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焕椿：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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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
——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1977年，教育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图为周培源（左）在发言

（一）

　　“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
　　这“两个估计”是怎么出笼的呢？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历时3个多月。会上，“四人帮”及其帮派人物抛出事先搜集好的所谓“材料”，把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会议始终形成一种大批判的紧张气氛：只许说17年坏话，不许说17年半句好话。会议最后产生一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用以指导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这份《纪要》是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定稿发到全国的。
　　粉碎“四人帮”后，早对“两个估计”强烈不满的教育战线，纷纷起来要求教育部带头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1977年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大家希望揭开《纪要》内幕，推翻“两个估计”。会议主持者以《纪要》是毛泽东画了圈的，当中还引了毛泽东的一些话，阻挠揭批。这就引起与会代表的愤怒和不满，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表示对教育部领导的不满。
　　参加会议的穆扬、王惠平均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他们历来把尊重事实、说出真相看得高于一切，从不为“官禄德”、“名权利”所动，曲学阿世，写那些乱世惑众的东西。他们听取各方反映的意见，还特地在休息时间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调查、核实《纪要》和“两个估计”产生的详情。这样一来，会议主持者对记者大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场”。
　　穆扬、王惠平没有屈服。尽管会议毫无建树，难作公开报道，但记者获得的材料已经得出一个结论：由“四人帮”炮制的《纪要》，尤其是其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的一个“毒瘤”，教育革命要开创新局面，高校招生工作要搞好，非切除这个“毒瘤”不可。于是，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刊登在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628期上，题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时候，正值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对大家最关心的17年怎么估计问题讲了话，明确指出教育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吹了一股推翻“两个估计”清新的风。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又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但当他看过“内参”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他还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63、64页）邓小平支持舆论，《纪要》和“两个估计”就此一举被推翻，强加在教育战线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也同时被彻底打碎了。
　　“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下简称《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还刊登了“本报记者”文章《“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与《论战》相配合，成了当天轰动全国、振奋人心的大事。不仅教育战线，其他各条战线从中也看到了希望，“黑线专政”论的破产终将使他们获得解放。
　　事后，有人说《人民日报》“一篇内参推翻了两个估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其实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写《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前5天，王惠平、穆扬已经写了第一份内参，题为《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说他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为推翻“两个估计”先造了一点舆论。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上，90多位全国著名的高校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现任部长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要求及早进行调整。为此，王惠平和另一位记者黄植写了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提出“恢复高教部”，“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不久，中央决定，教育部长易人。

（二）

　　《论战》是一篇激动人心又令人深感遗憾的檄文。在“两个凡是”阴霾笼罩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黑线专政论”还不能碰的时候，《论战》的发表，无异是一声惊雷，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以及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起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对后来文艺黑线、新闻黑线、出版黑线、政法黑线、公交黑线……一一平反，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意义无庸置疑。
　　但是，《论战》一文虽然推翻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极力说明“两个估计”责任在“四人帮”，不在毛泽东同志，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四人帮”粉碎才一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出于策略考虑，当时那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6年过去了，多少事经过拨乱反正，是非已有定论，现在再来谈论“两个估计”，难道不应该与时俱进，把过去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
　　2003年《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了原“教育部大批判组”吉伟青先生新作《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以下简称《前后》），不免令人失望。文章观点依旧，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原来大批判水平，没有从《论战》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前后》一文重点虽不再重申《论战》原来观点，而在回述当年写作《论战》的内情：一是定四条写作原则；二是说明那两段“极端重要的震憾人心的话”是乔木同志在审稿时加的，“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这后一点恰恰在重申和加强原先《论战》的观点。
　　老实说，《前后》并未贯彻那些写作原则。如果按“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事实为根据”去写，文章肯定要比现在有说服力。那两段“震撼人心的话”是《论战》的核心部分，现在又披露内情，无非是要增强话的分量和权威性，让人相信“两个估计”真的与毛泽东同志无关。殊不知这是玩忽历史，既不利于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极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也不利于对当代中国历史作准确真实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三）

　　胡乔木加的这两段话的原文是：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文章一会儿说“指示精神”，一会儿说“指示”，语气极不肯定。原因是在中办和中央档案馆中都找不到原文。这种根据迟群、谢静宜等人笔记本上三言两语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既不准确，也不可靠，却被用作《论战》的重要论据，难怪即便是胡乔木这样的权威也难以理直气壮了。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
　　5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愈来愈重要，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某些不和谐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还批评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
　　1957年夏，毛泽东把鼓励发展科学和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广到政治领域，实行“大鸣大放”，“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但是，等到各种意见出来了，既批评共产党，也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情不妙，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假的”。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斗争，“双百方针”受到严重干扰，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被整得抬不起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党和知识分子关系又趋紧张。为缓和矛盾，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赴广州，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又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再次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陈毅还在会上宣布，“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甚至说，8年、10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广州会议再次燃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但好景不长，1963年底，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两次严厉批示，使他们希望破灭。一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一次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批，“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两次批示，不仅夸大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而且为文艺界进行“左“的批判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文艺界从上到下，据此开展整风，进行检查。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许多文艺界代表人物，都遭到错误批判。这种批判很快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领域，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吴晗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无一幸免。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掀起政治大批判运动，把大量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意见统统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后来发展到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中宣部，批判正确指导开展学术活动的《二月提纲》（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燃起“文化大革命”的大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无端地捏造出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从此，“黑线专政论”肆虐全国，知识界受害惨重。这个《纪要》正是毛泽东修改并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学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通知》将“左“的思想推到了顶点。
　　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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