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 文化革命 (二评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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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 文化革命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小鹰

杨继绳在其文革史的第一章，大谈导致文革的“尖锐的官民矛盾”，他认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以至于文革时“毛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1]

我不否认文革前国内的任何“官民矛盾”，也不否认体制内有“官僚”存在。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当时那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

从建国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1951年提出的建国蓝图里，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甚至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吗？是他1955年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吗？是他19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是他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在城市搞了“市场经济”和“物质刺激”吗？是他60年代中又试办了工业托拉斯吗？是他支持王稼祥在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吗？是他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注]

[注]文中的缩写“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脱帽加冕”则是指“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自62年到65年，毛泽东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说起文革前的“官民矛盾”，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官民矛盾”，就是如杨继绳在第一章里列出的许多官僚特权享受细节的例子。看到这些远超出正当不平等的腐败现象，也的确令人气愤。

可是，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里，人们总可以举出任何一些例子来“支持”任何一种观点。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那时这类事件的数量究竟有多大？是否足以引起广泛的“民愤”？第二、即使数量不少，但有毛泽东不允许“揭露黑暗面”的宣传方针(点击参见：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那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如果多数人都不知道，那又从何谈起由此而来的“官民矛盾”呢？说老实话，那时人们对党的高级干部，上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下至彭真与蒋南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遍存有着一种崇敬拥护的心情。就是文革前我们在校能接触到的高干子弟，多数也还都简朴自律，与平民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差与冲突。

第二类“官民矛盾”，包括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公地划为“敌我矛盾”的“政治贱民”及其家属在内。但同样地，它涉及的数量还是在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之下。而且，不光彩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或大多数人，尤其是被毛式“阶级斗争”观念洗了脑的“泛红二代”，即杨继绳书中所说的享有特权的“优势群体”[注]，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并不同情，反而存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和天生“幸运感”，并由此滋生对毛的“愚忠感”。故这一类矛盾并不构成文革的起因，相反，作为结果，该矛盾进一步加剧。后者在文革中不但毫无“造反权”、“话语权”，且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前者则成为毛文革的“御林军”，而杨继绳也承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

[注]按照杨书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如果真要谈论“官民矛盾”，倒是应该注意到以下的第三类。

在拥有亿万人口的广大农村里，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己每日的温饱生计及周围的人事关系。在这一方面，正是从“农业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为引导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官民矛盾”，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工作中“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此风源於社、县、地、省，以至中央各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呼应，越颳越旺。那时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众每时每刻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忠党”干部们的“多吃多占”及“霸道作风”，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乡官、县官。更不用说，毛发起的“反右倾”运动竟直接导致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才是我国“官民矛盾”的主要根源，而主要不是由于杨所列举的那些当时鲜为人知的高层腐败事例。

那么，毛泽东对这三类“官民矛盾”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会要揭露杨继绳书中强调的那类“官民矛盾”里隐藏的“黑暗面”吗？恐怕很难。“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以及“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首长舞会，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敢说这话的是作家王实味。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这样说道：“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2]五十年代初，如杨书中所提到的中南海里“有漂亮的女演员伴舞的”舞会，正是毛带头搞起来的。毛自己拿的也正是那“差距达36.4倍”的最高工资，他还有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语录而获得的巨额稿费。其它的事，如行宫、服务人员、私人泳池、专列和特供等，就不必说了，尽管毛也常常大骂“资产阶级法权”。

那第二类“官民矛盾”也都是毛一手造成的。“阶级斗争”正是他治民的手段，动不动就要拿“五类分子”出来“涮一涮”，叫做“反面教员”，以提高“愚民”们的“阶级觉悟”，他怎么可能会要去“缓解”这“对立面”呢？倒是被毛指斥为大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要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结果，统统被毛骂为“翻案风”。

第三类“官民矛盾”的“始作俑者”又正是毛自己树立的“三面红旗”。要平复起来，他更有“投鼠忌器”的“难言之隐”。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一追究，他就要讲“形势大好，前途光明”。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颳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还“以攻为守”，又祭出“一抓就灵”的“法宝”，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的“阶级斗争”，以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直做到人人自危，战战兢兢才好。毛岂能容许有任何人质疑他的道路？

不过，这类“官民矛盾”毕竟涉及人数太多，范围太广，已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稷存亡，党不得不采取措施。到六十年代初，破坏生产关系的“五风”问题虽已逐步纠正，但暴露了共产党基层官僚“变色”的严重问题。于是，自63年起，全国先从农村，后及厂矿，全面开展了“四清”运动。

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主持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但在65年初颁发的社教23条中，毛泽东却力主把它转变成自己的毛“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们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四清”理念的斗争，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因基层官员的贪腐和霸蛮造成的第三类“官民矛盾”，是推行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刘“四清”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他在农村辅之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在城市搞些“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走资派”措施，目的是要帮助恢复受到毛路线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即刘派在经济上还干了点惠民利国、大得人心的实在事。但在毛看来，若按刘的这个路子走下去，毛氏的“三面红旗”将不复存在，即要发生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决心要“釜底抽薪”，反其道而行之。

毛“四清”，又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要在全国上下，名为“清理阶级队伍”，实为拉帮结派营私。毛深知，广大的基中层党员干部是他统治的根基，其中一些人即使已经腐败不堪，深为百姓憎恶，但只要他们忠心拥护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好干部；在决策高层，即使有重大历史问题或犯过严重错误的官员，但只要他们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基层的“优势群体”中，又鼓吹“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大力栽培所谓“毛著学习积极分子”，要人效仿，以充当大批判的“打手”。对其他“心怀异见”的人，对不起，给你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交由“群众专政”去批斗！他决心要索取性命的，就是那些像刘少奇那样“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干部，以及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四清”和后来的毛“文革”一样，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打击消灭异己，维护其毛路线的统治。

毛“四清”与刘“四清”的区别和斗争是很明显的。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以及后来的毛“文革”，都是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除此之外，毛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狠狠打击“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包括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故它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重大区别。

196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两周之后，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书面文字写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毛这是“将白手套掷地”，要公开与刘“决斗”的表示。这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语气咄咄逼人，更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总之，上述第三类“官民矛盾”虽然严重，而且数量很大，但也并不直接构成文革的起因。倒是高层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类矛盾的分歧，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直接导致了日后的“文化大革命”。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杨继绳的“文革史”和一些人到现在还是赞赏毛对刘“形左实右”的指斥，说刘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四不清”干部就不是杨所痛恨的在毛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滋生的“贪腐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文革”的头上去，说毛“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混淆”和“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所以，如果只是空泛地奢谈“国家机器”、“社会制度”或“官民矛盾”，而不具体分析背后的毛、刘两派“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很难看清文革的由来及其特异性实质，更难以判断其中的大是大非。

结语：

杨继绳认为文革起源於“官民矛盾尖锐”，这不合乎实际，逻辑上也说不通。它很难解释为什么其它“极权制度”的国家里，并未发生什么“文化大革命”？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贪腐与特权“于今为烈”的中国也没有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除非在推理上另外加上一个“假定”，那就是最高极权领袖真的是“与民同在”，要“为民作主”，例如杨宣称的：“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才能圆了“官民矛盾尖锐”是“文革”起因的这一说法。可是，这样一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他便又一次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个刻意美化毛的推断似乎“顺理成章”，叫人无可推诿，然而，不幸的是，杨对文革的“宣称”和“结论”均有悖於基本的历史事实与政治常识。

我们重申，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两条路线及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点击参见：小鹰：《“文革”问答三》)

这是“走资派”的“进步”路线与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不是“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对抗”；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斗争”，而不是毛“怀着深深的忧虑”为要解决“尖锐的官民矛盾”而发动的“反官僚”运动；这是“亿万政治愚民”狂热地跟从毛泽东去反“走资派”，去“反修防修”，要“誓死捍卫”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自觉地起来要“砸烂”这个制造“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文革反官僚”论掩盖了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甚至偏褒毛的“出发点是善”，“是民意和底层社会的代表”；与此同时，如果又刻意美化拔高自己，认为毛不对，刘也不对，文革就我“奉旨造反”对，那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或撰写文革历史，只能是欺骗自己，误导他人。

写于2018年4月


引文出处

[1]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为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作的序，2011年。

[2]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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