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军：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及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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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及其结局——读李大斌《1965：胡耀邦早春行》

吕克军


　　李大斌先生的新书《1965：胡耀邦早春行》（以下简称《早春行》）记录了胡耀邦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执政时很短的一次"新政"，并为此遭到批判和整肃。该书对当时的复杂斗争记载之详尽，为其他著作所鲜见。

一

　　1964年11月6日，由于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胡耀邦被中央任命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曾长期在刘少奇、彭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的矛盾渐渐发展，经"四清"运动，两人的分歧日趋激化，呈胶着状。刘澜涛长期作为刘少奇的下属，自然倾向于刘少奇的各项措施。

　　胡耀邦的接任显然是一直赏识他的毛泽东起了主要作用，但这也同样让准备接任者大失所望，因此在胡耀邦到西安的当天，他反而到咸阳去了。

　　《早春行》记载：临别之前，耀邦去拜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深知他敢说敢为的秉性，劝告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真是意味深长。

　　但胡耀邦似乎没有听进去，在12月3日的省委常委会和之后的座谈会上，他大谈陕西"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日刘澜涛和胡耀邦的谈话。刘谈了几个问题，分别是：西北地区封建地方主义严重，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训练干部；三线建设；少数民族问题。点出了胡耀邦到陕西的工作重点。

　　12月1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社教工作会议，刘澜涛、胡耀邦都参加了。在20日的会议上，毛认为"四清"中主要矛盾是"当权派"，"就是要搞大的"。刘少奇则认为"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刘澜涛附和刘少奇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一些地区市县领导烂掉或基本烂掉的占45％。之后的会上，两位主席发生了严重冲突，毛甚至拿着《党章》向刘要言论自由。

　　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23日，胡耀邦和刘澜涛谈的还是陕西农业如何提高的问题。第二天，他又写了9000多字的《走马到职报陕情》上报中央，写道："全省已经清洗（即双开）了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如果否认他们（干部）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条件下，可以进步，可能变好，因而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对西北实行的"民主补课"、补划漏划地富成分的问题，他提出"土改时确系地富成分，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庭已经一般，本人老老实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他还指出"这几年陕西的农业相当的落后了"，"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同志对组织和领导集体生产有保守思想"。

　　胡耀邦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向周总理反映陕西的困难，把陕西征购的任务减了下来。

　　这些，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1965年1月9日，胡耀邦在《陕情简报》上的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得显著成效》文章上批示："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做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暂停一下？"

　　22日，胡耀邦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一、"社教"有5个缺点。"双开"急了一些，多了一些；打击面广；斗争的面、打击的面偏严、偏宽；对广大群众伤了感情；我们发动群众不够，政策交代得不好，还死了一点人。

　　二、三个暂停。抓人上除了现行犯以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

　　三、"四清"怎么搞？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要把政策交给他们，交给群众、交给干部，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民主革命补课，怎么补法？不是说我们民主革命不彻底吗？将来究竟补划多少？我的意见，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就是十几年来老实劳动的，没有做坏事情的，不要补划了"。

　　四、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文教、财经，搞点乐观主义。增产14亿。一个抓粮食，一个抓棉花。号召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领导生产。

二

　　胡耀邦的安康之行就是他为实行"施政纲领"而进行的一次"新政之旅"。为什么首选安康？《早春行》中提道：1965年1月5日，省民政厅给省委报送了一份《关于当前生产救灾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称"去年我省夏季成灾地区的人口有1059万人，秋季成灾地区的人口有745万人，灾情较重的县有33个，其中以安康、宝鸡、商洛3个专区的一些县比较严重"。这可能是胡耀邦首选安康视察的原因之一。在安康，他分别调研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白河、平利6县和安康市。一路走来，谈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发展生产，唯独没有当时的"主课"——阶级斗争。

　　农历正月初五，胡耀邦轻车简从，不顾一路雪霜，奔往宁陕县。他对县领导说：第一要抓粮食，第二要抓山货特产。还指出：商业工作没有打开局面。搞社会主义价格政策不对头，生产就上不去。短暂的时间里，他还上街看了"市面"，看到躲躲藏藏地卖东西的百姓，他说："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他讲了之后，老百姓便开始进城卖菜、卖柴了。




1965年冬，胡耀邦与警卫员谢方武在陕西

　　在石泉县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说："社教"上"和稀泥"，"该斗的还是要斗，不该斗的就不斗，叫我说不斗，我不敢讲这话。""以后你们要不要斗呢？那不一定，你们要看该斗不该斗。"对于生产，胡耀邦则大胆地修改了毛主席的"以粮为纲"，讲："我的意见，以后提生产方针，以粮为纲，农林并举。"讲到动情处，他大声说："把生产搞上去为了谁？为了13万人民翻身。"

　　在汉阴县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直奔主题，说：你们县上抓了8个人，开除了40个，今天我们来个政治民主，大家来讨论，看他们有没有错误，处分重不重，结果冷场，没人敢发言。胡耀邦说"二十三条"第十五条讲的就是给出路，反右严重错误的干部，可以不再当干部，不再当党员，可以当社员。他还没忘了补充"给出路，这是毛主席说的"。

　　几天之后，判刑20年的凤亭公社党委书记谢选佳被释放。

　　旬阳县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商品流通受到限制，当地有一种龙须草历史上一直销往湖北，但在当时必须有专区的批准手续才能运出。胡耀邦听后大发脾气：这是蠢！死官僚！我对商业工作的意见大。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我们的商业在一些地区流转上太不负责任了。

　　在旬阳，他鼓励发展山货土特产，指出山货土特产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工问题，一是商业价格问题。

　　在白河县，他除了讲发展生产、解放干部外，还着重讲了当时的在西北风行的"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当时西北地区在"左"的政策下，大量补划地主、富农成分，一时人心惶惶。他问县委书记梁湛山：你们白河土改时划的地富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几？

　　梁回答：占百分之六七。

　　胡耀邦讲：地富占百分之六七，比例不小嘛，土改时规定，地富成分一般占总户数的比例是5%～7%，现在就不要再多划地主、富农了。对个别的要划，但也要对表现好的摘些帽子，要收支平衡嘛。摘帽子，应在5%～15%左右。划也不要多划，这些都要经过群众讨论。如摘帽子有200户，戴帽子100户。白河的民主革命是彻底的。今后机关、学校不要查成分，学校不要提依靠贫下中农，文化馆也不要提依靠贫下中农。

　　在平利县，胡耀邦试图用包工包产的方法调动农民种棉积极性，他说：一个生产队种两亩棉花，包本不包产，包工到组，减产不赔，超产奖励。这时他自然不敢讲"包产到户"，只能隐晦地提出"包工到组"，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风雨如磐的形势下，这是需要大勇气的。

　　在安康专区，他连续参加了安康县扩大干部会议、专区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安康专区机关干部和安康县干部会议，反复宣讲提到解放思想、解放人、发展生产的精神。

　　讲话振奋人心，迅速在群众中传播，一潭死水被搅动起来。

　　13日晚至14日凌晨，胡耀邦彻夜未眠，口述了5条紧急《电话通讯》，这是一篇珍贵的史料，节录如下：

　　现在是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不采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那么，今年的生产计划就要落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省委和地委派到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必须立即同县委一起，共同负责地对县的社教工作做出肯定的估计，说清楚哪些问题做对了，哪些问题有缺点，并且明确向大会宣布，以便统一思想。只要大多数同志同意，即使将来证明某些问题说得不尽恰当，也一概不追究责任。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二十三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应该向到会同志明确宣布：（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学习和讨论"二十三条"要抓住精神实质，要明确和解决几个主要思想问题，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搞烦琐哲学。学习和讨论到一定时候就要停下来，转到讨论今年的生产问题上去。

　　今年我省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

　　要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我们沿路看到一些城镇冷冷清清，手工业不兴旺，没有就业的人不少。必须认真加以解决。解决的主要办法是：（1）活跃集市贸易；（2）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3）切实解决手工业的原料供应；（4）改进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关于集市贸易问题，要明确告诉大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

　　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算大账，抓关键，向前看。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不开阔，在政治思想方面抠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想得过窄。应该号召大家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放得大一些，在领导生产方面想得宽一些。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放得大一些，主要是：（1）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2）不要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3）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注意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

　　这正是胡耀邦到安康一路走来的所思所讲，其政策内容着重点是解放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扭转到生产上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两手抓，大力发展集市贸易，解决商业、交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看来他在安康点起一把火后，准备将其推向全省了。

三

　　出乎耀邦的预料，这时一场黑雾已经迷漫。第二天，胡耀邦的"老朋友"，时任陕西省委文教书记的舒同和汉中地委就发生了争论，舒同坚持认为陕西"民主补课"很有必要。

　　2月16日晚，刘澜涛与杨尚昆通了电话，认为胡耀邦《电话通讯》有不当之处。

　　刘澜涛很快就把胡耀邦的"问题"上报给了中央。第二天，他与彭真通电话，就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内容交换意见，认为"干部4条"处理办法不妥当，会引起翻案风。彭真问为何不请示西北局？

　　接着，刘澜涛同在汉中的胡耀邦通电话，告诉他《电话通讯》内容里有些不妥当的地方，会使下面产生混乱。胡耀邦表示，"不会吧，可以注意"。

　　这时的胡耀邦还在汉中、宝鸡宣讲《电话通讯》的内容，汉中和宝鸡地委都非常同意。

　　但到22日，他视察咸阳时，咸阳地委书记当面向他提出反对意见。而胡耀邦仍未发觉一场对他的"围剿"已经悄然开始。

　　23日，刘澜涛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警告""干部4条"可能引起翻案风"。

　　27日下午，刘澜涛又接到彭真电话，彭真通知了刘关于中央、主席对胡耀邦同志《电话通讯》中一些问题的批评。同意西北局的意见，并由西北局讨论。原来，13日胡耀邦起草的《电话通讯》下发陕西各地执行后，西北局就上报了中办，中办把西北局来电送给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彭真看后，觉得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后说：除了"干部4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1982年10月，胡耀邦与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

　　毛、刘两边都不待见，胡耀邦注定会陷入窘境。

　　有了中央两个主席和彭真的批评，刘澜涛立刻在西北局开展了对胡耀邦的批判。

　　27日当天，刘澜涛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干部4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23日的"可能"此时变成了"肯定"。

　　28日，胡耀邦被迫写出检讨信。3月2日，刘澜涛回信，说道："工作中出了一些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手法纯熟，"安慰"中确定胡耀邦犯了"错误"。

　　到了3月7日，西北局就召开了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批判。第二天下午，刘澜涛和胡耀邦谈话，指出4条缺点：省委1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电话通讯》中的"干部4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已是一副对胡耀邦"清算"的姿态了。之后几天，西北局连续对胡耀邦批评，11日，胡耀邦被迫做了检讨。3月16日，陕西省委宣布停止执行《电话通讯》中对干部处理的4条意见。

　　18日，胡耀邦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进了医院。但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当月，舒同到下面调研，发现"胡耀邦的错误严重，立即加以制止，同时写信向省委反映情况及提出纠正措施"。刘澜涛还和有关人员谈话，"指出对有错误的干部要有耐心帮助"。并于30日把胡耀邦的检讨信和自己的复信分送邓小平、彭真，在给小平的信中说："耀邦同志到陕西后，热情很高，急于想把工作做好，出了一些毛病。经过中央指示，西北局开会讨论，耀邦同志认识了错误，提出了改正办法，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请中央勿念。"当晚，西北局就召开会议讨论胡耀邦的检讨。第二天，西北局书记处的批胡会上，杨尚昆居中调停，总结情况，说："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

　　如果与人为善的话，此事应该就过去了，但事态还在发展。

　　5月24日，刘澜涛到丈八沟招待所与杨尚昆畅谈，共进午餐，在谈话中对胡耀邦的思想状况很感不当。26日，让王甫转告胡耀邦彭真同志2月27日意见，说过去忘记告诉胡。

　　于是，从5月30日至6月18日召开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又开始对胡的批判。这是批胡的第二个阶段。会上，舒同做了长篇发言《我们必须分裂》，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舒同后来回忆："胡（耀邦）、赵（守一）企图蒙混过关，我曾单独促使赵守一召开一次常委会议，由我首先揭发胡的错误（讲了半个钟头），使胡不得不抛出他的8条（总暴露），为以后展开全面批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个8条就是胡耀邦6月11日在陕西省委常委会上做的一个包括8个问题的辩驳。胡耀邦认为："三个暂停"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如此；对社教并没有夸大缺点；不同意说光抓生产没抓革命，宣传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革命；不同意少征购，向中央要点化肥就是"物质刺激"。

　　这时，省委副秘书长林牧等几位忧心时局的干部看不下去，分别于5月28日和6月18日写了两封反映情况的信，通过田家英报送中央，但并未得到支持。

　　关键时刻，叶帅和张爱萍将军来到西安，张爱萍讲："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叶帅了解情况后，于6月20日带耀邦返回北京。

　　由于第二阶段的会议没有达到目的，西北局又召集第三阶段的会议，从7月13日至8月4日，史称"兰州会议"。这次的会终于开出了一个大"成果"。7月31日，舒同在会议上揭发了胡耀邦对刘少奇的"错误言论"。事情的缘由是：胡耀邦在第一次被批判后病重住院，当时舒同也在住院，两人闲谈。胡对这位"老朋友"讲了毛、刘在"四清"上的分歧。1964年11月刘少奇批转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的"反右倾要画龙点睛"的信，舒同据此认为"四清"中要反右；胡耀邦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那个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舒同揭露了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演变成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

　　7月27日，杨尚昆给刘澜涛打电话，之后转来了胡耀邦给邓小平、彭真的两封"告状"信。

　　8月2日，刘澜涛将"兰州会议"上一些人揭发胡耀邦的材料报送中央，并给小平、彭真写信：舒同同志1965年7月31日在西北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值得重视，先送中央同志参考。舒同同志发言中揭露出胡耀邦同志的许多错误事实，其中不少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其中讲的"错误事实"便是胡耀邦议论少奇同志的那句话。

　　9月16日，邓小平在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后约谈刘澜涛，彭真、杨尚昆参加，明确胡耀邦不再回陕西工作。10月2日，中央免去胡耀邦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霍士廉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6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找胡耀邦开会，对胡耀邦说："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耀邦说："中央能否给我做一个结论？"邓说："没有必要。它是一级党委，中央又不能解散它。"

　　10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中毛问陕西生产总上不去原因何在。刘澜涛解释为关键是革命不彻底，革命不彻底的关键是省委少数领导人的错误。并对胡耀邦所犯错误做了说明。毛泽东讲：胡不革命如何回去？是谁主谋、出谋划策？刘澜涛无言以对。

　　毛对这里面的微妙之处心知肚明，在耀邦生病住院时还专门从北京派人到西安为他治病；"胡不革命如何回去？"直奔主题；又问"是谁主谋、出谋划策"，一语双关，难怪刘澜涛当时没有回答。

　　但刘澜涛回西北后，对胡耀邦的批判并未停止，一直持续到1966年3月，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才停止。而此时距文革爆发已不足百日。　　　（接下页）

　　十年浩劫中，无论被整者还是整人者，都被押上了批斗台。胡耀邦被批斗，下放"五七干校"之后赋闲在家；刘澜涛被斗并再次入狱，一段时期内竟失去语言能力，夫人惨死；舒同先是被揪到山东，后又被抓到西安，关在监护管理所。

　　1972年10月17日，为父亲平反的事，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到耀邦家中，当时耀邦正接待客人，心情忐忑的舒均均没等他忙完便悄悄离开。几天后胡耀邦给她写信，其中写道：

　　你既然下定决心来找我聊聊，为什么不再下决心等我一下呢？你把你爸爸和我的关系问题放在心上，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我们双方（注：指他和舒同）之间还不相互了解，这同你们做儿女的，毫无一点牵连。我们这一代老了，做不了多少事情了，比你们更年小的下一代，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斗争，大世面，知识和经验很难比你们更丰富，更深刻。你们这一代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加倍学习，加倍动脑子，千万不可被暂时的困难迷失方向，随波逐流！

　　待其如故人之子，情谊跃然纸上。文革后，胡耀邦不失赤子之心，拨乱反正，为包括刘澜涛、舒同在内的历次运动受害者平反。■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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