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还原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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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还原一九五七


上篇﹕这是阴谋 －－ 从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派的归因说开去

魏紫丹


　　邓小平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我虽不以此为然，但把反右当作中共掌权后历史发展的一块「记黑石」，还是有道理的。邓毕竟是共产党人，在他说的千言万语中，最虚伪的一句话叫做「实事求是」。这是他们对谎言的总包装。在共产党人中，如果谁敢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祸国殃民」四个字的评价，那么，历史将宣佈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显然，邓小平不是。

　　毛泽东手执反右派的钢刀，直刺知识份子的胸膛。这祇是他杀害、迫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包括中共党员）之千古民族大悲剧中的一幕。

　　反右派斗争，眼看就要过去半个世纪了。人们对「六四」、文革都有些淡忘了；对反右运动的淡忘，倘加上一个「更」字，虽然是可悲的，但却是不足为奇的。更由于中共一向是瞒、骗、压，致使人们，包括专家在内，对这个运动，连作为「NO﹒1」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起因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如此，不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嘴脸，也就谈不上「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一） 探源篇

　　通过对「归因」如麻的梳理，我把它们归纳为两大类。一曰：预谋说；一曰：变卦说。但在每一大类中的各种说法，不仅有相异之处，而且有绝然相反之处。



一、预谋说

　　在预谋说中，阴谋说与阳谋说针锋相对。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祇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祇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2

　　看来，判定是阴谋还是阳谋，关键在于「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究竟是真还是假。

　　第一，他当时并不是把告诉的对象心口如一地说成是「敌人」，就像他在背后说的，是乌龟王八、是鲨鱼、是代表反动阶级，而是伪装慈祥地、挥洒自如地、嬉皮笑脸地称他们为「党外朋友」、「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给这些人散佈幻想，让他们自我感觉得还是「蛮可爱」的。

　　第二，当他当众而不是在背后讲到「毒草」的时候，不但不是预警，明说让它出土是为了「便于」锄掉，而是刻意掩盖这一图谋，解除人们这方面的顾虑。凡是听过他讲话和录音的，都可以从语义到语感上觉出，他所说「毒草」这东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认的新生事物。如马克思、孙中山、哥白尼、路德等，这些革命家、科学家、宗教革新者；特别是他强调指出，「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3返回「草」的本意，他举出营养丰富的西红柿一开始也是被当作毒草的。他为了证明这次不是撒谎，还搬出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甯为证：「是布尔加宁告诉我的。」为了鼓励大家鸣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怂恿说：「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证「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4

　　这简直像是党内右派在煽动党外右派，要以「捨得一身剐」的精神向党猖狂进攻、闹事。……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是绝对地这样认识问题的。

　　你别看他谈笑风生、心平气和的样子，其实他早已暗藏杀机。一个多月前，他已给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交代：「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徵『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著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5他后来号召大鸣大放，其实就是引发乌龟王八都「吭声」。

　　他已做好了「要淮备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这样「呜呼哀哉」的结局都假设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前后两个「捨得一身剐」，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捨得一身剐」的决心来镇压文化人」的「复辟」、「闹事」，架起了机关枪；然后才骗诱你要「捨得一身剐」，敢于鸣放，投入『帮助党整风』这个陷阱，这个火力网。然而，你却自多情，受宠若惊，庆倖逢上「当今」这个知识份子的「知心」人。于是百鸟就都扯起嗓子「鸣春」了。

　　第三，我提供两组相映成趣的镜头，以资人们理解，「阳谋」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一组镜头是，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作报告曰：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祇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採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6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远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祇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谓予不信，请看第二组镜头。时间则在前一个半月。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

　　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7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份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通过以上这些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毛阴一套、阳一套，左边是人，右边是鬼。

　　第四，我们再来看一组同一时空、同一场景的镜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讽刺漫画《阴阳脸》，或如川剧中于瞬息之间的「变脸」。

　　毛泽东看过冒广生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后，派车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讲得好啊！」毛显得神采奕奕，「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广生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

　　毛不住颔首倾听。

　　冒称对主席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无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祇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毛以坚定的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当毛泽东信誓旦旦表态的时候，冒先生那个陪他前来的儿子舒演，却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有著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迹，但见露出的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别时，毛握著冒先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又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诚相告……。

　　「讲得好呀！」毛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著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8

　　要知后事如何，现在已是事后，故早已水落石出：老先生被划为「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毛的所作所为，本属最淮确定义下的「阴谋」，他却胡搅蛮缠，却说是「阳谋」。无怪乎作家丛维熙放语问苍天「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张沪（他那自杀未遂的妻子）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9

　　第五，如果说冒先生曾担心「双百」方针政策会不会把思想搞乱，是出于对党的自作多情的话，那么，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却反映出党内大部分人忧国忧党的心态。毛泽东一面称讚四人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却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人民日报》刊载这篇文章，并且明确表态：「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他后来批评邓拓：「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

　　这篇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著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在文章中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副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肯定了那篇社论，并向社论作者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篇后来证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后来被封为大左派的陈其通等作者大张挞伐，而对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又大动肝火呢？为什么你正起劲鼓励鸣放的时候，偏偏要打击左派的的鸣放呢？何况你还承认人家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呢？可怜的作者之一，马寒冰为捍卫毛泽东文艺路线，却被毛泽东给逼得「自杀」了。这该叫做什么名堂？曰：「捨不得孩子打不著狼。」韩信所以将樊脍撤职，是后者干扰、破坏了前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谋略。

　　如果事实要像毛泽东说的是「阳谋」的话，他们四人还会「杞人忧天」吗？可惜他「阴谋」耍得过深，不仅矇骗了「敌人」，而且连自己人也坑蒙拐骗了。天下有先见之明者，唯邓拓，他看透了毛泽东这个人，看穿了他耍的阴谋诡计。这使毛泽东起了曹操要杀杨修之心。

　　第六，「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为了表示对第一手资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将当事人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先生的《自述》，照抄几节如下：

　　毛主席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赶快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词尖锐而严厉的批评所打断。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佈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祇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工作会议不发消息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不祇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随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10

　　以上摘自《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瞭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像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受到毛泽东讚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的心里。11

　　以上说法，正合我意。区别仅在于，邓拓有了不起的一点，先知先觉是也。「先」的时间跨度应在说「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之先。说这话表明，他过去就相信毛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于今尤甚而已。

　　阳谋乎？阴谋乎？现已剥茧见蛹。毛泽东成竹在胸，是反右派斗争的始作「蛹」者。但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为官、为民的，在过去和现在，认为毛泽东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却大有人在，为他涂脂抹粉的摘帽右派也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人们给阴谋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说法，竟然说「毛是被右派逼上梁山」的。

二、变卦说

　　从另一方面来论证，还可以使阴谋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第一，李维汉的「出轨说」与预谋说中的「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互别苗头。他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彙报。五月中旬，彙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著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彙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淮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著头皮听。当我彙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彙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2

　　这里，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谓「阳谋」，是极端虚伪的。直至后来，毛还给他私人医生李志绥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13还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4如果真如毛所说「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为什么作为「阳谋」主要实施人的中央统战部长都不知道会有歼灭出笼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当他觉察出毛的这一招时，赶紧让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黄才没有鸣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划为右派。历史证明，他说的「男盗女娼」乃夫子自道也。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为；至于他生活上的糜烂，这里暂且存而不论。

　　二是众多关于反右派的论著，都把李维汉的回忆录作为权威论据，认为是从五月十五日毛才开始变卦的，而变卦的原因乃是出轨论：「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更具体说，是罗隆基的鸣放――「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外行领导内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决心。

　　这统统是误会了毛泽东。因为，阴谋决不能祇靠他自己孤军奋战，而要靠全党、全民去实施。他必须把所怀的鬼胎，有步骤地向人们去泄露天机。所以，五月十五日祇是毛捕捉到手的时机之一，是流，不是源。

　　阴谋与阳谋最外在的表徵在于，是偷偷摸摸地干还是正大光明地干。《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谋划，不仅没有告诉敌人，恐怕连部长先生当时都是被蒙在鼓里。因为毛在清样上批道：「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在他们圈阅后，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于六月十二日，毛在印发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写在清样上的八个字：「内部文件，注意保存。」毛还加写了这样一行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为什么如此鬼鬼祟祟？你不是说，这是「阳谋」吗？

　　李维汉论述问题，语言是温和的，没有张牙舞爪的「猖狂进攻」之类。但把反右归罪于知识份子的咎由自取，这种撒谎乃党性本身应有之义，除非你不当党员。

　　第二，「猖狂进攻说」是毛泽东用来欺骗人民，作为反右派正当性的说词的。所谓「反右派」，就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15日作为向中共最高层发出反右信号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15

　　由于这个调子是毛泽东定的，所以不仅是甚嚣尘上，简直是一切媒体及所有公开场合的舆论全然一律。同时它又是毛泽东整个反右阴谋中关键性的一举，即为的是「出师有名」。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头细说。

　　能够就近和长期观察毛泽东的李志绥医生说：「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16

　　这要从苏共20大说起。在大会即将结束时，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独裁者斯大林。

　　李志绥写道：「赫鲁晓夫突来的举动使朱德（中共代表团团长）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又说：「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17

　　毛用阴谋伎俩来骗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赫鲁晓夫的反应是，毛说这话是在「烘骗我们」，「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18

　　李志绥回忆道：「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讚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19

　　为此，毛精神忧鬱，形体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他在处心极虑地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

　　李志绥说：「毛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20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一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份子仍一再沉默。」于是，毛于1957年3月6—13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拿出「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解除一切思想顾虑。四月底，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运动。」21

　　这个过程是人所周知的，并且后来还更多地获知毛为诱敌深入而佈置的陷阱，为钓鱼而淮备的饵。不过，李志绥这个时期进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淮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议论的右派份子大大反击。」22

　　所以他的立论根据，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会念……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23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议论」，当时并没有发生。右派议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论：储安平批评大和尚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多次为邓小平指责为「杀气腾腾」的葛佩琦的「杀共产党」等议论，统统都是发生在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半月之后。

　　所以，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决不会袒护右派的）黎澍，遂秉笔直书：「这个讲话（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忆》见《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第171页）这是经过实践验正过的历史结论。

　　一个著名的右派，他写的文章《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曾被说成「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他就是费孝通，改正错划后当上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记得大约是1997年，他在中央电视台明确否认「进攻」。他说他就不知道什么叫「进攻」。这该算作是右派向毛泽东的「反攻倒算」或「秋后算帐」吧！

　　毛泽东总爱把「说话」骂成是「放屁」，好像是嗜痂有癖。这回他说「猖狂进攻」；事实证明，他这回不是放屁，而是没屁吹风。

　　第三，「整党内敌手说」。这是李志绥听了毛关于「阳谋」云云之后，「我终于瞭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得其反。」24「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淮备狠狠『整』民主人士。」25

　　他以为毛的阴谋是借刀杀人，利用知识份子整党内敌手；反右并非预谋。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祇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不禁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对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由于某种原因，他特殊的御医身分，使他能见到、听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独到之见。并且，从毛此后的一切政治行动都是为了推翻「八大」路线，这一命题出发，这个论断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问题出在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似地发展下去，而往往是节外生枝、千丝万缕乱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简单明瞭；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为因果。例如，苏共20大在中国的反应就不同于在苏联本国的反应，也不同于在南斯拉夫的反应；在南斯拉夫的反应不同于在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的反应；在国际共运内部，在执政党的反应也不同于在野党的反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应更不同于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反应；而且，还存在著连锁反应。而作为综合的反应，则是敲起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丧钟。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发及其影响。

　　毛泽东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两项决断。一项就是防止党内出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批倒批臭。在当时中国，妇孺皆知，赫鲁晓夫是大坏蛋。李志绥的后知之明就是说的这一项。最后以揪出并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司令部而告终。

　　另一项是防止中国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当成当务之急。波匈事件对中国影响之巨、之深，非现在中国人（外国人更别说了）可以想像的。我划右派后，在农场劳动教养。有一个报社来的青年人，22岁，比我小两岁。他告诉我，他正在谈恋爱，跟恋人说，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别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参加。结果，恋人在反右运动中进行了揭发，于是，几个年轻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当时的心态，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齿地在背后向他的党羽暗传杀机的，而在当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却给他的敌人以朋友似的笑脸相迎，使他的敌人误以为「氓之，抱布贸丝」，而觉察不出「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兹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录下几段，也好拿来示众：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第318页）毛不说是由于某种共产党极权统治，伤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说是「那么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像他下一步要作什么文章。」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第323页）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佈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第332—333页）

　　「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著。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是不是想复辟？」(第333页)

　　「每逢颱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颱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第334页）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第338页）

　　「现在（1957年1月18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第339页）

　　「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第351页）到这里，哪些人是右派？什么话、什么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划出一个轮廓。）

　　「我看要淮备出大事。……

　　「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佔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第352页）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实际是声讨），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第355页）这里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祇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鱼要不上勾，蛇要不出洞，敌人要不『先发』，该怎么办？

　　正好在一个月之后，2月27日，毛粉墨登场，在最高国务会上，随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天安门城楼上，以及在各种场合上，把「口蜜腹剑」表演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国的优秀知识份子们，如著名文学家傅雷对他的谈笑风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感到如醉如狂，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26再往下的信，就是「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27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28他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夫妻自杀，同归于尽。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死有馀辜……

　　这便是毛编、导、演的《阴谋》全剧。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五个字：「匈牙利事件」。他在1957年6月8日这个血腥的日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中写道：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祇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29

　　可见，毛泽东「主动的整风」不是目的，而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这说明他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要反右的，要搞掉社会上的「反动派即右派」。

　　从发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后，毛泽东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现在，人话、鬼话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来龙去脉、血迹斑斑的轨迹，突现出血淋淋的反右阴谋的红线。让阳谋说、变卦说都来个原形毕露。

　　显然，用「整党内敌手说」来说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领了，不是不对而是不全。所谓「不是不对」，是因为它有事实根据；所谓「不全」，是因为不是祇此而已；所谓「太不得要领」，是因为它远非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发生在反右之后，于1958年3月—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在整风中，要将林克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这促使李医生将他的「整党内敌手说」变成了他几十年后的「后见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说他邀功诿过，对上拍马屁，对下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说他们有向党进攻的议论。到三月，把他们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毛对李医生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份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份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

　　过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指出，政秘室的运动进展得不正常。在反右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份子。

　　萧兰发言，说：「这八个人的议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发言的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闹大了。

　　会议开了一个月，萧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发言中，称他们八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便是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由来。

　　李医生说：「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的结果，杨丢了中直党委书记。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党籍，后死于劳改。

　　黑旗事件对于说明「整党内的敌手说」，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但对于诠释反右的根由，却是无力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第一是时间背景迥异。这时已结束反右，五十多万人受到严惩，另有几十万人是内控。第二是爆发匈牙利事件的隐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势改观。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属性有别。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鲜血染红了头顶。毛封他们是「去年反右的积极份子」，「左派」。何载对林克和后来文革初期刘少奇对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维模式并都得到了毛泽东给予「打击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

　　毛泽东利用整风，不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识份子激怒党员、干部。当时的事实正是这样。知识份子响应毛的号召，对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进行了批评。被批评的党员、干部，诚惶诚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发出反右的号令，他们便怀著百倍的仇恨杀将过来。现在毛故伎重演，让刘少奇等「党内敌手」激怒革命小将，他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一贴，全国便风起云涌，高喊「砸烂刘少奇的狗头」。祇有经过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杀人。

　　我也来个后见之明。1989年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就是活学活用了毛的这一阴谋。现在来请齐奥塞斯库作为参照物。奥氏调令军队去镇压群众，军队却调转枪口将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体地枪毙。

　　邓小平呢，他将军队调进北京，进行思想欺骗（中共的术语是「思想教育」），然后驻足待命，与学生和群众对垒、僵持。一则绝对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辨论、口角，甚至过头的言语、行动；二则他们会误导学生去做些激进的、冒险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则事实证明，他们会唆使坏人混进群众队伍中胡作非为，甚至杀人放火；四则军队中也会出些极端份子做出惹起众恶的事情；最后，最无耻的一招是他们製造一些「共和国卫士」，算在群众帐上。他们却心怀叵测，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宣告：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人民军队爱人民，一定要作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军队被激怒到忍无可忍时，不惜以任何手段进军天安门的命令一下，履带和机关枪便会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祇管血洗天安门！

　　邓小平笑齐奥塞斯库妄长了一个高大的身躯，齐奥塞斯库噬脐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第四，还有一些说法，如错估说，上当说，等等。

　　有人揭发章伯钧，说他说毛「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闵刚侯：《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所谓「紧急会议」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这里章伯钧的估计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是毛早已估计到最坏的结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採取了断然措施，根本不存在「进退失措」。

　　但，这种错估的说法至今不绝。连某位政论家都持此说。他说：「经过了上述恩威并施以后，毛泽东以为可以控制中国的知识份子，成为会说话的党的高级工具了。因此在1956年出现了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自以为中国的知识份子绝不会「乱说乱动」，所以以退为进，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大鸣大放，以缓和及改善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岂料却引来一大堆批评意见，包括一些相当尖锐的意见。毛泽东大吃一惊，一怒之下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加强对知识份子的镇压。而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诡称大鸣大放是他的『阳谋』。」

　　他又不接触毛泽东，怎能知道「毛泽东大吃一惊」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医生的影响。

　　李医生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淮备狠狠『整』民主人士。」30

　　李是持「整党内敌手说」的，认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实，整两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国出赫鲁晓夫；即反修。后者是避免中国出哥穆尔卡、纳吉或说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是苏共20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个人崇拜路线；其认识根源，脱胎于列宁关于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扫除两堆垃圾的论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论》中所说，不能掌握矛盾发展的阶段性，认识和处理问题便会如坠烟海。所以，先反右，扫除一堆儿「垃圾」；然后，用反右中的积极份子整党内敌手，黑旗事件，前已阐明，而作为扫除另一堆儿「垃圾」的大动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还要积极的反右极先锋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辈。

　　所以，事实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错估了，上当了。李医生在书的上一页说「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下一页又说：「知识份子这下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到底谁上了谁的「当」呢？

　　作为例证，龙云直到5月22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网的气息，他还对毛表示了信赖，认为「收」是不可能的，说：「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见《人民日报》5月24日）好像这是不可思议的。

　　无独有偶。1957年6月8日，毛泽东捕捉到骂国务院秘书助理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的匿名信事件这一战机，在《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公佈了要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轰轰烈烈大运动。工商界这天开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章乃器提交一篇书面发言，反批评吴大琨、孙晓村：「这不是睁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辨认作风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虑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面对中共发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号召，他于结尾处写道：

　　「我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不定期经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的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6月10日《人民日报》）

　　他们两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会上当受骗而至执迷不悟！有人评论他俩说这话，可以理解为他们对党信赖；也可以理解为他们预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说破，希望避免这种前景。我们说，无论对他们的话作何理解，都说明他们对毛的无耻、无赖的程度作了错误的估计，以致见了棺材还不落泪。

　　张戎作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的女儿，根据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写了纪实文学《鸿》。关于反右的缘起。她写道：「1956年秋匈牙利发生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事件——不久被镇压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国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开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后来他曾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表示，鼓励人批评等于是个陷阱。……毛泽东不担心工人或农民。他坚信这些人会感激共产党让他们填饱了肚子使他们过安稳的生活，他不相信这些人会起来造反。毛泽东从来不信任知识份子，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喜欢独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识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右派上了毛的当，掉进他设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陈其通等四人也掉进去了；可怜的马寒冰竟轻于鸿毛了。位至中央部长的李维汉，虽不能说「上当」，但是他也没有估计到「引蛇出洞」。当然，下面的党员就更估计不到了。张戎说她母亲——「1957年春，共产党邀请知识份子批评各级领导。我母亲听了毛泽东的一个一级级向下传达的讲话后，非常激动，整夜没有睡意。她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越变越民主了，她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自豪。」31到反右时，「她打从心底觉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却把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32

　　毛泽东真的「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左派、右派上当了！让党员、国人上当了！甚至开到国际上，让苏联、美国上当了！

　　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中苏关系指出，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这个报告公佈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无怪乎江青说：「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33可见，如果真像他说的——是「阳谋」，能让这么多人上当吗？能把国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缭乱吗？当然，出河才见两腿泥。

　　赫鲁晓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终于看出来了：「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被他认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34

　　是的，一点不错，正是志在「搞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阴谋」是手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著，书名起得很醒目《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其中对赫鲁晓夫上述言论抨击道：「这当然祇是一种怀著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複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国内一些研究者持有类似的说法。他们的理由是：……」笔者删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的论述。为了避免重重复复，故而删去。作者的说法是：「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35

　　好一个「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好一个「因素」！

　　要是当真地来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国前夜，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著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36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著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37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份子，亦即归民主主义份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38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著，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39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份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著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40

　　上述这些话，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相对应，就可以判断，在毛紧绷的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上，早把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份子定为了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作「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祇是策略上的考虑。作为「因素」，为反右派打下伏笔，是其远因。

　　事实上，自解放以来，对知识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运动，都具有反右派斗争的因素；而反右派运动，究其本质，仍是属于反「民主个人主义」的范畴。简直可以把上节引用毛的那句话，改述如下：「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有那么多民主个人主义者没有搞掉。」

　　「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该书作者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向党表明，自己虽被错划为右派，受了很大苦难，但绝对没有「怀著敌对的情绪」，甚至忏悔当年包括自己在内的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致使「弊端」没能「消除」成，辜负了伟大领袖「确实有」的「愿望」？其实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该书「序」中说：「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

　　一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后发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党组织瘫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上亿人受害的代价，总算彻底实现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让世人看到了他「消除」的是什么「弊端」！

　　我不能不惊歎、感佩邓拓的先知先觉。他在中国没有付出文革的代价前，甚至没有反右前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在邓拓「更相信」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更」字。孰料，以「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为著书立说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责别人「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夫「确实有」者，盖非「假的」也。「假作真时真也假」，这该叫读者说什么好呢？

　　第五、知识份子是用他的知识、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学的判断，以显示其力量，创造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前进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都是如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越来越被承认其价值。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打压批斗，说明他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是个昏君，弄得民不聊生，还坚持「宁要原子，不要裤子」。如果听了马寅初的话，今天的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级学校的门外了；今天也不用甯捨孩子，也要神州五号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个正确的论点，你就想像不到它的社会作用是多么大！反之，一个错误的论点被强行贯彻，它的负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还原反右，可知对它的起因做出正确的论断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识份子借党整风向党——如毛所说「向党猖狂进攻」呢，还是如邓拓一眼看穿的，毛心里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觉者所见略同。让我举出吴宓教授和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后的言谈遭遇来说明之。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歎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垦垦，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张惶恐问计，吴沉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

　　张以为，拒绝发言，祇怕办不到。

　　吴说：「正是，有这么一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牢记，万一要发言，祇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做和尚，刺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张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吴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祇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网，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一再到张紫葛办公室和宿舍拜访他，动员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他仍未发言。刘佑东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谈。「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张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地无病呻吟嘛！」

　　刘痛心疾首：「什么时候话！毛主席说过，祇有两种人没有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著我们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张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他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他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句不如此。张气得不行，去找刘书记。谁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张紫葛！」

　　他去问刘佑东：「凭什么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刘答：「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

　　刚开始划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张又来到吴宓家，吴说：「估计当如此。」转而安慰道：「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垦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剷除毒草之六条标淮云云。于是覆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淮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浦熙修，声嘶力竭，衝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叫他「赶快离去，善自保重。」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气愤填膺，已经疯了！」（李是历史学教授，已划右派）（52）

我等后知有觉，当时祇是毛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中的「有人」之一，身经了反右的整个过程，今昔对比又看到如许「出土文物」，方始对其阴谋的认识由直感到达论证。吴、张的见证，既对阳谋说予以揭穿；又对变卦说予以指迷；甚至用「该缩头时便缩头」的乌龟法也不能自保了！

黄花岗杂志12期。



上篇﹕这是阴谋（之二）

　黄花岗13期杂志。

　　本期连载还原一九五七──《探源篇》的第三部分。



三，说来说去还是「阴谋说」

　　毛泽东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甩掉了「阳谋」这块遮羞布；现在更加无耻地原形毕露。他说：「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第一，果如前引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所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这时候部长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随后他便成为「引蛇出洞」阴谋的施工者了。

　　据第一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道：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完全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份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整风号召，大讲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著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跺（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不都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著如法炮製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第二，当时上海有人问刘宾雁：「党中央整风的决心大不大？」刘是个年轻气盛、忠诚直率、从不设防的人，他随口答问：「毛主席的决心大！至于党中央嘛，还得走著瞧。」后来传说：「刘少奇、彭真一线，向毛主席施加压力。」 现在真相已明，当他们对毛的「引蛇出洞」阴谋心领神会时，党中央就成为一个共同迫害知识份子的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各个领导都是施展阴谋诡计的能手。他们用实践证明：「有人说这是阴谋」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让彭真现身说法。

　　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

　　反右展开之后，彭真亲自召集了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戴煌参加了，望著彭真那伟岸的身躯，满面的红光，诚垦的态度，听著他宏亮的嗓音：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像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同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彭市长的一番话，引起他审视自己的党性，心中明明有一些忧心的问题，如回到苏北故乡，看到惨败的景象和乡亲的怨声载道；以及认为，神化与特权是中国的最大隐患。这些并未积极向党提出，帮助党整风。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言了，主要是谈反对神化与特权。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毛说，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人，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后果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第三，引蛇出洞的伎俩，疴脓尿血的人格，卖国的嘴脸，鳄鱼的眼泪。说的是，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王造时是政治学博士，29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沉钧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1936年12月22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衝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淮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淮。批淮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譁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宣佈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4月7日2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佈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鬍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中回忆道：「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沉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关心的是其卖国。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后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70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佈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

　　在《沉重的1957》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1957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著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鱼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鬍子婴和我九人……」（第106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107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採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3月27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 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垦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覆说要问沉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覆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第109-110页）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正好给共产党划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鑑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迭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複蒙我公召见垦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鑑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脾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馀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鬱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像我们可以「预报」淮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样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王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狱时，带著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著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有情有义，《沉重的1957》写道：「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著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鬍鬚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页）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著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穀；做魏徵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这就是他 获得「自比魏徵，向党进攻」的罪名的根据。

　　第四，「大约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华人世界》刊物上，我读到了徐铸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

　　「反右斗争初期，周恩来还召见过一次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龙云，要他承认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国政协常委的陈铭枢，结成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

　　「儘管自己已在报纸上的一篇篇批判声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犹豫，龙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块，这事怎么能行呢？

　　「军人出身，戎马半生的龙云，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钧，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应下来，那就永远不会答应，即便如浑身都是外交细胞的周恩来，也就只有徒劳而返；或许，这事终究让始作俑者觉得了某些荒唐，周恩来召见之后也就不见有新的动静……」

　　徐铸成先生还在文章里提供了这段史实的出处：

　　「他是听一位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的老人讲的，这位老人是龙云生前的好友。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时候，前者则在云南省参议会做事。我想，无论是徐铸成，还是那位老人，大约不会也风马牛地捏造出这一段情节来，他们直到行将就木前说出来，写出来，无非是要为历史保留一点真相……

　　「显然，不经十分警惕党内党外有人结成联盟、可又偏偏嗜好在历次运动中炮製出种种『集团』来的毛泽东的授意，周恩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的。」（《禅机1957》第462页）我所以宁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转述，一则是由于要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这个资料及其观点，是理应属于胡平先生的，我不能掠美；二则，我认为，材料愈接近原始愈好。

　　不过，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真是个黑心肝，烂肚子的人，始而把两个「反贴门神不对脸」的人，硬著手脖打成「章罗联盟」；继而又要风马牛地捏出个「龙陈联盟」。前者，阴谋得逞；后者，阴谋流产。儘管毛的阴谋已玩得臻于炉火纯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阴谋家之成功，断然只能是「得逞」于一时；试问：「章罗联盟」于今安在哉？伴随著「章罗联盟，天下奇冤」的结论，阴谋家的嘴脸原形毕露，一同载入史册。由中共左手捂、右手盖的大阴谋家毛泽东的险恶、丑恶、凶恶、邪恶、罪恶的被全部、彻底揭穿，被全部、彻底清算，虽已拖过了上世纪末期，但决躲不过本世纪初叶。这是中国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无凭，《谁是新中国》和「九评」在中国大陆引起的巨大反响，即为实证。

　　当然，人们也愈益认清了周恩来助纣为虐的角色。

　　第五，毛泽东把阴谋定为国策，人们生活在阴谋的笼罩之下，迈步在密布的陷阱之间。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向4000多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时，要求打破「五怕」思想。这「五怕」是：

　　一，怕党员不许放，不许鸣。李富春说，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著顾虑什么；

　　二，怕整。他说这大概是因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运动时，有些人被整过，感情上还有影响。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已不同了；

　　三，怕说错。他说共产党还常常不免犯错误，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纠正。要是大家都怕说错，怎么鸣得起来争得起来呢？

　　四，怕「围剿」。李富春说，党中央对「围剿」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提出了批评。王蒙的作品有缺点，也有正确的一面。是真理就不会怕围剿，真理总归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说那更不必顾虑。大家鸣大家争论，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求得共同的认识。

　　5月18、19两天，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计听取了13个小时的意见。

　　大家反映最强烈的是：党群关系紧张，在于有些党员对知识份子看法不对头。人事部门只知道政治历史，不知道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情就去翻档案袋，查老帐。党群关系不好，还因为中间隔了一层年轻的党团员和所谓的积极份子，他们中的不少人，根据领导的胃口逢迎领导。又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使领导偏听偏信……

　　陶铸就此说道，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份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经过这七年，党和大家已互相瞭解，急风知劲草，大家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坚决揭开这两校的盖子来。（转引自《禅机1957-上》第170页）

　　5月底6月初，有一天下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製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著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转引自上书第260页）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于中央关于大鸣大放的通知，是赞成的，他更欢迎知识界的人士能给政府提意见。

　　在聚集的高级知识份子中间，他真诚地请求他们说：「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说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处和必须教育的地方。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很没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著一堵牆。这堵牆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用整风的办法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育、文艺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请教打倒牆的办法。」

　　王任重的讲话，在二十多个高级知识份子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纷纷把心里想说的话抖出来，对国家的热爱，对政府的信任，使他们说话无所顾忌。

　　马哲民，这位中南财经学院的院长更是如此。当然，他的发言也就更加尖刻。

　　他慷慨激昂：「解放以来，知识份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份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份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国家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

　　这是一次座谈会，一次由早晨到下午六点多的座谈会。报纸评论说，人们去拆「牆」了，去拆党和非党之间的牆了。一件无法估价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也开工了。（见1957年5月13日文汇报）

　　春华秋实。与这次会议相应的是，三个月后，为反击右派而召集的一次省人代会议，会议对马哲民口诛笔伐，在「华中右派的主帅」头衔下，罗织种种罪名。

　　最后，撤消了他的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委员、湖北省主任委员，政协湖北省常委；但保留委员。

　　第六，上行下效，直至农村，都也处处在搞「引蛇出洞」。我到全国划右派最多的河南省做过调查研究。

　　滑县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穷得很。1958年初，全县几千名教师集中在县城第一中学进行整风反右学习大会。

　　第二天，县委王书记作动员报告，主席台上坐有文教局长宋立业和公安局长等人。

　　王书记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帮助党整掉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给党提意见。为让大家畅所欲言，县委提出三大保证：第一，保证不打棍子；第二，保证不扣帽子；第三，保证条条有答覆。保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几天过去了，没人贴大字报。王书记又作第二次动员报告，批评思想不解放；对帮助党整风的态度就说明你是否跟党一条心？后来又要求各个学校鸣放也要放卫星，每人每天至少要贴100张大字报。这就贴出很多大字报。一看内容，全是揭发谁跟谁有男女关系，几乎有一半还画著有男女生殖器的漫画。

　　一中黄校长是个严肃正派的人，。当然不来这一套。他原是县报社负责人，因看不惯县委领导的裙带风，被调到学校来。他的大字报是一副对联：

　　唯命是从之谓德

　　吹牛拍马之谓才

　　横联是「人事制度」

　　他找语文教师尚建遂（地区著名的书法家）挥毫；又找图画老师肖然画了个漫画：採用了齐白石画的头戴乌纱帽泥半团的官僚形象；黄很满意。还有个历史老师也在上面签了名。

　　贴出以后，县报社记者立即给拍了照。校长跟他们说：「我们的大字报质量最高，记者都照了象，他们的大字报质量都不怎么样，帮助党整风帮不到点子上。」

　　这样鸣放了一阵，就又召开大会，主席台上还是那些人，不过，身上都带了枪。周围由公安局设岗，包围了整个学校。

　　还是由王书记讲话：「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放得好！但也暴露了一部分敌人。他们趁党整风之际，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各项政策。为了帮助党整风，保证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顺利进行，我们郑重重申三大保证：第一，……第二……第三……但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出圈了向我党发起猖狂的进攻，是属于资产阶级右派，我们必须立即向他们实行反击！……」

　　当天夜里就有十几人自杀。被访者目睹一个教师从塔顶跳下来（在学校东南角有一个隋代建造的古塔），喊声很大，直声直气，全校都能听见，听了毛骨竦然。他摔死了

　　另一个是住在隔壁教室里的一位老教师，用刮脸刀片割断了喉管……领导威胁目击者：「谁说出去，找谁说事！」就这样封锁了消息。。

　　农村的鸣放，大都是1958年才开始，城市的反右，已使他们风声鹤唳。所以领导要想让他们鸣放，比蹬天还难！河南省西硖县有个区委书记跟副书记、区长刘汉昌说：「现在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你动员的态度再诚垦，再大的保证，也没人鸣放。你说这任务还怎么完成呢？咱们都是党的老同志，老战友了，谁还信不过谁？你能不能带头鸣放，来个以身示范？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解除疑虑，打开『三军不发无奈何』的僵局。」

　　「好！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来当当这个『线』。」

　　大家知道当年唐明皇是用绸子勒死了杨贵妃，解决僵局的。长话短说，反右一开始，上前就把刘汉昌区长打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最后落了个态度恶劣，从重处理，劳动教养。

　　如果要研究反右运动，你就到左得出奇的河南省，河南省对你的任何荒谬的问题都能提供出荒谬的事实来回答。再顺举一例：

　　俗话说：「猴不上竿只敲锣。」但是，不管他怎样敲锣，你就是不上竿，他能奈你何？

　　这个省有一位张挺老师，是学校教职员工工会主席，思想作风正派，联繫群众人缘好。领导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说：」党的知识份子政策英明，我时常心怀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哪裡还会有意见？」

　　「你这个说法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党再英明也还会有缺点的。党有缺点党就不英明了？毛主席说，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帮助党整风就是给妈妈擦去脸上的黑。」

　　「妈妈的脸上哪有黑？妈妈的脸是白白淨淨的，很漂亮的。我恨章罗同盟右派集团给咱们的妈妈脸上抹黑。」

　　这时候他还有办法划对妈妈如此有感情的张老师右派吗？有办法或没办法，都是无所谓的。「办法」并不是必需品，只要党「想办」就会用「莫须有」三字横行无知阻的。

　　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是伊索寓言里「狼和小羊」的关系。狼总是能吃掉小羊的，而且吃得振振有词：

　　「张挺虽无右派言论，但内心歹毒，确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难道还有比这更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吗？「你讲我阴谋就阴谋，但是，谁也无法阻挡我阴谋得逞。」

　　第七，「引蛇出洞」小考。

　　如果说阴谋就是阴谋家的本质属性的话，那么，引蛇出洞就是阴谋家毛泽东施展的阴谋中惯用的伎俩之一，直到寿终正寝之前，他从未间断过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源于过去军事上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镇反时，开始宣佈「宽大政策」，随后纠正「宽大无边」，结果来个「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人们把这叫做「欲擒故纵」；这次大鸣大放，毛把它说成是「钓鱼」，「让毒草出土」，「让牛鬼蛇神出笼」，「让右派自投罗网」，「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可以看出，「引蛇出洞」，从事实和逻辑上讲，绝对是一个阴谋实施的过程。试想，如果是「阳谋」，明打明地说：「蛇你出洞吧！好让我聚而歼之。」蛇会出洞吗？

　　这次整风，毛泽东说是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听到的是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传达稿）；方法和目的是「团结、批评、团结」可他没有说也要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的「引蛇出洞」的谋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讲话。他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说：「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牆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96页）总结虽是康生作的，但谁都知道康生只是一条狗，延安整风中「引蛇出洞」的知识产权，当然是属于主人的。

　　那时的牆报，和57年的大字报一样，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毛泽东去看了牆报，回来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发表在牆报上的几篇文章，事实证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决书。

　　毛泽东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选五卷第448页）实际上应该说是王实味。其胆（有正义感，不平就鸣，有气就出）其识（民主思想，科学见解，平等意识），堪称右派老祖宗。李志绥先生在《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他在伺候毛的「一组」所接触到的情况，和「野百合花」里的描述是一样的。

　　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毛如法泡制，丝毫不差地「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牆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反对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倡实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设计院，清算中共罪恶的平反委员会……诸多问题都提出来了。

　　至于阴谋实施的具体过程，我在前面和后面，都有论述，这里单单只是指出一点：它与延安整风所採用的阴谋伎俩一模一样，一脉相承。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实际就是党内的又一次反右派。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讲道：「180度转变，我是蝙蝠，开头属你们俱乐部，23日怎么转变了？三番四覆要求民主，很同情。每个支部都不要压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让大家讲话，……对俱乐部同志也讲硬著头皮顶住，还有什么屁要放？听说还有十大纲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32页）

　　所谓「也（！）讲硬著头皮顶住」的「也」，是指曾经这样对过右派。这是年长的知识份子耳熟能详的但对毛对彭德怀也施行过「引蛇出洞」的毒招，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底里的。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313页：四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毛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藉，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皆淨也」，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说，儘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

　　会后，彭德怀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时间里，案头总放著一本《明史：海瑞传》。

　　据五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会回忆：会前，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便问我：「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他说：「不是。」第二天，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第342页）

　　《黄克诚自述》：「毛泽东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会议上提倡海瑞精神，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本不想参加，已经请假，毛亲自打电话要彭参加。在庐山上，毛和几个秀才谈话装出一个虚怀若穀的样子，以至周小舟劝彭德怀写信，终于钓出了一条大鱼。事后毛又说：『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是右派海瑞。』他说彭德怀『到处散佈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页）

　　生活在他身边的李志绥就近观察到：「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斗争中夺权倾压……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85页）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现代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页）

　　毛本人对此等事作何反应呢？他在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写的批语中说：「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 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大鱼钓出来』……」（《庐山会议实录》第272页）毛又在8月11日讲道：「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同上，第331页）

　　当他今日讲成「你讲我阴谋就阴谋」的时候，这总算是水落石出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初你为什么要耍无赖，说成『我们说，这是阳谋』呢？生造一个词头就能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吗？」

　　盖棺论定：毛泽东是阴谋的化身。他不仅对敌人，对路人，对一般朋友，即便是对亲密的战友，也无不耍阴谋诡计。仍仅以「引蛇出洞」这一阴谋品种为例，加以论列。

　　为节约篇幅，点到就算。反了彭德怀，全国饿死几千万，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说：「毛泽东看清了党内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实际上，毛泽东在大会号召大家讲，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发现的毛泽东》下，第384页）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是从《海瑞罢官》开的刀。吴?搞的是遵命文学，毛曾讚扬过演海瑞的马连良的演出和吴?的剧本。怎么到后来又成了「要害是罢官」，要为彭德怀翻案呢？吴被置于死地，才「悔不当初」；悔之晚矣。

　　毛打吴，对彭真来说就是引蛇出洞，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来」。果然，彭出来讲什么「学术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订，并且毛也不要看。这便是铺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纲》的出笼。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毛躲得远远的。刘邓派工作组，前去向他请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怀叵测，「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到事后，他一张大字报，宣佈刘邓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用心何其毒也！」全国红卫兵风起云涌，砸烂刘少奇的狗头。

　　毛对刘的检讨说好，特别是后半更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一面要稳住刘，要他坐以待毙，直到要他的命之前，还好言相劝：「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对刘的态度。结果，陶铸把鬼话当作人话，顺竿而上，便当上了「全国最大的保皇派」

　　毛对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怎样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设国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应。因为这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废除他当接班人的问题。闹腾了半天，捞了个陈伯达当替死鬼，进行「批陈」整风。毛泽东的难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定进宪法和党章里。仅凭他说过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如今，「我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一句也不顶，等于零。」；就可以废黜他吗？就可以昭告天下吗？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即便国人不敢巷议，也恐难免于腹非的。

　　毛南巡，对各大军区政委，司令员进行吹风，透露林的问题，又是唱国际歌，又是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像一个丑角演员，装腔作势，作出破斧沉舟之势。但作为阴谋家，他却达到目的。他是为了敲山震虎，让林彪听到风声，就会感到走投无路，作出过度反应，甚至狗急跳牆。这正是他为他设计的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当然不能设想如折戟沉沙那么样地神机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过度反应，毛便可变被动为主动。事后证明，毛对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邓小平从实施毛的阴谋，到对右派的残酷惩处，可以说是把「瓮」烧得火红，简直是做得断子绝孙。毛泽东却对他来了个「请君入瓮」。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两起两落是毛对他玩的猫吃老鼠。我们从最后的一起一落中，例举毛是如何对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阴谋的。

　　江青通过大反「经验主义」反周，旁及邓和大批老干部。邓告了状，毛在一个批示中敲打了江。邓借贯彻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伙同叶剑英，猛烈地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错误，除了这次大反经验主义之外，还联繫她屡次违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让四人帮尝到了邓的厉害。会后，王洪文向毛报告了江青遭到「围攻」的情况。毛警觉到邓说出周想说而不好说的话，与周合流，这样一来，党内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于是，毛对邓就採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

　　毛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的表演机会。

　　邓在他主持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1973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张春桥作了检讨，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晚年周恩来》第464页。以下多取材自此书。）

　　毛通过观察，深为忧虑：邓的强势作风，如在他身后搞翻案，则是无任何力量可以堵挡的。所以，就进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会议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访找邓小平「谈心」。毛也找邓谈话，肯定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你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一再鼓励邓要把工作干起来，并表示：我淮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

　　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面杀四人帮的威风，江青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同时也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一方面，邓大张旗鼓，快刀斩乱麻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毛冷眼观察，已觉察出邓要动摇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诱敌深入。特别是，毛对轰动当时的「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玩了个假要离婚的鬼把戏。据传说，邓批：「同意离婚。」

　　邓打著「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加大整顿力度，与江青，两个钢铁公司对著干；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认「三项指示为纲」，只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其馀都是目」。何况邓心目中只是重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项？

　　又如，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居然提出应该解决「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报「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文革的「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邓曾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牆角后被马出卖，密报王洪文。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确认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淮备伺机予以歼灭。但为了稳住他，遂让他继续表演。毛对江青在大寨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还故作姿态地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381页）

　　在周恩来的生命名存实亡的时候，毛抓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毛的一封信，大做文章，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交邓小平转呈毛主席。毛觉得那封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著他的，而且觉得邓偏袒刘。

　　毛多次与毛远新谈：「邓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主席对刘冰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场雷厉风行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毛泽东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邓小平这条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这里，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则邓难活。

　　人们总以为，以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毛决不会对他也来「引蛇出洞」这一套吧！事实证明，毛对周也来。

　　人们多听说毛批评周的四句顺口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周从毛抓住外交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题大作，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冲著他而来。惯于运用「败狗』战略的他，对毛坚持顺守，曲意奉迎，磕头如捣蒜，检讨如雪片。怎奈「克己从人人不谅」，终于，「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批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晚年周恩来》第458页）

　　所谓「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批漏」。下面，我们要根据上书的资料，说一说，批漏是什么？怎样引出的？怎么激化的？怎么收场的？

　　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事后基辛格写道：「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 周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抢了锋头，因而在对基辛格会谈中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淮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道，探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当然知道兹事体大，请示毛后答以：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13日晚，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同周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来不及请示毛，就谈了，但并未表态，只是表示报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机前再予答覆。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并未请示毛，擅自表态：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毛似乎正在等待著周迈出这一步，以便他出师有名，兴师问罪。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基谈话记录。为了不让周这次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技术性问题，并未在意。

　　随后，根据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

　　11月17日，毛亲自出马，对周及有关外交人员，放出狠话：「当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主要是批周恩来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又是检讨，又是解释，又是送信，又是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毛却认为他是敷衍过关。

　　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搅蛮缠逼周交代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儘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这种搞法。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丧权辱国」，「矇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容分说。周对这种政治上的栽赃侮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的顶牛，正好给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参加以外，还有邓小平。这样，批周的政治局会议就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由周改为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担任毛的联络员，毛通过她们遥控会议的进展。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对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会议一开，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外交方针，因此要「甩石头」（此语是毛对林彪所用策略，意为发出警告──高文谦注）毛还危言耸听，说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

　　周才猛醒过来，原来不是江青和他过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调子给自己扣帽子，泼污水吧！

　　会议的发言：「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矇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牆倒众人推。更有人乘机泄私愤，翻老帐，狠踹周一脚。

　　江青提议并经毛批淮，成立了批周帮助小组，由四人帮和汪东兴，华国锋组成。江青开炮，甚至于提到路线斗争高度，说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已是见多不怪。问题是邓小平的发言，对周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著良心讲了出来。

　　周曾求见毛，当面做检讨，被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

　　周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态，再加上毛刚过林彪事件，形势刚稳，离不了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以「外交无小事」作为秉持的人，会作出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事呢？简直不可思议！原来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曾打过电话向毛主席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毛认定他入睡后周是决不会打扰他的。周的警卫曾记载了他在办公桌旁团团转的情况；事急又不能等，于是，出于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张」地做了本属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不料中招而祸从天降。

　　阴谋的尾声更有意思，实际也是更可鄙。毛嫁祸于人，让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著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私下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这般卑劣鄙俗，连两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话说；「看了『三国』戏，低头就是计」。纵观毛泽东一生，一举一动儘是做戏，一颦一蹙全是诡计。这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他自幼就把「三国」当成人生教科书。是複杂的原因，造成毛又阴险又恶霸的作风。毛16岁时写的狂言《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倒是毛个人专权，决不容他人在权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见上置喙的心态的活灵活现。

　　在这众多事实面前，阳谋说和变卦说再也无存身之地了。况且，持那些说法的人，也多是说著说著就就变换了主题，成为对「阴谋说」的论证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毛「在提出这个方针时，这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诚然，毛开始时预料会放出一些毒草，但并没有想到有这种规模（这话不对。第一，毛想到的比这种规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呜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5月15日告知高层要反右时，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规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说，如果规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风，又当如何？）；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护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指责为毒草；他现在要保护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误认为毒草而遭到践踏。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份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与文革时干部的怨气发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样？他为什么没来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75页）且看他随后在第293页又是怎么说的：

　　「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杀机」！先一年有「杀机」，「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裡用得著「急转弯」呢？

　　由「杀机论」导致「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杀机」，后来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垦，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著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阴谋诡计的词语──「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瞑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

　　我在「探源篇」中摆事实，讲道理，用的主要是逆推法，顺瓜摸藤，顺藤寻根，由果推因，由终返始。我们凭藉时空优势，以后见之明「预报」昨天的天气。这就使我们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毛用以发动反右的，不仅是卑鄙的阴谋，而且是毒谋，而且，盖棺论定，他的耍阴谋的手段是无与伦比的，浑身充满了阴谋细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阴谋的化身」。



中篇：教训篇（之一）

魏 紫 丹



　　把握不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内涵而言「接受教训」，就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穷于应付而不得要领；甚至，一叶障目而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以说，认透本质，乃为正确接受教训之本。

　　然而，不仅对于知识份子，也不仅仅是就著反右运动，而且是对著全体国人及其经历的现代史，应该吸取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多数人都曾直接，间接受过毛泽东的害上过毛泽东的当，因而都极有必要认清这个仍被挂在天安门前的戴著慈眉善目端庄凝重画皮的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尤其是他的徒子徒孙们使尽全身解数使庐山真面目云遮雾罩，以防止人们去撤除天安门广场的那堆垃圾(暴君纪念堂)，好维护著他的精神不死，阴魂不散，鬼蜮继续害人。这就更增加了认清本质的难度，同时也激增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党史上看，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定格为毛泽东的本质，因此，邓小平把毛泽东定位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虽然他只能算是第七个领导人。可中共不承认前六个，只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思想；也因此，中共至今奉行的仍是脱胎于毛泽东为反右派而制定的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淮」的所谓「四个坚持」；更因此，你去审视胡锦涛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听他的宣称，就会发现其基本精神仍是继承了毛泽东反右派的衣钵，只是，换成与时俱进的「汤」，不换左倾路线的「药」，比起邓小平江泽民来，不是说谁是好东西，而是静观乃是「一丘之貉」，动观则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是我为什么费如此之大的气力，决心要揭露出毛泽东的本质的原因。

　　本质既然不是外显而是内隐，是看不见摸不著的，那怎能发现毛泽东的本质呢？中国的老祖宗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视是看，以是为，观是细看，由是由来，察是体察，安是乐，廋是藏匿。)；共产党的洋祖宗说，人在其创造物中直观其本质。 这样说来，毛的本质便寓于他一系列的行为之中；而邓小平的「六四」血洗天安门，江泽民胡锦涛对民主思想的镇压`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乃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显示了毛的阴魂继续统治著中华大地；「你不打他就不倒」！所谓死人的「阴魂」，就是他活著时的「本质」。让我们通过对他生前的听言`观行，以及审视他的主要创造物――复辟专制极权，来揭示其本质：

　　他置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于不顾，乘国家之危，对祖国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以肥一党之私。

　　1964年7月10日，毛对受其接见的社会党人士佐佐木对日本过去侵略中国表示歉意时，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叫做「贼不打三年自招。」问题是，2500万中国军民死不瞑目呀！问题是死于南京大屠杀的30万同胞，如果复活，还需要洗脑，使自己的思想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问题是，做了日本细菌战活体实验者和其他牺牲者以及可怜的慰安妇们所遭受的生命摧残和无法想像的心理糟蹋，都可以不必追诉，甚至觉悟到，这才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问题是，毛泽东的促日蒋火拼于战场`日共勾搭(通过潘汉年)于私下，恶性膨胀共产党的势力，倒不是卖国主义行为，而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了！问题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狼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民应该面东跪拜，口唱：「膏药旗， 冉冉上，日本护大共产党！不是皇军大大地， 呼儿咳哟！ 哪来人民挨解放？」

　　毛对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战争竭力进行破坏，对共产党内的抗日派将领也坚决进行打击和压制。到后来，他反而倒打一耙，由一些民主人士中的投机者帮腔，诬衊蒋委员长，说他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待抗日胜利了，才跑下山来摘桃子。这要多么无耻，才能面对著血与火的历史撒下这样的弥天大谎？当他胡说八道时，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大多仍健在呀！在文革中，时常读到的一条语录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说出不要脸的话。」

　　 即在今日，《一寸河山一寸血》这部纪实片和大陆的电影片《血战台儿庄》和还原历史真相的《谁是新中国》等纪念碑式的杰作，所提供的悲壮史实，直使「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论者， 在这块纪念碑上碰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连塔斯社记者，苏共住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吉米若夫都感到气愤而予以指责：「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本衝突之际为自己鱼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採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流血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转引自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第524页――拙著从资料到见解，得益于该书匪浅。我愿推荐该书，与读者共用)

　　彭德怀打了抗日的百团大战，就成为毛泽东眼中十恶不赦的罪行，说是犯了战略错误，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其实，早在1937年8月22－25日的「洛川会议」上，毛就主张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9月21日致电彭德怀，算是有言在先：「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主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见《毛泽东年谱》)就在9月25日平型关打响的这一天，毛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说：「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又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其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转引自《周恩来与毛泽东》第236页）试想，正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际，同时，中日实力悬殊正是中国抗日之大患，而你有实力却怕暴露实力，那么你栽培这个「实力」和留著著这个「实力」，并且还要恶性发展这个「实力」，到底是要干什么罪恶勾当呢？

　　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毛还在跟他没完没了地算这笔账，对著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后来又说：「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

　　林彪迎合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用卖国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这可是毛泽东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一家伙把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给了俄国。当然这丝毫也无妨他们厚著脸皮大喊大叫「爱国主义」以行骗于国内外华人世界。卖国贼喊爱国，喊得自己血脉蕡张，这和贪污犯讲廉政，讲得听众掌声雷鸣一样，都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景观。

　　由于历史有意展露自己的真相给人们看，所以它时常出现相映成趣的场景。1974年1月19日，中国与侵入西沙海域的越南，爆发西沙之战。当时，台湾海峡在国民党海军和美国第7舰队控制下。中共海军舰艇往来东海`南海，都要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避免磨擦和衝突。这次军情紧急，毛指示：「直接走」。

　　正在阳明山养病，被毛共称为「卖国贼」而「窃踞台湾」的蒋介石，对西沙战事也很关注，看著送来的电报：「海军导弹护卫舰四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看后不加思索，便语重而心长地说：「西沙战事紧。」亲自下令，破例向解放军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当天晚上，解放军东海舰队四艘导弹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卖国集团」的军队不仅没有开炮，还打开探照灯，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舰队顺利通过。(参看《西沙群岛保卫战：毛泽东决策的最后一仗》，倍可亲网站)。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场面啊！

　　一面是民族大义，一面是险恶的奸计：清浊分明泾渭水，爱国卖国岂容混？最令人气愤和悲哀的是，有些浴血抗日而于战场九死一生的幸存战士，躲过鬼子的屠杀，却死于毛泽东的「镇反」之中。

　　第三， 庐山会议上毛还说：「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党联繫群众，不是拉科西，不会出纳吉。个别问题一出现，很快解决，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100万，匈牙利没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这里要重新提起，为共产党反蒋衝锋陷阵的所谓「七君子」，中共当权后，有的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有的当了部长，唯有以博学多才铁骨铮铮享誉知识界的王造时，始而受冷遇，继而打成右派受迫害，终死监狱时还带著铐，并落得家破人亡。原来。共产党要的」爱国七君子」必须都是伪君子，决不允许你真爱国，要的是你爱国其名，反蒋其实。王博士居然真的要爱国，起草一封致史达林的公开信，反对苏联与日本订的条约承认满州国，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公开信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对于共产党无异于把娘偷养汉子的丑事公之于众。自然也就决定了王在「解放」后不会有好果子吃。虽然他在毛所谓的第二战线上，也是声名显赫的反蒋英雄。

　　应该总结的教训是，王博士先上了共产党「爱国」的当，误以为共产党真是要他「爱国」。当然不能说他爱国有错误，错就错在投错了「主」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你若是爱国而不挂引号，共必反你；你若真爱国，就必然反共。这个必然性是客观的。王博士等等人们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点；倒是共产党对这点毫不含糊。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就在于，爱国而又亲共或投共，那叫做「南辕北辙」。

　　后来他又上了「帮助党整风」的当。 两「当」上得他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双灭俱亡奄奄一息时还带著手铐。这就是共产党给爱国一君子，安排的下场。岂止此乎？他的子女受株连，有的划右派，全是死于死不当死。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所著《沉重的1957》一书中写道：「左是中国知识份子的 『白虎星』` 『扫帚星』。除了用 『家破人亡』来形容王造时先生遭受极左路线迫害那令人潸然涕下的厄运，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第73页)

　　问题是，上「爱国当」者仍络绎不绝，大有前仆后继之势。小人物不必挂齿，中华民国前副总统李宗仁就是中计「爱国不分先后」而回归大陆的。他受尽利用和羞辱，后悔莫及。傲慢的胜利君主毛泽东，对他的降臣夫妇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轻蔑地奚落他们是「上了贼船」。他们也只好「吃不了兜著走。」。有什么法子？如果不计毛的嘲弄气味儿，「上了贼船」倒是实情。

　　问题是，至今中共仍然拿爱国主义来行骗。无奈，情愿受骗者仍有之，助骗以牟私利者也仍有之。这些人既可怜又可歎，后者还既可恨又可耻。殊不知：1，毛泽东早已从大量事实中总结出规律：「从爱国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是知识份子的一条必由之路。」说明爱国主义是跳板，共产主义是贼船；2，「予岂好卖国哉？予为夺权而不得已也。」这是古今卖国贼共同的衷曲。爱国者对于卖国贼来说，不是别的，乃绊脚石一块也，岳飞、彭德怀、王造时等，统统都是卖国贼必须踢开的绊脚石。3，「这都是属于过去的事了，不能老纠缠，要一切向前看。」这是心怀叵测`貌似公正的说客惯用的骗人说词。但，不能用这句话长期有效地搪塞一切；须知，「过去」在过去就是「现实」，当它是「现实」时让人纠缠吗？「过去论」者在这一点上打了马虎眼。反右过去了，不谈；「六四」过去了，不谈；……过去复过去，过去何其多！何况我们总结历史教训就是要回顾过去，瞻望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更何况，割地150万平方公里的卖国条约墨蹟未乾，也能算是「过去」吗？我们要直面现实，但忘记过去，现实就是无源之水。只要有一天没弄清中共的过去，国人就一天摆脱不了对中共的轻信：只要一天不摆脱轻信，中国就一天没有希望。

　　人们之所以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多数是由于「轻信」，少部分则是由于「投机」：

　　关于「轻信」，谢泳先生在《书生私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大批乃至几代；知识份子，再乃至几亿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都可以归结为『轻信』二字：轻信马列，轻信革命，轻信共产党，轻信他们的空头支票，结果便如羊群自动涌入了屠宰场。真是千古浩歎！」(转引自柳孚三《自由主义思想遗产发掘和继承》，《议报》第191期)

　　关于「投机」，你只需明确无误地知晓毛泽东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斗争哲学，你就乾脆收起你那投机取巧心理。你就没想一想，毛泽东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政治投机者，往往自作聪明，也就往往班门弄斧。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更多；中国人有，洋人也是洋洋大观：大陆是大本营，港台海外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作为过来人，我有太多目击，耳闻的经历，使我相信：「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难道为此赔了老本，甚至于赔上老命的还嫌少吗？

　　红卫兵运动，有轻信的因素，能轻信到发迷发狂的程度；有政治投机的因素，能投机到豁出身家性命的程度。当我看到他们鼻脸暄红地聒噪「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时，内心止不住要冷笑：「彭德怀当年保卫延安，才是实打实地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而你们现在用的只是高分贝的口号和落井下石的打砸抢抓抄。」毛泽东暂时需要你们当炮灰，所以就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用口号保卫毛的红卫兵，就打倒了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的彭德怀。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毛对老彭「卸磨杀驴」。文革小组新闻广播把小将捧上了天，他们也横行天下于一时，就是没有想一想，老驴功劳那么大，一卸磨就杀掉，你们这些小驴能抵住老驴的一个脚趾吗？房簷滴水滴滴照。果不其然，尚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即尚未卸磨，毛就要杀你们这些小驴了，他翻脸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了。」从此开始批斗你们，把你们流放到穷乡僻壤，有的还投进监狱。

　　现在我再来与硬骨头胡适对比著，说一说软骨头投机者郭沫若。郭对毛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到了死皮不要脸的程度，虽得到一些甜头，但也大大地吃了苦头。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辈子奴颜婢膝，狗苟蝇营，把本该，也本能对人民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来，却全葬送了。自己生活得别说光明磊落，潇洒豪迈了，连安全感都没有，特别是文革期间，一天到晚，吓得屁滚尿流，而且其多才多艺的爱子也惨遭迫害而亡；其悲惨之状，有甚于一般人所说：「老年丧子大不幸。」

　　胡适没有留在大陆，毛发动运动缺席批判他，给予大泼污水，任意曲解， 恶毒诬衊，直至阿Q式地对真理宣判死刑。试想，如果他对中共别说是投机，哪怕只是稍稍轻信，存有幻想，留在大陆，他一生该会作何设想？还会对文化作出那么巨大的贡献吗？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思杜(威)却思马(克思)，走了投共的道路，虽发表文章向中共表态，坚决认贼作父，但还是不见容于中共，仍是给划了右派。他用自杀的办法，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不是用磕头如捣蒜的检讨的办法，乞求高抬贵手，说明其幻想已经彻底幻灭，党有绝人之路。铁的事实，强烈的对比，沉痛的教训，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个人去从，自当明断！

　　如上所列举的事实，从毛泽东个人不抗日(养精蓄锐)反抗日(与日勾结而促成日蒋拼杀)，不爱国(让日本多占地)，反爱国(迫害抗日武将彭文人王等)，说到毛卸磨杀驴，又说到胡适和郭沫若的两条人生道路。

　　从整个共产党的教旨说，也是把爱国主义放在国际主义之下的。比如，当年苏联在东北，大举侵略中国，中共的口号和行动，却是「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祖国！」从各方面进行审视，可知他们提「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自己并不信`不行，只是作为一种策略，除了上述种种圈套之外，另一目的，就是为了搞统战，或是为了转移大陆人民的强烈不满。

　　是不是毛泽东不爱国家民族人民， 只是一个心眼儿为共产党谋利益呢？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表明他没认清毛泽东极端自私自利的本质。

　　一旦他的私利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便毫不留情地使庞然大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陷于瘫痪；坚决彻底砸烂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公检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众多的老战友`老革命。祸及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让上亿人受害；经历过日本和国民党监狱的老干部说，现在老毛对待我们远比敌人的监狱都残暴！这可不是右派给社会主义抹黑，而是老革命的具体身受。至于黑五类、黑九类本来就是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或没有围牆的监狱之中，文革中最严重的情况竟是许多地方遭遇到集体屠杀。严重的，甚至老少无存，斩草除根。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旨在通过文革就像通过反右、庐山会议等等这些毛的「杰作」，来直观其本质。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张戎，她的父母亲都是意识形态工作者，父亲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母亲是市一级的宣传部长。书中写道：「1967年2月的某一天，在恐怖气氛最浓时，我父母曾作过一次长谈。当时母亲坐在床边，父亲则坐在一张籐椅上，两人对面。他告诉母亲，他现在总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真的要搞好』大民主』，让一般群众说话；也不是打倒干部的骄气，取消他们的特权。 『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来扩增毛泽东个人的权力。

　　「我父亲说这话时说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亲问：『毛主席不是很宽宏大量吗？他都能容得下溥仪，为何要把那些与他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战友置之死地呢？为什么他对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亲很激动，但却平静地说：『溥仪吗？他是个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弃了，留下他，他能复辟吗？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长地看著母亲。母亲理解他的意思；毛泽东不可能忍受任何潜在的挑战。不过她仍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为什么要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呢？又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呢？』

　　「父亲说：『可能毛主席觉得他不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就达不到目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不能叫革命，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儿边都沾不上。他为了个人权力，让国家和人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是错的，简直就是犯罪(是犯罪，并且是罪大恶极。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认同张部长的定性！』

　　「母亲一阵揪心，感觉到大难临头了，她的丈夫既然这么说，一定会有所行动。果然他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

　　他这样做了，他被捕了，罪名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残酷斗争，精神失常了……直到粉碎四人帮，都得不到平反，因为涉及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终还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开明的共产党人赵紫阳亲自批淮给他平了反。

　　作为别的什么部长犹可说，唯独作为专门吃宣传饭的部长，以他这种身份，能在文革运动初期就看穿「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所具有的渺小的本质：在政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极端自私自利`阴险残忍虚伪狡诈，为一己的权力欲之驱使，竟不惜亡党乱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位部长能有这种洞察力，实属难能可贵。我认为，政治信仰，人各有志，不必强同，但能捨生忘死，坚持良心，则确证其具有令人景仰的伟大人格――这正是毛所缺乏的一个「伟大」；岂但「缺乏」？而且适得其反面：「渺小」。这样一来，既有「伟大」又有「渺小」，符合了毛泽东思想要求的两点论。不过，邓小平又对毛的「伟大」做了补充：「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选》二卷，第271页)这样一来，前有林彪的「四个伟大」，后有邓小平的「两个伟大」，合起来叫做：「六个伟大，一个渺小。」这样就又符合了邓小平理论把问题「说全」的要求。不过，尚需有个小小的改正，即把邓小平说的「错误」，按张部长的定性，都改为「犯罪」；如此而已。

　　在张部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文革作出定性十几年之后，邓小平说：「搞 『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同上，第305页)如果，哪怕这个人是政治低能儿，又如果他不丧尽天良，他也不会说出这种冠冕堂皇而实质上无异于掩耳盗铃的话。难道邓小平自信能够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吗？别说不能，即便能，又何苦呢？像邓这样的大政治家会不知道逃避不了要对历史负责吗？你不是总爱像老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张口「实事求是」闭口「实事求是」吗？这里又验证了我开头说的，就是你把实事求是当作谎言的总包装。

　　中国的政治家在乎「历史」，是富有传统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不同，刘少奇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是很在乎历史的。由于毛想当世界革命导师，国际共运领袖，便疯狂地倒行逆施，作出种种惊人的傻冒之举，致使劳民伤财，中国饿死了四千多万人，刘想要採取一些挽救措施，如搞「三自一包」等，惹火了毛。刘像是敲警钟似的，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一头碰到南牆上，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转引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第392页)。

　　镜头转到大救星兴高采烈地举著手的情景，伴随著五音不全的高分贝喊叫：「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

　　问题是，在海外有些人士，吃著自由主义的饭，唱著「极权主义就是好！」我在《世界日报`民意论坛》上看到，有人声嘶力竭为毛喊冤叫屈，嫌毛祸国殃民做得还不够，说什么「要正确对待毛泽东」。但这个「正确对待」却有一个不正确的规定，就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以饿死人为例，饿死的毕竟不到当时人口数的一成嘛！这样说来。三七开也不够正确，还是数学O分的毛主席的「指头论」才具有数学的精确性；你无法否认，这死了的人数与还活著的人数相比，的确是九个大指头与一个小指头的问题嘛！

　　这些人：有的属于即便饿死九成也轮不到他们的人，另有声称是黑五类。后者可能是抓住机会赶紧表态，以展示其「从人到猿」的改造成绩，向党确证自己变成了猿。所有这些人，不管你装得多么马列毛，你还会比有良心的，但以卖狼奶为职业的共产党人张宣传部长更马列毛吗？可喜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可鄙的是，猿声依稀啼不住。这不禁使我想起我曾不那么认同的一个观点：人和人的差别竟大于人和类人猿的差别。

　　人所以「轻信」(包括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投机」)，是由于不瞭解物件的本质而为假像所蒙蔽，因而就失之于从主观愿望出发，抱上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认清本质是绝对首要的。如上所述，我们已认清毛的本质是自私。可是，世界上除了毛封的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还有谁不自私呢？不过在刚一解放时，我倒是听到过一位省里卫生厅的干部说起过：「我跟白求恩共过事，他是一个老骚货，手下的小护士都遭他姦污了。」因我姑妄听之，未曾求证，故不便率尔推翻毛论。

　　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举出毛的「自私」在程度上和性质上与众不同之点，才是他的特殊本质。他的自私具有「极端性」的特点，极端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让事实来说话：作为他绝笔，绝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扩增他个人的私权，如张部长所说，不惜把世界翻了个底朝天，其时间、其强度、其深度、其规模、其浩劫性，他自认人皆曰：史无前例；他一生杀害无辜之多，史无前例；他倒行逆施，打压异见，大放卫星，土法炼钢，实行人民公社化，其疯狂性，其愚不可及，史无前例；其饿死人数之多，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他对私人医生李志绥说起会死人，张口就是死他几千万不算什么，中国人这么多，更有甚者，他为当世界革命领袖，不惜死去一半中国人，然后再在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废墟上重建社会主义，所以，他不仅在杀人之实上，而且在杀人的狠毒之心上，也是史无前例；他集历史上权术之大成，养天地邪气，法古今坏人，所用手段之阴险毒辣，其性质之反现代，反民主，反文化，而造成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最独裁之政治，为希特勒，史达林所自愧弗如，堪称史无前例；他以知识份子为敌，大兴文字狱，开展诸如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焚书坑儒，自称是秦始皇的100 倍，自是史无前例；他为填欲壑，糟蹋小女子的身心，破坏人家的家庭，虽极为卑鄙恶劣，但与历代荒淫无耻的皇帝相比，无法确定他已创世界纪录，但与他假装正经，伟大，以及被神化的庄严形象相比，其落差之大，则是史无前例；而最罪不容诛的是共产党自己说，他「搞乱了人心」，「耽误了几代人」，实际上，他通过搞政治运动，通过洗脑，把几代人，把很多中国人 ，搞得没有尊严，寡廉鲜耻。正如牟宗三大师所说：「什么叫糟蹋文化生命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大陆上，黄帝的子孙，那能没有廉耻之心呢？为什么能够出现 『四大不要脸』呢？难道说郭沫若，冯友兰就愿意不要脸吗？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才使得人无廉耻。这『四大不要脸』不过是因为他们有名气，易受注意，而特别举出来。事实上，岂止这四个人而已，一般人谁敢有廉耻之心呢？「(《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转引自《黄花岗》杂志第六期第87页)现在我民族，民风日下，已到堕落的程度， 始作俑者，岂一「杀」字而可抵其滔天之罪乎？！我这才算领会了，西方史学家为什么把写史与「愤怒」联繫在一起？同时也足见，毛的自私，专门损人利己，已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而致使天怒人怨的地步！。所谓「史无前例」的「史」，非但中国史也，犹为世界史也。



中篇：教训篇（之 二）

　　毛泽东的极端自私有四大本质特徵：极端贪婪，极端阴险，极端卑鄙，极端黑暗。这似乎是在谩骂，其实不然，犹如对著「四大不要脸」说：「你们不要脸！」这不是在骂人，是在陈述一件客观事实。如果你改述如下：「你们有铮铮铁骨，崇高的人格，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出卖纯洁的灵魂……」他们倒要怀疑你在用铁勺打脸——打得不痛挖得痛哩！

　　说他极端贪婪，是指他吃独食，言是一言堂，行是一意孤行，从动机和结果上而不是从策略上说，他决不与任何人利益均沾。至于他作为口头禅的所谓「为人民服务」，我以书本与生活相结合，深切地体认到，所谓人民，党，无产阶级……就是指毛泽东自己，并且只是专指毛泽东一个人而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都成了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么，新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呢？转瞬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毛这时候处于万般无奈下，就又请出了邓小平，并吹捧他是如何如何「人才难得」当随即弃之如敝屣时也不说什么难得不难得了，又成了「邓小平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那么，谁是无产阶级呢？咱们从「卑贱者最聪明」中找吧！一般认为，掏粪工算得上是卑贱者；但勤勤垦垦的掏粪工时传祥却是被无产阶级打倒的对象；如不嫌麻烦，就一直找下去：周恩来，四人帮，华国锋……我想，任何一个人在毛当政下，都是全被剥夺了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包括你周恩来是终身总理！这就说明，毛泽东霸佔了这些政治概念，就反映了他在实际的政治上吃了独食。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毛泽东服务。苏共特派员说得对：「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至于党，那就是：他=党，党=他。如果谁想染指，他就叫谁灭亡；如果他发现，党竟然不是他自己独佔的玩艺，那他就断然瘫痪这个党，毁灭这个党，叫党灭亡！

　　或有人问，他既然是一个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敌，那他为什么还能提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他还标榜开明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採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46)

　　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来，按他「有意识地」，并不是「留下民主党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史达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史达林否定毛的意见，于1948年4月 20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著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他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47)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对主子的命令，唯命是从，一切遵照执行。这里能够发现和说明的几个问题是：1，毛泽东从来都是按著他的需要编瞎话。2，这时是1947年，辽沉，淮海，平津具有战略决战性的三大战役，是发生在此后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实是国民党还有很大实力，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民主党派正充当毛所谓的反蒋第二战线的主力军，恰如鹰犬垂涎三尺地起劲追逐著前面摇晃著的骨头。正值此时，毛却打算完他们的蛋，实行「党天下」，自己独吞预期的果实。3，反右派斗争针对的是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中已埋下反右的伏线，如再往前追溯，「李锐在访问过程中揭露一段颇有分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开放》2003.12.）更可以追溯到，早在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对知识份子的敌视态度。王丹访问许良英的《拨开「反右」运动的历史迷雾》中说：「此文发表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识份子分为三类：(一) 『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是『 极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敌』; ( 二) 多数『高等知识份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 『小知识份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王丹说：「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滥觞。」(王丹：《我们在写历史》第144页)　4，经过大鸣大放，他发现民主党派当真要行使互相监督的职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灭民主党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弃义，恶名狼藉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后来添加道：「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这里当然无需提出这一同样的问题：「至于共产党能否存在下去，还要看共产党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人民」就是毛自己。而于最后，可能是「人民」看到，经过反右派后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犹如演傀儡戏，由共产党牵著线，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摇尾乞怜，跟屁逐臭，彻底走狗化了，才暂且恩淮它「长期共存」，作为花瓶，以观后效，以骗观瞻。

　　一则由于毛的本质，二则由于列宁的教唆，两者决定了毛一则以枪杆子——暴力夺取政权，二则绝不与人分享政权。他外夺党权，用「人海战术」表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内夺私权，也是杀人不眨眼。杀AB团把一个军副排长以上几乎斩尽杀绝，搞得溃不成军等等，以前种种内斗不再追述；为了斗倒王明，周恩来，他捧起刘少奇，并封为白区正确路线的模范，钦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却因为刘屡屡「正确」，功高震主，就要把他打成头号走资派，经残酷斗争，死时「白髮三千丈！」有一本书，《左倾二十年 1957——1976》，顾名思义是反左的，可书中却这样陈述毛对刘的迫害:

　　就是在196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打算彻底打掉刘少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领导机构调整决定中，刘少奇名列政治局常委第八名，虽然不是原来接班人地位，毕竟还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起码名义上是如此。8月20日以后北大贴出一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派陈伯达前去阻止。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按《炮打司令部》的口径所写的检讨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10月18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清华大学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后，毛泽东10月24日说：「把刘，邓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第316页)后面又写道：(1967年)1月13日深夜的时候，毛泽东还派了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他亲切地接待他，一上来就关心地询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没有的事，是个骗局。」

　　的确，是个骗局：1月6日，王光美在中南海家中，接到一个孩子的电话：「平平在学校作完检查，回家的路上，被汽车把腿轧断了，现在送到北大附属医院，要马上截肢，请你赶快来医院！」王光美拿著电话，两眼直了……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他们调车，赶到了医院，不见平平，却看见另外两个孩子被当作人质，扣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手里。几个造反派一见刘少奇来到，也都麻了手脚，这时一个孩子跑到王光美身前：「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王光美隻身迎上去，向人们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回头，她向造反派们严肃，气愤地质问：「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造反派不敢正视，望著天花板，回答：「这是江青同志支援我们搞的……」

　　现在，毛泽东关心到平平的腿，临别时，还亲切地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318页)

　　如果我们在开始为假像所惑时，我们尚可说：「毛泽东这时还没打算彻底打掉刘少奇。」可在真相大白之后还这样说，是何异于屠夫在捅刀之前还在猪脖颈上搔痒让它静以待宰，好减少挣扎带来的麻烦，你就说他这时还没打算宰猪呢？

　　情景虽然一模一样，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却不是屠夫与猪的关系，而是两位元中共最高领袖之间的最亲密的战友关系。我们事后想起来，毛泽东当时表现的那种亲切，关怀，慈祥，尤其是他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时呈现的猫哭老鼠状，真叫人出一身冷汗！又真叫人噁心得出一身鸡皮疙瘩！马上毛就要「刘克思「去见马克思，还要谆谆教以「好好学习」难道是要他发扬「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伪善真恶，冷酷残忍，阴险毒辣，卑鄙下流，与前述的「六个伟大」各司表里，相反相成。别看林彪提出了「四个伟大」，那是他对毛「看人下菜碟」，他对毛是知人知面又知心的。他确知毛的为人是「一旦得罪，得罪到底。」但他既然碰上了这种吃得饿，吃的毒的「吃独食者」的泰山压顶，也就难能避免如刘少奇先被定为接班人后被彻底打倒的同样的命运了，但他对毛不抱幻想，既不做检讨以求毛，也不虚与委蛇以骗毛，而是作最坏的打算。虽最后折戟沉沙，但总不像刘在最后关头还对毛存幻想，自己承担路线错误的责任，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企求毛高抬贵手，息事宁人。毛亲切握手，教以「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打发他走人。但毛心硬如铁，对他是一不作，二不休。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看，刘的下场是多么凄凄惨惨，窝窝囊囊！

　　难道即便是个兔子，具有了吃独食的恶习，也会连窝边的隐身草也都要吃个精光吗？作为当时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陶铸，由于竟对毛如上「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讲话信以为真，就对刘少奇採取了毛御定的「要允许刘邓革命」的政策。结果，众所周知，他被打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迫害致死。试想，仅是遵旨保刘，就罪当致死，刘本人还会有活路吗？更别提「允许革命」云云之类的欺人之谈了。再说卑躬屈膝的周恩来，林彪说他像个老当差的，绝对没篡权的心，毛对他也不放过。因为他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威信高，毛认为自己的权力于无形中流失，所以也要对他来个借刀杀人。杀刘少奇借的刀是林彪，杀周恩来借的刀是癌细胞。他不淮他动手术，以致失去治疗最佳期，让他先于自己而死。并且，死后还降低对他的评价。我有一位也是右派的朋友，当时看到周的悼词，感到无法理解：「为什么没有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这一说，引起我的同感，因为连史达林那样的重大杀人犯还被毛硬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哩！我到美国后，看到1999年第9期《争鸣》上，载有《汪东兴私藏「毛档案」被抄家》，其中有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时说得几句话。1976年1月12日，毛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1976年4月3日，4月6日，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时说：「悼念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老毛。」4月5日，4月6日，毛对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等说：「(天安门)广场，外地，都搞得火热，悼念总理，要邓小平上台，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后台。」5月?日，6月?日，毛多次和毛远新，张玉凤谈到接班人：「我担心华国锋同志，我走了，他顶不住，会倒向右。军队听我的，跟我的。我走了，会听国锋，锡联吗？我看不会，大多是听几个老帅的，还有那个老帅头儿(指邓小平)会翻案，会翻天！」他已打倒了邓小平，但仍对他的「翻天」耿耿于怀。6月?日，十月?日，毛和华国锋，毛远新，汪东兴，陈锡联，江青等人谈话:「国锋顶不住，要找江青。她有胆，不怕闹翻天；但江青结怨不少，东兴，锡联呢，江青都和你们闹翻天过吧。」6月?日，毛召集了华国锋，汪东兴，江青，毛远新，陈锡联等人，讲到中央人事安排时说：「江青今后怎样安排？我看还是在党务上，抓党务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摇摆的，这一点江青有资本，能管理好；但她跟不少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不和，要改。改好七七八八才能够格做党的工作。」5月?日，毛对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等说：「我死后，建议小张(张玉凤)搬出中南海，在中组部，中联部安排个副部长来锻炼一下，还年轻嘛！」

　　可是，又据张玉凤回忆，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提出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複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著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动向》2004年5月刊)

　　如照此钦定办事，则这个党天下，实至名归为「毛传侄，家天下」了.至于为什么未照此办理？只有待档案解密，方可得知。

　　如此这般，毛在一息尚存时，把政敌一个个杀的杀，囚的囚，贬的贬，把新党羽培植起来，把家人——女儿，侄儿，侄女，妻子，甚至情妇也安置在党的领导核心；机关算尽而千虑一失者，是他「东征于朝，长子死焉！」否则，中国不也有了自家的「金正日？」国人有的为此而感谢彭德怀，说：「剷除了那个坏种羔子，是为国除了一害。」

　　审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说他极端贪婪，吃独食，有一点假吗？



中篇：教训篇（之 三）

2，极端阴险

说他极端阴险是指他用心险恶，极端阴狠毒辣，专搞阴谋诡计。因为他的本质是极端自私，决定了他的动机和目的便见不得天日。比如，他死前遗言如有一句忧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的话；你看能把「伟大」宣传得怎样地山呼海应吧！现在好了，这方面的话一句也没有，有的却是把自己的家人，甚至是没法称呼的人（要是按革命群众的说法来直呼，就是称作「破鞋」；他老毛这种行为，叫做「搞破鞋」）都安排得停停噹噹。你总不能让大家知晓，主席奄奄一息，仍念念不忘关心「破鞋」大事。于是，只好把档案绝对保密起来，以免「有损」。「有损」一词尚未入中外词典，是共产党许多政治术语中的一个，类似黑社会的黑话，意思是：「有损毛泽东形象，有损共产党形象……」华国锋用「有损」一词造句说：「政治局有过决议嘛！由你、锡联、登奎三人负责清理，分类解决其中的一些极为敏感、『有损』的档案，可以由东兴同志代保管。这是主席健在时，也是这样做的。」（见前《汪东兴私藏「毛档案」被抄家》）

保密是中共卷裹脓血的重大措施，虽然他们之间有时狗咬狗两嘴毛，但得利集团的共同利益，使他们都愿意掩住漆黑一团的内幕，而邓小平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选二卷第255—274页）便是一篇《「家丑不可外扬」论》。至于毛本人，则是既要做最大的婊子，又要树高的牌坊。对于这种二者不可兼得而又偏要兼得的人，你还能指望他光明正大、说真话，不搞阴谋诡计、不说假话吗？断然没有可能。仍以他迫害刘少奇为例：文革初期，他「隐居」起来，跟李志绥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刘邓到杭州向他汇报运动中的情况，刘邓走后，他心怀叵测地说给李志绥：「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47）

刘邓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张派遣工作组。电告毛泽东，毛复同意。

当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到不可开交时，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著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淮，可以斗争和戴帽」（见《文革大年表》第120页）他们把毛泽东对右派「引蛇出洞」的恶毒阴谋，来了个东施效颦。他们在「引」学生的「蛇」，却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本身这条「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古人有言：「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佈派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无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责小巫：「又何其毒也！」往下便是前述《左倾二十年》中提到的毛对刘的猫哭老鼠那一段。不过，该书没有提到在文革中已传出的情况：毛对刘自我批评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立即在私下说：「甚么老革命，老反革命。」只要有这句话，刘的问题就定了性，就等于判了死刑。其它的鬼话连篇，便只能显示毛之伪善、之阴险、之卑劣、之诡诈的丑恶嘴脸了。

看清了反右后发生的事，也就找到解开前事的钥匙。反右派的手法就是这个样。他已经为《人民日报》写好反右派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却仍对随后就要被划右派的冒广生老先生说：「讲得好呀！我一定牢记在心上。」并且牙是牙、口是口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至于他对《文汇报》，刚刚还对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当面夸奖道：「你们的《文汇报》办的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看你们的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同时他还肯定了《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说道：「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49）

前言馀音绕梁，后语接踵而至：「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文汇报在春季裡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的吗？假的，真的是一场欺骗。」（50）结果，以罗隆基为帅，下有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能干的女将蒲熙修等等工作人员，划了一大片右派；当然敲电影锣鼓的钟惦棐自是在劫难逃。

他这是老一套，比如从前对胡风，临逮捕前一两天还指示周扬派人稳住他。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也都是这样……

这裡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为甚么人们识不破他这个「老一套」把戏？我以为，一开始识破他是不很容易的，但成为「老一套」就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水平和智慧水平了，问题只是，你绝对地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作为领袖会这样坏！这样不讲人格！这样卑鄙下流！会是这样像一个死皮癞脸的下三赖！第二，跪计多端的毛，怎么总是玩弄「老一套」把戏呢？其实，他在具体运用上还是耍了些花样的，只是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而已。从哲理性上讲，这是由于，反映本质的现象必然具有反覆呈现性。人们从这裡发现有迹象可寻，寻觅出他行为的轨迹，认识到他行为的规律性，这才会对他作出有力的对应。说句老话：往往两个历史过程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惊人的巧遇，惊人的偶合。这种碰巧是常见的，不是偶然的，是必然性的存在形式。这个「反覆呈现性」很重要，如能发现，能紧紧抓住，就会认识：「虎走千里总吃肉，狗走千里总吃屎」，「象牙出自像口，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并且还能见微知著，不失时机地掌握事态发展的火候，如麦熟一晌，蚕老一时，立秋18天寸草结子，水成冰于一瞬，「20世纪90年代，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见《苏共亡党十年祭》）同样。今日中共，处处星火，防不胜防，穷于应付，惶惶不可终日，正处于倒台的前夜；这就是中共今天的处境 、。中共高官们当少先队员时的呼号：「淮备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时刻淮备著！」现在改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时刻淮备著！」

我们再来对以下的毛的反覆呈现性，加以观察：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于神仙会，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于大鸣大放，何其相似乃尔！凭空捏造出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要他们交代，反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与凭空捏造出章罗联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辙。巧中之巧，由神仙会到反右倾是抓住甚么战机、借题发挥的呢？是抓住一封信。这和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题发挥，在人民日报上装腔作势发出嚎叫：「这是为甚么？」（社论）又是不谋而合（实质是同[为阴]谋而合）。毛说：「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与瞪眼说瞎话，编造右派进攻的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从神似上讲，近乎字字相印。斗争对像彭德怀忧国忧民，代表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国家、民族、人民的错误以至罪恶作斗争，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右派为民请命也和彭一样，代表民意、得民心。毛为扫除彭广泛的社会基础，将反右倾引向下层，又抓出36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反右抓了460多万右派份子（包括中右，最近官方的解密数字）的做法一样，抄袭了反右用的「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请看《鸿》书中所描写的真情实景：

「四川省负责人开完庐山会议后，带著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17级以上干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划右倾却不限于17级以上）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亲的『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颠倒是非』。」（第170页）

「成都市粮食局长和邮政局长曾是彭德怀部下老红军，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之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红军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

「由于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淮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和意见——即使明显是他的错误。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也不说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沦为阶下囚……。」（第171页）这裡所说的「教训」是极端消极的，迥异于我所说的「教训」，但，这的的确确是大多数人，甚至于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训。唯其如此，人才能昧著良心颠倒是非，如：「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颠倒是非』。」到底是谁在颠倒是非呀？不仅毛在颠倒是非，而且这些自保的人也在用「颠倒是非」来包庇毛。同样，反右时，因为右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据说都是「颠倒是非」，才激起左派们愤慨得「义愤填膺」，几乎要脑浆崩裂而亡！也唯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多亏这些奉迎毛的左派以癌细胞的速度增殖，毛泽东的阴谋才能屡屡得逞，中华民族才能陷于深重的灾难——共产党自己也承认是「浩劫」

由于毛心太狠、手太辣，虽然把玩弄阴谋诡计搞得炉火纯青，进入化境，但隐藏于伪善背后的凶相已逐渐暴露；极端自私的居心已为人们识破，估计不会有多少人从真心里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公心；自以为得计的鬼把戏已玩得露了馅儿，发生林彪事件后就玩不灵了，人民群众大都识破毛的「老一套」。毛陷于孤家寡人，喟然而歎曰：「是在反对我老毛啊！」

「老一套」的「套」，不是指细节，因为细节有真相有假象，而是指逻辑。一个极端自私的人，出于实现极端自私的动机和目的，能来正大光明的吗？不能，任谁也不能，只能搞阴谋诡计，这便是逻辑。至于把「阴谋」说成「阳谋」，只能表明说者癞皮。我在1957年，当即查了辞典，「阳」字部根本没有「阳谋」这一条目，倒是有「阳奉阴违」、「阳狂」、阳痿」等等。馀孽们继承毛的衣钵，鹦鹉学舌——当人们认透毛的本质，说他是「民族败类」时；馀孽们油腔滑调，以「民族胜类」相反驳。馀孽和主子一样，以为生造一个词头，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来性质。不过，这倒是得了毛倡导的无理缠三分的学风之真谛。作为范文，大家记得，毛泽东批右派的文章，写得是何其洋洋洒洒、痞裡痞气、咋咋唬唬！现在再来看看：其中有几句算得上不是装腔作势、假大空谬、男盗女娼？而目前中共和与其帮忙、帮閒者的文章，其痞子气、其土大王气，即毛气，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无理蛮缠，理亏气壮，打肿脸充胖子，不管别人噁心，只管自以为得意、自以为得计！

毛泽东的阴谋跪计之危害，使我民族痛心疾首，若不彻底地进行揭发、批判，让人人皆知、个个喊打；否则，共产党定将以之为传家宝！定将继续得逞！定将继续害人成灾。

毛的一切鬼蜮伎俩的方法论，皆根源于其阴谋哲学《矛盾论》。毛泽东关于《矛盾论》之为用，其精义在一个「借」字，我归结为「三借」：一曰：「借刀杀人」；二曰：「借题发挥」；三曰：「借头过关」。

一曰：「借刀杀人」。

这裡，毛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要杀的人岂肯引颈就宰？另一个是他要借的刀别人岂肯拔刀相助？毛的招数是，对前者「引蛇出洞」，对后者威胁利诱。具体步骤如下：

（1）先发制人，

毛说自己是「老子不为天下先」，「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製，照样打回去。」（51）

事实正好相反，毛一生的重大行动都是为天下先的，战略上都是主动出击、打对方于措手不及的，即如「诱敌深入」，表面现象是敌人先打过来了，其实是你的「诱」在先。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而且马列主义也是如此说：「革命总是进攻的，」毛总是先抛出圈套、先设陷阱、先发制人于猝不及防，事后声称：「不为天下先」，製造假象，欺世盗名。对于毛来说，「欺骗」就是是其阴谋的形成性要素，其目的是把阴谋掩盖起来，把主动出击、蓄谋害人，颠倒成是由于被害、被侵犯才起而自卫，好像他是一只被人欺凌的善良无辜的兔子，只有无可奈何，兔子急了才咬人哩！

反右之前，他将紧握的拳头缩回袖筒去，先装兔子，甚至于还要掬出笑脸装孙子，给对方一点甜头儿，一点儿让步；其实是为了佈置好火力网：他允诺知识份子独立思考（这对知识份子比物质利益更具诱惑性），让其鸣放的内容，即整党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敏感的知识份子把它叫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三害」所以，也正好挠到了知识份子的痒处。）。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让你有100%的安全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说：「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重申毛的话：「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看！还有比这更保险、更宽鬆的条件吗？但由于历次运动，特别是刚经过反胡风、肃反运动，杀鸡过多、惊猴过甚，以至千呼万唤不出来。对此，毛的办法是猴不上竿只敲锣。于是有几隻猴子出出探探……逐渐成群结队，……跟著下不害怕，……大家一起，跳河猛挤眼。结局是任何人的想像力也达不到的如下情景：说的是「言者无罪」，做出来的是言者家破人亡！

要知朝纲事，乡下问农民。农民说：「知识份子让毛主席当猴子给耍了！」我向一位老农要问个究竟，他回答道：「你们是把书读通了的，怎么会那样说？共产党就是要斗出你们的真话。这样说吧：如果美国人来问你粮食够不够吃，你也说『不够吃』？」

就大多数右派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尽然。前面我曾举出的那位守口如瓶的老师，却以「内心歹毒」划了右派；无独有偶，《人民日报》却有一位根本没有言论，而以「骨子裡」反党，划了右派。还有我举出过的吴宓和张紫葛两位著名教授的见证，足以揭破毛说的「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云云，是何等地虚伪，以及他的「让步」意味著甚么？

装出「让步」是他毒辣的一手，杀人不见血，冤死你，还要你落个「国人皆曰可杀！」这是他的拿手戏，也是「老套子」。1956年，在我的感受中，这一年是没有政治迫害，能静下心来钻研业务、向科学进军的一年，对知识份子说，是少有的黄金岁月。谁都没想到毛泽东会在1957年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份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颱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刘宾雁是看透了这一点的：「1956年的宽鬆，显然又是毛泽东在那里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见《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庐山会议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毛允许批「左」，批评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带来的特困局面。这便是他「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之前的所谓「让步」。

灾难是以让步为先兆的。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最大灾难，之前，毛也作了最大的让步：从暂时交权，把他搞的烂摊子交由刘、周、陈、邓去擦屁股；到更大得不可设想的让步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拧著鼻子作了个假检讨。样子是退、是让、是给甜头，实际是酝酿灾难。小让—小灾，中让—中灾，大让—大灾。并且是，如果你接受让步，去嚐甜头，就会如民谚说的：「人只见利而不见害，鱼只见饵而不见钩。」所有事实证明，无一例外的结果都是让步使你大难临头！果然他后来一翻脸，就反起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就是对刘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其他在「出气会」上出气的人的反攻倒算。

痛定思痛：有没有躲灾躲难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呢？有：

上策是，根本不上贼船。我上面举出胡适先生，但他不上贼船似乎有某种必然性。我再举出一位年轻时据说是左倾的激烈分子的余纪中先生，他上贼船有极大的可能性。可是，他是一个有大经历、有大见解又有良心的报人，曾亲自目睹斯大林恐怖的大整肃——列宁的战友布哈林等被审的实况。以布哈林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这样的布尔甚维克理论家，都被打成托洛斯基右派份子，裡通外国的间谍；这绝对是斯大林为消除异己罗织的罪状，其理至明。整个审判必对余先生有极大衝击，让他看到共产党权力斗争可怕的一面，坚定了他毕生反共、笃信三民主义的立场。（参看傅建中怀念三十年代的余纪中：《何处寻行迹》 《芝加哥时报》2002年5月17日转载《中国时报》）这裡所以称道胡适、余纪中的主意为上策，在于他们一往直前，无左顾右盼者也。反之，则曰：「人没主意必受穷。」穷者，穷途末路也。

中策是，发觉是上了贼船，毫不犹豫拔腿就跑，切勿耽于幻想执迷不悟，要学司马璐先生走人。「脱去金钩走螯鱼，摇头摆尾不再来。」

中下策是，已成「塘中之鱼」，要学吴宓教授有个清醒的头脑，听天命，尽人事。特别要警惕所谓的「让步」，不要从「让步」中幻化出「希望」；而是要看清他的「让步」只有三种含义：或是为度过他暂时的难关，或是为骗取人心、欺骗舆论，或是一个陷阱、一颗糖衣炮弹，所以当你一看到「让步」或「甜头」，你就要警醒地意识到：「黄鼠狼要来跟鸡拜年喽！」虽然这已是中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引颈以待，刀快脖子长要稍好些，至于，精神崩溃，胡踢乱咬，辱己卖友，以图侥倖，那就是下之又下，为人所不齿了。

写到这裡，看到报载：连战与胡锦涛会谈。会谈不怕你会谈，只是要记住国共交往惨痛的历史教训，并以之衡量你的所作所为，才是上策（始终不能忘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千方百计要发挥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之灯塔效应）；中策是尽其所能，要指明共产极权应搞政治改革，先民主后统一，如马英九公开声明的「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下策是为虎作伥，与虎谋皮只为壮选举之声势；下之又下之策是，卖党求荣，使国民党死无葬身之地，因而为人所不齿、落下千秋骂名。孙先生创建，蒋先生继承之中国国民党，李登辉、连战等人妄想把它毁在自己手裡！难道你们就没有想一想，大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历经内忧外患而不亡者，何也？无他，只因孙先生立党、立国根正、根深，具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之故也。君不见，孙先生的死敌、三民主义的死敌（远非一般敌人），也不敢彰明叫著地反对，只能极尽歪曲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之能事；这也说明，我中华民族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优秀民族，绝大多数人是认「国父」的，极少数人认贼作父是大失人心的。尤令人衷心鼓舞的是，喜看年轻的一代，孙先生的青年信徒，甩开一切无耻背叛，重建中国国民党，从此，思想、信仰，变成不可战胜的一往无前的力量！ 青年人将使青天白日再现辉煌，更加灿烂！敢问路在何方？重建共和，重建中国国民党，重建大中华民国——三重建并举，乃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2）再后发制人

从政治（不是军事）上说，他所讳言的「先发制人」，是侧重于阴谋策划，当然也要配合以行动，作用是为「后发制人」创造条件；而他声称的「后发制人」，则主要是大打出手，但暗中谋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先发的是他，后发的还是他，不管先发制人、后发制人，但总归是要「制人」则是一成不变的。我出监狱后，到农村监督劳动，发现农民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当作动词。一位农妇发问：「毛主席不睡觉，夜裡也大睁俩眼儿思想？」他还是要睡觉的，只是在醒著的时候，就思想著：如何「制人」？「与人奋斗」，对毛来说就是「其乐无穷！」

在他的意念中，始终在琢磨人、制人、杀人，而在决策中则是从谁开刀，借谁的刀？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吴晗开刀，由江青跑到上海来借两个文痞张春桥、姚文元的刀。

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所以问题就不是学术问题、艺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就像右派向党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一样，这次为彭德怀翻案是又一次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于是他要发动「反击」，「是你吴晗先动手的嘛！树欲静而风不止嘛！我是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的嘛！」

让我们来揭穿两个老底：首先，是他首倡学海瑞、宣传海瑞，并曾对《海瑞罢官》编剧吴晗、演员马连良予以表扬的。说实在话，吴晗干这差事，全是为迎合主子心意的，不料中计而给主子借了「头」。就连彭德怀也是轻信了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鬼话而栽了没底觔斗的。御医李志绥旁观者清，在回忆录中写道：「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该书第285页）这层意思，我在前面「引蛇出洞小考」一节中已作过详细的论述。

这在《矛盾论》上的原理是，构成矛盾的前提条件是矛盾双方必须处于共同体中。「引蛇出洞」就是把你调进他佈置好的战场裡，纳入可以造成你死他活的共同体中。

其次，他这一手叫做：「打了孩子娘出来。」也可算做是「引蛇出洞」。果不出毛所料，批了吴晗就会揪出来他背后的一串儿人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

文革的开展，正是这样按图索骥的：吴晗—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邓司令部。

可知，一切都是预谋。毛所谓的「后发制人」不是别的，而只是他「先发制人」的后续步骤。只有这样理解问题，才是抢救了历史的真实：先发，引蛇出洞，毛也；后发，聚而歼之，也毛也。这样才能让毛嫁祸于人、加祸于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才能使沉冤得申。

（3）借刀杀人，各个击破

毛所有解决矛盾的方法，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借刀杀人」。既然毛认定矛盾斗争是绝对的而团结一致是相对的，所以总是有矛盾可利用、有刀可借的，就像总是有头可杀的一样。

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毛说他从马克思主义学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他对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道理，也概括为四个字：「造反有理」。他的哲学《矛盾论》就是斗争哲学。他的主要政治手段是搞社会运动，这地方运动、那地方运动，这部门运动、那部门运动，以及全国规模的大运动；大运动、小运动，运动之中套运动。这便是他散佈仇恨、搞斗争哲学的展开式。他要在运动中製造矛盾、激化矛盾，让鹤蚌相争，他好玩借刀杀人的毒招，週期性地玩弄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分而制之、分而治之、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老毛不死，国无宁日」，此之谓也。

在运动中，依靠的对象就是他要「借」的「刀」，斗争的对象就是他要「杀」的「人」。由于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有不同的「主要矛盾」需解决，所以就会有不同性质的运动和不同的人来充当打手和被打倒者。单从打手来说，从土改中的「革命先锋」，到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所有运动中的积极份子无一例外都是「痞子」。例如在反右运动中，把「言者无罪」的许诺变成以言治罪的恶魔丑行，本来是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一贯行径。可痞性十足的郭沫若却把「言者无罪」说成是「无罪者言之无罪。」无怪乎大陆知识份子把他定为「四大不要脸」之首。

当然，首上有首。《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登载严信民的文章说：「（1948年夏天）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章妻）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

《人民日报》8月11日登载吴晗揭露说：「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当时我24岁，虽已划了右派，但喝共产党的迷魂汤，对毛的盲目崇拜还未醒过来，故读到对毛的这样评价，简直吃惊得目瞪口呆。于今，所有事实都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毛是大小痞子的总头子，所谓「政治运动」，就是痞子头子唆使大小痞子去进行群体屠杀；农民杀地主，革命杀反革命，老粗杀老细（焚书坑儒）、左派杀右派，左倾杀右倾，文革派杀走资派，造反派杀保守派……如果毛说，知识份子是附著在五张皮上；那么，他自己呢？以我看，他是附著在痞子上：「痞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们之所以把他搞的运动定性为「痞子运动」，是因为痞子在裡面起主导作用，即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正符合了痞子哲学《矛盾论》的原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毛还说过，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本质。

B，激化矛盾和製造矛盾

比方说土地改革，你凭白无故没收人家的土地，就已经伤天害理，为甚么还要杀害300万地主呢？这纯粹是为了製造矛盾和激化矛盾，最终目的是要借农民的刀杀向国民党，并且促使农民踊跃献刀。事实正是这样：「分了人家的田，杀了人家的人，国民党回来你们还会有活路吗？」所以，一亩或几亩地换一个或几个儿子，喊著「保卫斗争果实」，去迎著敌人的炮火前进！。反右也是如此：鸣放期间，全国上下，各个单位，都在帮助党整风，那些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分子、主观主义分子、宗派主义分子、教条主义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被「帮助」得如上了热锅的蚂蚁。正在走投无路，叫苦不迭时，毛一声「反右！」令下；这些共产党人应声回答：「得救！」，遂怀著百倍的愤怒、千倍的仇恨，手执钢刀直刺右派份子胸膛，红刀进去白刀出来。到了文革时，对待刘少奇，也是如法炮製，故伎重演。所以，《矛盾论》应该叫做「製造矛盾」论。挑拨离间计和各个击破是毛的拿手好戏。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衣钵，用激将法把人民子弟兵激怒得用履带卷起学生的血肉之躯，用机枪射出成排的子弹在学生血肉之躯裡爆炸开花！以达到杀20万，保共产党政权再苟延残喘20年之目的。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是这样记载著邓小平这段思想史的：「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页398）

C，杀人不见血

毛跟李志绥说：「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51）天呀！「言者无罪」变成了有可杀之罪，只是皇恩浩荡，才没有「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我对毛的宽大政策是深有体会的：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时，我的一位右派老师（我划右派的条件之一，是对划他右派表示不满，说他是个大好人）被「宽大处理」。造反派引他的例子动员我交代「罪恶」时，，说：」他犯有『恶攻』（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罪，本该枪毙，但他坦白的好，竟免于刑事处分。」你再也想不到他犯的甚么「恶攻」罪值得枪毙？原来是他画的毛主席像穿的是单衣；而画时是冬天，所以他是居心叵测，想冻死毛主席！

李医生对毛的话的理解是：「也是那时我才真正瞭解被打成右派会有甚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致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世界而已。」（53）

我以身受、目击，来为李医生的见解作证。当把右派赶进劳改营的时候，正值由于反右而带来的大跃进方兴未艾之际，黑夜白日连轴转，大放卫星。你想人会给累到甚么样子呢？别人我不说，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我解大手时都禁不住要打盹，仰脸朝天坐一屁股屎才被摔醒（实际还带几分呓症）。再加上飢饿难忍，可以说，全国的大饥荒提前降临到劳改队。由于超限度的疲劳、飢饿和拔白旗、扫暮气，反对消极怠工、装病论堆的文武带打的运动，以及不是一两天如此，而是遥遥无期，因而自忖熬不出头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等等因素，知识份子累死、饿死、病死、寻死上吊投河奔井者如秋木落叶萧萧下；报载，社会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滚滚而来，元帅升帐、卫星上天，右派份子却是发了疯似的掀起死亡高潮！埋都埋不供。可悲可歎的是，有的右派死后还怀揣著对党表忠贞的遗书，有的党员右派把身后的几角钱当作「最后的交党费」。他忘了他已被开除了党籍。

毛何杀人哉？饿死者岁也；累死者缺乏锻练也；病死者天命也；死于非命者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即便是不服改造而遭枪毙也者，一曰：自作孽不可活，再曰：非我也兵也。毛主席总是有口可借、有刀可借的。毛泽东从来不曾杀过「伯仁」呀！林昭、冯元春、刘士弟、储安平、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李立三、邓托、吴晗、田家英、傅雷、老捨……认真把名单列下去，可以列出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上千万！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亲手杀过的「伯仁」呀！再拿延安整风说吧，真的「一个不杀」吗？许多回忆录写出许许多多血腥的场面，令人惨不忍卒读。这些作者们侥倖没有被杀，他们不称自己是「虎口馀生」、「劫后馀生」、「法西斯屠刀下的馀生」……如陶铸的夫人曾志却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的馀生》。这些馀生者都保持了革命的「纪律」，把灾难製造者，归功于康生，极少数人提到彭真，只有个别人指出祸根、因而做出「有损」的事情；相反的一端是，甚至有人不避噁心而为婊子大树牌坊，说甚么如不是毛主席如何长、如何短，那就更不可设想了……这样形成的主旋律。就是常态下的党文化。

D，借斯大林的刀

我在网站上读到一篇中国外交家的演讲，他是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驻英大使的冀朝柱。我大致判断他是一个对党对国有责任心的人。他批评毛一开始执意「一边倒」，而拒绝了与美国建交的现实可能。「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先扫淨房子，然后再请客。现在建交不建交不是大事。先把国内肃清反革命、土改都搞好了，以后再说。这样就是中国本来可能一开始就跟美国正式建交，如果当时这样的话，可能中国发展得更快。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斯大林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两个超级大国，我们在中间，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主席这样做，使很好的机会就失去了。」并且他从「美国表示对中国内战不干预」，断定当时即可收回台湾。

难道说，这样好的事你冀朝柱先生能想到，给猴掰眼的毛泽东反而能笨蛋到打不清主意吗？问题在于你们两个人是同「党」异梦：你做的是强国梦；他做的是独裁梦。所以他一心一意僵持「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若依你说的去做，那便要走英美的路了。虽然共产党曾大声疾呼过，中国要实行英美的民主政治；那只是投像你这样的知识份子们之所好，居心骗你上贼船而已。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10月9日，答英国记者甘贝尔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今天右派的鸣放也未超出这点。兹再摘录数则《新华日报》，以资印证：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英美两大民主国家採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们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讚扬和提倡效发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们极应提倡和傚法的。」（1942年，8月29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1944年2月1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3月15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家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实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洩，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11月15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1945年7月4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9月27日社论）

这是共产党自己说过的话，毛泽东把在1957年重複过这些话的知识份子都划了右派。就是在现在，谁要再重複这些话，轻则算是自由化言论，重则判为颠覆罪。问题在于，毛共要借斯大林这把刀子，斯大林的血腥屠杀，受到赫鲁晓夫的揭露，苏联人称他为「暴君」、「刽子手」、「罪犯」。可是，毛泽东说：「你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对，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11页）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二卷第293页）可见毛打内心里不是不知道冀朝柱所说的道理—英美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俄国人的共产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真地说起来，杀人魔王斯大林在毛泽东面前，也只能算是个小巫

所谓「借斯大林的刀」。，就是指共产极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也就是国家绞肉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个人专政，」所以也就是维护毛泽东个人的绞肉机。上面提到的那些被害人，就是都被投进了这种机器裡。有些人把毛反苏认作是他的民族气节，甚至把他视作民族英雄，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他反对的不是苏联，而是苏联和世界共运中的反斯大林主义，他始终坚持「一边倒」的原旨，现在的「一边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尸体，维护他最黑暗、最残暴的阴魂在中国不散，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斯大林的刀子并不是单个一把刀子，而是一台国家机器，隆隆作响的绞肉机。毛反的是赫鲁晓夫丢刀子，这个鬼名堂叫做「反修」。这只能说明他反动透顶，与民族主义不沾边！

并且，毛泽东要和赫鲁晓夫争夺对斯大林世界人民领袖地位的长子继承权。为此，在国内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发疯地要创造奇蹟，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外交上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举起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大旗！这一切都做到利令智昏的地步；刮得人民全国规模地一贫如洗，饿殍遍野；想借第三世界的刀杀向帝修反和拥戴自己做霸主，但却往往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借敌杀己和以毒攻毒

这裡是指他向敌人借刀，诸如策动当时正在剿共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拉拢旧军阀冯玉祥、龙云等为共利用而与政府捣乱；唆使大文阀 鲁迅、郭沫若等乱起鬨，使国无宁日。大凡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的策反工作都属此类：李济深、蔡铤揩等的反蒋；程潜、李宗仁、吴石等的吃裡趴外；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极左面貌出现……

进一步说，所有统战工作，也都属此列：在大鸣大放中「表现最恶劣」的民盟，其实是在反蒋中为共产党「火中取栗」最勇猛、最激进的一个知识份子政团；又如在文革中，联「美帝」反「苏修」；现在拉拢华侨、台湾国民党亲民党、外国见利忘义的政界商界人士和分化瓦解民运等等。都是拉一批打一批、用明天的敌人来打倒今天的敌人……作的都是这篇借刀杀人的文章。

在大陆社会中、企事业单位中、在几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处处充满了人斗人、人暗算人、人出卖人。就是毛作的概括：「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另有一句与之相补充的话，既真实、形象，又令人不寒而慄：「别看我们现在坐在一条板凳上，一亮底牌，我们就是敌我矛盾！」即便就是夫妻在一个被窝中，一掀被子就可能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在任何角落裡都可以两面借刀。

在敌对群体中，以毒攻毒这一手来得更毒。康生曾道破其中秘诀，就是，给老鼠屁眼裡塞进豆子，缝住，憋得它们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互相撕咬。（参见电视剧《吴玉章》）我对此深有体会：在劳改队的时候，这些右派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大打出手；互相揭发、争相告密，好像都是红眼仇人。我当时想起曾读过的《王若飞在狱中》，实在有点佩服人家左派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 诅咒右派「真不是种东西！」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牟宗三语）。也不知道这是康生（共产党）的诸如此类的毒招使中毒者毒气横生。在劳改队的加工厂，制酒车间，有些埋在地下的大缸，缸口与地面平，许多硕鼠落入缸底，缸表面很滑，它们拼著死命望上蹿，一蹿几尺高，一鼓作气，再衰三竭，当他们绝望之际，便开始互相咬得叽叽叫、血淋淋，死而后已。现在想起来，康生的毒招原来是来自仿生学呀！他们对人洗脑，即，对人进行「从人到猿」的思想改造，把人们（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都返祖为生物了。人类利用瓢虫杀蚜虫、抹碘酒以杀菌；共产党把这种借力使力的办法变成借刀杀人，用于人类自身，通过阶级斗争，让同类相食、相残、相杀。！《矛盾论》上明明说：「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怎么能把这种达尔文主义用之于人类社会呢？《矛盾论》在毛手裡变成了人吃人的哲学。

反右时，各民主党派互相揭发，右派之间互相揭发，右派家属、亲友与之划清界限，等等，都属此类。

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人吃人」的性质。令人诧异的，是辛灏年先生经过考证而指出的下面的「历史的事实」：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苏省委竟能够为了激发武装暴动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杀害自己同志；此时，中共的王明，为了捍卫他自己刚刚到手的权力，又将会怎样地「借刀杀人」呢？

先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文件《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曾明确地写道：「罗章龙把一切托陈，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份同志几十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25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上海东方旅馆25人被破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话来判断，就是25位共产党员在东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产党自己告的密，并且告密者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但是，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建民，却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99页，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材料，同样明确地揭露说：「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绍禹就是中共领袖王明。

辛先生对此进行了科学的考证，得出了可靠的结论：「综上所述，事实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四中全会反对派，在他们于1931年1月17日于上海东方旅社举行『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时，恰恰是因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国民政府的逮捕。」（《所谓左联五烈士（下）》，《黄花岗》季刊总第5期第128页）

是王明告的密，没有错；并且是坚决充当米夫和王明的狗腿子、因而首次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赵容、土地老爷，都是他的化名）干的。《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作者巴彦泰先生查询出线索：当年在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张琼，在1979年4月回忆，当时人们都在议论：「有的人值得怀疑，何孟雄他们被捕了，为甚么土地老爷安然无恙？」有一天，几个湖南老乡在刘少奇家聚会，张琼遇到谢觉哉，谢当时曾是中共中央办的《上海报》的负责人，他十分感慨地说：「人心隔肚皮么！孟雄他们被捕，为甚么赵容却很安全？我百思不解。」

关于何孟雄等人被捕究系何人告密，还有其他方面的材料。

吴滨述原是中共党员，1930年8月被捕后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1949年以后，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关押。1967年11月吴在交代材料中说：「1931年1月，我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裡，碰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罗石冰等人，何、龙和我以前就认识，罗与我关在同一牢房。」「据何孟雄、龙大道、罗石冰讲，他们被捕是党内有人有计划的陷害，是利用敌人屠刀屠杀他们。」「他们一批人何年何月入党，工作简历，甚至连本人都记不得的细节，敌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是不可能掌握那么详细的材料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以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只是核对一下材料。」「所以这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当时能掌握何孟雄一批人历史情况的绝非一般党员。康生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部长。吴的这个交代材料写于1967年，那时康生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即使他知道，也不敢点出康生的名字。然而另有一个中共变节者，早在1933年自首声明中，就直接说出了是康生出卖了何孟雄等人。

这个人是王云程，担任过上海工联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1933年2月24日在其自首声明中写道：「共产党内在其派别斗争中，经常使用暗杀或告密手段，借刀杀人，，如何孟雄等20馀人都死在赵容（即康生）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还有很多人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在1930年「被捕叛变」、「出卖同志」。外国有些书刊也有所披露。1972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了一部名为《苏中关系》的书，作者是奥*博*鲍裡索夫和波*特*克罗斯剋夫。该书内有这样一段话：「30年代初由于康生参与的背叛活动，上海的共产党人遭到镇压，使党受到重大损失。」（详情，请参阅《毛泽东与康生》）这是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刀，来替他们消除异己。

再看毛泽东是怎样借国民党的军队来消灭张国焘的军队的？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

张国焘原来打算西进，红四方面军遇黄河对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9月13日，「毛派」中央电张国焘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10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贵宁会合。周恩来赶到同心城局」欢迎」张国焘，随后就挟持张国焘于旺堡，再转保安、毛周又以张国焘的名义调动四方面军，直接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西进」，待九军、三十军相继渡河后，毛又电令其馀部队留原地迎敌，因此，已渡河的红军陷于孤军苦战。11月10日，中央军委将河西红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新疆，连接苏联，原是张国焘的构想，为毛周所反对。现在这个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却成为毛周用来消灭四方面军的手段。1937年3月，渡河的红军从两万两千人，打到只剩几百人逃到新疆。张国焘留在陕北不断接受批斗，毛周联手打倒张的目的总算达到了。（页513—514）

司马璐还说，组织上对我们说：「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页126）

（4），杀人杀个死

毛对你一旦起杀机，要砍你的头，你央求道：「能否只砍我一条腿，留我一条活命？」他会斩钉截铁地告诉刽子手：「说砍头就砍头，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A「毛真的要坚持『杀人要杀个死』吗？从毛对邓小平的处理是『留党查看，以观后效』，说明也不尽然。」

用归纳法解决问题，你就必须把天下的事例归纳完，不能有例外，就是要做到「尽然」。这样来搞」证实』是很难的。另一条思路是举出反例，仅仅只用一例，这样来搞「证伪」，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我为了证明我的结论成立；推翻邓小平这个例子。就成为必要条件。如果这个例子推不翻，我说毛「杀人要杀个死」的结论将被证伪。

我想了几条：邓小平原是毛路线上的人，被称为「毛派」；他有很大的革命功劳；他参与毛的许多重大罪恶行径，是共犯；特别是他直接指挥反右，杀气腾腾，喝知识份子的血以自肥，用知识份子的血染红头顶。毛曾想让他当接班人，只因他和刘少奇走得太近，毛才另选林彪，1967年7月16日，毛曾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6页）即便在这个时候，毛仍未放弃把林、邓往一块捏；邓小平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同上，第37页）毛虽把他打成二号走资派，但对刘少奇起杀机时对他并无杀机，所以在八届12中全会上把刘永远开除出党，而没有开除他。当他曾表态：「一万年不翻案」，毛说他「人才难得」，让他第二次复出的时候，他虽曾昧著良心奉迎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周；给周以致命伤；但他更多的是逆著毛的意志而搞的那许多方面（甚至全面）的「整顿」，直到最后使毛坚信不移，这个「老帅的头儿」（邓小平）在他死后「要翻天」。这是毛最嫉恨的，因而，毛就对邓有了杀机。问题也就出在这裡：到底是为了甚么毛对邓竟没有一杆子到底、杀人杀个死，反而会刀下留人呢？这时候再用上面那些理由就解释不通了。因为，如果他要念上面那些，刘少奇、林彪、彭德怀……都应该刀下留人；甚至右派也不应该反。陈毅就说过，反右是卸磨杀驴，对不住人。这到底该怎么解释？难道毛的本性不是「无杀机则已，起杀机就要杀人杀个死」吗？

解答这个问题，正好就是揭示了《矛盾论》的灵魂所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毛从最肮葬方面对此加以利用；总归他耍的所有阴谋诡计，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灵魂」附于实体之表现。

无奈天到这般时候，毛实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情况的确如此，以此谓毛的生理生命可，谓政治生命尤可。林彪事件已基本上为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丧钟，毛的身心已大丧元气，多赖周恩来助纣为虐，毛作垂死挣扎的灰头土脸方始改观。冻殭的毒蛇一旦得到复甦，毛这时候就又想要批周，批宰相、批大儒、批投降派、批林批孔批周公，都非空穴来风。只是因为，「批周民不依』、「批周必大乱」，才没敢明批。但在上层内部的批周却从未休止过。周恩来在死前在医院同有关人员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2页）。毛是多么想在全民中搞一场批周运动啊！但这事对他已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为也。」同理可证，对邓小平的未置于死地，也是此时、此地、此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也，非不为也。」

毛阴谋一世，落了个「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一辈子以「运动群众」为能事，而成就「霸业」；到现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广土众民山崩海啸、风起云涌，兵锋直达黄龙府。「四五运动」刚过，毛第二天给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说：「广场，外地，都搞得火热，悼念总理，要邓小平上台，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后台。」（见前）据说，毛真的变成了他自己说别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面对著自己过去的「过五关，斩六将」，譬如，对著解放军的入城式，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本该趾高气扬，却是泪流满面长歎息！周恩来的秘书说：「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已。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著痛哭不已。毛泽东请常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28页）《矛盾论》上说，矛盾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发展。玩弄群众、运动群众的毛，发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嚐到了群众运动的滋味。阴谋诡计、作恶多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政治性命。这就是必然的规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不见了；「我们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骄横不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不见了；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杀气腾腾不见了……「俱往矣！」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切都等待著历史法庭的严峻审判。

让我们还是回到邓小平，大胆地假设，毛又多活了二年，把局面又挽救了过来，那样，你想，邓小平会凶多吉少、死多活少，还是会相反呢？

B 知毛者，莫若邓小平。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邓有双重的大经历：大起大落，能上能下，使他体认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更使他体认到：「翻案大得人心」；而他由「毛派」被贬为走资派，又使他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克服了常人认识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机会入乎其内，则会产生「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的局限；如果不出乎其外呢，则又会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由。就是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邓复出后，才敢开钢铁公司，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在国人面前故意与四人帮（实即与毛）互别苗头，甚至我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车轮旋转的速度，都可以反映出邓小平的复出；列车前进时喊著：『老邓！老邓！』」这时，邓小平认定，非如此破釜沉舟不足以在毛后之中国，让天下人对他归心。这是他对毛的生命及政治瞭如指掌，因而对毛撮了总，估了堆，才作出的实用主义大手笔。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邓认为「时间，机会对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他「早已将个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这话是对的，但女儿不一定理解父亲的深远用意；别人当然就更不明究竟了，比如《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就指责道：「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则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第581页）

「邓小平不成熟」？这种评论真是隔著门缝看扁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于这一层，恐怕会不止一思、再思、三思吧！举世公认的成熟的政治家周恩来却是说邓比他干得好啊！不过，二人是各有各的「矛盾论」。周恩来他总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而邓却不时以「邓」之矛，攻「毛」之盾。让我举例说明：邓在反高岗、饶漱石中是崭露头角、立了头功的。高饶反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反的内容也正是毛要反的，所以高饶实际上是毛的人。邓反高饶是违背毛的原意的。邓为甚么要反呢？又为甚么能取胜呢？简单说：高饶如果得逞，对于邓的仕途将是一个莫大的阻力；维护刘、周于他仕途有利，这就是邓要反的原因。而他所以能取胜，是高饶阴谋篡权的把柄落到他手裡，同时，他深知毛是阴谋家，却最嫉恨他身边有像他一样谋权的野心家。这样一来，高饶「刮阴风、烧阴火」（毛泽东语），彻底完蛋；刘周受到高饶攻击的错误因中毛意，所以毛还要他们检讨；与此同时，毛也不得不失掉心腹干将；所以我说全盘皆赢的邓小平，是有勇有谋的成熟的政治家。我的另一个意思是说，他吃透了毛，并高于毛。比如说，大跃进他是跟毛的；批判大跃进时他则是跟刘少奇的，二人同声相应地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难道他不是明明知道这是非常触怒毛的吗？这一点是政治平庸如我辈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我们推断，大概是邓看透毛错误的严重性及品质非常恶劣，已失去党心、民心，政治上走下坡路，刘的威望正在升高，在全国、全党已营造成功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政治心理气氛中，刘邓合手，毛已基本上被架空，成为一具偶像。{在这裡，我刚从《观察》网站看到一个信息，是周恩来死前的谈话记录，证明我以上推测是对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按：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毛不按牌理出牌。任谁也想不到毛宁肯发动一场反党武化大革命政变，拼上老命，拼上亡党、亡国、千百万人头落地，也要把旁落的统治权重抓在双手沥血的魔掌之中。邓根据党史形成的规则和程序，就只能估计到，毛最好的归宿是他们为他安排的中共名誉主席。这便是我们能设想到的当时邓的所思、所为、所据。与此相反，周恩来是既不会这样想，更不会这样做的。

周打的是另一路拳。他是怎样在毛连续攻击之下败中求存呢？他採用的致胜之道是甚么呢？就是「败狗战略」。在他的十八般武艺中，最拿手的一件是「检讨」。他是领袖人物中检讨最多的一个。毛在他奄奄一息时还要通过「检讨」来降低他的威信。但他总能以「心诚则灵」的检讨「回敬」毛，结果是毛周双「赢」。周的民望如日中天，毛则成强弩之末；《文汇报》仅仅透露一丝批周的风声，全国的读者便是声声讨伐：这可算一明证。上面我们就是用毛不敢明批周这一道理说明：毛为甚么没敢置邓于死地？接著我们还要用毛採取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最终置周恩来于死地这一事实，来说明毛是坚持要「杀人杀个死」的。《晚年周恩来》一书，提供的就是字字有据、字字滴血的铁证：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世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鋻定，确诊周恩来罗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高文谦注），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淮。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淮后才能实施。

「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阻吓。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能过一段时候再看。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著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缄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惟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第377—-379页）

说明毛泽东不敢公开批、就内部批，明杀不成、就暗杀，向人借刀不成、就向癌细胞借刀。总之是「杀人要杀个死」；难道这还需要我再著一字吗？

（5），卸磨杀驴

陈毅对反右派运动很有意见，说这是「卸磨杀驴」，对不住朋友。这些朋友曾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衝锋陷阵，贡献了人力、物力、财力、军力、道义力量，确实为共产党拉了套。其实，仔细想来，毛杀害的刘、林、周、陶、彭、贺……一大批共产党人及党外统战人士，谁没有拉过套呢？这些内容前面已经说过，后面还会提到，这裡就暂不多说了。值得提请引起深思的是，两点：一是想一想像周恩来这样的老黄牛都逃不脱毛的屠刀，你还要设想毛会对右派情有独锺吗？可就有人冒充「糊涂」，今天还在网上说甚么毛的确开始并没打算反右，只是真的冒出许多右派言论如「平反委员会」……这和说毛搞文革是为了摧毁党内官僚体制，开始并无意害刘一样，都是「没」认识到毛的心是多么黑，手是多么毒！因而起到了美化毛的动机的作用。前述，四川省委张宣传部长出于爱党而揭露出毛髮动文革的真正动机的罪恶性。还有一个人，就是王明，我在文革时偷听苏联电台，听到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发动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其中，指明毛髮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活著不被打倒，死后不被清算。」这也就说明了毛为甚么要让许多人（比如周恩来、田家英等）一定要死在他之前？很自然的，他如有可能，会让邓小平死在他之后吗？人们所奇怪的，连让刘少奇活著当个农民也不让；谜底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从这裡引出另一点，就是要你想一想这些有汗马功劳的元勳们的下场，然后及于自身：光凭你替共产党撒了撒谎、捧了捧场，就想捞到稻草吗？「妄想」是你的权利，不过我要提醒你，可别在临死前学吴晗咬破舌头，写四个血字——「悔不当初」——啊！

二曰：「借题发挥」。

常态的人生，总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顺理成章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的一生则总是借题发挥。所谓「借题」，就是製造藉口找说词；所谓「发挥」，就是小题大作、兴师动众。比如，藉著胡风给中共中央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上书，毛泽东就亲自动手打出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来，共抓出2100馀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检查73人。最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划为骨干分子23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胡风本人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文革中加为无期。毛死后，落实政策的结论则是：全属无辜受害。

（1），毛还要让「借题发挥」滚雪球，而成为一环扣一环的链条。这原是出于权谋的考量；又因因果循环，造成了情势：「借题」已属不正派，但毛总是硬将「谬论」变「真理」，故而，只有求助于，第一巴掌的错打要用打第二巴掌来「证明」该打；接连用第三巴掌、第四巴掌、第五巴掌……继续没完没了地证明下去。

A，以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现为藉口，借题发挥，又开展了一个造孽更加深重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肃反运动，并且还规定了反革命占5%的基本估计，而使肃反严重扩大化。

我当时22岁，在解放那年初中毕业，算是历史清白，可因家庭问题，在肃反中整得我死去活来；又因没有查出我个人的任何问题，所以没有给处分，当然我也就不属于「扩大化」的范畴了；我甚么都不是，只是落个「鬼剃头」，医学上叫做「斑秃」，就是头髮呈星罗棋布，圆片状脱光；身上也出现一条条的红道道，奇痒难忍。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并偷偷告诉我：「是吓的！」而那些后来划为右派的肃反对象就不像我那样幸而只是一场虚惊了；他们受足了人间苦罪！

到反右时，说我对肃反不满，就又成了划我右派的一条罪状。这非但是我，而且是很大一部份人划右派的原因。这个「不满肃反」，和不满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以及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私人资本主义改造，合起来就叫做「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谁佔其中之一者，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

B，毛利用反右派斗争搞借题发挥滚雪球，可就滚出了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篡改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毛按著权力私欲来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划定某人的阶级属性，进一步再胡诌个「阶级斗争为纲」，于是便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这样就导致毛泽东把党内外的大多数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他自己就真正成为了「一小撮」。

李志绥医生说：「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73页）「八大」的总路线是甚么？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17页）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称之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八大」的决议是错误的，还坚持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在1957年五一节前夕，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各民主党派及知识份子时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开战，」随后，历史真相就已经大白，这是阴谋家抛出的剧毒蜜饵，导致巨大的鱼群中毒而亡。毛泽东一石投二鸟：一是毛自称的「钓大鱼」、「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阳谋」得逞；二是藉口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进而证明仍然存在 著「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以推翻「八大」的决议。从此出炉了一系列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

这些文章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是《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甚么》，指出写恐吓信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一个月后毛在上海讲：「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毛泽东选集》五卷第445页）在青岛会议期间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劈头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中间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同上，第456，45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写道；「（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毛「认为我国当前还存在著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馀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第123页）。对这些无稽之谈，暂且存而不论，倒是首先证实了李医生关于毛要推翻「八大」总路线的正确论断。如果从这样一个迂迴曲折的深度来论述；反右是「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0页）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说，「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第195页）这就错得太离谱了。一则在毛的眼中，知识份子（包括为共产党卖了命的李公僕、闻一多）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他实行专制独裁的主要障碍物，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定然要拔除的，也就是说，右派是一定要反专制独裁的。对反右的起因，我是围绕著「匈牙利事件」进行论证的。而有的人说：「许多书刊、文章多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苏共『20大』引发的『匈波事件』以及国内形势—各地爆发了许多起的罢工、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这些表面现象，视为『反右运动』的起因，认为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引致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反右运动』具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即这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即使没有『匈波事件』和国内的罢工游行，也是必然要发生，迟早要到来的。」（冯治军《毛泽东与邓小平》第213页）我认为说得好！比我分析的深刻。二则，「反冒进」是甚么性质的事件？人民日报社论说是对右派做的「可耻的内应」。毛认为是「离右派只有50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尤其是右派份子，大多是「反冒进」的，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反『反冒进』」的。请看我的例证：人民日报载，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1957年5月16日发言：「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22日，罗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问题发言，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陈铭枢等指责毛泽东「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长久地耿耿于怀，毛说，好大喜功，看是好甚么大，喜甚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裡也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种胡搅蛮缠的跪辩，令人难辨他是厚颜无耻而可恶，还是理屈词穷而可怜？千万别让我们听到如法炮製的狡辩：「是革命派的厚颜无耻，还是反动派的厚颜无耻？我们厚的是无产阶级之颜，无的是马列主义之耻。」

6月10日《渖阳日报》刊出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甚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载：中共甘肃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党内外的右派份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事向党进攻。说『500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6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淮备十年基本上摆脱乾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载：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从1956年6月开始，「就打著『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譭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1957年6月，中央宣佈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併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

1959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问及「你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对吗？」毛答：「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话也有两重性，对，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李说：「如果说对，那就意味著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这时毛看到旁边有人在暗暗制止李达，便气呼呼地说，「不怕，说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见，把反冒进的人和观点，毛是将之划归于右派的。毛泽东认为「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周恩来顺著毛的思路，作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扩大为『全面冒进』，併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转引自《周恩来与毛泽东》第398页）。这在说明，民主党派、知识份子是反毛泽东的冒进的。是与反冒进的领导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毛泽东怎么会利用他们、他们又怎么会去整「那些『反冒进』的领导」呢？这正好是把事情说了个相反。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清楚：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是反冒进的社会基础，所以只有反右之后，反「反冒进」才能奏功；同时，他对反冒进的人，也以「右派」相预儆，相归类——据毛说，两者相距只有50米。这也是借杀右派之刀，杀向「反冒进」者，而且使后者无还手之力。

C，批周恩来的「反冒进」，只是毛批周「借题发挥」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的第八章中有详尽的说明：

在1957年9月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开始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潮，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鬆劲，扫掉了一个「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49页）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这是毛第一次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的批评。会后，人民日报在11月13日社论中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说有右倾保守毛病的人，「像窝牛一样爬得很慢」，「这是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还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宣佈了苏联的雄心：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

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刺激了另一个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他在会上建议赫鲁晓夫再加把劲，用十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他用这种形式来暗示苏联的劲头还不够足。至于中国，毛说：「我们15年超过英国。」（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3页）

其实毛泽东的真正目标不是英国，而是苏联。苏共已在内部确定了一个没有宣佈的目标：从1959年起，在12年内（即到1971年）达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正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中国的经济建设怎能落在苏联的后面！

然而，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周恩来主张的反冒进方针，对雄心勃勃、急于求成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障碍。

年底，毛泽东到华东去了将近一个月，其间，还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表扬了安徽的治淮工程，并用这个例子来批评右倾保守。他说，安徽人民1957年一个冬季就搞了16亿土方，超过过去七年，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越批评越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毛还採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办法；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7页）

从八大以后，毛管的事可是越来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进。这两件大事都是他亲自抓的；接著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一个五年计划，毛自己也知道没有经验，所以他开始时没有多插手。后三年开始插手，「以农业的跃进促进工业的跃进」，结果弄得国民经济失衡，在反冒进中窝了火。现在要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他要亲自出马了。为了证明工业并非高不可攀，他当然要表现出，由于他的领导，中国经济面貌立刻大变。从八大后，毛髮动了一个又一个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攻势，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他必须贬低别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以此显示出自己的高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是这场紧锣密鼓的第一个高潮。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印发了周恩来、李先念的反冒进言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会上气氛紧张，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洩了气，六亿人一洩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但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洩气？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1月12日，毛说：我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洩了气，还有甚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又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著众人批评。小范围不行，就开中央全会，总要有点压力。毛还尖锐批评了印发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说这篇社论讲，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说没弄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不看」、「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1月14日说：反冒进伤了很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1月15日，毛泽东搬出「用地方压中央」的办法，大大表扬柯庆施。说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很好，要大家学习「柯老」。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许多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毛泽东又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接著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93页）

周恩来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到：「攻其一点或几点，儘量夸大。不计其馀。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右派份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南宁会议，确定了今后不再提反冒进，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毛后来也承认，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51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毛不善罢甘休，于是，又有一连串的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毛在会议上说；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1200万党员，能没有一点缺点？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洩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又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毛还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纷纷在会上作检讨。毛又摆出宽大的姿态，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著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陈云讲到分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甚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毛重申要「大权独揽」。

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汇报，即使请示报告了，也是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再接著三月份的成都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六次讲话，多次批评反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讲清楚的目的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他在3月9日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应该採取哪一种，我看应该採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种方法是让四害存在，除四海也有两种路线，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甚么不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份人的官气、暮气、娇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3月19日，成都会议期间，毛为重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份按语写了说明，其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把反冒进与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匈波事件和右派进攻相提并论。而且，在3月25日的讲话中和在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中，也反覆说这两个「没料到」。（这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 李医生说毛本意并非要反右，而是要借用知识份子鸣放来整那些「党内敌手」，那些「反冒进的领导」，这是和说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去打倒赫鲁晓夫或镇压匈波事件的闹事者一样，是太过离谱了。李医生为甚么会这样？下面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02页}原因找到了，是他太缺乏对「山外」的接触，受到只入乎其内、不出乎其外的局限所致。—紫丹）

3月20日毛又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好？」「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流好？」

4月上旬，毛还说有些人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会刮颳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

针对周恩来的「稳妥可靠」，毛泽东批评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毛为了使冒进变成可取的，就换用了「跃进」这个名词，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毛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的工作报告时，加了一段话：「一个马鞍型，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也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型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周恩来在会议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汇报，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周恩来在开始淮备这个发言稿时，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秘书建议自己走开，让周恩来安静地构思，秘书走开后，周独自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两点多。后来还是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周恩来口述，秘书整理成文。在秘书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恩来删掉这句话，他严肃地对秘书说：在延安整风后，可以这样说；整风前，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不能引用这句成语。「这说明你对党史知道得太少！」他说这些话时，几乎流下了眼泪。（可见周知道，毛对他的「借题发挥」是源远流长、没完没了的——紫丹）秘书发现，在起草这个检讨的十多天裡，周恩来的头髮又白了不少。（《庐山1959》第132页）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毛要把周的总理撤下来给柯庆施干，只是别的中央领导人都通不过，才算作罢。

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他同志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毛总是强词夺理，就像他把「阴谋」改成「阳谋」就自以为得理一样，现在他用「跃进」来代替「冒进」就又自以为理直气壮了。其实不然，这样做，丝毫也掩盖不了他原本的无理，相反，却暴露了他原本的无耻——紫丹）

毛泽东到底为甚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反反覆覆强调批判反冒进呢？（上面这些，够得上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了吧？其实，我从该书该章摘抄中，还删去好多重複的絮道和海阔天空的哲学议论呢！）一句话，是为了他个人的大权独揽；包括想打倒周恩来，以及随后更大的「借题发挥」滚雪球。

但是。对毛批「反冒进」的「借题发挥」，认识至此，还只能算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二是，这裡面还包含著毛的更加勃勃的政治野心，第八章的题目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一语破的之言：「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从此我们看出，毛开始了他类似当年在井岗山的，如今却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要当国际「山大王」的征程。

（2），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问题的重心在于，毛对人总想「欲加之罪」，而后置于死地。

A，兹举其荦荦大端：

毛当权初期，宣佈安定人心的政策，一些在逃的地方绅士、保甲长、地主富农分子、国民党下层党政军宪人员……纷纷响应，返回家乡，向当局报到，希望被恩淮安居在家，老实生产。原本在家等死的，听了政策，也以为有了活头。

风云突变，所有媒体大事宣传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还编造谎言，说群众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一夜之间，出动大量军警搜查逮捕：一网打尽，一个跑不掉！我所在的城市，第二天，居民探头探脑打开街门，互相打听邻居「都逮走了谁？」血色恐怖，人人自危。

你经过「镇反」吗？就是把「反革命」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全国数以百万计地关、管、杀！

在清除国民党的「残渣馀孽」的同时和之后，矛头也对淮了知识份子。这裡仅对其「借题发挥」的「题」，点到为止，不再展开。1950年7月，江青多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8月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将50馀年出版的一万五千多种书籍，先后在「肃清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思想及封建思想出版物」的藉口下，毁去绝大部份，只剩下不到一千种；1951年2月毛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后扩展到整个知识界；1954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很讚赏，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并批评压制小人物，也指出，《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随后开展了对文艺界领导以及对红搂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的批判，并改组《文艺报》编辑部；1955年5月，由于胡风上书中央，遭迫害，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其中大量为私人信件，毛亲写序言和按语；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励大胆批评共产党；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热诚号召党外人士帮党整风；月底，毛在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鼓励党外爱国人士帮助党整风；5月在党内高层，秘密传阅毛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佈置引蛇出洞；6月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抓住匿名信，8日，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这是为甚么》，在全国猛烈开展反右派斗争：7月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提出流氓无赖的「阳谋」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青岛省市书记会议写出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势》，国务院通过《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硬性规定，都必须参加，从前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参加和退出完全自由，就这样一来，统统算是没说，知识份子活该上当；在这期间，各媒体发表了像飞蝗遮天似的文章，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幌子下扯谎撂炮、血口喷人；8月公佈《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就算是挖掘好了活埋右派份子的墓坑。

B，从对「一封匿名信」的借题发挥，我们来解剖毛泽东这只麻雀

「这是为甚么」——《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迫害知识份子的腥风血雨的反右派大运动。有些人总喜欢卖后悔药：「要不是那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行下去，该是多么美好啊！」这话实在让我感触良深，不得不诚劝诸君：「再也别卖这种后悔药了！」此前的「反胡风」运动，就有人说：「要不是他给中央写30万言书，怎会闯出那么大的祸事？」此后的庐山会议，反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有人说；「要不是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万言书，会议原定是反左的呀！」直至毛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面对著毛的这场垂死挣扎，也还是有人说：「刘冰给毛主席的信，控诉迟群、谢静宜的腐化堕落，专横跋扈，干吗要由邓小平转交？主席当时就在北京嘛！让他老人家误认为矛头是指向他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说到借「信」为题，我乾脆循著前面的思路把问题扯得更远大一些，把它的荒谬性放到显微镜下。这个问题就是，要不是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怎会惹疯了中共给他来个「九评」呢？这个问题远大到足以影响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濒于灭绝。「九评」的第一评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宗明义说道：「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採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现在我们已经看清：不管说一千条理由、道一万条理由，而九九归一的一条是，毛泽东要跟赫鲁晓夫抢世界领袖斯大林的这个老盆，才是中苏闹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份裂的根本原因。斯大林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毛泽东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促成世界格局的改变，乃兆端于此。

所以，就「信」说「信」，只能知其表而不知其裡。还是让我们返回本题，来看看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这是为甚么》，是怎样出笼的吧！

据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恐吓信好就好在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甚么时候抓住甚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甚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馀地。鲁迅写文章常常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馀地……」（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始末》）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说的「我就一直（！？）考虑甚么时候抓住甚么机会发动反击」这一句话，就可茅塞顿开，作出清醒的判断： 抓匿名信，只是借题发挥；要反击，这一点是板上钉钉子，定死了的。产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认定吧，即便是躲过初一，你也别想躲过十五！即便他没有「这一个」机会强词夺理，也仍会捏造出另外一大堆说词。历史已经用屡试不爽的事实，确证了这个令冷血动物「其乐无穷」的真理。

C，由于「借题发挥」，原本正义的也变成了邪恶。就以土地改革为例吧：土改不论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还是从人道主义说，都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可这个事情由共产党来做，就变成一场图财害命、令人髮指的伤天害理的劫难了。这是为甚么？就是因为它的目的是邪恶的，毛泽东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之间也。如果你反对他的邪恶，他不说你反对的是他的「邪恶」，而混淆视听地给你扣一顶帽子，说你是站在黄世仁立场上，反对白毛女，反对贫下中农！他便以贫下中农的恩人自居，迷惑贫下中农，让他们认不清到底是谁害苦了他们！直到数千万农民在被饿死的前一秒钟，还在默念著：「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在台湾就不存在借题发挥的问题，而是正宗正项地体现了「耕者有其田」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

又如三反、五反，如果正规正矩地搞，对于廉政建设、对于淨化社会风气，都会大有脾益的。但因为目的的邪恶，就决定了其手段之惨绝人环！徐平华先生被划右派的原因，是他对亲历的三件事提出质疑：一是在朝鲜战场上「枪杀战俘」，并且连指导员向他解释说：「这是上级指示」；二是在人民大学，他和张志新（烈士）是一个系，他们系裡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志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被苏联专家姦污怀孕，后来下落不明。他要追问，张志新叫他不要管这些事：「一切党都会有妥善安排，要相信党。」第三个意见是有关三反五反运动的：「朝鲜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因为人海战术，部队伤亡惨重，我所在的63军188师所剩的人员很少，这时候奉命换防整编，所谓『整编』就是各单位分散在防空洞裡搞三反五反运动，每天检查思想，批判斗争。我们连队有位马司务长，回民，是傅作义起义人员，北京人，他被当作『老虎』批斗，叫他交代过去的罪恶，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内部斗争场面，马司务长被绑在柱子上，严刑逼供，嘴巴都打肿了，究竟他贪污甚么都是疑问，谁也拿不出证据。我当时年轻，历史清白，党支部吸收我成为核心组人员，小组分三班，日夜轮流批斗他。大约一个星期后，马司务长也没有交代甚么『问题』。最后党支部决定押送他到团部集训。马司务长走后不久，有个朝鲜『阿爸吉』谎慌张张跑来连部报告，说有位中国『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导员派我们三个人去掩埋，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死者就是马司务长，他的头部有枪孔，身上也有多处枪孔。原来不是甚么去『团部集训』，而是秘密执行枪决。因死后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来吃的时候，朝鲜『阿爸吉』看到才跑来报告的。

「马司务长的被杀，给我思想上极大震撼，我反覆在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是骗人的吗？枪杀放下武器的战俘、秘密处决马司务长，像一场恶梦似的使我记忆难忘。」

我也曾亲睹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我们学校斗「贪污犯」也是摔打逼供，爹呀娘呀，鬼哭狼嚎！十分之九以上是假案，即便是真的，也不能如此残忍呀！中国人作了几辈子的孽，给逢上这样一个暴虐无道之君。一个人只有一条命呀！再说，谁无妻儿老小……？

现在中国，反贪污也并不是反贪污，是「与时俱进」的借题发挥。由于几乎无官不贪，所以，只要上级领导出于政治上需要，想剷除谁，就反谁的贪污，如江泽民反陈希同，一反淮成，决不会扑空。小贪污犯（下级）总会有把柄在大贪污犯（上级领导）手中。如果你把领导服侍好，就保管你万事大吉。江泽民说了：「该抓就抓，该保就保。」本来，只要贪污就该抓，这是法律；但出于政治考量，该保的人，不但不抓，还管保你能步步高陞，甚至提升到最高层的核心领导的位置上。有时候，为了转移对这个贪污党的极大民愤，迫不得已抓几个斩首示众，也只是中共找「替罪羊」的惯技而已。

三曰：「借头过关」。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写了一段曹操借头的故事：「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曹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馀，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斗，不敷支散。管粮官任竣，部下仓官王堂，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斗散之，权救一时之急。』堂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堂依命，以小斗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堂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堂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堂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也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无虑也。』堂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堂故行小斗，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次日，操传令各营将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操亲至城下，督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城上矢石如雨，有两员脾将避而回，操掣剑斩于城下，遂自下马接士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抵敌不住。曹兵争先上城，斩关落锁，大队涌入。李丰、陈纪、乐就、梁刚都被生擒。操令皆斩于市，焚烧伪造宫室殿宇，一应犯禁之物；寿春城中，收掠一空；商议欲进兵渡淮，追赶袁术。」

这个仓官王堂当了替罪羊，他的头，算是「羊头」；杀那两员脾将是要杀鸡给猴看，所以说，他俩的头，就算是「鸡头」；这些都是消灭敌人的手段，杀敌军将领李丰、陈纪等，则属最后达到消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的「借头过关」，也完全是循此行径：借羊头，借鸡头和杀敌头。毛的「杀敌头」，在策略上总是「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

（1），借鸡头

A，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见《往事并不如烟》）这个「借头」的性质是借「鸡头」，是要杀鸡惊猴。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国际上有苏联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国也跟著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对于毛无异于「同著和尚骂秃驴」，匈波事件又引起中国的「懂得气象学的蚂蚁出洞」；在中共党内，强调集体领导、反冒进都是针对著毛的，国内知识份子鸣放、工农和学生闹事都威胁著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毛为堵塞这股民主洪流，治乱世用极刑——据王若水判断，1956年毛就起了「杀机」。1957年反右派，借右派的头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来镇压国家的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所以就不仅仅是借章伯钧一个人的头的问题，而是要借右派这个群体的头。这一点，刘宾雁先生在给丁抒先生《阳谋》一书作的序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苦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万馀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佈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著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著：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反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和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毛泽东对右派的借头，除了用以「儆猴」的手段意义外，还要达到更根本的目的，即具有「杀敌头」的意义，这就是要从政治上（相当一部份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极权，也即毛泽东个人专权路上的拦路虎——篡权前夕毛就在评白皮书中定性为「右派」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右派后，毛又说：「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庐山会议实录》第333页）

在这裡就充分地显示出，毛的反右派，从本质上讲是反人民，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右派观点都是为民请命，反对毛的倒行逆施这一点上得到证明；从量上讲是把右派作为人民的一部份来反的，这是他一向惯用的「枪打出头鸟」的策略。吴祖光曾说他没有理由要反知识份子；这说明吴尚未认透毛的本质与知识份子的本质，及其之间的关系。毛的本质决定他要反知识份子；不反知识份子，不是他的本心，不合他的本性。因为他要搞一人专政，独霸天下，只有实行愚民政策才能达此目的。知识份子的本质是独立思考，嚮往民主自由。结合当前形势来说，广大的农民（包括贫下中农），吃尽强迫他们入社，剥夺他们的土地、牲畜、农具，征公粮、卖馀粮，干部欺压的苦头，而举行退社、闹事；学生因为升学、就业、学校各种问题而罢课、游行示威；工人因工厂官僚主义管理，各种政治的生活的不公正待遇、体制方面问题更大，出现罢工、闹事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和国际上苏联反斯大林，东欧波匈事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退党风潮，与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积累下的欠债，和社会主义改造急躁冒进，好大喜功带来的恶果纍纍，这就形成了一种危机四伏的政治经济大坏局面。毛泽东虽表面上发表了很多假装大肚汉的言论，但内心里却是朝最坏处著想，宁肯把困难估计得更多些。他没有进行改革的打算，而是下了最保守、最反动的决心，要打杀「出头鸟」。知识份子是人民的先生，是人民中的出头鸟；右派是知识份子中的出头鸟；民主党派是鸟群。果然，他得逞了，一经反右，他倒行逆施所带来的对人民的种种危害，工人、农民、学生都不敢提了，更别说闹事了；更别说资产阶级的意见了；连周恩来们的反冒进，也只有请罪的份了；一切正确的言论、行动都偃旗息鼓了；一切祸国殃民的做法，都能兴风作浪，畅行无阻了。

B，还有一种，杀鸡不是为了儆猴，而是为了设宴。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大寿，作为寿礼，强迫救国会「自动」立即解散。这就是为斯大林奉上的一桌庆寿百鸡宴。因为救国会曾在抗日期间登报声明过，反对斯大林大元帅与日本订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苏联以承认满州国独立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在反右派时，把「阴谋恢复救国会」又作为划王造时右派的一条主要罪状。这使我想起了年羹尧的一个血淋淋的故事。说的是，在宴席上，一位客人发现碗裡有个苍蝇，因为客人知道年是个杀人魔王，为避免年滥杀无辜，就装著没事，把苍蝇硬是吃进肚裡。可是，并未躲过年的眼睛。下一刀菜上来——哎呀，不是菜，是一颗人头！厨师的人头！老毛上的是「反动组织」救国会和右派份子王造时的人头。

文革初期，毛泽东打倒罗瑞卿，只是因为罗反对林彪的个人崇拜和「突出政治」；可罗并不反对毛，而是死心塌地地拥毛。毛所以要打倒罗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向林借刀杀向刘少奇，才先杀掉罗瑞卿这只鸡向林上供的。在《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上说：「罗瑞卿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一直受到信用和重用，那么为甚么毛泽东会同意打倒罗瑞卿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如他给江青的信上说的，为了借朋友的力量去「打鬼」。因此也可以说，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同林彪作的一笔政治交易。」（第69页）另有一说是，毛借林之刀杀向罗，是为打倒刘少奇扫清道路。由于极权政治全是黑箱作业，人们只能靠有限的资料进行推理，因而得出的说法各异；但性质无异，都是毛要借罗瑞卿的人头。

「九一三事件」后，毛又用林彪的头作为「鸡头」，设宴招待『三老四帅」。11月14日，毛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发表讲话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甚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其实反击「二月逆流」的主帅是毛亲自加以支持的江青。

毛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对张茜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还面向其他人说：「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谈到「二月逆流」：「那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甚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

毛在军委会议上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付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翻云覆雨，一至如此！（以上谈话，转引自《毛泽东与康生》第167、174页）

对比刘、林，我们看到，他们被借刀的命运是相同的 。在延安毛也曾向刘借刀，杀向王明和周恩来；而最后下场，二人又都是作为毛的敌人而被消灭的。

文革中间，毛所以要提出「还我长城！」并打倒「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关、戚，那也是为了收买军心而特意杀鸡酬军的。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意义的「借鸡头」，就是让敌人残忍地屠杀自己的党员，以「取信于」敌人。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

用反共的面貌和组织消灭反共的力量。因此，为了培养一部份共产党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机构的关键位置，牺牲一些小共产党员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的特务熊向晖在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身边，利用反共面目，杀过不少共产党人，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90页）

（2 ）借羊头——「替罪羊」机制

A ，四人帮是五人帮的替罪羊

四人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替罪羊。这是因为：一，四人帮替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罪恶，这个罪恶是史无前例的；而毛泽东则是比斯大林、希特勒的罪恶都更大的罪犯。二，四人帮不是贼王，不是罪魁祸首，是爪牙，是喽萝，所以不能承担首犯的罪责。说四人帮是毛泽东的替罪羊，恐怕普天之下鲜有否认者。但「鲜有」毕竟还是「有」，不然何以一个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追究文革罪责竟只拿四人帮是问而不再往上追究呢？

对此，中国人都心照不宣，不是「不宣」，而是或装糊涂，或敢怒而不敢言。西方舆论界就不那么认帐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採访邓小平：「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你就看邓小平怎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吧！ 邓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份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毛甚么时候把国家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过？恐怕说成「把国家推向危机」，倒更合事实。——紫丹）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还会比共产党更黑暗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他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份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03页）说了半年六个月，还是没有回答：为甚么「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奥女士插问几个别的问题，就又返回到这个问题，而且扭著不放：「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由于对邓的回答显然是不满意，才接著问：「这是否意味著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邓回答的要点是：「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奥问：「你是否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邓答：「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裡表明邓死心踏地地要四人帮当毛的替罪羊；一是在罪行上替罪；二是在群众「痛恨」的对象上当替身。关于第一点，我要学著毛的口吻说：「没有毛，四人帮顶个屁！」关于第二点，我要表扬毛，因为他说了实话：「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老毛，我是『豺浪』的后台。」这一点，毛就成了群众的「知心人」：他知道群众嘴上说的、笔下写的对四人帮的痛恨和揭露其滔天罪行，其实心里指的是「我老毛」啊！群众也是把四人帮当做毛的替罪羊来指桑骂槐的。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著哩！可邓小平却不老实。难道他真不在乎全国人民对他的撒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还是情有可原—共产党一天不撒谎日子也过不去？邓小平随意要撒谎，实质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奥问：「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邓答：「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在邓回答后，奥的发问就把邓的掩耳盗铃（或说没穿衣服）揭个昭然。她问：「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在邓答「有这个因素」及但书后，奥又问：「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喜一样的人？」邓答：「江青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当然忘不了但书：「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奥女士不等邓说完就打断他——不是插问，也不是肯定，而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否定句：「我们不知道。」邓接著说：「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的邓小平，竟说「毛主席干预不力」； 毛主席就有「这点」（原话！）责任！要按你说，毛主席该是个多么软弱的人物呀！他该是多么喜欢保持被动呀！你说：「江青坏透了！」但人们不免要问：「比毛泽东还『透』吗？」国人皆知，江青在法庭之上公开坦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你说：「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这固然不错，但按共产党的政策规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那么，首恶者、罪魁祸首、贼王毛泽东该当何罪？应该承认，所有四人帮的罪恶，再大也只不过是毛的罪恶的一个部份，而且「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

奥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答：「零分以下。」「零分以下」者，负数也。这是数学概念。它的社会意义就是，如果一个人得零分，他就没有了人性，已经算不得是人了；如果得负分，那他就是人性之大敌，危害人类的害人虫！以这个评价作标淮分来衡量毛泽东，他就更是「零分以下」了。所谓「更是」，就是这个负数的绝对值更大。按照我前面对他的本质已作出的分析，他的得分应该是负的极大值。从数学概念翻译成生活概念，就是坏极了，糟透了，无以复加了！就是罪大恶极，死有馀辜——虽九死而难能抵其罪于九牛之一毛！

从前造神时曾有如是说：「愿天下的树都成为笔，愿天下的河都成为墨，愿天下的人都成为诗人，那也书不尽毛主席的恩情！」现在只用将「恩情」还原为「罪恶」，便真相大白。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在《谁是反革命》一文中说：「仔细回顾一下的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各个方面的决策几乎全是错的，包括外交政策–-没干一件好事。」被视为中国最有骨气的知识份子之一、著名戏剧学家吴祖光为史若平教授《寒冷的夏天。1957风云录》一书所写的序言《从1957年说起》，是这样结尾的：「我何嚐不打算说毛泽东几句好话，但是实在连一句好话也找不出来。他的那些诗词只不过是他暴虐专横的遮羞布，只有他的一句『词』可以概括一切，就是：『不许放屁！』此外就是孽债如麻，不须说了，是谁也说不清的……」（转引自《开放》2005年二月号）诚哉，是言也！毛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啊！应该把「四人帮」实至名归为「五人帮」。这才是没有迴避奥女士问：为甚么「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B，毛泽东、共产党创造和利用各式各样的替罪羊，形成一种替罪羊机制。

文革中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非常紧张，而毛这时正要军队介入运动，控制混乱的局面。毛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故作姿态，向军队对之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开刀，让陈、江当了替罪羊。于1967年2月10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参加。毛在会上大发雷霆：「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指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裡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陈受到批评后很紧张，几次透露想自杀。但是中共剥夺人的自由，做的非常绝，让你非但没有言论自由，而且没有不言论的自由；让你非但没有活的自由，想死也没有自由。大家都知道，自杀也要获致罪名，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叫「畏罪自杀」。这次，江青指著陈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还专门查找了「自杀」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据：「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文革大年表》第180页）「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晚年周恩来》第198页）三年后，毛决心要打倒林彪，就写出《我的一点意见》：「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又让陈先当替罪羊，展开「批陈」整风；著手批陈、著眼批林，暂且麻痺林彪和掩国人耳目。从此，老夫子锒铛入狱，先生休矣！

毛共罪孽深重，内裡早已腐烂透顶，但还要硬撑伟大、光荣、正确的表子，所以就乱找替罪羊：党内找、党外找，非但在中国找，外国人也不放过；非但在人间找，老天也不放过。汝未闻「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讨债」的谰言乎？

在这裡我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信阳事件，一个专区饿死了一百多万人。这本是毛泽东的「人祸」所致。《中国大逆转》中说：「1960年冬，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替罪羊，他说：全国有1/3地区形势大不好，『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中共信阳地委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子，提出报告说，该地区大量死人，『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著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1960年12月12日中共信阳地委的报告）。中共中央立即肯定了信阳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迅速掀起整风整社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当时，河南省曾派出干部，驻豫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也派出全副武装的团队，将信阳地区各县、社、队的干部分别集中看管起来，人人过关，对一批为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任务而习惯强迫命令、压制和迫害群众的干部，大体上也就是在合作化运动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中被提拔起来，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得势的『新恶霸』，处分的处分，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各省各市都为此处理了一批干部，以证明问题主要出在下层，将上层应付的责任遮掩过去。」（331页）

C，另有一种不是替罪羊，而是掩罪羊，是借他的羊头，好挂起来卖狗肉，以掩盖他的罪恶和丑恶。例如李立三，他的存在，就标志著毛泽东在处理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个大字，来掩盖毛「以杀人如儿戏」（周恩来语。见《毛泽东与周恩来》第100页））。李立三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现身说法，发言的题目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掩盖罪恶、製造假象、用纸包火，都只能是转瞬的事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用事实真相说明毛的权力是建立在赤血白骨之上的。就连作为「羊头」挂的李立三也未能逃脱残酷折磨、被逼自杀的可悲命运。

在党外例如对宋庆龄，好像只要收买下一个宋庆龄，就等于收买下了孙中山，也就同时收买下了三民主义的商标权。然后毛泽东就可以有资格振振有词：「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五卷，第311页）从这裡就可以看出，刚才吴祖光所引毛词「不许放屁！」那是他对别人的苛求，对自己则是大许特许的。我不说别的甚么，只请读者想一想：毛泽东是怎样完成民主革命的？——他让全民啼饥号寒，饿死4000多万人，就是他完成民生主义的标志吗？他焚书坑儒，杀害几百万知识份子，在党内外实行个人专制独裁，即便是国家元首，都可以任意戮杀，这就是他完成的民权主义吗？：先是让日本多佔地；后是一边倒、称臣斯大林，破坏中华文化、文物古蹟，让马列洋教跋扈；再后是挥霍中国人的血汗、喂养国际毛派杀人政权……这就是他奉行并完成了民族主义吗？所以，与其他说「完成了」，倒不如由他自己来宣称：彻底破坏了孙先生的民主革命，「完成」了专制复辟；才算是以身作则，「不许放屁！」

在国外，挂霍查这个羊头，是代表「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挂卡斯特罗这个羊头，是反驳「和平过渡」，树立「战斗过渡」这竿旗帜的（苏修把古巴当成「和平过渡」的例子，卡氏说，他们是「战斗过渡」）。不过，古巴很快就给中共翻脸了。当中共大事宣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民大众却毫不客气地给予冷酷的讽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后来阿尔巴尼亚也都「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反右令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著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五卷，427页）毛泽东都感觉到意见「尖锐」了，可见是够尖锐的。傅的发言，指党员回报他人思想情况是「特务」，指党员在位无能是「木头牌位」，还提出「民主治校」。换上任何一个人都会跑不掉划「极右派」的。可毛泽东手大遮天，保护了他，只要他不划右派，挂起他这个「羊头」，就足够说明，凡是划右派的，即便意见不尖锐，但都是「恶意」的，「怀著敌对情绪」的。当这个羊头的价值过期作废时，在文革中便成为了「漏网右派」，和新罪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分子」、「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大学阀」，被批斗、被抄家、被打骂、坐喷气式、被送进」劳改大院」，是北大「黑帮」中被打得最重的一个，经受了残酷折磨……毛泽东的「善意论」，哪里去了？

D，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的替罪羊是斯大林和毛泽东

共产主义的一切罪恶、一切弊端，暴露于世，而遭遇彻底失败的时候，某些原教旨主义者跑出来打圆场了，说甚么他们实行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汁原味的共产主义，而是扭曲了的假共产主义，且沿用了中共批苏共的「九评」中最后一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训》一文的概念，说所有到此为止，毛、斯等所实行的都是假共产主义，人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这个学说降世百多年来，曾受到拥护，并且拥护到狂热的程度，其中包含著大量的博学多才、思想深邃、热心济世的世界级的伟人，而且这个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是放在统治思想的地位的，在中国，至今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谁说，把马列主义放在「百家」中算是平等的「一家」，那就要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一直有人在反对。但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洋洋得意地说，这些反对派屡屡宣佈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可他们却仍然继续在驳。以之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这是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理论驳倒另一个理论不是靠打嘴官司可以解决问题的。靠甚么呢？这就是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的：要靠实践、靠工业。而实践具体地推翻了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却是无可辩驳地符合了「事实胜于雄辩」的真理。这也同时说明，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凡是马列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马列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而是站在事实上说话。

纵合公理和婆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说一样，作为一家之言都有存在下去的权利。但，若要罢黜百家，独尊一家，并用它来建立一种共产主义极权制度，那就不止是行不通，而是毫无例外地被实践证明： 哪里这样做哪里便充满血腥与贫困。这是在十几亿人口的地区，以牺牲成亿的人命为代价，在上一世纪做实验的结果。如果有人（在中国和海外都仍大有人在）仍不死心，则需考虑：1，人类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沉痛吗？你还淮备再拿出多少人作牺牲品来作你的「真」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2，人类竟然会「愚蠢」到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未能把这么「美好」的社会制度实验成功，那说明甚么呢？是人的问题还是主义和制度的问题？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分子们如果继续不死心，那就只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循著毛泽东「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继续失败和灭亡下去。3，中国共产党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甚至迴光返照，是由于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滴注进去资本主义的救命汤。这在中共的统治史中是屡试不爽的：所有砍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的时候，就等于是率兽而食人，导致国民经济大破坏，濒临于崩溃，而往资本主义一「倒退」，例如搞点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形势就立即起死回生；而更见效验，更具根本性转变的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你说的那个「真共产主义」，胡锦涛正在付诸实施，这就是他在搞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窃以为这是「蝌蚪赶鸭子——急于找死。」请听我再做一番细说端详：

共产主义带著先天的不治之症来到人间，使人类遭受到一场浩劫。毛泽东看淮它最适于自己篡国夺权的目的，就把共产主义用三民主义包装起来，起了个名字叫做「新民主主义」，以迷惑和骗取到人心。这也曲折地说明，任何时候三民主义都是大得人心的。毛泽东在党内一再交代，要打孙中山的旗子，要打三民主义的旗子。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借鉴了世界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择其善者而从之；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它们的弊病—其不善者而改之。

事实上，每当毛倒行逆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偷偷摸摸地参杂一点「三民主义」当做救命汤来喝，如大饥荒后实行的那一套放鬆的政策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应该把他的口头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乾脆改成「三民主义，一抓就灵」才合乎实际 。

更具说服力的又一典型例证是邓小平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他引以自豪的、值得他大吹大擂的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而这又是人人都承认的明显的事实，但是，你想了没有——他在改革中深得人心的是甚么东西 ？是从哪里取来的？这回不是右派道出了真情，而是，从上层的左派，到农村的得利的基层干部。他们所发出的牢骚和责难，便道出了真情实况，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好一个精闢的概括！「退到解放前」竟会如此大得民心，而却使毛分子如丧考妣！他们说风凉话：「国民党反动派又回来了！」更说甚么「人民政府」应该改成「国民政府」、 《人民日报》应该改成《国民日报》、《红旗》杂志应该改成《蓝旗》。杂志。后来《红旗》还真的改了名，当然不可能是《蓝旗》，而是改成了《求是》。他们对《红旗》易名心存愤懑，不说「求是」是「求是」，而气急败坏地倒著读：「是毬！」竟把自己的喉舌说成「是毬」了。

我们还要通过反右派运动，说明一下「借头过关」中借鸡头、借羊头和杀敌头三者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对右派借头的性质主要是杀鸡给猴看，而且毛确认右派是敌人，是反革命。现在还要说，右派还当了共产党的替罪羊。突出的例子是，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的报导《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汉阳县一中学生因升学问题闹事，报导说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公佈招生比例；二、全国统一招生；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县长出来答覆，他们不听，县委派宣传部长等来解释，他们也不听。有个学生喊了一句：『头头都在县委会！』学生们又涌向县委会去了……。」闹事的过程，前面已做过交代，现在要提出问题：学生闹事是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这有甚么不对？犯得著枪毙三个、判刑四个吗？况且，毛说过，「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们有事，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只有向工厂的厂长、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闹。」（转引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75页）又说过：「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要闹。凡是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是来他一场赤壁鏖兵。这有甚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练，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又说：「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其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其瑞的办法。」「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万的大学生……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倒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儘量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3页）

毛针对全国发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所说这些处理的原则，也完全适用于汉阳一中的学生因升学的问题而起来闹事。可现在为甚么要抓住三个枪毙、四个判刑，把他们当做替罪的羊、儆猴的鸡呢？又为甚么进而如报导的题目所示，把大右派、「华中主帅」马哲民也拉来当作替罪羊、儆猴鸡呢？这说明，毛说话，不管对党内还是党外，都是说一不一，说二就二的。对照事实可知，毛若不把你认定为敌人，你还有可能侥倖苟活；一旦他认定你是敌人，你在政治上、甚或肉体上就难有活路了。反右派运动压根就兼具借羊头、借鸡头、杀敌头的性质。

E，三借合一

我们还要进一步综合地指出：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往往是借一而得二或得三。土改就是「三借」合而为一的例子：土改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耕者有其田」，以便解放生产力。这是一个正义的革命的伟大举动，正如后来台湾做的那样。但，经毛共一借题发挥，正义变成了血腥的邪恶，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反动：借农民的刀砍掉300万颗地主的头；借这300万颗头堵死农民的退路；只有跟著毛主席闹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有进无退才有活路—「为了保住斗争的胜利果实，衝啊！」这样一来，就又借农民的刀和农民的头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再更进一步发挥，就产生了「大救星」之类的无耻谰言。看透这一点的梁漱溟，为农民生活的悲苦惨状而鸣不平，除了被毛破口大骂外，共产党还造舆论说：「黄世仁、穆仁智都出来为白毛女抱不平了！」——这一点又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借题发挥啊！可以说，土改是毛共活学活用《矛盾论》，以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挑拨离间，各个击破，鱼翁得利的一个范例。共产党的胜利是把实行土改作为主要保证的。而共产党的一切阴谋、一切罪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典型的表现。



中篇：教训篇（之 六）

毛的「三借」是一贯的

为了说明毛心黑手辣，拉一派、打一派，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意见，进行「三借」不自今日始，兹顺举「富田事件」引以为证：

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一路上受到强大敌人的围堵追击，损失惨重，投奔到政权巩固、物质充足的东固山。这裡的领导人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红二团党委书记兼团长，次年任红二、四团政治委员，1930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行委」是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统一行动而将中共、共青团与工会三组织合併而建立的机构，成立于1930年8月——冯治军注），为江西红色政权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李文林，并把东固根据地与井冈山、赣东北及湘鄂西等根据地相提并论，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

李文林亲率一连队伍，从兴国的莲塘赶到永丰龙冈，接应朱毛与红四军。两支队伍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了会师大会。毛在大会上说：「上有井岗山，下有东固山。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我相信，东固山和井岗山最终一定会联结起来，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朱毛红四军受到东岗固乡亲们挑著整猪整羊慰劳，并筹集大量棉花、布匹为四军做寒衣。李文林还送了2000银元和大量子弹、给养，给予四军。毛泽东、陈毅、粟裕都对东固根据地称讚不已。陈毅有诗：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岗，会师天下壮。

粟裕有言：「这块（东固）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

如果你原先不知道这整段历史，光凭阅读到这裡就往下想像，你是无论如何想像，想像力再丰富，也不会想像到会有如下的结局：

毛泽东于1931年5月30日，于万泰县古坪村，枪毙了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临刑前，李文林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32岁。

毛泽东的阴谋手法和步骤，大致如下：

第一步，打一派、拉一派，借刀杀人；其标志为「二七会议」：矛盾是绝对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每事有矛盾，每物有矛盾，问题就是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没有矛盾就不成世界。赣西南特委内部在工作上存在意见分歧，併发展成派系斗争。一派以李文林为首，包括李白芳（特委秘书长）、龙超清（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丛允中（特委委员、赣西南路行委书记）、曾炳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军事部长）、郭承禄（特委委员、北路行委书记）等人，是多数派。后来这些人悉数被毛枪毙，无一倖免。另一派以刘士奇为首，包括曾山、陈正人等，是少数派。这些人都成为毛培植的私人势力。

为了严厉打击李文林派，毛泽东于1930年2月7日在陂头召开了联席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二七会议」。会后，毛泽东发出第一号公告，认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甚维克化。」

在毛泽东主持下，枪决了赣西南特委郭士俊、罗万等所谓「四大党官」。刘士奇写给中央的报告说：「二七会议主要的意义，是打击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取消思想，开除了大批的地主富农，使党的路线走向布尔甚维克的精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为毛泽东后来利用打AB团来剷除李文林派，埋下了伏笔。

第二步，用打AB团捏造罪名，来借题发挥；由于毛的亲信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滥杀无辜，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仅凭谣言，说是打下吉安后缴获的文件涉及AB团，有一张收条便是苏区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个地主是李文林的父亲；便诬陷李文林是「AB团总首领」。其实，所谓「文件」、「收条」，谁也没有见过，，况且，李文林的父亲也不是地主，也不识字，根本不会签字。 从头到尾，全是胡说八道。毛通过手中前总委书记的权力，在第一时间突然拘捕李文林。毛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的混乱局面，将李文林及其同党诬陷为AB团一举剷除。

中共江西省最高领导人的被捕，令广大军民震惊与困惑不解，军中出现对毛泽东及总前委不满的情绪。

这场打AB团的运动来得极其迅猛，毛泽东将捕人权下放到团级，杀人权下放到师党委。加上没有任何的政策指导，很快就变成滥捕滥杀。在毛泽东及前委导演下，一个月的时间，红一方面军四万人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AB团的总团长）、四千四百馀个AB团。其中大部是江西的红军将士。这次被称为「黄陂肃反」。有的老干部回忆说，当时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及总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去。」信中指令省委，「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李同志」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挥舞著「尚方宝剑」，一到富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便立即驱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谢汉昌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军事部部长）、周冕（省政府财政部部长）、刘万清（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及任心达等八人。

李韶九等肃反人员发狂似地连续捕捉、审讯，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各种残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当时曾任中共安福县县委书记的汪安国回忆李韶九抓他AB团后审他的情况：「他摆出一副关公似的脸孔，大声咬喝说，你是AB团吗？快把你们的组织说出来！当时，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长竹片、烙铁、绳索等刑具，我知道这是用来对付我的。当然我不能误供我是AB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烧红烙铁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烫呀，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我观此情形知道，供认是死，不供认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受苦迟死，不如供得早死个痛快，就在这个思想支配下，供认了我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把我放下来。」就是这样，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枪毙省委交通和技术书记17人。第二天又枪毙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时间，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机关和整个富田村野，阴云密佈，腥风血雨，到处瀰漫著红色恐怖！老百姓惊恐不安，窃窃私语：「不得了啦，红军在杀红军，共产党杀共产党，湖南佬在杀江西佬……」

12月9日，李韶九带著一个排从富田到东固红20军（由江西地方武装组成）驻地，计划在20军中更大规模地抓AB团。174团政委刘敌闻讯后，于12月12日上午发动属下一营官兵包围了20军军部，捉起了李韶九（后逃脱）和毛泽东亲信军长刘铁超，李带来的一个排也被缴械，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下午，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省政府机关，收缴警卫连的武器，释放了被当作AB团而逮捕的100多人。毛泽东的亲信曾山和古柏趁乱逃走。这就是震惊中共的「富田事变」。

15日夜晚，由段良弼为代理书记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丛允中在会上报告了李韶九捕人刑讯的经过和原因，丛允中慷慨激昂，说李韶九捕捉AB团，大肆杀人的「近因」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企图将江西的忠实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以稳稳地做皇帝；「远因」是赣西南二中全会开除了刘士奇的党籍，刘是毛的走狗。

第三步，对李韶九来说，他是「杀鸡头」，是为毛泽东摆宴；对毛泽东来说是「杀敌头」，用肉体消灭的办法来解决反对意见。来党同伐异，斩草除根。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两万人之多，江西党政干部不剩几个，至于红20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至副排长等全体干部统统被拘捕，几乎全体被杀，溃不成军，番号取消。

1932年2月，陈毅调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他对江西苏区内肃出那么多AB团给惊呆了，反对凭刑讯逼出的口供捕人，并释放许多名「嫌疑者」。这可触怒了李韶九。李冷笑著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马、好枪了！」陈毅闻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马、好枪，谁敢来！」但李韶九品质极坏，且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陈也不得不加以提防。

有一天，陈毅被召去开会，暗忖说不定会像李文林，有去无回，遂特意交代年轻的妻子萧菊英：「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六点钟我还没有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

她等到六时，仍未见归，误以为是当作AB团抓走，其实没被抓，是路遇敌人袭击，马被打死，迟至八时方归。陈毅四处寻找爱妻不见，她竟跳井自杀了。陈毅抚尸痛哭，送葬回来，深夜愤书，吟诗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

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

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

几回读罢几回痴。

……

尾声：李韶九骨已成灰，毛泽东还要他当「替罪羊」。

苏区中央局和代理书记项英认为：富田事变是「因为过去赣西南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的结果——党内一股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的斗争。」演进而成的。周恩来也批评毛泽东反AB团「简单化」、「扩大化」、「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王明上台，比李立三更左，他根据苏联的肃反经验和国际「反右倾」的指示，认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而项英领导的「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本来李文林已被项英释放，当改由毛泽东取代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后又再次拘捕李文林，并变本加厉，大事残杀江西地方领导人。毛泽东是以反王明的左倾路线而起家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拥护王明路线。这裡就隐含著毛反AB团的险恶居心；同时，20年后，毛轻描淡写地承认了「错误」，却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当了替罪羊。建国初期，他回答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说：「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两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肃反审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轻信口供。在处理问题上，扩大化，简单化，错杀了自己人。」50年代又说：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涂。」（资料基本上是从《周恩来与毛泽东》第一、二章转引而来，其中不乏照抄之处；也参考了其他材料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等）

毛泽东製造和处理这次事件的原委和始末，就是一部活脱脱的《矛盾论》，或者反过来说，《矛盾论》就是一部「窝裡斗」哲学。就词的本意讲，矛盾原本就是专指自相矛盾、内部矛盾、窝裡斗说的；即在「子」的内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是到「子」的外部，以「子」之矛攻「人」之盾，或以「人」之矛攻「子」之盾，那就根本构不成矛盾的情景了，就不存在尴尬了。按《矛盾论》的原理讲也是如此：构成矛盾的前提条件是，矛、盾双方必须居于共同体中。例如炸弹，引起爆炸的矛盾双方，一方在弹壳内、一方在弹壳外，就爆炸不成了，就构不成矛盾了。例子不胜枚举，数学中正数与负数、物理中正电与负电、生物中雄性与雌性，各成一对矛盾；但正数与负电、正电与雌性、雄性与负数等，就不能构成一对矛盾，因为它们互为外部。所以，「内部」就是「矛盾」唯一的时空界定。人云亦云、有口皆云的所谓「外部矛盾」，就说白了，误入歧途了。对抗、对立、敌对、衝突、斗争、侵略、自卫、差异……组成了能够用到「外部」的相应的词彙。外部可以有不对抗、不衝突、不侵略…。。（友好、妥协、和平……）的时候，内部却没有不矛盾的时候。我所以特别强调理论思维首重概念，不是咬文嚼字、专抠概念；而是因为进行逻辑思维靠的是概念与概念联繫形成判断，判断与判断联繫形成推理；概念一混淆，判断和推理就必然会跟著全都乱了套。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个人的内部矛盾是甚么呢？答曰：「既要做最荒淫无耻的婊子又要树高过世界屋顶的贞节牌坊。」这就是他自信能够实现、其实无法实现的政治野心的实质。因为解决矛盾的途径是，只能取其一，所谓「二者不可得兼」；如可「得兼」，就不存在矛盾了。毛泽东必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虽研究了一辈子矛盾，但他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个性硬要他超越矛盾。

从实践上讲，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总结的基本上是内战的经验，而毛泽东最为热衷和最为拿手的是「窝裡斗」。你可以在相形之下提出问题：以国内外讲，他恨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恨谁狠呢？以党内外讲，他恨蒋介石和刘少奇；恨谁狠呢？以世界共运内外讲，他恨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到底恨谁比较狠些呢？从理论到实践，毛泽东坚信不移，他的政治野心的实现或失落，取决于中共、中国、世界共运的内部矛盾的发展和结局。这就是他最为重视「内因」（即内部矛盾）的缘故；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不打自招地表明：「国之内战、党之内斗，其元凶——捨我老毛其谁欤？！」而且事实也证明：老毛不死，国无宁日，党无宁日，甚至要搅得天下大乱！

3，极端卑鄙

上面我们揭示了毛极端自私的两个本质特点：极端贪婪和极端阴险，现在要说第三个特点：极端卑鄙。但这一点前面已多所涉及，况且在下面「三」裡还要作进一步的揭示，所以就不在这裡单独论述了。接著来论述第四个特点。

4，极端黑暗

说他极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动，政治过程黑箱作业，思想阴暗，道德沦丧。，生活糜烂，造成中国社会比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还严酷、还禁锢、还黑暗。

（1），政治目的落伍、反动，仅为一己之政治私欲就要人民做出无限牺牲。

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毛泽东要扛住历史的闸门，堵塞民主的潮流，倒拨历史的车轮，抗拒世界现代文明的进展。

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掀开了现代史的第一页。继续挺举和捍卫这面三民主义旗帜的，是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是领导浴血抗战、取得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胜利的蒋委员长。从此，中美英苏并称「世界四大强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是治国无能、乱国有罪的毛泽东，反民主共和之动，复君主专制之辟，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名的法西斯政权。从此，大陆同胞陷入挨「解放」之中；中国人民站出来了！（开斗争会时，总是喝斥斗争对像：「叫他站出来！」）

对这个政权的定性，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至今仍未获」改正」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当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林彪副统帅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压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借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相形之下，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得轻描淡写多了。他在回答奥女士「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时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谈到「搞特权」时说，「这是封建主义残馀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05和292页）可邓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却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连儿带孙一併「选择」了出来。所以，也就甭单说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或「封建主义残馀尚未肃清的表现」了。乾脆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就是这个东西。」说是「科学体系」绝非诬指，李锐先生提供旁证：1950年5、1劳动节，是毛亲手加上了最后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的。当年孙中山曾怒斥、力拒别人喊他「万岁」，认为既推翻了帝制，就要消灭这一套封建玩艺。至于到文革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更是喊声震天动地，让他过足了皇帝瘾。

从大学生到副统帅，到总设计师，三个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认了毛共政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而我则说，它只承袭了封建主义的糟粕；马克思说的封建社会的「脉脉温情」；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温良恭俭让」；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说的「纳了粮，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验明正身，执行了枪决。还有，在经济上，封建社会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即便按马列的说法，农民也还有半独立人格。可解放后呢，说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剥夺者，他们共产党要剥夺剥夺者。而农民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共产党搞了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的土地改革，农民刚分到土地，不久就来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变相剥夺了去。接著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饭在公共食堂，组织是军事化营（生产大队）、连（生产队）、排（小组）；生产战斗化，劳动是大兵团作战； 生活纪律化，农民成了社员，一切行动听指挥，完全身不由己，甚至连农民的生活资料如家禽、家畜、树木梁檩、铜杓铁锅……也被无偿地收公，属于他的财产只有 随身带的「一双筷子、一个碗，还有一个舖盖卷。」别说你的财产权，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驴——但听喝」，任人调拨。你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得服从命令上山去大炼钢铁；有的小脚老太太用手巾包几个石子搬来运去。农民连封建社会的半人格也没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隶社会的奴隶身份了。当然，不止是农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学才女、当代中国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份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纪的遗址」、「奴隶社会」，直接定义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历史学家辛灏年说：「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在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谁是新中国》第567页）这是何等地淮确、透彻、全面、毫不含糊啊！说中共政权是封建主义固然有道理，但它却更具有奴隶制度的特徵：士、农、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农奴、商奴吗？黑五类不就是黔面的罪奴吗？

孙中山先生说他的三民主义是发财主义，为大家谋发财。这个主义不但不侵犯私有财产，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决不能损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党派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把天下还给天下人，是谓「天下为公」，是谓「博爱」。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五卷第198页）他声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讲良心，不要仁慈；想达到甚么目的呢？我们经过痛苦的观察、血泪的体验、科学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产社会，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择劣组合：极端贪婪地「共」别人的「产」，就造成了「人人为公，天下为私」的局面。天下为最高奴隶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扩而大之，成为全世界的奴隶主，这就是毛的终极关怀；说别的，都是假的。据别人揭露，右派份子章伯钧早已对中国这种局面有所觉察，他曾说过：「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当时党员数），统治著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195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动落后、开倒车，可以从他的极端独裁、滥杀无辜、路线斗争採取肉体消灭、阶级斗争为纲、破坏科教、文化、艺术、生产等等数之不可胜数的各个方面；但考虑到中国的主体是农民，按毛泽东思想讲，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军。因而，弄清毛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其他问题自当皆可触类旁通。

如上已述，土地改革，农民分到土地，这是得到的唯一实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前线上农民的儿子积尸如山为代价（当毛主席拿著红蓝铅笔，在跟解放军将领笑谈「人海战术」、规划攻城战役的时候，说：「。我们淮备牺牲20万战士，。拿下这座城市。」这时候就会有20万个活体，通过毛的笔尖变为尸体。）。随后合作化，土地就又给「共产」了。叫农民缴公粮、卖馀粮，实行统购统销，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用户口政策使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业、子女升学、卫生医疗、统销物品及其它紧缺物品凭证票券等的供应； 特别是在饿死的四千多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可怜的农民；而毛泽东哄骗得他们团团转的，是让他们残害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平时歧视他们，佔他们的光，让他们干葬活、累活。得低工分，贫下中农优先干俏活（活轻工分高，例如培养一种肥料菌种「九二O」。因他们缺乏科学知识，又不肯钻研，结果都失败了。反正只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谣作证：「九二O，九二O，养了一班儿寄生虫。」）；在开会，或运动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面挨镇压、挨斗争，是家常便饭 ； 还要做惩罚性的义务劳动：剥夺一切权利，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就使贫下中农产生优越感，感谢毛主席让他们翻了身，把地主、富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脚：「轮到了我们在你们头上拉死拉尿了！」到了忆苦思甜的时候，还可以给他们甩一脸鼻涕、唾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跟著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 贫下中农并且被吓唬：地富梦裡都在想复辟，一旦地富复辟，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就言出法随，就唆使农民斗争几个阶级敌人，要他们交代复辟梦、变天帐。这就是为甚么毛把农民害到这一地步，还能受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颂的原因。河南省副省长、河南大学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份子王毅斋先生，因看到农民受共产党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愤然说道：「党团员带头卖馀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河南日报》1957年7月26日）要说「活该」，不仅是农民活该，知识份子也活该，民主党派也活该，你王老也活该，我划右派、住监狱也活该；谁叫我们以拥护邪恶的共产党为进步、为光荣来？埋怨「活该」无济于事，不如总结教训而利于行。但愿你、我、他，谁也不要再办「活该」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于毛极端自私的本质，决定了他「宁负天下人」；把「为人民服务」当作「羊头」挂，。而实际上置人民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苦难之中，走共同贫困的道路。这便是毛所谓「革命」的真谛。和充分体现这个真谛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历程，请看他的革命哲学—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标明「高等教育哲学教材」，由郭建宁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纲要》第114页上的「1，穷社会主义」（无需我指明，这是具有官方性质的观点）：

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明确地否定了列宁的上述观点。他写道：「列宁说过』国家愈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就愈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正确。实际上，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越要革命。」毛泽东这段话，反映了他越落后越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一穷二白」的讚赏上。

毛泽东最早论述「一穷二白」的意思，是在1956年2月，当时还叫「一空二白」，是他在2月14日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的插话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中国的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是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末尾，他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1958年6月1日，《红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裡，毛泽东看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但却忽略了一张白纸也是没有基础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只是白纸更利于他笔意纵横、肆意挥毫。他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可见不简单即不白，就要戴紧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讚赏「一穷二白」的同时，毛泽东对「富」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淮，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水淮，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

据此，他对农村中富裕中农不敢冒富大加讚赏，认为是好事。他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

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已在政治上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他还对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的观点表示讚赏，认为这话讲得好，因为穷就有压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断进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不仅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富」的担忧，同时也表示了对修正主义「富」的担忧。他说」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为甚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高薪阶层，先出现在文艺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以穷为荣的思想发展得更为严重。1973年6月，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

从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穷是光荣，穷要革命，穷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贯彻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

*

抄书至此，喟然兴歎：就算是历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只是暴虐无道、骄奢淫逸，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无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谁像毛一样，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让老百姓挣扎在飢饿线上以保持其所谓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穷、不白，他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相当初，人民跟他闹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时光吗？现在成了屎壳螂撵屁扑了空：「目的是没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价值观！」

因为我出狱后又在农村监督劳动十六、七年，所以对农村、农民比较瞭解。农民把这种飢饿政策理解为「饿鹰策略」。他们说：「打鱼人只有让鱼鹰总是饿著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鱼的积极性，一但吃饱，它就懒了，不动了。」他们还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只有文盲才会有的说法：「社会主义制肚（度）——社会主义是专门制人民的肚的」；「社会主义肿（总）路线——社会主义是一条叫全民浮肿的路线」；「社会主义高草（潮）—— 农民听干部宣讲毛主席编写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说：「合作化前，从没见过田间的草长这么高；原来这就是主席说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粮（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入了公社，瞧著粮食大车小车都缴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产主义就全都进了天堂」：另有，农民与布谷鸟对话：

」布谷布谷！你吃的啥饭？」

「菜汤糊糊，菜汤糊糊。」

「你咋不吃五穀？」

「粮食制度！粮食制度！」

为了革命，必须「饿鹰」。这就无怪乎谁主张发展生产力，毛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给予斗倒斗臭了。文革时，哪个领导人提倡「抓革命促生产」（本是毛提的左倾口号），他就指责你意在以生产压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这个革命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的命革了一个段落，就该由中国的工农用小米加步枪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洋阶级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红彤彤，革命化了，即都过上喝大锅清水汤和三人的布票够买一条裤子的日子，这时若问：被激发出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劲头是否该指向外星球？以争当「世界革命导师」为革命唯一目标的毛泽东，已死不瞑目于阴曹地府；虽然他的徒子徒孙们掀起一阵阵毛泽东热为其招魂，但他已变为分子、原子、电子、质子、毛子……重新组合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经过一个轮迴，毛泽东总算对农田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实现了产生于延安整风时的毛泽东说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后，于1957年又产生了一个同价命题：「毒草可以作肥料」。

（2），政治品质极端恶劣；政治制度独裁极权，他个人可以咨意妄为，无法无天。

邓小平一再申诫：「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56）毛个人的品质太恶劣了。显而易见、不争的事实是，从政治上说他是个阴谋家，从人品上讲他是个淫棍。邓对这一点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吗？所以他只有双手摀住这个裹卷著脓血的包，把毛的「错误」归结为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甚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8）

这个「不好的制度」坏在甚么地方呢？他指出五点（用毛制定的、邓执行的「六条标淮」衡量，邓的如下言论，肯定该划极右派、大毒草—紫丹，下同）；

1，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是57年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第一条）。

2，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甚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蒲熙修揭发罗隆基在床笫之上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个人独裁」的右派言论）

3，革命队伍内的家长製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式的人物，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这一点，北京大学右派学生王书瑶早已深刻指出：「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应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4，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储安平说得更彻底，废除党天下，不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馀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主义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比较少」也是还「有」。你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前是多、少的问题，而你们却把它变成为有、无的问题了。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国民党时期的民主比你们要多得多！储安平在解放前就指出了。）。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由于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所以他不像华国锋那样纯粹的得利者处处搞『两个凡是」，而是承认毛犯了错误。但又由于他也得利不菲，曾是参与毛罪恶活动的重要共犯，而且为今后利益盘算，他就採取了以「逮住老鼠」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仅仅指出和否定一些连他也不堪忍受的弊端，相反，如果他与华国锋配合，也搞「两个凡是」，那就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一来，别说逮鼠了，连猫的本命也完蛋了，这裡存在著不可调和的衝突。那么，不搞」两个凡是」，只认「实事求是」行不行？没门儿的事。因为他和共产党都「实事求是」不起。这就是为甚么邓要求「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59）这个意思的「妙谛」就是绝对不能完全实事求是，只能实事求是到一定程度为止，例如，把罪大恶极只许说成是普通的错误；完全的错误只能承认是三分错误；错误的主要罪责要找替罪羊林彪、四人帮来承担；留下的，邓自告奋勇要分担，并还要把被毛打发去见马克思的刘少奇、周恩来也拉来陪绑，「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接著说：「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既然「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那还说甚么「我们也确实没有反对过。」？既然如此，还说「应当承担」云云，这在逻辑上怎能站得住脚呢？人们不禁要问：「邓是在自打嘴巴，还是在说废话！」

邓小平不是居心要说废话，而是护毛氏利益共同体心切，所以居心要说的不是废话而是谎话，「真实情况」是他居心要骗人。所谓「恰到好处」，就是，该实事求是就实事求是，该撒谎就撒谎；做婊子与树牌坊两不误。再想一想，难道真的 如他所说，「都没有反对过」吗？周恩来、陈云等 反冒进，毛整肃得他们还轻？差一点儿把总理换成柯庆施，有人统计，光是1958年，毛就批「反冒进」13次。后来硬是让周恩来坐了二、三年冷板凳，比在延安那次整得他还厉害！难道这是属于「没有反对过」吗？再者，毛为甚么要批邓子恢」小脚女人」呢？刘少奇在「三面红旗」、「三自一包」、「四清运动」等问题上不也总是 与毛「裤裆裡放屁——到两岔裡」吗？彭、黄、张、周为甚么被打倒？甚至小人物邓托、田家英为甚么要自杀？对此屈指难数的，还有比这更多、更隐密的「真实情况」，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比任何人都瞭解得更清楚。所以人们会向邓总书记发问：「你的许多说法，是自欺呢还是欺人？还是如苏联住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说的 ：『谁不愿意信谁别信，谁也挡不住我撒谎！』？」

因为是假话，所以就往往前言不照后语。毛的罪大恶极，本具有阴险毒辣、荒谬绝伦、卑鄙无耻的、流氓的性质，但邓小平忌讳归结为毛主观的品质问题，而要拉「客观」，即归结为制度方面的原因。可这就与以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定说法撞了车！

社会主义是带著病入膏肓来到人间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洩露了这一天机。当时铁托把斯大林的罪恶归结为「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裡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捂盖子，发表了两篇文章，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与铁托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事到如今，出现了难题：是「纠正」毛泽东的私人品质，还是「纠正」社会主义制度？邓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质是臭而不可闻也，一揭，臭气熏天，淮会丧尽党的「历史光辉」，甚至陈云说：「我们这些人也站不住脚。」自然的结果，便是毛与党偕亡。邓小平根据「猫论」的基本原理，决定不学赫鲁晓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权且对《再论》这个经过政治局正经八百的讨论而作出的定调，来个不宣而废；邓要来「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但也并不真纠正，只是轻描淡写、吞吞吐吐地说成是「受了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残馀影响」而已。与邓小平的「残馀影响论」相比，倒是林副统帅对这个「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的「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说得痛快，态度老实：「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借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71工程纪要》）林说的「互相残杀」是不太对的，因为绞肉机掌握在毛手裡，只是他单向地残杀臣民；林倒是被逼，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没有成功。

邓小平以毛「晚年的错误」划框框，以封建主义「残馀影响」为遁词，把罪责推给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在让我以邓和林的共识—家长制为例，来进行剖析：

邓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邓小平选集》二卷第290页）

这首先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合，谁不知道他的专断独行的劣根性其来有自？跟遵义会议前，肉体消灭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杀一脉相承的，遵义会议后的延安整风，残酷斗争，冤杀无辜，不是铁的史实吗？

其次，又与逻辑相背：说不通怎么后来会来一个突变呢？问题的实质是，这段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毛派分子掌权，对主子的家长制逢迎有加；周恩来、李立三等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为恶婆婆面前临渊履冰的小媳妇；汝不见毛对周恩来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吗？待中共受苏共影响，在八大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党章中去掉，他便一触即跳；及至庐山会议，彭德怀站在非常正确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确的途径「触」了一下，他便歇斯的裡地跳了八丈高。

事实是，不仅他是搞家长制的，其他中共领袖，如邓所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同上，289页）让时间顺延至今，你邓小平是不是搞家长制的？他江泽民是搞甚么制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们的家长制使你们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绞肉机。邓又说：「这种现象，……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同上）—这总算是应该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灏年先生曾指出过：「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谁是新中国》第564页）

试看与中国文化不沾边的国际共运：被毛奉为教皇的列宁、斯大林，「唇齿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邻」的霍查，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波尔布特，……哪一个不是搞家长制的？哪一国的绞肉机不是机器隆隆，血肉横飞？波尔布特政权，竟能够绞杀200万人民，包括20万华侨，而柬埔寨人口总共还不到800万人呀！

说它是封建主义，不错，但它更恶劣，前面说过，它拒绝了封建主义的精华部份；说它是法西斯主义，更对，但它在消灭私有制，把人民剥夺得精光这一点上，在思想控制上，却是德、意、日任何一国法西斯所望尘莫及的。北大右派学生领袖谭天荣在物理系同学的辩论会上发言道：「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及资产阶级社会，比不上希特勒德国……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说它是吃人的社会，这是明摆著的事实，成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上亿地吃！它的领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头。总之，把它与甚么相比，它总比甚么都坏，所以就别比喻它是别的甚么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让人人充「公」、天下为「私」的共产制度。

毛黑、手黑、政治操作过程是黑箱作业 。最近，张戎的书《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问世，简直是引起一片惊呼。书名便回答了惊呼的原因。前香港总督、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泰晤士报》上评论道：「谁是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读者在读了张戎的书后都会确信：中共前主席毛泽东是最邪恶的暴君。张戎重写了现代中国历史，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书。」英国的《每日邮报》评论道：「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观察家报》说：「这本书所揭露的事实，将会把我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电讯报》说：「20世纪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吗？同样愚蠢。问题是中共的黑箱太严密了。张戎夫妇在12年中查阅了很多档案，但是，裹卷著最大量脓血的档案的大本营，被铁封在中国。所以，我以受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迫害的经历断定张戎有朝一日仍会感歎：「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这句话写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51页上，是与毛22年朝夕相处的李志绥说的，我作出这个「断定」的根据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档案材料解密，都会让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泽东、共产党之坏，是能把人们的想像力考验垮的。无论你往多坏处想像它，当新的材料暴露时，你仍会重複一次李志绥先生的经验：「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我再举一个人所周知的例子：许多人，包括林彪、「四五运动」的群众和民主人士，都觉得骂毛为秦始皇就够狠了。但毛却回答：「秦始皇算甚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这个例子说明，你估计他的坏，只是他实际坏的1%。在别的地方也然，只不过，他不一定像在这裡这样恬不知耻地承认就是了。

张戎说：「毛泽东的真实人生确实告诉了我，也告诉了人类，其实民族的灾难是人祸，中国人是毛泽东要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实验品。」（见《世界週报》NO。1109第20页）她说的话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却揭示出毛最本质的品质，和中共製造的悲惨人祸的罪恶之源。

顺著邓小平的思路，便会提出：制度与人是甚么关系？制度是制（约）人的，又是人制（造）的。共产制度与毛泽东是坏制度与坏人的关系，于是乎，毛泽东选择了共产极权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选择了毛泽东，彼此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毛泽东造就了共产极权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造就了毛泽东彼此是鸡蛋互生、狼狈为奸。所以说，毛泽东坏多很，共产极权就坏多很；共产极权坏多很，毛泽东就坏多很，互相促进，推波助澜，恶性膨胀，坏上加坏，卒致坏到「史无前例」。认定这点，就不会为换汤不换药所迷惑。如果一个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或瞿秋白、彭德怀、胡耀邦等，身上具有与共产极权不相容的素质，则必定遭到被排斥的下场。所有能如鱼得水者，皆为一丘之貉。牟宗三说：「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甚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甚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著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的摧残、斲丧人的廉耻。」（同上引牟宗三语）

至于毛泽东与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共和制度，则是坏人与好制度的关系。坏人必然要破坏好制度。因为，如邓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横行」，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他就要选择具有奴隶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质的一人专权的共产制度了。这也就是他为甚么要选择「一边倒」的个人政治动机。张戎震撼世界的新书要说明的，归结为一点就是：「他（毛）的一生从头到尾就是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复辟了封建君主制。』（《世界週刊》，NO。1109）换成鬼话来表述，就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只要是生活于其中、秉承良心、敢于正视现实的，都和李志绥先生一样，认清了所谓的「新中国」是复辟了清朝般腐烂的旧中国：「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引号是李志绥原有的—紫丹），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40页）以同样的铁的事实根据，以同样的不可反驳的逻辑论证，运用同样的精确的语言文字，表达同样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学观点，得出同样的如泰山般坚挺不拔的结论的，是辛灏年先生的呕心沥血的巨著《谁是新中国》；仅从书名，就可以窥知其论述主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为使这个血腥的制度，社会的肿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党内修正，他在选接班人上煞费苦心，算尽机关，要留下恶性肿瘤的遗传基因。他选刘少奇，废掉；选林彪，废掉；病中交班，选周恩来，也作废；选王洪文、邓小平、还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远新，统统作废；最后选了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对此，< <晚年周恩来》一书揭露真相，说明他并不「放心」：

「鉴于党内外翻案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裡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第604页）

说明毛泽东耍阴谋，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后要江青作党的领导人，「抓党务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摇摆，这一点江青有资本，能管理好。」这就决定了华只能是个桥梁人物，华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举粉碎四人帮」，以防他们过河拆桥。但他在劫难逃，终未躲过邓小平的过河拆桥。华祭出「两个凡是」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为所欲为，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选定的接班人载入党章和宪法。可党章和宪法上都明文规定，党和国家领袖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下一届你毛泽东当不当主席？从法理说，不能铁定。你都不一定当选，却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来，这不太滑天下之大嵇了吗？其实，在党文化裡，这一点儿都不足为奇。看一例而知天下乌鸦一般黑：恶贯满盈的齐奥塞斯库，被人民处死。却是在此前召开的罗马尼亚全国党代会上，全票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少不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长达X分钟。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们不是司空见惯了吗？它足以说明：共产制度下的宪章、党章、代表、代表大会、群众集会等……，统统不过是分文不值的摆设一类的玩艺。不过，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这些玩艺儿。在这裡也同时说明，你再也别把经过导演的所谓的群众呀，代表大会呀的山呼海拥，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现了。说不定「激动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将此命名为「齐奥塞斯库现象」。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华国锋在「主席尸骨未寒」（江青语）时就一举粉碎他的文革派；这都有点儿齐奥塞斯库现象的味道儿。



中篇：教训篇（之 七）（3），思想意识腐朽、生活作风糜烂。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极端落后、腐朽、反动透顶的思想，是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之择劣组合，是国产的糟粕与「一声炮响」送来的洋垃圾之杂拌。一句话，他改善从恶，集一切 落后、反动之大成。

长期跟随毛身边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第120页）

曾对毛泽东有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说：「我特别重视毛绝口不言『现代化』这一事实。李志绥由此而推断他不是一个现代人，也是毫无可疑的。我想这件事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了毛对于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这个无知表现在1949年以后他的所有决策上面，从人口问题、大跃进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最高指示』都是明证。他之不具备起码的现代知识，尤其集中地暴露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种种描绘上面，……特别值得研究。他的思想基本上未出康有为《大同书》的范围，有时甚至倒退到汉末张鲁的『义捨』、『义米』等简陋的教团组织上去了。1958年10月山东范县搞了一场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案，订下亩产两万斤粮食的指标，还附上了一首『吃喝穿用不要钱』的顺口溜。任何捎具现代常识的人都只能把这件事当作笑话看。但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举此一例，即可见毛的知识和思想究竟达到了甚么样的程度？我并无嘲笑毛之意。特别是我记起了70年代海外的中国的知识份子，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对毛的『远见』曾怎样崇拜过、歌颂过，我更不能对毛加以讥评了。我故意不提大陆上的知识份子，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沉默的自由。

「毛虽然属于『五四』的一代，但是他和『民主』、『科学』是无缘的。」（54）

我再提供一个旁证，说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根本不属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群。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一书中写道：「一个颇可揣摩的现象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特别是革命队伍和党内的文化人、知识份子，成为毛泽东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而他的朋友如章伯钊，自己就承认：「反动，而不反共」。其实，他的所有狐朋狗友如张澜、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程潜、柳亚子等，任谁都可用此言以蔽之。

毛不仅仅是「对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而且其性格的刚愎自用与政治上的极端反动相结合，闹出许多既可恶又可笑的事情。他在国内的倒行逆施就不提了；现在要说，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甚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毛作为权力无边的帝王，怎么也不理解「水门事件」：怎么因为几带胶卷就能把一个总统给弹核掉？不解还不算，他还要向美国民意挑战：你们弹核总统，我要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的这一举动，惹得美国人民非常反感。如果美国人民忆起当年毛讥讽他们的国务卿艾奇逊现代史知识等于零，那么，现在是否会反唇相讥毛的现代民主政治知识等于负数呢？因为他在现代民主政治面前竟耍起二百五！这个事例倒是能帮助人们理解：为甚么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一意要当皇帝？两个称呼，标志了两个政治范畴：共和和帝制。

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意思是披著马克思主义衣冠的皇帝。其实他对历史上的许多昏君的暴虐无道、荒淫无耻之处，往往倍加称讚，如对殷纣王杀进谏的老干部比干，认为「当然要杀掉」；李志绥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毛说：「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甚么不应该？」（55）从这一点看，更应该说他是「斯大林加武则天」。我相信将来中共的档案一旦解密，你就去看揭去周吴郑王假面具的毛周围的人，包括所有的党政要人、军事将领，是如何地互相告密、互相出卖以邀宠于毛的吧！ 李志绥说毛把侍候他的所谓「一组」的人，都变成小人。这个事实，还应该更加扩大，毛要全国的人经过思想改造都变成康生那样的小人（康是在毛跟前受宠至死的唯一人}，互相诬陷，狗咬狗，窝裡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单以告密成风，冤狱遍全国，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既是秦始皇的，又是武则天的100倍了。

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像对待一切暴君一样，总是在使坏方面比高低。他说他要拥护斯大林，肯定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七分功劳，指的正是他残暴地虐杀本国人民、输出革命亡我中国的所作所为；毛不满意的，所谓「三分错误」，决不包括斯大林不执行列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与日本订的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也不包括日本投降后苏军进入我东北大肆姦淫掳掠；倒是包括斯大林为了自身利益要中共真心联蒋抗日。斯派王明回国贯彻他的旨意，但遭到毛的抵制，在延安整风中把王整得身败名裂。可见毛反对好人却赞成好人某些坏的方面；拥护坏人却反对坏人某些相对而言「好」的方面。

本节揭露了毛极端自私的四个本质特徵：极端贪婪、极端阴险、极端卑鄙、极端黑暗，和在两方面的恶劣表现：当国家民族与他的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损国利党，以肥他一党之私；当党与他个人权欲发生矛盾时，他竟置党于瘫痪、濒于灭亡之地，以肥他一己之私。现在谈第三方面：他怎样对待他的亲人，首先是妻子？这就进入了中国固有文化所说的「修身、齐家」的层面

三，为饱私欲张开血盆大口，亲疏通吃

你说毛泽东能自私到何种程度？如上所述，他为了私利，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不抗日、假抗日、破坏抗日，甚至开展种植鸦片大生产，干这种亡国灭种的罪恶勾当；在他掌权之后，仍倒行逆施，破坏民族经济、民主政治、民族文化、固有道德……成为民族败类第一人，信拈一例，即如对文物古蹟的破坏，就超过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劫难。同时他又是党的败类：连敌党悬赏都捉拿不到的中共要人，都惨遭他下的毒手……他不仅把国家、把人民、把他的党当作牺牲品，而且把自己的妻子（中共的新名词是「爱人」），前的、后的、好的、坏的，也都当作牺牲品，所以说，他也是家庭的败类。不知道那位强辩说「毛泽东是民族胜类」的人，会不会再一次强词夺理说：「毛泽东是家庭胜类」？

第一，对杨开慧，鳄鱼眼泪竟作倾盆雨

众所周知，杨开慧无论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共产党员，无论贤德、才能、貌美、体健都是罕见的完美无瑕，她为了对党、对毛坚守忠贞，竟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啊！可惜负心汉毛泽东在她为他被捕和牺牲（1930年）之前（1928年），早已把她牺牲了—与18岁的贺子贞宣佈「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开慧正在受苦受难，坚贞不屈，坚挺地捍卫著美好的恩爱姻缘的时候，他却在背信弃义，与新人寻欢作乐。之后，当敌人的子弹使她脑袋开花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黄花姑娘玩得心里乐开了花。及至到延安建立小朝廷之后，贺子贞对毛在长征路上体贴入微的关照，便成了过时的黄花。贺子贞变成了杨开慧，毛「讣」新词强作愁：「我失骄杨又失贺，鳄鱼落泪流成河」。他抹了一把眼泪，就又仓促上阵，又把与蓝苹的搞腐化「转变为夫妇的爱」。这时他的「爱」路就广阔多了，还有碧眼金髮、洋为中用。到了北京，他坐上金銮殿，那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选妃子，糟蹋下一代、下两代，遍及全国。他的妃子中，不乏有夫之妇，被霸为己有，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让这些家庭「荣幸」地演出一幕幕悲剧，荣幸中之姣姣者，几乎做到了大管家汪东兴说的 全家人「一锅煮」，把姐姐妹妹和嫂嫂都煮进去了。大管家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他同李医生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怎么大的劲？」（《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48页）

第二，众女性心理、生理惨遭蹂躏

他霸佔一位女机要员，不让人家结婚。他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这首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出的。他硬是不允许她结婚，毛跟她同居时，她说毛将她「作为泻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一脚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卫兵听到，便闯入，一看此景急忙退出。你再也想不到毛不要脸到啥程度！毛竟能指示汪东兴立刻开她的批斗会，也不想想汪在会上要批评、要斗争她甚么！当然斗争是一定要斗争的，执行伟大的指示不能走样。

是的，毛一贯是把女人当作洩欲器，当作性奴；而叫做「同志的爱」或「夫妻的爱」，只是毛泽东思想惯用的表达方式。被大救星「爱」的那群天真烂漫的少女就更可悲了。一则在心理上变得寡廉鲜耻，如李医生所述：「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儒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著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一个个变得骄纵，仗势欺人而难以伺候。看了这么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后，我才开始觉得，江青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在延安初和毛结婚时的江青也许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许毛也使江青堕落了。」（同上）

二则是生理的蹂躏。「毛阴茎包皮过长，平时又没有清洗乾淨的习惯，很快受到了传染，成为滴虫携带者。此时及以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她们受感染后，请我治疗……。但光是治疗毛的『女友』无济于事。有一次毛问我为甚么原因治不好。我说明，需要他同她们一起治疗，在治疗中不能发生性行为，只能等待治疗完毕，检查无滴虫以后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经受传染。他说：『你们医生就会小题大作。我根本甚么感觉也没有。』我向他解释，这种病一般在男子没有甚么症状，成滴虫携带者，对自己没有甚么特殊的害处，但是可以传染给没有这种病的对方。毛听了以后说：『既然对我没有甚么害处，那又有甚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的哪！』我又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了笑说：『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我又劝他把局部洗乾淨。他的回答很乾脆又丑恶，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我听了以后，从心里感到噁心，几乎要呕吐出来。」（同上，第349页）

外人知道他是个暴君，嗜杀成性；是个阴谋家，阴险、毒辣、诡诈；……可谁会知道他竟然能够如此庸俗、卑鄙、下流、无赖，简直是侮辱了传染伤寒病的虱子！如果不是内中人，无论如何是不知此中情的。被林彪冠以「四个伟大」、被邓小平评以「两个伟大」的这个庞然大物，你能想像到竟是个衣冠禽兽！凌锋先生在《魔诞：群魔乱舞》一文中写道：「80年代，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香港告诉我，毛看中了毛岸英的老婆，才把毛岸英派到朝鲜，决不是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69）在毛给儿媳的信中也透露出这层信息。这实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不可貌相」。可见一个人自私到了极端，就会私欲猛于虎的。有道是：「虎毒不食子」。斯人也而干斯事也；实在是铁石心肠，血盆大口，粗细都下，亲疏通吃。令人诧异的是，斯人也而又有斯言也：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621页）我们不以人废言，但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是具有极端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从这点出发，他便成为相反的「五种人」：一个流氓无赖、荒淫无耻、破坏人伦、卑鄙下流的人，一个阴谋阳谋、两面三刀、阴险邪恶的人，一个丧尽天良、绝灭人性、嗜杀成性、极端凶恶的人，一个道貌岸然、趣味鄙俗、十足虚伪、极端丑恶的人，一个打倒一切、独霸一切、製造灾难、祸国殃民的人。

总之，毛泽东之为毛泽东，可以概括为「一个极端」（极端自私自利）、四个特徵（极端贪婪、极端阴险、极端卑鄙、极端黑暗）、「三个败类」（民族败类、党的败类、家庭败类），以及上面说的「五种人」。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人格化，毛泽东的本质就是共产党的本质。认透本质，对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是必要条件和必然联繫。具体的教训可以有无数条，但归根结底就汇成一条：吃亏在于没有认透本质。认透了本质，老实人可以克服「轻信」的毛病：不老实的人应该剷除「投机」的心理；想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要彻底清算改良主义。从反右派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至今的事实又反覆证明：共产党已全然堵死了改良之路。对共产极权搞改良主义有甚于搞「缘木求鱼」，「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所以倒更像是「与虎谋皮」；「与虎谋皮」，葬身虎腹，前车屡覆、后车之鉴也。今后怎么办？甩掉幻想（即甩掉改良主义），坚决打倒党天下！人问：「要搞暴力革命吗？」答曰：「革命是无法搞『按图索骥』的。」

四，认透毛、共的方法论之二

就像我写上一篇「反右探源篇」主要是用逆推法那样，我写「毛泽东本质篇」主要用的是总、分法和内、外法。

第一，总分法就是在从对现象到本质、从部份到总体的认识基础上，再利用对本质与总体的把握来理解现象与部份。

最近台湾举行了毛泽东的影展，据说他「 微笑」的魅力倾倒了观众，甚至于有的认为，过去不应该把毛妖魔化为杀人魔王。这使我认为，是蒋中正先生实在对不起这些（仅限于「这些」）台湾人，使他们没能亲身领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读到领受足毛微笑的大陆人，在网络上倾吐的自己的感慨，望人们都来分享。我这裡再向读者推荐著名作家、曾划为右派的丛维熙的一句话：「张沪（张沪是作者的也划了右派的自杀未遂的爱妻）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 《走向混吨》第87页）用总分法就会看出「微笑」滴沥著的亿万人的血泪！台湾这部份观众就是缺乏对毛的总体认识。

总分法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的科学方法，别说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即便将来档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烟雾之中。俗话说：「问路问来人。」司马璐就是过来人。他说：「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鑑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中共历史的见证》，页418。）这就充分说明了我说的「总分法」运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认清了毛极端自私自利的恶劣本质，他是一个自私到「家」的人，对他的妻子们都可以翻脸不认、拔屌无情，难道你还指望他对你比对杨开慧更有情意、更有爱情、更有亲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吗？认清这一点，就请你放弃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机心理在内！

如果你认清了毛泽东从来就是性格暴戾、专横独裁，从大杀AB团、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破口大骂梁漱冥、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从肉体上消灭意见相异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决不许可「哪个虫儿敢开口」的。难道他会许可他早已认定是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在艺术上百花齐放、科学上百家争鸣，并用鸣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即把鸣放同时引入政治领域吗？这就简直像狗嘴裡吐出了象牙一样，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在我身上曾发生过一个生活小故事，颇具启发性：我买了「象牙筷子」，回到家，家人一看，说：「你上当了！它是塑料製品」。「怎么可能呢？你们看筷子上刻的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字！」人家把筷子递给了我，我又看，脱口而出：「竟然兴来这一套！」原来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字是：「像（！）牙筷子」！这个小故事提醒人们：「如果一隻狗，从嘴裡吐出一颗牙，说是象牙。你可不能轻信。因为如果它本质上的确是隻狗，那是无论如何吐不出真像牙的，最具欺骗性的，就是『像牙』。」

实际上，除掉毛1957年春季为了「引蛇出洞」而抛出「像牙牌的双百方针」，对知识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是砸不出 真正的「雅量」、「宽容」、「开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因子来的。可邓小平连「阳谋」那一把壶也不提了，迳直地厚著脸皮三番五次说：「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份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45页）这句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公式：「杀气腾腾（原因）——_决定反右（结果）」可是这位以「实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邓大人，却在以「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葛佩琦的华岗岩脑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无法解释这个基本事实，是在毛决定反右半月之后，葛佩琦才「腾腾」的，其他，如所谓「右派三大理论」也都是在之后而不是在之前「腾腾」的。原因怎么会发生在结果之后呢？实乃咄咄怪事！怎么「结果」竟然捷足先登，而「原因」却姗姗来迟呢？这是甚么逻辑？邓小平以「腾腾论」作为「当时反右的确有必要」的根据，实在是蛮不讲理地撒谎！也许，毛泽东衝著邓小平一向坚持的这类逻辑，才说：「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据知内情的陈伯达说，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 ，「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重新审视陈伯达》，《开放》杂志2005年三月号第42页）我也认为邓对反右负有很大罪责，刘少奇、周恩来反倒相形见础。邓是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甚么坏事都是他按照毛意、加码办的。他本应坐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现在却以庭长面貌出现，并宣佈判决；这不成了秦香莲的案子交陈世美处理了吗？荒唐之极！历史全被颠倒了。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还原1957，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前人、今人和后人！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还它以原貌。就著总分法来说，就是有总有分：有分无总，只见树木；有总无分，只见森林。我是怎样把握这一点的呢？可以从我区别对待邓小平与柯庆施作为例子。柯的左远比邓小平令人深恶痛绝。反右派应该是柯大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可他并未表现得像邓小平那么恶劣，因而就未受到我对他像对邓那样的大张挞伐。

许多写关于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写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如何如何紧跟，好像他表现得最恶劣。总的来说，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认为，对坏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还真是没有实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请看我所瞭解到的他在这方面的某些表现：

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裡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淮。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甚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髮言）报告裡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份「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 ）比如说，河南省就划了70869人。

同理，陈伯达是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贯地「左」，自不用说，但他在反右中就没有胡乔木表现恶劣，起码他没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反右的社论，而胡乔木却是反右社论写得最多，最恶毒的一个！

我们既然认为，对坏人也不应该冤枉，那么，对毛泽东也当然不应该妖魔化。在这个理论原则指导下，我们来审视实际情况。实际上，毛泽东之坏，之反人性，之罪恶滔天，远远超出常人的想像，所以直到现在，只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有关资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裡，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况。相反，面对著官方的，民间的，政论的，传记的，散文的，诗歌的，戏剧的，影视的，充斥著无耻的编造，肉麻的吹捧，无限制的美化与神化，兴「热」作浪；「妖魔化」论者哪里去了？怎么瞎了，聋了，哑了呢？总分法要求从总的倾向与个别表现相结合地看问题，而不要抓住芝麻丢掉西瓜，明察暗访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最后我还要提醒一点：如果他本身就是妖魔，并且是妖魔中最恶最恶的恶魔，超过了斯大林、希特勒，那么，当人们说，毛泽东是恶魔，难道这是 妖魔化他吗？这你就明白，为甚么没有人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指责，事实上不存在，只是自己想出的「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的问题了。

第二，内外法要求，研究问题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内」，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前面我提到的作家黄秋耘，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得知一个政治信息—邵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由此，他便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得出判断：「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候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今天看来，他作出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淮确的。难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诸葛亮吗？他用切身的体验回答了这一问题：「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淮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风雨年华》）这为「入乎其内」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但是，如果仅仅入乎其内而没能出乎其外，就会「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绥之所以太离谱地认为，毛髮动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是想借知识份子的刀，杀向那班「反冒进」的「党内的敌手」，而不是预谋反右。结果他说，毛感到上了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当。对此原由，我在前面已对他不瞭解外情，作过详细的分析。

我对于反右派斗争，也可以说是「入乎其内」的，但我「入」的「内」太小，只知道挨斗争的过程和感受，并不知道人家怎样策划对我的斗争；对全国的总形势也只限于读到的报纸和听到的报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后，和劳教、劳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扩大了我的「内」的范围；及至粉碎四人帮大后来，我才读到几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著共产党的脸色写的，充其量是打个擦边球以譁众取宠，并不敢真正正视历史和现实。在我到海外之后，才接触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当年是反右积极份子现在良心发现了的朋友的回忆录； 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和论著，其中《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鸿》。、《晚年周恩来》和《九死一生20年》、《阳谋》等给予了我较深的印象。

当然，另有一种「入乎其内」是属于恶性肿瘤般的「入乎其内」。但这在大陆却不是个别的现象，这是经共产党 长期「洗脑」的结果，是脑袋瓜裡装进个『小毛泽东」（王若望语），思维进入了怪圈而不能自拔，所以对人、事、物的观察，每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视错误为正确，视怪诞为正常，视谬论为常理，这是在认识共产党方面患的需要动大手术、需要进行化疗的癌症。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说过：「既知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也就是说，要治疗这种病症，就必须首先要跳出怪圈，出乎其外。最可怕的是这类人多半是讳疾忌医，而且利令智昏，执迷不悟。

话反过来说，如果只出乎其外，没能入乎其内，那就会「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为甚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呢？就是因为家务内部有许多曲曲折折、旭旭旯旯的隐情，远非三言两语的问答和站在局外的望一眼所能弄出个所以然的。比如，都承认斯诺这个洋大人是个中国通，先别说他对共产党的隐情（毛总是故意佈置迷魂阵，骗他）通晓得怎样，光是他把毛泽东说成是打著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就可想而知这个「中国通」是多么可怜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佈了多少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扭曲事实的故事？所以作为郑重的学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既要认清自己具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又要认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戏」的劣势。总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过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伞」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这就使你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甚么？」的原汁原味。这和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甚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有点儿异曲同工。无独有偶，英国记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说甚么毛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自由化政策」；说甚么吴□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发言是反毛的；以及对毛和刘、周等之间关系的描写，我读后认为，简直纯属一派「海外奇谈」。

倒是最近我读到一些关于反右派的著述，其中不乏反右斗争的某些原滋原味，这是因为作者具有难能可贵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他们是很可敬的。但又因他们的某些「怀旧」情绪，淮确说，是有点「斯德歌尔摩综合症」，把从前凭父辈之德、之才本应得之誉、之位，谬归于党的恩泽，把事情弄了个适得其反。其实是他们有大恩于共产党，后者知恩不报，反而为仇，其后代理应理直气壮地为父辈雪恨，讨个公道才对，却多少局限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封闭体系的方法论，来观察问题。而致于美中不足。但，这是跟那些御用学者固执于这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进行恶性的循环论证，给毛泽东涂脂抹粉，惟恐「有损」，是大大的不同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驱除出共产党派驻进脑子裡的工作队的问题。

在当前中共黑箱政治和档案大多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知情者的著述就显得格外值得珍贵。我对共产党、毛泽东本质的认识，除了自己的身受、观察、与人交往和一般的阅读外，得益于《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晚年周恩来>。者颇多。李志绥、李锐和高文谦的身份使得来自他们的材料有很高的可信度。例如，多亏他们的翔实的论据，否则，我怎。能得知，毛泽东极端自私自利；毛的卖国主义；周恩来最终还是被老毛用杀人不见血的狠毒手段害死的呢？

这个内外法的道理，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当代中国研究》的出版祝词中，说得清楚明白：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别树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作者群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但同时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较长期的训练。他们是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因此有来自生活经验中的内在知识；他们已熟悉西方学术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观的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最近演变做客观的瞭解和深入的分析。这种主客交融、能所两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们竟能自然的结合了起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许多过去亲自参加过中国大陆开放改革的知识份子也大批地来到了西方。他们和八十年代起先后进入西方学术主流的中国留学生汇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他们将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我个人尤其高兴看到他们今后能通过《当代中国研究》，将研究成果直接传佈给海内外的中国读者。

本刊的作者并不是「隔岸观火」式的所谓「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s），他们都有为中国大陆的继续开放和改革贡献一份力量的悲愿。历史已一再证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暂时寄居海外，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学术和思想上的效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已不是传统的时代，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也不会再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的慨歎。相反的，他们大可以把「异国」当作为中国储才之地，潜心研究，一起在更长远的意义上报效中国。

余教授反覆强调这个内外法的运用，他为阮铭《邓小平帝国》一书作序，写道：「从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而言，《邓小平帝国》显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观研究并无不同，但是我们通读全文，便会发现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参与了这个帝国的创建。作为一个参与者，他是身在庐山之中的，然而作为这部帝国兴衰史的撰写人，他却能跳出庐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庐山的真面目。这样主客统一的著作确是不多见的。这是此书最能吸引读者的所在。」

总分法和内外法，是相互为用的。要想能够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须用内外法；而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在一个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双全其美，就会产生偏差，而纠偏就要藉助于总分法。这是我在本篇中用来还原历史和总结历史教训的主要方法。这个方法在上篇中也有所运用，如在「引蛇出洞考」一节中就是用总分法说明毛在反右前后一贯是施展这一阴谋诡计的，阴谋已形成阴谋家的本质特徵。当然，在本篇，也还运用了上篇用过的逆推法，如用毛大杀AB团说明他嗜杀成「性」，丧失人性，推知他诚邀帮助整风不可能是真，残酷地反右才是本意和本性。又如，下篇将要用到的穷举法，以及我在下卷《较量正未有穷期》中主要运用的「前瞻法」等，本篇也曾加以运用。我认为任何方法也不能孤立地运用，因此，我在每一篇裡，对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主、有从地配合著综合地运用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用某一方法。



终篇：右派言论篇（一）



关于毛泽东反右派的起因，我们分析了远因，近因，他本人品质的原因和共产制度的原因。至于，反右运动的性质、过程及其历史影响，这将是我在下卷:《较量正未有穷期___从反右派运动的过程及其后果说开去》中，要展示和研究的课题。这裡，只能囫抡吞枣地说上一句:「鸣放的中心内容，是具有民主个人主义理念的知识份子，要共产党兑现自己的民主承诺。」不管右派是自觉还是自发，是居心反党还是不曾有反党的动机，但中心内容就是要毛泽东实现他说的甜言蜜语。比如他再三散佈的美丽的政治幻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的协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说:『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24页）。像这样意思的话毛百说不厌，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甚而至于在《解放日报》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中，说了如此决绝的狠话:「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主、给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这句话中的「只」字，就意味著不给任何其他选择，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表明结论的决绝。社论接下来说:「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1941年5月26日）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共八年来的执政；不来拐弯抹角那一套，乾脆地说:「中共就是反革命！」——这是在客观事实上，与他自己的逻辑上，会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刘宾雁也是这样认为:毛泽东「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见《谁是反动派》）右派之所以为右派，撇开具体的表现形式，就其言论的本质功能而言，就是会提醒人民认识到这个「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八年来共产党执政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历来的所作所为，相对于他的民主承诺来说，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广为宣传的「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不打折扣的谎话，按实情说，不是「选择」得逞了，而是「欺骗」得逞了。如果说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有甚么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们「惊佩」，那就是，其欺骗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能使受骗者举著拳头要打倒揭露事实真相者。这也是反右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工农能够义愤填膺地反击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全国能够一致起来自掘坟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通过反右我们有一个发现:毛泽东骗人（包括对他的战友和政敌，知识份子和人民大众）的绝招，是让你自掘坟墓。

虽然大鸣大放是毛泽东的一场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但毕竟又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绝后的大讲特讲实话的大运动。而这些实话就是为共产党掘的一个大大的坟墓，共产党的所有作为，都是一步步地时快时慢地向这裡进军。我绝对相信，共产党最终会在这裡葬身。这是既不依共产党又不依右派的意志为转移的。

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早在20多年前右派就比他更广泛，更正确，更有高度和深度，更由于指出得一针见血便更振聋发瞶，因而更具时效和疗效。当时的实情是这样的:右派从宏观上讲，还不是要反天，而是要「补天」，正如王造时被打成大右派后给周总理信中所说：「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又如原载于北大校刊123期姚仁杰同学的文章题目所示:「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来证明「反右正确」的五个大右派样板之一的彭文英，当时表明心迹说的:「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谈这裡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是使大厦更好……」直到死前，他还坚持:「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更如刘宾雁，只是出于为了中国好和中共好的单纯动机，才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佔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本人说，别人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著对党的「诬蔑」，犯了「攻击」罪。

刘宾雁后来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高伐林《我怎样自投「右派」罗网：刘宾雁回忆半个世纪的往事》）『但是，凡是称得起「右派言论」的意见，都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他们的悲剧大多是，本想给恶狗治好狂犬病，却被毒汁四溅的恶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让时间顺延，你就会看到毛泽东这只恶狗，疯狂到何种程度？彭德怀政治把脉后的诊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越来越狂，越狂越热，任意逞疯狂，疯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疯死；直到死后，尸体上的疯毒、疯菌仍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著像「猩红热」瘟疫一样的「毛红热」，掀起一阵阵的崇毛狂。

发狂啊发狂！上帝让一个人灭亡，先让你发狂。



一，右派言论大观

要翻出当时的右派言论，让现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歎其真知灼见。可惜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採纳，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国的大灾大难。从而，我们也看透共产党远不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药的问题，而是你打死疯狗还是让疯狗继续成千上万地咬死人的问题。直接了当地说就是，除了打倒党天下，别的说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国，继续自掘坟墓。

现在，让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出当时右派言论的主要之点，供人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使打倒党天下的民主运动，能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第一，声声声讨「党天下」

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三个字，不仅找到了万恶之源，而且将毛泽东关于国家民主化，联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诱人上当的谎言及其搞专制复辟的真实嘴脸，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历史人物的储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今天的人们仍受他的启示，认定，如不废除党天下，不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贪污、特权，发展权贵资本、对群众巧取豪夺，镇压异议人士（包括群众上访），垄断一切媒体并强迫媒体造谣，取缔宗教信仰自由，群体灭绝法轮功。。。。。。这些浩劫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日益表明，胡锦涛上台，不仅在作恶上江规胡随，而且又创糟蹋人权的新记录。

反右前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提供的确凿无疑的历史结论是，毛泽东是民主的死敌！共产党是民主的死敌！「死敌」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产党亡。有民运人士与虎谋皮，说:「只要实行民主，还是让你们共产党来领导。」这无异于告诉厌氧菌:「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气，保证把你放进氧气裡让你大活跃而特活跃！」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有的放矢，具有历史观的深度，世界观的广度；对现实是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句句珠玑，天下传诵，先睹为快；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陨落，而其奇文益彰，天马行空，不废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是对万恶的「党天下」的有力举证，病理解剖，沉痛控诉和严正审判；激情一点的，便会声声血字字泪，甚至喊打，喊杀！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迭次喋喋的所谓「杀气腾腾」。意见间的相互呼应，协调补充，使意见的总体宛然形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美玉无瑕的完整系统。无怪乎历史学家翦伯讚说:右派言论好像是「集体创作」。（61）但这只是不谋而合，而不是斗争会上声讨的那样，每个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阴谋，有纲领，有组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对有目共睹的事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想当年，储安平先生话音一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

43年后，曾任《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女士忆起该文，仍是不胜感歎，讚不绝口:「现在重读『党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失手啊！」（《争鸣》2000年4月号）我上面说的「句句珠玑」就是从她这裡抄来的。这便是右派言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对「老和尚」致命的当头一棒！请看原文: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甚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先生决不是逞一时之兴，逞口舌之快，想发惊人之语，或是为一时，一事所激怒而发出的愤激之言。否。这是储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写文章揭出「『党天下』的原版」，指出储先生于十年前，1949年3月8日发表在他主办的《观察》杂志上的专论《中国的政局》，其中第四节写道：「坦而言之，今日的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谊。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呢？不仅中共，包括苏共在内的百多年国际共运所提供的史实，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这个回答是对上述关键词「无」和「极端」的有力肯定。毛泽东，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党的一党之私，都是极端的；其残酷暴虐，杀人如麻，无民主，无自由，无人权，无耻谎言也都是极端的。

邓小平回答得也够斩钉截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甚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62）邓小平不是公然申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自由」是不相容的吗？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难道这就是「六四」大屠杀的理论依据吗？可惜，至今仍有众多改良主义者的热面孔贴著这个专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对比之下，我们就更加珍视，更加怀念储安平先生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钧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甚么》后与史良谈的：「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二年后，1959年9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说，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确『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

人民日报，6月6日（凡不注明年份的，即1957年，下同）载，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裡还好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报，6月11日载：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甚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光明日报，6月25日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詹环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

人民日报，6月25日载，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省主委马哲民说:「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说『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约楼邦彦和彭子冈一起去找费孝通谈「党天下」的问题，她问道：「党究竟该在国之内还是国之上？」（《大公报》7月8日）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山东青岛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共产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人民日报，6月29日报导《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6月22日登载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中说，消灭「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灭其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并说：「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佈命令或指示。」



终篇：右派言论篇（二）

肖子超是华南恳殖局的一个科员，1957年他曾提出这样的建议：

1、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全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具体地区却不一定需要那么长。因此，他以为，「以广东的人力物力条件，如果单独搞，在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

2、他认为广东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对广东的情况不瞭解所造成的。

3、他认为：「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工业为重点，根据广东目前情况应著重发展轻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他认为，现在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领导干部系外来干部，而广东本身又不是一个独立政权组织的缘故。」

4、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上广东自成格局：「以广州话为基淮的广东语言，在语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语系都有很显著的区别」。

广州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员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远见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也就是这个思路。但在1957年，提这样建议的人却被说成是要建立「广东人民共和国」，而成了「右派」。（《1957年知识份子民间的言论活动》）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不是农民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更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虽然这些阶级在社会上是合法的，但作为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是非法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思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共产党的阶级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怪事就出在这裡:领导全国工会组织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他便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他主张工会要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就犯了「福利主义」的错误，据说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把工会办成教育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等等。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繫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导说，「今年4月，国家调整某些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在同志中间散佈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原载11月11日，人民日报。我转载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484）

可见「党天下」是要专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不是为自己谋福利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产党用来专工人阶级政的纽带，给自己成员洗脑的共产主义学校！

第二，「三害」应向毛泽东那里挖

人民日报转载陕西日报6月12日刊登的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开宗明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裡，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著。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勳，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佈，人民哪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复职。正的总是由党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甚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份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陞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第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说到有职无权，此乃「党天下」题中之义。别说副职，有一位正科长，有些政策文件科员（党员）已经知道了，可对他仍在保密。试想，他怎会有职有权呢？无怪乎——

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民盟中委彭文应说：「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眉毛，尾巴，包打听，拍马屁。」他认为中共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罚无赏，赏罚颠倒。」（人民日报，8月25日）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甚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报5，21）

8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体大会，揭露和批判文学家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人揭发他在中文系整风会议上的反动言论：「黄药眠说他当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是被人当玩具玩，并说这与党的整个领导和制度有关。他说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不能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唸经一样，一提到知识份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份子当成异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报）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说：「有职无权使你等于是个花瓶，招牌，牌位；这是党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报，5月18日）

民盟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性初揭发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他造谣说『有职无权』，是『被人牵著鼻子走的』，『作副职是给人拾遗补缺的』，是『点缀品』！」（陕西日报，8月20日）

时轮已滚动进21世纪，我们插问一句：如今中国政坛上的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如工会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点缀品，纸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萨，电话总机，客人，尾巴，包打听，马屁精，狗腿子，应声虫，留声机，助纣为虐，被人牵著鼻子走的出卖灵魂者？有另一种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难能可贵的坚持，秉持良心说话，办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应该说是我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载体，卓越的传人，树一代风范，在右派中也属凤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他任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毛泽东派秘书林克去徵求他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应当成立宪法法院」，「我们应当搞大民主」。只有让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苏联覆辙。这可惹火了民主死敌毛泽东，划右派自然是没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李先生终生与专制主义所打的遭遇战荦荦大端之一。之二是与邓二世在血洗天安门所遇，他愤而挂冠：「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给小人得志的江三世举办的国庆盛典大泼冷水：「就为淮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国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指责他们是一样的小丑，一样的跳梁。而且为中共掌权50年的历史定论为：「历史剩下的竟是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苏共20大以后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制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製）。」

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据光明日报7月1日所载，罗隆基私下曾对浦熙修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载政治。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知识份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好些。」

第四，对「党天下」掺沙子

6月10日的渖阳日报刊出了渖阳师院张百生，黄振旅七千馀字的长文《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主题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肃反运动扩大化是在主观主义思想指导下，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从理论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肃反干部只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们质问：「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甚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文章还具体批判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对于「党天下」，他们认为中共使「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勳，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自我欣赏裡，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二人的『顺民』么！

党所以丧失威信，党员腐化，是由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陞。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载。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著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著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甚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区选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裡。『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一些无关疼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共产党把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求民主，都归结为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又长期地加以诋譭、丑化。从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看，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嚮往的。马哲民说得很形象:共产党对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好，其实这好有一比，过去有个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见一位姑娘，问大和尚这是甚么，大和尚说这是老虎。大和尚问小和尚爱甚么，小和尚说我爱老虎。共产党和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实青年还是爱它的（《长江日报》6月26日）

天津日报，5月27日报导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历史教师黄心平提出了一个根除「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他说，「我有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只要不杀头，我就提出来。是甚么意见呢？我认为，现在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甚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通过这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我本来打算将这意见写成文章投给报社的，只怕不给刊登。」

《天津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论。6月23日，又登了黄心平的一篇长文——《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他写道: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实行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是否将来可实行。如果主张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此话从何说起？又是根据甚么事实而得出这样的论断？」

「我垦告发表与我不同意见的诸位先生们，你们的意见尽可与我不同，可以从理论上驳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带有诬蔑的话对我人格横加污辱。」

章伯钧对「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著五亿农奴」的党天下局面早有所预期：「非造反不行」。他嚮往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活力：「为甚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甚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甚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人民日报，6月19日）

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轮流执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说。因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产党合作不容易，共产党是老虎。」他只是试探著提出一个增加决策民主性的方案：「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裡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他特别指出，「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这便是被批斗的三大右派理论之二:政治设计院。

卢郁文批判过诸多右派言论之后，反驳章伯钧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先生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淮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人民日报，5月26日。这时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说，拿出成品再「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者这个表示「衷心拥护」，那个表态：「揭诚拥护！」。。。。。。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的话，倒也是的确符合事实的。但要说是它的优越性，。。。。。。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泽东奸污并传染给她滴虫病的女孩，对李医生说的：「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左派之所以为左派，诚如是也。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民盟成员艾玮生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第五，清算中共政治运动的罪行

章伯钧是从源头上对「党天下」来一个「掺沙子」；而被毛泽东包办的「章罗联盟」这场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罗隆基，则是用「平反委员会」来清算党天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于右派理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无独有偶，再加上罗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睡不著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淮打击报复。

据此，罗隆基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甚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份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道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鸣』和『放』以后，还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机构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著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的，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裡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人民日报，5月23日）

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搞错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几个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杀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万岁，万万岁之万民拥戴。如果来真的「有冤伸冤」，那么，斯党也而有斯领袖也的党天下能还得起这笔钱债，物债，血债，泪债吗？只说杀人一项，不说更多的劳改，劳教，管制，批斗。。。。。。毛就像按比例划右派一样，搞的是按比例杀人。1951年4月30日毛亲手所写的「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语」：「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转，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63）

那时报纸上正在猛批「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干部都是以杀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坚定性的。我家那个八百多人口的村庄，杀了一个「伪乡长」，两个「投敌民兵」，两个「地主狗腿子」（他俩的罪行是，扬言「国军打回来再说。」）。定比例本已非法，何况从来都是超额有功，下面总是超额杀人争相立功呢！

当年罗隆基斥责国民党：「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64）这是公开发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蒋和毛对他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细的。这就是他虽然反蒋，蒋介石还给他部长当，国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拥毛，拥共，毛共却没有让他当部长，出于无奈，才从林业部份出个森林工业部让罗当部长，随后他划右派，这个部便也撒消了。

新闻日报编辑部揭露王造时透露给该报副总编陆诒的讯息：罗隆基听完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后，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人民日报7月5日对斗争会的报导，标题是：《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当然，这也「足证」：成立「平反委员会」系统是绝对必要的；而所有当时的鸣，放，总括地说是「足证」了「足证」。同时，所有对「足证」的反驳，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虚伪的，强词夺理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卢郁文，小丑一个，固不足挂齿。吴晗，历史学家，饱学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东西巧饰成「事实」，胡说一起：「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联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人民日报，7月16日）可是，当迷雾澄清，真相以「章罗联盟，天下奇冤」载入历史时，历史学家吴晗又该怎样向历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罗同盟」罪名前20天，吴批「平反委员会」：「这个意见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弃义地篡改后而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仍然写著：「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试问：毛泽东的意见涉不涉到这两个问题？（65）这不啻是吴吃了毛一记耳光。「不啻」还非真的，真的是毛通过批《海瑞罢官》一耳光打得他命归西天。因为他死前顿悟到「悔不当初」，咬破舌头写了这四个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说，纵有弥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卖友叛盟，比吴晗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司法部长对「章罗联盟」下的判决书:「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是甚么呢？主要是:一，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张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反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二，他们反对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首先是反对党对知识份子和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要党的领导退出高等学校，推出科学文教机关；三，他们反对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四，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否定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历次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煽动反党情绪，企图倒算翻案；五，他们在知识份子中间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农相结合；六，他们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政治方向，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们宣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散佈国际局势紧张的空气，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八，他们实行排斥打击左派、欺骗矇蔽中间派、拉拢扩大右派的组织路线，安排爪牙，控制组织，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反对民主党派长期以来发展组织的正确方针，破坏重点分工的协议，招兵买马，蒐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参加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建立和扩大反动组织基础等等。」（人民日报，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虽苟活下来，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报，6月3日载:陈新桂说，政治运动，成绩的取得，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仅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难免的」这个公式来作结论，未必一定正确。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比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的对象的数字，对运动採取宁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胆怀疑的办法，等等，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历次政治运动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人为地製造了「牆」和「沟」；把人分为「积极份子」和「落后分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份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报别人的问题而获得这个称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说，他们是「靠运动吃饭」。另外，在运动中也有的人养成看行情办事。有人这样说过，在运动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中，载有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论：「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甚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徐懋庸（党委书记）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佈，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知识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甚么时候才信任我们。」（毛整人的阴谋为甚么总能得逞？除了应用毛的吃人哲学《矛盾论》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对象包括后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祸水引入别人田。我们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就应该永享改造，改造吗？他们遭遇的灾难还不够沉重吗？同是天下受害者，谴责害人虫应同声！）

「刘真（徐懋庸的继任）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xxx教授被叫做x犯xx，随便把人关起来，这自由么？」

长江日报，7月3日载杨展时致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中说:「我承认，我们党执政七年，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识份子政策这个个别问题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说话，那我就不能不说，缺点是主要的。不！更恰当点说，是失败的。」「也由于缺乏瞭解，对知识份子的估计当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这使我们对知识份子出现了或冷或热，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况。有时（这是主要的），感到知识份子思想落后，历史複杂，政治态度『不明朗』，心里一烦躁就扎扎实实整他们一家伙；有时（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们还有点知识，有点技术，对社会主义还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则又不免宝贝长、宝贝短的对他们『统战』一番。知识份子们被我们一时放在火裡，一时防灾水裡，一时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时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时，满肚子委屈牢骚，深悔当时自作聪明，『没听朋友的劝告到国外去看看风色』，痴心妄想跟著共产党跑了一场，还是不免顶著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连妻子儿女也抬不起头。上天时，心惊胆战，不知何年何月『，龙颜大怒』又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七年以来，他们像童养媳妇在阿婆手下过日子一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说起来是『一家人』，实际上却不得不小声小气，轻手轻脚，处处看颜色行事，凭这样还惟恐自己出差错惟恐被家里人抓住小辫子。」「按照我们党的估计，知识份子似乎只是一个爱国者。他们爱祖国，，可是留恋自己在旧社会的地位，嚮往著资产阶级民主，而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不热心，有距离，甚至反对。」「这个估计是很不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个估计错了，才使我们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错误了。」「在一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绪的支配下讨厌他们，冷落他们，处处用怀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甚至一足踢开他们。而尚以为未足，并通过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一次加次三次残酷地打击他们，惟恐斩杀不绝，千方百计地从精神上加以折磨:农民所不忍施之于地主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资本家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份子。在这些运动中，知识份子因不胜精神摧残，，不胜斗争之辱，不胜我们的『董超薛霸式的帮』，跳楼赴水仰药刎颈投环切腹而死的，擢髮难数！耄耋无逃，孕病不免，（华南师范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有五诗六命的事）天神共愤，道途咨嗟！把我们这种屠杀的方式和法西斯强盗奥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为奥斯威辛的不但显得拙劣幼稚（无论如何，总还得刽子手亲自动手），且倒还乾脆仁慈！如果说，斯大林同志不免因为他对同志残酷屠杀而逃不过历史的斥责，我看，我们党也很难不因对已经『归顺』了我们的知识份子的屠杀而受到历史的斥责。我党之屠和暴秦之坑终将同成为历史上两大无法前涤的污点，不能不使人万分痛心！（于此，我们却听见台湾的热烈的掌声！）」「可是，我们还居然心安自得地说:成绩是主要的！」

光明日报，6月5日载，范朴斋说:「有人说:『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这岂是我们改造的目的？但他们不敢分辩，说道理也说不通，只好忍受。许多人由此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错，那也错，感到人性丧失，见人低头，还有甚么生活意趣呢？」

辽宁日报，6月8日载，大连工学院讲彭声汉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他说，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的比例」––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肃反是对自己人专政。所谓「肃反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为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北大俄语系教授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像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北大哲学系羊华荣同学在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坏了人，迫死了人「；2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牆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后，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4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浙江日报6月27日载有人揭发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跟他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龙泉拆塔事件后，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他还对我讲过：肃反中出了许多乱子，到处逼死人命，在温州我的一个朋友被逼自杀了！」

钻屁股蚰蜒郭沫若，无孔不入，连宋云彬也不放过。他发言的最大效应是刺激别人的呕吐神经：「革命的破坏在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人民日报，9月30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历史事实，但却不合郭氏「逻辑」。反倒郭的谈话合乎了毛泽东夫子自道的逻辑：「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677页）

第六，呼唤法治

如果在一个政党内，在一种情况下你通过陷害别人就能捞到甜头，在另一种情况下就轮到另外的人通过陷害你来捞甜头了。例如贺龙，据说是他杀掉王实味的；而他维护的这个说杀就可以随便杀___用周恩来说毛泽东的话:「把杀人当儿戏」___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却让他死得那样悲惨，残无人道。刘少奇也然。毛泽东的「总管」叶子龙，由于宣扬毛的桃色新闻，让刘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66）难道毛不是淫棍吗？再说，刘个人有权一句话就枪毙林吗？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1958年，毛在总结反右经验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38页）刘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少奇主席残酷迫害，只至惨死，「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恐怕是，对法律连「做办事的参考」也没参考。

从人类的历史和我个人的经历中，屡试不爽的是: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许多人在制「瓮」，烧「瓮」，满以为只供别人入哩！海外就有这么个人，他胡充八当，颠倒是非，想通过诬陷正直的李志绥先生，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诬陷为毒草，来作政治投机生意，想让中共视他为香「花」；但他没有想想：你有甚么资格否定那本《回忆录》？你想了没有:最有发言权的张玉凤为甚么沉默不言呢？你还是好好照照历史的镜子吧:瓮正在烧得火红！料你也比不过刘少奇的功高望重，吴晗的真才实学和对中共忠心及贡献大吧！只凭你拍拍马屁，扯扯谎，撩撩炮，为丑恶的毛泽东做的那些男盗女娼、鸡鸣狗盗的丑事遮遮丑，就想投机取巧捞到稻草吗？你恐怕到入瓮时都不配学吴晗的醒悟:悔不当初！你也许可以醒悟过来这一点:「原来这个『瓮』就是我想当香花的焚尸炉！」

一个真理，对好人坏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为尧存，不为杰亡」的。拉。本登这只「瓮」，本是美国烧红它对付苏联的，现在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在受著付出更大代价的威胁。这就是「客观规律」又叫做「必然规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坏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考虑进去这一点。

左派们，作为党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唤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当年是何等地兴高采烈！当风水轮流转到他们入瓮时，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惨烈！哟！法制这个东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打倒对象。大难未死，文革后他对刘少奇被毛整得惨死一事感慨系之，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但连刘少奇在内，都是赞成「人治」的呀！「治」别人时是无所谓的，你陆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只划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让你取而代之，你是宁左勿右，草棺人命，划了700极右派，800中右，合计佔到15%，喝著老年学者、少年学子的鲜血染红头顶的。过去的事权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总算认识到:「没有法制不行啊！」这和「悔不当初」是个等价命题。

众所周知，毛死后邓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设上做了许多亡羊补牢的工作。但当人们歌颂「英明」，「开明」的时候，却忘记了当年右派们为建议他们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价！



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林希翎至今还口口声声讚佩她是个真正爱国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6月5日的发言，从法治的观点，比较系统地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过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髮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髮指示不管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甚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如何体现。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製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製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中共中央应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中有牴触的！如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关于国家制度问题，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槓杆作用的，这三者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不好的。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共产党不受甚么监督；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当年共产党把这些意见当成是恶毒进攻，现在再也无话可说，不！倒是要把这些话从自己口中重複一遍，拿来炫耀自己开明，自己与时俱进！

另一位中常委刘斐早在5月30日就谈到党政不分和法制建设问题。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党政不分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重视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种情况，除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的职权，不然，整风虽能收一时之效，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这些话说得何其正确！让现在的年轻人人看了，一定认为是「邓小平语录」，哪里能想到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右派，猖狂进攻的谬论」！这裡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右派是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进份子；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是倒退派、反动派；反右派运动对知识份子的血腥镇压，是一场绞杀真理的运动，是阻挡历史前进、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运动。二是邓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锋，现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贤孙。在他大量剽窃右派的声声含血、字字含泪的各种观点后，反咬一口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看看有几句话不是57年右派曾说过的？三是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甚么世道？一位没有划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训我:「你认为是真理，在心里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说出口呢？有一张大字报是反对苏联侵佔中国大片领土和抗战结束进入东北大肆姦淫掳掠的。我何嚐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签名，结果签名的30位师生都划了右派！我为甚么不签名？坚持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呀！要批你！要斗你！要你入监！要用火烧死你！即便我有勇气付出这样的代价，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决不答应！中国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还要株连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对「犬儒主义」反对之馀，也常想: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消灭（除了消灭，断无它途）那个让人们只要坚持说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识性的真话，就必须得坚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社会呢？这个社会除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焰无际外，任何别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从专政机关的判决书及其证词中挖掘！

人民日报，7月19日专门发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批驳黄绍竑5月16日所作党政关系的发言。他实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党政共同发佈决定，这样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

这次会上他还谈到法制问题：「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佈，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最后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份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佈告》，「兹特宣佈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淮予分别录用。」（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P。1347）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黄绍竑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500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是明牌。55年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即便无任何「罪恶」，只要是达到某一任职（仅凭记忆，好像是军队连级、党是区分部书记、政是保长、宪兵。。。。。。）便是。肃反运动中凡是符合这样标淮的，皆属正确；另有斗错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通过官方资料推算，错斗率大致是超过94%。你就可见，肃反成绩不是毛泽东说的「九个指头」；他说的生疮的、烂掉的即所犯错误，倒是佔九个多指头，成绩只佔半个多指头。毛泽东凭藉著身后的几百万「解放军」和几百万「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词，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甚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的，但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___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毛泽东选集》五卷，446页）谁听这些屁话呢？中间派和右派都不听，唯有左派听。当然，许多左派也是耳听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彻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点上不昧良心，那么，你在那一点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头。请对证历史，看是否全是这样？

12月12日，人民日报公佈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的右派言论：「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著「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减轻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该报12月24日又揭露他说过：「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甚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5月9日《新闻日报》发表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其中第三节写道：「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甚么是合法的，甚么是违法的，甚么不是犯罪，甚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查，审判人员也没有一明确的标淮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製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认为，领导上错误的指导思想是造成立法进度迟缓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级干部曾说过，谁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归法」或「六法」观点，甚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又有人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又有人认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杨教授认为这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报6月26日载，老记者、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长顾执中的言论:「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检察院批淮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人民日报6月29日的社论《再论立场问题》，是专为顾执中的两句话而写的:「广大群众对于右派份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八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份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斜气。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份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甚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作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是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瞭解截然相反。在这裡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在顾执中之流看来，甚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份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甚么是『左』，甚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著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著反社会主义的感情吗？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是非颠倒，错作对时对也错。像其他右的言论一样，这些法律观点受到蛮横无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实」批驳了「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报载，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甚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甚么原因呢？原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黄绍竑）和『谭青天』（谭惕吾）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甚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份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是永远不会有的。」「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他们不仅到处散播甚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谬的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以各种藉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份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还说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右派份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们现行的司法审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违反宪法。右派份子自认为只有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归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法律根本无知。」



终篇：右派言论篇（三）

几十年前反右，共产党无理取闹；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还恶毒：官方像说顺口溜似地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同时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查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裡。谁能说清楚，这到底玩的是甚么鬼名堂？过去把阴谋说成是「阳谋」，这个骗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现在，阳的一套：明文上掴了人民日报社论和一些极左份子的耳光，规定「独立」云云；而阴的一套：相对于作为法律太上皇的各级中共政法委来说，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部份独立，而是绝对不独立。搞阴谋的必然性在于，右派虽然打倒了，但党主与民主的矛盾非但没有消灭，而且日益尖锐。而中共既要坚持党天下（四个坚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个代表」；除了乞灵于毛的阴谋之魂，绝对没有第二个法门。总之是，中共做坏事必用阴谋手段；反之亦然，用阴谋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坏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妄加莫须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炼者；从逮捕入劳改营，劳教所到进洗脑班洗脑；从活著受虐待，侮辱，惨害，到死后焚尸灭迹；整个过程贯穿著阴险毒辣，阴谋诡计，使国人受害的受害，受骗的受骗。其中，伪造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其恶质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大阴谋之翻版！在这一点上，跟毛泽东无视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日报报导6月5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如果不是把罗先生打成右派，而是採纳他的意见，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饿死的边缘」发展到成为饿死4千600万人的悲惨现实！__紫丹）为标题，摘登了罗的发言。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份，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份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动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至于他说的「接近饿死的边缘」，是建议政府学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现在政府对于徵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徵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算不算接近饿死的边缘呢？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听罗辈建言，停止「急躁冒进」，从「边缘」后退，自能少饿死或不饿死人。反右的结果是大跃进，排山捣海地向死亡进军！丧心病狂的老毛啊！踏著四千六百多万饿死的尸体，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导师」的宝座！现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的档案，刚刚

解密，请参看官方公佈的死人情况: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飢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飢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飢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飢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飢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飢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摘选自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总计死亡人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这裡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统计数字包括全国各地区；一九五九年少统计十二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三十万七千人算，本年少统计八百九十万四千人，故本年度总计当为一千四百十二万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当为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全国总计的淮确数目该是四千六百八十七万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发主委王毅斋，一说到肃反中的缺点就愤愤地说：「罪恶滔天」。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十分不满，谩骂：「党团员带头卖馀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又有人揭发他说过：「统购统销后农民都吃不饱，人人面带菜色，说够吃都是瞎话！」谢瑞阶揭发王曾说：「我在杞县认识的熟人都镇压完了。」还曾说：「肃反中你们师范学院打人最严重，把沉东浦快打成肉酱了，还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厉害。。。。。。」还鼓动张仲鲁说：「沉东浦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每次动动都是重点，肃反时打得直不起腰，现在还弯著腰走。」还说：「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还说：「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传统的民主习惯。唉！中国人就不行，中国的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踏地跟著共产党走。」（河南日报7，26）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佈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谢泳《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化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72万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报载，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甚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监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甚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裡令人想起，当邓小平宣称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份子齐声歌功颂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时候，却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发出了沥血的呼唤：「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而当时，邓大人正在豪饮著知识份子的冒著泡沫的鲜血陞官晋级哩！

严文杰也是共产党员。这篇报导揭露了他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对《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託葛佩奇说这样的话》，他发问：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呀！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甚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当他看到黑板报宣佈李泰华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甚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甚么世界。」

「成甚么世界？」成共产世界，成党天下。在这个世界中，「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6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用「浩劫」二字来说明知识份子的历史遭遇。自然的，他会受到围剿。不过，围剿他的各路英雄们，在九年后也嚐到了「浩劫」的滋味，相当多的人用生命给「浩劫」作了脚注。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页195）他有机会得到中共高层的反映。「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0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诬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工作单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额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狱遍佈，诬陷记滥。」（页204）

这裡说明，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并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丧尽天良之辈。那么，谁才是呢？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范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_来定性、定量了。刘宾雁在《谁是反动派》一文中说:「经过五十年曆史进程，是非是更加明显了。错误的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那套完全违反文艺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后来三十几年中国的文艺变成一片沙漠。同时，排除了胡风以后，他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裡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识份子和反对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广之，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可见我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和实践检验，信手拈来的了。因为刘先生是被视为中国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产党人。他一再跟我说过:「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产党好。」

他这篇文章要谈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泽东亲自动手，揪出来一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学理论家兼诗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日共，始终没放弃马克思主义。鲁迅去世后20年，他继承鲁迅的传统，大力培养新人，同时以他的文学理论，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歪风邪气，为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始终是中共的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文学理论走上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裡所宣扬的理论相反的方向。同时，他又得罪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权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风长期以来的对手，也没有认为他是敌人。毛泽东为甚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裡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二，紧接著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经过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其他相关的运动，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毛仍然坚持己见，结果是运动规模很大，而绝大部份都打错了。

「不仅这两次运动是无中生有，后患无穷，它们还违反了一年前刚刚通过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给胡风定性，就完全是毛泽东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信件裡的文字得出的结论。而按照宪法，私人信件属于个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宪法裡规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而胡风和他的朋友和弟子们假如说有错误，那也属于言论和思想范围，并无反革命行动。根本没经过审判就定罪，也是违法的。胡风是关了十年以后才判决的，『集团』裡的别人，有的是二十年后才判决。在批斗胡风和肃反运动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时期所搞的『抢救运动』那套做法，随意监禁和刑求逼供，这当然也是违反了宪法规定必须保护的人权。所以，宪法从此名存实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成无法无天的历史了。」

这两个问题也是57年鸣放得很激烈的话题。下面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谭天荣的同班）贴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他这位青年，为这张大字报被判15年徒刑，被残酷拷打而逼疯、而致死。

伟哉右派份子刘奇弟大学生:为胡风招幡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著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著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垦垦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甚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閒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伟哉胡风分子吕荧先生:唯一敢公开为胡风申辩的吕荧一位当过20年右派的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压之下，知识份子可谓集体大变节，丢失了自我。……舒芜变节，冯友兰投机，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卖论求生，杨树达、吴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沉从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写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诗……」闻敏的《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一文让我感到震惊，在那个知识份子自相践踏、一败涂地的年代，吕荧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吕荧这个名字将和陈寅恪、顾淮、张中晓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吕荧是一面镜子，在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吕荧的作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脸。即便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场者接受採访时的不同回答，同样在不经意间露出了各自的灵魂。许觉民、涂光群、李希凡、蓝翎等众多在场者的回忆都提到了张光年，当吕荧发言：「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话未说完，「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对此，张光年儘管不无轻描淡写（「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但也承认「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舒芜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称吕荧站出来「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显然带有「看戏」的心态。在场的文人无不认为吕荧是个「书獃子」，「离现实太远」。在那些聪明人看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识时务者，吕荧只是个「笨拙的」异类，是个不合时宜者，是个远离现实的「书獃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惟一为胡风辩护的人。「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国，只有他公开说出了这句话。这不是甚么学问，不是甚么创作，但这句话的份量远大于吕荧作为学者、美学家、翻译家的全部作品，仅这句话就足以载入史册，激动后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吕荧一个人，他让另一头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历史往往不是「聪明人」书写的，中国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聪明人」太多了，「书獃子」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民族是无望的，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无药可救的。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曾亲聆吕荧发言一幕的知识份子们，仍鲜有人为自己当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纣为虐感到羞愧、可耻，反而言语之间不无幸灾乐祸。吕荧的出现彷彿闪电撕破了无情的夜空，照出了一个可耻的时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国涌）（http对外贸易://w对外经贸ww。dajiyuan。com）

人民日报，7月31日载，对外贸易部法律顾问室董士濂说，为胡风辩护的吕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报上刊登胡风「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报社「犯了诽谤罪」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甚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她认为，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她讲了一件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4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瞭解，希望能有知情人瞭解一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1957年6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了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

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淮，遂条为胡风案辨护。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份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绰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譭、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彙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风」上倾注笔墨，是因为:一，毛反胡风的意义、性质、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于反右派；二，相当多的知识份子是由于对反胡风及其延伸___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而被划为右派的。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请参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关于反胡风和肃反的档案：

（反胡风－肃反运动档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覆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指出要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对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写了序言和二十七条按语，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势力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旗帜鲜明，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运动」。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定胡风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及「展开运动」，出现了严重分歧。经五次表决，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对、二名弃权，获得通过。七名同意者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张闻天；四名反对者为：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二名弃权者为：刘少奇、邓小平。

宋庆龄、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对接连展开社会政治运动，不利于国家团结、振兴、建设、统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再作指示：要坚决肃清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陈云在会上认为：「不应当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会人心很紧张不安」。毛泽东在会上问陈云：「甚么不清，谁紧张？谁不安？你代表了甚么阶级利益？」会上刘少奇提议进行表决。毛泽东说：「要表决，召开党中央全会；否则，请老蒋返回南京表决。不要搞那种假民主！」

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转自《争鸣》2005年12月号）

第七，反对崇苏媚苏的「一边倒」

人民日报，6月20日载，章伯钧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中有:「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付钟孙在本校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了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说：「。。。。。。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份子究竟造了甚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知识份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份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份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份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知识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份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份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甚么不利用？知识份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但打著用，骂著用，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也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份子说，养著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识份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份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经过中共对知识份子政治上打，骗，经济上赎买，傅先生所说的「隐忧」已成「显忧」，「无形的损失」已现形得令人触目惊心。君不见，「士可杀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宁死」，分别代之以「既可杀又可辱」，「能活著宁跪著」！君不听，被强姦后的知识份子在叫唤：「现在是历史上XXX最好的时期！」这裡的「XXX」，代表人权，民主，自由。。。。。。总之是「样样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来是很尊敬老前辈傅钟荪教授的。在我划右派的前一个月，他所主编的《数学通报》杂志上，还发表了我一篇论文。当时共产党对他，出于统战的需要，在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共产党对知识份子人格侮辱之义愤，我认为是属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不平之鸣。而知识份子们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忧国，忧民，忧国格，忧个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权也；在不同学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学上是指主体，人之为人的资格；教育学，心理学上指个性；伦理学上是指道德品质；法学上是指一个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在「人格」的所有意义上，都对知识份子进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种种，共产党却以更加倍的恶劣还给他，如他说的戴在知识份子头上的帽子，是「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在加给他老人家的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这顶定性为反动派的帽子。

这位傅先生就著国格写道：「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份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淮备，其中一条，要淮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个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说实在话，当时在「一边倒」的国策下，还讲甚么人格，国格！中国在苏联面前完全是奴颜婢膝，一副洋奴相，汉奸相。说苏联一句不好，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学教师对实行五级记分法（所谓苏联先进经验）想不通，说：「还是百分制好。」就这就打成了右派。实际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记分制和政治是绝对的两码事。据说，五级记分法是从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点也不沾「苏维埃」的边，中共竟奴性十足，趋之若骛，不分青红皂白。共产党骂蒋介石是洋奴，卖国贼，美帝的走狗，是绝对地无耻造谣；说给毛泽东，倒是符合事实的。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对待外国，都没有像共产党对待苏联那样，一切以苏联的是非、利害为转移；用苏联今天的模子，来铸造自己的明天；划右派的六条标淮中，只要有对苏联不利的言行，就得宣佈为自己国家的敌人___右派份子；只要对外国洋人马嗯驴嘶学说稍有怀疑，就要定罪；有当走狗、当洋奴，当得如此下作的吗？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两名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裡，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是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抱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转引自《阳谋》第143页）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斥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馀地，这是甚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同上）

著名人权活动家、原北京地质大学学生吴弘达在他的回忆录《昨夜雨骤风狂》中说: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党支部组织的讨论会上说:「从国际主义的立场讲，苏联红军支持匈牙利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派军队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否符合国际法？」这几句话应不算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向党恶毒进攻的「右派言行」，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

同年三、四月，中共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不说还不行，不说表明对党的号召不响应，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是不许不说话。这点与国民党统治大有不同，国民党是不许说话，若奉行「莫谈国事」就太平无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

团支部书记马景信找了我好几次，要我去整风座谈会发言，我真是没有兴趣，最后，还是在周围十分踊跃给党提意见的气氛中去了。我在整风座谈会说了这么几句话:「在我们班裡，逢到开会，支部书记就以『同志们，同学们』开场，这意思，你们党团员是同志，我们非党非团的就是同学了，这好似我们一般同学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说，凡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是同志。我们上街买东西，上公共汽车买票都互称同志，怎么到你（指支书）这裡我们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个党员，十六个共青团员，剩下七个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当时是多么高贵的一个称号！七位「白板」同学自然有压抑的感觉。

1957年十月，学校党委宣佈我是一个「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条:第一条，恶毒攻击我国政府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是违反国际法；第二条，恶毒挑拨党群关系，声称中国共产党把人分为两等，挑动群众对党不满。因为我的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划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份子」。（页43）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们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太危险了。」（《阳谋》，页146）

光明日报，5月19日载，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批评高教部:「……曾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著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苏联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此，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出致斯大林的抗议信。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的时候，以救国会宣告「自动」结束，作为取悦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见面礼。在大鸣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例如，抗战胜利后，连我都参加过的反对苏联在东北掠夺财物，强姦妇女的大游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机器，价值就有数十亿美元。谁提就是反苏，就符合了毛定的划右派六条标淮中的一条。

人民日报，7月14日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会议上，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藉以缓和国内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批评龙云「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对龙云进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话，空话权且置之不理，单就他对苏联运走我国的机器，来看这类物件们的卖国嘴脸。他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製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我们撇开个第一个问题：如果假定苏军单是有选择地运走军火工厂设备而不是运走所有工业设备，那么，是否就是应该的和必要的？我们倒要问：当时苏军运走甚么和没运走甚么，是否中共授权你当场进行了清点？否则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懒寻归梦录》第559页写道:「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面对群众反苏大游行，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在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当娘都不否认自己养汉的丑事时，其中一个共党党员还没有被卖国主义搞得鬼迷心窍，还知羞耻，「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却拍著胸脯作伪证：我保证娘进行的是正当的性行为！这裡，我要批驳右派对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责，我要为中共辩护：中共是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难道你能找出一个人比梅益更适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职责吗？另一个是关于「新民会」––不，现在已换了新招牌，叫做「中苏友好协会」，它的干实事的总会秘书长的任命，也是打著灯笼才能找到的干练之才。钱俊瑞秘书长直斥龙云「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设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白拿走的）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这裡我们先不辩白是否「超过」；而是首先弄清「给」是否像「白拿」一样「白给」，即媒体上大吹大擂的所谓「无偿援助」呢？

秘书长为苏联大唱讚歌，甚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呀，甚么没有压迫，剥削，穷困呀，甚么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甚么平等对待各个国家，民族并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呀！并历数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秘书长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参见人民日报，7月16日）

大约是在1964年2月底，这时我已被解除了劳动教养，交农村监督劳动，这天晚上，有线广播喇叭裡发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佔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的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这封信虽表达的是龙云的意见，但肯定不是龙云起的稿，因为他早已「轻于鸿毛」了。是否钱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应向人民实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党过去关于中苏友好的一切宣传，完全是忍痛撒的弥天大谎，让它就像狗屁一样一风吹掉吧！至于钱俊瑞，撒中苏友好之谎，可移作它用，继续发挥撒谎的一技之长。」

罪在大巫。毛把「一边倒」定为重要国策，谁敢不跟著起舞？现在毛跟苏共闹翻了，暴露了自己过去卖国，媚苏的丑恶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实属于猪狗不如的破鞋骂别人:「荡妇」。要知道直到网路时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挣扎著要坚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苏（实际是反赫鲁晓夫要改革的『苏』，死心踏地僵持拥护斯大林主义的「苏」）视作民族主义英雄。其实这顶桂冠是理应赠予右派份子龙云们的。

历史事件的本质是，苏共君临中共，苏联压迫，掠夺，敲榨中国主要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不仅是残暴统治本国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如果在苏联清算斯大林令人髮指的罪行时，毛泽东有动于衷，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历史将功过分明地给毛记上一笔：「毛泽东曾爱过一次国。」可惜毛泽东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决策」对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阳奉阴违，把气出在「中国同志」身上。斯死后，毛还专门为文《最伟大的友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友谊」，还是侵略？》）来纪念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著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并且表态，坚决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说明他不是要反苏的侵略，而是认侵略为「最伟大的友谊」，认侵略头子为「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围绕著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学斯大林向人民开刀的血腥统治。他极力反对的是苏联丢了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鲁晓夫清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和要进行的改革。他反赫鲁晓夫对共产暴政，专制独裁要动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义。这和他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动机，一个本质。这能说他是民族主义英雄吗？只能说他是最极权的死硬派，要逆历史潮流，抱著斯大林的殭尸扛住抵挡民主的闸门。毛处处都是:两「坏」相权取其「最」！根本说不上是甚么英雄、狗熊！难道你见过民族英雄在异族主子的尸体面前，如丧考妣，大表忠心，又给尸体厚施脂粉，进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颂扬的吗？后来与苏修（修！）闹翻时，中共中央揭露的苏联的种种侵略罪恶，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而毛泽东的民族英雄主义恰恰表现在死心蹋地维护、捍卫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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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改造资产阶级的问题

人民日报，6月2日载有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论，摘要如下: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博讯boxun。com版权所有）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博讯boxun。com版权所有）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博讯boxun。com版权所有）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博讯boxun。com版权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本报特约新华社31日讯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著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干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接著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顾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甚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儘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裡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馀，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馀的存在，但也不能干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接著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2000元的槓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瞭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著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头戏。当时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我的第一要务，看「右派言论」是我的关注中心。对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总是从人格上引起我对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说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处宣扬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为后来划我右派的言行根据之一。在斗争我的八个月中，我从未像某些人那样，磕头如捣蒜，缴枪投降求饶命，也没有对任何人揭发任何一句话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他们拍过桌子。有一次，在教室斗争我时，听到一个学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这些表现很可能与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气的熏陶有关系。而其沉重的代价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团藉，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支部书记宣佈时还特别加了一句说明:「这是对右派份子的第一号处分！」

至今我仍不认为批章先生的话有一句不是胡说八道，包括后来毛泽东说的「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89）毛泽东自食其言，已成恶习。如果说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14次会议上，又公开讲过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著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多见不怪，对毛自无必要提出质问:「你为甚么说话老不算数呢？」整个的批判会上，全是毛式的无理取闹。

李康年重申赎买20年的主张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20年」或者「赎买20年」的建议者。「三个建议」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万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2。2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19。8亿元，多馀2。2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馀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淮，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採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託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採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淮备，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採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嚐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20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人民日报6月6日）『第九，破除对马列教条的迷信

右派对各个方面所提的意见，现在综合起来看看，就是一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建国方略，并且具有历史证实的正确性和超前的高瞻远瞩。所有的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属于昧良心的胡说八道，有的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上面所谈，侧重于政治法律，下面我们再就学术思想，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人口社会，科学教育，财政经济等方面，进行举隅。

章伯钧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裡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报）这正好可用来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权即生存权理论的荒谬性。何况连所谓的「生存权」，起码也有四千六百多万被剥夺了去；苟活下来的，也仅仅算是「生存」，在「二个东西」上，却称不起是「生活」。

吴景超教授说：「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蒐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繫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分佈在甚么地方，有些甚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徵。。。。。。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了马，恩，列，斯就甚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淮。」（6月6日，北京日报）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设》上有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见解。「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我们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份都改业了。」他呼吁恢复社会学，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据他的学生刘佳有的回忆，他被安排讲《计划经济学》。人所共知，计划经济乃苏联一党专政，个人独载下以主观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产物，现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去开讲这门课程，不但强人所难，而且还有著穿小鞋的味道。刘佳有，课堂笔记三百多页犹存身边，记录著吴老师的话：「计划经济，既包括工农业，更要考虑教育事业，尤其人口问题，不容忽视，控制生育，应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这一提法被视为与潘光旦优生学一脉相通，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跟毛主席『人多好办事』的伟论唱反调。最具讽刺意味是人民大学一位批吴最力的青年教师，后来摇身一变，摭拾吴先生的余唾，在讲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到处吹法螺，做报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人口统计专家，收入可观，是改革开放后的学阀大富。

其次，吴老师提到现代化需要原始积累时说，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已成过去，人权高涨，靠掠夺落后地区，战争索赔和榨取工农都已行不通了。中国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虑国际间的公平贸易，发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条件下适当引进外资外技。这个观点被当做新殖民主义和卖国论，是替帝国主义鸣锣开道而大受挞伐。

其三，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讯，能源和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方面，不宜过分强调铁路，水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铁路不遑多让，忽视水运是错误的。尤其中国，除北京外，有哪一个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发展起来的？即使如铁路四通八达的美国，十大工业城市仍然是水运交通的枢纽。可见铁路并不能取代水运，亦证明到处拦河筑坝，与江湖争田不足取。这个论点十馀年后才由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R。Fogel）发现并整理出一套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名重士林。作为这方面的先知，中国学者吴景超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对照现在中国社会实况，他有哪一点说错了？究竟谁反动？谁先进？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给了现在还活著的学人以莫大启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多么崎区坎坷啊！」（世界日报，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这裡又提出了「谁反动？谁先进？」的问题。作者自问自答说:「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共产党反动，右派先进。」



终篇：右派言论篇（四）

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人民日报，5月25日，发表了他的言论摘要，现在我发现了谢泳先生在《1957年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中载有徐先生言论的较详细的内容，读后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精闢透彻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甚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著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佈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著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隻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徵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隻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甚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馀，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份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著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甚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甚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瞭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份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陈振汉，徐毓栴，罗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经济系教授），谷春帆（邮电部副部长），巫宝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宁嘉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等六人。文章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长，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论点可以从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窥见，这样，既可免去重複引证，又可观赏马戏团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判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甚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项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乾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工作的重任，那末乾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方面的工作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见人民日报9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说：「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淮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淮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淮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80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唸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9号）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沉志远说：「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时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由于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文汇报，7月26日）

刘思慕以「剥掉沉志远的画皮」为题，系统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沉志远以全盘抹煞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把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涂成漆黑一团，把学术思想界说成死气沉沉……要党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个别环节全面地大检查。」因为他认为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原因』是『属于制度性质』，他强调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沉志远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他责骂我们的党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讽这种制度把我们党和政府压得『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说甚么连『草纸，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国营，一切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句污蔑，丑化整个党。他把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转引自《禅机1957》页171）

第十，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上面，刘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沉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为题作的发言。他说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他对学校党委制的作用，认为是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裡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殭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病，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解放日报，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报导了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陈铭德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他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二，北京应有晚报。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变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萧离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也无从竞赛。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裡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舞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教条的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广大读者），产生矛盾。

《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佔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淮讲。他认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新闻多，服务週到，新闻人物活动多，甚么话都可以讲。单纯代表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佈告牌，留声机。

这些右派言论在6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受到批判。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和银行裡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对右派份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人民日报6，26）

北大新闻系方汉奇批判顾执中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按说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但直至如今，无耻的投机政客们竟然仍能弹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报》所载顾执中先生的原话全文，请读者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对照。）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顾执中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85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淮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繫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动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94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样宪法也被破坏了。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採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採访。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我建议：一、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顿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

安岗批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模糊了报纸的战斗方向，说报纸同读者是「五分钱」的关系，只是在商品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右派份子彭文应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发生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要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可讚可歎！彭文英同章、罗、储、陈作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证，而被定为中央级的五名终身右派！

自从毛泽东把这种生动活泼的自由办报思想的鸣放，恶狠狠地定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温新政，中国的新闻自由被国际公认为最糟而跟北朝鲜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见，曾彦修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是落后的，而我们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苏联。「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犯滥于市场。」对于随便砍掉专门刊物，他认为：「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份量的东西。」「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过去搞七，八年，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出版工作去搞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事情是人办的，对领导，对同志，对组织处于执政地位受到的腐蚀以及广大群众已经「怨声载道」，他认为「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份党员沾染了肮葬的腐朽的东西。。。。。。。因为他已得到某些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

人民日报，7月18日载，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会上有人质问他：为甚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甚么有份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吗？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说：「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岗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闢道路。」

第十一，发出「救救科学家「的呼吁

可以看出，阻碍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关键在于，政治上独裁压制民主，或专业上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表现在科教文艺方面。毛泽东这个灾星，在这裡创造了两个重灾区，他说：「大学裡，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唯心论最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唯物论大史学家翦伯讚著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蹟，岂不是神话。」

他还批判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孟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逻辑被戚本禹继承下来，给中国的赫鲁晓夫扣上「背判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理由是「《论修养》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裡的论据也是「只字不提」。这时候，大历史学家，言必称马列的翦伯讚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说杨家将杨敬业是一头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讽雷海宗「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的翦伯讚却一头碰死在「他心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丰碑上。他如此饱学，只是没有学到：「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章怡和的文章《历史学家翦伯讚之死》，这样写道:「翦伯讚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讚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讚所著中山装的左右口袋裡，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著：『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戚本禹接见一个叫「反到底」的造反团时，装大蜡地说：「你们知道甚么叫『反到底』吗？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他这个史痞的下场，当然只是为此命题「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添一实例而已。这时候还不知此后瓮之将入的翦先生还在烧瓮，使劲地批判另一位右派历史学家:「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著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裡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哪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哪裡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讚的批判并不限于学术领域之内。「他诬蔑『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份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人民日报，10月4日）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猊。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却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人民日报5，16）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成立「临时研究组」，广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份较全面，系统的报告。内容包括五个方面。郭沫若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为题进行了批判，随后根据运动的深入发展又作过补充发言。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採取具体措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一种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採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儘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甚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著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犯滥。」

郭后来又补充批判说：「他们在这裡，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淮『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淮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甚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第四，「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的进行。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第五，「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说：「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认为，「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加以改变吗？」

这位郭大院长把这份「意见书」批得体无完肤，然后扣上了如题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份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份。」（以上「意见书」引文见光明日报6月9日；郭的「批判」见人民日报7，6和9，19）

跟常识水平的是非开玩笑，瞪著俩眼说瞎话。用共产党自己的标淮来衡量，郭沫若的马屁也拍得太过火，太伤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複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複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这当然不是专门针对著郭沫若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发的，但却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奴才嘴脸。以他的接触和瞭解，绝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罗同盟』（明白的事实，是章罗连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没有）信以为真；无需他那样的通古博今，就该会认识到《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完全是个合理化建议。不管怎么说，他竟能颠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词，逐条把它们批得体无完肤，确实证明「四大不要脸之首」对于他是当之无愧。而「首上之首」毛泽东才是无耻之尤，製造「章罗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祸首。作出这样连自己也明知是纯属捏造，并且相信别人也同样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还要在两个「明知」的情况下，涎著脸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却是在四个「明知」的情况下，硬说:「公鸡会下蛋」。别说这两个人还号称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瘪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瘪三。

第十二，反对奴化教育，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现在再来看看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侯在乾，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组成的工作组并由黄药眠执笔写成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份子的政策认识不足；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採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製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甚么是学校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裡的『党组』有甚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份裡，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裡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专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份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个大学裡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份，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佔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人民日报7，30）

在教育问题上，右派的主要观点是，在领导体制上反对党委制，党员特权，力争「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在课程设置上，主张恢复社会学（如吴景超等被批为「实质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夺取思想阵地向马列主义进攻。」）。当然，同时也反对一切照搬苏联，对苏联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对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现在钱伟长所提出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高等工业学校把培养目标设定为工程师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淮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週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裡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週只上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週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採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光明日报1，7）

人民日报，7月4日载，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略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对钱伟长的所有批判，几乎都是有意，无意地在说废话。比如，说他的主张是这个，是那个，一则有很多「不是」钱的主张，是硬加在他头上再予批判的；二则，「是」，为甚么就不对？其实，他是在一党专制下，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特别是他在《中国青年》杂志（1956，15）上发表的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对党的奴化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书。「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裡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词包装起来的最腐朽的封建主义糟粕，不是也让壮年，老年，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奉若神明吗？___紫丹，下同）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在甚么程度上成为人，是由他的主体性的性质，及其发挥的程度所决定，所表现的。主体性就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计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馀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像』找『对像』，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著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馀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钱伟长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共产党需要你，暂时还算尊重你，所以你还有人格尊严，还能说出有人格尊严的人才能说出的话。一年之后你给划了右派，再来嚐「帮助」和「批评」的滋味，就知道远甚于「管教」了。）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报7月21日）与你同为清华副校长的张维说，钱伟长等人炮製的「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没计院中科学的部份。他策划著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期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之前还说：「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1）丑化党，藉以收买人心，达到对科学的领导权，（2）煽动挑拨，（3）抓人事权，（4）反对科学院的领导。」（光明日报，7，6）你们「三钱」之一的钱学森说你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吴晗说你是在政治上向党「敲诈勒索」！（人民日报7，6）梁思成称你「索兴撒赖」，「无赖到了极点！」（<争鸣>10月号）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师范学院去了，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馀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馀。」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中也有优良的部份，如学思并重，举一反三的启髮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主体精神。。。。。。可惜，中共这时的教育继承了其中重教轻学，重知轻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贬损自由，压抑个性等糟粕部份，并使之与列宁的「从外面灌输」的教育思想相杂交。这便是钱伟长以现代教育的目光所审视的这个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师中重视政治，思想改造，轻视业务提高，即反右之后才叫出名堂的，所谓批白专道路，而在业务中，更是轻教研和科研。费孝通在《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中写道，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有的学校只是刮起一阵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衝突后，学校领导「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与科研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我想，强调知识份子搞科研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导致被划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把「三害」斥之为:《「三条老虎」横衝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

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 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 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 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高级知识份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 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牆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 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 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 像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 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瞭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瞭解，决定级别不淮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不满。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瞭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 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衝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知识份子不会造反，学校裡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 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末改。如教育 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没有甚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特反映：逻辑学宁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 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 己。后来党委佈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繫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 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週到，有时很细緻，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 的事考虑要细緻，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牴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是否牴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牴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甚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

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要人家「将 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垦垦为党工作，但有缺点：１群众路线走的不够；２末变外行为内行；３政治敏感不够。 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20几个助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件事。

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师大教学》146期）

中小学的情况可以从《解放日报》（5月10日见报）邀请的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裡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见。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这决不是个别现象，党员和积极份子就是专门吃这碗反的——紫丹）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裡有这样一个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著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甚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反右之后，同事之间连这类的真话___共产党叫做是「落后话」或「反动话」，都别想听不到了。能听到的，连夫妻之间都清一色是共产党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学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裡，鼻子都碰得著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这些意见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问题。

5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沉泽宜和张元勳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他们的诗《是时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传颂开来：「青年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只火炬，烧燬人间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烂，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发言，为甚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甚么有无数牆壁在我们中间，为甚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甚么。。。。。。为甚么。。。。。。我含著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内就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闢自由论坛，对肃反被斗错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后一点:肃反斗错的人，为例：西语系顾文选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搞肃反运动，他在公安局裡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他说：1949年他15岁，他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入了团。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甚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裡的领导人就佈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连续斗他几天，他仍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欧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关了四个月。他认为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说，监狱内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裡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事实，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他在大鸣大放中申诉了肃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鬼话，结果，回答他的是，又划为右派，又一次打入监狱，屡经曲折，于文革中被枪毙。（70）在这一点上与笔者的经历有一部份类似。笔者在前面已点到在肃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说，肃反中的积极份子很阴险。」所以，我在劳改中要从垂死中挣扎过来，就是为了能到后来给控诉中共的罪恶多留下一个活口。这就成了我后半生的人生意义。我和别人所经历的事实表明，共产党为了证明他错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来捍卫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说:「不服教师挨死打」。当我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后，有一次领导跟我谈思想问题，说「别的右派得到改正后，都表示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为党工作几年。没有人像你一样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像是党欠你几百大钱！」我说：「邓小平，胡耀邦都说过，『要讲两句话。』『我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话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

「你这个人，右派本性未变。」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文彻赫恩的划右派及其整个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论点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后裔，上中学时就跟随共产党闹学潮。他是这样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觉得国民党腐败，人民起来反对它。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最为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想我为共产党坐过牢，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有功之臣，共产党一定不会亏待我的。」「我有几次去台湾的机会都自动放弃了，坚决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后来他又参加解放军，卖命为共产党打天下。）谁知，这竟成了我终身遗憾的大错。」（《苦难的历程》页29。下面的叙述，都是根据他的这本回忆录。我在这裡附带向台湾的知识份子，特别是从大陆去的知识份子提出奉劝:要借鉴文彻赫恩的惨痛教训。我在前一篇即《教训篇》曾谈到「轻信」和「投机」。如果说他的教训是「轻信」的话，那么像现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为，便是十足的「投机」了。至于后果么，请记取:「前面有车，后面有辙」。）文彻赫恩的遭遇是这样的:

首先，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无中生有地栽赃个小集团「105乐团」。

「某天中午吃饭时，广播开始，首先播放东方红歌曲，然后，广播人___我班同学曹宇文说:『请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饭厅，听完广播再走。』接下来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级）文彻赫恩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伙在学校散佈反动言论，煽风点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行纍纍……』最后一句话:『文彻赫恩是皇帝子孙，快快坦白！』……每个人都盯著我看。」（页37。）

「软硬兼施，逼、供、信、诱供，甚么手法都用尽了」。斗他「小集团」，他始终没有承认，但后来划他右派时仍算一条；斗他的「反动言论」，后来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论:

第一个问题:攻击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问题。我的原话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趁机侵入东北，拉东北的机器、物质和粮食。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来有九个高炉，被苏联拉走七个。苏联红军不但抢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强姦中国妇女。当时东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头，白天不能出门，怕碰上红军，甚至有的苏联红军女兵还强姦中国男子。」我承认讲过，但不是造谣诬蔑，是事实，不信可以问问东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团一次为我们作报告时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地点在北京朝阳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的，说:「领导叫我们一面倒，倒向苏联，那为甚么苏联红军强姦中国妇女。拉我们工厂的机器和物质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苏联红军干的，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兵干的。机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机器有毛病坏了，是苏联老大哥拉回去帮我们修理的。」而事实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这样回答，他就知道甚么叫做「羞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我对苏联有看法，从历史上看，在沙皇时代，俄国人对东北三省就有野心，佔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不走。虽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至于苏联专家援华，我也有想法:「苏联专家在我院教学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没有去世的学生，我看也没有甚么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裡涅夫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可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老师几十倍！我认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们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关于污蔑党团员和丑化党团干部问题……（页42。）

（被打成胡风分子或集团的人，很多给斗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文彻赫恩是单身一人，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于1957年春，总算平反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肃反中被诬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过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难于躲过十五。）

其次，共产党整风，号召对党提意见，「后来竟规定每人必须写20张大字报。我心里琢磨著:共产党觉悟了，改过了，讲民主自由了。他们过去一贯强姦民意，一言堂，独断独行，剥夺了群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个人权利。这回来争取群众意见，看来态度倒是虚心诚垦。许多同学都叫我提意见:『你受过那么多委屈，也该出出气了。提！有毛主席撑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见早就提过了，而且都写在检查裡了，我没有新的意见。』其实我刚被斗完没多久，才平稳下来，哪还敢再提意见？还是少说话为妙。随便他们怎么动员，我就是一言不发。大字报的纸都摆在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写！

「不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学大楼排练厅开反右动员大会，由党委书记苏坤作反右报告。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鸣放时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的人。我心里想，当时你们去徵求意见时，称讚这些人是好同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怎么今天一翻脸就甚么都不认帐了？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给这些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说他们有意向党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没想到最后还是把我点出来了:『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在肃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揪出来了，……这种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页54-55。）

最后，他劳改了，详情请看《苦难的历程》。这裡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劳改期满后，结婚过日子，劳改队的管教员强姦了他妻子，「反而被他们诬陷说是夫妻俩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为逼他承认，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劳动量，晚上还要开会斗争他，作「喷气式」，打得遍体鳞伤，打掉牙齿，打昏过去，「一共斗了我八个月，240天，一天没拉。他们像饿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脸打得变形，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页119。）



在北大学生的鸣放中，物理系的谭天荣是被毛泽东称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贴出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的统治下面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抹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著，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著中国，中国注视著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著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鬆自己的战斗。」这篇署名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人民日报6月28日，7月4日又载）在那些日子裡，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据费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上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人民日报7月4日）

王书瑶写的《从史达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抨击「党天下」，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痺、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达林错误的原因是甚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覆。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对这个问题，年轻的王书瑶比年迈的邓小平看得更正确更彻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产党不反右，你邓小平就可以避免两次被打倒，也不会饿死4000多万中国人，也不用经历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一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当年你口出烂言:「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你胜利了吗？毛胜利了吗？党胜利了吗？如今你又说「必要的」，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20年！真是俗话不俗:「虎走千里总吃肉，狗走千里总吃屎。」）

杨路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甚么就说甚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正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定稿中，把民主规定为手段的。虽然他原来是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云覆雨，乃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

王存心说::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略谈「五．一九」）

王国乡的一份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把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说得简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后邓小平才也这样说，可当年他却是把如下言论都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言论的:「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

学生鸣放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定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裡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终篇：右派言论篇（五）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辩论会上发表了演说（连在本校，共发表了五次）。她说，原本对斯大林看法是通过看电影、书报，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简直是毛骨竦然，怎么肃反能对自己的战友滥杀500多人呢？怎么社会主义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主义制度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错误大部份受封建主义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又说「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说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抹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她认为，只凭人民日报公佈的三批材料，说胡风是反革命证据苍白无力。她的演讲，不时为师生的阵阵掌声所打断。

6月30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中说：「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当时我在中学教书，一位比我梢大点的王姓青年教师，告诉我人民大学斗林希翎的会场情况:「林希翎提出要跟他们辩论，他们哪里是她的对手？不光是知识、才华、口才不是对手，她指出的违法乱纪、『三害』事件都是经过调查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下面一再往上递条子:『林希翎:支持你！』他们辩论无词，场面尴尬，光凭嗓门高，乱起鬨:『打倒林希翎！』」王老师眉飞色舞，我认为他有正义感，不料，到反右时他上前就揭发我说过:「刘书记是菜包。」我校刘书记的确是个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当时却接著说得更凶:「甚么菜包？是熊包！」他说给我的所谓「右派言论」多了。当他一直揭发我。气得我不行时，我冷静地想:「你要亏心你亏心，我不来这一套。共产党要的正是知识份子都来这一套，他好鱼翁得利。」所以我对他是来而不往，让他倒是侥倖跺过了这一劫。

还来说林希翎的演讲，她说「基本一致」，「从胡风处抄来的」也好，说「证据苍白无力」也好，说明文艺界，甚至各界知识份子都当真把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作美好的远景。毛泽东看淮了这点，就把双百方针当作给知识份子的诱饵抛了出来，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他住班房是因为他搞秘密团体。」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团体。」虽然心存怕钓鱼的顾虑，但经不起毛的「猴不上竿只敲锣」，终于连饵带钩一併吞进鱼腹。之后，你再「腹诽」，说「毛泽东你不仁！」也只是徒唤奈何了。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大学之间的串联很叫校长感到头痛，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繫。林希翎反驳说：我校学生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根据笔者的记忆，当时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大意是这样说的：共产党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学生要闹事，就要让他闹够，问题暴露了，领导的问题由领导负责解决，暂时没条件解决的，要解释清楚，学生的问题，要说服教育。对闹事的头头，不要开除。。。。。。我当时直觉到，毛主席的胸怀，气量，多么仁慈，广阔！谁知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单用指出处理湖北汉阳县一中学生因为毕业后大部份不能升学，发生了800多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例，足可说明。8月5日新华社报导：湖北省汉阳县最近在蔡甸镇举行了群众大会，揭发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学校师生）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的暴乱事件。9月6日在蔡甸镇举行了有一万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杨松涛等四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第十三，文艺界矛头指向《讲话》

毛泽东用阴谋和公安手段，背信弃义，滥杀无辜。我说的「无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认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们为此事作出决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谢党的平反之恩于地下了。从教育思想讲，这是推行他「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阶级斗争工具的奴化主义教育思想。他要消灭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权的和尊重主体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样的思想来对待文学艺术。这在反胡风及其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得到了恶性地展开。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很强烈的主体精神。毛泽东说他有「可杀之罪」，只是认为「杀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当斩？「胡风分子」诗人绿原在《胡风与我》一文中这样概述他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互别苗头：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淮。（《新文学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鸣大放中对文艺方面所发表的意见，是和胡风一脉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把矛头对淮《讲话》，认为它是扼杀文艺生机的利刃。例如，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见。甚么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方向（用瞒与骗唆使工农兵去卖命），服从一定时期所规定的任务的文艺工作一元论定位（即作「齿轮和缧丝钉」），政治标淮第一的文艺批评（甚至疯狂到，有时是「政治标淮唯一」。），杜绝「人性论」（否认人类统一的人性，只承认「阶级性」），对共产党只能歌颂光明（对资产阶级才能刻划黑暗。不歌颂共产党的功德，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蟗虫），要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甚么教条主义？就是把《讲话》拜作图腾。所谓右派文艺观点，基本上是反<讲话>的观点。这表现在文艺思想理论，创作实践和组织工作三方面。

让我们从电影的锣鼓敲起。中国的大鸣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钟惦棐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却是在1956年12月15日发表于《文汇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所以，也可以说它是鸣放的开台锣鼓。锣鼓是这样敲起的：《文汇报》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淮备就著电影没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连广告费都收不回）的问题展开讨论，记者姚芳藻採访了钟惦棐。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电影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化，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在展开讨论中，《文汇报》发表了近50篇文章。导演陈鲤庭提出：「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实际上，导演也只是按著<讲话>照本宣科的演员，真正的导演是党委书记（毛是总导演是用不著说的）。导演孙瑜要求尊重观众，尊重导演，尊重艺术。他说：「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导演吴永刚在文章中指出：「政论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的观众接受呢？」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钟惦棐，作为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被《文汇报》约请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这便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电影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裡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的彙集之处。经过七年的岁月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群众的联繫，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24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为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製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甚么？。。。。。。」

这番锣鼓声聒噪火了毛泽东，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批判：「共产党裡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湖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欣赏这篇文章。」

「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一个铁定的公式，谁也不能违反。56年钟惦棐违反这一点，受到毛的批判:57年谁违反这一点谁当右派。从毛泽东，刘少奇直到乡村基层干部，从上到下，众口一词：「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时常扳著手指说教，成绩与缺点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即便饿死几千万人，成绩仍然是基本的。彭黄张周们违反这一点，他们就株连了300多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农民用干部开会作报告的腔调，耍贫嘴道：「成绩是鸡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点，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当时面对的是包括他们亲人在内的饿殍遍野，村裡饿死的人都没有人去埋了，面对如此悲惨世界竟还能发出这种黑色幽默！难道这就是阿Q们发洩愤恨的方式？

在全国正式反右派几个月之前，钟惦棐已被钦定为右派了。《文汇报》8月4日发表了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的文章《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论点》：

「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总之，钟惦棐之故意把工农兵方向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串在一起，决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缺点，而正是为了把工农兵方向连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艺理论方面最为有系统，有份量的，要数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的思维方法是上前就与《讲话》唱对台戏的。因为它是从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所规定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点出发的。可是，在《讲话》中毛是这样说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甚么是文学，甚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而我则认为，别的甚么事如果可以「不是从定义出发」的话，那么，「我们讨论问题」则是绝对地应当从定义出发的，这是一条逻辑规则。即以毛上述的话为例，是他先从「实际」，「定义」，「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之后，才说出「不是从定义出发」的。否则，说者和听者就都将陷于五里雾中——「应当从x出发，不是从y出发」，如果你不首先对X、Y加以定义的话（当然，「心照」就甭「宣」了），那么，你所云者何？一句话说绝，理论思维必须从定义出发。但，如果定义是错误的，则应首先把错误纠正过来，这还是从定义出发。因为正确的定义就内涵著「合乎实际」这一规定。不紧扣从正确定义出发的讨论，必将引起混乱；双方对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义的讨论，一定会是「裤裆裡放屁——到两叉裡」，鸡同鸭讲，无共同语言；违背正确定义的讨论，一定是胡说八道。民谚说得好：「先明后不争」。这一句话可理解为，先明确定义，在讨论问题时就不会引起无谓的歧义的纷争了。像毛这样的违反逻辑常识的错误，不但没人敢指出，而且还必须当作图腾来崇拜；这使我想起，邓小平为吴晗碑亭书写的「吴晗亭」中的「晗」字，多写了一点，把口上的「今」字写成了「令」字。我在报上看到时，脱口而出:「怎么旁边的人就不随时指出这个笔误？」「谁敢？」没有人敢，于是这个错字，便像征著邓小平的威风而百世流芳了。有兴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风」依旧？

秦文说：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裡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甚么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裡的一种抽像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裡去的某种抽像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裡某种固定的抽像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像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么，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探索，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著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裡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甚么东西去的。

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儘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说「政治标淮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淮，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淮并不重要。政治和艺术标淮必须统一。（我认为，只有在政治理论与政治行为中，才是「政治标淮第一」，如果你要求刘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有艺术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坚持必须「艺术标淮第一」，那么，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比如齐白石画虾，不是「艺术标淮第一」而是「政治标淮第一」。而且对违反者严惩不怠，我说，这就远甚于混蛋了！）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份子呀，不应该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去的题材」不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

姚文元为批秦兆阳，云裡雾裡写了三万多字，不见真货色，唯有帽与棍。甚么「修正主义思潮」，甚么「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甚么「没有政治立场的『写真实』的虚幻性」等等帽子。同样，他对江苏省一些青年作者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想组织一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所草拟的「章程」和「启事」，也是批之为「反动」，「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说：「《探求者》们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无保留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在理论上是秦兆阳的弟子，他们手裡挥舞的也不过是从秦兆阳的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破刀烂枪而已。然而当这种种修正主义思想被他们剪贴起来凑成一套主张时，就成为非常完整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71）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和章程中说：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猊。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複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旧时代遣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教条主义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殭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淮，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猊上存在著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72）

有一些作家点明叫响地要「修正」和「发展」毛《讲话》的精神，少的如刘绍棠，认为其中「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老的如姚雪垠，认为《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著发展。」《长江文艺》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这样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份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份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淮和艺术标淮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著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甚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认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佈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

黄药眠在政治上被批为「章罗联盟的参谋长」，但他毕竟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在《文艺报》1957年第6，9号上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讲了自己的意见。一篇是《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处理问题时，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份，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份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同均化，而无视文学的特性。还有人处理问题硬要来一个标淮化，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相反。这样就抹杀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文学固然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但不应忘记，文学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瞭解得过于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著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和人之间的交错著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文学裡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有些人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所以就要求文学要按著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简单的的说教。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裡面本身就有著美，作家的任务就是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义。但我们应认识到，人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在实践中，人们认识了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有时还带著强烈的情绪色彩。有些人忘记了这些，认为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生活裡有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的，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资料的蒐集和堆积，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记载，同样，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当前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近年来，存在著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就是这样。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为甚么呢？因为《文艺报》说好。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谐调。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和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讨论」为由拒绝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彷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让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甚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为甚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份是间接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硬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嚐就少呢？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裡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複。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

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情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至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人民日报》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黄药眠的卖药葫芦》，其中说：这裡所谓「以前」者，解放前之谓也。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年头，对他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不要说「百般顾虑」，那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自由得很。他所谓的「影响了创作的发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领导思想」。

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上的《黄药眠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全文2万多字，详述了他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思想改造，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等方面「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对。

戏剧家吴祖光可以说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说：

文艺界的「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40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髮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甚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淮。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麵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撒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甚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们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说过文艺工作又对肃反提了意见：「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离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吴祖光还发表文章<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他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方面表现了甚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具体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文艺园地裡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利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甚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佔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也佔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需要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著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好好地抓住机会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下廖廖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偑。「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甚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裡衰的？

他划为右派份子是无可挪移的，对他的这些无可反驳的金玉良言进行批判，自然儘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说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凤霞不为「领导」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把爱情坚持下来，被传为一段佳话。这是他、她，儿辈和家庭的骄傲，这是右派份子、知识份子的骄傲，这是美好人性的仅存硕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刘副部长逼她离婚，她坚持不离，一心要等吴祖光回来。

「你能等多久？」

「王宝川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吴祖光「改正」后，仍是在公开场合仗义执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吴祖光以《要信任知识份子》为题作了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50年代，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份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可不是空洞的词句啊！对于所有右派，都是血泪深仇），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儘管在几十年后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份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于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份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二世而亡。汉高祖也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论语》。到了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份都是知识份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哪一个不是知识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份子的结论。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文学家审慎的坚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也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中国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个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徵实情事实，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馀毒」，那么……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馀毒。』「（转引自《阳谋》页173）

不管话说得直接了当还是委婉曲折，你仔细看吧，笔锋都是指向党天下，指向毛泽东思想，指向<讲话>。在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一批离经叛道的「写真实」，「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反对「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裡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儘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栋。。。。。。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作者带著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说：「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著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反右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著黄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裡，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殭化，不能领导複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複杂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不过，这篇特写的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动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大肆吹捧以后，刘宾雁才敢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讚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裡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国青年报》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击北京某中共区委机关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相信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甚么中央附近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李文见《文汇报》，2，9，毛谈话于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调门高，纯属正常现象。

青年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散文诗<草木篇>，遭受到围剿。批判者对诗中写了「纠缠著丁香，往上爬」的籐是骂共产党员和积极份子，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污蔑」。（原诗是:他纠缠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在树稍，丁香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气，窥视著另一株树……）说诗中的梅花把自己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批为「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原诗:在姐姐妹妹裡，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裡，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有的文章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灭亡，充满了没各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輓歌！」本省文联一位领导说：「我一看见<草木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嚐不可！」（《文汇报》5月16日）根据我的记忆，好像传达的毛讲话是说，作者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一有机会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它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湾一湾！

《仙人掌》: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裡。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儿女……

《毒菌》:在阳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綵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的孩子也不去採它。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对《草木篇》也有另一种评价。6月4日，在四川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张默生教授提出「诗无达估」。何剑董教授说道：「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识份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份知识份子，是怀著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但这些人们，也大都划了右派。

开封师院（即解放前的和现在的河南大学）的「苏联文学」教授李白凤，在《人民文学》（7月号）上发表「写给诗人们的公开信」中说：「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裡，诗人们替自己限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裡迴旋著。你们，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诗人裡选定不那么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有时甚至很少考虑到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风格的多样化，像希腊神话故事裡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反对压抑写作的创造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耀著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著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著甚么事物，却只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谁能说这样的见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却因此划了极右派。我和他在一个农场劳动教养，受尽迫害折磨、劳困飢饿。一次，我们去贴标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大跃进万岁！」……他端著半碗糨糊跟在后面，当要用糨糊粘的时候，发现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们急中生智，又给碗裡续了些水，把标语「胡弄」在牆上。随后被风刮掉，虽然心里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见，即便是像他这样的大诗人，文人学士，在久饿之下，肚裡也就没有诗意，甚至连人格尊严的资料也没有了。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归家，要说无业也有业，死前的职业是拉板车。可他在农场时，有时还要向我们数说他当年的「威风」:「柳亚子、臧克家拍著我的肩膀，『白凤、白凤』的；无话不谈。」



杂文以其锋利深刻，最适宜于反映事物的时代变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广受欢迎的杂文，而且有的设了专栏，如《中国青年报》的「辣椒」，《河南日报》的「蒺藜草」等。在鸣放中的杂文，论质论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马列水平，我们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都学习他的文章《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应用》。在他的杂文中，被用得得心应手，文笔流畅，意蕴深长，以马列之矛，攻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会弊端，读后令人惊，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内即写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两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进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裡，其实是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猖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甚么？。。。。。。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74）

徐仲年在鸣放中发表了杂文《乌「昼」啼》。反响很大，不光文笔好，切反映了知识份子当时所焦心的一种真实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观赏。



乌「昼」啼

乌凤和鸣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风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１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２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鳞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甚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毛毛雨下个不停和风细雨……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著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在原则上，这是对的。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灵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著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尤其不希望对自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小论带坑臭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份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话是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裡炼出来，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则据我所瞭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往旧知识份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份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繫，——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繫，——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牆耸立起来了，呜呼！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8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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