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从顾准之子高梁的世界观看吴敬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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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敬琏有意歪曲顾准思想，把顾准解释成和他一样的新自由主义分子。现在顾准子女顾南九（高梁）、顾秀林都已经公开申明：顾准活着也会像他们一样反思改革。顾准最起码是个爱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

作者：博采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只是一个践行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小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但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吴敬琏与顾准的交情细数起来应该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吴敬琏敬佩顾准的正直和“较真”，顾准欣赏吴敬琏对高等数学的灵感和对经济学理论的悟性。谈到红卫兵之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吴敬琏的干校生活不像一些文人描述的那么糟糕，息县盛产甲鱼、黄鳝，河沟，稻田里到处都是。干校自产粮食，伙食很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起居极有规律。一向多病，连中学、大学都要休学治疗数次的吴敬琏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个身体上的“红利”，现年81岁的他仍在享用。

但这个时候，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世界正在反思苏联体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英国经济学家佛里德里克 .哈耶克，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层面对计划经济和现代集权展开猛烈抨击。苏联内部也出现对现行体制的质疑声。而就是在这种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的状况下，顾准向吴敬琏等经济学人发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出了被后人称为“天问”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现在有经济理论学者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导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他所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等，至今仍然闪烁着深刻的理性光芒。但是，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了顾准。顾准生活在上海那个曾经的“十里洋场”，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官僚买办资本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深深的苦难。他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激进做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进建议，都表明他是一位对公有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进者，建言者。只是那时候不能像现在这样容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让他这样一位对现行体制进行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敢于建言的思想者蒙受了太多的屈辱和劫难，忍受着妻离子散，父子反目的精神折磨。

顾准对吴敬琏说的“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送给他四个字“待时守机”。顾准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对国家有用”，“对人民有益”，这才真正是顾准对“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着的色，定的调。

看了《顾准子女：顾准活着也会反对吴敬琏、反思改革》这篇文章后，更加坚定了这一判断。

顾准之女顾秀林说，目前中国(汉奸)力量已经强大到何等程度，看一下渤海漏油事件就会知道。中国渤海漏油面积达到840平方公里，造成了巨大的海洋生物灾难，最初认为肇事者是国有企业中海油公司，以南方系、腾讯、新浪为代表的媒体立刻如同疯狗般扑了上去，必欲借此机会把国有企业置于死地而后快，把共产党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扑上去一看才知道，肇事者是美国康菲公司，康菲公司不仅污染了中国海洋，甚至暴露出中国在金融、法律、国防等方面一系列黑洞，如果继续追究下去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所以幕后一声令下，如海潮般汹涌而来的舆论大潮，又突然如同退潮般齐刷刷地悄然而去，铺天盖地的舆论大潮，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一切立刻又变得风平浪静，仿佛此前什么都不曾发生。中国汉奸媒体在渤海漏油事件上，攻守进退、收发自如，简直如同一人，展示了当今中国汉奸力量之强大、组织程度之高、步调之一致，简直达到了惊人程度。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鼎盛时期才有过如此高度的组织力。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不是他们担心中国毛派共产党人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话，恐怕中国早已变成了第二个苏联，被打回到了20世纪初期的分裂状态 。

近来中国政治的演变，使得美国和国内极端右翼势力，似乎找到了对付毛派这个政治天敌的有效方法，这就是从南宋开始形成的让朝廷杀岳飞的传统方法，只要有朝廷制住岳飞，宰杀中国就易如反掌。这也是美国从茅于轼案中探到的中国政治底线——一旦秦桧和岳飞发生冲突则坚决诛杀岳飞。有了这个底线，美国也就具有了驾驭和支配中国的充足信心，也就无须再顾忌所谓外交礼节，干脆直接暴露出了“狼外婆”的本来面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要求中国就为什么要拥有航母一事必须向美国做出解释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戏谑态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　

顾准被认为是“49年至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为自由思想众叛亲离，死于贫病，是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航标；而他的儿子高梁，现在却被贴上了“国家主义者”的标签。1982年，高梁33岁，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为父亲的学生、经济学家吴敬琏门下的研究生，专攻比较经济制度。高梁的人生：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的次子；一个自称“永远不想成为风云人物”的经济学者。

高粱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他的“盟友”、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说，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认为他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边。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从来不是谁的心病，也不参加任何派别，我是独立的。”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颧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说。高梁昔日“一个战壕的战友”认为，为了推动国企私有化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到这锅饭，你可以先往里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对此极为不满，搜集了国企改制过程中许多违法操作的案例。“还有一次，在国务院某部讨论科技发展战略。我提出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过于依赖外资和外来技术，冲淡了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经济学家跳出来，你是义和团、红卫兵、冲锋队……”高梁仍记得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举办产业论坛5年，他自认为，有一层收获就是“逐渐明确了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于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体制改革中，对市场功能不切实际地夸大，实际是在鼓吹‘纯市场化’理论，它是导致现在社会上道德指数低下、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日益增多的主因”。“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理念在指导改革，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也不管，干脆退出竞争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间，没有国家主义进入，它发展不上去，永远是三流、四流的。“我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国企改制进程中，国有资产被侵吞，工人权益被漠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反助其力’”。

“要发展民族工业创新，防止外资侵入，使国家失去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现在很多问题出现是人们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顾秀林说：“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高梁认为，“学者有两条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场。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立场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弱势群体负责。这点我和我父亲一样。”这就是高梁的世界观。

毫无疑问，高梁的论点论据，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他父亲思想的传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们对类似观点的批判，也是那么的典型。对于高梁的观点，他的导师吴敬琏从未作公开评价。据徐方透露，她从日本回国，曾与吴敬琏相聚，“吃饭时，他谈到顾准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现在思想变得有点‘左’。他心里不太好受。”

如今，高梁确实“敢怒”。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他当即翻脸，“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MBO，贪污腐败盛行，这是谁的账？我说GGKF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有人质疑，高梁所持观点是否有违他父亲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亲活着，他也会像我这样。”

连顾准的子女都已经站到了对立面，可见吴敬琏们如何失民心。革命和改革，本来都是进步词汇、褒义词汇。但是革命一词，被文革期间的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搞臭了。而改革一词，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员搞臭了。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文革期间正是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极左分子，当毛时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学被批判时，吴敬琏装得比谁都无产阶级、比谁都革命，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琏后来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改革开放年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吃香了，吴敬琏又表现得比谁都西化、比谁都资产阶级、比新自由主义还新自由主义：吴敬琏因为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闹出不少笑柄，比如春节火车票要按市场经济涨价之类。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承认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两极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对富人征收税收、增加穷人福利来缓解两极分化。而吴敬琏却死活不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剥削会带来两极分化，他认为中国两极分化只是国企和政府带来的，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关。吴敬琏还反对对中国暴富阶层多征税、对穷人增加福利。吴敬琏如此迷信市场万能论，如此赤裸裸地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看看吴敬琏们搞的改革：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工人大规模下岗……再看看吴敬琏们搞的开放：接受苛刻不惜一切代价条款加入WTO、盲目引进外资兼并民族产业、廉价出口商品和资源、购买美国国债……　　

吴敬琏有意歪曲顾准思想，把顾准解释成和他一样的新自由主义分子。现在顾准子女顾南九（高梁）、顾秀林都已经公开申明：顾准活着也会像他们一样反思改革。顾准最起码是个爱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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