳的高级军官马老五、谭腾蛟、马全彪、马成贤、谭呈祥等，与循化县刚察部落土匪头子宗吾加洛结为至交。1949年12月至次年3月间发生的几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特别是谭呈祥、马成贤在化隆卡里岗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对项谦有很大影响。全省几次大规模反革命武装叛乱被平息之后，许多漏网的反革命头目潜伏昂拉地区，极力煽动和挑唆项谦对抗人民政府，发展反革命组织，诱使项谦任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项谦囿于阶级局限和自身利益，自恃武装强悍，处地险要，利用反革命武装，攻打解放军驻地、人民政府武工队，蚕食巳建人民政权地区，失羁不遏，夜郎自大。
青马残余军官流窜到昂拉时，对项谦极力拉拢收买。如韩进禄（外号韩肥肥）穿着牧民的皮袄到昂拉，借口向项谦恭贺修建新房之喜，送了马1匹，枪1枝，1个元宝和250块白洋。谭呈祥去时，送了一枝三八枪；马成贤披着袈裟，冒名夏群寺的切智海，送了2条毛毯，1个金钗，1枝三八枪，1件氆氇褐衫及青马、黑马各1匹。1951年元月，循化土匪头子宗吾加洛带着他的儿子和3个土匪潜入昂拉侯加村，直到这年9月。马木沙到昂拉后，为项谦外出卖鸦片，购买子弹。尕古鲁逃到昂拉后，给项谦送了步枪3枝、机枪2挺。这些青马军官逃到昂拉后，气焰十分嚣张。1951年2月，尕古鲁、马木沙、宗吾加洛带匪众400多人，向已解放的亚屈村进攻，打死解放军5人，打伤4人。1952年2月16日，马全彪率匪众800多人向驻扎在修家吾居的解放军独立团发起进攻，战斗一天一夜始被击退。这时的项谦视党和政府的宽大和忍让为软弱，以青马军官的支持和昂拉地区的武装为自恃，公开对抗党和人民政府。很多事实表明，从1949年11月到次年3月，昂拉地区的叛乱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时起时伏，连续不断。起初，项谦的态度是，对党和政府表面消极应付，暗里积极准备叛乱。自1950年8月从西宁回昂拉后，便公然违抗政府法令，其部属多次枪杀政府工作人员，并经常外出抢劫，破坏社会秩序，给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
当时昂拉地区以项谦为首的叛乱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贯包藏马步芳残余分子、土匪、恶霸等，并搜罗反动武装力量，破坏社会秩序。如在1949年11月下旬，项谦与马成贤、谭呈祥、韩进录、谭腾蛟在其弟家开会，研究措施，对付解放军。会后，项谦参加了“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简称西革会）”，担任委员，并兼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该军下辖3个师，其中在昂拉地区组织2个师，另一个师在贵德四区。第一师师长雄吾才郎（藏族百户），住昂拉的麦什扎；第二师师长马五十八（回族，保长），住昂拉的瑶七村；第三师师长马管家（回族）等，他们先后网罗马步芳部反动军官、逃亡地主、恶霸等。如谭呈祥、马老五、马成贤、马全彪（即尕古鲁）、韩起龙、马木沙、冶鼎金、马德山、加洛、谭乎塞尼、奴日等以及匪徒300余人，盘聚在昂拉地区，经常四出抢劫，杀害群众。据1949年10月至1951年10月统计，昂拉地区叛匪外出抢劫即多达36次。其中如1949年11月22日，昂拉叛匪曾抢劫乐都瞿坛乡浪应村马26匹，打死村民1人，1950年12月抢劫化隆黑城子尕楞沟贩粮商人，杀害群众6人，打伤1人。1952年3月4日至7日，项谦令匪首马木沙、宗吾加洛、秋吉等率众袭扰我贵德县六区驻军，并进行抢劫。
（二）多次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军部队，杀害我军政人员，不断向昂拉以外的地区侵扰抢劫。1949年11月，解放军某部班长魏太平和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有先后均被项谦暗害。1950年以后，项谦所部的活动更为猖狂，除先后进犯我贵德四区、六区的40多个村庄外，并由一般侵袭发展到大规模进攻。如1951年6月6日，项谦所部30余人袭击我在罗哇村开会的武工队；9月9日曾以500余匪徒四路围攻我玄藏工作组；12月29日，项谦所属的匪众800余人，分三路向贵德铁瓦寺一带的解放军进攻；1952年2月16日，匪首马全彪率匪众800余人，进攻秀甲吾居的解放军驻军独立团五连，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始被击退；3月2日，项谦部200余人先后越过同仁河，窜至循化县境的宗务地区；3月4日，匪首宗吾加洛等率众500余人，侵占我加家山、多家山并向康家进攻，妄图消灭我驻黄河以西的二团一营部队，因解放军部队的奋力反击，阴谋未遂。
（三）一贯违抗人民政府法令，煽惑群众公开与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抗，自称“小台湾”。青海解放后，省人民政府曾下令严禁种植鸦片，但是项谦却置政府法令于不顾，连年种植，贩毒买枪，杀人抢劫，苦害群众。而且公开抗拒不上交公粮，不纳税款；其它政策法令一概不予执行，甚至不许政府发放救济粮款，有意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与此同时，项谦却对群众大肆摊派和勒索款项，并下令要村村修筑工事，人人必须买枪等等。如在1951年7月10日，项谦曾下令限期20天，对买不到枪者罚白洋10元；有卖出者枪枝没收再罚20元。还规定，谁家来了“中原人”（指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如给吃饭喝水要罚白洋50元；留宿不报者罚白洋300元；私自引进外人不报者同样罚白洋300元。尤其自1951年3月至次年4月，项谦活动频繁，蠢蠢欲动，曾先后召开20余次匪首会议和群众大会，进行反动宣传，公然拒绝政府工作人员与解放军入境，决心与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抗到底。如项谦大肆宣传：“解放军来了就和他们拚，解放军是河里的水，我们是石头，水会流走，石头是不会走的！”“现在共产党把回、汉、番子（藏族）三教的头子和当过千户的人都扣起来了，将来共产党非把阿卡（喇嘛）杀光、把寺院烧光不可。”“朝鲜已经被打败了，美国占了东北、天津、上海，青海的共产党、解放军不久也要走了。”项谦还曾在一次会上高呼：“坚决消灭解放军！”“打倒人民政府！”等反动口号，并扬言：“我们与马步芳能打一下，与解放军也能打一下，打胜了就好，打败了就到草地去，组织好力量再干！”
和平努力
党中央、西北局对解决昂拉问题非常关注，做过多次具体指示，当时省委、省政府为了和平解决昂拉问题，曾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和各民族代表人士的意见，为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从1 949年9月至1952年4月上旬，在长达两年时间，先后17次派出省府副主席等首长及青海各族各界著名人士共43人(次)前往昂拉地区晓以利害，劝告项谦与反
革命划清界线，均被项谦拒绝。
第一次为1950年9月，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马乐天去昂拉进行协商，没有结果。
第二次为1950年11月，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前去协商昂拉治安问题，并请项谦来省，但项谦藉口未来。
第三次为1951年1月，贵德县副县长更登前去昂拉，争取项谦与该区潜伏匪特断绝关系，并请其来省。但项谦说昂拉无匪特，也藉口不来。
第四次为1951年5月，省第三次协商会议以后，由省协商委员会委员、塔尔寺法台夏茸尕布及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岳赛多杰、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宦爵才郎等前去宣传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方面的有关政策，并请项谦来省，又被拒绝。
第五次为1951年6月8日，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孟全禄、化隆县副县长却吉去昂拉，经过11天时间的协商，项谦勉强派其部属完麻巷杰等三人来省。
第六次为1951年8月上旬，夏茸尕布委员等二次去昂拉，会谈毫无进展，无结果而返。
第七次为1951年8月20日前后，喜饶嘉措副主席去贵德，争取项谦来省，但项谦却置之不理，仍然藉口未来。
第八次为1951年9月1日，省协商委员会扎喜旺徐、马良副主席、班禅代表、塔尔寺代表、省政府委员兼省人民监察委员松布、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和各族各界代表10余人，亲持班禅、塔尔寺全体僧众和省人民政府各位主席的信件，冒雨前往昂拉谈判。当时代表们明确表示，只要项谦能与外来土匪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捕捉匪首，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毁工事，使老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绝对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保留其千户和省协商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松布活佛为对项谦保证以上各点，愿对其吃咒具结，但均被项谦拒绝。此后，又以班禅宗教领袖地位作保证，项谦还是置之不理，而且辱骂马良副主席为“匪特”，并监守在太阳底下晒了3个钟头。同时，还指派6个人持枪埋伏在接近昂拉地区的贵德县四区边界，企图谋害马良副主席及各族各界代表，幸被古嘉赛事先发现，阴谋未遂。
第九次为1951年9月16日召开的省首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后，省党政军领导征求参加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联合给项谦写了一封信，再次说明人民政府关于解决昂拉问题的方针，并推海晏县人民政府同曲乎县长、省人民政府再次派副秘书长刘呈德前往昂拉商谈，争取项谦来省，结果又被拒绝。
第十次为1951年9月下旬，扎喜旺徐副主席、夏茸尕布委员、同曲乎县长去昂拉争取项谦来省，项谦不但不来，反而想扣留扎喜旺徐。
第十一次为1951年11月上旬，喜饶嘉措副主席又去昂拉争取。
第十二次为1952年1月，喜饶嘉措副主席再去昂拉，两次均无效果。
第十三次为1952年1月下旬，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同去昂拉谈判，但仍被拒绝。
第十四次为1952年2月上旬，古嘉赛和省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措同去昂拉，项谦并未理睬。
第十五次为1952年农历二月十五日，由德扎寺活佛夏迈尔的管家携带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夏迈尔的两封信去昂拉，项谦仍然不予理睬。
第十六次为1952年3月16日，省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措、化隆县副县长却吉、省贸易公司副经理彩盖等又去昂拉，项谦仍不予理睬。
第十七次为1952年4月上旬，周仁山、喜饶嘉措、古嘉赛、桑热嘉措、却吉等同志去昂拉，与项谦诚恳谈判，但项谦坚决不接受意见，也不愿来省。
军事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鉴于先后17次政治争取无效，省委、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央批准，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央指示，拟于4月下旬进剿昂拉匪部。并指示：“项谦如被俘获，带到西宁好好相待；对项谦等昂拉族上层人物的财产一概不动。”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4月21日，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央的指示，为肃清日益猖狂的尖扎地区反革命分子，巩固民族团结及人民民主专政，特决定对尖扎地区的以马全彪、韩起禄、项谦为首的反革命武装坚决剿灭之。
决定要求，在剿灭尖扎地区匪乱中，必须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就几个政策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切实保护寺院，不得侵犯寺院丝毫利益；
2、收缴一切持枪抵抗者的武器，如在家或带枪行路未向我抵抗的武器不予收缴。一般匪俘送交尖扎工作委员会教育后释放；捕获匪首由政府按罪恶轻重分别判处；
3、对项谦及藏族匪首的财产一律不宣布没收，由工作委员会领导聘请部队及藏族代表共同登记，予以保护。部队及任何人不得乱拿，以利于稳定其他千百户。
4、清剿后，如该千户逃跑或被击毙后，可重新推选恶迹不大者暂代千百户职务，以利于维护秩序，稳定人心。并迅速筹备区域自治，吸收代理之千、百户及新发现的靠拢党和政府的积极分子等为筹备委员。
1952年5月2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出《为清剿尖扎土匪告各族人民书》。严正表明：青海解放后残余的反革命匪徒马全彪、马木沙、谭乎塞尼、宗吾加洛等不甘心灭亡，阴谋继续破坏，盘踞尖扎区（原属贵德六区和昂拉区），策动项谦，蹂躏人民，抢劫群众，杀害干部，袭击人民解放军，公开纠众叛乱，反抗人民政府，致使昂拉及附近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项谦的罪恶是深重的，人民政府之所以一再宽容，不忍用兵清剿，主要是为免使当地人民遭受战争之苦。为争取项谦本人能与匪徒脱离关系，服从人民政府领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等前去昂拉争取17次之多，但项谦竟然执迷不悟，夜郎自大，以为我宽大可欺。1952年以来，又接连抢劫化隆县的亚曲、贵德县的六区，同仁、循化两县交界之尕楞口，以后伸至化隆县的青沙山、炭山，贵德县的五区及同德县的三区，抢劫杀人，愈加疯狂。当此匪徒日益扩大叛乱，各族各界人民一再要求清剿之际，省人民政府为了解救被匪徒蹂躏的各族人民，不得已接受各族人民的申请，派兵进剿，实属仁至义尽、忍无可忍的措施。《告各族人民书》又为项谦指出了一条政治出路：（1）、只要项谦本人能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千户职位。（2）、一切胁从分子，人民政府本着争取、教育的方针，既往不咎。（3）对被匪徒蹂躏破坏的昂拉地区各族人民，人民政府两年内不征公粮及牲畜税，并大力进行安置、救济、医疗等工作，以利受害的各族人民早日恢复生产。
战斗经过
1952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昂拉地区进军。5月2日，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清剿，仅10天时间，项谦及马步芳残余苦心经营的“小台湾”就土崩瓦解了。
当时项谦共拥有匪众2100多人，其中外来土匪有430人。解放前，昂拉地区官兵多，枪枝也就比较多。青海解放后，项谦又收缴了一部分散兵的枪，并在化隆、循化两县大量收买枪枝和弹药，所以，昂拉地区叛匪的枪枝是充足的。据有关方面统计，项谦共拥有长短枪2176枝，轻重机枪13挺，八二炮2门。
据侦察，项谦的军事部署分1951年7月前后两次。第一次部署，其防守重点为昂拉的北、西两面，并占领三条山梁，作为其三线配备。第一线为加让、如什节，何日的北山（即玄藏哈拉山）为前哨警戒阵地，山上各路口都设有岗哨。第二线由黄河边的马克堂起，沿楼可、瑶七、如什节至罗哇、米仁以南山梁筑有工事。第三线由尖巴昂北山向西延伸到德欠寺、尖扎滩，尖巴昂山上有伏地碉堡4个，重要路口设有警戒；昂拉以南的羊圈、郭浪，当地均有警戒，检查来往行人。昂拉各地如尖扎滩、德欠沟、尖扎让拉、色日欠扎、要日尼尕、古尼合山、古雷寺等都有50至100个匪众把守。项谦房上有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步枪50枝，连枪5枝，大刀13把。1951年7月25日，昂拉的罗哇、米仁、公马、洛阳寺等四村，经过政治争取，脱离了项谦的统治，归向人民政府，这对项谦的叛乱活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鉴于这种情况，项谦又调整了部署。其防御重点仍在黄河沿马克堂至德欠寺一线，占领两道山梁及一道沟作为宽正面的防御工事。8月6日，项谦把哥沙沟（尖巴昂后的山沟）500余匪众分为三线，第一线为加让至马克堂，200余人作为前哨阵地；第二线由黄河沿至马克堂、瑶七山梁，上有匪百余人，马60余匹。第二线距第一线2华里；第三线为尖巴昂北山至那沙，步兵百余人，骑兵60余人，山梁筑有工事，重要路口设有警戒。8月10日起，叛匪自称“自卫队”，总指挥是项谦的哥哥能吾多杰。
当时人民解放军以步兵第一军一师二团全部；一团两个营另一个连，三团两个营；第二师五团一个营；六团一个营另一个连；一军骑兵团、骑兵支队；四军骑兵团、骑兵第六团；省军区独立一团、炮兵团、贵德独立营等，共10000余人，统归第一师首长指挥，采取南北东西四路合击、层层包围的战术，进剿昂拉地区的叛匪。
人民解放军四路部队从四面向昂拉地区进击，其部署及战斗经过概况是：
北路部队为主要进攻方向。第一团附二团第一营及山炮2门，化学迫击炮1门，5月1日在多吧秘密渡过黄河，经麦里雄马、李家，于2日5时攻占节里岗，与匪稍经接触，罗哇、表里、公马等地的土匪即相继向西南逃窜。一团除以一部堵击苦沙堂之匪,一部尾追逃匪,主力向德欠寺攻击，因雨雪交加，雾气很大，观察不便，占领界石堂后，一团令三营向措尕山攻击，匪均向西南溃逃，部队随进至下扎、杨江地区搜剿残匪。
六团附独立团第三营，继一团之后，在下多吧渡过黄河，于2日5时，由多让、加让向瑶七、勒见之线攻占瑶七。独立团第三营6时半亦攻占楼可、勒见，至9时半，以全部兵力向来慕山攻击，匪大部向杨江沟溃逃。
二团于1日24时至2日5时前，以羊皮筏子在修家吾具以西秘密渡过黄河，为争取时间与友邻协同动作，即以第三营沿黄河西岸北进，向尖巴昂攻击，第二营经如及直插尖巴昂。7时，我军占领愁家尕冬、日札后，遭到尖巴昂及左家地区叛匪之反扑。此时二营从如及逼进尖巴昂，三营亦乘机发起攻击，并以炮火拦阻逃走之匪，尖巴昂匪全部向北山逃窜，我二团跟踪追击至牙那冬左家地区继续搜剿散匪。
西路部队于4月30日隐蔽集结于贵德东南之铁瓦寺以北地区，该路之骑兵支队于1日20时进占尖扎寺，在白土牙合与匪稍有接触。2日5时到达麦可沟，在羊圈击溃匪20余人，10时占领古石当、才让、牛圈，匪向才让沟逃窜，部队即在古石当、才让地区布置堵击。
一军骑兵团因遇长毛峡道路难走，2日9时始进至沙漠卡里岗，至夜风雪交加，留一部于此担任警戒，主力于18时进至羊圈布置堵击，由于部队疲劳，加之疏忽大意，3日零时，有匪200人乘机西逃，我军与匪混战一小时，仅歼匪一部，大部乘夜黑突围。我军随即跟踪追击，至13时部队返回尖扎滩。
四军骑兵团分两路于2日6时进至野狼山及德欠寺、尖扎卡以后布置堵击，并于运动中击溃匪徒一部。
五团于2日8时进至背斗山附近地区并担任堵击，贵德独立营于1日24时进至神楫山、第君根山一带布置堵击。
南路部队的骑兵第六团于4月30日到达同仁以东隐蔽集结，2日4时进至拉当山，一部于5时进至沙漠卡里岗布置堵击，羊智帐房的匪徒经我派代表劝降，全部缴械投降。3日3时，六团发现匪一部向西南突围，随即追击，匪逃走一部，其余大部被歼，至6日返回羊智帐房。
东路部队的三团附独立团两个连于4月30日进至曲卜藏一带隐蔽集结。5月1日抢占古隆、同仁河桥，2日6时攻占古隆、来山各，并继续向胡凹攻击前进。匪百余人进行顽抗，因我炮兵开火过早，匪即溃散。三团三营跟踪追歼，及时进占当当及羊圈西北高地。
整个战斗于2日12时基本结束。因战斗中匪大部溃散，部队不顾疲劳，冒风雪奇寒，日以继夜地遍山搜剿。项谦等少数匪首带部分匪众逃出包围圈。至5月12日，计毙伤匪264人，俘467人（在昂拉平叛中，马步芳残余官兵被歼灭和俘获的数字应包括在以上毙伤和俘获敌人的数字中。因没有查到有关资料，故留待进一步研究），争取投降的864人，缴获各种枪1036枝，各种枪弹29809发。在作战中，我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我军除少数留昂拉地区继续搜剿散匪及掩护地方政府开展群众工作外，主力于20日返回原驻防地。
和平解决
昂拉叛匪基本被歼后，其残余分子流散在森林草地，时常出没，袭击我驻军和政府，骚扰群众。项谦所带数十人逃到同仁南乎加的森林中后，也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和政府一方面以两个团的兵力继续搜剿残匪，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安置、救济群众的工作。
1952年5月9日，中共青海省委发出对尖扎区目前工作方针与具体工作安排问题的指示。第一，目前的方针应是安定群众，争取大小头目，搜剿散匪。第二，对于俘获的当地藏族大小匪首，应该格外从宽，都不能法办，亦不能关押，一律随军听训，大胆使用，令其招降散匪，立功赎罪，把打击重点放在外来匪特上。对当地群众俘虏，应采取随审查随释放，只缴枪不缴马，令其牵回生产。对于在逃匪首家属，亦应妥为安置，照顾其生活，多做些工作，使之能自愿争取逃匪。第三，对于官人、头目，特别是寺院大喇嘛，应认真争取、团结，要他们出面工作。要大力做好救济、医疗、贸易和宣传工作，藉以早日恢复与安定秩序。5月13日，西北局电示青海省委，并发西北军区报中央：对项谦及其逃窜之匪，务必组织骑兵追击部队坚决跟踪追歼，并结合各方面进行争取，迅速彻底解决；乘此胜利，发动各族人民普遍展开剿匪运动，对成股土匪配合部队坚决清剿，务希藉此机会严厉打击恶霸特务的破坏活动；经与喜饶嘉措谈好，请他仍到昂拉出面安抚各部落并争取逃散之匪。西北局指示中同意青海省委关于尖扎区的工作方针，并指示要大力进行救济工作。
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和省委的安排，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省民委委员岳赛多杰、省教育厅副厅长桑热嘉措、贵德县副县长更登、古郎寺的成勒活佛、大佛寺管家端藏、古长生等，带医疗队、贸易队、电影队、救济队前往尖扎地区开展工作。上述人员5月10日到昂拉千户庄尖巴昂。13日即分三个组分头行动。成勒活佛与古长生带领医疗、贸易队人员前往古郎当措；古嘉赛与岳赛多杰带领医疗、贸易队人员前往勒松错鱼、昂拉（尖巴昂）；十族昂巛贝却吉与桑热嘉措带领医疗队、贸易队人员前往三个寺院及尖扎滩、昂科等处。各组首先召集各庄村群众，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根据告各族人民书的精神，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
周仁山等在向群众宣传中指出：“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把自己的村庄里逃出去的人们从山里面、森林中叫回来，政府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上当受骗的或有些小问题的，只要赶快回来，放下武器投诚，政府保证其不受惩罚，既往不咎。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切实执行信教自由政策，寺院的喇嘛僧众，可自由念经，决不干涉。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这次对于受匪特影响的地区，除了医疗、救济之外，还把二年的牧税、公粮特于豁免。就是项谦本人，如果与匪特断绝关系，赶快回来时，对他的生命、财产、地位也绝对予以保证。”5月14日，各工作组在尖巴昂集合，汇报工作情况。5月15日，由群众民主选举，成立了以赛池活佛为主任，成勒活佛为副主任，昂拉八庄老者、政府工作人员为委员的昂拉区安置委员会。16日，昂拉区召开庆祝剿匪胜利大会。到会的有昂拉八庄的农牧民代表、各寺院活佛、喇嘛、百户和尖巴昂、牙那当等村的群众500多人。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尖扎区剿匪部队总指挥、一军一师师长罗坤山，省教育厅副厅长桑热嘉措，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省民委委员岳赛多杰，中共尖扎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王鹏远等参加。周仁山、罗坤山、古嘉赛、赛池、万德泰等人讲话或发言。会上当场释放了70多名俘虏，令其回家安心生产。会后，各村庄成立了安置分会和安置小组，安定了群众情绪和社会秩序，逃避到山林中的群众也逐步回到家中。
赴昂拉工作的医疗队、贸易队、救济队做了大量工作。医疗队共治疗3000多人（次），并使用了盘尼西林与六○六等许多珍贵药品，治好了很多病人。无论打针服药都不收费，群众反映很好。贸易队送货上门，商品价廉物美，无论本币与银币都能购买。救济方面，工作组根据各庄村安置分会及安置小组的报告，即由干部了解与考察，决定对生活最贫苦的群众每人救济粮食30斤，次贫者20斤。总计对昂拉八庄和罗哇买日、多让俄家、河日哇喜、佳让等村，共救济贫苦群众395户，1624人，第一次发放粮食37000斤。此后，又救济死亡人员家属春粮10000斤，救济贫苦群众粮20000斤。同时，因当年天灾虫害造成了群众生活困难，发放救济粮3000斤。昂拉地区群众的生活困难得到了解决，人心安定了，生产也得到了恢复，他们对党和政府由不了解到了解，纷纷称赞党的政策好。赛池活佛说：“解放军对寺院不但没有侵害，而且尽心保护，纪律真是太好了。”德欠寺的几个僧人说：“今天我们看到了自由幸福的太阳，人民政府的恩情实在大。”德庆奴哇村的几个老人说：“从前昂拉内外不通的时候，连一尺布都买不到，今天政府把货物运到我们的家门上来，物美价廉，真是太好了！”昂科村的藏族群众把毛主席像很恭敬的顶在头上说：“这是我们的救星。”其中有几个老年妇女说：“坏人造谣说，共产党来了就要把老百姓杀个干净，原来这些都是假话。”洛科村的几个妇女说：“从前因为害怕军队（指解放军），人们都跑到山上去，把财产大半埋在地下，现在知道解放军好，所以都从山里回来，把财物由地下取出来了。”鱼若切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解放军实在好。我家有个折了腿的羊，不能上山吃草，解放军就给我们拔来很多草。”千户府所在地尖巴昂群众说：“有了毛主席的好政策，我们才能过上今天幸福的日子。”
紧靠昂拉地区，深受项谦叛乱骚扰之苦的尖扎滩全体牧民于1952年5月18日上书毛主席，感谢解放军平息昂拉叛乱。信中说：“在马步芳的统治下，我们祖祖辈辈过着痛苦的生活；自从青海解放后，太阳才照到了我们身上。但自从去年8月马步芳的残余匪特，组织土匪，反抗人民政府，又将我尖扎牧民置于水火。匪特压迫我们，不让我们与人民政府往来，羊毛卖不出去，不但买不到青稞，而且从去年8月到现在，就没吃上青盐，衣服、靴子更穿不上，生产困难重重。我们没有靴子穿，还被匪徒强迫着在雪地里放哨，牧民吉合多的脚被冻成残伤，类此灾难诉说不完。”土匪头子古哇秋吉在平叛中被俘以后，人民政府给他治了伤，并在1952年5月16日庆祝剿匪胜利大会上，与70多名俘虏一起当场释放。古哇秋吉感动地说：“我率领土匪，为害人民，罪恶很大，人民政府不但免了我的死罪，还免费治了我的伤口，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生产，报答政府。”项谦的兄弟俄日、办事员喀日洛、女婿完得扎喜等交枪投降以后，都予宽大。人民政府对项谦的儿子和妻子等特别予以保护，把他们埋藏在地下的财物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们。昂拉八庄群众逃往山林时所遗失的东西、骡马等，解放军拣到后都交到了尖扎工作委员会，由失主认领。昂拉的群众说：“以前马步芳匪帮屠杀同仁地区群众时，不论男女、儿童见了就杀，财物完全抢去，房屋都烧了，并且屠杀了活佛僧人，烧毁了寺院。共产党的部队到的时候，我们以为也是那样做法，都跑了。后来看到房屋没有被烧，群众没有被杀害，还帮助我们打墙、挖渠、浇水、拔草，深信部队到昂拉是剿灭压迫和残害昂拉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是解放昂拉人民的。”昂拉的群众还说：“千户项谦受了匪特的愚弄，对抗政府，对昂拉区的人民，强征枪枝子弹，强迫巡山守路，使昂拉人民受尽了痛苦。人民政府在进军剿灭叛乱后一再郑重宣布，如果他与匪特脱离关系，认识自己的罪恶，自动返回家园，政府仍能宽大处理，对他的生命财产和千户地位仍然予以保护，这实在是施恩于法外。希望项谦能够迷途知返。”?
5月2日省人民政府发布《告各族人民书》，省委、省政府赴昂拉工作组坚决贯彻西北局的指示，通过与尖扎工委，以及赛池活佛、成勒活佛反复研究，决定派出曾参加叛乱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完德太等11人，持昂拉八庄及项谦家属的信及《告各族人民书》去寻找项谦。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昂拉千户项谦终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还带着11人于1952年7月11日下午回到昂拉，归向人民，向政府交长短枪16枝，子弹2580发，望远镜1架，马5匹。 项谦归降后先后受到青海省主席赵寿山，省委书记张仲良，西北局领导习仲勋、汪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副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等领导的相继接见，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先后安置为尖扎县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主席(后改称为副州长)，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尾声
项谦归向人民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于7月17日电告西北局并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其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谦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7月21日，西北局电告青海省委，要切实按习仲勋同志指示办。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里，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一切财产和家人都保护和照顾得很好，尖扎区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安心进行生产，深受感动，主动找中共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他自己杀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打过解放军，罪恶很大，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仁至义尽，今后一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改正错误，与土匪脱离关系，再不做坏事。项谦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认识到了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一条光明道路。
1952年7月31日，项谦来到西宁，受到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省委书记张仲良在接见项谦时明确表示，对其既往不咎，保留其千户职位。张仲良书记还向项谦讲解了有关党的民族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8月7日，省协商委员会召集各族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对项谦归向人民表示欢迎。项谦在西宁期间，参观了洗毛厂、民族公学。8月10日，项谦从西宁起程去兰州，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会上项谦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汪锋以及甘肃党政负责同志敬献哈达。11日，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宴会，席间，习仲勋对项谦说：“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特务土匪的欺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1952年12月17日，在全省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联系扩大会议上，项谦作了专题发言，全文如下：
各位主席、各位同志：
我是因受了土匪特务的欺骗而造成严重罪恶的人。土匪特务曾向我说：共产党来了不要宗教；你是千户，也活不成了。我听信了土匪特务的话，解放以后不到西宁来，也不准外人到昂拉去，并且站岗放哨，抗拒人民政府。对于省人民政府主席无数次的教育，对于班禅佛爷的函告以及很多千百户、活佛的忠言，我一概拒绝了，并且也自绝于尖扎区的人民，把尖扎区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了拯救尖扎的人民和我自己，进行了剿匪和救济工作，使尖扎区人民脱离了匪害，获得了解放。
当尖扎区刚解放时，我想，各族人民一定要杀我，即使不杀，十年监狱是坐定了的，因此我逃到山里，不敢回来。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解放军散发的传单，传单上说，如果我回去，不杀我，不关我，而且仍旧保持我的千户职位。这时，我想归向人民，有的人不让回来，怕杀了我，为此我们曾发生过口角。回到昂拉以后，首先见了工委王书记，王书记用好言好语规劝我，他说，过去错了，只要今天改悔就有出路，后来又见了省委周仁山部长，周部长也多方对我解释政策。以后我到西宁来，谒见了赵主席、张副主席，首长们都对我作了解释和教育，之后，到了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习副主席又勉励我，并请我吃饭。这些真诚的教育，使我才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回到尖扎后，我对宗吾加洛的儿子等还有顾虑的人说，政府对我这样重大罪恶的人还这么宽大，你们怕什么？结果争取了许多人回家生产。
后来，我到北京去参观了一次，这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着实觉得我们是落后的多了。我参观了西安广仁寺，北京雍和宫，我看见这些寺院都保护的很好，有的还重镀了金；完全相信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和马步芳比起来，是根本不同的。马匪步芳烧毁了我寺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另外，在这次参观中，我看见各地的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进步都很快。我参观了工厂、农场，看见了一天能挤150碗牛奶的牛，还有25斤重的鸡，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太落后了，如果再不学习政策，努力进步，将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在国庆节那天，我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看到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海、空三军和坦克、机械化部队，成群的和平鸽子天空上飞翔。我们热爱和平，并且保卫和平，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侵略我们，那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它的。
在北京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主任，刘格平、乌兰夫副主任都给我们讲了话，反复讲解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后来在上海参观时，我看见了解放前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给他修成的花园，更增强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我想起我过去的那种认识实在是太错误了。
这次会议上提到的马良、马元祥等特务土匪，根据我过去的惨痛教训，他们是我们的死敌，所以大家要注意，并一致行动起来，消灭他们。我今天特别要嘱咐各王公、千百户，我上了匪特的当，你们千万不要学我从前那样，特务土匪的谣言决不可听信，以免受骗上当。但是，现在恐怕还有人相信特务土匪的话，这是要不得的。我想，土匪特务好象是空中的鸟儿，没有石头站，是落不下来，所以我们谁都不要当石头，特务土匪就藏不住。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昂拉叛乱得到了圆满解决。
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显然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的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甚至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对贫苦百姓救济、度荒、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
中共中央首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8年黄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在平叛中项谦也受到了平叛扩大化的株连。4月25日一5月10日，在尖扎县二届一次人代会上对其批判。6月工5日由黄南州委报省委同意，撤销项谦尖扎县县长、黄南州副州长职务，安置为州政协委员。1959年3月12日病逝。享年55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州纠正1958年平叛扩大化错误时，纠正了对项谦的错误批判，对因项谦的问题而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作了妥善安置。
新华社电讯
人民政府执行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一个范例 青海省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归向人民政府
作者：新华社
1952.09.08
【新华社西安四日电】青海省尖札区昂拉部落千户项谦，长期被反革命特务土匪煽惑，与人民政府对抗，先后经反复争取，终于在今年七月十一日归向人民政府。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匪妄图在尖札区少数民族中策动反革命叛乱的恶毒阴谋；取得了各少数民族各方面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也深刻地教育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广大干部。这是执行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坚决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正确方针的范例。
青海省尖札地区昂拉部落，位于西宁市东南三百华里，是黄河上游西岸高山丛林中八千余藏族人民的聚居区。青海解放后，国民党马步芳残余匪徒，不少逃聚尖札地区，煽惑昂拉千户项谦，与人民政府对抗。因而两年多来，项谦一直拒绝人民政府领导，并阻塞周围地区交通，甚至向附近贵德、化隆、循化、同仁等县边界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不断地武装进扰，几度袭击人民解放军。 为使昂拉部落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早在一九五○年十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即曾聘请项谦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自一九五一年九月起至今年四月，省人民政府又先后十七次派遣专人前往说服项谦，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札喜，副秘书长古嘉赛，委员、塔尔寺法台夏茸尕布，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岳赛多杰，财经委员会委员宦觉才郎，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错，贵德县副县长更登，化隆县副县长却吉，海晏县县长同曲呼，省贸易公司副经理彩盖等藏族知名人士，均曾亲自前往诚恳规劝；班禅额尔德尼和塔尔寺亦曾特派代表昂嘉格赖（西藏班禅驻青海办事处处长）等持函亲往商谈。但因项谦受反革命匪徒包围，总不觉悟，屡次争取未有结果。
今年二、三月间，复公然三次策动千余人之众进扰贵德等县边境地区，并袭击当地人民解放军。同时又派人潜至同德、兴海、都兰等县策动煽惑，妄图扩大叛乱。 今年五月二日青海省协商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扩大联席会议上，尖札地区附近受害藏族代表，纷纷控诉反革命匪徒的罪行，要求人民政府立即进兵清剿；活佛、襄佐、千户、百户、头人、管家等代表四十五人也联名上书省人民政府主席，揭发反革命匪徒的万恶罪行，要求肃清尖札区反革命武装。并指出这种反革命罪行“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他们‘白天在做山里的强盗，晚上在做街上的窃贼’（藏族谚语），把地方弄得不安，简直是‘无前世、无后世，好像草堆里的余烬一样’，他们是田地里的莠草，羊群中的恶狼，他们是青海各族人民的公敌”。会议经过讨论，并一致作出决议，认为人民政府十七次争取项谦，“实属仁至义尽”，“为解救被匪徒蹂躏的各族人民，接受各族人民的申请，派兵清剿”，青海省人民政府并提出对项谦千户，仍然给以自新之路，只要能悬崖勒马与反革命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可不究既往，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千户职位。
青海军区人民解放军，五月初在藏族及各族人民协力配合下，进入尖札区，当地反动武装大部投降，项谦本人携少数人马逃跑，潜匿深山中。解放军进剿部队进入尖札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并积极安置被难群众，坚决执行“告各族人民书”中规定之政策。除外来的反革命匪首外，其他在战场上所俘的藏族的人，包括头目、官人等，一律随捉随放。其中如直接参加组织叛乱的头目秋吉、麻管家等也被释放，项谦家庭始终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保护，项谦母亲卧病在床，人民政府医疗队曾细心给以治疗，使项谦之妻深感项谦受了反革命匪徒的欺骗，希望项谦归回。不久，项谦二弟俄同、秘书万马行吉等三人相率归来投诚。吉礑寺管家、古雷寺白佛管家，茹其村“红教”麻尼坑主事人等三人并召回一百余人归降，该地群众亦纷纷回家生产。省人民政府拨发了救济款两亿元、救济粮八万斤进行救济，并抽调大批医疗、文教、贸易、民族等干部组织工作队，带着该区群众急需的大量布匹、食盐、茶叶、各种贵重药品、电影及藏文宣传品等，前往抚慰。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周仁山、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桑热嘉错、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岳赛多杰、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化隆县副县长却吉等亦前往慰问。由于这些措施，尖札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当地人民得到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帮助安居生产，寺院里照常念经。贸易、医疗、救济工作队走遍了昂拉八庄，并治好了二千一百五十五个病人。
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进剿中，对项谦仍继续积极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昂拉德欠寺赛池活佛、古浪寺陈雷活佛，和尖札老民完德泰等，目睹人民政府伟大的政策精神后，均愿争取项谦归来。 至此，活生生的事实便完全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项谦在人民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终于在七月十一日下午重回尖札区归向人民，并于七月三十一日到西宁市。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副主席张仲良等即予接见。八月五日，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召集各族各界代表开座谈会商讨今后尖札区工作，项谦在会上发表了归向人民后的感想，他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项谦并撰文刊登青海日报，他写道：“过去人民政府对我争取了十七次之多，我没有回头，而现在为什么能回来呢？首先是人民政府到昂拉后，对昂拉百姓进行了安置和救济，保护了寺院；释放了被俘人员，使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对我的家眷、财产也予以照顾和保护；连病在床上的我的老母也给予治疗，家中一针一线都没有损失。我虽然在战斗中畏罪跑了出去，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貌，便下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作危害人民的事情。今后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报答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已委任项谦继任昂拉千户。
八月上旬，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汪锋等因公抵达兰州时，项谦要求谒见。当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仲良和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周仁山偕同项谦于八月十日由西宁赴兰州。项谦在进见习仲勋时表示忏悔，并对人民政府长期内多次争取的宽大精神深表感激。他说：“我过去受了反革命匪徒的欺骗，作了许多坏事，今后一定要为人民作些好事来立功赎罪。”习仲勋根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重申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精神，并勉励他今后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好好作好建设尖札区各项建设工作。当晚，习仲勋并设宴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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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2 05:4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