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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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如何看待苏维埃革命，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通常历史书写都会说，由于吸取了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教训，抗战时期各方面工作有了长足进展，总结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共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说法的确有充足的事实根据。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认知却并不一定如此，许多人对苏维埃时期更多抱怀念、同情和尊重态度，对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的揭开和反省，主要是因于毛泽东的坚持而完成的。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运行状态、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以及今人对这种认知的认知，难免存在种种错位现象，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复杂之处。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其他各苏区红军也在此前后相继离开根据地。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北会师。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实现大转移。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和苏维埃革命相比，无论是当年的历史现场，还是在后人的历史描述中，抗战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中共在抗战中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扩大了根据地，成功实施了统一战线，取得党和军队的巨大发展，这和苏维埃时期中共始终处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下的艰难处境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政治策略、群众关系、组织状态、根据地建设都远远好过苏维埃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性和标志性时期。


应该说，上述认知都是广为人知的客观事实，既有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证据，也有无数的历史材料可以佐证。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历史现场中的人们，却并不一定完全按后人的理解认知刚刚过去的时代。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抗战时期的中共党人眼中，苏维埃革命仍然是值得效法的榜样，苏维埃革命的形象十分正面。这种历史认知的落差提醒我们，历史认知、历史书写和当事者的感知并不一定完全是对应关系，当事者的感知甚至不完全可以以逻辑推演，历史中的许多现象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苏维埃印象

1945年9月，抗战刚刚胜利，中共各方面发展臻于鼎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给苏维埃革命的是非功过做了充分的政治梳理，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时，黄克诚谈及中央苏区的巩固程度，仍然赞不绝口，认为“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对目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黄克诚的赞誉当然不是个案，陈云曾谈到：“要发动民众更广泛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援助军队，非依靠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不可。例如，过去党在江西苏区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一九三三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了六万三千人当红军。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来看华北，今天大多数根据地内的群众工作，还差得很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黄、陈的看法，毋宁说是这一时期中共党人的普遍认知。中共革命的历史具有连续性，由于时势的转换，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党的基本立场从未发生变化。抗战时期中共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讲述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时，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9页。】苏维埃革命的承上启下地位于此一目了然。因此，时代的转换，起码在当时，可以说是无缝接轨，后来归纳的变化，当年大多数人并不一定真能体会。林伯渠说：“我们是苏维埃转过来的，所以不免带来了许多那时适用的意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阶段问题》（1940年3月12日—13日），《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这应当是客观的描述。


仔细检索抗战时期尤其是初期中共党人的言论，可以看到他们对苏维埃时期工作全方位的赞赏。1938年冀豫晋省委写道：“十年的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着反帝的土地革命斗争，每一次均击退了当时的围攻，创造了全国十余省内数十百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还未见过的政权，这是一个新的除了苏联以外还未见过的红军，这政权及红军给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作了一个理想中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冀豫晋省委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告同胞书》（1938年7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这个结论，大体代表着抗战初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总体历史认知。事实上，在后来中共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中，这一认知也没有根本变化。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谈到苏维埃时期，比较多地会讲到当年的党群、军群、干群关系。苏维埃革命给苏区民众以强烈影响，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发言时谈到：“应该指出，一些原苏区的民众很有经验，他们的水平甚至高于新党员。”【《毛泽民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上发言的简要记录》（193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起码在抗战初期人们的记忆中，苏维埃时期被认为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所谓“过去中央苏区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能胜利战败敌人，主要是依靠群众”【建平：《武乡实验县首次活动分子动员大会总结》（1940年4月25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罗瑞卿谈到：
冀西有一个时期疾疫流行，民众死了很大一个数目，我们的卫生部门在那里进行什么工作没？此外，平时后勤各部门的伙食单位与居民的联欢工作，做了没有？进门问好出门道谢，做了没有？如果居民工作做好了，战时会找不到一个民众？群众会把伤病员抬在半路上摔掉？我们不能光是责备民众，我们也应当检查检查自己。我们不应忘记中央苏区的群众条件，给了我们军队多少的便利。军队缺乏铁，民众马上把自己墙上所有的钉子都拔下来送给军队，只要一听到打仗，耕地的农民，会把耕牛一丢，什么也不管地跑去帮助军队。战利品，群众会自动的替军队运输，伤病兵，群众如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的自动的救护，这样的群众条件，还不是主要由于我们主观方面的工作所造成的？【《关于八路军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1941年3月21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出于对苏维埃时期群众关系的怀念，很多人希望将之在抗战中发扬光大，强调：“没有好的群众工作，只汉奸亦会破坏我们；有群众工作，就是在平原地也可建立根据地，作运动战游击战。过去我们在江西能突破百三十万大量［军］的包围，就是利用了人造山的缘故。”【《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1938年3月20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36页。】从现有资料看，“人山”的提法出现于抗战时期，当时的人们却把这一概念前移，将苏维埃时期反“围剿”的胜利归因于“人山”的造成，历史和现实、历史和人们所期望的历史就这样有意无意被结合在一起。


谈到苏维埃时期，大家最称道的是红军。1927年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后，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红军，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红军成为一支可以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武装力量，是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捍卫者。抗战初期，在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迅速发展时，许多地区不约而同提出学习苏区红军作风的要求。中共晋冀特委副书记彭涛在报告中强调要“学习红军苏区党的作风”【《五月的赞皇——彭涛在晋冀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提纲》（1938年7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80页。】，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的报告中也“提出普遍学习苏区和红军党的作风的口号”【《中共冀豫晋省委给北方局并中央的总报告》（1938年6月22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42页。】。学习苏区红军的作风，具体而言就是“学习苏区红军党的作风，紧张、迅速、准确、一致”【何英才：《全区党的建设问题》（1938年12月24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514—515页。】。这样的优良传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等的建军原则，项英说：“我们所说的优良传统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们所说的是以过去由朱毛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所创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前各方面军间，各苏区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有某些区别。这一点不弄明白，将来永远是不清楚。总的方面要以这个为标准。”【《关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讲话》（1938年12月21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朱毛红军的优良传统包括党指挥军的原则，也包括军队良好的政治工作。这一点，抗战时期的人们还记忆犹新，罗荣桓谈道：“在过去国内战争苏维埃运动开始阶段上，政治机关以大部力量干了后方勤务工作，供给、卫生部门的工作比现在简单得多，几乎只是单纯技术方面的；后一时期则完全依靠于坚强的政权工作和总后方健全的组织。”【《在第一一五师司令部第三次部务会上的讲话》（1941年4月24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谭政则总结：“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年4月11日），《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作为苏维埃革命历史的承接时期，抗战中的各项工作很容易以苏维埃时期作为参照系。而出于对现有工作的鞭策，这个参照系通常又被视作正面。有人回忆苏区时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举例说：
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中农的夫妇俩，都很年轻，他丈夫是参加革命而为我党员，他的女人是青年团团员。有一天起了口角，因女的出去时——是为了开会的没有告诉他丈夫，后当她回来时，她丈夫就与她吵，后来就打起来。女的就到苏维埃政府中去告她的丈夫，说她丈夫是反革命，而苏政府就去抓她的丈夫。但实际上这男人是个好人。因之政府去抓时引起了很多人民的反对，而结合五百人请愿保证他绝不是坏人。政府后来经过调查确知这人是好人，就在群众来请愿时向群众认错并道歉，最后将他放了。这样一来政府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相反的是更提高了。大家都觉得，这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这里就说明了这问题。【《向明同志在地委扩大会上关于领导问题的总结报告（节录）》（1943年11月16日），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盐阜区革命史料》第5辑，1985年，第63页。】


群众工作做得好，离不开干部。人们对苏维埃时期记忆尤深的还有干部教育和干部队伍。所谓“苏区干部好作风”，说的就是苏区时期尤其是中央苏区干部建设的成功经验。杨尚昆讲到支部训练时，不忘举出苏区经验：“县委应着重训练支部书记。中央苏区在五次围剿时提出‘一切工作面向支部’。”【《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尽管面对的对手不一样，抗战和苏维埃两个时期，中共都同样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苏维埃革命的武装斗争经验常常会在抗战时期被提起。毛泽东强调：“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8年3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毛泽东讲到的这些经验应该包括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组织政治工作研究委员会（大队以上干部），研究‘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及‘苏联政治工作条令’。”【《一九三九年工作总结与一九四○年工作计划的报告》（1940年1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3页。】“连队政治工作教材须依照我军红军时代连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重新另编。”【《政治整军训令摘要》（1939年12月6日），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写办公室编：《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第2卷，1994年，第92页。】也包括部队训练：“行军力不强，不成其为游击队，像过去红军能日行百六七十里，才能应付日益艰苦的局面。”【《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1940年8月25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还可能包括部队组织：“要建立【武装】，像苏区时从赤卫队到模范赤卫队，到补充团，再成为正规军。”【《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78页。】以及民间武装和抵抗：“苏区时代赣东北做得好，埋炸弹，设木炮，不见人也能打敌人。”【《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77页。】尤其是民间抵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内战时期红军创造了挖空大树装火药的土炮打敌人。今天我们更须设法大量发挥土炮、土枪的作用。同样在战术上也应创造群众战术，如敌人撤退我就前进，敌入前进我就绕到后方扰乱等等，使敌人穷于应付，又打不到我们，以增加敌人的疲困，达到消磨敌人的目的。”【《作战方针和军事工作》（1942年11月），《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苏维埃时期的日常工作得到不少赞誉，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新：“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苏维埃时期，由于中共首次拥有自己的管理区域，之前的许多治理理念得以实施。比如男女平等观念就在苏区得到落实，妇女运动广泛开展。1941年，邓子恢要求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时，特地讲到苏维埃时期的经验：“江西兴国一次扩军六千余人，全县参加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共四万人，但生产并不减少，反而增加，这就是妇女参加劳动的原因，并且担负了后方的工作。……内战时代，很多工作靠女同志去推动，男人由他的母亲，妻子推动他，常常要比别人推动他要有效得多。”【《在淮北第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9月7日），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等编：《邓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这应该是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真实记忆。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关于苏维埃革命的正面记忆，是中共革命历史连续性的体现，呈现了苏维埃革命对于中共党人而言的诸多正面体验。

二、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时期的批评

尽管苏维埃革命对中共党人留下的记忆总体是健康的，但无可讳言，苏维埃时期确实存在诸多严重问题，比如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军事指导失误，肃反中的错误等等。对此，毛泽东曾做过系统研究和总结，要求全党吸取经验教训。他曾在多个场合尖锐批评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早在1938年，他就谈到：“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方面，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李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原则错误的结果。”【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页。】1940年，毛泽东更明确指出：


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页。】


写于1941年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毛泽东对苏维埃时期“左”倾错误的批评尤为激烈。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系列会议，讨论党史尤其苏维埃时期的历史问题，这篇文章即针对会上讨论而发，感情充沛，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指导者在城市和乡村都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在城市，“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0页。】在乡村，则是盲目扩大打击面，“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2页。】


抗战时期中共对苏维埃时期“左”倾错误的全面检讨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全面批评“左”倾错误，可谓盖棺论定的文件。不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评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不等于否定苏维埃革命；即便是“左”倾错误时期的领导路线，也不是一概否定。毛泽东说过：“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939页。】


之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在抗战时期清算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关键在于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政治、组织、思想上清算“左”的错误。一个政治力量，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回避问题不是出路，发现、暴露、面对问题，才有助于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出于政治进步需要做的严格自我检讨。为此，毛泽东数次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联系苏维埃革命中的经验教训，警示党内同志：“有确实不负责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责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加以打击。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1940年11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6—317页。】1942年致陈毅电中以强烈的危机感警醒前方：“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1942年8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7页。】


除毛泽东外，中共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对苏维埃时期的问题也有所感触，对中央苏区后期的军事方针的议论尤为集中。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的朱德坦承，反“围剿”战争后期，“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彭德怀谈到：“要坚持根据地就必须打破敌人各种包围进攻，首先是武装的包围与进攻，否则，一切建设，如群众运动、文化教育、建立群众性的大党、经济建设等等，都谈不上，而根据地也就一定会垮台。中央苏区的退出与垮台就是明证。中央苏区那时的群众运动、文化教育……都比现在根据地好一些，但由于军事指导上犯了错误，五次【反】‘围剿’没有打破敌人的进攻而退了出来，结果一切都垮台了。”【《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1943年2月14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刘亚楼1943年回忆：


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中最大多数的同志都深刻感到“现在似乎一切都不如从前了，总是打不对头，一突下去无论长短不是僵局便是退出”。虽然当时训令报纸（《红星》）杂志（例如华夫在红色战场上的“论与再论堡垒主义下的新战术”两篇文章）多方解释说，现在我正规大军进行战争的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战史经验的，说现在环境确定了我们不能有从前那样的痛快淋漓的胜利，现在应该积小胜而成大胜，以争取“两条道路决战”的总胜利。但是，当时直接参加前线作战的同志，根据亲眼看见的结果，总是苦闷一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思考》（1943年2月），《刘亚楼军事文集》，蓝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谭政对苏维埃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检讨：“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作风导致苏维埃时期军队工作出现如下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所有这些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年4月11日），《谭政军事文选》，第212—216页。】


财政经济关乎生存，这一方面出现问题，往往造成巨大后果，特别令人深刻印象。抗战中人们谈到苏维埃时期问题时，这一点会被较多提及：“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教训。不说别的，就是聂区，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发展统战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1940年12月11日），《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第2卷，第265页。】八路军集团军总部明确指出：“过去在苏维埃运动时代，我们学会了创造根据地，但那时重大缺点是没有长期打算的明确观念，因此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不免迅速枯竭了。过去的长处我们要继承传统，过去的缺点必须严格改正。”【《集总关于鲁西军队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24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等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另外，毛泽东对苏维埃时期某些脱离群众和打击干部的做法也有所批评，他说：“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7页。】整风时期，谈到审干时，毛泽东提醒全党干部：“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毛泽东关于党的任务政策问题致彭德怀电》（1943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41页。】

三、抗战时期中共党人评判苏维埃革命之因由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于苏维埃革命的记忆，每个个体不尽相同，前后期也有区别。像毛泽东这样居于领袖地位的领导者，基于现实政治考量及党的生存发展和进步需要，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高度回顾苏维埃革命，得出相对理性、全面的结论。当然，即便是毛泽东，对苏维埃时期的肯定也远远大于否定，且否定的主要是当时高层领导执行的“左”倾错误方针。至于一般的中下层干部，他们多从朴素的情感出发，更多对苏维埃时期持肯定和怀念态度。很有意思的是，从客观上来说，抗战时期大部分工作其实都超过苏维埃时期，党群、军群、干群关系较之苏维埃时期也更为良好，但很多干部仍然会怀念苏维埃时期的经验，并从对比中找到当前工作的不足。对往事宽容，对现实严格，这大概是人类情感的普遍现象，中共党人似也不能免俗。概括而言，抗战时期中共党人普遍肯定苏维埃革命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苏维埃革命确实存在大量值得记取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整个中共革命的一部分。苏维埃革命是传承和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为中共党人留下了值得记取和珍惜的财富。比如中共一直高度重视宣传工作，苏维埃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有很多创造。罗瑞卿说：“国内战争的五次战役，我军第五军团防守建宁时，双方相持了数十天，我军即在阵地上每个连都构筑一个堡垒，作为自己的救亡室（当时还叫列宁室），其中不仅有标语、壁报、识字沙盘，各种有兴趣的挂图、书报……而且还有很多游戏的器具与乐器，如象棋、军棋、识字牌、口琴、胡琴、笛子……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自己阵地的背后，召集更大规模的晚会，表演话剧与活报（剧），而阵地背后的土台子，即成为这种表演的舞台了！”这样的宣传教育环境，不仅活跃着红军官兵，而且影响到对手方的士兵：“他们看到我们在阵地上开晚会，以及随时都听着我们战士们的那种雄壮的歌声与愉快的欢笑声，使他们羡慕，使他们感动，因为也就更加促成了他们的动摇，以至拖着自己的枪投到我们的方面来了。”【《战时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罗瑞卿军事文选》，第79—80页。】一些苏维埃时期还是国民党军，于抗战时期转变到中共一方的干部，以亲身经历证实了罗瑞卿的说法：


康博缨队长闲扯到的他的转变过程。到鄂南剿共时，是在这种欺骗口号之下：内战是不对的，但是打完了红军便可打回东北去！后来有一次和徐海东部遇上了，在他一个较低的山头，徐在高山头。剧烈的战斗后枪声稀疏之时，他到前线上去看，相距不到二百公尺，红军少先喊口号宣传，他心中听着挺受刺激，相反地却命令士兵打一阵以镇压住。后又转到另一个山头去看，对方吃饭的红军战士也在喊口号宣传。那时他一方面受到感动和刺激，另一方却在布置攻击对方，……后来又见到墙上的标语，心中暗暗想：对啊，是应该这样啊！同时心中又疑惑：什么时候才能安完内呢？什么时候才能打回东北去呢？因此在这阶段中的心理是保存实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矛盾中的积极变为消极的自卫。【《抗战日记》，1939年11月7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


中共的这些努力及由这些努力所造就的政治文化，都是中共革命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持续性的政治文化和行为方式，会使跨时期的同一阵营的人们产生熟悉和亲近感，并延续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这本身就是政党经验不断累积和丰富的过程。


其次，人类思维有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依恋乃至理想化过往经历，即通常所谓怀旧心理。早年心理学认定怀旧为心理疾病，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研究者一般不再以病态定义怀旧，而是视怀旧为一种情绪体验。有国外研究者认为：“怀旧既是一种有着淡淡悲伤的快乐，又是一种同快乐相连的悲伤。怀旧的甜蜜是因为最初的事物所带来的快乐，而这种快乐通过理想化的过程得到加强，而它的痛苦不仅因为不能回到过去，也因为即使在过去的状态里也有着矛盾和失望。”【薛婧、黄希庭：《怀旧心理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4期，第609页。】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革命的追述，不无上述所言的怀旧成分。比如苏维埃时期兴国是模范县，这里的工作得到高度赞誉，引起抗战时期人们的怀念：“有最深入的教育训练工作（学习兴国例子），每个干部和同志都受过党的训练，每个群众都受过一般的训练教育。”【《中共晋冀豫区委第一次组联会议总结》（1939年3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136页。】“基点中的干部要比其他区高一级（在政治上、能力上），各级党都有独立支持的力量（像兴国的老书记）。”【《中共晋冀豫区委第一次组联会议总结》（1939年3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137页。】而红军战士的英勇经历也很容易勾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向往：“同黄兴义谈红军长征的故事，每个红军老战士的一生都充满了英勇战斗、壮烈的故事。他们一回忆即是那种伟大的经历，而小资产知识分子的回忆却不同，所以老干部的坚定不动摇，绝不是天生的、凭空的。抗战以来的生活与红军长征时差得多，所以日后非得常和他谈谈不可。”【《抗战日记》，1939年10月25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29页。】还有人温馨回忆起在苏区过的每一个新年：


一九三○年新年：闽西古田
过年时，我们第四军正在这里进行训练。一、二、三纵队搭起台子演新戏，唱花鼓戏，各连都办了几盘几碗会餐。我那时在三纵队(相当于现在的师)九支队部任宣传分队长。
一九三一年新年：龙岗战场
这次过新年是在消灭张辉瓒部、活捉张辉瓒的第二天，也即打扫战场，准备转移部队攻打谭道源的一天。这时我在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百团第一连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二年新年：广昌
这时，红四军全部在广昌过新年。当时我在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第三连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三年新年：泰宁城
这时，敌人正开始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二年，我调到红九军团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九团任团政治委员。我们团过年时正在泰宁，每人发一角钱菜金，各连会餐，还举行了运动大会。
一九三四年新年：第五后方医院
这时我又调到新成立的十四师四十二团(大团)任政治处主任。过年时，我正率几个工作人员在第五后方医院进行慰问。【王紫峰：《战争年代的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页。】


这些回忆，寄托了中共党人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的留恋，既包含着公共意义上的过去时代，也有个人情感中的自身过往，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乃至群体的一种心理需要。


再次，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时期的肯定，还出于强烈的对现实的期许和不满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我要求极高的政党，无论政治还是日常生活，都不断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选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造成党内争先恐后求取进步的风气。个体如此，整个的党也是如此。这样的政治文化演化出一种不断比较的氛围：和他人比，和过去比，和外界比，效率之弦总是处于紧绷状态。自己的、现实中的缺点常常会放大，他人的、过去的优点则会得到更多瞩目。就现实的政治力量和个体而言，这有利于进取、提高，但如以之作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评判，却未必完全准确。比如抗战时期有干部批评：“过去内战时期一个县有了三五十支枪就不得了，现在每县至少有一百支步枪以上，但发展并不快。过去内战时期地方军壮大后能随时编入红军主力，但今天的地方军却要收留主力部队开小差的士兵。”【《作战方针和军事工作》（1942年11月），《粟裕军事文集》，第137页。】这里讲的是苏维埃时期征兵的顺利和抗战时期的不顺利状况。实际上，不论是内战还是抗战时期，补充地方部队进入主力，都是扩大军队的常规化方式，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由于苏维埃时期根据地地域狭小、人力资源紧缺、动员环境恶劣，加之军事异常紧张，扩大军队时往往比较仓促，反“围剿”战争后期尤其如此。抗战时期，由于整个环境的改善，征兵难度和质量事实上处于不断改善和提高中。认为苏维埃时期扩军工作较之抗战时期更好，应该不是真实状况的反映，起码不是多数情况下的实态。


还有人批评抗战时期军队不如红军时期执行群众路线好：“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三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道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对山东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意见致罗荣桓、黎玉、肖华等电》（1944年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971页。】其实，中共的群众路线恰恰是抗战时期提出的，群众利益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维护。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不同时期都会存在贯彻的问题，但不能简单说抗战时期不如苏维埃时期。还有一些说法没有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比如有人认为，抗战以来，政治干部本身“一般都是好的，但政治领导作用、政治工作威信一般是向下降的，没有起红军时代那种决定作用”【《关于淮海武装三个问题的报告》（1943年），《黄克诚军事文选》，第251页。】。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出于统一战线的环境，红军改编初期的确存在“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1937年10月19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的现象，但这种趋向很快得到纠正，部队政治工作以更低调方式展开，并没有实质性的削弱，党在军队中仍占绝对的指导地位。苏维埃时期某些过于拔高政治工作人员职权的做法，恰恰是需要纠正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评判，应该和中共党人严格的自我批评要求相关，总是找现实的不足，却相对宽容过往，因为过往已经不会真正影响当前。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苏维埃印象，既是一种历史认知，也是一种现实认知。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共认真总结前一时期经验教训，这是面对历史的严肃态度。而当年中共党人对前一时期总体抱持同情和尊重态度，站在中共历史连续性角度看，亦属常情。苏维埃革命建立根据地的开创之功，在中共革命中自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坚持，或许对苏维埃时期批评性的意见会更少。不过，就我们现在的历史认知言，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认知的确和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存在一些距离。历史的温情、怀旧心理、个人经历和阅历的限制、自我批评等因素，共同造就了这样的现象，这大概就是人类认知无法避免的惯性。再深一层看，或许，现有的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也不是没有继续深化的空间。有些出于当时政治需要所作的批评，亦有放在当年历史条件下做进一步衡量的需要。历史认知本来就有可能围绕着历史本相来回摆动，只要不是出于立场先定的刻意翻烙饼，这样的摆动总是有意义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一蹴而就，历史认知也是如此。

原载于《苏区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