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之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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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特殊性在于他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能力，因而从他出道直至生命晚年，梁漱溟从来不愿附和别人，而是提出一套新颖别致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一定都对，其价值在于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在他那些最具个性的理论建构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无疑最具理论意义，是其一整套理论的基石。几十年过去了，重新思考梁漱溟的这些讨论，依然可以感到其思想的敏锐及魅力。

[关键词] 梁漱溟；中国传统社会；职业分途；伦理本位


1950年底，对新政权一度持怀疑态度的梁漱溟故地重游，考察了自己多年为之献出心血和年华的山东、河南各地的情形之后回到北京，他的思想认识为之一变，即由先前对新政权的怀疑，转而默认，转而支持，“不由暗中点头承认：这确实一新中国的开始！”“国内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始。”[注]于是，他虽然此后一个时期继续表示不愿“加盟”新政权，但他在内心深处却由衷佩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及其革命方略，并由此而发自内心愿为之效力和鼓吹。他在此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此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之战胜美帝侵略军，第一自是我军奋勇敢死之故，而第二则为我兵员之多。我军之所以奋勇自是政治觉悟高，人人懂得为什么而战，其战斗精神从内心发出，与被动地来送死者大不相同。”[注]这虽然可能没有说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但其欲为新政权重大举措进行哲学证立和文化学论证的心迹则是再明白不过了。

然而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因此文得到应有的回报，相反却因此而遭到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围攻。批评者或斥其为唯心论，或责其连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故而得出“极端错误的”结论。[注]总归一句话，由于梁漱溟坚持他几十年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错误”分析、“错误”见解，故而才得出如此浅薄、荒唐的结论，既曲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找到今日中国成功的关键。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对梁漱溟的第一次批判，首先触及的便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稀奇古怪”的分析与认识。

一、阶级分野与职业分途

中国传统社会，即秦汉以来迄于清中叶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究竟为何？这一貌似纯学术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几乎从一开始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就不是那么的简单。它不独触及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基本评估，而且在实际上构成各个政治派别、思想派别从事政治活动、思想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前提。”[注]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对其他党派又何尝不如此。

按理说，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既为已经消逝的过去，便具有不易变化的性质，人们于此应该建立共识，并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引发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然而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背景毕竟过于复杂，各家各派不是先对相对不变的社会性质建立共识，然后再引发各目的政治理念，而是以各自的政治理念为指导去认识中国社会。于是乎，相对不变的社会性质在各家各派的眼里便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的论战，便很容易明白此言不诬。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梁漱溟的看法素来比较特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梁漱溟的看法就不仅仅是特殊或标新立异，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其“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前提”明显相左，故而他尽管可以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挚友，但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互不信任与信服便必不可免。由此，梁漱溟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也便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在后来与梁漱溟发生冲突时曾明白地说：“我同他(梁漱溟)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注]

梁漱溟的一生是否在帮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从梁漱溟的思想实际看，他确实从来不相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点所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即使在他遭到共产党舆论界的严厉批评之后，他仍然坚信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尤其是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他说：“我向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句话，点出秦汉后中国社会结构之特殊。在此结构中，阶级对立的形势被隐没，被缓和，被分散；因而我一向强调中国缺乏阶级。但我的话仍然从两面而来说的，试检旧著便知。旧著中说缺乏阶级自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从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但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特殊性与一般性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这几句话现在看去仍不失于正确。”[注]也就是说，梁漱溟并不否认阶级社会存在的一般性，但在涉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时，他则断然拒绝和反对阶级性及封建性的判断。显而易见，如果依据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必然失去“基本的前提”，沦为一种无的放矢的运动。

无需讳言，梁漱溟确实相当长时期地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基本论据之一便是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完全的阶级社会。他说：“我们便要看像共产党所凭借的那种准机械的力量，在中国社会有没有？照马克思所设想，共产革命应以近代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为其革命的基础力量。——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是无产阶级。因此中国的革命家亦常喜欢谈他们自家的基础问题。本来要摹拟共产党的手法办党来革命，这自是根本的必要啊！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哪里没有阶级基础的革命党？总要比拟着寻个根据才是。然而如近世的产业在中国又有几何？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其于全社会的比例当然微乎其微，简直可以回答没有那种准机械力量可资凭藉。好在中国革命家原不过窃取其义，亦不须拘执如此。”[注]这便不是单单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而且因为是从阶级基础上抽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故而这些话也自然显得有失“雅量”，过于刻薄。

不过，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幼稚的小党，它更不会因为有人对其行为、主张说三道四而自动放弃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就在于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观察社会，以阶级斗争手段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不要说梁漱溟以这种刻薄的文字加以讥讽无法改变共产党人的信念，即便是他当面与毛泽东争的面红耳赤，毛泽东也不可能接受梁漱溟的观点。[注]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梁漱溟正在论证阶级斗争必然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可能凭借阶级斗争这种手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经过二十八年奋斗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全国胜利，建立了新政权，面对这一既成事实，梁漱溟又要作何感想与解释呢？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确曾使梁漱溟一度感到尴尬，也确曾使他一度怀疑自己先前的理论可能是有什么不周或错误之处。但从根本上，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所取得的胜利固为不移的事实，然他先前关于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判断似乎依然没有错。他指出：“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与其社会之缺乏阶级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亦是迭互为影响的。并且二千年的老社会亦就是藉着这样而过日子。但是从前是需要的，是只能如此的；在求着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的今天，便恰恰不适用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注]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梁漱溟的这段话反过来似乎也合他的本意，即中国社会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以阶级观点来把握，但中国社会之缺乏阶级则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故而在他一再表白自己的思想已经或即将转变到中共方面来的时候，中共的舆论宣传依然认为他这种转变并不彻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梁漱溟的认识问题。当时一篇署名文章说，梁漱溟虽然表示承认阶级观点，但他只是主张以阶级观点去对待“缺乏阶级”的中国社会，“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所以，这不但不是什么唯物观点，相反的，恰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观点。”[注]

诚哉斯言。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转变确实只是极表面的东西，他对中国社会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因为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阶级、阶级斗争方面，他的所谓部分地承认中国社会阶级之存在，但在根本点上，他对中国社会阶级分野的估计仍未超出他多年来的一贯判断。他重申：“阶级的本质在这一部分人占有那部分人的劳动，即剥削那部分人，但剥削必藉一种秩序以行，而这种秩序却没有不依靠一大强制力的；此即所谓国家阶级在各地方均有其程度差异，亦许是的，只怕没有像中国这样不像一个国家而只像一社会的地方。我常说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其义非一言可尽。在前曾有‘旧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门里门外打转’的话；在此又可说它是在‘国家’的门里门外打转转。离国家而有阶级，如果不易想象，那么，中国之阶级问题之不同乎一般，亦就可以知道了。”[注]于此问题可见，梁漱溟是如何地固守他的一贯信仰、观念。

就其思想本质而言，梁漱溟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一生中几次重要的思想变化，不仅迅即，而且彻底。唯一的条件是，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与理由必须充分，必须与其内在追求与困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理由足以说服梁漱溟，他也会点头称是，尽弃其学而学焉。否则，便是他后来曾宣称的那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由此反观梁漱溟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之所以迟迟不愿向中共的分析点头称是，建立认同，唯一的原因与背景是中共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辨析中国社会，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足以解开他所认定的中国之“谜”。易言之，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家还不足以驳倒他对中国社会的素来判断。

梁漱溟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一般现象，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任何社会都能得出一般性的规律性的认识，由此分析中国社会也是如此。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如果只认识一般性，而不认识其特殊性，就无法区分此社会与彼社会的差别。如同“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例如他是成年人)，你只说他是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例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了。”[注]如果我们不先考虑梁漱溟后面的结论，应该承认他的这种分析也自有其道理在。

那么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究竟何在呢？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之特殊性主要在于中国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分野的现象，但其自始至终都未能构成俨然对峙、利益根本冲突的两大阶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展去。”[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社会没有像列宁所分析的那样，有一个阶级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绝对地位，“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具体而言，一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人可以得而有之，无法形成高度垄断，造成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遗产非长子继承制，也不利于财产集中；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产力极端落后，也无法造成资本垄断之势。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者各自拥有自己的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注]这便是梁漱溟之所以迟迟不愿认同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分析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伦理情意与阶级斗争

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构成俨然对立的两大阶级的说明并非全无道理。关于第一点，我们还可以为他补充点论据，那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者不断采取均田之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的高度垄断。然而，也正从此点不难推论出，土地垄断的趋势是如何严重而不得不由最高统治者不断采取“均田”“限田”等等措施，大量资料表明，自唐宋以迄明清，土地垄断一直呈上升趋势，大量皇田、庄田正是土地高度垄断的象征。土地自由买卖虽为事实，不过也正是这种自由买卖政策更加速了土地垄断的进程，遂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至于中国古来相传的“遗产非长子继承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和垄断，但也不能不看到，遗产均分也只是家族内部的均分，而不是全社会的均分，因此，这一措施的实际效用可能要比梁漱溟所估计的小得多。所以说，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的判断，虽然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但对这种特殊性的深层原因的揭示，似乎也并不合乎中国社会的实际。

当然，梁漱溟这一理论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而着重在于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途”的社会。这种职业分途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亦且表现在政治上。就政治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似西方中世纪政权垄断于贵族，而较早采用了以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各级官吏上至宰相，下至县令亲民之官，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而来，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贵族专权，使政权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能得到参政的机会，而且使士人与农、工、商并为四民，禄以代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成分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或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梁漱溟把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分工均作为一种职业的想法亦实有其合理之处。他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各人所从事的职业决无高下优劣之分，而只是职业“分立”之不同，各级官吏从国库中领取俸禄，这不仅难以造成与民众相对抗的另一阶级，而且使官吏们较能顾全大局，主持公道，无偏无党地为公众办事。包括官吏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在根本点上不是受制于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而是受制于充满诗情画意的各种伦理情意和道德约束。因此，梁漱溟毕生坚信中西社会之不同，中国社会之特殊性，除了中国社会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俨然对立的两大阶级之外，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社会理性早熟而带来的伦理色彩。

梁漱溟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自古以来就缺少一种“集团生活”，因而也就无从映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问题。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极端均非中国人所具备，而中国人所有的恰好是这两个极端的中心环节即“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家庭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当然，家庭关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绝非中国人所独有，然则何以在中国人那里占有重要地位？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缺乏集团生活的训练，严格地说，“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注]，由于社会团体与个人之间关系松驰，因而家庭关系便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异常突出地显露出来。“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注]显而易见，以家族、家庭生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必然与西方社会存在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便决定着西方的进步与发展可能更多地凭借集团之间的合作或斗争，而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则别有途径，不与西方的手段相同似可肯定。

应当承认，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侧重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分析，较阶级斗争的方法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都处在相互关系的网络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且一生都将在与人的相互关系中而生活。儒家经典中的所谓“五服说”似可从一个方面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既在相互关系中生活，彼此便自然发生了情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范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观念意识层面的投影。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自汉儒、宋儒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作过大量的描述与分析，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或以此为中国社会优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突出例证。

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伦理特征的判断如同他的职业分立的判断一样，或许是一种本然事实，或许更合乎历史真相。然而如同我们前已提及的那样，梁漱溟毕竟不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纯学理的研究，且他的学术兴奋点毕竟一直围绕着他所关心的“中国问题”，即他所常说的，“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因此，他的学术理念只是他政治理念的思想基础，是他进入实际政治操作层面的思想工具。于是，他以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要目的的学术分析，不论其学术价值如何，便不可避免地与二十世纪中国另一个重要思潮和实际政治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冲突。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冲突，也是一种本然事实，梁漱溟对此也从不否认。他曾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国革命，不出于其社会内容观事实的要求，而实发动于少数人意识上的先见；即所谓以先觉觉后觉领导之民族自救运动是也。此其性质上与欧洲革命为其社会内部问题爆发者大异。故欧洲人之问题或得以斗争解决之，而中国则天然的必当从理性解决。抑又当知者，中国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吾民族今后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发挥以得之。乃国人为共产党所误，亦欲以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是有乱而已，不能有积极的结果也。今其事亦既可验；国人宜可以猛省而改途矣乎！”[注]这便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的合理性、合法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的思想流派和政治派别并不在少数，也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问题亦不在于这种反对的论调是否合情合理，而关键之点在于这些反对者所提出的正面主张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换言之，他们的这些主张如果得以实现，是否较共产党的主张更合理、更理想，所遗留的问题更轻、更少？

历史无法假设。因为历史现实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胜利者作为历史的描述者很难正视自己在取得胜利的手段上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一点不仅胜利者如此，即便是被历史证明其理论业已破产的梁漱溟面对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既成事实，也不能不点头称是，承认中共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可能具有某些合理性。这些已见前说，兹不赘述。

然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还不仅仅在于如何证明胜利者取得胜利之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历史研究似乎还应当说明那些被证明破产的理论之所以破产的深厚原因、内外背景。我们知道，梁漱溟之所以否认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他之所以强调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性，其最根本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想通过分化、斗争的手段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而期望以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基础，利用中国的特殊性，走出一条既不是西方经典模式，又不是苏俄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遗憾的是，梁漱溟的这些主张由理论转化为实践，不仅受到极大的区域性限制，能够说得上的也只是山东实验区的个别县。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实验为时甚短，未及深化、未及结果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全面评估梁漱溟这些主张的实际价值，更多的恐怕不是“已经怎样”，而是“应该怎样”的理论分析。

三、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

由于复杂的内外背景，梁漱溟的理论设计最终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他以反对阶级斗争、阶级分化为宗旨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分析框架，也终于被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胜利前后批得体无完肤。甚至连梁漱溟本人面对共产党胜利的事实，也偶尔流露出对自己既往理论分析的些许怀疑。梁漱溟的理论分析似乎已成为不值一提的历史笑料。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也应当承认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分析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他虽然一贯反对以阶级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他之所以得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却也无疑在于他心目中先存一个阶级斗争的“戒心”。这样，他的分析结论虽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结论相左，然而实在说来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不同侧影。换言之，从梁漱溟看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可能夸大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故而期望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然而从共产党看梁漱溟，梁之所以夸大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强调“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似乎也在于他并不懂得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不了解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同一性、普遍性，过分夸大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总而言之，双方之间的相互不满与指责，似乎都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滞于一偏。梁漱溟和他的那班追随者确曾狂妄地自信他们所从事的诸如乡村建设运动等项事业，要比共产党的主张与做法高明得多。他们说，共产党试图通过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分化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而他们自己则着重于使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走上联合的道路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梁漱溟和他的那些追随者自信地宣称：“如果中国今后有所谓的农民运动，那一定是乡村建设的联合运动，而不是引发农民斗争的分化运动。”[注]

梁漱溟的自信与狂妄当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有着充分的理由、道理，然而他对共产党过分夸大中国社会的一般性，企图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步趋西方国家和俄国后尘而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指责，虽然也滞于一偏，并非辨证、全面，但也确曾看到了共产党理论框架中的某些趋向，并非全无道理。我们知道，不论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当代新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东亚模式对西方的挑战”，它们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立足点，都是中国社会的东方特色可能与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文明迥然相异，即便这种相异或许并不在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与阶级斗争的分野上，而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似是一个不必怀疑的本然事实。这一点是各方各派均应接受的共识。

如果从共产党理论发展史的观点看，共产党并不是自始至终坚持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而忽略其特殊性。然而毕竟由于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特殊的目标与任务的限定，共产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确曾不愿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过分强调其一般性。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理论家、宣传家的郭沫若于1929年在充满诗意的文字中写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需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然而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

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注]

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包括郭沫若在内的那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依据唯物史观作为指导而研究中国社会所得出的结论，便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阶级冲突与斗争同样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我们无意贬低那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但从后来的事实也不难看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阶级斗争普遍化的结论，不只是无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一来曲解了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丰富而实在的内容抽空，二来也为后来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留下了伏笔，提供了一种并非正确的理论准备。

按照恩格斯的经典解释：“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注]以此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我们不难感到他们那样执着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除了现实政治和阶段目标的需要外，似乎总有点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故而梁漱溟批评说：“所谓共产党其物者，从其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方向来看，则诚然一变于欧洲之故，而从其所有出发的人生态度来看，则正是从来西洋人根本精神赤裸裸地表现，最彻底地发挥。沿着‘功利主义’‘自由竞争’的理想，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到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自然要从个人本位主义翻转到社会本位思想；然当社会本位的经济将现未现之时，则正是经济抬到最高位，人们视线所集中，摆开阵营大事决斗之际。以‘唯利是视’解释人类行为，以经济一事说明社会一切现象的‘唯物史观’，就成了人们的指针。而共产党便是最擅长以战阵攻取之略，巧用之人群社会的。人类‘有对性’的发挥，因非此不算到家，而西洋人所耍的把戏，这也就为其极轨。乃不谓夙讲理义是非，最耻言利，夙爱礼让和平，最恶相争的中国民族，亦抛丧他祖宗高尚伟大精神，跟着人家跑，而不复知耻。”[注]

阶级斗争的泛化固然不足取，它给二十世纪中国所带来的灾难人们也记忆犹新。仅就此点而言，我们应该承认梁漱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所作的讨论并非全无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处在二十世纪特殊背景下的中国，如果排除了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完成社会转型究竟是否可能？答案无疑不能非此即彼。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或许不可能，但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似乎应该尽快抛弃阶级斗争的手段，尽早回归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本来轨道上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判断虽然并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口味，虽然也存在诸多内在的矛盾与问题，但其致思倾向无疑是正确的，无疑是企图把握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之特殊性的智者之见。

[作者简介] 马勇(195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