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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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
作者：沈登苗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按：本文原标题是：《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由《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连载。后本人编论文集《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时，把此文列入“钱学森之问”专题，故现改成此标题。

[原编者按]: 如果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可以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将以往被忽视的学术成就与代际积累的关系来回答“钱学森之问”。作者认为，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作者就此进行了古今中外的论证，并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刊从本期起连载此文。我们希望，这一探索有助于“国字号”难题的解决。

引言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的留苏还是今天负笈欧美的，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最尖端者，“海龟”还不如“土鳖”。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探讨世界级科技帅才的应有之义。

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而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一个非常聪明、刻苦的民族主体，一个拥有曾与世界接了轨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政权，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奖毫无关系，则是独一无二的。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创造性科学家的培养上，似乎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前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等与民国培养的学者一样，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如此。

与通常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 “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否则，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

因政治折腾发生的千年文化薪传和精英群体智力遗传的全面断裂，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执政者应该有刻骨的反思与深沉的歉意。

本文“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与现实的直接冲突是——如果这一论断是规律——杰出学者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不是靠几届政府以“届”的速度“扩”出来的，那么，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即不是杞人忧天了。

决策失误，累死教育的覆辙千万不要重蹈！

建国（本文特指中国大陆）六十二年后还无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是困扰共和国几代人，并使国家蒙羞、体制隐痛，且至今还没有找到真正原委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不言而喻；从中吸取教训的现实意义又远远大于学术意义[①]。笔者试图在前贤的基础上诠释这一“国字号”难题，并兼答朝野同样关注的“钱学森之问”。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界定和“真问题”的提出

（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的界定

诺贝尔奖项，现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六项。本文仅考察前三项，也即通常归纳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简称“诺贝尔科学奖”、“诺贝尔奖”、“诺奖”。

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一般包括出生地、国籍、家庭背景、求学学校、工作经历和目前生活地或谢世地(对于逝者)等信息。由于出生地基本上与国籍一致；工作经历的可读性对一般人有限；健在者的目前生活地具有不确定性，谢世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人们都不那么关注。则诺奖得主的大众话题，撰者和读者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国籍、家庭背景与求学学校，本文也不例外。

诺贝尔奖是一个世界性的奖项，得主的国际流动性又大，故在推出国籍分布前，就必须先把他们的“国籍”及其确认标准作一界定。

国籍的取舍本来是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按原始的、获奖时登记的国家统计或叙述即可。这该是通例。如美国学者朱克曼在她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就是按获奖时的国籍考察“1901-1976年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 [②]的。可“国籍”在我们这里却成了问题，并因此而改变了游戏规则。这得从杨振宁、李政道说起。杨、李1957年12月10日登上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领奖台时，持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理所当然是中国人。1949年后，人民政府承认持民国护照的海外留学生为中国人，并积极争取他们回国。事实上，尽管杨、李获奖时大陆做了“冷处理”，但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在有限的报道、陈述中，都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如《科学通报》1957年第22期，明确以《我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为题予以报道，作者叶英称“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再如，汪世清发表在《物理通报》1959年第7期上的《诺贝尔物理奖金的获得者(1901-1958)》，也清楚地把李政道、杨振宁写成中国人。李、杨分别于1962年、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后，对他们的称谓发生了变化。如《复旦学报》1974年第2期的“学术动态”，都改称李政道、杨振宁为“美国籍物理学家”，连“华裔”也不提了。改革开放后一般称他们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或“华人”等。随着国籍的改变，这些叫法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把他们早期获得的诺贝尔奖也跟着姓美利坚合众国了。由于1950年代我国政府承认李、杨的情况知者有限，而当今主流媒体尤其是纸质报刊，对他们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者的事实又讳莫如深。即使杨建邺主编的、专业的《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也把李、杨都送给美国了。以至当今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道李、杨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奖的。这与内地一些城市争抢西门庆故里大异其趣。前者是政治压倒一切；后者则经济遮挡其它。

杨氏划分的理由是：“获奖者改变国籍时，其获奖工作在哪个国家做的，就计入哪个国家，另一国家就不再计入”[③] 。这等于一部分人按国籍统计，另一部分人按做出获奖工作的国家统计。可对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标准，这是统计学之大忌。其次，诺贝尔科学奖是对获得者以往工作的肯定与鼓励，也是对得主所在国家的付出及其本人对祖国认同的尊重。这一性质与情感，不能因为得主由于工作、生活、身体或家庭等原因的国籍的变动而更改。所以，朱克曼写《科学界的精英》时，尽管杨振宁、李政道已成为美国公民，但没有把他们收入美国囊中，而明确注明他们是“中国人，在美国工作”[④] 。第三，按获奖时的国籍统计，既简单又精确，且结果始终一致，反之，就会把一部分既成事实看成不确定性的东西了，则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时期的获奖者统计，数据可能也会不同，甚至确不准。假设有一天，杨振宁如同李远哲一样，放弃美国籍而奔中国(台湾)，则他又按哪一国计？双重国籍者改变国籍(内又有多种形式)又如何处理？第四，按杨氏的统计，若无足够的精力是不易搞准确的。如1983年的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印度裔钱德拉塞卡其获奖成果——钱德拉塞卡极限，是作者1930年在由印度赴英国留学的路上发现的，而钱1936年才到美国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已是1953年[⑤]，可杨氏把钱归入美国[⑥]，这与他自己的理论是否有冲突？再如，1936年的生理或医学奖得主罗伟，其获奖成果——“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是他1921年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任教时发现的，获奖时属德国人，1940年他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⑦]。若按杨著的标准，这个得主应归奥地利，然杨氏给了德国[⑧]。而这种取舍，在杨著中并不是特例。故我认为，“获奖者改变国籍时，其获奖工作在哪个国家做的，就计入哪个国家”的方法是值得推敲的。本文则采取朱克曼的标准，一律按获奖时的国籍统计。

(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国籍分布的特征与趋势

1、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国籍分布与特征

迄今为止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详见表1。

表1      1901-2010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国籍统计

主要资料来源：《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1-4)，[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987年版；杨建邺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美]里查得·奥尔森主编：《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上、下册)，刘文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美]I·阿西摩夫：《古今科技名人辞典》，[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美]哈里特·朱克曼著：《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周叶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店1979年版；互联网。

说明：统计以获奖时的国籍为准。其中有4人2次获奖，每人按2个计；8人有双重国籍，各按1/2计。

由表1可见，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已涉及六大洲的29个国家，可谓广泛。但细心观察，545个/次(下不表“/次”)得主在分布上呈两个高度集中。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分布在欧洲与北美洲，即使不包括前苏联，这两大洲也占总数的九成以上。具体到国家，第一名的美国，占总数43.9%；前三名的美国、英国、德国，占总数的70.5%；前十名的国家占总数91%。在经济上，又集中产生在发达国家。如产生3个以上的16个国家，全部为发达国家。接下来的西班牙、芬兰、葡萄牙、爱尔兰、挪威，也是发达国家。两个匈牙利人获奖时，这个国家还属科学较强的国家，人才辈出[⑨]，且经济也不弱；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的获奖成果，是在“解放”前取得的[⑩]，当时的捷克也可算得上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么，真正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仅剩8席9人(有2人系双重国籍)了。其中，中国2人、南非、巴基斯坦与埃及（埃/美）各1人，以及1984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米尔斯坦（阿根廷/英国），计6人，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发达国家问世的。则实际上，真正在发展中国做出诺贝尔科学奖成果的，恐怕仅是2个印度人(含美籍印度裔钱德拉塞卡)和2个阿根廷人。另外，190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籍的罗斯(出生在印度)，他的获奖成果也是在印度完成的[11]。这不足百分之一的、看起来可算得上几个特例的得主及其国家，也有相当的教育背景。印度是亚洲产生近、现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直至20世纪10年代后期，她的高等教育规模还与日本不相上下[12]。1930年获物理学奖的拉曼，出身于印度的马德拉斯学院(拉曼的侄儿钱德拉塞卡亦然)。该校建于1857年，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3所大学之一，其建校之初就以伦敦大学为样板的。而日本1877年才依照现代学制成立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故西方学者在亚洲最早做出的诺贝尔科学奖成果、亚洲人在亚洲最早做出的诺贝尔科学奖成果，以及亚洲人在亚洲做出诺贝尔科学奖成果后最早加入西方国家的3宗个案均出自印度，不仅仅是偶然。阿根廷创立高等学府的时间比美国还早。其中，孕育过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含2个和平奖)的阿根廷的最高学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于1821年，比我国1898年成立的最早的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还早78年。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发达与大学历史悠久、著名是产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充要条件[13]。

2、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

二战前，世界科学的中心在德国和欧洲，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主产地也在德国和欧洲。考虑到科学成果的承认和转化都有个时间差，则我们以二战结束的1945年为界，来分析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1945年前，诺贝尔科学奖共产生141个得主。其中，德籍得主36人，占总数的25.5%；英籍得主26人，占总数的18.4%；美籍得主19人，仅占总数的13.5%。这充分说明，二战前，世界科学和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中心在德国和欧洲。不过，上世纪初，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已经出现了美国取代德国和欧洲的趋势。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及其同情者的迫害，造成了以犹太人为主的、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顶尖科学家向美国的逃亡和汇聚；二战后东欧国家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又拖了整个欧洲科学进程的后腿，从而大大加速了美国科学中心地位的确立[14]。如1946-2010年，诺贝尔科学奖共评选出404个得主。其中，美籍得主220.5个人，竟超过一半，占本期总数的54.6%，且发展势头至今未减。而同一时期的德国仅收获30枚，只占总数的7.4%；排名已屈居英国之后了。这里，有必要说明：百年诺奖中，不管产生得主的国家怎样此起彼伏，高产者总是在发达国家轮转，横向流动是其“主旋律”。

(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贡献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

1、谁误解了赵红洲的一个观点？

英年早逝的赵红洲先生对中国大陆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达到了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水平。其中，他的一个关于新兴国家多少年内会有人获诺贝尔奖的论述，至今仍广为流传。遗憾的是，人们误解了赵红洲的原意。

赵在他的《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一文中曾指出：“从历史上看，新兴的国家从建国到获奖其孕育期都没有超过50年……大量事实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科研体制不存在严重缺陷，在同一个科学波动周期之内(大约35年)很可能会有人突破诺贝尔奖的‘智国’。中国并不乏科学精英，为什么大陆却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15]。这里，除了最后一句的感叹，作者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现已获奖的新兴国家的获奖周期都在50年内；二是所有国家只要搞得不太糟，都有可能约在35年内获奖。前者是陈述事实，后面是推理出正常情况下，任一国家在35年内 “很可能会”获奖。赵的描述是否客观在此不论。但他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因为结论是“可能”而不是“必然”。遗憾的是，不知是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何种媒体上把赵的观点演绎成：“据统计，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就把原文已经见到的若干个案当成普遍的现象；把“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这既严重地误解了原文，又背离了客观事实。我们只要把当今产生过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29个国家与世界上的国家之和比较一下，就可知目前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还是极少数。更不要说，诺奖得主的国籍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是两码事。

2、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

由上可知，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精英属发展中国家的十分稀少，而获奖成果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更少。且印度、阿根廷这两个仅有的发展中国家，她们获奖时的高等教育(指质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太低。而更严峻的是，1950年以来，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诺贝尔科学奖离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同时，另一个趋势是，即使经济发达国家培养的科学家，其获奖成果也经常在更发达尤其是教育更强的大国做出的。如2010年评出的6个科学奖中的2个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与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他们都出生在俄罗斯并在那里接受完整的教育。后海姆加入荷兰藉，诺沃肖洛夫拥有英国/俄罗斯双重国籍。但他们的获奖工作都是在英国做的。另一个是化学奖获得者日本的根岸荣一，他出生在中国长春，主要在日本接受教育，而在美国取得获奖成果。

所以，根据发展中国家已收获的诺贝尔奖的规律，以及世界教育强国、一流大学垄断诺贝尔科学奖之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时：选拔优秀的学子去发达国家留学、取经。从中，大概还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入籍发达国家并在那里获奖；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他国获奖；学成归国，并在中国获奖。我们当然希望出现第三或第二种情形，但出现第一种情形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与过来的民国教育相比，难堪的或者说落差首先在这里。

据初步统计，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比较完整(指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的仅20人左右。其中，南非4人；印度、阿根廷、中国各3人；巴基斯坦2人；罗马尼亚、墨西哥、埃及各1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还有3个获奖者在中国接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曾是发展中国家中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可遗憾的是，这些得主接受过的中国教育与1949年后的大陆无关。为了便利分析华人科学精英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情况，我们拟增加几个具有诺贝尔科学奖级的科学家，详见表2。

表2    华裔科学精英在中国接受教育等情况统计

说明：①接受的国内教育包括台湾（丁肇中、李远哲）和香港(崔琦、高琨、丘成桐)的教育。②时间栏的“Ⅰ”指获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份；“Ⅱ”指获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龄；“Ⅲ”指留学开始到获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数。按：陈省身1934年去德国留学，1937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43年赴美。③除了崔琦，均出身于书香和知识分子家庭(带*的是父系、母系双方均为书香家庭)，也基本上是中产者家庭，而钱学森、高琨算得上富豪之家了。按：崔琦的父亲是农民，但其母亲出自大户人家，他的几个舅舅是知识分子，仨姐姐也均为1949年前的大学生，故从母系的角度讲，崔琦出身也是书香。④杨振宁、朱棣文、丘成桐的父亲是教授，丁肇中的父母均是教授，李远哲的父亲是画家。⑤有7人的祖籍属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16]。

这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有10人在国内接受过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可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主要接受的是中华教育。然而，令人难以启齿的是，他们所受的不是民国教育，就是此后的港、台教育，没有1个人在1949年后的大陆上过一天学[17]！也没有1个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直接走向世界的！

(四)、“真问题”的提出

首先声明，本文“真问题”的提出，并不是说以前讨论的是“假问题”，而是指目前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比较模糊，很难“对号入座”。迄今为止的提问可概括为“中国人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中国大陆本土何时出现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两类，这两个提问既不能解释以往，也难概括未来。如“中国人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指“国籍”还是指获奖成果在国内做的？如果指前者，杨振宁、李政道就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者；若按后者取舍，则当今国内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国籍统计”几乎都要推倒重来。因为作为“零突破”的南非、巴基斯坦与埃及的得主的获奖成果也都不是在本国完成的，而这种情况(包括“互换角色”)在发达国家更多。之于“中国大陆本土何时出现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答案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是中国人在大陆做出诺奖成果，那当然算是。第二种情况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他国完成工作而获奖，这算不算？按国际惯例，应算；而按“本土”衡量，则又确不准了。

此外，若今后中国海外的台湾、香港、澳门人获奖，而获奖的形式又会重复上面几种，则又如何去定位？他们接受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既可能与大陆有关，也可能无关，那么，怎样反映中国的科教水平？

因此，本文不按“传统”的方式提出问题。

由上可知，由于中华民国已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得主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1949年后的台湾、香港也输送和孕育了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得主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大陆企盼的不仅仅是诺贝尔科学奖在本土“零”的突破，渴望的也不仅仅是菲尔兹奖等其他一流科研成果花落华夏，而首先期待的是世界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曾在大陆接受过教育，哪怕是上过一天学——也是一种突破！

又由于，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也就是说，不仅“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

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级的科学家？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今后，只要在中国大陆出身的中国人，不论在中国是否接受教育，不管他（她）的今后国籍如何，只要能获奖，都有中国的贡献。第二，只要在中国大陆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含台、港、澳)，不管他（她）今后的国籍如何？也不论何地工作而诺奖，都属新中国培养的，是新中国的教育成就！第三，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能在大陆本土做出诺奖级的成果，那就可一举超越了。

反之，若今后偶然出现由他国接受教育并取得成果，却获诺奖级的称号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么，这种奖项不能反映中国的水平。甚或，即使今后海外的台湾、香港、澳门人，他（她）在本地接受教育，并因在本地工作而获诺奖，那么，这种奖项也不能等同中国大陆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成果。

二、中国近世出学术大家的规律

(一)对以往工作的回顾

本文在直面问题前，觉得仍有必要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较早提出中国人为何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问题的，是阎康年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1993年第2期上的《诺贝尔奖对中国人应该会有缘》一文。两年后，赵红洲的《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问世。此后，这一课题长盛不衰。总结十几年来的研究论著，关于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之探讨的原因，大致可归纳如下。

1、文化影响——受包括思维形式、研究方法、价值取向、语言因素、官本位等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束缚；

2、经济制约——经费投入不足，实验设备不良，科学家收入不高；

3、时间因素——知识积累欠缺、工作时间不够、科学家群体还未形成；

4、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对教育、科学及知识分子的伤害；

5、教育原因——急功近利的理念和应试教育的苦果；

6、学术环境——学风浮躁，申请经费的潜规则和学术评价的不公平，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的不自由。

以上所举，难免遗漏。但大的、主要的方面应已包揽。

下面，我们对上述六大问题，逐一分析。

首先，关于传统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当今有一大悖论：一方面，我们把民族、甚至世界的未来寄托在中华文化的复兴上。可另一方面，大家又异口同声地把我们未获诺贝尔科学奖等的原因，都归结为传统文化及其核心的实用主义，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直接从传统社会走过来的，完全忽略了当中还有一个中华民国。当然，如果民国政府没有培养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等学术大师，把主要原因归结为传统也无妨。问题是，民国政府及其1949年后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而且培养了十来个“杨振宁”、“李政道”级别的科学家，那与传统的负面因素还有多大、多直接的关系呢？显然，是我们自己愧对前人，却要把当代人的罪过叫祖先去承受，这是不科学、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

由于同样的道理，第二、三方面的经济制约和时间因素，也不是主要原因。

第四方面的政治运动，的确是很重要的原因。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学术研究几度停歇，对教育、科学及知识分子的伤害与摧残，既是造成建国后前三十年诺奖没有“零”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后鲜有出现世界级的科学领军人物之不可推御的责任。但以往研究者讨论的几乎都是对“前三十年”的影响，对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没有多大考虑，更遑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此的详细分析，容笔者后面展开。

第五方面的教育原因。60年间，主政教育者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急功近利的，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但另一半时间，特别是“文革”前几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十余年内，教育和学术还是比较踏实的。在这些区间，出一些重大成果也是可能的。如1965年，陈景润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论文——《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以及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科学通报》1966年第4期)，就是例子。至于应试教育，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事。大家认为，当今中国学生的“高分低能”是相对于国外教育强国的“低分高能”而言，认为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学生时代的考试成绩不这么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无论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还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从高分到高分，从名校到名校，是“高分高能”的代表。故我们不能把自己培养的人才的“低能”归结为“高分”所致。如果我们不采取以考试为主选拔人才的方式，中国的社会将是怎样一个生态？“文革”就是答案！问题是考什么？怎样考？如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把靠死记硬背而得分的政治考试的权重，大致等同于一门专业主课，这种考试科学吗？明知不科学，由于涉及到“至高无上”的“政治”，又有谁敢去碰“高压线”——改变它呢？再如，公务员考试中把十几年的寒窗凝聚的理论考，等同于几分钟、且有猫腻的面试，这合理吗？许多优秀的寒门子弟，就是在“面试”中被“官二代”、“富二代”挤出局的。这种伤透民心、影响未来的事，上层知道的有几许？抑或装聋作哑？由于考试设计的不科学，再把因此而造成的人才埋没强加给考试，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吗？除了高考，其它公正的考试还存几许的现实下，多数中小学生怎能不围绕高考这根“指挥棒”转呢？“应试教育”又怎能不从中学上溯到小学乃至幼儿园呢？

至于第六方面的学术环境，无疑也是成材的一大要素，但对此要作具体的分析。当代中国，学风浮躁空前，然这主要发生在最近十余年，加上“大跃进”和“文革”时代，也无非是近30年光景，未构成主体。“申请经费的潜规则和学术评价的不公平”所经历的过程更短，它的负面主要是今后而不是往昔。“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的不自由”，其影响主要是“前三十年”。在“后三十年”，这种“不自由”在人文科学方面继续有所存在，但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不大，除非科学家主动去迎合。如热衷于“文山会海”。

综上所述，目前的探讨基本上不涉及本质；指出的问题在逻辑上均不周延，都不足以阐述中国大陆学者为何至今仍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根本原因。

也许，还存一个模模糊糊、时隐时现，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体制。讨论“体制”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本文对此的态度一般是回避。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放开讨论，出不了大师与体制也无必然的关系。因为，一方面，苏联时期的科学研究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若干领域世界领先。另一方面，也是更直接的是，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留学生走出国门也与此同步，且出去的又大多未归。与体制有关的政治运动、学术环境、学术自由、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官本位等因素，在他们身上似乎都不存在了；是否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自然人”还是“社会人”[18]，也无关紧要了。但这些留学生或华裔在国外同样没有问鼎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让我们与“表2”中的民国、港台培养的科学家对照一下，即使从“科学的春天”来临后出去的一代留学生(不论他们是否回国)算起，也应该是成批获奖的时候了，可我们仍颗粒无收。坊间盛传的所谓中国人在国内“不这么样”到了国外 “就这样”了的说法，若特指学术大师而言，混淆了民国学人、港台学人与1949年后的大陆学人的界限。事实上，大陆学人到了国外仍在“不这么样”，至少还不能与顶尖的民国学人、港台学人比肩。政治折腾后果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一个大国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毫无关系；培养的高端人才与推翻的前朝不属同一档次，这的确使人尴尬。然而，既然在同样的土地上、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也曾孕育过一批一流的科学家，且这是一个“在欧美传统主流之外，具有能与欧美一流同辈同行进行学术竞争实力的唯一群体”[19] ，说明这个民族的智商不低；既然同根同脉、弹丸之地的港台文化也能培养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得主，说明传统文化、国民性格等负面因素，不该是我们前进的主要包袱。本文将从此切入，寻找答案。

(二)明清出学术大家的规律

诠释出人才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地说，无非是主体(观)与客体(观)、内因与外因。笔者对我国宋以降，尤其是明清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发现了两个规律性的东西。一是明清的专家学者集中产生在教育(科举)发达的地区，这就是客体、外因，即环境。而这种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县级以上的科举发达地区的形成，一般需要上百年以上的积累。一个地区在文化上升过程中，出的人才类型也有一定的顺序。通常是科举人才→仕宦人物(与之并列的是文学或书画人才)→学者。几乎没有倒过来的。所以，一个地区从教育勃兴到著名学者的产生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如吉水之罗洪先、晋江之李贽、上海之徐光启、余姚之黄宗羲、鄞县之范斯同、昆山之顾炎武、桐城之方以智、侯官之林则徐、湘潭之王闿运、南海之康有为，莫不如此。另是明清学者一般产生在具有中产阶层及以上经济水平的仕宦、书香之家，或这类家庭的破落户。一个贫寒之家出人头地的经历通常是：一代或几代力农或经商致富→一代或几代读书→做官。此后，有的能富贵几代，有的就迅即破落了，更多的是渐渐下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基本如此。学者一般产生在前人已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书香、富贵或破落之家，几乎没有其它家庭。在这里，家庭或家族相对于社会条件是内因，相对于学者本人来讲，又成了外因。无数的案例表明，一个学者需要一个家庭或家族数代人的接力。这种接力，既是经济的积累，更是文化的薪传；既是先天、遗传的，更是后天营造的，包括人脉的构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赤贫之家的男孩，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一代很难成为学者”，是本人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30年观察的结论[20]，也是提出和解决本课题的理论来源和史料支撑。

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者具体产生在哪些地区、哪一家庭不能预测，但集中产生在哪些地区、哪类家庭，既可以归类，也基本上能预见(事实上，前面讨论的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的籍贯与家世，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学者仍无多大的变化)若打破了这些规律，学者难以产生。

(三)民国大师辈出的几个条件

朱学勤先生曾感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21]。也是民国大师辈出的前提。但是，这个教育奇迹的出现，也是有前提的；教育成功地转化为人才，则是遵循了古今中外的成材规律。

1、废科举前，我国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农村和县城向大中城市的转移

受知识结构的制约，现代欧美的学者不管出生在何处？他接受的主要教育一般在城市(含市郊)，人才的主要活动地也在城市。因为著名的大学大多在那里。故把教育的重心扎在城市，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一个硬件；把“读书种子”吸引到城市，是其成为现代学者的重要一步。

传统社会中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文化的重心在农村，教育与人才重镇多在地方州县。但以清雍正王朝遍建省级书院为标志的书院城市化运动，导致文教重心逐渐向大城市倾斜，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传统学术精英或新型知识分子的造就几乎都已离不开城市。即废科举前，我国教育重心已完成了由农村和县城向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转移[22]。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与学生来源的社会结构（详后）——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两大因子基本上未变，这就为“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创造了一个条件。也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教育在空间布局上一开始就与世界接轨了，这对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讲尤显得重要。

2、废科举后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

废科举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可近几年，一些学者进而演绎出废科举造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断裂，或曰“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23]。前者模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界限；后者则混淆了“之乎者也”与“声光化电”的区别。“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本来就不那么关联，它们之间何谓断裂？辨析这些概念，并非做文字游戏。这涉及到对废科举必要性、及时性与和实践结果的认识，也是影响到对20世纪中国教育开局的盱衡。

看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是否断裂？我们认为主要观察以下两方面。第一，文化的内容与载体是枯渴了还是丰盛了？在某一坐标中，文化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第二，从事文化的人是少了还是多了，文化人的工作距离时代水平是近了还是远了？事实证明，水到渠成的废科举，使中国的文化形式日益增多，课堂内容丰富多彩，西化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新闻出版体系等迅速构建，知识分子，无论数量还是层次都有较大的发展，不仅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大师辈出，更重要的是一些自然科学家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正如姚蜀平赞叹的：“在中国人从世界科学舞台销声匿迹了几个世纪后，又重新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换来的成就，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具有从事近代科学研究的能力”[24]。如果不是废科举，这些成就是无法想象的。故废科举与其说中国文化的断裂，不如说中国文化的转型。要不是可恨的日本侵略者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次转型的成效将更为突出。

废科举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成功转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20世纪上叶的中国，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就是“乱”。可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兵荒马乱相继，政权更迭频繁，但与传统中国一样，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社会流动的“主旋律”依然是横向流动；数千年进化、遗传的“读书种子”还主要通过家族或家庭的传递得以保留。科举结束后，第一代大规模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以科举人物为主。正如桑兵所说，废科举后掀起的兴新学的热潮中，"学生由士人脱胎而来，小学以童生为主，中高等则生员居多"[25]，又在秀才中挑选比较好的送出去留学。随之而来的北洋政府，没有把科举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人“这么样”；南京政治也没有跟旧时的和北洋时期成长的读书人“过不去”，更没有叫他们“断子绝孙”。可以观照，民国时期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换了，谋生的职业变了，但文人来源的社会结构没有变，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如成名或活跃于20世纪上叶的国学大师如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鲁迅、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基本上是书香后代，而无一来自无产者之家。正是一代一代地善待哪怕被暴力推翻了的“前朝”留下的文化人及其子女，才使华夏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至于中断；也正是废科举后有产阶层与书香之家的文化传递没有中断，使民国的精英文化大放异彩成为可能——“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26]。

3、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并未出现重大的失误

教育的主舞台搬到了城市，“读书种子”留给了这个民族，接下来要看执政者如何管理教育了。

民国是一个内乱外患，战事频繁，经济困难，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印象中，民国政绩不但乏善可陈，而且，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民国”一词一度成为反动、腐朽、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甚或是“敏感词”。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朝[27]野发现，与当代中国鲜有大师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民国学人风流，群星闪烁；大家辈出，争奇斗艳。民国教育已经与世界接轨，西南联大办成了世界准一流的大学。民国学术与高等教育的辉煌，虽不是本文解读的重点，但它毕竟是共和国的前身，离我们最近。如果说，古今中外凡是好的、优秀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民国成功的教育经验，学人真正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的抱负与风骨也没有理由排斥。民国时期，教育界似乎没有说如何向世界接轨、也没有向世界一流大学挑战的底气，更没有把“改革”、“创新”等动听的名词挂在嘴边，他们采取的基本上是“拿来主义”，从办学体制（公/私立）到课程设置、从学校管理到聘师招生、从大学规模到发展速度[28]，大都老老实实、死心塌地(胡适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并无别出心裁的东西和开创新局面的壮举。即使有成绩，恐怕也不善、不便抑或是不屑表达。蒋介石一再声称他的办学是失败的，即使在他败退台湾时期，还在反复“检讨所得的结果，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与文化”（按：尽管这里的“教育”不仅指纯教育，但蒋的反思是真心的，诚如熊明安所说“蒋介石对其统治时期教育失败的分析中，指出了教育的种种弊端，还是比较中肯的”）[29]。民国教育普通、常规、平淡的很。要不是当代中国出了个“钱学森之问？”，没有多少人会对民国教育回眸。但正因为拿来、老实、普通、常规、平淡，使民国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决策上并未出现重大的失误，避免了大的挫折。这就够了。因为教育有一大特征：好的决策需要执行的连续性来保障，实施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因素，教学效果也并不能立竿见影。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非常有远见的，但且不说这种方针是否在以后得到了延续，就是其示范性成果——西南联大的办学成效，主要也是在新中国及50年代后的海外学人身上显示出来的。而坏的决策和举措倒可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如“文革”初期停止高校招生的决定，同年夏天那场学生对教师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脚的闹剧，使中国高校旋即瘫痪，且后遗症至今未愈。故我们认为，在教育中排除错误的决策远比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得重要。当然，“错误”与“正确”有时是视角转换而已。如抗战时期选择“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正确决策，也可以说，排除了将各级学校办成“战时短期训练班”的错误主张[30]。

民国政府对教育的无为而治，执政党及其教育部长们拿教授没辙[31]，恰恰促使了民国高等教育按部就班地进行，因而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回报。而此绝非偶然成功的特例。初览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凡是搞得比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相反[32]。

站在教育与成材的角度，当代中国出不了大师与民国大师辈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很多，但根本的区别是前面揭示的两点：民国时代保持了清季留下来的“读书种子”的自然延续；民国政府在教育决策上没有犯重大的、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而1949年后的大陆正好相反：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 “断子绝孙”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在教育决策上屡犯重大的、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详后）。且这些决策是政府行为而非教育工作者所能左右的，故责任在执政者。

*本文实际讨论的是新中国为何难出学术大师？考虑到当今大师满天飞，为了不混淆此大师与彼大师，就用这标题。我觉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        

(未完待续)

2019-08-23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①]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而知识移民的增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面临诸多困难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将更为世人所关注。

[②] [美]哈里特·朱克曼著：《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第378-391页，周叶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杨建邺主编：《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第971页，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同注②，第381页。

[⑤] [美]里查得·奥尔森主编：《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下册) 第886页，刘文成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美]I·阿西摩夫：《古今科技名人辞典》第43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同注③，第971页。

[⑦]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2) 第335-339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⑧] 同注③，第978页。

[⑨] 缪进鸿：《国运坎坷的匈牙利和波兰近代为什么能一度人才辈出》，载缪进鸿：《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丛书之五·人杰地灵？！》第94-121页，2010年10月(待版稿)。

[⑩]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3) 第252-255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11] 同注⑤，《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引进版)》(下册)第736页。

[12] 参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1026页，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就拥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较多的国家与很少或没有的国家的原因来分析，我们可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前者的条件总是相似的：国家经济发达、大学历史悠久与著名、高等教育平缓发展、学风严谨；后者则各有各的原因。以新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折腾所赐。

[14] 沈登苗：《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

[15] 赵红洲：《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年第6期。

[16] 沈登苗：《教育的深远影响——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17] 这13位科学家，仅崔琦1人是解放后出去的。崔琦1949年小学毕业，后在家辍学两年(这应与他的家庭是富农成份有关)，1951年，他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香港。详见杨建邺、肖明编著：《荣耀中华——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传》第236-237页，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18] 吴礼权：《“自然人”、“社会人”与创新——对“汪品先之问”的回应》，载《星岛环球网》2011年1月23日。

[19] 周发勤：《中国老一辈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几个特点》，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年第2期。

[20] 本节详见沈登苗：《仕宦生活与作家成才之关系》，载《人才科学研究》1992年第3期；《明清科学家为何大器晚成》，载《人才管理》1995年第5期；《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等。按：含撰写这些文章所读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传记。

[21] 朱学勤：《大国崛起不是几个数字》，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8期。

[22] 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载《招生考试研究》2009年第1期。

[23]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24] 姚蜀平：《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现代物理的贡献及其某些社会原因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1期。

[25] 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6] 周谷城：《要科学对待民国这段历史——〈民国丛书〉序》，载《出版史料》2008年第2期。

[27] 如温总理常为当代中国“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而内疚。详见温家宝：《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10月12日第①、③版。

[28] 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是比较匀速地发展的。其中，国民党统治时期(1928-1949)，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人数除了抗战时期几个特殊年份有较大波动外，不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参见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第285-2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 详见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第212-219页，重庆出版社1997版。按：现在看来，民国比较成功的地方，却却是“教育与文化”。至少，在学术大师的培养上，今天大陆仍难以望其顶背。

[30] 参见陈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应作平时看”方针的实施和影响》，载《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31] 详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35-4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2] 以高校学生规模论，发达国家一般以10%以下的速度递增，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几个特殊年份一些国家有异动外，不存在“跳跃式”发展的现象。详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欧洲卷）第945-952页、(美洲卷）第766-773页。

三、双重断裂的代价

本文所谓的断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断裂是指文化、教育等社会层面的载体、举措的非连续性；狭义的断裂是指家族、家庭文化(也含基本生活资料)的非继承性。我们探讨的核心是后者。但阐述时广义和狭义各有侧重。因为社会层面的连续性是个人代际关系继承性的基础；后者的断裂是前者非正常延伸的具体反映。“双重断裂”的概念，是相对于“一次性断裂”而言。这里的一次性断裂，特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断子绝孙”的政策所造成的学术天才断层现象。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而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

(一)“十七年”之教育全面断裂

1949年，受人民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推翻了专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统一、独立的新中国。毛泽东们接收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然而，“一穷二白”之外，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至今仍被人们所忽略，这就是，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大批知识分子外逃或被驱逐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来。

据蠡测，1949年，全国具有初中[1]及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大概有300-350万[2]，其中，约九成左右的人留在了大陆；高级知识分子的四分之三也在境内，或不久有海外回国[3]。代表性的人物如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陈寅恪、费孝通、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这一文化精英的整体素质，至少由今上朔近千年间，在华夏是空前绝后的。若仅从人才的角度考察，相对于民国，“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界完全没有理由不取得更卓越的成就”[4]。可遗憾的是，1949年后，“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5]，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没有充分发挥。

历史往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1949年后，在思想、教育、文艺等领域，确定中共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是必然的趋势。然后，如果没有电影《武训传》，曾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就不会这么快地拎出来示众；如果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挑战，毛泽东可能一时还找不准批判胡适的突破口；如果胡风遭遇冷落后选择沉默而不是上“三十万言书”，“胡风事件”不会这么早地发生、这么悲惨地结局，甚至可能不会引发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对建国之初渐进式的教育改革迅速转变为激进式的政治荡涤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此外，实际主政教育的钱俊瑞其思想之“左”恐怕1950年代、甚至“文革”之前在整个党政高级干部队伍里找不出第二个人！这多少会影响改造旧教育的“度”。

1、对民国教育的全盘否定与抛弃

如同民国教育不仅仅属于民国一样，新中国的胜利者们应该以文明传承者的心态接管旧时代的教育遗产，并首先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别无他途。可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劈头就云：“蒋介石反动派所实行的教育，就是不为工农服务，而为工农的死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动教育。这种教育曾经戕害和荼毒了成千成万的儿童和青年，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公敌的工具和牺牲品”。如此说来，不仅民国教育在性质上都是反动、有害的，而且把所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们放在曾与人民为敌的位置上了。自然，这种教育要抛弃；接受过这种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

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样，中共领导的教育，也理当从根据地转移到城镇；主要应利用新解放区的教育资源，由零散的、游击式的、业余或培训性质的、不全面的非正规教育，转入全面的正规教育，以承担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重任。可钱俊瑞怎样评估当时的教育状况呢？“现在我们手头有了些什么便利条件？一，我们有了毛主席、人民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下来关于人民教育的正确方针。二，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十多年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积累的丰富的工农教育的经验……三，工人、农民现在急迫地要求文化……四，我们开始在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6]。竟把当时教育的主体——民国教育遗产踢除了！把自己不久前刚说过的“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7]的话，立马收回了。接着，他三言两语，分析了困难后布置具体的工作。“在上述有利的和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是加强工农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第二，推行工人业余补习教育”；“第三，是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第四，是准备推行识字教育”；“第五，是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第六，全国各级学校都应该大大地为工农及其子女开门”[8]。除了最后一条体现政权性质的外，前面具体的五项工作都是临时性或非正规的教育。这说明，作为执全国教育之牛耳的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不愿承认民国教育有其合理的部分，更不想继承；其工作思维还停滞在“延安”阶段。这不仅与他所处的位子不相称的，事实上，也是偏离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以及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9]之方针的。正如费孝通当即批评的，这种“把旧教育看成完全是一堆腐烂的垃圾”[10]，压根儿不承认民国教育的思想和继续走非正规教育的路径，是行不通的。故在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上，得到了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授们的集团性抵制，并使第一次院系调整计划流产。于是，“钱俊瑞们”不得不有所妥协。教育领导层在不满但又无奈的心态下，再次改变了全盘否定旧教育的思想，又回到了《共同纲领》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定位，重申了“我们必须非常郑重地和关心地吸收旧高等教育的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合理的成份”，强调“我们要坚决地同时是有步骤地和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11]。正当渐进式的教育改革好不容易形成上下共识时，抗美援朝战争又改变了共和国的教育走势……。由此可见，建国之初，彻底、全盘否定民国教育的决策，经历了两次反复才形成的。

①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集中火力，肃清美帝的文化侵略影响后，钱俊瑞们撑握了在教育决策上的绝对话语权，欧、美派知识分子已毫无抵抗的能力；裹挟着思想改造的余威，教授们以知识求生存的本能选择，使一度“成为具文”的院系调整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组织措施的形式对旧教育的彻底否定。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各大学与解放前的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原来教授与学校的联系，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在此，顺便讨论，几乎所有人把院系调整的主要弊端归结为以理工分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问题的本质。难道“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莫斯科大学拆了吗？院系调整的最大败笔，是没有保留几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若当时只要留下清华、北大、浙大等3-5所综合性大学，而不是“一刀切”并首先肢解领头的大学，则既能保持基础性教学与研究的连续，又能大量培养应用型人才，可谓两全其美。当然，这仅是假设，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若保留清华等几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就不能釜底抽薪地撼动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执政者就不会罢手。在政治与教育之间孰轻孰重的权衡上，当局选择了前者。

继承性、连续性、长期性是教育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及其优势学科是靠长期的经营与积累形成的。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直接原因之一[12]。

②留学教育的转向与中止。

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有效措施和长期途径。归国留学生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教育、科学、学术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李又宁教授指出的：“要是没有难以计数的留学生归国服务，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中工作，发展各种各样现代化，近百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13]。

向外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者单方面的事。留学生派遣国与接收国之间双方的合理选择与有效合作，也都有个过程。在晚清留学的基础上，民国留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渠道是多样的、操作是比较成熟的、效益更是显著的。民国留学是民国留给共和国的极重要的教育遗产。1949年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中断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等于放弃了一个虽无形却是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否定前朝近百年的取经，使几代人的积累付诸东流而另起炉灶的思路，受损的是整个民族！

“一边倒”后，留学的方向由欧美转到苏联(含东欧)。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即使从1925年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算起，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当时国共双方派出的都是革命者，造就的是“政治家”而非“学问家”。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的研究显示，在数百名1949年前留学归国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中，似乎没有一个来自苏联。1949-1954年回国服务的1424名留学生，也无1人来自苏联[14]。也就是说，站在自然科学的角度，留苏的起点几乎为“零”。从留学的层次上讲，新中国初期的留学似乎又回到了“容闳时代”——派出去的“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甚至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既不经济又影响质量，曾遭到了周总理的批评[15]。稍后，虽曾一度有过“少派或不派高中毕学生”留学的决定[16]，但文革前的整个17年，低学历留学一直是主体[17]。又由于政审等原因，把一些学术苗子排斥了。故虽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近两万学子，是中国发展基础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但“他们多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不是现代科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如果没有民国时期的欧美留学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18]。

1957年后，随着中苏“”蜜月”的结束，留学规模也急剧收缩；60年代后，除了语言类（约占总数的九成）的外，规模性的留学停止了。即使对于归侨学生出国的大门，也于1962年基本上关闭了[19]。期间还有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到了“文革”前几年，留学方向又从苏联转到古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了。此外，1965年，向国外派出的留学生总数仅454人，而同年中国接受的越南新生（“经费全由我方负担”）就达3092人[20]！一个大国、穷国，代培一个小国的留学生超过该大国、穷国自己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总和的近七倍！这在世界留学史上能找到第二例吗？如此本末倒置的留学生安排，后人怎样理解？

从纯教育、科学的视角讲，如果说，50年代初从欧美转到苏联是留学层次的下降，那么，十年后又从“老大哥”移向“穷小弟”更是等而下之了。结合诺贝尔奖得主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培养的博士来分析，如果不恢复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即使不发生“文革”，新中国要培养像杨振宁、李政道式的学者，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③外语教育的转变与限制。

语言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学习外语，不仅仅是出国留学之必需，也是国内工作、学习的工具。从留美幼童开始，七、八十年间，我们留学的国家基本上以英语国家为主体，日语、德语、法语国家次之。又由于英、美诸国及其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更有百年的历史。故在1949年前的中国，各级学校的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且水平是不低的。“一边倒”后，语言教育也有西语系旋即转到斯拉夫语系了；引进的外文资料也然。可俄语教育当时几乎是在“空地”[21]上开设的，这么大的国家在短期内说转就转，问题自然接踵而至。

就师资与招生而言，一开始，包括教授在内全民学俄语，俄语教师供不应求。而大批英语教师转业、改行；待1957年中苏关系出现不样和的征兆后，就提出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的学生大批转入其它专业。其中，要求“波、捷语专业一、二年级全部转学”[22]。也许是尾大不掉吧，直至“文革”前夕，实际需要的外语人才除俄语系毕业生过剩51%外，其它语种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系的毕业生缺额达35-95%[23]。

再说外语在学校教学中的安排与地位。始而把中学外语几乎全部改为俄语；“1954年秋季起初中不设外国语科”，美其名曰：“是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24]；1957年开始，虽然倡导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学，初中一年级开设外国语科。但就全国而言，到1964年，绝大多数初中仍没有师资开外国语课。事实上，高中也没有全部开齐外国语课。且当时中学学习外语的人数仍以俄语为主[25]。由于前期外语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后期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导致1954-1961年的八年高考不考外语或外语成绩未记分，以显示公平[26]。

外语课如此的来回折腾，如此的教学地位，其质量可想而知。以至“文革”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外语教学七年规划纲要》时不得不承认“整个外语教育水平大大降低”[27]了。至于“文革”中的外语教学，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外语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却是学习自然科学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对世界主流科学、语言之外的中国人来讲尤其如此。又由于始学外语的年龄宜相对较小，错过了最佳年龄往往是事倍功半。故改革开放后，困扰第一代留学生、进修生的首先就是外语。窃以为，在新时期第一代大学生中，至今似乎还未出现世界级的科学领军人物，与他们的外语水平先天不足也不无关系。

④竭泽而渔式的索取与对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之防范。

近、现代世界科学发展史表明，重大的科学发现、发明，多数是在大学里做出的，最新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高校传播的。故多数国家把科学研究的主体放在大学。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的统计表明，民国时代的科学家基本上在高校；1949-1952年，科学家的大头也在学院。遗憾的是，为模仿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原在高校的科学家源源不断地抽往科学院或经济部门；院系调整后，科学家在学校与社会的分布倒了过来：形成了四比六，且还在向后者倾斜。至1965年，在全国高校的教授总数竟远远少于1947年了[28]！这固然与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展开、生产第一线的确需要人才与之服务有关，但也不无急于求成之嫌。

留学生既是“盗火者”，更是文明的传播者。故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学成回国后把了解的前沿问题介绍与同行、传授给学生。又据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的统计，民国时期海外归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安排在高校；1949-1952年回国的科学家，多数也在“象牙塔”内。可院系调整后，新归来的科学家基本上被阻档在高校的大门之外了；能进大学的，也大多是苏联而不是欧美归国的科学家了。

出现重研究、实践，轻理论、教学的行为，把掌握最新科学知识的留学生主要输往生产一线，除了前面提到的“一边倒”的思路，以及经济建设需要外，不无对欧美归来的留学生防范——担心他们毒害下一代的意识，以及不愿承认欧美科学的狭隘观念。事实上，当时国家，一方面急切盼望着留学生返国，多多益然。可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使用，没有放开，甚至许多单位不敢接受。如荣膺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闵恩泽院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工作4年，于1955年10月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后，很多单位都不敢接受，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最后分配他去了当时正在筹建的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为此，闵院士一直感恩当时接受他的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助理徐今强[29]。闵博士学的是当时国家急缺、又是与生产关系密切的专业……那么，其它多数专业归国留学生的安排可想而知了。当政府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30]，大规模的留学生归国活动已接近尾声了。

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即使朝鲜战争爆发，留学生报国的步伐也没有放慢，而院系调整及朝鲜战争结束后，留学生归国的人数反而大幅减少了呢？“反右”后，则规模性的留学生归国为何停止了呢？当时(1956年)国家期待的、民国时期出去而滞留海外的“七千余”学子[31]，基本上没有召来[32]。

把科学家集中在科研、生产一线，的确有利于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但高校的力量自然就薄弱了。院系调整后，大学讲台上唱主角的是讲师与助教，学生得不到优质的教育，科研、生产就缺乏后劲。不敢大胆使用从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尤其是把他们拒绝在高校之外，这一方面，使“盗”来的文明得不到传播与继承，留学生的作用打了折，同时，又阻碍了更多的留学生回国。

要之，原高等教育体系的彻底打破、留学教育的转向与中止、外语教育的转变与限制、师资力量的削弱与疏离，势必导致“17年”教育与以往教育的全面断裂。而在那无情告别旧教育的最初阶段(1949-1955)，无论是科学院还是大学，科学研究并未真正开展。1956年推行“双百方针”后学术始有起色。可“早春的天气”昙花一现，接下来便是“反右”等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

2、老一代学者的“臣服”和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限制与剥夺

根据一代难以造就学者的理论，新中国科研人员的使用与培养，本应需要三代人的接力，才能基本完成学者阶级出身的更替。第一代，大致是1920年前出生的；第二代，大致是1921-1945年出生的；第三代，大致是1946-1970年出生的。因种种原因，这中间的代际划分可能会有串换，但对我们的分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一代学人，一般已是成名的学者，如李四光、钱学森等。尽管他们几乎都出身于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但这是建国之初政府不得不依靠的一代。第二代学人，大多在1949年前受过教育，因而也基本上出身于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这代人又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1949年前已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乃至留过洋的，如邓稼先。但他们建功立业在新中国。另一部分，他们的教育主要在1949年后获得的，如王选。这两批人都是新中国学者队伍中的第一代生力军。由此对应到工作年龄，1980年前，学者队伍仍应以原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出身的为主体。第三代学人，他们都长在红旗下，在共和国接受教育。在同龄人中，这代人以出身在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的占多数。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他们中原有产阶层或统治阶级出身的，在学者阵容里仍会占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是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学者，在数量上由少数到与原统治阶级或有产阶层出身的相等并超过他们的转折期。进入21世纪，应是无产者或革命者家庭出身的学者占绝大多数了。质而言之，学者阶级出身的更替，必须经历三代约五十年的时间，方能基本完成。换句话说，20世纪下叶，中国杰出学者主要将从原上流社会家庭中产生。

如果按照这一规律，也许不一定大师辈出。但违背这一规律，一般不会大师辈出。遗憾的是，我们取向于后者。

①老一代学者的“臣服”。

1949年前成名、以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人民的新生、参与祖国的建设。但由于此前求学需要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几乎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接受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他们的思想必须改造。建国之初，新政权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与之服务。因而，思想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排斥知识分子，而是要他们“臣服”；在“臣服”、感恩的前提下使用、重用知识分子。于是，只要知识分子无条件服从、不提任何不同意见、最好能为自己的历史抹黑来反衬新时代的正确、伟大，一般都会使用乃至重用。事实上，五十年代，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与政治待遇是相当好的，许多著名学者不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协委员，抑或是大学校长；他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不比他人疏远。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毕竟以独立的思维存世、以文化专长为社会服务的，他们可以在政治领域失声，但不会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放弃话语。如院系调整时曾遭到了他们的集体抵制；对学术界的外行批评、领导内行也提出过质疑。这就有了与新政权的冲突。而每次冲突的结果，往往会带来更加的不信任。1957年的“引蛇出洞”与“阳谋”之计之所以能完胜，除了毛泽东高超的驭人策略和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忠诚，也是他们多年积压的委曲、不平、失落感的一次全面反弹。这场不对等的较量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么继续住“金丝笼”[33]，要么做他人的阶下囚。“金丝笼”与阶下囚，都可归结为“臣服”。故“反右”后，“旧知识分子”作为灵魂上的群体业已“毁灭”。

“反右”后，接下去对付书生的一个政治运动是“拔白旗”。如果说，“反右”收拾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么，“拔白旗”针对的是所有知识界的业务尖子了。从此，知识分子连专业上也不敢冒尖了，极大地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性。

②1950年代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

旧时代毕业的大学生，1949年后去国外留学的不多；民国年间派出去的留学生，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回来，一般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革命政权要培养自己的人——工农及其子弟了。但要教养一个合格的高中生需要数年至十年左右的时间。故1950年代，大学不得不也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中招生。但当局采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二种：第一，限制学校与专业，许多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重点大学、重要专业进不去。第二，基本不让留学。当时留学生的政审非常严，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尤其是50年代中期后，成绩最好，也被这一关卡死了。所以，当时上层虽已察觉到低学历留学效益不高，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自己人”就这么多。随着工农出身的中学生逐步增加，这两个限制就越来越严了。与之对应的是大学生毕业的分配，也常常受制于出身：工农子弟、党员，尤其是革干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出身不好的，就去边远地区、工矿企业。

不过，尽管当时有直接限制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报考大学的情况，但由于1950年代，除了1957年，其余年份高校录取的名额都大于或接近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且截止1960年，高校录取总数超过了高中毕业生之和[34]。故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歧视，如上所述，主要体现在学校、专业和求业的好坏以及不能留学上，这些人的总的升学率并不低。据对罗祝立博士综合的材料分析[35]，我们认为，因政审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出身不好的20%左右。当然，被剥夺的整体上可能是最优秀的。他们之所以被剥夺，一般情况是因为政治背景复杂，也通常是积累更深厚的。

③1960年代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基本剥夺。

红色政权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培养劳动人民子弟接受初中等教育上，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原始积累告成。同时，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已相对放慢，高校招生完全在劳动人民子弟中录取的条件业已成熟。故60年代始，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从50年代的限制、歧视，发展到遗弃。“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农村则更左。随着升学竞争的激烈，“文革”前，成份不好的子女上高中甚至初中也难了。

3、一代很难成为学者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歧视、乃至剥夺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似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答案。“甚至不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36]。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诸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有产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歧视、乃至剥夺的情况。但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正是这一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行为和彻底否定旧教育，以及急于求成、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高端学术人才，既普遍不如变革前，又不能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之最直接的原因(详后)。中国也不例外。有所区别的是，我们的“歧视”与“剥夺”经历了两次；继五十年代后，“高校大跃进”在上世纪末再次实施，且至今还在继续。则后果也都将更加严重与深远。

①速则不达。

打江山，坐江山，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后赢者的一贯思维。所不同的是，以往的新贵一般打破的仅是旧的国家机器，掌控的主要是政治权力和军事指挥，对前朝遗留的文化并不基本否定，而是大都继承；对文化遗民，只要不对抗，就不会与他过不去，即使曾经的暴力抗争者，如果放下武器，通常也不会秋后算账，甚至仍会得到新朝的重视。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清兵南下时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明亡，屡拒清廷征召。但他不仅能全身而退、隐居著述讲学，还得到清廷的尊重。与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的王夫之、顾炎武，也都有相似的经遇。更不同的是，新政权不会与前朝的整个有产阶层过不去，他们及其后代，可与其他的子民平等地接受教育。正是有这样一个传统，才使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坠。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粉碎旧的国家机器、铲除剥削阶层的经济基础、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等，这是人民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但基本否定前代遗留的文化、教育是否必要？尤其是歧视、剥夺整个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层、社会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即使没有考虑到今日的后果，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情与理都讲不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子女是无罪、无过的，正如早期中共高层基本上出生在有产者家庭一样，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一般地说，决定教育的基础是经济。土地改革及其不久，在占中国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村，地主、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收入也得到了遏制。用不着太长的时间，原有产阶层的经济水平就会被无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党员、干部阶层所超越，则多数优质的教育自然会轮到新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女身上。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这一几十年的时间等不及了。他们朝气蓬勃、雄心万丈，不仅希冀在最短的时间，荡涤旧社会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还要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国富民强的社稷。这自然要把教育放在先行的位置。继短暂的过渡后，在人才问题上觉得民国遗留的文人不放心，只能批判、限制地使用。于是，执政者做出了“自己培养人与培养自己人”的决策——必须尽快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培养自己的人——工农及其子弟成材。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提速和歧视、剥夺整个旧社会过来的有产阶层、社会精英的子女接受教育的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任何决策都是有利有弊的，这些也不例外。利的方面讲，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能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材的出产自然就高，较能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农子弟优先入学，体现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开展各顶工作，保证政权的稳固。但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精英的更替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了规律，弊端就会出现，甚至得不偿失。

第一，高等教育的三次跃进与优质资源的稀释。

建国伊始，执政者对民国教育作了彻底否定。种豆得豆。“文革”对前十七年的教育也作了基本否定。新时期拨乱反正，对“十七年”的教育作了肯定。应该说，“文革”前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体现在教育的普及上。但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今天尚无充分的讨论。我们若从师资的角度切入，就会觉得“文革”前十七年的高等教育质量，相对于民国是下降的。

1947年，全国有教授6816人、副教授2514人、讲师3426人、助教4184人，教师合计16940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40.2%、14.9%、20.2%、24.7%。到1949年，全国有教授4785人、副教授2168人，讲师3742人、助教5364人，教师合计16059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29.8%、13.5%、23.3%、33.4%。从教师总数上看，1949年与1947年并无明显的变化，但具体到各职称，教授少了2031人，流失30%，副教授少了346人，流失14%，正副教授合计少了2377人。即流失四分之一。由于当时国家采取的是包下来的政策，且教师还没有向其他领域流动，故这批教授主要去了国外。

1949年后任职高校的教授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77年，只剩下2288人，仅是1947年的三分之一[37]。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初的十余年间，高等教育发展却出现了三次跃进。第一次，1952年[38]，高校招生7.9万，是1949年3.1万的2.5倍；第二次，1956年，高校招生18.5万，是前年的1.9倍；第三次，1958-1960年。1957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万，仅是上年的57%。1958年，乘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东风，高校招生26.5万[39]，又是过去一年的2.5倍[40]。高校“大跃进”的1958-160年，三年共招生86.2万[41]，内任何一年的招生数，都超过民国时期毕业的大学生总和[42]。其中，1960年招生32.3万，是1949年的10.4倍。在某一时段，若总的增长率相同，则这种隔一至三年翻一番，甚至更猛的增长模式，比相对匀速的高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因为这完全打破了教育规律，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1961年开始，虽然高校招生又大幅减少，到1962年，又回落到10.7万，仅是1960年的三分之一。但至“文革”前的1965年，在校大学生仍有67.4万，是1949年的5.8倍。和平时期，如此大起大落而总体高速发展的现象，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并不是常态。再分析1965年度的师资情况：全国有教授3506人、副教授4382人、讲师29200人、助教89417人，教师合计126505人(不含教员11611人，下同)；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比例分别是2.8%、3.5%、23.1%、70.7%。乍看，高校教师是1949年的近8倍，但增加的绝大多数是助教、讲师等低层次的，而高层次的教授、副教授仍只有1947年的85%。如果按教师队伍的结构与来民国作一比较，差距更为悬殊。1965年，教授在教师中的比例仅是1947年的1/14；副教授在教师中的比例也只是1947年的1/4。教授、副教授合计在教师中的比例约是1947年的1/9[43]。则精英教育的效果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与今天的主政者始终保持自我感觉良好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部长们，有一个十分可爱的优良传统——勇于担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就为后人留下了考查当时教育质量之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从马叙伦到张奚若再到杨秀峰，都勇于承认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质量问题。如1952年，“录取的大学生有不少的人只考二十分，入学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跟不上班”，对此，马叙伦与张奚若都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与不安[44]。此后对教育质量虽有所重视，但“有的地方小学留级生竟达学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中学留级生有达学生总数百分之十七的。毕业学生程度也差。如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生投考高等学校理工科，数学不及格的占报考人数百分之七十三，物理不及格的占百分之七十二。有些地区初中毕业生投考高中，不及格的人数竟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六。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质量是不高的”[45]。而当时外语考试已取消。无疑，外语成绩肯定更差。由于当年高校录取的新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35倍[46]。则意味着这些不合格的考生几乎全部录取。换句话说，1954年录取的大学新生，多数人的多数主课不合格！对于当时“高等学校所培养的干部质量不高”的原因，杨秀峰的分析比较到位：“在过去几年发展中，没有严肃地考虑到学生来源和师资条件都严重不足的情况，片面追求数量，对于保证质量注意不够”[47]。而似乎没有证据能表明，此后十年高校招收的新生质地和任教老师素质，比前五年有明显的提高！

在第一次高校跃进时还有一个插曲：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多容纳新生”，教育部决定理、工学院1952-1953年的三年级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48]。我们认为推出这一举措的两个理由都不充分。首先，当时至少还有30万知识分子失业[49]。而且，到1957年，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50]。其次，为了多招新生而叫在校学生，尤其是叫本来就因政治运动而耽误了的在校学生提前毕业，这是什么逻辑[51]？严酷的现实是，这批正规学校肄业的一部分学生，1956年后又不得不到业余高等学校中去“回炉”了[52]。这就是违反教育规律而自食的苦果。

由此可见，1949年后，先天不足的不仅仅是“文革”一代的学生；教育决策中的热衷于打破常规，也不始于今日。事实上，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一开始就走上了“快车道”。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出指示：“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53]。这些决策的兑现，自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付出的代价必然是精英教育的滑坡；再有这些先天不足的一代，去担纲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形成了不良循环。

第二，千年积累的“读书种子”基本断裂。

统治阶级、有产家层的子女往往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这已被中外历史所证明。但易代之际的过渡阶段，新的统治阶级一般不歧视、排斥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子女接受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体是官僚阶层。而官僚阶层的基本构成是读书人，他们是书香门户和文化承载的主体。故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多数书香家庭的自然延续。但由于权力及其权力导致的财富来源的丧失，这类书香家庭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除非家庭中有人再度跻身于官僚阶层或经济地位的重振。否则，二、三代后多数破落户式的书香之家，必然会被新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孙所替代。同时，新的有产阶层整体上绝对不是靠剥夺他人的家产或夜遇横财产生，而主要靠勤劳、吃苦、节俭、天赋(包括体质)、智慧、机会(有时也包含运气)、胆略、经营等起家的。要不，社会发展史(包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人)就无法解释。能进入这类阶层的家庭，其经济地位上升时的第一、二代，往往没有条件读书。只有他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大致达到了小康(如中、小地主)以上的生活水准后，才有可能供子孙长期读书应试。无数的新老地主家庭，形成庞大的官僚、书香的后备军。再经历几代的洗礼，这类阶层的少数家庭上升至统治阶级，部分家庭保持原貌，而更多的家庭会衰落下去，又回到贫穷的境地。除此循环往复，中华民族千年赓衍；约定俗成，龙的传人的读书种子世代延续。而思想家、科学家就是薪火(这里包括物质与精神)相传中的杰出代表。从孔夫子到王阳明、从沈括到华衡芳，凡炎黄子孙的学术大师有几个产生在无产者之家？

时至民国，一代难以产生学者的规律基本没变，所不同的是，书生家庭来源的具体构成出现了变异。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致富的门路和机会增多，财产原始积累的周期缩短，社会精英更替的步伐加快。废科举后，虽然站在权力的角度，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但他们谋生、服务的渠道增加、扩大；知识分子离开体制，依靠自己的才智(部分或某一阶段借助父兄的力量)也能比较体面地生存。独立的经济催生现代独立的知识阶层破土而出。由于在新式学校尤其是中、高等学校读书成本不菲，渡洋留学的川资更非下层民众能及，加之成材环境已离不开城市，这又加深了读书人对财富的依赖。故民国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的家庭来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接受教育的诸多因素中，权重向财产倾斜。在此背景下，主要由地主等有产阶级转变过来的工商阶层的子女崛起于知识界。据郑若玲教授对建国前厦门大学2356名学生家庭出身的统计，家长职业为工人、农民、军人、学界(知识界)、政界、商人、其他等七大类的百分比，依次为2.21%、13.54%、2,46%、21.3%、17.74%、40.07%、2.67%。学界、政界、商界三者相加接近八成。又由于军人中有军医[54]，农民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其他类的也不可能全是贫寒子女。故笔者有理由推知，民国时代能跨入厦大校门的，有九成左右来自是有较高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家庭。厦门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的地位属中偏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55]。故由此判断，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主要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这一结果，与毛泽东的旧中国的文化人，被“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垄断（即使识字的，也“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分析吻合[56]，也与科举时代进士、举人的来源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商人后代异军突起，这从纵的方面看，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以横的角度比较，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成相似，便利杰出学者的培育。

总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尚发生剧烈变化的1949年前的百年间，知识阶层的来源作了很成功的过渡与延续。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民国时代，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几乎都产生在有产、有文化的家庭，就是600位那个时候成长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也有九成以上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这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出身相当接近。剩下的，一般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在此，顺便披露，把数十个贫寒子弟培养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努力中，各层次的教会学校功不可没。

十分遗憾的是，千年延续的“读书种子”1949年后基本中断了。

民国过来的有产阶层的财产被剥夺，其绝大多数人员成了革命政权的专政对象，那个时候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使用受到了限制，有产阶层和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在入党、入团、提干、参军、求学、分配、招工、晋级等凡向上流动的方方面面，乃至婚姻，都整体受到了歧视。

建国之初，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又有多少人受到了“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牵连？由于相关档案没有开放，既没有充分研究的条件，更没有权威的数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认为：“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57]。我们基本同意这一判断，并结合李文对“四类分子”的构成和社会背景作一粗略的交待。

“四类分子”中的主体是地主、富农。土地改革以户为单位划分阶级。1950年《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58]，凡18岁以上的生活在地主、富农家庭的成人，一般都划为“地主”、“富农”。现根据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和各地区土改前各阶级比重推算，获知土改前地主、富农有4332千万，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4%[59]，占当时大陆总人口55196万的7.8%[60]。假设18岁以上的可划为地主、富农的成人占这类家庭人口总数的一半，就有2166万个“地主”、“富农”。地主、富农是那个时代有产阶层的主体和统治阶级的基础。撑握这一基数和计算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1949年后的30年中“贱民”的总数、结构和变化。

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和构成比较复杂。反革命分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两种。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61]举偶的现行反革命、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62]罗列的历史反革命，都很抽象和笼统；反革命又没有像地主、富农那样有划定的指标，在相关档案开放前，其确切人数和构成恐怕谁也说不清。据当时参与镇压反革命的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干事况浩文告知：“伪军连长以上、伪政权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警察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63]。我们认为“反革命”中的上述人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统治阶级，并假设其人数为200万，连同家属1000万，占1949年全国总人口的近2%。而其余部分的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则大都来自社会底层。

“坏分子”主要是盗窃、诈骗、强奸等刑事犯。据李若建的估计，“坏分子”约占四类分子的5-10%[64]，若取其中间值，为200余万。由于“坏分子”大都是社会败类，故我们把“坏分子”本人基本上排斥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之外。

综上，建国之初，四类分子大约有2600-3000万，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合计8000万左右，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

随着新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自然死亡的增加，固有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占总人口的比例会逐步下降。但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岁月里，新的“四类分子”和“准四类分子”也在不时地涌现。不过，除了众所周知的1957年中“阳谋”的55万右派，更多的政治犯、失意者和变质分子却已消逝在公众视野。如在“三反”运动中，仅在全国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人[65]。又如，因子虚乌有的“胡风事件”而引起的1955年的肃反运动，“卷进去400多万人”[66]。再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此外，一百多万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失去了政治话语权。所以，政治贱民及受牵连者，在“十七年”中的各阶段大致保持了开国头几年的比例。当然，不少在运动中受冲击的人不一定是专政对象；肃反中的错案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许多人不久甄别后就平反、“摘帽”了。如据1962年8月的统计，“共为695万人平了反”[67]。可好景不长。稍后，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更紧了。“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即使“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68]。

还要揭示的是，政治出身这个东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玩儿。即使在阶级斗争稍为缓和的时期，哪怕是虽已平反、“摘帽”的分子，相对于政治、历史清白的人仍然低人一等。在碰到升学等上升机会时，他们的子女是竞争不过那些“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的。所以说，那个时代，党的阶级成份政策能全面、始终地贯彻，除了执行者受“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怕被扣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影响升迁外，还与有切身利益的“红五类”“虎视眈眈”相关。许多场合，虽以革命的名义，实质是个人利益的博弈。那么，在政治高压与个人利益的双面夹击下，“四类分子”、“准四类分子”子女想不受牵连，实属意外了。

本文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建国之初“四类分子”的性质和其作为剥削阶级的经济来源。仅指出，其中的三分之二，即占全国总人口10%的属于民国时期的有产阶层、统治阶级或上流社会，是千年进化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是书香家庭的主要来源。他们及其子女，垄断了20世纪上叶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至于接着倒霉的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等，许多更是知识精英或和曾经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外教育史、人才史、学术史表明，本来，在1949年后的约半个世纪内，新中国的著名学者主要将从这一阶层及其子女身上产生。现在，既对这一阶层进行了专政，又对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政策，使没有阶级性的科学、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奠品牺牲了重要的部分，也等于基本筛掉了本国、本民族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学术人才的基本断裂就不可避免。

②大学毕业生质量一代不如一代。

任何教育都是教师和学生两大部分组成的。既然原有的优秀教师大量外调，教授人数不断下降，新归国的欧美留学生难以作为新鲜血液流入教育界，又由于高等教育的“跳跃式”发展，使教授的教学负担大大增加。所有这些刚性的因素，使优质的高等教育师资力量大大稀释，必然会影响到质量。同时，一般的文化教育、知识传授，技术培训，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适用的，成效差别也不会太大。唯独对于学者的培养有特殊的要求。首先要求有天赋，民间所谓的聪明人。不可否认，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有天赋的，是聪明人。你能说杨振宁、李政道不聪明、无天赋吗？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上流社会、成功家庭的子女整体上的遗传比一般家庭优秀。否则，何谓优生优学？其次，要有兴趣。前面已说过，中国新兴阶层的最大关注是权力。即使那些高学历和留学生，最后也往往会把主要精力用于仕途。1950年代留苏学生的最亮点在权力的尖上，即是最好的注脚。对学术感兴趣的，一般是已成功的家庭或破落户的后代。现把原垄断文化的阶层和有较好遗传、对学术感兴趣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给予限制与排斥，等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剔除了最优秀的学术生源。当师资和生源都出现问题，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时，教育质量自然就走下坡了。

“文革”前，对当时高等教育的质量“实际上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早在“反右”前，社会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已发现了科学家的断层现象，他对新生代的大学生不抱大的希望[69]。1963年，在部分工科院校负责干部的座谈会上，“有一些老教授认为，解放以前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有‘后劲’；1953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的大学毕业生，有‘前劲’而无‘后劲’；而1958年教育革命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呢？既无‘前劲’，又无‘后劲’”。尽管这些观点不久被否定[70]。然人们不愿看到的是，陶孟和等的分析与预见，不幸被言中。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为例，上世纪中叶的大学生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又如，23位“两弹一星”功勋，有21个是民国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一个“52后”[71]。再如，新世纪才产生的18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大学毕年的时段分别是：1949年以前的有11人；1950-1952年的有4人(内肄业1人)；1953-1958仅3人(内肄业1人)。也即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大学毕业的科学家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尽管那代大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已进入“古稀”。

至于1949年后培养的社会科学家，更不能与潘光旦、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那代比肩为伍了。

(二)“文化大革命”之社会全面断裂

革命胜利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政策，造成了“读书种子”的断裂。但第一次断裂的程度是基本断裂，还不至于几乎完全断裂。若不发生1966-1976年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读书种子”会逐步增加，更不至于几乎“灭绝”。因为，在新的统治阶层，虽然有产阶级出身为主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已不多，但各个革命时期，都有背叛原阶级的知识青年和中共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加入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中。第一，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各根据地培养过数万知识分子；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因统战的需要，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到建国前夕，在数百万解放军中“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72]；第三，解放战争的中后期，在国统区有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地下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民主青年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华侨和其他阶层对革命有功的知识分子。笔者估计，1949年后约有60万左右，占总数20%上下的知识分子本人或家庭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而且，还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得以比较体面地延续。

又由于“十七年”中，在无产者身上已整整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那么，如果不发生“文革”，到建国三十周年，新老书香或精英家庭的数量将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旦遇上如七十年代末的开放时代，这些书香或精英家庭的子女去发达国家留学，如同四十年代的民国留学生一样，到九十年代后很有可能再次“井喷”，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人物。

可历史不承认假设。

继拿枪的敌人、地主与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和敢于提意见的“彭德怀”后，不甘心退居两线的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曾经的战友、时在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再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又发动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等无数冤案，殃及上上下下的大批党、政、军干部。

“文革”打击面最广、人生落差最大的是老干部。但受害最深远的是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整整十年，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或教学单位不受冲击；没有一个课题或实验不至中断；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不被耽误；没有一个上流或知识家庭不受牵连。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大蠢事。“文革”中，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倒霉？在那“一人当官，鸡犬升灭，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的时代[73]，又有多少家庭、个人受到牵连？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林彪、“四人帮”“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74]。这里，叶是指“文革”中制造的“冤案、错案、假案”，显然，不包括“文革”前的“地、富、反、坏、右”。而即使“文革”中，不管哪一派得势，“地、富、反、坏、右”始终是垫底的政治贱民。现在，原“五类分子”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此外，还有二个庞大的群体——华桥与基督教、天主教徒，前者作为有“海外关系”者，实质上等同于政治上的不信任者；后者则是“精神鸦片”，也在歧视之列。那么，除了在“文革”中发迹的造反派和林彪、“四人帮”之流，这“十一类”差不多把19世纪末后出生的、居住在大陆的新老精英、上层人员一网打尽了。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应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二以上。也可以说，千年积储的书香之家，几乎无一幸免；他们的后代，在求学路上，绝大多数遭遇不公正。如在文革中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些“可教育好的子女”，按政策规定只占3%。而这可怜的3%，许多也是靠“走后门”的[75]。同时，由于“十七年”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曾享受干部待遇，则包括工农出身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就是作为走资派、修正主义(留苏归国者)的黑苗子被批判，或迅速“工农化”、边缘化，使曾寄于厚望的整整一代的“接班人”，他们宝贵的知识与青春大多被耽搁。这使得“文革”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破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战争与政权更替。

等浩劫结束，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来过、选择、积淀；各阶层、家庭，重新洗牌。而这恰恰重犯了学术尤其是中华学术之大忌！

据本人三十年的研究与揣摩，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优秀的人首选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两者都可走捷径或投机，尤以当代为甚)，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所以，与欧美相比，华夏民族的大学问家，一般需要家庭更多一代的积累，且通常是父母双方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也几乎是清一色的书香或有产阶层之后的新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的主要原因。因为，后者的积累尤其是文化的积累还不够。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出不了大师，甚至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可以笼统地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而包括民国在内的世界现代人才史表明，三十多年的一个跨度，这么多在发达国家喝过“洋墨水”并大多留下来的群体中，足以孕育出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钱学森式的一代学人了。可我们似乎一个也没有见到！这就是“文革”惹得祸！

“文革”后，在1985年前出去的留学生（包括访问学者）队伍中，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先天不足，要从这一群体里涌现世界级的科技帅才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1985年后出去的留学生都经历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练，大致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本科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然而，这一代的创造性，也根本不能与他们的前辈比。

我们拿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陈省身、丘成桐、吴健雄、钱学森等8位英才从他们出国到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时间来比较。最短的李政道用了11年，最长的李远哲用了24年，平均经历16.6年。质言之，如果大陆出去的留学生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的周期与他们相同的话，则1985-2000年出去的学者，今天都具备了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时间了。再看这8位获奖或取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年龄，都在50岁及以下。其中李政道31岁、丘成桐34岁、陈省身、扬振宁35岁。此外，1975年出生的陶哲轩，获奖时也只有31岁。“文革”结束也有35年了，以赵红洲的术语表述，正好经历了一个“科学波动周期”。因此，不要说“新三级”学人，与那批海外华裔学人相比，即使“文革”后才出生的学者，也有部分该到了出尖端成果的高峰期了。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奇迹。

都是同宗、同根、同语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中的达人，又都在欧美国家留学、工作、生活、定居，与体制有关的政治运动、学术环境、学术自由、人才流动、课题选择、时间支配、官本位等被人诟病的因素，在他们身上都不存在了。为何学术建树的差距也仍在这么大？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诺奖得主，无论是博士毕业的时间还是获奖的年龄，总的趋势都在退迟。再如，1940年代出去的民国留学生，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都没有从军，而多数欧美国家战时的适龄青年，一般都要尽服兵役的义务。这使得民国留学生与同时代的欧美学子相比，更保证了学习的连续性和成效，这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优势。我认为，这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因为，在现代世界，杰出人才的培养横向比也许比纵向比更重要。但这些，只能说明杨振宁、李政道一代出道早、成材概率高的原因，而不是大陆新时代留学生出不了大师的理由。因为，朱棣文、丘成桐、钱永健、陶哲轩等，都是1948年后才出生的。更何况，在2010年的诺奖得主中已有“70”后。我觉得，大陆新时代留学生与其他华裔科学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家庭背景。

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学者一致，前面提到的13个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无一不来自书香家庭。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学人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点。如1982年以前的诺贝尔科学家得主共355人，其中可考查到的家世的有304人(不含3个华裔)，他们绝大多数出生在书香或中产者家庭(这与华裔科学家相似)，出生在无产者阶庭的仅10人左右，只占3%上下。即使这几个特例，也有半数得到了他人的资助。如1930年获得化学奖的德籍学者菲舍尔，出身在贫苦农家，从小上不起学。是罗兹契克农庄主的资助，才使菲舍尔得以入学，并于23岁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受到亲戚的资助，到柏林进修[76]。所不同的是：华裔科学家几乎都来自书香，诺贝尔科学家得主虽大多也来自书香，但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也占相当的比例；华裔科学家绝大多数需两代以上的积累，诺贝尔科学家得主仅积累父辈一代的也不是个别；华裔科学家多数需要父母双方的积累，诺贝尔科学家得主对母系并不那么依赖。当然，受制于材料，我们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了解不全，但结论似不会改变。概而言之，一代难出学者是古今中外的共同点，相对来说，华人、华裔科学家对家庭的积累和要求更深厚、宽广。

大陆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基本上产自“白丁”和“无产者”之家，尽管其中官员子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1949年后，除了传统的书香世家基本中断，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自豪，知识分子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单一的而不是双向的学习，对学习者来讲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以无文化为荣的社会，有多少孩子会对科学发生兴趣？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又有多少青少年会对知识与知识分子产生心仪？当这一代为人父母后，又有多少人会熏陶自己的儿女“有立伟功于学界之志”？同时，不管是公派还是自费，家庭经济条件对留学的影响不应低估。民国时代的留学生，就是旅欧勤工俭学的，恐怕最低门槛一般也是中小地主。像钱学森、吴键雄等“少爷”、“小姐”们，在美攻读时会担忧自己的生计吗？可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经济条件大多不好，家里还指望着他们省吃俭用带回时髦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呢[77]？于是就去卖茶叶蛋、中草药，或洗碗、带小孩和做家教等。把本该做学问的时间，被“生活”所占去了。或者说，把部分时间换成了“金钱”。即是胸有大志者，你若身无分文，怎样与上流社会打交道？何以参加各层次的学术沙龙？而没有这些条件，往往会失去机遇。要之，1977年后入校的大学生和80年代发家的富人的子女，加入这一时段的留学大军的还不多。家庭背景(包括遗传、知识和在国外的人脉)决定了1995年以前出去的留学生群体都不足以产生较多的学术天才。所以，人们翘首以盼的大师在海外学人身上也没有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把视线又转到国内。除了前述建国62年来，杰出科学家绝大多数是民国培养的外，再以“海归”来说。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还是新时期从发达国家回来的科学家，都不及1949年前后从欧美归来的那代天之骄子。还有，包括民国在内，发展中国家的一流科学家都被留学生所垄断。可奇怪的是，新中国培养的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三位科学家——袁隆平、陈景润、王选都不是留学生。这些史料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症结：五、六十年代选拔的留苏学生尽管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政审原因把最适合做学问的基本上被淘汰了；新时期的归国留学生，凡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新中国自己造就的两代归国留学生，都不敌产自书香或有产家庭的民国那代留学生，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同样道理，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有趣的是，这四巨头都与教会学校有缘），以及曾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等也均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且都出自书香或知识分子之家(也即本文着墨较多的18个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全部孕育在文人家庭)。其中，王选、袁隆平、杨小凯三人，父母双方均为书香。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所有对“钱学森之问”给予的答案，只有“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实证与分析，至少在逻辑上是周延的。

(未完待续)

2019-08-24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2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2]目前尚无1949年知识分子的准确数字。这一数据主要根据1955年初“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减去1950-1954年初中以上毕业生总数256万(据《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4-25页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加上这五年间知识分子自然和非自然死亡约50万(根据求得的1949年总数的15%左右推算)。

[3]1949年，全国高校的正副教授和1948年当选的院士，流失率均为四分之一。分别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页、于风政：《改造》第6-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刘超：《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以东大和清华为例》，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

[5]陈丹青：《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6]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1期。

[7]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86页。

[8]同注6。

[9]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1页。

[10]转引自于风政：《改造》第135页。

[11]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载《人民教育》1950年第8期。

[12]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13][美]李又宁：《中国留学生的历史使命与贡献》，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4]《1949-1954年回国服务的留学生情况统计表》，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5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37页。

[16]《高等教育部对改进留学研究生派遣工作的报告》，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50页。

[17]参见《1950-1966年留学人员派出统计表》，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0-227页。按：须参阅同书第113、121、140、162、167、190、194等页来理解。

[18]白云涛：《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9]参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安排归侨学生和侨眷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11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20]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4-227、274、286页。

[21]《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家计委、高教部、教育部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26页。

[22]《关于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学生转学、转专业的具体办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770页。

[23]《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61页。

[24]《教育部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316页。

[25]同注21，第1326-1327页。

[26]《教育部关于从1962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外国语考试成绩作为正式分数的通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073页。

[27]同注21。

[28]《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页。

[29]百度百科：闵恩泽，2011年4月26日

[30]《高等教育部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的分配工作和接待、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24页。

[31]《高等教育部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通知》，载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4页。

[32]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33]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34]《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5、27页。

[35]罗祝立：《1978年前我国高校工农阶层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研究》，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2期。

[36]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第49、57页，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

[37]《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102-103页。

[38]我们今天见到的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是3.6万（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5页）。可1952年初公布的这个数据是6.4万，即仅该年上半年，就有44%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休学”，使当年高校“招生十万人以上”（见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的计划流产。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不知与当时在中学也开展的“组织清理”[见《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2页]是否有关？

[39]《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6页。

[40]这一增幅已是相当“缩水”了的。《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日的社论——《党的教育方针的凯歌——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开幕》中的调子是：“全国现有高等学校1408所，学生79万人[按此计算，则当年招生39.5万，是前年的3.73倍(参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2、26页)]”，“与1957年相比较，高等学校增长了515%，学生增长了80%”[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62页]。若果真如此，这该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之最了。

[41]详见马叙伦：《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载《人民教育》1953年第4期；张奚若：《全力为祖国培育新的一代》，载《人民教育》1953年第1期。

[42]主要参见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第285-2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3]《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6，102-103页。按：当然，这里可能存在职称评定滞后的问题，一些讲师、助教的实际水平可能超过了他们所授的职称，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是不争的事实。

[44]同注41。

[45]《积极地稳步地提高教育质量是今后普通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载《人民教育》1955年第1期。

[46]《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7，25页。

[47]《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488页。

[48]《教育部关于理、工学院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问题的几点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6页。

[49]《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364页。

[5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332页。

[51]窃认为，这一决策首先是为了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院系调整剩下的教师、教室、教学等一系列的过渡问题。

[52]《高教部关于1956年业余高等教育事业计划和有关事项的通知》，载董明传主编：《中国高等函授教育大事记·文献·资料》第159-1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861页。

[54]郑若玲：《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载《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55]据向作者咨询，由于“厦大地处侨乡的特殊位置”，占总数四成的“商人”中，“华侨和侨店员比商人的数量更多些”(在此谨向郑博士致谢)，这就自然加大了商人的比重。但据笔者对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家世分析，民国时代工商子女崛起于学界是客观事实。

[56]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7]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58]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82-407页。

[59]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第56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60]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1516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61]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44-47页。

[62]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244-246页。

[63]杨敏《“绣花鞋”背后的“镇反”大批捕》，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5期。

[64]同注62。

[65]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385页。

[66]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第14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67]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0-871、12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68]同注41，第48-49页。

[69]同注36，第530页。

[70]《蒋南翔同志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上的发言（节录）》，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61页。

[71]同注12。

[72]毛泽东：《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载《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4]刘济生：《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2010年8月《炎黄春秋》网刊补稿。

[75]张刃：《我经历的“教育革命”》，载《炎黄舂秋》2009年第12期。按“毛泽东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点是改善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子女的境遇”(见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第59-60页)，这就怪不得，当时民间普遍的感觉是“走后门”。

[76]《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2)第158-161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77]为此，许多科技人员“出国前拼命往皮箱里塞方便面”呢！见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第17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

四、古今中外的佐证

人类总得为自己的失误或非善举的行为付出代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此并非新中国之特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他们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类不该遗忘的。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一)元朝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元末明初人才处于低谷

笔者在明清区域文化考察中发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若一个地区某一时期学人鼎盛，那么，这一地区一般是五十年前教育发达的地区。相反，若一个地区某一阶段的教育不发达，那么，这一地区在未来的五十年内就不可能专家绝俦。以上规律同样反映在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中。如一个新朝在初期时专家学者辈出，那么，说明其受到了前朝还在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如(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出现过文化小高朝。这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前朝文化的余波或恩赐。相反，若一个新朝在初期时学术没有起色，那么，一般可看作是前朝文化衰退的“后遗症”。(元末)明初就属这种情况。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思想家抑或是教育家的人数，元末明初都处于南宋至清的最低值[1]。此百年间（1340-1440）似乎没有出现诸如朱熹、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阳明、徐光启、黄宗羲、戴震、康有为、王国维等式的人物。这是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逆淘汰”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蒙元统治下，汉族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也不能享受最好的教育。第一，元代前期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恢复科举后的科考中，录取进士、举人平均每年的中式者远远低于宋、明、清。更严重的是，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第二，作为最高学府的元代国子监，规模小，且三个国子学都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第三，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且任用的官员尤其是比较重要的职位与各“等”的人口极不相称。韩国学者周采赫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1%不详。可见，占元朝总人口82%、撑握比较先进文化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只占据很小的部分[2]。凡此种种，都可看成是“逆淘汰”。

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官僚群体及其家属享受着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是文明的主要建设、传承者。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边缘化，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亦不高，使得原处于较高文化水平的汉族知识分子学术承载力降低。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争，作为中、高级官吏主体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书香世家不是被消灭，就是北遁，以至他们的后人在明代的进士中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这样，就在元末尤其是明初出现了一个学术世家的“真空”，这至少是宋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千年史上的唯一“真空”。

我们以钱茂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记载的进士户籍资料论证之。明代开科的洪武四年共录取进士120名，其中户籍为“儒籍”即南宋书香后裔的有64人，占是科的53.3%，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稽考的儒籍进士之和155人的41.3%。此后五科资料阙如。建文二年共录取进士110名，其中出自儒户者6人，占该科的5.5%。此后有据可查的75科，儒籍进士总数才85名，不足这些科年全部有“户计”可析进士的0.4%[3]。这一权威的史料告诉今人：元代儒户制度虽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也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4]。但到了朱元璋时代，仅见南宋书香之家的回光返照[5]，至建文朝已成强弩之末，新科进士遂被新兴地主尤其是军功地主所取代了。也就是说，公元1400年左右，文化家族出现了“准断裂”。通俗地说，换了“一批人”。我想，明初君主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安定民生；设科取士，重文兴教；国力强大，可称盛世。唯独学术建树不彰，这应与元末明初书香世家的“准断裂”有关。同时也说明，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决策失误的后果，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难以消除的。

(二)纳粹德国对以犹太人为主的文化精英的迫害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为不重复，对此问题的一般性述论，可参看本文“之一”中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一节。读者诸君欲更深入的了解，请参阅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之于后来的西德1945年以降仍保持科学强国的地位，如又出现了3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绝对人数超越了战前的“西德”，若与战后“东德”的“全军覆灭”相比，最明显的原因莫过于遵循了成材与教育的一般规律——既没有对原精英阶层及其子女采取歧视的国策，又回避了高等教育“大跃进”（详后）。

(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悲剧

1、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冰火“二重天”

二战前，德国作为欧洲和世界科学中心，不仅反映在她的科研实力上，也同样显示在她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中。据笔者初步归纳，二战前的约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绝大多数产生在大致以德国黑森州的马尔堡为圆心，以一千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也即战前的东欧多数地区，尤其是“东德”、匈牙利和波兰诸国也属于产生一流科学家的沃土。例如，止1945年，东欧地区贡献了19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正好与同时期的美籍得主相等)，占当时总数的13.5%；1946年后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仍有30人（有28人在二战前，或战后的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出自东欧(正好与同时期的“西德籍”得主相等)，占总数的7.4%。这都表明，直至二战末，东欧地区不仅是诺奖得主最多的地区之一，而且，人才的出现还处于高峰期。可事态发展的结局不堪回首：30个诺奖得主有29人是在西方国家(内6人归属西德)获奖的。以东欧公民身分赢得最高荣誉的仅是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1人而已。遗憾的是，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说，兑换诺奖的科研成果二战后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6]。再如，20世纪上叶，匈牙利和波兰的数学双双进入世界前十强[7]。可今天，匈、波两国作为曾经的数学强国，雄风早已不在。

世界人才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高峰期形成的时间十分漫长，然一旦出现，其峰值也不会立即消失。可二战前后的瞬间，东欧的诺奖得主怎会演绎成冰火“二重天”呢？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体制。体制当然难辞其咎。但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苏/俄有1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时挤身于数学强国之林[8]。我们撇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从教育的视角，寻找这些国家是否发生过内部共有又独立于“外”的、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

2、二战后东欧科学衰落的两大原因

①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苦果。《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显示，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且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速度与项尖学者的出现和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

二战后的头几年，许多国家的在校大学生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10个国家，除中立国的瑞典、瑞士，以及日本外，其他国家在校大学生都较快地增长。但除苏联再次“跃进”[9]、荷兰仅在1946年出现超常增幅外，其余的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奥地利都属恢复性增长。此后，至少在1993年前，这些国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教育强国，似乎都不曾出现高等教育“大跃进”的现象[10]。

二战后，东欧地区一片废墟，高校教师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可“在全日制高等教育上，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战前相比都出现快速增长”[11]。且这些国家呈现的不仅仅是恢复性增长，而无一不是“跳跃式”发展。如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学生5.49万，是战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学生3.92万，是战前的1.8倍。更有比较意义的是“两德”。1951年，东、西德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15万与11.8万。可到了1954年，人才大举西逃、经济负重前行，且还在实行供给制的东德的在校大学生已发展到7.07万，三年间递增124%；而在美、英、法扶植下，经济已起飞的西德仅上升至12.3万，踢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实际增加似不会超过10%[12]。

欲速则不达[13]。即使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无限稀释后也必然会变质，且影响不止一代人。

②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与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二战前的东欧各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也被有产阶层和统治阶级所垄断，无产阶级子女所占的比例很低。二战后这一结构得到迅速改变。“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强加配额体系，或者通过其他筛选程序，对中产阶级的孩子都有一些区别对待。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升大学的竞争中有优先权，即使他们的正式资格不如非体力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因此，在匈牙利，1945年、1950年，66%的大学生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这一比例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为11%……在波兰，调查表明有48%多的大学生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出身。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改变了大学学生的社会构成，这远比任何西方国家包括曾由劳动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所做的都要激烈”[14]。与之对应的便是对旧时代上流社会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限制与歧视，很大程度上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读书种子，学术天才的造就难免不受影响。

曾几何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宣传教育成就时，突出宣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在校学生阶级成份的突变。可我认为，与中国相似，正是当初作为新制度优越性炫耀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共性的这两大特征，是导致优秀学者难出，科学技术一落千丈的重要原因。

(四)与前苏联高等教育有关的几个问题

无论是对原有产阶层和社会精英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还是高校“大跃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都是始作俑者。故当我们回味中国、东欧这段苦涩的历史时，自然会把症结追溯到源头——“老大哥”。

1、十月革命后苏联大学学生社会成分的急剧改变，以及高等学校招生阶级挑选政策的戛然而止。帝俄时代，“受高等教育是有产阶级的特权之一，对劳动者来说，高等学校的大门实际上是关闭着的。因此，1914年，在俄国8所大学的学生中，僧侣和资产阶级的子女占43.2%，贵族和官吏的子女占38.3%，上层富农的子女占14%，而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仅占4.5%。大学生的生活条件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出身”。

显然，这种招生制度在列宁时代必须废除。早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第一个学年，新政权就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彻底铲除了工农进入高等学校的一切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凡年满16岁、有志进入高等学校的青年都有可能入学。这就“立即摧毁了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15]。为壮大自己的人才队伍，创立并大力发展新型的工农速成中学，其毕业生除了“享有不经任何入学考试”就可进入大学的特权，还具有“优先升入共和国一切高等学校的权利”[16]。简直可随心所欲了！同时，把部分文化水平较高而阶级成分不好的青年拒之大学门外。通过这些措施，苏联在校大学生的社会成分得到了迅速改变。用不了十年，到1926年，“高校学生的工农成分已达61.5%”，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

但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高等学校招生的阶级政策在苏联也就立即终止了。1935年底，苏联正式决定废除高校招生的阶级挑选制度，取消限制非劳动者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规定，保证不分社会出身、财产状况，全体公民一律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17]。由此可见，虽然高等学校招生推行阶级路线始于苏联，但以阶级出身为主要入学标准在苏联推行的时间并不长。即使贯彻阶级挑选原则期间，也采取过“向资产阶级和某些社会阶层出身的人征收了学费”[18]的灵活方式，使这些阶层的部分子女因此而得以进入大学，从而使大学生社会成分激烈改变的过程多少有所缓和，且一举多得。

2、高等教育“大跃进”之始作俑者

加速工业化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配合这一中心任务，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苏联在1928/1929-1932/1933学年，在校大学生由17.7万猛增到50.4万，拉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大跃进”的序幕，也使欧洲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但与二战后，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欧列国和稍后诞生的新中国不同，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值得庆幸的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终结前，也即到1928-1929学年，在苏维埃政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仅比沙俄时代(1914/1915)的12.7万增加了39%，十年间的累计增幅还不足后来一年的跃进[19]。即苏联高校“大跃进”是在革命胜利十年后搞的，时国民经济早已全面恢复和发展，且已培养了一代人。故苏联高等教育“大跃进”开展的条件与东欧及中国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有区别。

3、对苏联相关教育决策的初步评估

大学招生阶级挑选和高等教育“大跃进”都发轫于苏联，但与后步其尘的东欧及1950年代的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联共(布)执政后并没有同时推行以上两大决策。苏联是在大学学生社会成分基本改变后才开始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即先“换人”后“提速”的。而东欧诸国与中国，共产党一上台就立即同时推行大学招生阶级挑选和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即“换人”与“提速”并进的。故后者的举措对旧教育体制的冲击必然要大于前者，教育质量也就更难保证。此外，苏联大学招生对原上层社会子女的歧视政策大概影响了一代人(1918-1935)，可在中国，执行了相似的时间跨度(1949-1965)后，大学招生阶级挑选的政策不仅变本加厉，而且把新贵的子女也全都搭进去了。

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十月革命后肇始的大学招生阶级挑选原则、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实施的高校“大跃进”，只能说，没有给苏联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就培养一流的人才而言，也算不上很成功。

①苏联1930年代后培养的杰出学者还没有超越以往。考虑到教育的周期性，我们若以1930年为界，对苏联诺奖得主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段作一考察，权当论证。在21个诺奖得主(含经济学、文学及后加入其他国籍的)中，有13人在1930年前读完本科(含肄业和自学)，此后由高校培养出来的仅8人，而在百年诺奖总数中，1931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已成主体。再如，苏/俄1917-1930年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和沃尔夫数学奖得主的有14人，正好是年均1人。这是一个世界水平的成材概率[20]！

可此后，苏/俄总共才培养了13位这样的得主[21]。内1931-1947年17年中大学毕业的仅3人；1948-1967年20年中毕业的大学生已有7人。这说明，苏联不仅在高等教育“大跃进”开始后的十几年间，一流学者的培养陷入了“低谷”[22]。而且，此“低谷”与东欧诸国及新中国一样，是由“高峰”直接跌入的，又正好与高等教育招生的阶级挑选的“后遗症”吻合。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30年代后政治对教育、学术的干扰加剧。又如，斯大林主义盛行时期对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停止。但是，高等教育“大跃进”和一度歧视、剥夺原精英家庭的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包括斯大林晚年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的不信任)，都是重要的原因是不容置疑的。在此，援引著名的英籍俄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的——1922-1928年是“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之观点[23]，以及《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的作者得出的——“斯大林时代的杰出科学家并不是那个时代培养的，他们是在斯大林主义出现前，在西欧或最好的俄罗斯与苏联的大学受教育的”之结论[24]，是否可与本文的论点互为印证呢？

②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基本上产生在有积累的家庭。苏联1920-1930年代招生的大学生以工农及其子女为主体；此后，在校大学生中工农成分也长期占一半左右。且数十年中给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机会也很多。可令人信服的是，苏联时期培养的杰出科学家仍基本上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出生在纯粹的工农或贫寒之家的概率很低。如主要是苏联时期成长的19个有家世可考的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得主，以及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设计者科罗廖夫、著名的天文学家伽莫夫等，合计22人，只有2人家境寒酸，且还没有证据能表明此俩人就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或无文化的家庭。其余20人都孕育在知识分子或中产者家庭。如2005年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同时也是1970年的菲尔兹奖得主)、俄国数学家S·P·诺维科夫出身于数学世家，父母都是杰出的数学家[25]。

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工农子弟成为一流学者的概率（按人口比）也仅是知识分子或有产者家庭的子女的几十分之一，则古今中外的文明的创造者的家庭背景就可想而知了。换句话说，“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同样适合工农当家作主的苏联。

（未完待续）

2019-08-2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科学家，根据本人对杜石然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下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思想家，根据本人对王蘧常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教育家，参见姜国钧、杜成宪：《试论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周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 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详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308-3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

[4] 同注2。

[5] 1977、1978年级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明代开科之年有若干相似。新生中，原精英家庭出生的强烈反弹，而工农子弟则从返低谷。可见，当文教机遇突然降临时，得益的往往来自知识型家庭。但这也不过是千年薪传的回光返照，标志着按传统模式构建、传递的书香世家的终结，新的精英和循环的开始。按：相关的考述有待笔者日后的耕耘，在此仅提出问题。

[6] 沈登苗：《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

[7] 缪进鸿：《试为20世纪前3/4叶的世界各国数学列排行榜》，载《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年第1期。按：20世纪至今匈牙利和波兰的杰出数学家，基本上是1945年前培养的。

[8] 苏/俄的沃尔夫数学奖获得者仅次于美国；菲尔兹奖得主也名列前茅。

[9] 1945-1955年，苏联在校大学生以10.6%的速度递增。参见伊·阿·凯洛夫等主编：《苏联的国民教育》第370，37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10] 参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三卷本，教育)，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F·帕金著，张展编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 详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欧州卷)第948-952页。

[13] 稍后，东欧诸国的高校规模停滞甚至倒退了(中国也如此)。哪怕从纯数量上讲，到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与同一时期(1945年后)的西方国家相比，总的发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如1951年，西德与东德的在校大学生比是3.7：1，可到了“两德”统一前的1988年，两者的比值扩大至8.4：1，东德被西德甩远了。参见注12。

[14] 同注11。

[15] [苏]B·II·叶留金著：《苏联高等学校》第42-43，299页，张天恩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6] 《工农速成中学条例》(1924年始行，1928年修订)第168页，载翟葆奎主编：《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7] 王义高：《苏俄教育》第266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 同注15，第301页。按：是书俄文版印于1980年代初，作者长期任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该书论述比较客观、全面。但我觉得鉴于当时的世界大势，叶氏对苏联曾经实行的高校招生阶级挑选的政策做了淡化处理，对旧俄时代的教育也不再是基本否定了。可见，早在苏联解体前，教育界人士已对自己国家所经历的是是非非进行反思了。

[19] 同注15，第42，48，51页。

[20] 其实，我们更可以把此看成是沙俄精英文化的延续。也说明，以往人们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教育的实际缺乏了解，如很少有人知道苏维埃政权接收时的高校规模是雄踞欧洲之首的。或者说，曾经有人故意贬低当时俄国的教育水平。很难想象，若没有几代人的接力而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相当水平的精英教育，一流人才何以集中暴发？而且，包括巴甫洛夫、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列宁、约飞在内，那时培养的人才学科分布非常广泛。不像今天的俄罗斯，在基础科学方面似乎仅数学一枝独秀

[21] 其中，1978年才设立的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就有7人。故从可比性(时间)上，1931年后培养的人数还应打点“折”。

[22] 如果考虑到苏/俄8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是1960年后在这个国家的大学本科毕业的，则此“低谷”会显得更加明显。

[23] [英]Z·A·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科学》第12页，刘祖慰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 [英]洛伦·R·格雷厄姆著：《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第224页，叶式辉等译，[上海]复旦出版社2000年版。

[25] 李心灿：《当代数学大师——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及其建树与见解》(第3版)第244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五、精英循环与急功近利涛声依旧

20世纪的历史证明，统治阶级、社会精英的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的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成功的规律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正如立足于学术价值中立的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评述“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时强调的：“有利于扩大特权和有利于社会地位的世代相传的结构上的因索，是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中的共同特点。尽管是有意识地努力想急剧减少阶层形成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却是重复出现”[1]。苏联如此，新中国也不例外。

(一)社会主义国家也改变不了精英自我循环的“主旋律”

有必要说明，本文所谓的精英循环，不是生吞目前学界流行的理论——在东欧剧变后非上流阶层的一些人转变为精英人物或替代老精英；主要获益者将是那些转型之初处于劣势地位的人[2]。因为，撒列尼等精英循环理论不仅与汉语上对“循环”之本义的诠释大异，更重要的是与东欧转轨的实际相悖。我们说的精英循环，实质还是成功者的“重复”，类似由艾尔曼提出、李弘祺发挥的中国科举考试中式者主要是“圈子内”“优秀分子的轮转”[3]之观点。在中国科举社会，排除若干特殊年代，多数时期进士祖上三代有官职或有较高功名的占“三分之二弱”，横向（水平）流动是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4]。此“主旋律”也适用于相对稳定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精英的再生产。如苏联中后期，上流社会的“新血”以特权阶层内部循环为主体；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流动率也不过是三分之一[5]。新世纪的流动率应更低。故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些社会学现象和社会形态与性质并无关系。

1、苏维埃时期社会流动频繁的仅是第一、二代人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盲的大量扫除、初级教育的迅速发展，中高等教育在校学生阶级成份的急剧改变，曾使苏维埃人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第一次根本改变了——“一切都倾向于使一端从工人的和农民的子女中再生产出体力劳动者，而另一端从有产阶级的儿童中再生产出‘选择出未来的精英’”的教育制度[6]。“由于教育在决定个人职业位置和物质的、社会的报酬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在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改革是所有改进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最重要举措”[7]。教育上的翻身，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社会职业地位的普遍上升成为可能。

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些社会学和教育学现象：社会上下流动的频率快速是暂时的、相对的，社会分层的存在是长期的、绝对的；各级教育都有可能高速发展的，但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教育的平等是相对的，教育的不平等，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平等是绝对的；家庭富裕的、不需要子女做较多家务，更不需要他们去打工的家庭培养的学生与经济拮据，校外的学习、休息时间都得不到保证的家庭出来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多少是有差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的严重的不平等也许是可以调节的，但父母为知识分子的家庭比父母没有多少文化的家庭，其子女在竞争性考试中容易胜出的概率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父母的文化(通常也是遗传)优势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如社会的、经济的甚至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会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自然延续的。

因此，即使不考虑特权的因素，苏维埃政权一旦稳定，招生制度回归正常，“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出身于较富裕家庭的子女，特别是出身于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的子女，和来自师资水平特别高的大城市的学生等等，就有较多的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8]。

苏联193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17.7%的职员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是42.2%，占总人口79.7%的工农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是50%，则职员家庭的子女与工农出身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3.8：1。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职员”的概念非常笼统，泛指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人员，其文化水平大致是接受过中等普通教育和不完全中等教育以上者。也就是说，若从“职员”层面再析出中高级官员的家庭与工农家庭相比，他们之间的差距会更大。同时，“3.8：1”仅是表面的数据，若按大学的性质或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毕业的学生分，还有不少的层次与门槛。“如国际关系学院或外贸学院，据说都是专为那些上等阶层子女保留的”；“那些主要的技术学院显然也有招收更大特权的阶层的子弟的倾向”。

也许苏共已有所意识。1938年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类似“社会集团和高等学校学生”方面的比较完整的官方资料再也不公诸与众了。但为数不多的“职员”阶层“为全日制高等学校提供大多数学生”的事实，人们仍不难察觉。斯大林去死时，“学生成分中社会上层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很高”。出身微贱的赫鲁晓夫曾“不惜一切代价想为贫穷的学生争得较多名额”，但他的“企图”不仅从整体上讲没有成功，还“被正式指斥为轻率的谋划”。继赫氏之后的苏联，“如同许多别的国家的高等学校一样培养出来的那个与众不同的特权阶层的优势”，仍无法撼动[9]。

可以说，从30年代中叶，即离阿芙洛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开始，直至苏联解体，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无论是入学概率还是所上大学的类型，上层集团的子女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这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改革”或“叛变”无关。这是苏联半个世纪来既得利益集团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教育学、社会学内在规律的合力使然。

教育是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决定条件。据对我国学者黄立茀就苏联社会两大集团十一个阶层整理的资料分析，总体上，个人所受的教育高低与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父母的社会地位又决定了子女所受的教育，也影响了子女的社会地位。苏联革命胜利初期的基本阶级，重新分化后又形成的阶层各自又开始了新的循环[10]。

事实上，又正如利普塞特所揭示、前苏联学者所归纳的：“‘一开始’，即紧跟着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就产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动，但是，‘随后’，社会开始稳定，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越来越‘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似之处将越来越大”[11]。到了苏联解体前后，曾经的权贵阶层及其子女对资本占有的便利和对俄罗斯社会高级职位的垄断，恐怕比沙俄时代的特权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如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中有些管理干部一夜暴富，“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大部分过程”，而“1993年时的大企业家61%曾是任命官员”，其余部分则几乎都是官员子女[12]。换句话说，“八·一九”后，俄罗斯的大实业家的职位被前苏联的官员及其家属瓜分了。而共处社会转型期的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精英来源与俄罗斯同出一辙。同一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以及俄、波、匈的文化精英的家庭背景，也与经济精英大同小异[13]。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转型以后，有更多过去的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奋斗进入社会上层”[14]，而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形，也无不如此[15]。这不都是反证了原苏式社会体制运行到后期，向上流动的门户渐趋封闭了吗？一批曾经解放了的人民，弹指之间，要等“解放”者的权力终结或蜕变后向上流动的门户才开大，这是何等的讽刺与悲哀！这难道不是“苏东波”危机发生或“易帜”的根本原因之一吗？历史的教训何其可取？

由此可见，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职业世代交替中，不仅没有改变循环尤其是精英循环的“主旋律”，而且，“无产者”自己塑造的“主旋律”比一般的社会形态还快——似乎没有超过五十年约二代人的时间的。而俄罗斯帝国后期，中高等学校学生的社会出身的主体，即使在横向层面流动——城市中产阶级、富农以微弱优势取代贵族、僧侣——也花了六、七十年[16]。更遑论西谚所云的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

2、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与向上流动机会逐渐向精英集团倾斜

与苏联一样，1949年后的中国，原统治阶层和剥削阶级的子女垄断教育的局面迅速打破，中高等学校学生的工农成分逐年提高。到1965年，“大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64.6%，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9.4%；中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77.9%，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5.2%”[17]。但尽管如此，仍有人抱怨，“文革”前“贫下中农子女上小学不易，上中学更难”[18]。那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这里固然有“文革”话语的夸张成分，但也说明教育是受社会的与家庭的种种因素制约的，而当时上不了中小学的贫下中农的子女，许多是受制于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这倒不是入校的学杂费问题(当时出身工农而家庭困难的基本上免费)，而是劳动力和家务问题。在生产率低下而又多子女的1950-1960年代的中国农村家庭，多一个孩子上学，就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直接或间接的减少，经济负担加重。这一现象在城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故到急风暴雨式的时代过去、人们正常过日子时，在经济的(如上)、政治的、地域的与文化的作用下，教育的分化也马上出现了。就政治条件，我们免谈“根正苗红”与“黑色部落”之间的不平等，就是“根正苗红”的内部也分等了。如建国初，各级政府遍设的干部子女小学办学条件优渥。姑且不说休息日接送子女动用了大批的“高级干部的专用车”，也不说师资水平与学校环境，仅从学生与教职员的数量比，“根据1954-1955学年度小学报表材料，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19]。也即一个干部子女小学所配备的教职员工，可供5-6个同样规模的普通小学教职员工之需。对干部子女的照料，在中学也不含糊。自1953年中央决定设立重点中学至“文革”前，这些名校的学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弟占了绝大多数”[20]。如北京101中学的学生多为高干子弟，办学条件无与伦比。据以数学、语文双百分考进去的资本家的女儿王容芬介绍，“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21]。又再如，1950年代，入住天津“五大道”的皆为行政13级(含)以上的官员，他们的孩子“多在天津市实验小学上学，中学则集中在耀华中学和当时的女一中、男一中”等名校[22]。时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各实验小学、重点中学、大学“附小”和“附中”，几乎都设在城市。还有，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子女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如北京景山学校，经严格考试入学的工农子弟本来就少，进去后在“层层淘汰”中又相形见绌[23]。总之，“文革”前夕，新的统治阶层、知识分子的子女在接受教育上的特权与优势已显山露水了。

“文革”以低层、群众向各级当权派造反开始，却以官员的子女更青睐、更能成为干部结束[24]；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驻、领导学校闹起，却以各级领导及其亲友“走后门”上大学收场[25]。看1976年厦门大学学生的家庭职业分布，农民子女由1965年的47.05%下降至26.08%，而干部子女由1965年的8.05%上升到36.17%，这不仅遥居当年各阶层的榜首，也是解放初到1980年7个统计年份中的最高值。1977、1978年新生的家庭职业分布更好玩。工人子弟占16.9%、农民子弟占11.6%，合计占28.5%；干部子弟占28.9%；学界子弟强烈反弹，解放后第一次取代了工人、农民阶层——达到了24.3%。在厦大历史上政界、学界子弟头一回联手过半[26]。北京大学1977、1978年新生中工农出身的也仅占27.5%，是1957年以来的再低点[27]。要不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年招生中“左”的思维还在，“许多优秀青年被‘政审’刷掉”[28]，占总人口九成的我国两大领导阶级的子女在北大、厦大所占的比例将更低，“一朝回到解放前”，也绝非戏言。可见，虽然纵向比，1949年后工农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条件明显改善，生活、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诚如郑若玲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所敏锐观察到的“总体上看，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例如，尽管农民阶层在建国后享有了与其他阶层同等的政治地位，但其社会资本尤其是文化和经济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金字塔底部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29]。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拉开，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日益趋向于依赖私人进行的成本补偿”的力度逐年增加[30]，父母经济收入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开始突兀。从此，权力、经济、文化——新中国第一次组成的“三驾马车”——沿着为各阶层子女铺设的教育轨道行进。

1990年代，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与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相比：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子女在高校中占不到45%[31]，在名校中的比例更低。如1991年，北大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仅占37.1%[32]。近年，谢作栩、王伟宜根据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归纳的十大阶层为分类，“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对陕西、上海等10省市的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从收回的11645份的有效问卷表明：出身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五大较高阶层的子女比出身于“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五大较低阶层的子女有2-6倍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进民办本科院校的机会”“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87倍”。各阶层的子女差异还表现在不同科类中的入学机会上。此外，“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33]。

如果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再析出“干部”，甚或在“干部”中又划出等级，恐怕权力尤其是较高权力拥有者的子女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将更为明显。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曾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34]？如此话语从一个长期从事、分管教育的高官口中说出，意味着什么呢？再如，“某些部队内部至今仍在开办干部子女班”。这些首长子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学业，并分配到不错的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子女班主要招收的对象还是些师团级干部的子女。也就是说，真正的高干子女还根本瞧不上这条道呢”[35]？联系到“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1年的历史过程中，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36]，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权力拥有者的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获得权力或较高社会地位的规律始终没有打破。

更令人不安的是，“赢者通吃”的逻辑在向中小学甚至幼稚园舒展。如最新的调查显示，作为首善之地的北京，公立幼儿园奇缺，一些小区，“没关系，没门路，上公立园，休想”。而私立幼儿园“月收费3000元是起步价”，比上大学还贵[37]。而“小升初”在拼父母，则是“和谐号”中国当代教育的一道风景。再如，“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在不少省份，北大清华一半的招生名额被几所高中占据”[38]。又据早几年的估计，“在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39]。

可以假设和预测，今天，占全国总人口10-20%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占据了重点大学三分之二的席位；若不发生意外，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主要将在这些阶层内部自我循环。也可以这么说，今天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群体，其父母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与1949年前甚至科举时代垄断教育的那一族的家庭背景，并无太大的区别。

总之，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与向上流动机会向精英集团倾斜已成趋势。也正如李路路教授所总结的：“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在阶级阶层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阶级阶层的自我循环或复制能力远強于它们的流动性”[40]。而在眼前的中国精英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干部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很少会考虑到草根阶层的利益……”[41]

呜呼，真如世纪之交那位红色公主曾感叹的“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经无法讨论”[42]……

那么，我们汇辑这类史料，并做一些社会学分析，除了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之必要性、合理性乃至道德性进行反思，对活生生地折断中华民族千年文化薪传的严重后果更感痛惜外，还要拷问的是，占有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强势群体，是否如同民国或苏联那样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科学和文化？

3、16：0——转型后俄罗斯与中国获一流科学奖之比

苏联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基础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苏联解体后长时期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两极分化、社会失范，也曾使俄罗斯的教育陷于危机，导致人才大量外流。说实在，许多人并没有高看俄罗斯。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92年以来，主要由原苏联时期培养的学子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大放异彩——19年中共收获了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等16项世界顶尖的科学桂冠，获奖数量在同一时期仅次于美国，与英国、法国难分仲伯而并列第二，俄罗斯民族的精英文化仿佛又重返了前斯大林时代，这也显示了苏联后期的教育至少是世界准一流的。

可曾处于同样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思想解冻与经济体制的转型比苏联早，发展的速度比他们快，国门洞开的时间与苏联同步，向西方派遣的留学生也众多，教育经费的投入更是巨大，且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遗撼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与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仍无缘。尽管前苏联的教育、科学本来就比中国强，但也不至于如此悬殊吧？更何况许多苏联培养的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在西方国家做的。如包揽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俩位得主——海姆（已入籍荷兰）、诺沃肖洛夫(英国/俄罗斯籍)，他们的创造性贡献都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问世的[43]。

我们认为，造成俄罗斯与中国“16：0”的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代际积累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俄罗斯，哪怕从二战后算起，到今天也已有六十多年，在二、三代人的时间里，家庭积累上从未产生过整体的断裂，多数职员、知识分子家庭的物质和文化都得以比较自然地延续，用不着未来的科学家们徒手拼搏；客观条件和崇尚道德与精神的传统使转型前后的苏联/俄罗斯知识分子，除了权力与金钱，吸引他们的还有文化和学术。可中国大陆，由于“双重断裂”，浩劫过后家庭方面的“物质”、“精神”几无继承可言；改革开放仅三十多年，还不到一代半人的时间，至今活跃于前沿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白手起家的，当他们进入求学的关键期或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时，很难得到家庭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宝贵的精力会耗在非学术甚至本能的生存上。而对科学竞争更不利的是，家庭初升时期的中国人，最聪明的脑袋大都会选择做官或发财，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随着“官本位”思想的空前启后，这一“国粹”将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即使那些选择了做学问的，许多人一旦在学术上遭到挫折，就会气馁；而有了一定的成就或机会（包括留学生），又易移情权力或财富。此外，不同的学风也会带来不同的收获。

(二)急功近利的主导可能会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带来新的灾难

本文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歧视乃至剥夺原统治阶级、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及急于求成、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高端学术人才，既普遍不如革命前，又不能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之最直接的两个(技术)原因。

今天，极“左”岁月时的“血统论”之思潮不会再来。正常的话，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后代开始，也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级成果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大；加上成果转化的周期，我们预测，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可遗撼的是，当前急功近利的主导，将延长我们出人才的代际或获成果的周期，说可能会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带来新的灾难，也不是危言耸听。

上揭苏联/俄罗斯的史料显示，从帝俄时代过来的读书人能在苏维埃政权下成为著名的学者；“十月革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不仅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获得各种诺奖，而且，在转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能问鼎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一句话，出不了或鲜有学术大师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可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从苏联到东欧，从朝鲜[44]至中国又到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领域大都会急功近利、发生高等教育“大跃进”呢？更使人费解的是，已进入“知天命”的中国，又为何再搞更高速度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呢？

尽管1950年代，中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上搞了三次跃进，在校大学生增长世所少见，但由于此后近20年大学的停滞乃至倒退，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并不快[45]。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国力的强大、经济需求的增加和人民教育消费承受力的提高，以及当时国内外的其它因素，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故本来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高校“扩招”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向人们的意愿向反的方向走。

我们认为，在这次高校“扩招”中，没有把握好“增长速度”、“时间跨度”和“层次广度”这三个“度”。对此，海内外学者曾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证和严厉的批评。如资深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朱九思明确指出：“从1998年以后的十年，大学的发展相当地混乱，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有两项重要的、错误的决定：第一是大学的合并，第二是高校扩招”[46]。国内公开批评还在执行的政府决策，尤其是批评决策者还健在的政府决策是错误、失败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可对高校“扩招”的尖锐批评却不绝于耳。如杨建业认为：“1999年高校大跃进式的扩招对教育界简直不啻是一场大灾难”[47]。又有学者责问：“这场闹剧将以怎样的谢幕形式收场？谁来为这场闹剧承当应有责任和历史拷问”[48]？海外人士的抨击更加毫不留情：“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能够造就大跃进和泡沬，但不可持续”，“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在“粗放型、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下，大学不能履行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的基本功能，从而导致“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49]。

笔者仅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统计资料的角度作一补充与讨论。

包括美国在内，多数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搞得比较好又人口比较多的国家，一般不会以超常的速度去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如以美、英、德、法、瑞(典)、瑞(士)、荷、日、奥(地利)、丹、意、加、澳(大利亚)、比等14个诺奖大户为例，除了一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的恢复性增长外，几乎不存在超常发展现象。据对上述国家1949-1993年（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历程就是此时完成的）628个学年的初步统计，在校大学生的年增幅达到或超过10%的有91次，占总数的14.5%，其中，年增幅超过20%的仅7次(内30%以下的6次)，只占总数的1.1%。[50]上述国家在这45年中，“扩招”力度最大、时间最长(年增幅连续10%以上)的是北欧小国丹麦，该国1961-1967年连续七年在校大学生的年平均增幅为16.6%。其次，也属北欧的小国瑞典，该国1964-1969年连续六年在校大学生的年平均增幅为15%[51]。

可我们这次高校“扩招”是怎样“给力”的呢？“从1999年至2004年，我国本专科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8.6%”。高校规模，1998年在校大学生643万，到2005年这个数字窜升至2300万，是7年前的3.6倍；年增长率平均为20%。此后几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不低[52]。也就是说，这次“扩招”速度是发达国家(还是小国)“最高速度”的1.2-1.4倍！至于“扩招”的规模和绝对值更不能同日而语了。

不要忘了，丹麦、瑞典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GDP人均排名在世界名列前茅，“扩招”时的在校大学生分别只有1.08万和4.93万。可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GDP人均排名世界100前后，“扩招”时的在校大学生数的起点是丹麦的600倍、瑞典的130倍！

从这一连串的数据比较，中国本轮的高校“扩招”是“超大跃进”[53]，说它“走火入魔”也不冤呵！

可问题的真正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0年代影响共和国高等教育的两件大事。第一，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影响之所以深远，是因为它从领头的大学和共和国中枢之地发轫的，是毛泽东等战略家们对民国遗留的高等学校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整合。第二，在一般人看来，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声势浩大，负面的东西可能更甚。可实际上，相对而言，其“后遗症”远远小于“院系调整”或生产建设中的“大跃进”。这是因为，那次跃进，以成人高校为主而不是以普通高校为主；以单科性学校为主而不是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以建新校为主而不以原校挖潜为主；以内蒙古、江西等次要地区为主而不是以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区为主[54]。概而言之，高校主力未伤筋动骨。

又，众所周知，两战后，美国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职责主要赋予美国初级学院，也即今天所说的社区学院。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影响其精英教育。

由此说明，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培养精英的综合性大学、名牌大学。故我们认为，在特定时期，对二、三流大学，特别是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高职院校等超常发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工具型的专门家如同现代企业的产品一样，可按模式大批量生产、上市的。可对培养精英的重点大学千万不能说“扩”就“扩”的。首先，能胜任培养学术精英的教师不是一下子能“扩”出来的，而是需要长期磨练的；第二，也往往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杰出学者，或者说既有天资，又有兴趣更以学术为己任的学子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在以权力和金钱为主导、“食肉”阶层言行不一、大学成了名利场、“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破产[55]的当下中国，献身学术的“那一代”的涌现只会退迟而绝对不会提前。因此，哪怕我们有了足够的资金、天上又给中国丢下无数个教授，学术精英的大面积收获也仅是一厢情愿而已。相反，只会打乱大学固有的节奏，再次稀释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品牌与声誉。遗撼的是，我们真的是说“扩”就“扩”了。似乎除了朱清时任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等在内的名牌大学无一不“扩招”，甚至大“扩招”。而正如像吉林大学这样公立的“航空母舰”吞噬无数的优质生源，才使新时期中国的私立大学成了高收费、低质量的代名词[56]。

而这还不过瘾。“扩招”后，“即使是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国内一流重点大学，也办有成人教育学院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还有大量的网络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本来是中国最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却主要是为了创收而花费许多精力去从事一般社区学院就能够胜任的工作”，使“高等教育日益失去精英性”[57]。

所以，“一刀切”——把“扩招”的广度几乎涉及到所有地区、所有类型、所有层次的大学，这才是中国高等学校真正的痛！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循序渐进的规律，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必将会这近乎疯狂的“扩招”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虽然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己积重难返，病入膏肓(肖雪慧语)。但教育决策的作用是长期的。如同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失误在几十年后大家才达共识一样，“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更严重”，也“可能会持续半个世纪之久”[58]。本文最后仅讨论两个已经出现的问题。

1、学风雪上加霜

学风是世风的缩影。学风下行不始于1999年，根源在“主席台”、“前三排”及其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如这次“扩招”，是政府制订和出台高校扩招政策在前，北京大学课题组完成扩招的必要性、可行性的专门研究报告在后，堪称正常时期的非正常之举，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没有任何政策实验的基础上就在全国高校大力实施。这种“教育决策过程是不可取的”[59]，也即中央政府在决策程序的科学性上做了坏榜样。在事关民族千秋的问题上，执政者就这样“拍脑袋”了，那还有什么草率之举不可以做呢？接下来的数年间，在校大学生接连翻番，则意味着高校教师不胜重负。而面对民众对教育质量的质疑，教育部门要“看上去很美”，那就包括“高校评估”、毕业生就业在内，上下弄虚，师生作假，“逼良为娼”。于是，适者生存，“逆淘汰”盛行；学风雪上加霜，环境每况愈下。只好对大量的学术浮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学色交易等现象，听之任之或不了了之。因为若大家都当真起来，不就为难了教育部吗？——“扩招”大业如何进行？史无前例的政绩怎样去体现？尽管1949年后凡在文化教育上搞“史无前例”的，几乎都是以失败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而告终的。正如倪乐雄教授所担忧的：“一种可怕的蜕变在培养国家和民族精英阶层的象牙之塔中不可逆转地发生着，这种学风与我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严重不和谐，甚至对我们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一代有一代之学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校学风怎么会堕落到如此田地”[60]？我的回答(指学风恶化的加剧)是：以决策为引擎，以“扩招”为契机，以大学为舞台，以部分人的升官发财为激励。

2、最优秀的留学人才基本不回来

在所有关于人才培养的条件中，似乎仅学风看不见、摸不着，未能考量的。然而，学风是全部关于人才造就的“硬件”转化为学术成果的保障，它好比军队中的士气，在参与打仗的各方若其它条件相差不悬殊的话，士气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在学风下沉的国内学术界，有良知的学者作为个体可以独善其身，但不能改变四周；而不能形成实事求是、进取向上的科研环境，则独善其身者们的成效也会打折。更不能形成“人才聚集效应”或“人才共振效应”——碰撞出爆炸式的能量。所以，败坏的学风已俨然成了留学人才回归的“拦路虎”。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成果表明，1997-2006年10年间，各学科排在前250名的高端人才，全世界共6097人，中国内地的只有4人；美国4016位中的2350人有出生地记录，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有46人”。这则资料至少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在国际学术界的高端人才群体中，在国内工作的学人不到千分之一，少到可以不计的地步。或者说，中国大陆尚不具备高端人才群体产生的条件与实力，无论哪一个学科？第二，假设国内的那4人都是“海归”，也说明最优秀的海外学子九成以上不回国。悖论的是，正如作者所问，“这46人如果回到了国内，还能剩下几位上榜”？[61]第三，如果有人说诺贝尔奖不全面，那么，这几十个学科、各250人的排名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平心而论，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政治气候，当今是现代科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做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最优秀的留学人才不像战乱时的民国学子那样，义无反顾地回到生他养他的苦难的祖国共命运呢？为何不见如钱学森、华罗庚那样的众望所归的人物呢？我们认为，大陆糟糕的学术环境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而在“颂圣文化”如鱼得水、自信“风景这边独好”的国度，上层不愿承认“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则教育主管部门才有底气对众人的批评置若罔闻[62]，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不会去改变它[63]。而“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64]的恶劣氛围得不到好转的话，最优秀的留学人才“用脚投票”的选择就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鉴于1950年以降，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发展中国家籍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留学生的事实，则21世纪上叶，虽不排除中国大陆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可能，但世界级的科技帅才成批涌现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创造性人才的造就能达到民国教育那样的水平恐怕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科学技术毕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发展的，迄今为止，世界科学中心也是随着社会文明发达地区的转移而转移的。创造性科学家是人类聪明智慧的化身、是无私奉献的象征、是拚搏精神的代表、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总体上也是社会风尚和谐的产物。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较多的国家，基本上也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可以从当代美国是人们出国留学或高干子女、上流社会、各界精英移民的首选中得到最权威的注脚。故一个大国若长时期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或鲜有学术大师，那他就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地位就不会很高，他所取得的其它成就也会因此而消淡。故一个大国长时期无人问津诺贝尔科学奖或鲜有学术大师，也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经济问题……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65]时的反思，今天还值得继续吗？

(全文完)

2019-08-2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美]S·M·利普塞特：《评述：社会阶层形成的研究与苏联学术界》，载[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第344页，秦仲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主要参见[美]伊万·撒列尼等：《东欧社会转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

[3]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

[4]沈登苗：《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5]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第2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按：许博士认为，这个流动率并不高，可我们认为，三分之一的流动率并不低，只是三分之二的内部循环形成太快了。

[6][苏]伊·阿·凯洛夫：《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7]F·帕金著，张展编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第268页，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苏]M·N·鲁特凯维奇等：《知识分子队伍补充新成员的社会来源》。载[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第189页，秦仲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9][英]默文·马修斯著：《苏俄的阶级与社会》第300-318页，郑州大学外语系集体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0]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63-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1]转引自[苏]M·N·鲁特凯维奇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的原则》。载[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第171页，秦仲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2]同注10，第417，420页。

[13]同注2。

[14]同注10，第586页。

[15]同注2。

[16][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上卷)》第127页，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58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8]197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8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9]《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的批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53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0]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第1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王蓉芬：《王蓉芬上毛泽东书》，载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第5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王晓：《天津“五大道”沉浮》，载《文摘报》2011年7月9日第7版。

[23]北京市骑河反修学校等：《从旧景山学校看“智育第一”的反动性》，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4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20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5]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1949-1999)》第201-20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第23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李文胜：《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载刘海峰等主编：《公平与效率：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第42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8]同注25，第258页。

[29]同注26。

[30]丁小浩：《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家庭收入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31]李海涛：《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统计研究》第155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同注27，第425页。

[33]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载《教育学报》2006年第2期。

[34]杨亮庆等：《吴启迪：光骂教育解决不了问题》，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1日第6版。

[35]倪天龙：《从制度腐败到全民腐败》，载《杂文报》2011年6月7日第7版。

[36]同注24，第201页。

[37]田禾：《在北京上幼儿园到底有多难》，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6日第3版。

[38]王斯敏等：《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16日第7版。

[39]同注31，第152页。

[40]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第16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余洋：《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载《社会》2010年第6期。

[42]罗点点：《我的父亲罗瑞卿》第310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3]CCTV等众媒体曾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俄方的反思：当初为什么没有提供足够好的条件给两位科学家开展研究，导致了大量人才的流失。却鲜有人换位思考：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工作、以何国籍获奖？都有苏联/俄罗斯的贡献。而中国向欧美输送的人才不比他们少，为何在海外也无人获取顶尖的科学奖呢？

[44]也许是南北竞争吧，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少搞过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国家之一。可在世界GDP排名比较靠前而人口较多的国家中，韩国是唯一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在2004或2008年的奥运会奖牌前十名中，其他国家无一不同时也是诺贝尔科学奖大户，只有韩国与中国诺贝尔科学奖都为零。事实再次证明，经济、体育等其它领域可以“跳跃式”发展，唯独高等精英教育不能。

[45]1993年在校大学生比前年增加98%{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1028页，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创共和国年增长率之最，但第二年就“刹车”了，加之当时基数较低，故总的影响并不大。

[46]朱九思：《我国高校发展的三个问题》，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47]杨建业：《部长新政》，载《杂文报》2009年11月15日第6版。

[48]南瞒：《管中窥豹：中国大学的若干现象》，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

[49]郑永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载《参考消息》2009年5月21日第16版。

[50]详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三卷本，教育)，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1][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欧洲卷)第948-950页，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按：丹麦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是1958年开始的，有意思的是，丹麦9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此前接受高等教育的；瑞典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是1956年开始的。有趣的是，瑞典17个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得主，3个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得主，合计20个(次)著名学者都是1956年前完成本科教育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自高等教育较快“扩招”五十多年来，还没有培养出获一流科学奖的大学本科生。这至少说明，即使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后，其数量与精英的出产也不一定是正比的。

[52]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重大历史事件》第182-18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3]这次“扩招”的前三年与1958-1960年比，增长率略低；但前五年与1958-1962年比，快了57%；再后退几年比，更是“大巫见小巫”了。详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重大历史事件》第182-18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故本轮的高校“扩招”的速度已远远超过那次“大跃进”。又，当年东欧各国高校“大跃进”推行的时间，也仅一至三年而已，故我们这次的实际影响也要远大于他们。

[54]详见张烨：《重读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5]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56]这次“扩招”的不成功之一，就是中国私立大学的复兴真正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没有品牌的私立大学的崛起与公立大学“分庭抗礼”、像民营企业那样逼得国企非改革不能生存；未能为有棱有角或“不求闻达”的教授提供“避风港”；不能为有缺陷(主要是不会考或偏科)的少年天才提供成才的平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很难有作为的。可见，没有真正的教育家为中国教育运筹帷幄，不，是主政教育者不相信、坚持常识，即使振兴的福音降临时，也会把它搞得一塌糊涂。

[57]刘海峰：《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58]刘道玉：《高校之殇》(前言)第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9]祁型雨：《论教育决策过程的质量判别与质量保障》，载《上海教育科研》2006年第2期。

[60]倪乐雄：《高校学风现状分析》，载“学术批评网”2006年10月9日。

[61]王耀辉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第68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62]同注58。

[63]决定一个社会文明高度的毕竟是上流社会、成功之士的取向与行动，而绝对不是说教。嘴上功夫挺不起民族复兴的脊梁。既得利益集团不做出以知识、书香、践履、奉献、克己为荣的表率，缺少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的情怀，视而少见歌舞升平下的两极分化、信仰危机、道德滑坡，21世纪上半叶带给这个国家的可能依然是大师凋零的苦果。

[64]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65]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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