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全耀: 文革前的卫生部领导一直是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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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医的行医资格被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

不久，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为什么要取消中医？理由是中医没有实际治病的效力，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中医以“科学知识来衡量，都是不合格的”；人民相信中医，那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的缘故；“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

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卫生部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中国体制的惯例，所以才闹出了这样的事情。事实并非如此，五十年代初时的卫生部成员有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傅连璋、王斌、徐运北、顾问马海德等领导。其中除了蒙古族人李德全是冯玉祥的太太、代表民主人士，只有一个徐运北不懂行没学过医。用周恩来的话讲卫生部急需一位党性很强的干部，组织上才选定了他。

当时在卫生部领导中只有一个徐运北支持中医，处于孤立。徐运北，北京人不应忘记，以学习《资本论》著称，批林批孔时他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其子徐念沙百度上这样介绍：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婿。现任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2018年1月6日徐运北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和王斌以“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进行了公开点名批判。1958年初，贺诚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才补授中将军衔。王斌则被贬到内蒙医学院任副院长。

贺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被派往广东国民革命军中做医务工作，1928年，受党中央指派，贺诚在上海威海卫路春萱里最后一幢楼房开了一家诊所，名字叫做“达生诊所”。在这个诊所里，他的“病人”，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关向应……。

1975年后，贺诚得到平反。他再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那时老秦正在总后某所工作，人们都知道贺诚根本不懂打仗，他的本质就是一名医生，不论是红军总医院院长还是四野卫生部长，将军的心在救人而非战场。而更让人不可理解的离经叛道是，贺诚出身中医骨科世家却取消中医，这在中国实在少有。

王斌，著名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也是军队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赴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周恩来身患重病，王一直守护在身边，精心治疗，使周很快恢复了健康。曾任红一军团医院医生，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育主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兼保健医生，陕北延安卫生学校校长，志愿军救治总指挥。


苏井观，1927年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毕业，拒绝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医官，开设三友药房。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延安医科大学校长，八路军总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陕甘绥晋联防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的妻子远远比他有名，就是陈昌浩的前任太太张琴秋。

至于傅连璋和马海德，他们懂不懂医，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共和国首届卫生部根本就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医生的一统天下。

直至文革前卫生部的正副部长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史书翰一样都是医生。试想如果都是工农干部，他们也不会被批为“城市老爷卫生部”。

文革前卫生系统的学术气氛很浓，住家对面的中华医学会礼堂每周都有不下三次学术研讨会，老秦也常去偷听，也听不懂，目的就是去看会后的那场电影，还有外国的，比如日本电影《大地黎明》。

别不信，就连中华医学会主持行政工作的秘书长傳一诚都是医生，每逢粮店卖白薯都会选择用医学会礼堂的场地，傳一诚一准会出来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回答排队居民提出的问题，问的不是这病就是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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