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 上将阎红彦告密案析——兼驳李原《只唯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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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组长李原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2003年5月第一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阎红彦的生平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应该说这本书还是一部相对严肃的党史作品，然而，通过阅读我们发现即便如此，它仍旧没有跳出一般的“秘书回忆”的局限性，对自己曾经跟随的首长的往事做了一些刻意的回避，特别是在小说《刘志丹》一事上，李原没有认真的还原历史，相反则利用他对历史的有意剪裁把历史原貌人为的复杂化，起到了不好的作用，本文就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就教于方家。


《只唯实》一书第十六章全篇都是介绍阎红彦上将和小说《刘志丹》之间的历史纠缠，可以看得出来，作者的良苦用心是极其明显的，然而，作者似乎忘了作为回忆文章特别是辩诬一类的文章最为主要的就是尊重史实，如果脱离这一前提，即使是再过得硬的观点也形如废纸。


李原在该书的174页中这样写道：“阎红彦信中提出的具体建议并未被中央采纳。他不知道，在这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已经直接介入此事。”后面，李原分三段描述阎红彦在小说《刘志丹》一事上同康生的截然不同的性质和立场，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准备做过多的评价，因为有关党史资料已经就此事有了明确的回答，然而，我们必须提出质疑的是李原为什么要回避和忽略阎红彦在小说问世后直接向康生告密这件事的原委？为什么要对阎红彦在有关会议上对习仲勋的污蔑之词？


李原的这段话乃至这一章给人的感觉是阎红彦并不知道康生会直接介入此事，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无端剪裁给读者造成的误解实在不容低估。既然李原在书中提及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作为给阎红彦在小说《刘志丹》一事的辩护的作证，那么我们就不妨来看看薄一波在该书中是如何描述阎红彦在此事上的前后态度。


在薄一波的这本专著中的1095页（1991年5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也就是说阎红彦专门向康生报告过此事的，而康生知道、介入小说《刘志丹》最早的消息来源也应该源于阎红彦的报告。


薄一波继续写道：“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已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该书1096页）


薄一波的这段描写等于告诉我们，正是阎红彦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是宣传高岗，而且无中生有的指责习仲勋是所谓的“第一作者”，这就无异于把习仲勋和这件事毫无理由的扯到了一起，对后来错误批判习仲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此后毛泽东也是根据这一指责提出“用小说反党反人民是一大发明”（此话原本是康生所提，毛泽东加以肯定，见薄书1096页）并批准成立审查习仲勋的专案委员会。


有关阎红彦向康生告密一事各种正规的党史教科书或者有关回忆、文选中都有提及，例如1995年12月第1版的《习仲勋文选》中，习仲勋本人就是这样写道：“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该书314页）习仲勋这里所说的“某人”实际就是阎红彦，而且习仲勋这里也提到阎红彦提供的材料其实是“捕风捉影”。


翻开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的《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在《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阎红彦一面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该书257页）仲侃所著的《康生评传》（1982年8月第一版）中如此记述：“康生突然得到有关该书出版情况的告密。”（该书154页）显然这个告密最早就是来自于阎红彦。（注：《康生评传》一书在史实上也存在一些错误，例如对饶漱石的党内职务的描写就不真实，但是，考证刘志丹小说一事上和史料记载无甚差距，故而引用到此）


《陆定一传》的作者（陆定一的秘书）也在书中的462页承认“阎红彦一面报告康生”的事实，《贾拓夫传》202页中同样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有人向康生告状。”凡此种种无一不证明了阎红彦向康生告发的真相是事实确凿的。


李原在《只唯实》一书中一再引用薄一波对小说《刘志丹》的评价（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有些地方描写不严肃）和八十年代中央批准收回小说《刘志丹》并作批评这两件事试图说明阎红彦当年的说法是很有“预见性”的，实际上这种偷换概念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们从上面的列举出来的史实知道，阎红彦指称习仲勋主持了这部小说还说习仲勋是“第一作者”，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根据史料我们得知，习仲勋在1960年两次对小说稿样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没有参与小说创作和构思，这是史有明证的。阎红彦诬称习仲勋“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大量的史料证明习仲勋在两次谈话中非但没有所谓的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的迹象，相反还向作者提出不要写高岗。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79年6月给中央提交的有关此案的平反报告中也说：“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就包括批准审查习仲勋的毛泽东事后也对张仲良等人说过：“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习仲勋文选》317页）由此益可见，阎红彦的指责不但毫无根据，而且是栽赃陷害。


阎红彦为什么要告发习仲勋，《陆定一传》作者认为这是“过去的恩恩怨怨造成的”（该书463页），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阎红彦向康生的告发引到康生介入此事并且由此扩大到一起重大政治冤案的形成，康生尽管是主要负责者，可阎红彦也摆脱不了应负的责任。李原所提出的小说后来被查禁的事实和阎红彦诬告陷害是根本上的两码事，不能用小说后来因为写作上的不严肃来力证阎红彦当年的诬告是成立的，如此还原历史只能让历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而用这种笔法解读历史人物也只会让历史人物面目全非。


李原给阎红彦做传，其用心自然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位老首长的生平和事迹，然而，应该用什么样的笔法来向大家介绍他的老首长呢？是为尊者讳？还是曲笔解释？或者文过饰非乃至偷换概念？窃以为这都是不妥的，而且也是不负责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阎红彦身死文革，用最激烈的手段抗议黑暗，这是可歌可泣的篇章，他在历史上不因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对高岗的信任而阿附高岗也体现了阎红彦做人的标准，可是这些都不能成为掩盖阎红彦在小说《刘志丹》一事上向康生告发的污点，只有把一个历史人物的正面、负面同时交待给读者，才能更好的让读者自行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





来源：飞扬军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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