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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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一、缘起：历史记忆的浮现

似乎是从1994年《顾准文集》的出版开始，世纪末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批与知识分子历史人物和历史史料相关的“解禁书籍”，并在1998年形成图书热点和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这首先是伴随着世纪末，人们对历史的习惯性检视和随之产生的“怀旧”感，而形成的回顾历史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50-70年代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曾经被作为图书出版业和文化市场上的热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1995—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文库”，包括《无梦楼随笔》（张中晓）、《沉船》（邵燕祥）、《李方舟传》（朱东润）、《从文家书》（沈从文）等一批写于50-70年代而在今天重新出版的书稿；表现这一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的回忆录：《龙卷风》（蓝翎）、《文革中的我》（于光远）、《狱里狱外》（贾植芳）、《大跃进亲历记》（李锐）等。几乎同时，伴随着杨健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1993年，朝华出版社）的出版，和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海外和大陆学界造成的影响，文学界出现了“重写文革文学史”和关于“重读40-70年代文艺经典”的讨论。但在“文革”结束20周年的1996年，一种预期的对于文革历史资料出版和研究的热潮，并没有形成。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当然可以从1996年第3期《东方》杂志“文革纪念专号”的被查封中看出。对这段历史记忆的改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不可轻易触摸的禁区。
然而这一年的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却以“个人记忆”方式把文革时期改写为一段具有天马行空般的青春自由和快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伴随着“王小波热”再次凸现出来的小说《黄金时代》，也以同样的方式，把这段历史书写为一段青春性爱的历史。革命的暴力与青春期对性爱的饥渴交织在一起时，似乎在以一种相当有效的方式，穿越意识形态的禁区，而步入90年代的文化市场，并以曲折的方式唤起人们与“个人”相关的历史记忆。与文革历史相关的文化事件，当然还可以列出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尽管一些曾经亲身经历文革痛苦的老人们会发出“不要忘记历史”的警示，但另一些端坐在保利大厦、海淀剧院等现代剧院的人们（其中大多是年轻者），在享受着一种象征白领和工薪阶层的消费情调的同时，似乎并没有表现特别的厌恶，反而对“样板戏”所具有的特殊美感有着一份新奇的感觉。 同样是作为文革经历和文革记忆的表达形式，“毛泽东热”和“知青热”所传达出来的或许正是一个“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 。但所有这些在消费市场上畅通无阻的记忆表述，与《东方》杂志以及相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回忆录和记实书籍的命运相比，或许可以看出更多的内容。
1998年9月，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思忆文丛”：《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副标题为“记忆中的反右运动”），把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民主人士、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当年的言论（还包括少量的相关研究文章），编辑成册。这套书出版所引起的反应，与负载了文革记忆的出版物和文化成品却有所不同：在多种场合，这套书仍然遭遇到了被禁的命运。但是在1998年之后，各种与“右派”知识分子相关的回忆录、史料和记实性的研究文章，却开始纷纷出现。回忆录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以及稍后出版的《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史料编辑有《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2月）；记实性的史料研究书籍则有《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胡平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12月）；一些已经去世的“右派”知识分子和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书籍和文章也开始出现：如“野百合花丛书”（其中收入王实味、胡风、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顾准等人的传记、论文或文学作品），《储安平文集》、《吴晗文集》、《邓拓文集》、《遇罗克的遗作与回忆》等。如果我们要为这些书找到一个共同点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些都是与知识分子的当代历史，尤其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历史密切相关的书籍。这些性质相近的书籍的集中出版，的确在1998年的文化市场上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或许也可以将这些书籍的出版，看作是一次历史性的对话：这是1998年的中国知识界对1957年历史的重新返顾和再解释。分析这些书籍得以在1998年出版的原因，它们在文化市场上的遭遇，以及它们在叙述当代中国历史时的主要倾向，将会让我们看到90年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微妙处境。

二、1998：浮现的契机

“1957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中是一个意识形态禁忌的界标，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历史反思潮流，始终没有跨越1957年。尤其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布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明确的定性之后，对1957年的阐述始终受到严格的控制。关于这段历史的书籍能够在1998年集中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市场改革”的产物。1997年十五大会议可以看作是这些书籍得以出版的文化政策上的直接信号。一些新闻出版机构成员在学习十五大报告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思想早解放、早发展；思想大解放、大发展”，要求国家出版机构和发行“主渠道”在“资本运作、资本重组上下功夫”，以与非正式出版机构和“二渠道”竞争，争取生存空间 。1998年出现的这些与反右运动相关的书籍，大都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当然也不排除书商购买正式出版社书号，通过“二渠道”发行这一操作方式）。这些书籍中影响最大的几本，如《思痛录》、《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等，大都与“1993年”相关。比如《思痛录》在1993年前后完成，同年完成了内容与此密切相关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是1993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的” ；《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也是“从1993年的暮春开笔”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1993年正是中国全面推进市场改革的年份。这些书在1993年开始动笔或交到出版社，或许正是期待商业市场能够容纳这些在国家体制中难以发出的声音，或者将市场化看作发出这种声音的一个“契机”。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书籍在1998年得以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出版，与出版社或出版商如何把握官方在“解禁”与“禁”之间的微妙尺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位评论者在分析这些书出现的原因时写道：“这些书，不是谁想炒作就能炒作出来的……在一年之内先后问世，绝非有人蓄意制造热点，而是中共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先后召开，提供了一个出版环境，使得一些压在出版社、多年难以通过的好书，终于在1998年获得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将这些书的出版，归结为政治环境的宽松，正好道出了这一事实。1998年之前出版的与反右运动相关的书籍，基本上是在“二渠道”上流通，如叶永烈1995年出版的《反右派始末》（青海出版社，1995年）。除此之外，便是那些由外国研究者所写，标以“内部发行”的相关书籍，如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2年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再译出版）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科学出版社，1990年）。或许正因为这一段历史暧昧的书写性质，1994年图书市场上出现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便标上了一个奇怪的不明身份的德国人的名字：洛伊宁格尔。──第二渠道和海外作者、“内部发行”，提示的是一份体制之外的容忍空间，也正好说明了这些书籍书写的历史记忆与官方说法之间的紧张关系。1998年出版的与反右派运动相关的书籍，正是试图为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暧昧历史，一段长久以来被官方说法防范得最为严密的敏感禁区和叙述死结，寻找名为“解禁”实为“对决”的另一种叙述。
1998年这些书籍的出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些书籍因为特定的意识形态禁忌的标志而具有的市场价值。正如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历史叙述“禁忌”的划定，在90年代的文化市场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窥视癖’的类型” 。精英知识分子在70年末80年代初形成的“突破禁区”的热情，窥见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内幕、秘闻的市民心态，甚至海外市场了解“铁幕后的红色中国”的消费欲望——这些因素，在多个层面上形成了当代中国历史在市场上具有的“卖点”。反右书籍在这一意义上具有的商业价值，使出版社有理由期待它们成为一种类型的“畅销书”。而它们在1998年的出版，与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所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相映成趣，同时伴以“毛泽东热”、“政治隐秘书籍热”，正好说明了“历史记忆”在读者群中的强大需求。尽管这些与知识分子历史相关的书籍，并没有获得前者那么广泛的市场占有量，但它们提供了成功地把握知识分子图书市场需求的范本，那也就是呼应知识群体对历史表象的浮现的需求，尤其是对那些过去未曾触及的历史禁区和被禁人物的窥密和曝光的需求，所可能获得的市场成功。可以说这些书籍提供了一种新的畅销书制作模式。1998年“反右”书籍的出现，或多或少都与遵循这一模式，以取得市场占有量的出版操作原则有关。
当然，指出1998年这些与反右运动相关的书籍得以出现的文化政策上的原因和消费原则，或许忽略了这些书籍所负载的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书籍的编撰者、写作者以及阅读者那里，它们远远不只是一些文化消费品，不是提供“消费快感”的书籍。不如说，这些书籍展示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历史创痛，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关于历史的“真实”讲述，也是试图通过重新讲述历史而为现实文化立场寻求合法依据的文化尝试。在很大程度上，讲述1957年，对当代中国知识群体来说，是世纪末的“自我救赎”。这不仅因为讲述这段“苦难的历史”终于成为可能，而且人们期待在“苦难的历史”的重新讲述中，展现知识者的良知、忠诚和勇敢，展现暴虐历史中思想的尊严和“失踪的思想者”，从而“恢复”或重塑早已被扭曲的知识分子形象。因而，1998年的这一文化现象，虽然是裹挟于消费大潮中出现的，但它具有的政治文化意味（尤其对于90年代的知识群体）却远远超出了它的商业意味。
但如果把1998年的这一文化现象描述为：从70年代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在对自身历史的叙述问题上一直受到种种限制，终于在1998年前后的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有所突破，那么我们忽视的是这一文化现象更为复杂的另一面。我们不仅要关注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同时也要警惕把这一现象所表述的内容简单化。显然，问题的重点并不完全在“记忆”与“遗忘”的争夺，不完全在知识群体终于获得了讲述历史的权力，而在他们怎样讲述这段历史，并在什么样的思想文化脉络上认为自己获得了这种表达权。在90年代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知识群体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是否是统一的？90年代的这种讲述与80年代的相关叙述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两个时期阐述历史方式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国家实施的知识分子“平反”活动，与其说是曾经被判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过去的言论寻求合法性，不如说是体制给予知识群体的象征性“补偿”。那一次大规模的平反运动，最为实际的行为是将那批放逐至社会底层的知识群体，重新召唤到社会中心，是一次知识群体在社会体制中位置的“复归”。
因而在80年代，对作家的区分，就有“复出作家”、“归来者”的称呼。与之不同的是，1998年的这次出版热，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思想被作为重新评价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一次要求的是言论和思想的“平反”。那些曾经使知识分子获罪的文章和言论，如今被当成了流通于文化市场的文稿 。这些资料本身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更：它们从旧报纸文章（“一体化”政治制度下的文献），转变为思想论著而重新出现在今天的书籍市场上，这意味着它们本身的价值也发生了一次逆转：那些曾经是“毒草”的文字，如今变成了思想的“见证物”。这些史料的命运变更，反映出的将是更为深刻的内涵：“就一个社会来说，历史是一种赋予它与之不能分离的众多文献以某种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制订的方法” 。修订者为何选择了这些史料，并在重新编订中传达出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著名小说《玩笑》中，小说主人公卢德维克并不认为曾经使自己获罪的那张明信片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而仅仅将之视为一个得不到爱恋者回应的年青人心血来潮的“玩笑”。也就是说，米兰·昆德拉试图对历史进行“报复”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想到为受害人当初的动机和思想进行辩护。与之相比，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在1998年的关于“右派”记忆的表述中“思想”所占据的重要性。在这些书籍的扉页或封面上，知识群体的言论经常被定义为“先驱者”的“精神遗训” ，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健全”的“肺腑之言” 。在更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这些重新出版的资料，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保持“自由主义”立场和勇气的见证，并且成为后继者据以寻求现实立场的精神“遗产”。
与文献史料具有相当价值的，是历史当事人在回忆录中所讲述的经历。正如人们评价巴金在80年代前中期所写的五卷本随笔《随想录》一样，当事人说出自己在历史中的遭遇被看成是面对“虚假”的历史叙述而勇敢地“说真话”。依据亲身经历写就的回忆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通过表述个人记忆将我们带回那个时代，因为讲述人自身就是活的见证。但是在这些回忆录中，每一个个体的记忆似乎都成了知识群体记忆的缩影，人们很少去关心这一段历史的个体书写方式与群体记忆之间的复杂性。乐黛云和舒衡哲在一次对话录《历史与记忆──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该记住什么？》中，谈到个人记忆的偶然性与历史记忆的必然性，并提出“似乎觉得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说的人越多，越是没有新的话可说”，因而赞同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一些小而坦率的无意识” 。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对于1998年的“反右”书籍的写作者来说，似乎不成其为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在相关书籍中，关于“反右”记忆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对苦难的控诉和面对造成这种苦难的当权者时的冤屈感无辜感。霍布斯鲍姆在《极端年代》的开篇曾引用意大利作家李威的话：“我们侥幸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的。……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的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哑然无言” 。我在这里再次引用这句话，并不是要怀疑“反右”回忆录的真实性，而是试图指出这些书籍以集体名义描述的历史记忆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性质。当历史当事人非常明确地将这段历史表述为一段“施虐者/受虐者”的历史，表述为一段“清白者”受难的历史，或许掩盖了复杂历史情境中的许多因素，而历史情境的这种复杂性，也许是后来者了解历史的“全部真实”所必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此前的主流历史叙述看作是“谎言”，也不能把揭示主流叙述的虚假性的亲历者叙述看作是“真实”的全部，因为无论哪一种叙述，都对历史进行了“选择”，并依据所选择的因素组织为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具体到当代中国50年代后期的这段历史，把它讲述成打击社会主义“敌人”的革命叙述当然是不公正的。实际上，主流叙述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它是“革命”叙述，而是这种叙述的明显漏洞。“文革”结束后，官方说法对50年代后期反右运动的历史叙述始终是异常矛盾的。一方面，对受到打击的历史对象进行了广泛的“平反”。到80年代初期，“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 ；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承认这场历史运动是“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 ，或者表述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与历史性质叙述的含混性相伴随的，则是对任何触及这段历史的讲述，都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并且禁止对这段历史作更多的关注。正是在这一点上，1998年出版的与反右派运动相关的书籍，具有“解禁”意义。但是，同样值得警醒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对1998年这种带有“反抗”性质的叙述采取全部认同的态度。把这段历史叙述为“清白者”受难，可能只是呈现了历史行为的后果的一部分，而参与者介入这一历史行为中的全部复杂性都被作了某种简化处理。
正因为从以上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对这些书籍的“叙述”方式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分析才成为可能。对知识分子在这段历史中所遭遇的苦难表示尊重，并尽可能多地去发掘这段历史的存在事实，这应该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这一段历史在90年代浮现的方式，以及知识群体对之作出的反应进行分析，考察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内容，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也是我选择1998年这一文化现象作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三、80年代的书写──苦难的合法化：补偿抑或合谋

50年代后期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运动，长久以来成为一个未曾解开的巨大历史死结。似乎除了官方的解说和历史记录之外，知识分子一直未曾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写权利。但事实上，知识分子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却从未停止。而这种书写实际上也就是知识分子参与主流意识形态构造的方式之一种。
80年代，表现反右历史的文字载体主要是虚构性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小说和散文）之中；而90年代，同样的历史事件却是以原始资料和历史纪实的方式重新出现的。按照常识，史料和记实本身常常被看作是历史的化身，是历史的最“真实”呈现。但我更为关心的，是记忆的存在方式和表述载体。为什么这段历史记忆的书写方式会从80年代的虚构走向90年代的纪实？在这种书写形式的变化之中，表明现实的文化机制和知识 / 权力的构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更进一步地，附着在“虚构”和“纪实”之上的文化与现实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说80年代的政治文化迫使历史变成虚构，而90年代市场文化的“自由”在以纪实的方式，“还原”历史本身吗？如果不仅仅如此，这种变化又暗示了我们什么？它可以让我们看到知识群体本身的什么问题？
作为历史事件的受害者和当事人，右派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遭遇处在有意和无意的双重“遗忘”之中。一方面，这段历史已经长久地成为一个政治禁忌，历史当事人被迫要求“少写”或“不写”，也就是要求有意地遗忘。出现在1998年图书市场上的这些书籍，大都有被压在出版社多年不能出版的经历。这一点可以证明“刻意”要求遗忘的意识形态制约因素。而进入90年代，在长久的遗忘之后，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对历史的遗忘似乎成了历史的事实。这或许不仅仅因为“代沟”的存在，还因为80-90年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所造成的“断裂”。“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代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毁灭不存” 。在一个以消费主义原则迅速构建起来的商业社会中，历史只是“怀旧”感所填充的表象。人们从中发现了某种如《老照片》、《老新闻》、《老房子》等以“老”字标识出来的“怀旧”感，并满足于在“陡临的断裂体验”中从“稔熟而陌生的历史表象”中“获得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整体性想象” 。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指望后来者来执行一次期盼已久的“公正判决”。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遗忘”的恐惧和焦虑，在亲身经历历史浩劫的当事人那里，显得更为迫切。但关于这段历史，80年代和90年代的叙述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却显示了比“拒绝遗忘”更多的内容。
70年代末期，在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社会潮流中，人们一度欣喜地以为一个高歌猛进地穿越禁区的时代已经来临。但随即在1983年树起的界标和警戒，使这场进军瞬间崩溃。而那一时期留下的最“反动”但同时也许最撼动知识分子心弦的疑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爱您吗？” ——似乎成为那些遭遇过历史强暴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刻隐痛。无论他们事实上在现实中获得了什么样的补偿，都不足以抹去这层创痛感。在全社会的“平反”活动中，知识分子在社会体制中获得了甚至超出50年代的地位和声誉，这既是他们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标志，也可以看成是体制给予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偿性安抚。在80年代的文坛，他们被称为“复出作家”，一群曾经被流放而今归来的受难者和功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赋予了知识群体一份崇高而体面的社会位置。与50年代后期那场试图将多数知识分子视为必须“再教育”的对象而从社会体制中剔除出去的努力相反，体制重新默认并以实际行动认可了知识分子的可用价值。但制度的延续性和合法性，使得过去的历史必须是一个视而不见的黑洞，一段脱离了正常“轨道”的噩梦。因而，历史成为一个必须面对而又不断被遗忘的存在。
实际上，在80年代，没有任何一个受益者敢于明确承认，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只是体制的一种威慑性的补偿。这不仅将冒犯主流话语，而且也将使他们自己感到一种明确无误的屈辱。因而必须将那个使他们受难的创伤记忆的原始情境“掩盖”起来，或者寻找一种更为“安全”的叙述。在他们试图为自己的这段历史作出必要的叙述时，他们必须努力寻求的是“苦难”的合法性。从对苦难进行控诉的动机（这种动机当然直接地联系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反思”潮流）出发，表现为对苦难的赞美──这样的历史表述，似乎是知识分子迫不得已的违心表述，但实际上，正好是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共谋行为。无论是当初响应号召“鸣放”，还是而今“流放者的归来”，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承认自己与体制之间的共生关系。这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反体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集计划经济──一元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于一体的体制下是不存在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只是在接受权威性的正式语言或‘官方语言’的过程中，参与了这种语言的再生产” 。于是，在80年代的主体叙述中，50年代后期以至60年代当代中国历史获得的是多重而暧昧的合法性。
一个明显的个案是张贤亮。他的系列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被作者命名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他试图要证明，许灵均、章永麟等并不是历史的牺牲品和被动的受害人，而是主动经受磨难并在磨难中最终成长为成熟的“唯物主义战士”的炼狱者。可怕的历史梦魇在这些小说中，闪烁着神圣的、近乎崇高的受难色彩 。张贤亮以一个挺身接受考验的成长者、受难者形象，改写了屈辱的历史，从而以个人成长的历史故事，取代了群体受难的历史“事实”。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印证了那过去历史中的文化逻辑：50年代那场运动，不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把知识分子送到了农村、监狱或劳改场吗？如同张贤亮一样，80年代一些“复出”作家（又称为“中年作家”）在书写这段历史时，都有意无意地试图以个人的故事来置换一个群体被强暴的事实。个体的生命流程，在这些小说中，仿佛都在冥冥之中受到一个理想自我或光明未来的招引，从而促使他们无视身边的苦难，或者把苦难视为必要的代价。苦难可以成为张贤亮小说中的磨砺成长者的历史过程，可以成为丛维熙小说中分辨忠奸的验金石（《雪落黄河静无声》、《大墙下的红玉兰》），可以成为鲁彦笔下分辨好男人和好女人的道德考验（《天云山传奇》），甚或可以成为王蒙小说中摆脱权力异化而回归淳朴自我的难得机遇（《蝴蝶》）。苦难历史的原初情境被重重掩盖起来。似乎尽管历史曾经带给知识分子灾难，但一切并不那么可怕，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更为成功的社会自我，将在灾难的尽头等待，并将给予受难者丰厚的报酬。
当然这种声音在80年代前中期，
并不是全部。当一种试图为历史灾难作出合法辩护的声音成为虚构性文学作品的叙述主流时，在比“复出”作家更为年长的作家那里，一种更加接近纪实性质的散文作品：“伤悼散文”，同时出现。孙犁、杨绛、巴金等人，不约而同地写作身边琐事。他们似乎并不曾想到去写一段“大”的历史，而只愿意抓住那些与个人经验密切相关的琐碎但却常常充满温馨的人与事。孙犁称自己是“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杨绛记住的是“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清世态人情的真相”。一段最有可能演化为“政治文化”的记忆，被化成了人生沧桑的平淡和一份淡漠的温情。惟有巴金一再地坚持“说真话”，说出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仍被作为一项刻意争取的权利。但从巴金笔下写出来的，更多的是现实的片段，那段过去的历史（主要是“文革”）是一个含糊不清但恐怖笼罩的梦魇，清晰地潜藏在现实背后。历史被简化成了一个噩梦，一个只需要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但却永远难以摆脱的噩梦。尤为沉重的是，个人不仅是历史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历史的合谋者，只要巴金仍旧面对过去，就必须不断地忏悔自身。但是，这种忏悔并不是出于普通人的良知，而是一份“文化英雄”的自觉。只因知识分子被视为文化英雄，因而他们对历史就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于是，历史的焦虑被个人道德焦虑取代，而这种道德焦虑，无疑是无数知识分子骄傲地自诩的。然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九死而不悔”的执著背后，在一种“儿子怎能怨恨母亲”的忠诚背后，是那段屈辱的历史留下的无法轻易地被改写的复杂记忆。

四、90年代：重返创伤情境的迷离路径

与80年代的主体叙述相比，有意味的是，在90年代显现出来的“反右运动”资料和回忆中，一个明显的症候是：历史当事人作为个体书写者开始成了清白之身，一个被历史强暴的无辜的“局外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道：“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这样一种被欺骗的口吻大量地出现在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描述之中：“只因为我对党说了实话”、“我听话成了‘右派’”、“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等。历史的暴政性被极大地凸现出来，当事人的怨恨情绪明确无误地流露在文字表述之中。在相关的回忆录和研究文章中，1957年的历史因而成为一段“梦魇”、一次“苦难的祭坛”，和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迫害。
正如本文前面曾引用乐黛云和舒衡哲的对谈中谈到的，“似乎觉得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说的人越多，越是没有新的话可说”。但从不同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叙述者的表述中，还是可以看到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评价。据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更加清晰地看出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知识分子”历史叙述的特征。
明显是按“畅销书”方式写作出来的《人民记忆50年》（宋强、乔边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序言中提出“反对妖魔化历史”，实际上是从民族主义情绪出发，为历史的合法性做注解。这本以“人民记忆”命名的书，通过描述“老百姓”（一群无“知识”但却保持着朴素而淳朴情感的农民形象），对知识分子近乎厌恶的态度和知识分子自身表现出来的缺陷，似乎印证了官方文件的解说：知识分子被批判，很大程度上真是他们自己“有问题”。而奇怪的是，这种叙述是以“人民记忆”的名义发出的，而其针对的，恰恰是知识群体描述的苦难和冤屈记忆。《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则以一章的份量，来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熟”，认为他们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始终采取的是“旧式民主活动”的方式，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本书的论述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因而毛泽东的忧虑和“引蛇出洞”都带有较大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知道如何配合他的想法。类似的说法表明，当人们从一种“非”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时，常常突出的是历史事件产生的合法性，而对于知识群体的同情是很稀薄的。从那些作为反右当事人的后代对50年代后期的历史评价来看，他们给予父辈的“待遇”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这些“后代们”不断地指出父辈因为那段历史而造成的人格上的萎缩，甚至指责他们丧失气节。唯一向父辈表示了敬意的是谢泳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描述。──不同的历史叙述的差异，或许与当前的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分化的事实有密切的关系，但我更关心的是在这些叙述中包含的意义网络，以及知识分子记忆在其中占据的位置。
以上列出的一些讲述历史的方式，与“反右运动”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形成了某种张力。或许正如黄平所说：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在公众中的社会—政治形象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贬损” 。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对这次运动的不同描述之中。但在1998年知识分子写就的与反右运动相关的书籍中，却完成了一次清晰的历史指认。人们在返顾过去时，非常明确地把自己和历史区分开来：一个是施虐者，一个是受虐者。为什么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当事人）的历史叙述中，50年代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一个明确的压抑机制？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压抑已久的情绪的表露，而且同时也表明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补偿与合谋的虚构性叙述，转为怨恨情绪的纪实回忆，这是80-90年代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最大差别。尽管90年代出现的许多回忆录，并没有比80年代的伤悼散文在内容上更进一步，但那种怨恨、冤屈的情绪表露却十分清晰。这种怨恨情绪，或许可以看成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直接反映。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马上可以联想到的，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市场机制下的社会位置“边缘化”话题。对于曾有右派经历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意味着补偿性的体制空间的缩减和体制威慑力量的减弱。事实上，补偿和威慑是同一行为的两面，一旦体制外的权力空间——市场机制，开始成型，这段隐晦历史就必将浮现出来。在市场机制中，知识群体与体制之间有了一个缓冲地带，一个以“挪用与遮蔽”的方式构造起来的“特定的意识形态症候与其实践内容”的共用空间 。但1998年的“反右”书籍显示的，却远不仅仅是一次商业消费，而是一次政治情绪的直接发露和自觉的政治行为。知识群体试图借助这一历史记忆的“清算”，在与政治体制的“对决”中，完成知识分子形象的意识形态构造。正因为此，与历史史料和记忆伴随的，是对记忆的重新书写。
在1998年出现的“反右”以及与之相关的书籍中，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症候，是一些反抗暴政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中被“挖掘”出来。最典型的是顾准。1994年，为纪念顾准80周岁而出版的《顾准文集》，于不经意间在图书市场上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畅销书”。1997年《顾准日记》，1999年两厚本《顾准传》（罗胜银、高建国著）和评价顾准的大批文章，足以构成“顾准现象”。事实上，顾准最重要的著作《希腊城邦制度》80年代初期出版时，就在当时的高校中也引起了不算小的影响，但那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于顾准的讨论。而90年代出现的顾准现象，与几乎同时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颇为清晰的。“人文精神”讨论最早的一个话题是“二王”（王彬彬、王蒙）关于“聪明”的论争，王彬彬认为知识分子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聪明”和软弱，而缺乏“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的独立精神 。王蒙等面对这种指责，尽管愤怒，却也似乎并没有找出多么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而在此后展开的讨论中，这段历史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真的在当代历史中有过完全被清洗的经历，那么对于曾经经历了那段历史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同时，从这段历史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地缺乏“独立”的精神传统，缺乏“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难”的高尚精神品质 ，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判断。因此也就可以想象，当人们在历史中“发现”了顾准，一位在艰苦的条件下追求真理的思想斗士，而且他的思想达到了“整整超前了10年” 的深度，欣喜之情会多么强烈。于是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故事：有海外学者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质问大陆学者，在60年代与70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象样一点的人物？一位70多岁的老学者应声而起：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当代知识分子对于拥有顾准这样的英雄，其骄傲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而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又是多么需要一些这样的英雄来洗去历史的屈辱感。
本文第二节提及的关于“思想平反”的呼声，或许正来自这种重建知识者“尊严”的需要。在“思忆文丛”、“野百合花丛书”等史料编撰者眼中，当年留下的文字，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捍卫理性的尊严”的“精神遗训”，是这段历史并不缺乏“英雄”的明证。但是有意味的是，90年代以来，在越来越多的文章和论著中，据以阐述这段历史的意识形态内涵，则逐渐集中到了“自由主义”理论和姿态之中。在《顾准日记》的序言中，李慎之将顾准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朱学勤则进一步将这种思想立场看作是“第一次破题，发出了1998年自由主义言说的第一声” 。谢泳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教授当年》等书中，非常确定地描述出了“西南联大”和《观察》等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失落流脉，“仔细一想，整批倒下去的都是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自由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指从胡适式“自由主义”传统中延伸出来的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知识群体，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理论和文化立场。而这样一种被明确地表述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和文化立场，与90年代知识群体分化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事实上，真正有意味的不是“自由主义”被作了什么样的理解，不在于它所指涉的“自由”、“民主”、“独立”等内涵，而在于这种理论形态和文化立场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具体针对性，以及它在面对当代中国历史时所作的改写。
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特别强调顾准等人的“自由主义”身份，一方面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出现了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把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归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是为了将其与左翼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另一个未曾明确表述的内涵则是，在现代（尤其是当代中国），只有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保持了知识者的尊严，实践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而这样一种思路，在90年代知识界反省历史时，似乎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那就是从“左翼”的一极走向“自由主义”的一极。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的重新评价中，被赋予“自由主义”称谓往往同时意味着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思想和更“高尚”的道德力量。类似的理论立场也表现在刘小枫的论著《沉重的肉身》，以及对丹东及法国大革命，《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时代的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读方式中。以个体伦理、民主、自由等名义完全改写革命时代的记忆，并似乎是以一种翻然醒悟的姿态，在完成对革命记忆的全部抹杀。这种断然与历史洗清关系的叙述，如果说它确实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叙述的可能性，但同样是以压抑他者叙述为前提的。欧美一系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中确实遭遇了悲惨的命运，但让人难以认同的，是叙述者将“左翼”知识群体与权力体制混为一体，而丝毫不曾考虑“左翼”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分化以及他们在权力体制中遭受的同样悲惨的命运。从历史史料提供的复杂情形来看，在反右运动中，那些最早最急切地跳出来批判“三害” ，并对批判“三害”具有极高热情的知识分子，主要并不是当时具有自由主义立场或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而是那些对革命抱有真诚信仰的左翼知识分子。当时对民主、公正的理解，也主要是在革命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想像中展开。与其说这些批判者是在实践胡适式欧美自由主义立场和文化理想，不如说他们是在要求实现更为理想化的人民民主。支持他们对现实作出批判的文化信念，也主要不是与体制实行公开对抗的“独立”精神，而更主要的是左翼文化逻辑中必然包含的“不断革命”的激情。实际上，导致1957年悲剧的核心因素，是左翼激进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体制建立在左翼文化基础上，并把自己看作是左翼革命文化的现实成果，但是它并不能承受“进一步革命”的冲击和颠覆。可以说，在1957年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而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这多重矛盾中并不占据主导位置，甚至不构成矛盾的主要侧面。
但1998年浮现的诸多叙述，却把“自由主义”放到了核心位置，并认为这场对社会主义体制本身也构成巨大损耗的历史灾难看作是一部“自由知识分子”悲壮覆灭的历史，不能不说它掩盖了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与80年代那种“欲说还休”的暧昧态度相比，90年代的这种叙述更为简单化。当代中国的这段历史，对于后来者，是一段不得不面对的沉甸甸的“遗产和债务”。它需要人们重新讲述，但这种讲述不是要洗清个人与历史的干系，不是以“审判失败者”的逻辑将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化逻辑宣判为非法，当然，更不是从阐述者身处的现实文化逻辑出发，从那段历史中“抢救”出几个引以为骄傲的英雄。也许真正必须正视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历史“矛盾”，是真实地进入历史中时所遭遇的那种悲壮的尝试和残酷的结局之间产生的触目惊心的矛盾。
也许直到90年代，中国的知识群体仍然难以获得较为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段历史。当然不需要我们去论证“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是需要去澄清一段难以澄清的历史，需要正视这段历史的全部复杂过程和后果。历史不存在“空白”，同样，历史也不可被轻易抹去。正视历史悲剧，并不意味着无视历史的复杂性。90年代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是，知识界的许多历史叙述非常明确地试图确立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份，并把它定位在“自由”和“民主”之上。这种变化是市场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开始，还是另一种用自由的名义重新建构市场主义的方式之一？一个并不粗略的描述是，当代学界对于自由知识分子传统的重新重视，是从60年代由海外汉学研究开始的。他们试图赞美那些在“集权体制”下英勇斗争的英雄，并强调自由的知识分子必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遭受屈辱。这种叙述当代大陆历史的方式与“冷战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思想在80年代后期进入大陆学界。在宣称了“历史的终结”的90年代，正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所说的，有一种“新自由主义神学” 。当它面对革命时代的暴力记忆时，似乎显得特别有效，因为一种足以与“多数民主”体制相抗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已经清晰地浮现出来，作为别一生存空间和相抗的意识形态，显示了有效的对抗性。但“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的二十世纪，都只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和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 。而在90年代的中国，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完成的全球资本扩张过程，或许才是更为迫切的事实。当知识界夸张地将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改写为一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难史或以“自由主义”名义审判历史记忆时，或许回避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经验。

本文原载于戴锦华主编的《书写文化英雄》（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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