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荒芜与叶笃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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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

发稿：2006-06-16

    叶笃庄是翻译家，也是著名的达尔文专家，2000年逝世。我父亲荒芜研究美国文学，是翻译家、诗人，1995年逝。他们俩几十年友情笃深，是民盟的盟友，也是译友，诗友。今年，是叶笃庄逝世6周年，家父逝世11周年，愿以此文纪念之。
                              诗酒知心人不醉
      中年时，叶笃庄曾蒙冤入狱，也曾在安徽的劳改就业农场工作，条件艰苦至极。那时，与老友的通信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撑。而他的来信，也常常为我们家全体成员所关注。记得有一次父亲提到“3这个数字，对老叶可不寻常”。原委是叶笃庄告诉过老友，对于数字3,他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叶笃庄曾住过的一间牢房是在楼的顶层，可以从一扇极小的狱窗之隙中“远眺”蓝天。当时他每天能够得到两餐，早晨是3小碗玉米糊，晚上小窝头3个。两顿间什么也不能想，只有对下一个‘3’的感觉。1982年初冬，他将自己以前在狱中写的一首无题小诗寄给荒芜，说荒芜的诗“越写越高”，谦自己“不识平仄”，不过因为是老朋友，才寄来博笑。诗中写道：
    落日东晴上  蝉鸣柳浪中
    楼高堪极目  窗小亦来风
    无中始悟有  病里才知生
    余年之多少  几度夕阳红
    叶笃庄对五六句释道，此两句是在饥肠辘辘、渴望着“3个”时写成的。他回忆道，由于饿，终日头晕。当时还以为自己是患了脑病，产生了将不久于人世的感觉。荒芜对家人说：“老叶出身于旧天津豪门，这两句诗可是用性命写的。”
    由于连续的政治灾难，他们多年找不到对方，得不到对方的一点信息。直到1978年，叶笃庄在文汇报上看到了荒芜发表的文字，才又恢复了往来。“故人健在，快慰何似！”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荒芜，自己1976年已经出狱，1978年分配到一个农场劳动（安徽怀远荆山湖）做二级渔工，月薪31元，加上每月5毛钱的米贴。早年很有酒量的他还说，因早已停了那只“浊酒杯”，故也够吃穿了。
    那个农场“傍山依水，秀色宜人。无需弹铗，亦可食鱼。”但是他常感到出门的不便。原来，他在狱中落下了严重的肠病，如今去一次医院得10里地，徒步往返，不堪疲劳。极想有一辆自行车代步。想置车子，又叹“囊中羞涩，梦寐以求不得”。荒芜接信心中悲喜交集，大难不死，何其不易。他深感老友的身体已被多年的狱中生活折磨得不像样子了。叶笃庄是何等刚烈的汉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开口的。在妻子舒展的支持下，荒芜当日便跑到邮局汇款，还写信为不能多寄些款而抱歉。
    叶笃庄收到车款和信后，高兴之余又道出了一些不安，说原以为荒芜的口袋一定充盈，所以才敢做“秋风冷”之鸣。却想不到荒芜也要从薪水中挤压才能得此款，遂认为自己“无异于在骨头上刮肉”，于心不忍。
    荒芜夫妇闻此大笑：21年右派的口袋如何充盈？
    此时的叶笃庄独行侠一个，每晚孤灯相对，一枕青霜。但他从不悲己，积极地拿起译笔，就在农场那间几平米的小屋里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为科学出版社翻译达尔文的名著《人类的由来，兼论性选择》。就是当年英国人希思送给毛主席的那部书。他对荒芜说“自知任重，又愧笔拙，字斟句酌，如履薄冰，绝不能叫达翁在地下骂我‘小子无能’也。”他在与达尔文的相晤中，根本不感酷暑逼人、蚊公肆虐。对此精神，荒芜和舒展夫妇都十分敬佩。（此书的译作后来停止，原因是潘光旦先生在生前的译稿已经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得此信息后改译达尔文它著。）
    荒芜是安徽人，在安徽文学界有不少换心老友。有一天他从安徽作家江流的来信中得到了一个意外信息：江流在怀远见到了叶笃庄！江流说，他到乡下休假时，听说“荆山湖渔场有一个知识分子，至今还在苦难的历程中。”于是徒步往访。见面后方知“是荒芜老友叶公笃庄”。叶笃庄取出荒芜寄给他的诗稿见示，江流说（这诗）已经在《安徽文艺》上刚发表了，并预祝叶笃庄“漫卷诗书”之期速至。信中江流还认为，这一意外巧遇，是他下乡后一个特殊收获。
    荒芜见信大喜，为了让叶在农场的艰难生活中多一个朋友，荒芜向江流介绍了叶笃庄的境况，恳请帮助。侠肝义胆的江流先生得讯，特地为叶笃庄带去了12本稿纸。叶笃庄高兴极了告诉荒芜：“这些稿纸能写35万字！我是到处遇见贵人。”这批稿纸上写出来的，便是达尔文作品的译文初稿。“史无前列”结束，年届古稀的荒芜在他的“纸壁斋”中埋头写《长安杂咏》组诗，自言“何曾有意作诗人，百折千磨劫后身。”清算四人帮，全国人民额手相庆，荒芜在诗中抒志：
    不写风花雪月辞，    苍生霖雨系相思。
    欲将一管狼毫笔，    直指千秋鬼魅祠。
    叶笃庄在安徽已经知道“四人帮”下台之讯，他从荒芜刊出的文字和通信中，感到了老友人虽亦经磨难但仍未改志，高兴地说：你有纸壁之斋，看来还不错。“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江青坍台了，驴头太子也完蛋了，小室之仙应该更灵，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大作清新隽永，颇有小杜之风。不知先生何时精于此道，颇使我纳闷。（荒芜是住进牛棚后才开始写诗）于是我想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的思想感情亦复如此，“  四人帮”无能为力焉。那时他们一个在北京的纸壁家中，一个在安徽的渔湖边上，都为感受到历史春天的气息而心花怒放，言语间老朋友互相勉励，十分振奋。
    7年后，当叶笃庄得知美国奥勒冈大学中文系主任荣之颖想译些现代中国作品时，便向她力荐了荒芜的诗集《纸壁斋集》。“铿锵有声！”他对荣说。谈到荒芜的诗，叶笃庄总是这句话。
                             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2年，落实政策的春风终于吹到叶笃庄身上，离京多年的叶笃庄与荒芜终于在北京相见。他俩对酒放歌，倾诉各自的家庭遭遇，又大谈各自翻译写作的计划。
    荒芜为此番相聚吟道：
    廿年九死从谁卜*
    家破人亡不自知*  
    此夕重逢疑是梦
    晃如隔世碰杯时
    此后不断能听到叶笃庄环境改善的消息，不但在中国农科院分到了一单元小房，而且再组了家庭，渐渐安排好了晚年的家庭生活，还应翻译家符家钦之约，动手翻译《达尔文》（传记小说）。虽然因为健康原因和诸多社会工作，他总嫌自己“译得很慢”，但最终以70万字，交三联出版，并与商务印书馆约定了出版〈达尔文全集〉。他对荒芜说：“这回我可不愁没有活儿干了。”
    其实那时他经常发烧至39度，又会由此引起“尿路感染”而尿血。有时还听到他犯腰病而步履维艰的情况。因此他自嘲：看来我是唱不了甘露寺了！有时得知他在夜间突然出现心房纤颤，得去医院急救才能恢复。面对荒芜的担心，他却笑道，这是冠心病引起的，看来小命有点悬乎了！好在我心广。人生早晚都得有这一回，大皇帝也不例外。
    他蒙冤多年来内心积蓄的工作热情是压抑不住的。在翻译过程中他与荒芜经常探讨问题。虽是同在京城，由于住所相距遥远，便仍靠书信往来，对拿不准的原文意思，在信中来回讨论。荒芜遇到中英日三种文字交叉时，就去请教叶笃庄；而叶笃庄在遇到西文诗歌时，总是找荒芜帮助释疑。有时就寄半张小纸条，戏说自己“刻了半日脚丫缝，也没有译出来”，要求老友捉刀。
    叶笃庄曾长时间地对老友谈到另外一位生物化学家朋友“陆大傻子”（*）的坎坷。想写他的事情，又担心写了也发不出来。荒芜说，写出来写出来！不写出来愧对历史。就算是一时发表不出，也要写出来。而荒芜说自己曾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两家大报社，题目是《读点本国史》，岂知文运糟糕得很，本来担心很难发表出来了。可是毕竟有思想解放的编辑，那文章还是在南方面世了（此文1980年7月发表在广东《随笔》杂志第九期上）。叶笃庄受到鼓舞，满怀真诚地为“陆大傻子”写了长达万言的纪念文章，字字带血（这篇好看的文章直到2000年1月才得以在《炎黄春秋》杂志上与读者见面。是月，作者叶笃庄谢世。）
    1995年，荒芜先于叶笃庄离世。叶笃庄接到了荒芜的讣告后，曾在电话中对荒芜讣告表示强烈不满，主要对“评价”部分。听我在电话中讲述了父亲的种种“不要”后，他在电话另一端半晌无语，最后说了半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够……咳，孩子你……节哀吧。”电话便挂断了。
    10年来，这半句话经常响在我的耳边，那未说出的后半句已经了然于心。  
    他深知，哪个盖棺，如何定论，对于黄泉路上的老友，已经不再重要了。
    2000年，历尽艰辛的叶笃庄也走了，也是那么平静无求。
    白鹤双飞去，苍穹寂无声。虽然荒芜和叶笃庄离世时，都留下了各自的遗憾。但他们从天性中自然涌出的友情，高贵而真挚。在人生路上，他们始终以超越功利的态度对待朋友。对于后人而言，这不正是很有价值的精神遗产吗？
    *陆大傻子———生物化学家陆钦范。20世纪30年代留美博士。1945年回国报效。他是普及农药六六六和一零六五的研制人员，也是中国第一位提出“节育要有指标，一家应以两个孩子为标准”的节育倡导者。
    *廿年———即20年
    *不自知———叶在被关押中多年无法得知家人的消息。
    叶笃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届中央委员，政协北京市第六届常委会委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荒芜曾在国际新闻局（后外文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老翻译家，诗人，中央文史馆馆员，民盟早期盟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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