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月兰：胡耀邦陕西纠“左”和陕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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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陕西党史

  1964年l1月至1965年10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其中1965年6月25日以前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期间，他领导陕西人民认真贯彻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陕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偏差，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在陕南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抓好农业生产，搞好多种经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陕西人民的心情由此变得轻松和舒畅。
  一、纠“左”的背景
  1964年l1月胡耀邦上任时，陕西正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前期在农村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后期在城乡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改为“四清”)运动。在运动中，不少干部群众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抓，1964年全省逮捕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受处分的4500多人，其中开除公职和党籍的660多人。在长安、延安、西乡三个试点县，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刚上任的胡耀邦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12月中旬，即提出“三个暂停”。随后，省委、省政府做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1964年12月下旬，历时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请各地领导人讨论社教运动等问题。会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冲口而出”讲话。胡耀邦12月24日向西北局和中央、毛泽东写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指出:陕西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相比其他省份不很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全省粮食耕地共60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1956年曾达到108亿斤，而近几年总产量都停留在80多亿斤的水平，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总产要恢复到1956年的最高年产量，还有23%的距离，也是全国差距最大的一个省。棉花也停留在160万担的水平，单产只有40斤。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靠自留地，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农民，比河北、山西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低。
  胡耀邦对生产的恢复感到焦急，对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态势，感到吃惊和压抑。他了解到这里十分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的论调，阶级斗争比较激烈。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揭发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其后台是习仲勋。这时，彭德怀也递交“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于是，会上就把他们拉扯在一起，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因为他们都长期在陕西作战和工作，高岗、习仲勋又都是陕西人，陕西就被看作是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自然也就“很不彻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批干部和群众在社教运动中，都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这在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更甚。据政法部门和组织部门的汇报，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逮捕30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450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长安、延安、西乡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收入的120还多60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9500多“投机倒把分子”;在陕南凤县，甚至把农民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做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属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
  二、纠“左”的经过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1965年1月17日回到西安，次日即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一方面传达、贯彻中央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和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左”的表现，提出了旨在纠偏的政策措施，他没有对运动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会后，胡耀邦在原“三个暂停”的基础上，又决定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
  省委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一边直接到基层，深入各界群众，亲自宣讲《二十三条》;一边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从1月18日到1月30日，连续12天，他分别向工厂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向省市党员干部、军队党员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代表、中等学校干部和教师、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统战干部和民主人士作报告，逐条地讲解《二十三条》。特别是在1月22日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认为大多数干部都不好，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都不能依靠，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就可能产生冒险政策，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又重申“三个暂停”，并提出对“集中训练”的人员不要虐待，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春节临近，要让他们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聚。否则，谁对我们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连娃娃也不同情。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他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就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处分人、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省社教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坚决有余，清醒不足。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下面的干部有人对社教的做法提出批评，结果受了处分。我主张减轻对他们的处分，以奖励讲反面意见的人，要树立这样敢在风头上讲不同意见的榜样、敢进行批评的标兵。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具体分析，避免形而上学，不能用静止的办法观察与解决问题。
  胡耀邦在基层宣讲《二十三条》时还强调，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小是小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就是锋芒要对准党内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社员、工人、学生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缺点与道路是不同的，不要把缺点当作道路问题。大题小作不对，小题大作也不对。
  针对滥揪历史和阶级出身问题，他说，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但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剥削阶级子女有无前途?一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都有前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我看至少有70%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如果都不要，那怎么行呢?一切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但不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不是马列主义的。
  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打人问题。他说，打人要严格制止，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打人骂人，无非是逼供信，这样做，怎么能不出冤案?
  对于因一般“男女关系”受到很重处理的问题。他说，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干什么?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我讲一个原则，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他还提到，有些地方批判女孩子梳长辫子是资本主义，留短发才是社会主义。陕西的同志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吃面就是走社会主义，吃米就是走资本主义?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
  他说，眼看春节来临，群众吃好点喝好点，给亲友拜年，农村里办社火、闹花灯，不能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过革命化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群众有点积蓄，过节时多买些肉，娶了媳妇多买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也可以，走亲戚送点礼也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就对。
  三、纠“左”的措施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在同省委、省政府领导们仔细研究后，胡耀邦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项要求:大力搞肥料;继续搞水利和水土保持;大力引进良种;从基本建设着手为多种经营打基础。他认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务。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陕西必须急起直追，总的方针是:纵览全局，抓住要领，埋头苦干。他提出，要把“肥”放在第一位。陕西松土壤多，涵养水分能力强，又多属旱土作物，肥比水更重要，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当时，有机肥和无机肥严重不足，因此要大修厕所，大种绿肥，同时争取中央支持，提早兴办小氮肥厂和自办磷肥厂。对于当时粮食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他提出在适当时机向中央呼吁，让中央知道。他还特别强调要解决陕北落后面貌问题，提出了多办工厂、兴办大学、引进干部、组织知识青年进去等办法。他还提议省、地、县三级要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教运动要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他在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说，文艺界社教重点是端正文艺方向问题，提高文艺思想水平问题，改进作风，深入工农兵。他说，光有批判不行，要繁荣创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大家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他说，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改造世界才是我们的目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我们文艺界改造世界的光荣任务。
  他还十分关注所谓“投机倒把”的问题。他在向群众作报告时就多次说，工人、农民卖一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1月19日，他在内部材料《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其中说西安市已抓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读后觉得其中问题很多，立即把这份材料批给了赵守一、冯基平等省委有关领导人。他在批语中说，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这些问题都要仔细研究。”他提出，“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之后，在他的领导下，陕西也暂停了对投机倒把的打击。
  四、深入陕南调研
  1965年春节前，胡耀邦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大家表示赞同。省委分工为:胡耀邦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及严克伦分别去陕南、关中，舒同、章泽继续在点上抓社教，萧纯抓城市社教，冯基平留机关主持日常工作。
  大年初一刚过，胡耀邦用8天时间开始在安康调研。2月6日，大年初五，胡耀邦带着三个人，坐一辆吉普车启程。他们翻越秦岭，直奔安康。从2月5日到12日8天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安康地区10个县里的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7县。此时，安康地区各县正在召开县、区、社“三干会”或加上大队的“四干会”(或统称“多干会”)。每到一县，他不但听县委汇报，还要去同区、社、队干部见面，宣讲《二十三条》，并且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排队，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处理。晚间，还要同随他一同调查的地委书记韦明海交换意见。一天的事情都处理完，他就在灯下看县志，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起来匆匆上路。他风尘仆仆，不顾疲劳，日夜加班，迅速将交代政策、讨论生产的要求贯彻下去。
  在各县，面对复杂的干部处理问题，他同大家反复讨论、商量、说服、甚至辩论。当时每县都有相当一批干部被“双开”，甚至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检察长、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成员。受处理的原因或有“翻案”、“大搞封建迷信”、“包庇坏人”、或有“挪用公款”、“乱搞男女关系”、“生活特殊化”、“闹不团结”等等。这些问题，经过深入查问和分析，明显看出相当一部分是定性偏重，有的则是强加的罪名。比如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实际情况核减了基层干部的经济退赔;所谓“大搞封建迷信”，是指盖房子上梁贴了红纸等等。对于过重的处分，胡耀邦态度明确，必须降下来;在方法上，他坚持同大家充分商量。在汉阴，在白河，在平利，他都从汇报中拣出一两个“典型”对大家说，这些干部错误是有的，应当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现在把他们抓起来，双开除，处分过重。他的意见是，这些干部都工作十几年几十年了，有的还是从外省到这里来的，都做出过贡献。现在有了错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要给出路。凡“双开”的不要“双开”，可以降级降职，将功补过。抓起来的尽量放出来，判了刑的要减刑。
  当时春耕大忙在即，胡耀邦感到最紧迫、最焦急的是，需要马上把生产搞上去。他之所以急于要解放干部，也是要使大批干部不再纠缠过去，卸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建设。每到一个县，他都要用极鲜明的语言强调生产的重要性，都要用极大的精力去部署生产。他说，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不好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他说:“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他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对于生产，他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思路，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他在所到的7个县里，同众多参加“三干会”、“四干会”的干部谋划生产大计。他介绍全国的经济形势、邻省的形势，说明陕西是大大落后，让大家有个宏观概念。他请那些生产搞得好的公社书记、大队支书到台上来，让他们讲粮食是怎样增产的。然后就以他们为例子，号召大家来个竞赛，增了产的可以奖耕牛、奖农具、奖化肥。他向台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问他们那个社、队有多少人口，去年产多少，今年估计产多少，有没有增产的决心和信心?他帮助他们算账，一笔笔数字他记得十分清楚，心算也极快。有哪个人回答得使他满意，他就叫那人到台上来，面向大家讲想法。
  2月12 日，他在安康地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2月13日晚，他亲自起草一份《电话通讯》，发到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接到《电话通讯》，征求各书记意见，大家同意后，即转发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8个方面的意见，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止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对于《电话通讯》中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认为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之后，胡耀邦在多次会议上进行检讨，受到错误批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6月18日，省委工作会议后胡耀邦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
  10月，中央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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