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修：童年的记忆 1950年代的上海之虹口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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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从我出生到离开上海，一直住在坐落在海宁路四川北路交叉路口西南街角的虹口大楼。听父母说，抗战胜利，1946年父亲所在的中央制药厂离开重庆迁回上海，时任公司协理经营业部主任的父亲随之坐飞机先到上海，通过熟人找到负责接收日伪房产部门的一位姓林的官员，那时他们这个科接收了虹口大楼，并组织修复，虽然房子后来要归还英国的业主，但他们私下分掉了房屋的租赁权，可以自住也可以出售变现。父亲花钱买了有独立卫生厨房设备的三间房间的租用权，然后才能把我妈接到上海安家。

虹口大楼原名“虹口大旅社”，后改称“虹口大楼”，1927年竣工，与外滩海关大楼同龄，为当年北四川路上屈指可数的西式高档建筑。日军侵华时，大楼南部被战火毁坏，1946年修复，北部有七层楼，南部就只有四层楼，底层都是商铺，八层是一个西式的顶层阳台。整体建筑呈矩形，北部沿街东西走向，南部不沿街南北走向，构成一个L形，分处矩形的北、西两条边，东边和南边只有一层商铺，顶上是一个很大的屋顶平台，以前算是旅社的屋顶花园，可以举办舞会、大型露天活动。一楼的商铺我记得有大荣布店、美新食品店等，私有化改造后被兼并为国营的上海第七百货公司，成为虹口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店。

虹口大楼可谓四川北路商街上众多历史建筑的“长兄”。它落成之后，四川北路上，中国银行大楼、溧阳大楼、新亚酒店大楼才陆续建起，四川里、广寿里、安镇坊等新式里弄同时伴随出现。我家就在后来修复的南部四楼。因为原来是旅馆，所以内部的格局就是“筒子楼”。每层楼有一个大门，中间一条过道，两侧是面积均为18平米的房间，有的房间有独自的卫生间，有的两间房联通成套间，底端有一排四间公用的卫生间，再外面是一个大阳台。南北部中间有一台老式的电梯，时常要修理，干脆就停用了。大阳台在我的记忆中，还开过几次露天舞会，妈妈带着我们在窗户边看，我们孩子纯粹看热闹，大人们则边看边在臧否人物。后来也停了，变成孩子们的足球场和夏天乘凉的去处，再后来就把大门封了起来，不让进去，我们就从二楼过道的窗户上攀爬进去，因为我在大阳台踢球摔坏了手，大楼管理处就把窗户也封上了。

在从一楼上到二楼的楼梯转角处，有一个高一米多的很宽大的窗台，我们楼里的小孩喜欢爬到这个宽有四五十厘米的窗台上看马路上的风景，尤其是大雨之后马路积水，汽车开过冲起层层波涛，会让挽起裤脚涉水而行的人们东倒西歪，看得我们哈哈大笑。

南部的底层，属于仓库，直对着东德兴里的弄堂。我们家西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弄堂里一格一格的石库门住户。每天清晨，倒马桶车的铃声和刷马桶的噪声，提示着新的一天的起始。

我们南部四楼有17间房间，住着9-10家人（有一家搬走后一个套间租给了两家人），我记得1号住的是马家，2、3、5号是我们陈家，4号是宣家，6号是王家，7号是贾家， 10、12、14、16号是冯家，9号是洪家，11号是余家，13号是曹家，15、17号是楼家，8号改成了公用厨房和公用卫生间，还有一个公用的小阳台。

马家的男主人是马奔，女主人施鋆环，三个孩子两女一男，老大是马沁生，比我大四个月，老二马泓生与我弟弟同年，小儿子马遇龙，比我妹妹小一岁，我们两家是最亲近的，不但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多，我妈和马家姆妈也是很要好的，一起去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一起做街道办的业余文化学校教课，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带我们孩子去公园游玩，互相交换好看的小说和家务的心得，至今我们两家还常有来往，真正是远亲不如近邻。马家是福建人，马家姆妈的父亲曾是漳州的镇守使，闽军的旅长，也算是一个小军阀了，所以马家姆妈也难免有点小姐做派，但是马叔叔只是一个工厂的职员，所以日子过得并不宽裕。马家姆妈有个亲弟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来担任过市局的局长，应该比他父亲的地位更显赫了。马沁生读书早，又没受到上学年龄规定的影响，所以虽然只是名义上大我一岁（1946年末生），却比我高了三级，1963年就从第五女中高中毕业，但没考上大学，就被动员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远在南疆的喀什。几番努力，终于在改革开放以后，幸运地调到了福建南平市的一家工厂，然后在那里结婚成家。老二马泓生1967年上海仪表技校毕业，主动申请去新疆，父母劝阻不成只好伤心地又把第二个女儿送去新疆。她分在乌鲁木齐的八一钢铁厂，直到1980年间才夫妻俩调回昆山。小儿子因为姐姐们都去了新疆，所以得到照顾，分配到上海烟草机械厂当工人，后来念了电大，当上设备科长。

马家姆妈做菜的手艺比我妈强，她烧的糖醋排骨和红糟鳗鱼，非常好吃。我们从小在她家接受了许多福建人的饮食习惯，比如杨桃、燕皮馄饨、光饼、福建肉松。

1972年5月我父亲在上海突发脑血栓，我去护理父亲，马叔叔还来探望过，那时他已经因肝癌做了肝脏部分切除的手术后刚恢复上班了，我父亲好转后返回南昌不久，他就病情恶化去世了。1974年10月，我和妻子旅行结婚，半夜坐火车从苏州到上海，在北火车站熬到凌晨五点多，然后一早去敲马家的门，当时只有马家姆妈和马泓生的小女儿在家，看到我们来了，她十分开心，硬要我们先上床补个觉，然后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饭，我知道她身体很不好，实在不能打搅，吃完早饭后就告辞了，过了几天我们在复兴饭店设婚宴，马家姆妈没有能来，让大女儿和小儿子来转达祝贺，这竟然是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了。

4号的宣家伯伯是一个单位的会计，宣家姆妈是中国铅笔厂的厂医，大女儿一解放就参了军，后来嫁给一个伤残军人，我记得看到过他们家的女儿女婿和外孙，那位女婿卸下了假肢，露出光秃秃的小腿，我们几个孩子听说他有手枪，就缠着他要看看，他很爽快的拿出了一把勃朗宁手枪摆弄给我们看，他妻子过来让他收起来，怕出点意外，他大大咧咧的笑着，收起了枪，我们扫兴地走开了。

宣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鸿翔，一个叫鸿藻，大名是宣民杰、宣民治。我那时就喜欢跟大孩子玩，我小学二年级开始读水浒、三国、西游记、封神榜，都是从他们那里借来的，四年级时，我在胜利电影院隔壁发现了一家租书的店，迷上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到《气球上的五个星期》，看了个遍。暑假时鸿翔从杭州回来，问到我最近都看些什么书，我兴致勃勃的讲起了海底两万里的尼摩船长，他马上打断我，说我怎么看些这么落后的书，其他的被我视作兄长的人也说，应该多看看现代的革命书籍，给我很大的刺激，此后我开始大量的阅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虽然开始读的似懂非懂，但逐渐的被这些与社会的主流话语同步的文学作品感染，不知不觉的崇拜那些革命英雄，接受那些革命情感，迷恋那些革命的豪情，现在想想，可以算是被洗脑了。

打扑克也是他们教会我的，因为他们打牌有时缺人，培养我做替补，有一段时间，天天和他们一起玩“打罗宋”，那是一种四个人玩的扑克游戏，一人13张牌，配成3、5、5三道，再来比大小，记分，我一度痴迷的很，尤其是暑假，吃了早饭就找他们打罗宋。鸿翔1956年考上了杭州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杭州的一个中学当教师，鸿藻1959年考上了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分在天津煤气设计院，听说鸿藻曾经追求过马沁生，没成。

6号王家的男主人据说“吃了官司”在坐牢，女主人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护士，与邻居也很少交往。她带着三个孩子，大女儿小名娃娃，二女儿苏娃，小儿子我们叫他“倒头发”，因为他额头前的一排头发立起来长，和后面往前长的头发形成了一道棱。她们家的生活显得比较拮据，有时他们外婆会从常州乡下来帮帮忙，可听说他们外公是地主，所以外婆也呆不了多久就要回去，妈妈上夜班，他们姐弟三个就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7号住着的贾先生，是某单位的采购员，家在常州，他常回去，太太偶尔也回来，屋里常不见人，后来，先是他大女儿毛毛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念书，后来是儿子小弟也到上海来念小学，就很少关着房门了。小弟和我同岁，比较斯文，不会跟楼里的孩子一起疯，一来是父亲管得很严，二来初来咋到，也不习惯，不过我们俩倒是常在一起下下棋，交换一些连环画和小说。以后也有通信，1968年他被分去崇明的农场，再调回上海进了工厂，便没了联系。他大姐毛毛听说成了上海中山医院的一位内科专家，他二姐龙龙考上了郑州铁道医学院，也做了医生。

9号的洪家姆妈是个寡妇，抚养着遗腹子洪长春，我们叫他长春哥哥，他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分在甘泉中学教书，长春哥哥小时候染上了头癣，俗称瘌痢头，他妈真是花了不少功夫替他治，但治好后，还是落下了一些疤痕。都说瘌痢头讨不到老婆，但他后来娶的老婆，是学校的同事，长得也算是不错的，这让他妈很是得意，结婚的时候还特地叫我们小孩去吃喜糖。不久就搬出去了，但他妈时时会回来住住。

冯家有四间房，一家之主冯镇是华山酒精厂的资方副厂长，抗战时期也留在上海替老板管理工厂。此人不苟言笑，很少与人打招呼，我们孩子见他下班走过楼道，叫他一声“冯家伯伯”他也是几乎不可察觉的点一下头，从鼻腔里轻轻地哼一下算是回应，孩子都很怕他，他们家有个老保姆，我们跟着他家的小孩叫她嬷嬷，这是一个很凶的老太婆，管孩子很严厉，动则拄着叉晾衣服的“窝叉头”，顿着地板，破口大骂。但冯家姆妈傅兆麟，是个很外向又爱说话的职业妇女，那时她被选为虹口区的人民代表，工作很积极，来来去去一阵风似的，我妈与她关系不错，但背后也会编排她的好虚荣爱显派的不是，邻居们对冯家夫妇也大多敬而远之。他们的大女儿叫国芳，二女儿叫国珍，两个儿子叫冯鼎诚、冯鼎丰，小名大囝囝、小囝囝。这四个孩子书都念得不好，老大第五女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读了个护士学校当了护士，后来与邻居曹家的大儿子炳生偷偷的谈恋爱，她爹妈极力反对，主要是看不起曹家是工人家庭，但又不敢明说，弄来弄去生米成了熟饭，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实曹炳生长得又高又帅，脾气又好，对人和善有礼，我们小孩都喜欢他，他参军时，与国芳通信不断，退伍后分在铁路局由押车员做到调度，国芳嫁给他挺好的，但冯家夫妇觉得没面子，婚礼也没怎么办。听说后来炳生夫妻迁去北京铁路局了。二女儿虽然考上了大学，却是新办的新疆大学。大囝囝后来开后门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小囝囝小学就留级，初中念完就去一家纺织厂当了保全工，倒是因祸得福，躲过了全国一片红的上山下乡热潮。
11号的俞家老伯伯是我们虹口大楼的门卫，做了十多年了，好晚搬进来的。她女儿是人民警察，女婿也是警察。老伯伯是看着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我们从小进进出出都会喊他一生“老伯伯”，老了竟成了我们的邻居，他很开心，我们也开心。

13号曹家伯伯也是个没有笑脸沉默寡言的人，听说他在厂里技术顶好的，他老婆裹着小脚，也是苏北人，个头大，嗓门大，性格很爽快的，两个儿子也是人高马大。大儿子炳生性格随他妈，小儿子则随他爸，不怎么吭声，跟楼里的同年龄的人从无交往。炳生与国芳的恋爱，他妈早知道，但瞒着他爸，他爸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在他的沉默寡言后面显然有着一份自尊，他似乎也不愿意背一个“高攀”的名声。

住在楼道最南端的就是楼家，楼家的老伯伯，我们随他的大孙子伯森叫他“阿爷”，他奶奶就叫“阿娘”。楼家阿爷是一家参茸店的店员，从宁波乡下来上海学徒，干了几十年了，他的头颈有点斜，可能是年轻时受过伤，也不怎么说话，与邻居只是点头之交。我们小孩爱恶作剧，看他走过来就故意喊一声，“哎呀！”，他以为是喊他，就会回应一声，我们便哄堂大笑，但他也不生气，摇摇头就走开了。

楼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叫楼伯森的爸爸叫楼家伯伯，女儿叫大孃孃、小孃孃，其他儿子叫大爷叔、小爷叔，都是宁波地方的称呼。大孃孃在虹口区团委工作，后来找了个年轻的老革命结婚，结婚时记得我们这帮孩子还找来小锣小鼓，敲敲打打的给他们送贺联，第二年生了个儿子，恰好那时流行的电影《夜半歌声》的男主角叫宋丹萍，就起名叫朱丹萍。小孃孃和鸿翔同年考大学，也考到杭州，是浙江农学院。大爷叔和小爷叔则是我们楼里孩子最崇拜的对象。大爷叔叫楼史进，喜欢给我们小孩讲故事，每到夏天，我们会聚到后阳台，听大爷叔一回接一回的讲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五虎平南。没多久，他就从虹口中学高中毕业，因为他父亲是属于“店员”出身，根正苗红，学习成绩又好，就被推荐到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遥控专业，那时属于绝密的军工专业。我至今记得，那天我在二楼转角处的窗台上玩，大爷叔的一个同班同学急匆匆地奔上楼来，一眼看到我，就问“楼史进在家吗？”我说，“什么事啊？”，他开心的挥动着手里的信件说：“我接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了！”我也受到感染，立刻在前面奔跑着带他去找大爷叔，大爷叔正想怎么还没有得到录取通知，看过了同学的录取信，显然更着急了，就在此时，邮递员在门外喊：”17号，楼史进！“我跟着跑到门外，大爷叔拆开信一看，”北京工学院！“，马上笑得合不拢嘴了，我也跟着在旁边起劲地喊着，“好啊，好啊！”。第一年暑假回家，他还照例在后阳台给我们开讲，不过讲的是一部雷达可以自动控制八门高射炮瞄准目标的军工新技术，还有我们闻所未闻的有关导弹、火箭、无线电遥控的技术知识，听的我们半懂不懂，却如痴如醉，我那时就暗暗下了决心，以后要像大爷叔一样去学尖端科技，献身国防工业。

小爷叔比他哥哥的学习更牛，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学霸。初中考高中，他在家复习功课备考，总是一边看书，一边和我们在一块打罗宋，她姐姐说他，他满不在乎，他妈妈就给他加营养，清炖了一支完整的老鳖，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在边上看着，觉得好腥气，他硬要我吃一点，我就勉强地吃了两口，还挺鲜的，这是我第一次吃老鳖。就这么边玩边复习功课，他居然考了个全校第一名。

他还有众多的兴趣，每天晚上会在后阳台吹笛子、他哥拉二胡。他还曾经把我们楼里的孩子组织成一支“禁卫军”，每个人分封了一个军衔，我开始是“上尉”，后来升到了“少校”，小爷叔组织我们在一起做游戏，打弹弓，打乒乓球，读书讲故事，还要我们建立报告制度。无形中给家长们减少了很多麻烦。我记得他介绍给我的第一本苏联儿童小说是《鼓手的命运》。

他高中阶段政治进步、学习优秀、品德完美，所以高中一毕业就保送到上海的原子物理研究所，参加了我国第一台直线加速器的研制工作。我在南昌读高中时还给他写过信，陈述自己对于候隽、邢燕子放弃升学当农民的困惑。他的回信很让我敬服，他说，一个革命青年，要敢于接受党的挑选，参加高考和去农村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应该服从党的需要，而不是只考虑个人选择。他在信里说，”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我在先锋电机厂的任务就要完成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果然那年传出了我国第一套直线加速器试验成功的喜讯。

不久文革开始，听说他后来也卷入了派性斗争，后期又成了逍遥派，结婚生子，平淡一生。他二哥在北京工学院留校执教，文革中崭露头角，一度跟着迟群成了全国教育组的负责人之一，当年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联合国接受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务理事国席位，在《人民日报》的机场送行人员名单上，我曾惊奇地发现了”楼史进“的名字。当然随着四人帮倒台，他也被湮没了。

我们南部四楼的孩子是虹口大楼里最团结，人数也最多的，曾经和南二楼、南三楼以及北二楼、北三楼的孩子同时开战，遇到了就吹胡子瞪眼，有时干脆直接动手，小爷叔组织过禁卫军的活动，也对后来我们一致对外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记得有一次别的楼层的几个孩子打上门来，我和小囝囝等三个人抡起竹子的拐杖，在南部四楼的大门口一阵狂舞，打得他们落荒而走，我们手里的竹竿全打裂了。北五楼的杨志章、北二楼的徐宁和“单佬”与我们南部四楼的孩子们关系很好，常在一起玩，是我们的同盟。这么打来打去，打到最后，全大楼的孩子都被我们打服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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