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成：回忆在陶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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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陶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马恩成


一

　　我原在广州军区宣传部工作。1962年11月初，部队刚刚传达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领导上找我谈话，通知我要调动工作，调到陶铸办公室当秘书，并要我立即去报到。从军队转到地方，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变动。

　　第二天我先到中南局，办公厅要我立即到陶铸家里去。我进了陶铸的宿舍，见他正在看文件。一见了我，他就问，怎么今天才来？我说昨天才接到通知。他说明天就下乡去湖南，你赶紧准备出差，具体事情与丁励松秘书联系。

　　我即转到丁励松房间。说起来也很凑巧，我们俩曾经一同在军区政治部工作。我从政治干部管理部调到宣传部时，是他从48军调来接替我的工作；而今又轮到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当年我们都20岁刚出头，现在已进入中年了。老丁向我简单介绍了情况，说详情出差时再谈。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随陶铸出差了。

　　这次去湖南时间较长，历时22天，先后到了6个县、9个公社、24个生产队。同行的还有中南局候补书记金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普等。陶铸的考察很深入。每到一地都去看现场，并找各级干部和农民座谈。由于这是八届十中全会后的一次系统考察，湖南方面十分重视，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农业书记王延春等陪同。陶一路上讲了很多，但重点是两个，一个是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一个是推行田间管理的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陶反复地讲、具体的讲，如讲到社员吃“大锅饭”、出工“一窝蜂”时，站起用手势来加重语气。当时我由于不熟悉地方工作，对陶讲的第一个重点还能听明白；对第二个重点却懵懵懂懂，特别对“五定一奖”、“大段包工”等名词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还发现，尽管湖南的领导对陶铸很尊重，但对生产责任制问题却未表态。一次到了衡阳县委，听到外边有呼口号声，一问是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群众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时湖南的领导问陶铸要不要到会场去看一看，陶铸却带着大家到一个贫穷生产队开座谈会去了。这一点当时我不理解，因为我刚听过中央全会的传达，满脑子灌了阶级斗争的思想，觉得陶铸应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后来丁励松悄悄告诉我：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陶铸因宣传广东的生产责任制，曾受到柯庆施等人的点名批评。幸亏周总理出来解围，说陶铸讲的生产责任制跟邓子恢讲的包产到户不一样，才使陶铸未受追究。陶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还强调农村要推行生产责任制，表明他坚信这是“大跃进”以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生产的一项重大措施。我当时听了只感到很新鲜，没有深刻体会。

　　这次湖南之行，陶铸和金明以《湖南的农业情况和若干问题》为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考察报告。报告认为，为了组织农业生产高潮，当前急需抓紧：（1）继续大鼓干劲；（2）搞好社员分配；（3）抓紧水利等备耕工作；（4）安排好困难地区群众的生活；（5）做好生产队明年的生产计划。报告还提出，要解决好以粮为纲与多种经营相结合，特别要积极开拓生产队一级生产门路，以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等。①这份报告未多谈生产责任制问题，是由于在一个月以前，陶铸根据对广东农村的考察，已向党中央、毛主席送过一份专题报告，强调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积极推行田间管理的大段包工责任制”。②通过上述两份报告，陶铸向党中央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当时农村工作的观点，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对刚刚经受了三年“大跃进”挫折的农村来说是十分中肯的。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忽然王延春打来一个电话，说毛主席最近来到湖南考察。陶铸问主席有什么指示，王答他们向主席汇报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存在几股黑风的情况，毛主席很重视，说这些情况很重要。陶铸听完了，在电话机前停了几分钟才走开。

二

　　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认为阶级斗争的情况尚未引起全党的注意，指出：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跑了11个省，只有刘子厚和王延春向我讲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要请他们两位来北京向会议作介绍。中央历次召开工作会议，都是各省第一把手参加，当时刘子厚是河北省长、王延春是湖南省委农业书记，故未与会。当时具体主持会议的是总书记邓小平，立即邀刘、王二位参加了会议。但是只让他们在大区的小组会上介绍了情况，未在大会上讲（这件事以后在“文革”中成为批判邓小平的一条“罪状”）。这次会后，毛主席于四五月份来到杭州，亲自收集各地阶级斗争、社教运动方面的材料，准备作继续发动。

　　5月份陶铸正在武汉召开中南局全委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部署社会主义教育。会上虽然也揭露了若干阶级斗争问题，但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陶铸对此曾作过具体解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通过分析形势和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用批判、斗争、戴帽子的办法。有一些特别突出的典型，可以在县的范围选择一个、两个进行公开批评。”③会议期间，中央紧急通知要各大区第一书记立即到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几天以后陶铸带回来一份由陈伯达执笔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第一个《十条》），立即向武汉会议传达。这份文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文件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要彻底“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农村要全面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农村的‘四清’运动、城市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从而定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内容和基本方法。中南局全委会就按照第一个《十条》的精神重新作了部署，各地农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运动由是逐步铺开。

　　1963年5月下旬，陶铸带着中南局副秘书长薛光军和我们几位新老秘书，到花县炭步公社搞小“四清”的试点。下去前，陶铸特别叮嘱我，要我利用这次机会了解农业、熟悉农村；说这也是他的工作重点。

　　当时陶铸和薛住在公社，兼管面上的工作。丁励松、张汉青和我分头下到鸭湖大队三个生产队实行“三同”。他们经常下队，有时召我们上去汇报。和我一起拍档的是县委办公室的谢汉。他既熟悉农村，又能讲能写，凡是出头露面的事我都靠他，我则以更多的时间调查了解情况。陶铸当时强调，“四清”要从生产入手，最后要落实到生产上。一开始，我去检查水稻中耕就出了洋相。同去的工作组和生产队干部都是赤脚下田，我却穿了一双拖鞋。走田基时啪啪作响，几次几乎滑倒，泥水溅了一裤，十分狼狈。此后我咬紧牙关，再不适应也要赤脚下田。此事传到陶铸耳中，以后几次出差跑田基，他都开玩笑地说：“马秘书小心滑倒。”

　　此次小“四清”，我们对贫下中农进行了扎根串连，查了生产队的帐目、工分和财物，却没有发现多大问题。生产队长没有靠边，每天照样排工。只是召开了两次有骨干参加的民主生活会。其间也以逃税、拖欠上交款为名，批斗了一个纺织再生布的个体户。现在看来也有些“左”，批过了头。这次小“四清”从中耕到夏收，三个月时间就收了兵。这一期间，我找老农详细了解该村从土改到合作化、公社化的情况；参加了大田作业田间管理的全部检查评比；听懂了一些本地话。这些对我都是基本功，对以后做农村工作很起作用。 　　

　　这次小“四清”，陶铸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生产密切结合问题》的专题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身要求密切结合生产，搞好生产……每一段运动的部署，都必须同时研究与部署生产，每一段运动的小结，也必须同时总结抓好生产的经验……工作组每隔若干天要专门检查与讨论一次生产，发现并立即解决问题……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增加，分配收入增加，社员生活改善，否则就是运动没有搞好，或者叫失败。”④陶铸在社教运动中这样突出发展生产、增加分配，列为运动搞得成败的重要标志，看来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上面的要求。

四

　　1963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各地社教运动进展缓慢，缺乏声势，认为主要是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领导没有真正深入下去。毛主席还指出“农村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一种“和平演变”，还提出要注意“反修防修”的问题。会议的一条重要措施是请刘少奇出来，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自督战；还提出要制定一份推动社教的政策性文件（即第二个《十条》）。这次会议以后，一些地方纷纷检讨对阶级斗争、对社教运动的认识不足，作风不深入，有的甚至检查“思想右倾”。陶铸在广州市的一次会议上，也承认“前一段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有的走了过场，自己去年在炭步公社的点也是低标准的”。⑤

　　刘少奇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派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自己经常过问并给以指导。这时不断传来对社教运动的一些新提法，如“农村出现了反革命两面派政权”，“要采取土改时期秘密的扎根串连的做法”，“要集中上千人上万人到一个县搞大兵团作战”等。王光美在1964年7、8月份先后到山东、上海、广州等地巡回介绍《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全国肯定和批转了这份经验总结。

　　在这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温度越来越升高的全国大气候下，陶铸便决心全力以赴，从各级机关抽调了几百人，集中到花县花山公社打“四清”运动的歼灭战。他一方面隐姓埋名、秘密扎根于新和大队向东生产队；一方面在附近创办并实际主持《中南社教运动简报》，以推动面上的运动。新和大队面上的工作由薛光军、李普等掌握；秘书张汉青随陶铸“三同”；我则被派到《简报》编辑小组，帮陶铸选稿、发稿。这样集中力量坚持了几个月，直到1964年12月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铸才从点上离开。 　　

　　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个是关于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毛主席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分歧是开展运动的方法。刘少奇强调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毛主席则认为这是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对基层干部不应打击面过宽。⑥会议制定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一开始只有17条。散会后毛主席认为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又把已经回到各省的与会成员紧急召回，重新开会讨论、统一认识，对文件作重新修改。陶铸参加了对文件的修改，写进他一贯主张的运动要自始至终抓生产，要注意抓好当年分配等内容。这份文件修改补充后简称《23条》，于1965年1月14日正式下发。

　　我虽然随陶铸参加了这次会议，知道一些情况，但对高层的矛盾和文件的新提法，却弄不清楚，不知道提“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何所指？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当薛光军从新和大队打电话问会议有什么新精神时，我因说不清楚，也不好说，只按文件的后一部分内容，告诉他对基层干部要一分为二，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要尽早解放一批干部等。后来才知道，新和大队原来集中批斗的干部就不多，《23条》文件精神一下达，就把这些干部全都解放了。

　陶铸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参加了全国人代大会。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从北京回来后，再未回向东蹲点，而是跑了许多地方，指导面上的各项工作，如1965年3月份，陶铸以20多天时间连续跑了粤北、湘南、桂西的许多边远县、社，一路上关注的仍是改变生产面貌、提高群众收入等问题。随行的王琢、杜导正等根据陶一路上讲的思想观点，分别写出《当革命的闯将、还是当无所作为的庸人》、《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等文章，以中南局调查组的名义在中南五省报纸发表。

　　1965年5月下旬，陶铸最后一次到花县新和大队，先后和党支部、共青团员、基干民兵座谈，中心议题是：“大家团结起来，坚决搞好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陶铸号召共青团员和基干民兵要做好“三个带头”，即带头维护集体利益、带头劳动、带头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先进农村的突击队”。⑦ 　　

　　1965年夏天，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批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都要下乡向农民直接宣讲修改后的《双十条》文件，陶铸到清远县洲心公社百嘉大队向干部群众连续开大会宣讲了五天。由于连续讲话，过度疲劳，导致尿血发烧。他坚持讲完后才返回广州，经检查怀疑为前列腺癌。此事惊动了北京的周总理，让中央保健局组织了十位专家来穗会诊。最后排除了怀疑，但认为陶身体过于虚弱，需要疗养一段时间，于是从10月份起去从化温泉疗养。

　　陶铸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从化他先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组织几位秀才帮他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共分六个专题，先由他逐章口述，大家分头记录整理，参加的有中南局的姚锡华、王琢、张汉青、我，以及从中南地区邀来的两位研究人员。经他审阅后，由王匡作文字修改。第二件事是把《羊城晚报》的丁希凌、杜导正、杨奇等全部编委请来开了几天会，逐个版面研究如何提高质量，增强思想性、政策性、知识性、趣味性等问题。此次疗养于1966年春节前结束。返回广州前陶铸找我谈了一次话，先对我鼓励一番，然后宣布我工作调动，调到中南局理论工作指导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这样，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文革”开始以前，我结束了为期三年半的秘书生涯。

注释：

　　①见陶铸、金明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湖南农业的情况和若干问题》，载《中南通讯》1962年第20期。

　　②见陶铸、金明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当前农村的若干问题》，载《中南通讯》1962年第17期。

　　③陶铸：《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几个问题》，载《中南通讯》1963年第2期。

　　④见陶铸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生产紧密结合问题》，载《中南通讯》1963年第20期。

　　⑤《中南通讯》1964年第19期。

　　⑥这一分歧详见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8页，“《23条》制定前后的思想分歧”一节，其中提到陶铸当时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

　　⑦见《陶铸接见新和大队共青团员和武装基干民兵的讲话》（中南局办公厅印于1965年5月27日）。


http://www.gzzxws.gov.cn/gzws/gz ... /t20080916_81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